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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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晴圓缺都是淚

 

中篇小說 連載之二(上接第28期)

 

慈航普渡

 

 

page146Title二、“回鍋肉”要炒幾次

 

缺吃少穿的年頭,陶繼明回到了生他養他的窮山溝,臉上添了許多滄桑,身上少了許多肉,少了一些書生氣,似一根被蟲蛀了些斑點,已經開始發黃的楠竹。在這裏他已經無家可尋,好心的鄉親挪出一間小屋,讓他棲身,分出一點土地給他耕種。

“春耕一粒粟,秋收萬顆籽。”一年的辛苦換來的收成。勉強能填飽陶繼明的肚子。為了感謝鄉親們的關懷,他毅然辦起了義學,免費教窮山溝的小孩識字,算算數。

孩子們喜歡他,有時候給他帶來一杯米,一棵青菜,甚至一只用彈弓打下來的小麻雀,一隻在河溝裏捉來的小螃蟹----真乃“禮輕人義重”,給陶繼明極大的安慰,無限的溫暖。

孩子們有時候對他說:“老師,我們的爸爸媽媽都說您是好人,您的爺爺、爸爸、哥哥也都是好人。”

聽到這些話,陶繼明一邊點頭,一邊笑,一邊流淚,提醒孩子們不要到處“亂說”。孩子們不解地望著他問:“為什麼不可以說呢?”

“你們長大了就會明白的。”

 

春天,窮山溝來了一批城裏的大學生,三三兩兩被分配到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家中,與他們實行“三同”。

陶繼明喜歡他們,但沒有資格接納他們,有關方面還明文規定,不准他這樣的人接近學生。陶繼明也怕接近他們,一怕“觸景生情”,引起自己回憶夭折了的大學生活,回憶起失去的牛雲。二怕與學生接近給自己帶來難以預料的麻煩。於是總是遠遠地看見他們就立即躲開。

冷風吹了幾天,冷雨下了幾天,太陽終於出來了。陶繼明坐在門前的矮凳上,靠著門框曬太陽,雙目微閉,默誦著《寒號鳥》:“得過且過,得過且過……

迷迷糊糊中,見一位姑娘向他走來,長相酷似牛雲,心裏不禁一驚,睜眼一看,原來是住在附近貧農家的那位女大學生站在他的面前。

陶繼明慌忙站起來,欲躲進屋去,誰料這女學生卻上前一步阻攔他,而且恭恭敬敬地稱他為老師,並自我介紹說:“我是來這裏鍛煉的學生,我姓劉,名星,你就叫我劉星吧。”

“啊――――――”陶繼明後退著給她讓坐,不斷地點頭哈腰,不知說什麼好。

坐定以後,劉星才慢慢對他說:“老師,我想向您請教,您是怎麼揭了‘帽子’的?”聽他提出這個敏感的問題,陶繼明警惕地瞥她一眼,心想她打聽這幹什麼呢?

“我哥哥和你一樣是‘右派’,至今還戴著這頂不光彩的‘帽子’而沒有自由。我想向你取經,幫助他早日‘脫帽’,成為和你一樣的自由人。”

“啊!”陶繼明明白了,說,“這――這可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事。”

他確實說不清楚,也不敢說清楚,因為他確實沒有那個水平,也沒有那個膽量,只能令劉星失望而去。

俗話說“愛屋及烏”,“同病相憐”,劉星愛自己的哥哥,同情自己的哥哥,便因此而喜歡陶繼明,同情陶繼明。只要有空閒時間,她就跑到陶繼明這裏來問這問那,要他講自己的經歷,自己的遭遇。有時還替他縫縫補補,洗洗刷刷,批改孩子們的作業。

她那女性才有的溫柔體貼,滋潤了陶繼明幾近乾涸的心田。他象枯木逢春,漸漸有了生氣,有了笑容,人的情與性也隨之復蘇。但是,他不敢有非份之想,更不敢向人表白,總是儘量壓抑自己,克制自己,不讓流露出丁點人的正常感情。

陶繼明怕犯“天規”,“初生牛犢”的劉星卻不怕。她找機會向陶繼明暗示了一次,兩次,見他毫無反應,劉星冒火了,逮住他質問:“你是不是人?你是真不懂還是裝糊塗?你拿我不當人看待。”

“不――――――不是,我――――――我怕。”陶繼明囁嚅道。

“怕什麼!有什麼好怕的!”說完,她轉身就走,氣衝衝的。

陶繼明慌了,沖到她面前,張開雙臂,對她說:“你別走,別走!讓我想想。”

劉星抿嘴一笑,向他撲去,可惜他退縮了。

氣走了劉星,陶繼明“咚”的一聲落在矮凳上,氣呆了。

 

夜晚,躺在床上的陶繼明難以入眠,他問自己有資格愛和被愛嗎,有能力去愛和接受愛嗎。再說,從前為他受苦受難的牛雲在哪里,還沒有弄清楚呢。這時他才意識到應該寫封信給牛雲了。

他披衣下床,點亮油燈,提起了筆。怎麼稱呼牛雲呢?稱“親愛的”自然不妥,稱“同志”或直接稱呼全名,似乎太陌生太疏遠。想過來,想過去,始終定不下來。寫什麼內容呢?總不能劈頭就問“你結婚了嗎?”轉彎抹角吧,讓她去猜,又覺得不對,是對牛雲耍花招,要不得。

他在床上輾轉反側,想了很久很久,突然想起自己曾經送給牛雲一張照片,照片背面還題了一首詩,於是茅塞頓開,在紙上寫起來:

 

“等著我吧,

我會回來的,

當黎明到來的時候。

 

等著我吧,

我會回來的,

當春風吹來的時候。

 

也許

在黃葉飛舞的暮秋,

也許

在寒梅怒放的隆冬,

回來了!”

 

一首詩便是一封永遠寫不盡讀不完的信,寄往哪里呢?仔細算算,牛雲已經大學畢業幾年了,如今在哪里工作呢?考慮再三,他決定將信寄到牛雲的老家,拜請伯父伯母轉給她。

 

信按陶繼明的想像送到了牛雲手裏,她捧著它,象捧著偷來的寶貝,又高興又害怕,一個人藏在家裏偷偷地看,偷偷地想,偷偷落淚。她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親了一次又一次,然後悄悄地藏起來,考慮如何給陶繼明回信。

她想,除了父母以外,丈夫就是最可靠的人了,於是把陶繼明來信告訴了丈夫,向他討主意。

誰知道,他很不愉快地說:“討厭!把信給他退回去,退回去!堅決地退回去!而且把信寄給組織,由組織去處理。另外附上你的聲明:第一,你已經結婚,有個幸福的家庭、叫他別來破壞。第二,請組織出面干涉,不准他再給你寫信。”

丈夫的話那麼硬,那麼冷,那麼令人傷心。牛雲對此既難過,也表示理解。但她不忍心按照丈夫說的辦,她怕傷害已經受了嚴重創傷的陶繼明,便自作主張給陶繼明寫了一封短信,告訴她自己已經結婚了,過著平常人的生活。

 

看了牛雲的來信,陶繼明對她絕望了,也輕鬆了。於是從一隻破木箱裏翻出隨他去過公安局、勞教營而保存至今的牛雲的照片,把它供在搖搖晃晃的飯桌上,然後走出門,從地裏采來一束金燦燦的油菜花,獻給“牛雲”,恭恭敬敬地對她三鞠躬,悄悄地對她說:“親愛的雲妹,我祝你幸福!你有了好的歸屬,我放心了。”照片上,牛雲對他微笑著,那麼單純,那麼天真,令陶繼明禁不住淚流滿面。

“老師,你在做什麼?”劉星冒冒失失闖進來,把他嚇了一跳。

“我――我在祝福我的一位朋友,她---她結婚了。”陶繼明結結巴巴地說,指著桌上的照片。

“是你過去的女朋友吧?”她伸手拿過照片來看。

“別――別動!”

“看看都不可以嗎?”她眼睛盯著他問,把照片放了回去,話鋒一轉說,“你怎麼辦呢?”

“我――我不知道。”

“也該想想自己了。”劉星背過身去說。

“我---我可不想這些。”

“為什麼?”她轉身面對著他。

“我――――沒有資格,沒有這個權利,也沒有能力――

“難道你不是人?不是和她,和我一樣的人?難道你還戴著那‘帽子’?”她又氣又急地說。

“是――不是。可是,可是――”他吞吞吐吐。

“可是什麼?”她更急了。

“有些事不象你想的那麼簡單,實際上我已經是帶‘罪’字的奴隸了。”

“什麼叫帶‘罪’字的奴隸?”她不懂而問。

“就是說,我永遠是‘右派’,永遠不能與人平等了。”

“這有什麼關係,我哥哥現在還戴著‘帽子’,我仍然稱他為哥哥,和從前沒有兩樣。”

“那是他,不是我。”

“他怎麼樣?你怎麼樣?我只曉得你們都是好人,我喜歡你們。”

……”陶繼明無言以對,被她天真、單純,大膽的言行深深感動了。

陶繼明喜歡她,愛著她,卻希望她快快離開自己,走得越遠越好。他思忖了片刻,語重心長地對她說:“劉星,你還小,許多事你現在還不懂,以後你會明白的。”說罷,他拿過牛雲的小照,指著背面的贈言:“歸來吧,親愛的你!我永遠永遠等著你。”讓她看,並說:“可是現在,她不得不――

“無情鳥!鬼燈哥!”劉星罵起來,打斷了他的話。

“不許你胡說!”陶繼明怒喝道,把劉星給嚇懵了,本能地倒退了幾步。

陶繼明這才意識到自己態度過火,便不好意思地請劉星坐下,給她講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一段悲傷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

戰爭爆發了,丈夫將要上前線,與妻子惜別時,他吻著她,再三說:“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

妻子“嗚嗚”地答應著,已經泣不成聲。丈夫終於鬆開了她,走了。

戰爭終於結束了,丈夫卻遲遲未歸。望穿秋水的她天天想、夜夜盼,等來的卻是一封裝在三角形信封裏的蘇聯紅軍陣亡通知書。

後來,她嫁給了一位從前線歸來的傷兵,過著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生活。

一年以後,她的前夫突然回來了。

怎麼辦?

結局是前夫離開她走了。

聽完故事,劉星說:“我懂了。”想了想又說,“可那是戰爭啊!”

陶繼明沒有再作解釋,心想,劉星太年輕太天真,無法給她說清楚,而且也不宜對她說得太多。他還想,有位偉人說過:“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此話有理。回憶起來,自己所經歷的確實不是流血的戰爭,而是一場由“整風”“反右”“交心”組成的不流血的政治(運動),其威力之大,破壞之猛,災難之深,流血之多,的的確確不亞於戰爭。

 

不久,陶繼明又被捕了,罪名是“抗拒改造”,罪證是他在屋邊種了兩棵桃樹,結了幾斤桃子,拿到街上去賣了幾元錢,走資本主義道路。時間大約在“四清”時。

陶繼明慶倖自己沒有接受劉星的愛情,沒有再害一位女大學生,赤條條孤身一人,好不自在。

第二天,窮山溝召開批判大會,陶繼明被押上批判台,主持會議的書記向群眾宣佈:“陶“右派”走資本主義道路……

“注意,我已經揭了帽子。”陶繼明馬上提醒他,打斷了他的活。

“揭了帽子也不准搞資本主義!”

“請問,啥子是資本主義?啥子是社會主義?”陶繼明微笑著,向書記發問。

書記一時答不上來,於是惱羞成怒而吼道:“不許‘右派’翻天!不許你亂說!”台下便有人帶頭高喊:“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右派’陶繼明!”“陶繼明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霎時,群情激昂,口號震天,對陶繼明怒不可遏。

陶繼明卻不慌不忙地對大家說:“鄉親們,請息怒!讓我把話說完再打倒也不遲。”

會場立即鴉雀無聲——奇怪嗎?奇怪。我也感到奇怪。只聽陶繼明在問:“前幾年搞‘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你們認為是進入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不是?”

“是。”有幾個人回答。

“我不同意。”陶繼明說,準備著迎接他們的拳頭。可是,群眾中毫無動靜,氣得書記七竅冒煙,扇了陶繼明一記耳光。

這一耳光,扇紅了陶繼明的臉,扇出了陶繼明的勇氣,他雙目圓瞪,指著書記的鼻子說:“只有你同意,只有你喜歡,只有你認為,那餓死了成千上萬人的做法是搞社會主義。因為那時候只有你和你們這種人,才吃飽了,吃好了,長得肥頭大耳。”

聽罷,台下的群眾不斷地點頭,竊竊私語“是的,是的”,“就是,就是”;讚揚陶繼明“說得好,說得好”;為陶繼明今天說出了他們多年來想說,卻不敢說的心裏話而由衷地高興。

但聽陶繼明還在說:“如果說,實行‘三自一包’,包產到戶,讓鄉親們吃飽了;如果說,在田邊地角荒地種蔬菜,進一步改善了鄉親們的生活,就是搞資本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話,我心甘情願跟著走。我不考慮什麼主義,也不考慮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鄧小平主事,誰讓我們過上好日子,我就說他好。鄉親們,你們說,我的看法對不對?”

無人回答,也沒有人敢回答。只有嚇破了膽的劉星問:“陶繼明咋個這麼膽大?”答曰:“他是破罐子破摔,不要命了,才敢說真話。”

 

到了監獄,看守問陶繼明:“你‘回鍋肉’要炒幾次?”

他冷澀地一笑說:“隨便。”

開飯時看守對陶繼明們說:“每天就這麼三、四兩飯,要你們這種人吃不飽也餓不死,斷子絕孫。”

陶繼明置之一笑,心想:“我才不要我的子孫來到這世界上呢。”

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陶繼明被第二次釋放,同一位難友一起離開了勞教營。

當晚,兩人住在一家“雞毛店”裏。睡到半夜,被“砰砰砰”的敲門聲驚醒。開門一看,兩個全副武裝的員警手持短槍站在門口,命令他們:“舉起手來!你們被捕了!”

他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莫名其妙,卻習慣地舉起雙手,讓他們銬上帶走。

到了監獄,他倆被單獨隔離起來。

陶繼明忍不住問:“我剛出去,還沒有走多遠,就犯了什麼罪?”

“你包庇反革命,與反革命同罪。”

“我包庇誰了?”他搞不清楚。

“與你同行的那個人。”

“啊!”陶繼明恍然大悟,說,“可他---他是你們才釋放的呀!我怎麼知道――知道――”他感到冤枉。

“不許多說!”看守打斷他的話,嚴厲地說,“再說就罪加一等。”

他們把陶繼明關進了讓最反動的反革命分子“享受”的陽光屋,這房子全部用鋼化玻璃砌成,人住在裏面,夏天被太陽灼得冒煙,冬天被冰雪凍得發硬。寒來暑往,陶繼明被熬盡了脂膏,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已奄奄一息,可仍然不明白為什麼說他包庇了反革命。

苦難的日子漫無盡頭。一天,看守打開門喊:“陶繼明出來!看你還老實,送你去吃幾天營養伙食。”

陶繼明心頭一驚:“該不是去吃‘花生米’ 吧?”轉而又想:“吃‘花生米’也好,一了百了,免得天天受活罪。”便從地上爬起來,跟著看守趔趔趄趄地走去。

一個月以後,陶繼明被第三次釋放,原來這次抓他純屬誤會——他根本不知道,更沒有參加什麼馬列主義‘右派’同盟,而且這個“同盟”根本就不存在。

 

回到窮山溝破屋裏的陶繼明,腦子裏空空如也,似一具行屍走肉,似一根長期壓倒在地上,開始腐爛的竹子,每天只曉得吃,吃沒有吃飽也不清楚;只曉得睡,一睡就起不來。好心的鄉親們給他送來吃的,穿的,用的,時時提醒他,事事記掛著他。過了一月又一月,陶繼明才慢慢恢復些元氣。

老人開導他說:“繼明,從此以後,你要乖乖聽話,不要再犯王法,免得受活罪。你的爸爸,哥哥都是犯了王法才遭不幸的。”

同輩人勸他:“兄弟,你以後就和我們一樣下地幹活,分糧吃飯,不要再自己種棵樹,栽根草,那資本主義道路是走不得的,是條死路呀!”

小青年說:“陶叔,你錯就錯在去上了大學,那大學盡搞些怪。你讀了大學,才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不成那東西,你就不會一而再,再而三的坐牢。”

鄉親們語重心長的勸慰、給陶繼明無限溫暖,令他十分感動,可也讓他心酸,難過、悲哀,不禁問自己:難道爸爸參加地下党,幹地下工作,打進敵人心臟,策反迎解放錯了?難道哥哥繼承父親遺志,在剿匪中光榮犧牲也錯了?難道,難道只有庸庸碌碌地過日子,作任人宰割的羔羊才對?想了半天,既得其解,又不得其解,疲倦得睡著了。

 

三、滴血鴛鴦

 

有道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且說一九六四年,窮山溝裏來了一批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其中有一名女知青,在姊妹中排行第九,大家便親熱地呼喚她九兒。

九兒本是川南小鎮一所護士學校的學生,大躍進時,她和同學們放下書本,背上背包,上山開礦,伐木煉鋼。她們幹得歡天喜地,廢寢忘食,曬黑了臉膛,熬紅了眼睛,瘦掉了一身肉,換來的卻是一堆堆不是鐵不是鋼的鐵渣。任務沒有完成,這些未來的護士們從各人家裏拿來鐵鍋、鐵鏟、鐵鉤----一股腦兒扔進“高爐”,變成鋼鐵,有位女同學還把家裏的一張鐵床也捐獻了出來,付之一炬,才算“大功告成”。完成任務後,准護士們載舞載舞、欣喜若狂,慶祝大煉鋼鐵勝利。

喜歡動腦筋的九兒想了想,悄悄地問坐在她身邊的同學:“你認為這是勝利嗎?”

“是的。”

“我卻認為是失敗,是在搞破壞。”九兒說。

“不要亂說!不要亂說!”那同學連忙制止她,同時站起來迅速離開。

為這一句話,九兒被全校批鬥多次以後,開除出校門,罪名是:“惡毒攻擊大躍進,大煉鋼鐵,三面紅旗。”

從此,九兒走上了悲慘人生路。

 

回家以後,九兒上初中時的一位元化學老師很同情她,還因她原本是化學尖子,就想方設法把她弄到自己手下當實驗員,但由於她的檔案上寫著“攻擊……”,勞動局就不予批准,因此她只能做臨時工。不久,與大躍進接踵而來的國民經濟大滑坡,關閉了不少工廠和學校,造成失業人員劇增,到處都在裁員。按當時的政策,九兒這種人自然首當其衝了 ,而且這一失業便成了永恆。

為了生存,九兒幹起了手工活。她有一雙會繡花編織,裁剪縫紉的巧手,她繡的“喜鵲鬧梅”,“花好月圓”,“寒鴨戲水”,“遊魚可數”----人見人愛,都誇她手下的鳥在飛,鴨在叫,魚在遊,花兒散發出陣陣清香,溪水清清亮亮。

她編織的毛衣,花樣翻新。在男式毛衣上編織一隻展翅飛翔的大鵬,名曰“鵬程萬里”;在女式套衫上編織幾朵鮮花,名曰“花香人美”;在小孩子的外套上編織一條小豬,小狗,活蹦亂跳,讓孩子見了非要爸爸媽媽給買不可。九兒的生活才因此有了著落。

不久便有人誇張地說:“九兒發財了。”

“發財了,怎麼發的?”居委會主任——九兒的表嫂詫異道。

有人便添油加醋地告訴她,九兒怎麼怎麼吃不完,用不光,如何如何的富得流油——把主任的眼睛都吹“紅”了。她不禁想:真是豈有此理, 在我的地盤上搞單幹賺錢,竟然對我這個“土地婆婆”沒有一點表示,太不把我這個主任放在眼裏了,看我不收拾收拾她才叫怪。

 

第二天,主任嘴裏叼著一塊肉,邊走邊吃,邊唱邊笑。擺著大腿,搖著屁股,來到九兒家門口。見九兒正低著頭繡花,似乎還沒有察覺她已駕到,便將嘴一歪,身子一扭,陰陽怪氣地拖長聲音說:“恭喜你啊!九兒,你發大財了!”

九兒被這怪聲一驚,手一抖,被繡花針刺了一下,連忙站起來給居委主任讓坐,陪著笑臉說:“主任,你來了。請坐!請坐!我這就給你沏茶去。”

主任毫不客氣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雙手交叉在胸前,蹺起二郎腿,昂首望天,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態。

九兒雙手捧來一杯茶,恭恭敬敬地獻到主任面前,然後侍立在旁,小心翼翼地問:“今天是哪股仙風把主任給吹來了?”

“聽說你開了個店,我來看看。”她把重音放在“店”字上。

“不是開店,只是做點手工活,找碗飯吃。”九兒老老實實地說。

“我才不相信呢。”說罷,她站起來,在屋裏搜索巡查起來。突然她眼睛一亮,被掛在牆上的那幅“金蛇狂舞”刺繡吸引住了,連贊幾句:“好!好!好!這小金龍象真的活的一般,太妙了!太妙了!你能給我繡一幅嗎?”

“可以,可以。”九兒連忙笑應道,“你如果喜歡牆上這幅,我把它送給你好了。”說罷,

九兒馬上將“金蛇狂舞”取下來,畢恭畢敬地奉獻給她。

“哎呀,不敢當!不敢當!”主任一邊裝模作樣地往後退,一邊伸手把繡畫接了過來,迅速放進手袋,大搖大擺地走了。

接著,主任又派人捎來口信,要九兒給她繡一對“鴛鴦戲水”的枕套,編織一件“富貴牡丹”的毛衣。九兒一一照辦,做好以後還親自給她送上門去。

主任高興了,滿足了,天天都來“關心”九兒。“碰”上午飯吃午飯,“碰”上晚飯吃晚飯。有時還帶上兒子,女兒——九兒的表侄兒女,說是來看表姑繡的花,向她學手藝,嘗嘗她弄的好飯好菜等。

九兒心裏直叫苦,卻不敢有半點流露,絲毫怠慢;哪怕是她家的貓兒、狗兒來了,也要買點泥鰍、骨頭之類來款待它們,因為她深知這位“土地婆婆”是得罪不得的。由於九兒捨得用肉包子打狗,才得以混下去,暫時沒有餓肚皮。

 

然而好景不長,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了,什麼“三自一包”,“三大一小”通通滾蛋。九兒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餓肚子了,她不得不另尋出路。

她省吃省喝,備了一分厚禮,來到主任家,求她幫忙,給她派個工作。主任滿臉堆笑,拍著胸口對她手:“你的事我包了!最近要下達一些就業指標,你想去哪,我保證把你分配到哪。你是我的親表妹,又對我這麼好,我能不管你嗎!”

“主任,那就謝謝你了。”

“不用謝,不用謝。”主任假惺惺地說,話鋒一轉,“不過——想來也是,如果不是我頂著,你早就戴上搞資本主義的黑帽子了。”接著,她口頭編了個幫助九兒逃脫厄運的故事,令九兒感激涕零,覺得主任表嫂對她太好了。便接著說:“表嫂,主任,你對我的大恩大德我一定永世不忘,還望你幫人幫到底,給我一條活路啊!”說這些話時,九兒已經淚水盈眶喉嚨發哽了。

“沒問題,沒問題,過兩天你就會聽到好消息。”主任馬上打包票,九兒才放心地離開了她的家。

可是,一等就是七,八天,甚至十天,半月。眼看著一批批待業青年上崗,卻沒有自己的份,她著急了。可是退一步想:自己出身不好,又犯過錯誤,主任要幫我得八方做工作,夠難為她的了,我再等等吧。

一月過去了,仍沒有消息,九兒才鼓起勇氣去向主任打聽情況。主任翻了翻名冊,又搖頭又歎氣地對她說:“表妹,氣死我了!我早就把你分配去幼稚園工作,不知是那個挨刀短命的,把你的名字改成了別人的名字,把我瞞到現在。今天如果你不來問,我還不知道呢!如今‘生米已成熟飯’了,我要為你挽回都不可能了。”她兩手一攤,做出無可奈何的樣子。

聽她這麼說,九兒的心冷了,再也說不出話來,同時她也明白了,站在她面前的主任,她的表嫂,從小由她父母親自撫養成人的表嫂,是在演戲,耍弄她。誰不知道這個居委會的大事小事都是她說了算,誰也不敢在她這個太歲頭上撓癢。憋著一肚子氣憤的九兒想罵她幾句,但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心想:“主任是罵得的麼?”

 一晃到了一九六四年,主任在動員上山下鄉大會上說:“誰先下鄉,誰就是先進青年,以後就先安排工作。”九兒和一些老實人便帶頭下去了,他們中誰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場騙局。

他們前腳走,後腳就有人踏上工作崗位。他們氣得背地裏大罵主任,但已經無濟於事,只好忍氣吞聲,盼望鍛煉一段時間後,能夠回城工作。

他們天天想著,夜夜夢著回城,回城,回城。

可是,他們的夢越來越不妙,越來越恐怖,一場洪水猛獸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他們的幻想完全粉碎了。不僅他們回不了城,而且展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批又一批,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宏圖。知青們把“廣闊天地”塞得密不透風,他們分種農民本來就不夠種的土地,分食農民本來就不夠吃的口糧。加之極左思潮的氾濫,天長日久,知青與農民的矛盾,尤其是與幹部的矛盾便激化起來。於是不斷發生幹部毒打知青,知青圍攻幹部的惡性事件。有的幹部把知青看成眼中釘,肉中刺,非拔掉不可。他們把看不順眼的知青劃為五類分子,對他們殘酷批鬥,無情打擊,女知青則成了他們侮辱糟蹋的對象。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