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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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關事件引發的一些感受

駝玲聲慢

幾天來關於韶關事件的爭論十分熱烈,但我的感覺卻只是悲哀,我在廣東生活了很多年,對新疆也有著一定的了解,以至很多時候,我覺得我能夠理解雙方的感受,今天我卻想出來說幾句,儘管這種表述讓我覺得艱難和沉重。

先不談論韶關事件的真相如何,論壇上的很多爭吵,只是讓我感受到一點:人的隔閡,我知道,論壇上的一些維吾爾朋友,看到內地一些對維吾爾人帶著“偏見”情緒的人,往往簡單地斥之為皇漢,或歸因於大民族主義,但我認為,真正的皇漢並沒有那麼多,重要的原因在於:雙方在對事物的認知和感受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我到過新疆多次,包括去過南疆一些很偏僻的縣城,在這個經常被認為是恐怖主義者大本營、小偷的故鄉的廣大地區生活著的維吾爾人,絕大多數卻只是純朴善良的老百姓,以至於,我有時很難將他們與我在內地時印象中某些為非作歹、蠻橫霸道的維吾爾人聯繫起來,新疆的一些現實讓我感到不安:在長途車常常選擇性地檢查身份證的時候;在感受到不同民族居住區的鮮明分界的時候;在這個社會常見的不公和不平被增添了民族因素的時候;在我切實地感覺到新疆社會的嚴厲控制的時候。然而,高壓政策即便短期內需要,它終究不是長治久安之道,它無助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主人翁意識,以及由此才能產生的認同和歸屬感,也因此,某種程度上,我理解很多維吾爾族朋友的不滿和怨氣──換了我,我想我也會一樣的。

一個頗具諷刺性的現實是:一方面是很多維吾爾人的正當權利常常得不到保障,甚至越是在新疆本土和聚居地,對維吾爾人的不公和歧視表現得越為強烈,而另一方面卻是,在內地(可能也包括較早時期的新疆),某些維吾爾人的某些不當行為(甚至違法亂紀)常常得到縱容,享受著比內地居民相對優厚的“超國民”的待遇,並引發了內地居民的受損害感和不公平感,這些人的存在,為妖魔化維吾爾人提供了土壤,也讓守法的維吾爾公民的權利受到損害。

人對事物的認識更多地取決於具體的感知,然而,多數內地城市居民生活中最直觀地接觸過的維吾爾族,大多數卻是那些從事不法職業、或被與負面行為相聯繫著的人。記得在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我在公安局的姨父時常說起,福州市在處理新疆少數民族鬥毆傷人及犯罪問題時如何如何頭疼,如何不斷地整車遣送卻又不斷地群體返回;九十年代的廣州三元里一帶,被很多當地人視作可怕的地方,而我認識的一個部隊裡的叔叔,有天晚上在路過那一帶時,莫名其妙地被一群維族人圍毆,他因為隨身帶著微型電棒才僥幸脫身;再後來是分布越來越廣泛、卻又“異常囂張“的“新疆小偷”,以及許許多多的,與恐怖活動、販毒等等相關的傳聞。而了解的極度匱乏及相貌特徵的差異,更容易為妖魔化的想象推波助瀾。

實際上,流動人口的高犯罪率,從來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我曾經有些吃驚地發現:有不少地域性的“**幫”犯罪團伙,卻是來自我認為民風純朴的地方,原因可能有很多:城市邊緣弱勢群體生存的艱難,背井離鄉時道德約束的弱化,面對花花世界的心態失衡等等,白紙最容易被沾汙,本性單純的人更容易變質;況且,對於那些在內地的維吾爾人來講,他們與主流社會的隔閡更深,對周邊的漢人社會,他們投射的常常是冷漠和不信任的眼神,卻對自身的遭遇更為敏感,以至於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更容易抱團採取暴力手段。而內地的警察和相關行政人員,可能既沒有太多處理此類問題的能力和經驗,又害怕觸發“民族問題”危及自身──尤其是在涉及維、藏等“敏感”民族的時候,出於自身趨利避害的本能,他們在大多數時候(不是絕對)會採取相對寬待或放縱的態度(但如同本論壇的那位警察所言,這種縱容,守法公民通常是體會不到的),這對當事的內地居民來講,很容易產生一種不被法律公平保護的無奈和憤怒,在他們眼裡,維吾爾人是享受著優惠政策和司法特殊優待的群體,他們對新疆社會的現實情況了解甚少,帶著這種認知,與向來頗具受欺壓、受迫害意識的維吾爾人“溝通”,能“溝通”出什麼樣的結果,可想而知。

所以我不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什麼“兩少一寬”,而在於中國根本上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我們的政府通常提及的,是少數民族“政策”而不是法律,但政策是人去執行的,這恰恰是最不可靠的東西,今天可以出於所謂“民族團結”的需要犧牲漢族群眾,明天也可以打著反恐維穩的大旗損害許多維吾爾人的正當權益(就如論壇上有的朋友所言,新疆的現實已接近“二多一嚴”了),法律本身的制訂,應顧及各地民族、民間的良善風俗,這原本就是合理的,但差異性的執法卻會損害法律的尊嚴,不論是正向的優惠或縱容,還是逆向的管控和限制,都是如此。一個社會有矛盾不可怕,但是如果國家法律不能保護公民的正當權利(包括弱勢群體及異端的權利),不能夠讓社會大眾樹立對司法公平和社會正義的信心,卻是危險的。

在一些少數民族朋友眼裡,這個政府是“漢人”的政府,但在多數漢族人眼裡,這個政府只是當政者(以及利益集團)的政府而已,普通的漢族民眾,往往只是隨時可以被犧牲的對象,可以為了某種利益、官位、需要維護的“穩定”而犧牲……對於不危及統治的“政策”,哪怕它再不合理,都可能被執行,而對可能危及統治集團利益的訴求,哪怕它是合理的,也只能是政治高壓,現實情況是:維吾爾人不相信政府,漢族人同樣也不相信政府,維吾爾人和漢族人也相互不信任。

這是一個能讓大多數人都產生被剝奪感的體制,它無法鼓勵正直、誠信、友愛和信任,甚至恰恰相反;這樣一種只對上級負責的權力架搆,在面對層出不窮的問題的時候,通常只有本能地遮掩、被動地應付、簡單地維穩,只求任內不出事,哪管明日水滔天;大多數“政策”的制訂和實施,沒有顧及社會本身的和諧、民意的支持,更談不上解決問題的智慧,很多問題積弊已深,但體制的慣性及其間種種的利益糾葛,卻讓改變來得如此艱難。

由此我感到悲哀,為我總是意識到這個表面繁華的社會背後實質的脆弱,為其潛藏著太多的怨恨和仇恨,為總有無辜的人受傷害──族群衝突,受傷害的大多數是並不直接相關的弱者,就這次事件來說,旭日廠的漢族員工在持刀傷人的維吾爾人逃走後,卻拿宿舍裡無關的人發洩,這讓人感到不齒,但情況卻總是會以這樣的方式發生,我想起了去年一位拉薩漢族網友對某事件的追憶和敘述,她說她成天和藏族朋友在一起,知道他們的想法和感受,也理解他們對政府的不滿,但當她看到暴徒在街上瘋狂砍殺,卻只是對著路過的三輪車夫、小店的職員、婦女和孩子,而不敢衝擊近在咫尺的“紅牆”的時候(當時受傷害的基本都是最弱勢的群體),不免感到十分鄙夷;而參與鬧事的人裡面,有相當一部分是拉薩市郊的失地農民,他們早早就花光了政府給予他們的大額徵地補償款,卻沒有新的工作,這又讓我回想起我的大學時代:學校占用了市郊大量的土地,卻只給了當地農民很少的一些徵地補償款,於是,那幫土著無業青年經常學校裡尋隙鬧事、大打出手,而學校卻只永遠只敢管學生,終於有一天,覺得倍受欺凌的學生和當地社會青年發生了大規模的衝突。怨恨是會被轉移的,而且通常是轉移給無關的、更為弱勢的群體。

據說衡量民族之間信任感的一個尺度是:個人矛盾是否會被演變成民族矛盾。以此標準來衡量,東北、南方大多數地方的民族關係是不錯的,但新疆的維漢關係卻相當脆弱,不論經濟問題、階層問題、文化問題,總是隨時能夠被轉化成民族問題。儘管在廣東的工廠及機搆裡各類地域幫派的衝突層出不窮,儘管歷史上廣東民間大規模的宗族、族群械鬥司空見慣,但一旦涉及維吾爾人,因為這種民族關係的脆弱和敏感,各種勢力乘機煸風點火,推波助瀾,卻能成為國際新聞。

我不認為彼此爭論的雙方有著多少根本的衝突,我相信大多數人都追求公平和公正──即便是那些通常有著偏執性思維障礙的憤青,也許最稀缺的東西,只在於相互間的理解和信任。

 

摘自維吾爾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