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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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真實的烏魯木齊

兵團二代

編者按:這篇節選自國內天涯社區網站的文章很有見地――法之所以為惡,在於其導人向惡,“二少一寬” 是徹徹底底的惡法;肉食者們,仍然將頭扎在沙子裡,喊著什麼安定團結來之不易。作者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族群一律平等,中共專制統治者不可能做到。

 

 

新疆漢維關係,八十年代是最重要的一個時間點,在此之前,新疆的漢人的感覺中,維族人幾乎不存在,因為他們都很老實,也很善良。甚至以後的很長時間,我們也都在說,是漢人把他們帶壞了。父輩們流傳著六十年代的一些傳奇故事,都是說一隻鋼筆換一頭羊,或者一個什麼小物件可以換兩面袋子杏子。但是自從八十年代之後,這一切都在慢慢改變,也許,今天的悲劇確實是那時候種下的。

而在這之後,維族人在我們的心目中,逐漸變的凶惡起來。強賣現象就不說了,這是每個漢人都會遇到的。打架時成群上,不管有理沒理。應該說,即使有很多抱怨,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前,我們和維族人還是經常打交道的,到自由市場買牛羊肉,還有買葡萄乾,還有好多土特產,都是和他們打交道。當時的說法就是,在他們那兒買東西,要就是問一下價不買,如果是討價還價了就得買,不買的話,就可能打架。但是如果你狠一點,他們也不會怎麼樣。比如維族人的刀鋪裡,他們經常會拿著刀在你眼前比劃,似乎是威脅,又似乎不是,反正好像你硬一點也就過去了。

當時,在整個烏魯木齊市,隨處可見維族人,也隨處可見漢族人。就像這次出事最嚴重的二道橋(就是國際大巴扎),當時,初中的我們,也是成群結隊地過去玩。

但是,當我2000年回去探親時,發現一切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時閑著無事,就決定去我最熟悉的路上去走走。由二道橋,經解放路到南門,曾經是我們最常走的地方。然而這麼長的一段路,竟然發現全是維族人,而很少見到漢人了,所有的店鋪都是維族的,甚至連招牌都有很多只是維文。可以說我是在一種恐懼中走完這一段路的。而當我走到南門之後,再往前走,就出現了大片的漢人區。一街之隔,對比之明顯,讓人觸目驚心。其實所謂民族的融合,說到底就是雙方自由往來,那怕相互之間有矛盾都不要緊。而最差的情況,就是雙方各自聚居,老死不相往來。而烏魯木齊,經過多年所謂的民族團結局面之後,反而真正的形成了雙方民族各自收縮,集中聚居的現象。

中宣部說,這次行動是由境外組織策劃的暴力活動,這個結論真的不太對。要知道,在現今的世界局勢下,想通過針對平民的暴力來促成地區的獨立,不但達不到結果,反而只會起反作用,讓那些支持者們都無法再支持。熱比婭老奶奶大概確實只是想讓新疆的維人們,站出來,表明一下態度,起碼不能對內地的那件事毫無反應,因為這也不符合維族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要說熱比婭就是要讓維人去殺漢人去把烏魯木齊砸爛,這個就是十分的錯誤了。因為,在我看來,這短暫示威之後的不受控制的暴行,恰恰是街頭維人的本性暴露,因為,由古至今,他們還從未有過不把和平示威變成一場暴行的先例。

暴力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其有不可避免性,還因為,其實這樣的暴力活動每天都在發生,只是分散的,而7.5事件,則是集中的。街頭幾個維人將一個漢人打的死去活來,然後拍拍屁股走人的事兒,從八十年代就開始了,從開始的義憤到現在的麻木,都已經成為新疆的一大常態。這也是我們舉家東遷的重要原因。看來我們走對了,因為這一次,我們終於可以不擔心家裡人的安全了。

前面說過,所有的改變都開始於八十年代。對少數民族的傾斜政策,是全面的,從工作職位安排,到高考加分,再到底層的“少抓少殺從寬處理”。其實這些政策,對於個體的有利,卻造成了對少數民族整體的全面侵害。尤其是“二少一寬”,要知道,每個民族都有敗類,對這些敗類的清除是本民族的一種優勝劣汰。而如果針對民族之間搞什麼不平等的話,受益的是壞蛋,而受損害的整個民族。在爭論中,無數的人為民族傾斜政策鳴不平,說這對於漢民族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你去新疆看看,就知道,這些優惠政策是如何在多年之後,使得維人作為一個族群徹底地喪失了社會能力的。

到新疆,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漢族的節日,比如春節、中秋什麼的,維人也會放假,而維人的節日,比如古爾邦節(漢人放一天)、肉孜節,維人放假,漢人通常不放假。大家都會說,這真他媽不公平,但是仔細想一下,才會發現這裡面竟有一個驚人的祕密。因為這個現象說明,即使維人放假了,漢人依然可以繼續工作。也就是說,在新疆,一切活動都可以不依賴維人的參與而正常進行。

而再實地的考察一下,你就會發現,所有的工礦企業,領導層中,都會有一個少數民族。這個指標是定的。但是,也只會有這麼一個少數民族。這個人其實處於十分尷尬的局面。那時我曾經在煉油廠工作,在基層員工中,幾乎很少有維人,即使有,也是十分熟練的漢語,而那個維人的廠長助理,在講話時堅持用維語,可想而知,他能在廠子裡獲得多少威信。

在烏魯木齊、克拉瑪依、奎屯,只要有工礦企業的地方,就是漢族占到80%以上。而更有意思的是,主要的崗位都是漢人占據,在幾乎所有的企業裡,維人都是很特殊的,他們可以不請假就不來上班,而且不扣工資。因為大家都是覺得有他不多,無他不少。而這些維人,其實都是維人中最出色的人,他們都是經過大學出來的。

實際上,正是這種所謂的優惠,造就了現在這種個體上占優,而整體反而被排擠的現象。我覺得這種優惠政策在很多國家似乎都造成了反作用,就比如法國對於解僱勞工的約束。優惠政策實際上將一個群體的弱勢給突現出來,讓主體社會見到這個群體,就會想到他們的問題,而不是作為個體區別對待。在新疆也是一樣,企業招工,是需要考慮民族,但是所有的企業都會以這個政策作為上限,多一分優惠也不加上去。比如企業,15%必須是少民,那就是15%,養著他們就行了。其實如果是計劃經濟,這樣還會有成效。問題現在國家是以私營企業為主了,私營企業絕不會管政府的這些規定的,除非是政府給好處。就像這次的韶關事件之後,我想就再沒有企業敢去新疆招工了。人家是來賺錢的,不是來給自己找麻煩的。

維人的傳統是農業和商業。但是正是因為“二少一寬”,造就了漢人對於維人強賣的印象,而這種印象造成漢人根本就不和維人做生意。而工業的發展,也嚴重壓縮了維人的商業活動,維人的商業,主要是土特產、手工藝品。但是1998年,我回家時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原來遍布大街小巷的土產批發店,幾乎沒有了,改換後的門面,基本是買工業品的。仔細一想也是,一店的葡萄乾能頂的上幾筒油漆的利潤。自此之後,維人的商業活動逐漸集中在自由市場中,並且越來越集中在那麼有限的幾種商品上。

在新疆的大西門批發市場,還有上次著火的國貿城中,還有整個火車站附近的幾大批發市場裡,內地來的商販們,最早以一個床位一個床位的方式批發零售各種服裝、小手工品,現在大的已經開了店面。可以說,這是個純漢族的領地,漢人的第二代們,其實也沒有鐵飯碗可端了,但是大家從這裡批發東西,然後開各種店面去賣,新疆各地的商人,也到這裡拿貨。這是一個完全越過當地經濟結搆的商業網絡。但是背靠這一經濟網絡,你可以想象漢人將比維人擁有多大的優勢競爭力。

隨著舊城改造的進行,很多古舊的商街被改造成精美的店面。但是這種改造,可以想象中,也意味著維人商業的進一步退縮。在當時我們住的地方旁邊,有一家很小的涼皮店,那曾經是大十字最興盛的店面,每天買涼皮的人排著隊。但是隨著大十字的改造,這家店不得不搬到現在這個稱不上商業街的地方,慘淡經營。也許,咱們可以說,全國的城市改造,都造成這種結果。但是在烏市,維人看到的,大概只是維人的店鋪不斷減少,而漢人的店鋪不斷增加。

法之所以為惡,在於其導人向惡。

任何一個民族都有暴虐的人,也有善良的人。但是中國有一句老話,“倉廩足而知禮儀”。我不知道,在這一撥經濟改革的大潮中,維人到底有多少失業,但是從市面上那麼多只有漢字沒有維文的店面,就可以知道,維人們受到的衝擊會更大。而這種衝擊,將大批的青年維人推向街頭。所以,如果你說維人比漢人暴虐,這肯定是對的。因為對於一個整體民族來說,其實決定這個民族特徵的,不是某一個人的極端特徵,而是具有共同特徵的人的比例。一個擁有更多街頭少年的民族,自然遠比一個大多數在為掙錢和學習而忙碌的民族顯得凶狠的多。

應該說,給少數民族加分,給企業設定招工比例,這些都是對事實上的經濟不平等的一種補償。無論這些政策有多少反對聲,基於國家考慮,我們都是應該給予的。看看現在的世界,美國白人在說黑人和墨西哥人,法國人在說北非移民,德國人在說土耳其人。都是說國家給了他們太多的優惠,但是,我們看到的,還是這些受照顧人群絕對的貧困,似乎除了在街頭爭鬥中之外,他們百事無成。

而且,這些優惠其實真改變不了什麼。民考民根本就與漢人無關,而民考漢,對於一個不同種族的考生,對於一個語言不通卻希望融入的考生來說,這根本就是一種鼓勵(當然對於那些把自己民族改成少民的人,也不知道拿他們怎麼辦,畢竟,連孔子都說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而且,即使最終,我也看不出,他們會占什麼優勢。不夠分數的人,都會先去民族學院上一年,那裡,本來也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而在內地的各大院校裡,那些民考漢的學生更是少之又少。抱團打架雖然不對,但是並不限於維族學生,前幾天,我的同事一樣在宣揚他們海南人在學校的同樣的壯舉。

最新看《新宋》,說其實自古以來,對歸化的少民歷來都沒什麼好辦法,一種如漢唐,奉而養之,一種如晉,視如奴婢,不過好像就是晉的政策,才造就了那麼多民族仇恨,才會有那麼華麗麗的血時代。何況如果真把中國歷史看一遍的話,其實漢唐那些歸順的番人,反而是國家政權最忠誠的保衛者,無論是金日蟬還是阿史那社爾。既然我們不想去學當後清,那麼也就不要想著去屠族這種事情,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真正應該反對的,是“二少一寬”的政策,因為這是徹徹底底的惡法。人之所以從萬物中脫離出來,就是因為“勞心者制人”,即智力決定了一個人的地位。所以,人類所有的法律,都是在抑制強個體對弱個體的侵害。可以說,任何的與此相背的法律,都會是惡法。

前天理髮時,和理髮師聊起現在的年輕人,他說,現在的小孩了不得,不是比誰學習好,而是比誰進去的次數多。我說,這其實只是不同群體的不同標準罷了,街頭少年自然有與學校少年不同的標準,軍隊還以誰殺的人多為標準呢。那些優惠政策雖然很讓漢人不平,但卻是針對學校少年的。而“二少一寬”政策則是來縱容街頭犯罪的,我不知道這一政策出於什麼考慮,甚至這都不符合西方的原則,因為在當年看過一片文章,那個億萬富翁的紐約市長,上臺之後大力宣揚的就是“零容忍”政策,認為街頭實際上就是“破窗子”法則,如果有一扇玻璃破了,沒有補,自然就會有第二扇。

當經濟改革政策將更多的維人趕向街頭時,“二少一寬”政策卻又在為這些維人的犯罪開綠燈。打個人沒事,捅個人也沒事,殺個漢人也沒事。其實又有多少罪犯天生邪惡,廣州的那些“背包黨”以前不也是走投無路的農民工。每個城市街頭的罪犯,不管是漢人還是維人,說白了,都是政府的失職造成,如果他們的第一次犯罪的想法,能被法律嚇住,而沒有實施,也許根本就不會有後面的這許多事情。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天意,一次事件,竟然將最南的省和最西的省聯繫到一起,而這兩個省,最大的相同,就是他們擁有相同多的治安事件。

其實,人思維中一個最大的誤區,就是喜歡將群體中的一個代表的光榮看成自己的榮耀。比如看著姚明球打得好,個長得高,自己也覺得好像長進了不少。其實你1.67的個,即使姚明長得再高,打得再好,和你有什麼關係。但是,即使想到這一層,下次當姚明得了什麼榮譽,我還是會覺得特別高興,所以我是姚蜜。這種思維,叫群體無意識也罷,叫從眾心理也罷,反正在很多人的思維中都存在。然後對於社會性而言,有一條理論,叫存在就是真理。既然所有的人都這麼想,那麼至於真相是什麼樣子,那就不重要了。

烏魯木齊的暴亂就是這樣的,確實是一小撮,3000暴徒,如何能代表800萬維人,要知道,任何一個民族,特別是農耕民族,能夠舉刀殺人的都是極少數(所以即使戰爭時期多的也是炮灰而不是英雄)。但是,沒有人會這麼看,就像我們見了姚明得好處我們也瞎高興一樣,我們見了這些維人殺漢人,就會把賬算到所有的維人頭上。甚至即使我自己對我說,維人大部分是好的,但是下次再見到維人,我還是會由心底裡生氣。我想,新疆的漢人肯定會是這樣的想法,而且新疆的維人感覺到這種想法之後只能會和漢人更遠離,即使那些想親近的也不會,因為人都有尊嚴。為什麼兵強馬壯的南黎巴嫩軍在以色列撤離之後連一天都挺不住,這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尊嚴,這樣的人也被我們稱為漢奸。

所以,這一場的暴亂無論對漢還是維都是一個悲劇。其實維族的獨立意識根本就不怎麼強,因為歷史上他們也重未建立過一個國家。我們經常說庫爾德人的悲劇,擁有5000萬人口的民族卻沒有自己的國家,而維族也差不多。所謂民族獨立意識的增強,是二戰之後美國體制下的產物,大家有沒有發現,二戰之後小國家越來越多,而且大的國家還有往小裡拆的想法。甚至出現了獨立的另外一種潮流,就是發達地區希望獨立出來,不和那些窮哥們一起過(比如意大利北部)。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領土完整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其實造就了幾千年來的大變局,弱小民族不再需要托庇於強勢民族,也能夠生存,而且小國家更易生存,起碼對於上層領導者來說,做一個國家元首肯定比做一個省長強。可以說當今世界的很多分離意識都與此有關。

但是對於普通老百姓,生活還是第一位的。宣傳很重要,如果你的周圍全是說獨立好,漢人拿了我們的地,拿走我們的油,拿走我們的棉花(這些也全有事實依據),你發現自己現在沒有工作,只能在街頭混,那麼我想,只要是有思想的人,都會生出悲憤之情的。而烏魯木齊的解放南路,恐怕充滿的就是這樣的聲音。那兒買的書我都不認識,但那種情緒能夠感受到,我能看到的就是那兒新修了很多寺,但是整條街的建築,幾乎還都是以前的老樣子。有人問,那兒難道沒有警察,說實在話,真沒有看到,問題是,你在漢人的城市裡,走過三個街區,又能看到幾個警察。

族群的形象是對外的,在一個族群裡,一樣會分出無數個小群體。我們前面已經說了,每一個族群都有街頭少年,也有學校少年。漢族的街頭少年比之維族,其凶惡程度一點也不差。問題就在於,如果這個社會,將族群看淡,那麼整個社會,先分出來的就是街頭少年和學校少年。而不論行為,先看族群,那麼我們知道的就是,某族人在殺人,而最終的後果,只能是族群分裂。現在的新疆,惡果已經結成了,可是那些肉食者們,仍然將頭扎在沙子裡,喊著什麼安定團結來之不易。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上文是摘自《晁錯論》。我們要做的,就是執行公平的政策。“所有的族群一律平等”,同時尊重少數民族的各項權利。暴亂就是暴亂,暴亂就有暴亂的解決方式。以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只有這樣,才能將族群的概念淡化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才是將天平擺回來的根本做法。問題是,有司們,能做到嗎?

聊齋上的小文《盜戶》,摘給大家看看:“順治間,滕、峰之區,十人而七盜,官不敢捕。後受撫,邑宰別之為‘盜戶’。凡值與良民爭,則曲意左袒之,蓋恐其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偽。每兩造具陳,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盜之真偽,反復相苦,煩有司稽籍焉。適官署多狐,宰有女為所惑,聘術士來,符捉入瓶,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聞者無不匿笑。”

將這個盜戶,改名維人,是不是就是現在的狀況。“二少一寬”的政策錯了,糾正是必須的,但是以後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庸官做法能變嗎?其實何止是民族矛盾,我們的葫蘆官們,又判了多少葫蘆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