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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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統獨問題

答張三一言先生

楊光

張三一言先生:您的大作將我的一段話作為“邏輯不通”的例子。謝謝您的批評。

我答辯如下:我那段話旨在說明:第一,“自決權”不宜理解為僅屬於“民族”所有;第二,“自決權”的行使應該受限、事實上也是受限的。

您大概是覺得我問“家族、宗族可不可以自決,某同性戀群體、某探險愛好者群體可不可以自決”是“推向極端”的無稽之談。不過,我提醒您,遠如非洲一些國家,近如我們的亞洲鄰居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某些以“家族”、“種姓”、“宗族”為特徵的“部落民”確曾有過“自決”的願望和行動。

在歐美,某些宗教團體,如“人民聖殿”、“大衛教派”、“上帝之子”不僅內部實行“高度自治”,也曾有過“民族自決”的荒唐舉動,比如,他們建立封閉的聚居區、拒絕與外人交往、廢棄國法、將反常性行為(如淫亂、群交)制度化乃至神聖化、甚至還與其他族群及政府軍警長時期暴力對峙。

您支持他們如此這般行使“自決權”嗎?或者您是否認為,他們應該先到聯合國或美國國會山,宣稱自己已經成為一個“民族”,然後就可以堂堂正正“自決”了?

您的大作以“共同的心態、共同的訴求、共同的利益等等的區域(人們)”作為“自決權”的主體(似乎比斯大林的標準更模糊),請問,紐約唐人街可否自決?馬來、印尼的華人族群可否如新加坡一樣選擇獨立?(我猜想,洪哲勝先生對此可能作出這樣的解釋:紐約唐人街與馬、印華人理論上都有“不帶但書”的自決權,但他們自願放棄自決、選擇融入。還有一些人大概會作出這樣的解釋:在人家“原住民”的私家花園裡,你一群移民有什麼資格講自決,不高興可以滾回中國嘛。)

再者,您以“省可以辦大學,縣、鄉、村可不可以,國家可以選總統,省、縣、鄉、村、衚衕、家庭可不可以”與我的問題相類比,以證明我“邏輯不通”。我對此很不以為然。而且,您的例子似乎也不大準確。辦大學並不是省以上才有的專屬權,縣、鄉、村當然可以辦大學,企業、NGO、私人、教會都可以辦(當然,辦不辦得成是另一回事)。據我所知,即使是在中國這樣對教育投資有嚴格准入條件的國家,縣級市、大企業(如鋼企辦鋼鐵學院、汽企辦汽車學院,本人即曾在某汽車學院任過教員)、個別明星村(如華西村)都有辦大學的。

選總統亦然,如果您不死摳字眼,願意把“總統”換成“頭領”或“負責人”,不但省縣鄉可選,凡有自由結社權的國家,任何公民社團均可選舉自己的內部“總統”。何以見得就“邏輯不通”呢?您大作的其他論述,比如關於獨立與統一的關係、所謂“自決達成自治”等等,頗有點“辯證法”的味道。老實說我沒大看懂。

恕我直率,您似乎並沒有弄明白自決與自治的涵義及其區別。借此機會,對張先生談及的自治、自決、獨立問題,再次表明我的個人觀點:

1、自治是自由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我堅決主張實行普遍的、廣泛的自治。在政治層面,省、縣、鄉、村均應自治,在經濟、社會層面,個人、家庭、企業、行會、NGO、公民社團亦應自治。自治意味著排除外來干預,對自身事務擁有最終決定權,自負其責、不假外求。尤其是指,不需“上級”、“中央”的“領導”與“指示”。比如,農民種什麼莊稼,縣民選誰當縣長,企業產品是漲價還是降價,本省公務員是加薪還是減薪,只要不違法,他人(包括“黨中央”)無權干涉。在此順便提一下,有些人認為在中共政體下漢族人無所謂自治,少數民族才有“真正自治”問題,此說不確。

2、但是,對所謂“民族自治”我持保留意見。我不大贊同其理念,也不大看好其前景。政治上的自治,不宜以族群定邊界。我以為,與“民族自治”相比,地方自治是更好的方案(我更樂於採用“住民自治”的提法,因為它明確體現了自由與人權的原則,自治不分種族、膚色、宗教、語言,確定區域上的一切“定居之民”均為自治的主體)。中共的“民族自治”為什麼徒有虛名?是不為也,亦是不能也,那個東西本身就有毛病在。僅在“文化自治”層面,或可以“民族”為自治之單元。

3、我堅持基本自由優先的自由主義立場,寧願對“民族權利”、“國家主權”之類的東西多抱一點戒心。有些人平時高唱“主權高於人權”,一碰到“族權”(特別是少數民族的“族權”)就迷了向,似乎這“族權”天高地大、神聖無邊,既可高於“主權”、又可高於人權。我認為,“民族自決權”作為一項集體人權,只有在尊重外族、外地、外國移民的基本個人權利(如人身自由、財產權)的前提下,才值得尊重。否則,十之八九,是個禍害。

4、對偌大中國而言,並非統一就好、分裂就壞。不得已而分裂分治,也未嘗不可。但是,不顧他人權益,強求統一或獨立,就肯定不好。藏人、維人或臺灣人民若執意謀求獨立,應該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進行,大可不必“使命感”太強而急於一時。洪哲勝先生說,大陸漢人若想維持國家統一,就應該用最大的善意來勸說、感化藏族、維族和臺灣,使其真心認同國家,自願放棄自決和獨立。這當然是極正確的主張。我也有一個相同的建議,某些藏族、維族和臺灣人若執意獨立,也應該用最大的善意來說服大陸人、漢族人,讓大陸漢人相信他們獨立之後不會以中國人民為仇敵,不會歧視、驅逐甚或殺戮當地的漢族移民,如此一來,或許將來,大多數的大陸漢人就可坦然接受疆藏臺獨立。民主化或可改善民族、族群關係的政治環境,但民主本身不是解決民族、宗教問題的適當辦法。有些人說,中共倒臺,民主到來,疆藏臺的統獨問題將不攻自破。這是自欺欺人的、想當然的、不可靠的說法。中共“革命先驅”曾經相信,推翻了剝削階級和反動政府,民族大團結將一勞永逸。這與以民主化破解民族獨立的思維犯有相同的錯誤。

5、我發現,有些人對聯邦制的理解有嚴重的偏差,將聯邦與“邦聯”、“族聯”、“國聯”混為一談。有些人所設計的“中華聯邦”,一味以“民族”為政治主權的實質單元,且邦權與國權無均衡的劃分,邦與邦之間還千差萬別,深溝壁壘、無異於“柏林牆”高聳,某些權邦竟可以“合法”侵犯其他邦人民的基本人權。我以為,這種“聯邦”方案沒有太大的意思。若行之於實踐,我膽敢作一猜想,最樂觀的情況,至多也就是個三年為期的“中華獨聯體”而已。與其搞名義聯邦、假聯邦,還不如乾乾脆脆,和平分裂的好。美國先賢有能力將一個行將崩潰的邦聯化為強大有力的聯邦,我們中國人未必有啊,我對此表示悲觀。

6、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聯邦制有精闢的見解。聯邦制是形散而神聚,並非只有縱向分權一個面向。它其實既有分權、又有集權(在美國,所謂“聯邦主義者”如華盛頓、漢密爾頓、麥迪遜,大體上屬集權主義者)。聯邦制的核心是:聯邦的歸聯邦,各邦的歸各邦,個人的歸個人。該是州長說了算的,總統說了不算,該是總統說了算的,州長說了當然更不能算(哪怕它是個少數民族州長!),該是個人說了算的,州長、總統和議會加起來,說了也不能算。人類的政治發展史表明,好的聯邦制是有規可循的:其一,邦權與國權互不越位,總統不能給州長發紅頭文件,州長當然也不能未經總統或國會授權就封鎖州界、或與外國結盟;其二,聯邦是平等成員之間的集體契約,各邦對聯邦政府的授權、以及保留給自己的權利應大致相同,因而,各邦對本邦人民所行使的權力、各邦對“中央”事務的參與權,也基本上是對等的。不能藉口某個“民族邦”有“特殊邦情”而另搞一套、自行其是(比如,美國立國之初,雖不得不同意南方州保留奴隸貿易的“特色”,但限以時日、下不為例)。歧視性、排他性的地方特權、民族特權不宜於制度化、憲法化,否則,聯邦架搆必然難以維持,說不定,最後還得大打出手。我贊成張三一言先生的那句話,“法律上只見人不見族”,那是最好不過了。少數民族誠然應免於歧視,同樣,我也不認為,漢族人就有憲法上的義務,為了“統一”的虛榮而必須承受逆向歧視。若為了名義上的統一而要求漢族人承諾放棄某些平等權利,或服從某些優惠於少數族群的政治、社會安排,作為權宜之計則可,永久化、制度化、憲法化則不可。

7、在我的理想中,中國未來的聯邦制,以聯縣自治為最優。其原因之一就在於,縣不僅是最悠久、最穩定的行政單元,是土地、不動產、治安、公共秩序、基本福利的直接監管者或直接提供者,而且,也最有利於化解依省藉、族別而形成的狹隘地域觀念與排他性的民族、族群觀念。向張先生及其他參與討論的師友致敬!!

                             

 

楊光,2009-8-9(摘自牛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