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鄧玉嬌有罪免罰說起

 劍中

 6月16日，湖北巴東法院一審判決鄧玉嬌“故意傷害罪”罪名成立，但屬於防衛過當，且鄧玉嬌屬於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有自首情節，對其免除處罰。15日，當局公布鄧玉嬌心境障礙(雙相)，屬部分(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法醫鑒定，已為這一判決做好了鋪墊。

這個判決非常荒唐：具部分(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鄧玉嬌，導致一死一傷的嚴重後果，搆成故意傷害罪，居

這個判決非常荒唐：具部分(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鄧玉嬌，導致一死一傷的嚴重後果，搆成故意傷害罪，居然不用服一天實刑！

案發後，鄧玉嬌在第一時間打電話“報警”，怎麼成了“自首”？認定鄧玉嬌正當防衛，“故意傷害”從何談起？防衛過當本身不是一個罪名，只是量刑的參考情節。鄧玉嬌在制止鄧貴大、黃德智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過程中，並未超出必要的限度，處於絕對弱勢的她，無法在不運用武器的情況下制止不法侵害；在不法侵害終止後，鄧玉嬌即停止了防衛行動，“過當”之說顯然有悖於法理。

人們有理由為鄧玉嬌恢復自由感到慶幸，當局在民意的巨大壓力下，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留下一個“故意傷害罪”的尾巴，不過是為了震懾敢於奮起抗暴的民眾。畢竟，不是每起抗暴案件都能像鄧玉嬌這樣引起全國關注，抗暴的原因更是千差萬別，絕非反擊性侵犯一種而已。

如此判決，不僅在某種程度上順應了民心，還為打壓民眾抗暴的獨裁統治開啟了綠燈；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當局真是用心良苦！

媒體的相關報道儘管無比隱晦，但字裡行間仍然有一股風暴的味道：“整個庭審期間，鄧玉嬌說話不多，聲音也比較小，但思路很清晰。”

“思路很清晰”，一語道破天機：鄧玉嬌沒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恬不知恥的中共政權。

可以想象，如果鄧玉嬌是一個被黑監獄非法綁架、關押的訪民，為制止不法侵害而奮起抗暴，導致政府官員及其僱佣的打手的死傷，絕不會被認為是正當防衛或有精神病。又或者，鄧玉嬌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遭遇便衣警察不出示合法手續的情況下抄家、搜身、刑訊逼供，激烈反抗，擊斃中共鷹犬，肯定會重刑加身。

因為，與政治有關的非法執法，大陸媒體嚴禁報道，無法得到民眾的關注。另外，一黨專政便於暗箱操作，手續可以事後補辦得天衣無縫，正當防衛就會變成襲警和暴力抗法。

鄧玉嬌能夠“逍遙法外”，是對自我標榜“依法治國”的中共的絕妙諷刺：說你有病，哪怕“思路很清晰”？說你沒病，瘋狂地濫殺、亂殺（如丘興華殺人案），走走過場的精神鑒定都可以免去。

鄧玉嬌被精神病，與楊佳媽媽王靜梅被精神病如出一轍，將中共司法之黑暗和荒唐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難怪艾未未發出了悲憤的呼喊：

“只要是說到你的問題就是反華。誰要是不反華那還是人嗎？”

艾先生真正想表達的是：誰要是不反共那還是人嗎？

1949年之後，中共偷換概念，化黨為國，反共竟然成了反華。事實上，中共才是地球上最大的反華勢力，把持大陸的政、軍、警、司及一切要害部門，用納稅人的錢眷養大批鷹犬，明目張膽地殘害納稅人，如艾先生所言：“網上被綠，教育被忽悠，讀報被騙，喝奶有毒，失業該死，公車被炸，土地被搶，房屋被拆，幼兒被賣、礦工被埋、少女被姦，剩下的被保安、被城管、被聯防、被公安、被維穩、被精神病。”

被這樣的惡黨統治，這樣的暴政能夠苟延殘喘，不僅是華夏民族的恥辱，亦是人類之恥。國際社會出於政經考慮，對中共日益姑息，但我對“希拉里不救劉曉波”、“佩洛西不救鄧玉嬌”一類的話題不感興趣。被救不如自救，遠水解不了近渴，鄧玉嬌不需要佩洛西，她要的只是一把水果刀，和良知未泯的公眾的聲援。

為什麼越南沒有成為南韓、伊拉克？一個民族放棄、缺乏自我拯救的勇氣和膽識，出動美軍亦於事無補。真正能救我們的是對自由、人權的認識，我們究竟想過怎樣的一種生活，是做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和選舉權利的屁民，還是做天地間一個大寫的人？

當下的大陸，任何人都可能面臨楊佳、鄧玉嬌的困境：忍辱偷生還是拼它個魚死網破？要從根本上結束這樣的悲劇命運，反共是唯一的出路。唯有改變黨天下，才可能誕生國家的軍隊、獨立和公正的司法，獲得選舉權、言論權等人之為人最起碼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