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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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鄧玉嬌有罪免罰說起

 劍中

 6月16日,湖北巴東法院一審判決鄧玉嬌“故意傷害罪”罪名成立,但屬於防衛過當,且鄧玉嬌屬於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有自首情節,對其免除處罰。15日,當局公布鄧玉嬌心境障礙(雙相),屬部分(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法醫鑒定,已為這一判決做好了鋪墊。

這個判決非常荒唐:具部分(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鄧玉嬌,導致一死一傷的嚴重後果,搆成故意傷害罪,居

這個判決非常荒唐:具部分(限定)刑事責任能力的鄧玉嬌,導致一死一傷的嚴重後果,搆成故意傷害罪,居然不用服一天實刑!

案發後,鄧玉嬌在第一時間打電話“報警”,怎麼成了“自首”?認定鄧玉嬌正當防衛,“故意傷害”從何談起?防衛過當本身不是一個罪名,只是量刑的參考情節。鄧玉嬌在制止鄧貴大、黃德智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過程中,並未超出必要的限度,處於絕對弱勢的她,無法在不運用武器的情況下制止不法侵害;在不法侵害終止後,鄧玉嬌即停止了防衛行動,“過當”之說顯然有悖於法理。

人們有理由為鄧玉嬌恢復自由感到慶幸,當局在民意的巨大壓力下,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留下一個“故意傷害罪”的尾巴,不過是為了震懾敢於奮起抗暴的民眾。畢竟,不是每起抗暴案件都能像鄧玉嬌這樣引起全國關注,抗暴的原因更是千差萬別,絕非反擊性侵犯一種而已。

如此判決,不僅在某種程度上順應了民心,還為打壓民眾抗暴的獨裁統治開啟了綠燈;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當局真是用心良苦!

媒體的相關報道儘管無比隱晦,但字裡行間仍然有一股風暴的味道:“整個庭審期間,鄧玉嬌說話不多,聲音也比較小,但思路很清晰。”

“思路很清晰”,一語道破天機:鄧玉嬌沒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恬不知恥的中共政權。

可以想象,如果鄧玉嬌是一個被黑監獄非法綁架、關押的訪民,為制止不法侵害而奮起抗暴,導致政府官員及其僱佣的打手的死傷,絕不會被認為是正當防衛或有精神病。又或者,鄧玉嬌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遭遇便衣警察不出示合法手續的情況下抄家、搜身、刑訊逼供,激烈反抗,擊斃中共鷹犬,肯定會重刑加身。

因為,與政治有關的非法執法,大陸媒體嚴禁報道,無法得到民眾的關注。另外,一黨專政便於暗箱操作,手續可以事後補辦得天衣無縫,正當防衛就會變成襲警和暴力抗法。

鄧玉嬌能夠“逍遙法外”,是對自我標榜“依法治國”的中共的絕妙諷刺:說你有病,哪怕“思路很清晰”?說你沒病,瘋狂地濫殺、亂殺(如丘興華殺人案),走走過場的精神鑒定都可以免去。

鄧玉嬌被精神病,與楊佳媽媽王靜梅被精神病如出一轍,將中共司法之黑暗和荒唐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難怪艾未未發出了悲憤的呼喊:

“只要是說到你的問題就是反華。誰要是不反華那還是人嗎?”

艾先生真正想表達的是:誰要是不反共那還是人嗎?

1949年之後,中共偷換概念,化黨為國,反共竟然成了反華。事實上,中共才是地球上最大的反華勢力,把持大陸的政、軍、警、司及一切要害部門,用納稅人的錢眷養大批鷹犬,明目張膽地殘害納稅人,如艾先生所言:“網上被綠,教育被忽悠,讀報被騙,喝奶有毒,失業該死,公車被炸,土地被搶,房屋被拆,幼兒被賣、礦工被埋、少女被姦,剩下的被保安、被城管、被聯防、被公安、被維穩、被精神病。”

被這樣的惡黨統治,這樣的暴政能夠苟延殘喘,不僅是華夏民族的恥辱,亦是人類之恥。國際社會出於政經考慮,對中共日益姑息,但我對“希拉里不救劉曉波”、“佩洛西不救鄧玉嬌”一類的話題不感興趣。被救不如自救,遠水解不了近渴,鄧玉嬌不需要佩洛西,她要的只是一把水果刀,和良知未泯的公眾的聲援。

為什麼越南沒有成為南韓、伊拉克?一個民族放棄、缺乏自我拯救的勇氣和膽識,出動美軍亦於事無補。真正能救我們的是對自由、人權的認識,我們究竟想過怎樣的一種生活,是做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和選舉權利的屁民,還是做天地間一個大寫的人?

當下的大陸,任何人都可能面臨楊佳、鄧玉嬌的困境:忍辱偷生還是拼它個魚死網破?要從根本上結束這樣的悲劇命運,反共是唯一的出路。唯有改變黨天下,才可能誕生國家的軍隊、獨立和公正的司法,獲得選舉權、言論權等人之為人最起碼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