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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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號文件” 制造的民族敵對

王力雄

在中共眼中,造成新疆問題的原因始終是來自外部的,不是國際勢力的陰謀,就是當地民族極端分子的煽動,它自己是沒責任的。但是事實上,由中共自己造成的新疆問題更多。

雖說“泛伊斯蘭”和“泛突厥”思潮的確來自外部,然而這世界永遠會有形形色色的思潮,大多數自生自滅,或在少數人的小圈子打轉,掀不起大風浪。如果思潮被很多人甚至被一個民族所接受,那說明現實一定是給那思潮的普及提供了土壤。

管新疆歷史上出現過兩次“東土耳其斯坦國”的旗號,但上個世紀的中國也出現過打著各種旗號的割據,包括共產黨也曾在江西建立過“維埃共和國”,並沒有因此導致以後中國分裂不斷。事實上,新疆問題的愈演愈烈,和北京在新疆開展的“反分裂斗爭”幾乎同步,因此有理由認為,新疆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預期的自我實現”。

中國古代小說《鏡花緣》裡寫過一個伯慮國,那裡的人把睡覺當成死亡,因此所有人都要千方百計避免睡覺,如果有人熬不住睡了過去,其他人一定要想辦法把他搞醒,這樣最終有人頂不住,倒下去再也不醒——被死了,于是證實了睡覺就是死亡,人們更努力地防範睡覺,導致更多的人長眠不醒。這種“預期的自我實現”,現實例子還有,如果甲國懷疑乙國是敵人,擴軍備戰,進行防範,由此引起乙國不安,隨之進行備戰,于是就成了甲國懷疑的印證,導致甲國進一步反應,而乙國又會跟進。這樣互動的結果,原本不是敵對的兩國,最後會真的成為敵人。

新疆問題也是這樣。中共曾經針對新疆問題發過一個著名的“七號文件”,其中有這樣一個關鍵的定性——“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句話在句式上模仿當年毛澤東所說“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聯現代修正主義”,只是把矛頭從國際關係轉向了民族關係。這一定性成為中共這些年在新疆實行強硬路線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基礎。“七號文件”發布後,中共對“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的打擊不斷加強,但結果如何呢?

不妨把恐怖活動發生的次數作為指標來分析。九一一之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一篇題為《“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的文章,其中列舉了1990年到2001年新疆發生的主要恐怖活動。“七號文件”發布于1996年3月,“七號文件”出台之前的時間(1990年到1996年3月)還要長一些,然而“七號文件”出台後(1996年3月到2001年)發生的恐怖活動,所造成的死亡人數是之前的3.67倍,造成的受傷人數是之前的4倍,其他爆炸、暗殺、襲擊、縱火、暴力等恐怖活動都有大幅乃至成倍的增加(九一一之後,新疆的恐怖活動明顯減少。當局歸為加強鎮壓的效果,但東土人士的解釋是,因為九一一之後的國際環境對穆斯林的反抗斗爭不利,所以主動地暫時偃旗息鼓,等待時機)。

為什麼鎮壓加強了,恐怖活動反而增加呢?這種恐怖活動和鎮壓之間有沒有因果關係?當北京用新疆出現恐怖活動來宣布新疆存在恐怖組織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其中一些恐怖組織和恐怖活動,可能正是被它的“預期”所造就的?

新疆的確可能已經存在恐怖組織,而且還將繼續出現更多的恐怖組織。北京公布的情況肯定存在,然而它沒有思索最重要的問題,中共締造者毛澤東早說過的“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造成新疆之恨的緣和故到底是什麼呢?

恐怖活動永遠只是少數人所為,如果沒有生長的土壤,僅靠自身是難以發展起來的,更不可能越搞越大。“七號文件”把“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樣一種邏輯的結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集團,並讓他們對立起來。因為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的。漢族肯定不要分裂,同時漢族基本不信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所以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會發生所謂“預期的自我實現”——漢族把當地民族當作防範對象,當地民族最終就會真被推到敵對一方。這種路線無論用什麼言詞修飾,都無法掩蓋殖民主義的內含。僅僅存在少數恐怖分子並不是最大問題,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從整體上成為敵對的,新疆問題可就真難解決了。在我看來,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危險所在。

 

(摘自王力雄關于新疆問題著作《我的西域,你的東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