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真實的烏魯木齊

兵團二代

編者按：這篇節選自國內天涯社區網站的文章很有見地――法之所以為惡，在於其導人向惡，“二少一寬” 是徹徹底底的惡法；肉食者們，仍然將頭扎在沙子裡，喊著什麼安定團結來之不易。作者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族群一律平等，中共專制統治者不可能做到。

 

 

新疆漢維關係，八十年代是最重要的一個時間點，在此之前，新疆的漢人的感覺中，維族人幾乎不存在，因為他們都很老實，也很善良。甚至以後的很長時間，我們也都在說，是漢人把他們帶壞了。父輩們流傳著六十年代的一些傳奇故事，都是說一隻鋼筆換一頭羊，或者一個什麼小物件可以換兩面袋子杏子。但是自從八十年代之後，這一切都在慢慢改變，也許，今天的悲劇確實是那時候種下的。

而在這之後，維族人在我們的心目中，逐漸變的凶惡起來。強賣現象就不說了，這是每個漢人都會遇到的。打架時成群上，不管有理沒理。應該說，即使有很多抱怨，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前，我們和維族人還是經常打交道的，到自由市場買牛羊肉，還有買葡萄乾，還有好多土特產，都是和他們打交道。當時的說法就是，在他們那兒買東西，要就是問一下價不買，如果是討價還價了就得買，不買的話，就可能打架。但是如果你狠一點，他們也不會怎麼樣。比如維族人的刀鋪裡，他們經常會拿著刀在你眼前比劃，似乎是威脅，又似乎不是，反正好像你硬一點也就過去了。

當時，在整個烏魯木齊市，隨處可見維族人，也隨處可見漢族人。就像這次出事最嚴重的二道橋（就是國際大巴扎），當時，初中的我們，也是成群結隊地過去玩。

但是，當我2000年回去探親時，發現一切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閑著無事，就決定去我最熟悉的路上去走走。由二道橋，經解放路到南門，曾經是我們最常走的地方。然而這麼長的一段路，竟然發現全是維族人，而很少見到漢人了，所有的店鋪都是維族的，甚至連招牌都有很多只是維文。可以說我是在一種恐懼中走完這一段路的。而當我走到南門之後，再往前走，就出現了大片的漢人區。一街之隔，對比之明顯，讓人觸目驚心。其實所謂民族的融合，說到底就是雙方自由往來，那怕相互之間有矛盾都不要緊。而最差的情況，就是雙方各自聚居，老死不相往來。而烏魯木齊，經過多年所謂的民族團結局面之後，反而真正的形成了雙方民族各自收縮，集中聚居的現象。

中宣部說，這次行動是由境外組織策劃的暴力活動，這個結論真的不太對。要知道，在現今的世界局勢下，想通過針對平民的暴力來促成地區的獨立，不但達不到結果，反而只會起反作用，讓那些支持者們都無法再支持。熱比婭老奶奶大概確實只是想讓新疆的維人們，站出來，表明一下態度，起碼不能對內地的那件事毫無反應，因為這也不符合維族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要說熱比婭就是要讓維人去殺漢人去把烏魯木齊砸爛，這個就是十分的錯誤了。因為，在我看來，這短暫示威之後的不受控制的暴行，恰恰是街頭維人的本性暴露，因為，由古至今，他們還從未有過不把和平示威變成一場暴行的先例。

暴力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其有不可避免性，還因為，其實這樣的暴力活動每天都在發生，只是分散的，而7.5事件，則是集中的。街頭幾個維人將一個漢人打的死去活來，然後拍拍屁股走人的事兒，從八十年代就開始了，從開始的義憤到現在的麻木，都已經成為新疆的一大常態。這也是我們舉家東遷的重要原因。看來我們走對了，因為這一次，我們終於可以不擔心家裡人的安全了。

前面說過，所有的改變都開始於八十年代。對少數民族的傾斜政策，是全面的，從工作職位安排，到高考加分，再到底層的“少抓少殺從寬處理”。其實這些政策，對於個體的有利，卻造成了對少數民族整體的全面侵害。尤其是“二少一寬”，要知道，每個民族都有敗類，對這些敗類的清除是本民族的一種優勝劣汰。而如果針對民族之間搞什麼不平等的話，受益的是壞蛋，而受損害的整個民族。在爭論中，無數的人為民族傾斜政策鳴不平，說這對於漢民族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你去新疆看看，就知道，這些優惠政策是如何在多年之後，使得維人作為一個族群徹底地喪失了社會能力的。

到新疆，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漢族的節日，比如春節、中秋什麼的，維人也會放假，而維人的節日，比如古爾邦節（漢人放一天）、肉孜節，維人放假，漢人通常不放假。大家都會說，這真他媽不公平，但是仔細想一下，才會發現這裡面竟有一個驚人的祕密。因為這個現象說明，即使維人放假了，漢人依然可以繼續工作。也就是說，在新疆，一切活動都可以不依賴維人的參與而正常進行。

而再實地的考察一下，你就會發現，所有的工礦企業，領導層中，都會有一個少數民族。這個指標是定的。但是，也只會有這麼一個少數民族。這個人其實處於十分尷尬的局面。那時我曾經在煉油廠工作，在基層員工中，幾乎很少有維人，即使有，也是十分熟練的漢語，而那個維人的廠長助理，在講話時堅持用維語，可想而知，他能在廠子裡獲得多少威信。

在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奎屯，只要有工礦企業的地方，就是漢族占到80%以上。而更有意思的是，主要的崗位都是漢人占據，在幾乎所有的企業裡，維人都是很特殊的，他們可以不請假就不來上班，而且不扣工資。因為大家都是覺得有他不多，無他不少。而這些維人，其實都是維人中最出色的人，他們都是經過大學出來的。

實際上，正是這種所謂的優惠，造就了現在這種個體上占優，而整體反而被排擠的現象。我覺得這種優惠政策在很多國家似乎都造成了反作用，就比如法國對於解僱勞工的約束。優惠政策實際上將一個群體的弱勢給突現出來，讓主體社會見到這個群體，就會想到他們的問題，而不是作為個體區別對待。在新疆也是一樣，企業招工，是需要考慮民族，但是所有的企業都會以這個政策作為上限，多一分優惠也不加上去。比如企業，15%必須是少民，那就是15%，養著他們就行了。其實如果是計劃經濟，這樣還會有成效。問題現在國家是以私營企業為主了，私營企業絕不會管政府的這些規定的，除非是政府給好處。就像這次的韶關事件之後，我想就再沒有企業敢去新疆招工了。人家是來賺錢的，不是來給自己找麻煩的。

維人的傳統是農業和商業。但是正是因為“二少一寬”，造就了漢人對於維人強賣的印象，而這種印象造成漢人根本就不和維人做生意。而工業的發展，也嚴重壓縮了維人的商業活動，維人的商業，主要是土特產、手工藝品。但是1998年，我回家時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原來遍布大街小巷的土產批發店，幾乎沒有了，改換後的門面，基本是買工業品的。仔細一想也是，一店的葡萄乾能頂的上幾筒油漆的利潤。自此之後，維人的商業活動逐漸集中在自由市場中，並且越來越集中在那麼有限的幾種商品上。

在新疆的大西門批發市場，還有上次著火的國貿城中，還有整個火車站附近的幾大批發市場裡，內地來的商販們，最早以一個床位一個床位的方式批發零售各種服裝、小手工品，現在大的已經開了店面。可以說，這是個純漢族的領地，漢人的第二代們，其實也沒有鐵飯碗可端了，但是大家從這裡批發東西，然後開各種店面去賣，新疆各地的商人，也到這裡拿貨。這是一個完全越過當地經濟結搆的商業網絡。但是背靠這一經濟網絡，你可以想象漢人將比維人擁有多大的優勢競爭力。

隨著舊城改造的進行，很多古舊的商街被改造成精美的店面。但是這種改造，可以想象中，也意味著維人商業的進一步退縮。在當時我們住的地方旁邊，有一家很小的涼皮店，那曾經是大十字最興盛的店面，每天買涼皮的人排著隊。但是隨著大十字的改造，這家店不得不搬到現在這個稱不上商業街的地方，慘淡經營。也許，咱們可以說，全國的城市改造，都造成這種結果。但是在烏市，維人看到的，大概只是維人的店鋪不斷減少，而漢人的店鋪不斷增加。

法之所以為惡，在於其導人向惡。

任何一個民族都有暴虐的人，也有善良的人。但是中國有一句老話，“倉廩足而知禮儀”。我不知道，在這一撥經濟改革的大潮中，維人到底有多少失業，但是從市面上那麼多只有漢字沒有維文的店面，就可以知道，維人們受到的衝擊會更大。而這種衝擊，將大批的青年維人推向街頭。所以，如果你說維人比漢人暴虐，這肯定是對的。因為對於一個整體民族來說，其實決定這個民族特徵的，不是某一個人的極端特徵，而是具有共同特徵的人的比例。一個擁有更多街頭少年的民族，自然遠比一個大多數在為掙錢和學習而忙碌的民族顯得凶狠的多。

應該說，給少數民族加分，給企業設定招工比例，這些都是對事實上的經濟不平等的一種補償。無論這些政策有多少反對聲，基於國家考慮，我們都是應該給予的。看看現在的世界，美國白人在說黑人和墨西哥人，法國人在說北非移民，德國人在說土耳其人。都是說國家給了他們太多的優惠，但是，我們看到的，還是這些受照顧人群絕對的貧困，似乎除了在街頭爭鬥中之外，他們百事無成。

而且，這些優惠其實真改變不了什麼。民考民根本就與漢人無關，而民考漢，對於一個不同種族的考生，對於一個語言不通卻希望融入的考生來說，這根本就是一種鼓勵（當然對於那些把自己民族改成少民的人，也不知道拿他們怎麼辦，畢竟，連孔子都說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且，即使最終，我也看不出，他們會占什麼優勢。不夠分數的人，都會先去民族學院上一年，那裡，本來也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而在內地的各大院校裡，那些民考漢的學生更是少之又少。抱團打架雖然不對，但是並不限於維族學生，前幾天，我的同事一樣在宣揚他們海南人在學校的同樣的壯舉。

最新看《新宋》，說其實自古以來，對歸化的少民歷來都沒什麼好辦法，一種如漢唐，奉而養之，一種如晉，視如奴婢，不過好像就是晉的政策，才造就了那麼多民族仇恨，才會有那麼華麗麗的血時代。何況如果真把中國歷史看一遍的話，其實漢唐那些歸順的番人，反而是國家政權最忠誠的保衛者，無論是金日蟬還是阿史那社爾。既然我們不想去學當後清，那麼也就不要想著去屠族這種事情，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真正應該反對的，是“二少一寬”的政策，因為這是徹徹底底的惡法。人之所以從萬物中脫離出來，就是因為“勞心者制人”，即智力決定了一個人的地位。所以，人類所有的法律，都是在抑制強個體對弱個體的侵害。可以說，任何的與此相背的法律，都會是惡法。

前天理髮時，和理髮師聊起現在的年輕人，他說，現在的小孩了不得，不是比誰學習好，而是比誰進去的次數多。我說，這其實只是不同群體的不同標準罷了，街頭少年自然有與學校少年不同的標準，軍隊還以誰殺的人多為標準呢。那些優惠政策雖然很讓漢人不平，但卻是針對學校少年的。而“二少一寬”政策則是來縱容街頭犯罪的，我不知道這一政策出於什麼考慮，甚至這都不符合西方的原則，因為在當年看過一片文章，那個億萬富翁的紐約市長，上臺之後大力宣揚的就是“零容忍”政策，認為街頭實際上就是“破窗子”法則，如果有一扇玻璃破了，沒有補，自然就會有第二扇。

當經濟改革政策將更多的維人趕向街頭時，“二少一寬”政策卻又在為這些維人的犯罪開綠燈。打個人沒事，捅個人也沒事，殺個漢人也沒事。其實又有多少罪犯天生邪惡，廣州的那些“背包黨”以前不也是走投無路的農民工。每個城市街頭的罪犯，不管是漢人還是維人，說白了，都是政府的失職造成，如果他們的第一次犯罪的想法，能被法律嚇住，而沒有實施，也許根本就不會有後面的這許多事情。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一次事件，竟然將最南的省和最西的省聯繫到一起，而這兩個省，最大的相同，就是他們擁有相同多的治安事件。

其實，人思維中一個最大的誤區，就是喜歡將群體中的一個代表的光榮看成自己的榮耀。比如看著姚明球打得好，個長得高，自己也覺得好像長進了不少。其實你1.67的個，即使姚明長得再高，打得再好，和你有什麼關係。但是，即使想到這一層，下次當姚明得了什麼榮譽，我還是會覺得特別高興，所以我是姚蜜。這種思維，叫群體無意識也罷，叫從眾心理也罷，反正在很多人的思維中都存在。然後對於社會性而言，有一條理論，叫存在就是真理。既然所有的人都這麼想，那麼至於真相是什麼樣子，那就不重要了。

烏魯木齊的暴亂就是這樣的，確實是一小撮，3000暴徒，如何能代表800萬維人，要知道，任何一個民族，特別是農耕民族，能夠舉刀殺人的都是極少數（所以即使戰爭時期多的也是炮灰而不是英雄）。但是，沒有人會這麼看，就像我們見了姚明得好處我們也瞎高興一樣，我們見了這些維人殺漢人，就會把賬算到所有的維人頭上。甚至即使我自己對我說，維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下次再見到維人，我還是會由心底裡生氣。我想，新疆的漢人肯定會是這樣的想法，而且新疆的維人感覺到這種想法之後只能會和漢人更遠離，即使那些想親近的也不會，因為人都有尊嚴。為什麼兵強馬壯的南黎巴嫩軍在以色列撤離之後連一天都挺不住，這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尊嚴，這樣的人也被我們稱為漢奸。

所以，這一場的暴亂無論對漢還是維都是一個悲劇。其實維族的獨立意識根本就不怎麼強，因為歷史上他們也重未建立過一個國家。我們經常說庫爾德人的悲劇，擁有5000萬人口的民族卻沒有自己的國家，而維族也差不多。所謂民族獨立意識的增強，是二戰之後美國體制下的產物，大家有沒有發現，二戰之後小國家越來越多，而且大的國家還有往小裡拆的想法。甚至出現了獨立的另外一種潮流，就是發達地區希望獨立出來，不和那些窮哥們一起過（比如意大利北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領土完整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其實造就了幾千年來的大變局，弱小民族不再需要托庇於強勢民族，也能夠生存，而且小國家更易生存，起碼對於上層領導者來說，做一個國家元首肯定比做一個省長強。可以說當今世界的很多分離意識都與此有關。

但是對於普通老百姓，生活還是第一位的。宣傳很重要，如果你的周圍全是說獨立好，漢人拿了我們的地，拿走我們的油，拿走我們的棉花（這些也全有事實依據），你發現自己現在沒有工作，只能在街頭混，那麼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會生出悲憤之情的。而烏魯木齊的解放南路，恐怕充滿的就是這樣的聲音。那兒買的書我都不認識，但那種情緒能夠感受到，我能看到的就是那兒新修了很多寺，但是整條街的建築，幾乎還都是以前的老樣子。有人問，那兒難道沒有警察，說實在話，真沒有看到，問題是，你在漢人的城市裡，走過三個街區，又能看到幾個警察。

族群的形象是對外的，在一個族群裡，一樣會分出無數個小群體。我們前面已經說了，每一個族群都有街頭少年，也有學校少年。漢族的街頭少年比之維族，其凶惡程度一點也不差。問題就在於，如果這個社會，將族群看淡，那麼整個社會，先分出來的就是街頭少年和學校少年。而不論行為，先看族群，那麼我們知道的就是，某族人在殺人，而最終的後果，只能是族群分裂。現在的新疆，惡果已經結成了，可是那些肉食者們，仍然將頭扎在沙子裡，喊著什麼安定團結來之不易。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上文是摘自《晁錯論》。我們要做的，就是執行公平的政策。“所有的族群一律平等”，同時尊重少數民族的各項權利。暴亂就是暴亂，暴亂就有暴亂的解決方式。以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只有這樣，才能將族群的概念淡化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才是將天平擺回來的根本做法。問題是，有司們，能做到嗎？

聊齋上的小文《盜戶》，摘給大家看看：“順治間，滕、峰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為‘盜戶’。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偽。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真偽，反復相苦，煩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為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將這個盜戶，改名維人，是不是就是現在的狀況。“二少一寬”的政策錯了，糾正是必須的，但是以後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做法能變嗎？其實何止是民族矛盾，我們的葫蘆官們，又判了多少葫蘆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