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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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維漢衝突禍根何在?

何清漣 

廣東韶關的“蝴蝶”輕輕扇動翅膀,卻在新疆烏魯木齊釀成了一場死傷慘重的民族衝突。事件起因有各種版本流傳,最後中國政府卻以英文向海外通告(這則消息無中文通告),這只擁有巨大能量的“蝴蝶翅膀”原來只是韶關旭日玩具廠一位漢族青年女工的一聲尖叫。這則消息不公布還好,公布之後只讓人看到這個“和諧社會” 的極度脆弱,不僅官民之間缺乏互信,民族與民族之間也同樣缺乏互信。

若要深究造成民族矛盾的原因,則必須檢討中國當局的少數民族政策。我曾於1999年與2000年的夏天兩度去過新疆,其中有一次正好是熱比婭被捕之後不久,維漢矛盾與疆獨問題那時正是新疆的幹部與知識分子群體熱議的話題,加之我有心了解,因此對維漢矛盾的由來有了比較多的認識。

一、“超民族政府”與維漢兩族搆成的三角政治關係

在美國,如果與維族青年在會議上相遇,大都知道如果要以“新疆”一詞稱呼他們生長的那塊土地,會遭受糾正或者抗議。維族青年會告訴你:那塊土地叫做“東突厥斯坦”。

“新疆”一詞,與清朝那位福威俱全的皇帝乾隆有關。在乾隆完成其“十全武功”中的三件:兩征准部、一征回部之大業後,天山南北及俄羅斯的西西伯利亞盡收為清朝疆域。在1854至1858年間,清廷將該地區重新命名為“新疆”(取其“新的疆域”之意)。中原政權對新疆的控制肇始於乾隆朝,歷晚清民國,曾危如累卵。幸好富有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經驗的楊增新任新疆督撫,由於他善於平衡當地各民族間的力量,使得新疆在中原紛亂時保持了18年的穩定。新疆少數族人至今猶憶這位楊督軍的寬仁與儒者之風。直至中共入主新疆之前,新疆的“獨立”運動從未成過什麼氣候。“疆獨”成為當局正視的一股勢力,大概始自90年代。據新疆的漢族幹部說,“疆獨”不少骨幹就是共產黨培養的青年維族幹部。

如果要勾勒自1950年代以來新疆的維漢關係,其實不是維漢兩極──儘管這是新疆大多數維吾爾族人心目中的維漢關係──用三角關係來描繪可能更適當。

中國政府是三角形的頂端,維漢兩族則算是三角形下端的兩只角。客觀地說,在少數民族地區(包括維、漢、回、苗、彝等所有少數民族聚居地在內),政府當局一直在努力扮演著“超民族的政府”、“各族共和的政府”這一角色,並採取了一系列被漢族人稱之為“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政策。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為政治上懷柔、經濟上優惠。比如計劃生育政策只用於漢族,並不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在涉及到漢人與少數民族衝突時,漢人受到的懲罰嚴重得多,少數民族人士懲罰極輕甚至不受懲罰。上世紀70年代本人在湘西修鐵路時,同去的知青與當地苗族人發生衝突最後暴力相向,雖然事件起因責任並不在漢人知青,但最後卻有幾人被判死刑,而苗人基本是教育了事,最嚴重是拘留──在新疆、西藏等地的獨立運動未形成氣候之前,那些地方當局處理民族矛盾基本按如此方略辦理。

在各少數民族眼中,中國當局是“漢人的政府”,但在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的漢人並不這樣認為。對這種“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政策頗有怨言,許多人只要血緣中有一點少數民族血統,想方設法都要讓自己成為少數族人,好享受那招工、招生、參軍(包括復員轉業後的安排)、提幹的優惠。這是發生於少數民族地區的常見之事,任何人都無法否定。

中國政府對漢人嚴厲、對少數民族懷柔並非無因。在當局眼中,漢人是“家生奴”,怎麼對待都不會產生“外心”;但中國當局對少數民族實施的優惠政策並非“免費午餐”,而是要其歸化馴服,接受政府領導。這在當局眼中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一旦少數民族有提出高度自治或者獨立主張的苗頭,中國政府就會認為這是對其權威的嚴重挑戰,一律報之以武力鎮壓,多年來,處理西藏、新疆問題莫不如此。

就事實而論,中國當局在處理新疆、西藏時的暴力手法與其處理內地社會反抗時的手法並無不同,都是暴力鎮壓與汙名化宣傳──可做比較的遠有“六四”事件,近有各地的群體性事件。在以“超民族政府”自居的中國當局眼中,西藏、新疆都是我自家土地,怎麼處理都是“內政”,何需外人“吃飽了飯沒事幹,來指手劃腳?”但在國際社會眼中,這卻是族群衝突。因此除了“六四”事件那種大規模屠殺之外,國際社會很少一致指責中共處理漢人居住地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的暴力,但對西藏、新疆發生的暴力鎮壓卻關注得多。

二、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為什麼換不來安定?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頭之一應是中共政府持續不斷的大規模移民。

直至民國時代,新疆漢人的比例極低。公認的看法是:截止1949年,新疆400萬人口中,維族約占75%,而漢人在 5%左右。鮑大可《中國西部四十年》中的估算高一點,1948年時,漢人占新疆總人口的6%。由於新疆與蘇聯關係甚大,劉少奇1949年6月26日至8月 14日出訪蘇聯時,斯大林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往新疆移民,將漢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後中國政府在新疆設置建設兵團安置軍人,並在內地動員不少青年奔赴邊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於是漢族人口劇增。1964年人口普查時,新疆人口劇增到727萬,其中漢族占31.9%。此後漢族的人口比例一直穩定在 30%-40%之間,歷次人口普查結果分別為:1982年40.4%,1990年37.6%;2000年40.6%。

毛時代的新疆並無獨立之念。有“王剃頭”之稱的王震的“鐵腕治疆”行之於前,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繼之於後,這一張一馳的文武之道,使新疆在80年代以前維持了平靜。“改革”以來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維吾爾族的多年積怨開始釋放。與此同時,胡耀邦任總書記期間實施了安撫性的“新疆六條”,要求招工、招兵、招生讓少數民族占60%;與此同時還實行“三少一寬”,即少數民族犯罪少抓少捕少判,量刑從寬。由於這一政策並非建立在尊重國民權利與民族自主自決這一基礎之上,而是以主子“恩賜”的優惠形式出現,並不能換來當地少數民族的感恩。而新疆地區的漢族移民的受歧視感則甚為強烈。內地人只要設身處地著想,可能也體會得到新疆漢人移民的那種感覺。

歸納起來,維族人的不滿有下面這些:

我們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這裡的山山水水都屬於我們(這也是“疆獨”的法理依據),憑什麼不斷讓漢人大規模遷到我們的家園裡來?憑什麼將我們的生存之地當作核試驗基地?憑什麼將我們地下的石油源源不斷、幾乎是無償地輸送到漢人那裡?──維族人對新疆成為核試驗基地之事一直耿耿於懷,1985年我剛到上海,就曾親見在上海各院校進修的維族幹部在南京東路遊行抗議,目的是到外灘的上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靜坐。

對於那些被政府與漢人視為優惠政策的,比如少數民族不需實行計劃生育,維族人的想法很質朴:你們漢人要管就管住自己好了。我們的孩子是真主賜給我們的,生多少都是真主的旨意,又何需你們當作優惠賜給我們?關於工作語言使用漢語的規定,維族人認為,你們漢人會說漢語是生下來就會的事情,而我們花很大氣力學習之後,還是不如你們,這使維人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完全淪入仰漢人鼻息生存的可憐境地。

在維族人與政府當局的關係中,維族人處於政治弱勢,不滿日甚。但這種不滿的實際傾洩對象,卻不是那強勢的“漢人政府 ”,而是處於弱勢的新疆漢族移民──在漢人與維族人的關係中,維族人在少數民族優惠政策的保護下處於相對強勢。人們會留心到一個事實:在國內各大中城市都有維族人在當地做生意,但城管部門對他們的態度卻與對漢人完全不同。城管對漢人的違章擺賣經常是無情橫掃,棍棒相向;但對維族人的違章擺賣要客氣得多。當年我在深圳華強路曾目睹過一次事件的發生:一位女青年向維族小販購買核桃仁,攤上標明的價格是25元一公斤。等過好秤付錢時,一公斤卻要收125元,維族小販堅持說25元前那小小的一撇是“1”。雙方發生爭執,女青年想放棄購買,小販卻拉著不讓走,最後對女青年大打出手。附近的保安過來干預,引發附近所有的維族小販前來助戰。此事的後果是第二天上百維族人到深圳市委門口靜坐請願,認為這是民族歧視。深圳市政府與市委的做法是盡力安撫並賠償了“參戰”小販們的損失,然後通知各報社,不許報道這起糾紛,並讓各單位口頭通知市民,盡量不要去購買維族人的商品,以免因語言不通發生誤會引致衝突──這種欺詐性的買賣如果發生在同民族人之間,最多只會當作商人缺乏商德的事例,但一牽扯到兩個不同民族,就可能成為火藥桶的引線。

新疆地區的民族矛盾因改革而進一步激化,那“三個60%”(招工、招兵、招生讓少數民族占60%)只能靠計劃經濟才能實行,而經濟的市場化徹底動搖了過去中央政府實行的那些少數民族保護政策的有效性。隨著新疆地區經濟活動與內地日益一體化(市場化的另一個結果),當地少數民族無論在就業上,還是在創業、市場開拓方面,都面臨挾內地優勢的漢族新移民的擠壓。政府當局的愚昧就在於,天變而道不變,新疆少數民族的生活和發展明顯受到市場化的擠壓和排擠,而中央政府卻依然遵循著60年前的治疆政策,面對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束手無策,維持不下去了便一味鎮壓,又回到了當年“王剃頭”入疆時的作法。

中國當局在新疆、西藏遇到的麻煩其實是共產黨國家特有的民族問題困境。與前蘇聯相似,一個用政治專制之箍圈成的多民族社會,只能靠計劃經濟維持;只要計劃經濟式微,經濟的自由化必然拉大地區差距而導致政治社會衝突。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有數個民族混合居住,卻很少有哪個民主國家面對民族問題有這麼大的困境。當局喜歡用“中國特色”這個詞來遮掩共產黨專制的實質,可以說,民族矛盾困境正是這個“中國特色”難以逃避的一個組成部分。

三、新疆問題之解在於尋找維漢

都能接受的共同底線而非漢化

最近30年,中國當局面對日甚一日的西藏新疆問題,其實始終無能為力,左支右絀。眼見新疆局勢趨於惡化,老一代面臨退休的援疆幹部大都有危機感,許多人紛紛為大學畢業後有機會留在內地工作的子女交一筆“出疆費”,換取子女離開新疆的自由,讓他們到內地去安身立命。

更糟糕的是,當局自以為,幫助少數民族的青年一代與漢族“同化”,就能緩解民族矛盾,改善少數民族青年一代的處境。比如,通過加強漢語教學地位,變相取消維吾爾語教學(這事情有兩個版本,“北京版”說未曾取消;而“維吾爾族版”則認為事實上已經取消中小學的維語教學);用下派政治任務的方式將維族青年半強迫地送至內地打工;在“西部大開發”的口號下,讓漢人大量自願赴疆。殊不知,這些作法恰恰加深了許多維吾爾人的民族危機感,讓他們從經濟、人口、文化等多個層面體會到了本民族的生存困境。

6月底韶關發生的騷亂事件,起因到底是發生了強姦案件還是漢族女青工的一聲尖叫,迄今仍是懸案。不管實情如何,都表明了一點,維漢關係(確切地說是“超民族政府”與維族的關係)已經脆弱到不堪一擊的程度。

王力雄曾在“維吾爾新疆的未來出路”一文中曾對新疆錯綜複雜的少數民族關係有過深入分析。在對西藏與新疆等少數民族與中國政府及漢族關係的研究上,王力雄是唯一曾多次親入少數民族聚居地調查過且有認真研究的獨立知識分子,有心者可去讀他的相關文章。我想談的是這次事件的具體影響。

對海外的一些說法,比如這次事件是中國當局陰謀之類,我持保留看法。因為從當局目前處境來看,求穩定是第一要務。王樂泉可能是昏官庸官貪官,但在這類治疆要務上,除非王樂泉已經不再留戀他頭頂上那頂來之不易的烏紗帽,否則借給他幾個膽,他大概也不敢主動製造事端,給中央政府製造如此大的麻煩。至於王樂泉有幾個小時無所動作,猜想那段時間是他在等待中央指示。

中國政府譴責“海外勢力操縱”之說,目的是想將維人置於不道德之境地,贏得一些同情分。但此招其實於事無補。如果當局還能夠冷靜看待局勢,就應該承認現實:此次新疆事件多少扭轉了“疆獨”在國際社會的不利地位。從2008年以來,西藏問題吸引了全球眼珠,國際社會傾注了大把同情。新疆維族雖然不甘落後,不斷發動了各種反抗活動,但一來是美國將東突兩組織視為恐怖組織,不予支持;二是其他國家也因考慮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對“疆獨”包括維吾爾世界大會保持距離。所以維人雖然前赴後繼地付出了不少生命,但他們的政治訴求活動卻未能在國際社會贏得更多的空間。7月新疆事件卻使他們突破了僵局,一向與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的土耳其政府公開出面為維吾爾族站臺,世界各地亦發生了不少支持新疆維人的抗議活動。連日本這種一向不以中國人權狀態為念的國家都在7月9日的中日兩國第五屆人權對話中提到新疆問題。對於中國當局來說,這確實是件比較尷尬的事情,原來只需要應付支持西藏的國際壓力,現在還增加了同情新疆的國際壓力。

中國當局深感丟臉的是:它的少數民族政策是花錢未買來安定,反而招致極大怨恨,其政治向心力甚至不如疲弱的民國政府。以中共的政治稟賦,它很難明白,民族和諧是建立在國家對國民權利的普遍尊重與真正的民族自決與民族自治之上,而不是依靠掌權者厚此薄彼的恩賜。對於自掌權以來就不知政治妥協為何物的政府當局來說,目前除了訴諸暴力鎮壓之外,似乎已經找不到其它良策來化解民族矛盾。值得同情的是新疆的漢人移民,正常情況下,他們承受著來自政府那種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政策;衝突中,他們因為手無寸鐵與處於弱勢,往往又成為民族矛盾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