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line decor
  
line decor

 

對照美國模式

看待中國的

民族認同問題

司徒一

“民族”在現代漢語中的含義不很確切。北大社會學教授馬戎先生提倡把“民族”與英語的“nation”對應起來;“族群”或“族”與英文中的“ethnic groups”對應起來,這是個很好的方案。雖然有人提議把nation翻譯為“國族”,但鑒於民族國家、民族主義這些來自nation概念的詞語已經在漢語裡固定下來,“民族”是更合適的譯法。另外,英文nation在某些具體語境裡有“國家”的含義,是“民族國家”的外延,在法律上用於描述國際法主體,基本等同於sovereign state,在英文上下文裡一般不引起歧義;同樣,中文“國家”一詞在具體上下文裡也有民族國家、主權國家、或國家政權的不同側重,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雖然中共總是試圖抹殺這些區別),所以不必修改“國家”這個詞彙的用法。基於“ethnic group”的詞語如民族政策、民族問題(後者有些模稜兩可)相對來講可塑性較強,而且“ethnic group”翻譯為“族群”並不引起任何歧義,反而充分利用了這個原本閑置的詞語。

根據馬戎介紹的英國學者史密斯的觀點,民族(nation)有雙元性,各個民族在不同程度上包括了市民的民族模式(側重領土、法律、民權意識的認同)和族群的民族模式(側重血統、語言文化的認同)兩方面的要素。史密斯的這個論點很有價值,澄清了民族的重要特徵,字典裡的民族/nation詞條一般不涉及這些深刻的含義。

討論中國的民族認同問題之前,美國的情況值得分析:人們通常認為美國是移民國家所以包含了極多的民族,但美國除了在法律上承認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有自己的nation之外(而且只限於1871年之前獲得承認的印第安nation),其他所有的“族”包括華人移民在內在政治上只是一個nation(民族)、幾個race(種族),race之下再劃分許多ethnic group(族群)。也就是說,原住民之外的美國國民有一個共同的民族,主要基於市民的民族模式(認同美國憲法、人權價值觀),同時帶有族群的民族模式的因素(語言文化),但後者較弱,因為許多少數族群通過雙語能力保持了自己的語言文化。美國不論政府還是民間都不刻意強調“美利堅民族”的概念,但在原住民之外,統一的民族認同在事實上已經形成。

印第安nation有時被翻譯為部落,實際上美國的印第安人社會結搆包含了三個層次:nation、tribe、band。Tribe接近中文的“部落”;nation在部落之上,一般包含幾個部落,是基於部落歷史、語言、文化的共同體,也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基本對應於“民族”的概念;band則是部落之下的分支,子部落。美國聯邦政府還曾經和各個印第安nation簽署雙邊條約,幾乎承認了後者的政治實體的主權國家地位,但自1871年起停止了這個做法,而且也不再承認新的印第安nation。由於這個原因,有些印第安部落或子部落在法律上並不屬於某個“nation”,這是政策性的稱謂問題,但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自治制度並不以nation或tribe的名分為準。

美國印第安人保留地是國中之國,有自己的政治制度,跟中國古代的羈縻州差不多,聯邦法、州法不完全適用。套用中國的“改土歸流”概念,印第安保留地保持半獨立形態,只在名義上分屬各州,但從來沒有改土歸流實行美國其他地區的政治制度。美國中部、西部領土剛剛被美國聯邦政府購買或占領的時候相當於殖民地,建立州制加入聯邦就是改土歸流(印第安保留地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的政治制度其實是聯邦制(各州之間)與邦聯制(印第安保留地與美國其他地區之間)的混合政體,只是印第安保留地力量過於微弱而通常被忽視。另外,美國發展到今天,印第安人各民族已經認同了美國國家,但保持了自己的民族身份,這也說明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並不完全一樣。

依照這個類比,中國邊疆地區改土歸流之前本來有許多民族(nation),但都已經被破壞了(最後一個被摧毀的是西藏民族)。中國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少數族群保持了真正的、有別於其他地區制度的自治,所以即使某些族群曾經具有民族(nation)的性質,現在也已經不完全具備了。這種情況在被征服或兼並的地區是很普遍的現象,歐美也不例外,中國的情況比較突出,是因為藏族地區的改土歸流發生得很晚而且極為血腥。鑒於中國的這種歷史和現實的局面,不應把各個少數族群拔高為民族(nation),雖然某些少數族群保持了一些民族意識。

港澳臺雖然有獨特的法律制度,但尚未上升為普遍的民族認同(雖然現在有這樣的趨勢)。即使臺獨人士也有許多追求一族兩國(one nation, two states)模式的,李登輝“兩國論”之“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現在的政治事實,只是因為雙方的外交排他原則而被掩蓋。許信良提出過“新民族”理論,並不盛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族兩國或多國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現象,長期分裂的結果就是新民族的形成。中國大陸越早實現民主化,越容易維持共同的民族認同、進而實現國家政權的統一。假如中國大陸以恢復1946年民國憲法的方式實現民主化,那麼海峽兩岸就實現了國號與法統的認同,兩岸的統一很可能成為水到渠成的事(假定不認同民國國號法統的人士在臺灣尚未成為主流)。

現在中國的民族狀態就是中共試圖用強力搆建一個“中華民族”但並未成功(主要原因是中共的荒謬政策;“民族”概念的混淆也是一個原因);中國有許多族群,但尚未完全形成一個民族(nation)。中共統治之下沒法指望中國的族群問題有什麼突破,中國將來實行民主憲政之後,是否應該把少數族群聚居區專門劃給他們做“保留地”、搆建他們自己的民族?理論上講未嘗不可,實踐上必須緩行,否則會帶來巨大的震蕩,甚至危及新生的民主制度。不分族群,普遍實行基層地方自治、充分落實民權,才是民主制度初創之時的當務之急。通過合理的制度建立起全國各個族群對國家法律、民權價值的認同(也就是側重市民的民族模式),也是凝聚各個族群形成統一民族的最佳途徑。漢語作為官方語言和經濟領域工作語言的地位,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促進民族認同(這對母語不是漢語的少數族群成員並不公平,這是無可奈何的現實,必須正視),但在少數族群聚居區普及雙語教學、增強漢語能力應當以經濟槓桿為主並伴隨著來自中央政府的財政扶植(比如教育經費)。

中國和美國有一點不能類比之處在於美國主體(移民後代)的族群融合與民族認同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之上,“中華民族”到目前為止並不是所有少數族群的自願認同。少數族群聚居區的居民是當地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原住民,他們如果在民主憲政長期實施之後仍然無法認同中華民族,那麼他們要求仿照美國印第安保留地制度實現原住民自治和原住民民族認同也未嘗不可,但這就是未來的議題了。在這些議題時機成熟之前,本著民主憲政的原則,少數族群的語言文化必須得到保護和尊重,同時多數族群搆建中華民族的努力也是正當的,只要不使用強力(強力反而會造成少數族群的反彈,致力於搆建中華民族的人士如果明智也不會這樣做)。另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中華民族”的搆建並不需要採用意識形態宣傳的方式,這就好比美國從來不直接宣傳“美利堅民族”但民族認同油然而生;待到海峽兩岸自由統一之後,“中華民族”的提法甚至可以淡化,國家認同則繼續強化。

搆建中華民族的過程中,多數族群也必須改變,必須拋棄過去或多或少對少數族群的歧視,各個族群真心實意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否則中華民族的搆建無法成功。多數族群的“大漢族主義”也要不得,弘揚漢族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絕對不需要通過唯我獨尊自我膨脹的方式。現在某些漢人的“大漢族主義”傾向是對中共壓制漢族、吹捧滿清的反彈,是社會心態被扭曲的結果;將來的民主憲政社會裡,健康的思潮應當能夠成為主流。發端於梁任公的“中華民族”概念,只有在成熟的民主憲政制度之下才有可能成為現實──各個族群自願認同的中華民族,才是真正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