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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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制度認同

一通

不論愛國也好,民族至上也罷,說到底,是一個認同的問題。愛國,認同的是國家──黨國也罷;民族至上,認同的是民族,種族或是種群,一旦在話語上可以和民族劃等號,被民族主義號召起來的人,並不在乎。典型的例子是所謂“漢族”,這個種群的判斷,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起兵造反的時候,才實實在在成為政治上可以一用的概念,其種群覆蓋的範圍並不明朗,但不妨礙各位愛漢家江山者,為之竟折腰。

而楊先生所說“皇朝統治覆蓋的範圍”,在種群認同意義上,也頗多例外。宋朝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幽雲十六州,始終是宋兩代士子愛國的對象,儘管那裡早已不是什麼“皇朝統治覆蓋範圍”了──甚至說中華文化覆蓋範圍,都十分牽強,因為那時的所謂文化精髓,是“中原文化”,這個文化的覆蓋範圍,始終不為士子們所孜孜以考它到底有多大。

認同本身是每個人都無法逃脫的命運,人生而為社會性動物,歸屬不僅是外在生存的必須,也是內心立足之原點,這本來無可厚非。就說現在我們士子們為之心折的美國吧,那裡的人們認同美利堅,一聽美國國歌肅然起敬,熱淚盈眶者甚眾,也很少有人因此指責美國人十分的愛國主義,以此如何如何不堪云云。那麼美國人認同的是什麼呢?是民族嗎?如果是,那是什麼意義上的民族呢?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美國人認可的民族從多數意願上講,是通過民族國家凝聚的文化種群,所謂美利堅民族,可比孫中山先生所說“中華民族”。

唯一不一樣的是:美利堅民族通過民族國家凝聚種群的歷史和伴隨這一歷史的文化過程,既不是一個充滿屈辱的“被現代化的”過程,也不是一個棄舊圖新,幡然悔悟的“心靈革命”的過程,而是一個“自然”長入現代化,同時不得不以相對平和心態對待不同源流的文化聚合的過程。

相比之下,我們“中華民族”似乎完全相反:我們的現代化是被逼不得已,而且從進程上看,除了屈辱之外,極少其他可資動員巨大種群力量的歷史認同事件。我們對待文化聚合過程,不能心態相對平和,而是從“中體西用”到“全盤西化”,從全盤西化中經全盤蘇化復歸全盤美化的心態極度動蕩的過程,這個過程現在依舊在持續著,因此,起碼從心態上判斷,中華民族通過民族國家凝聚的過程,至今也還沒有結束。明晰的例子就是臺灣人不認可你那個中國民族國家凝聚過程的有效性,動輒就要研究研究自己是否真正願意認同你的那個中華民族,從而心嚮往之。

缺乏民族國家認同的凝聚,於是產生的心理上填補的需要。比如通過比較狹隘的種群認同吧,就是這樣的需要。還以美國為參照系,在那個移民國家裡,從文化上嚴格區分你是亞裔,我是拉丁裔,他是非洲黑人裔的事情不但不少,而且明智的知識分子也都認同這樣的文化區分,認為這樣才真正有了多元社會,而不是混元社會,所謂大家無區別社會。

但我們的這個民族國家內部的種群認同怎麼樣?要麼是以意識形態劃線,大家都是同志,實行強制下的“觀念解放”,強制“無區別”;要麼就來一潮又一潮的種群歧視或是半歧視,其中也包括自我歧視,比如動不動就說漢族人的劣根性等等。但仔細考究起來,強制無區別,固然是政治正確的需要,所謂不凝聚人心,我們就將大禍臨頭。但心理多數造成的強制區別乃至強制歧視與自我歧視,又如何能例外呢?前者是對自我心理的道德欺騙,後者亦復如此。

既然種群認同不那麼能夠奏效,於是在一部分對政治文化非常關心的知識分子那裡,就產生了通過制度認同來補足心理缺失的必要:漢族人之所以那麼劣根,乃是因為始終不能認同民主云云。網路論壇上,不是還有激憤的朋友們甚至以不認同民主劃線,來稱某個種群為“豬”為“狗”的事情發生嗎?那就是這樣極端以制度認同來補足種群認同的例子了。

因為有了認同這個本體必要,誰也逃不過去,所以要解決認同問題,就不是一個純粹現代性的問題,而是有人類以來一以貫之存在的所謂“人類學”問題。換言之,中國人有這樣的問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人也有。雖然這不能作為理由來安慰我們那個充滿屈辱的民族心也罷。

既然大家都有這樣的問題,就要格外仔細的分析都有這些問題的種群之間,有什麼異同,以便找出我們中國人所具有的問題和別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格外關注之。比如以制度認同吧,最近,在一次波蘭人和德國人一同舉辦的知識分子民族性討論會上,一個波蘭作家慷慨激昂地以波蘭擁有歐洲第一部憲法為理由,提出“波蘭民族向來愛自由”的命題,來和德國民族劃線。但當被問道這麼愛好和平的民族,何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居然參與法西斯德國分裂捷克的行動、參與蘇俄重新規定烏克蘭版圖的行為,這位作家為之語塞。

顯然,類似的例子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討論內容,也會發生在我們中國人試圖用積極的或消極的例子和別的民族劃線的討論裡。顯然,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制度認同論者絕不比其他民族的制度論者稍微高明半分。在我們老祖宗那裡,我們可以找到無數討論“夷夏之分”的尷尬,在當代,我們可以找到以中國社會的制度與美國社會制度相比,足以自慚的民族悲觀認同的典型。

那麼,這樣發生在波蘭和中國人身上完全可以類比的制度認同尷尬,又說明了什麼呢?我以為說明了制度不足以支撐種群認同。不管我們生活其間的制度有什麼不能容忍之處,這個制度都不足以用來描寫我們這個種群的是非好壞精粗賢與不肖。德國人經過納粹法西斯這個為人類歷史所唾棄的制度時期,但德國這個種群卻並不因此拒絕自我認同。同樣的例子我們也可以在日本人身上看到。前者,在我們中國人心目中是積極的,值得效法的楷模,因為德國社會從戰後至今,始終沒有停止對那個產生於種群生活的制度的反思;後者,是我們中國人動輒以種群來否定的範例,據說其中也有日本人始終從整體上拒絕反思那個不人道制度的原由。不管前者後者之間有什麼天壤之別,中國人在判斷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的時候,都不是從它們的制度認同出發,而是在進行制判斷之前,就認同了“德國人”“日本人”。

那麼,從文化認同上來判斷一個種群自我認同又怎麼樣呢?說到文化,我們就要判斷什麼是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文化沉積,如此等等。

以我們中國人為例。我們認同自身的文化,都到底認同了些什麼?我們認同儒家文化了嗎?我們固然可以痛罵儒家道學的虛偽,但到如今原儒主義提供的人文價值,如“三軍可奪其帥,匹夫不可奪其志”,如對暴虐政治的批判“苛政猛於虎”,對個人可以抵制多數專制的勇氣的讚揚“雖千萬人吾往矣”,難道不是我們當中主張個性主義的人依舊心儀的價值觀組成部分嗎?我們認同道家了嗎?在我們唾棄方士的愚蠢的同時,恐怕很少有人對源於道家“修仙”命題的“瀟灑人生觀”嗤之以鼻吧?類似的問題,我們當然也可以針對佛家提出,針對後來的基督教提出,等等。

對一個文化的認同,由是觀之,本身就是充滿矛盾的。對一個文化的依戀,從來都是愛恨交織的。根據對這樣的文化如是矛盾的心理,我們來定義自己,時而洋洋自得,時而扼腕惋惜;時而奮起自強,時而頹喪自棄。無論怎樣,我們都不能否認:好與不好,我們都是我們自己。除了從肉體上自我消滅,我們沒有辦法逃脫這樣文化認同過程的種種熱血沸騰和不堪。正是在這個文化認同層面上,我以為除了楊光先生所說民族主義要“轉向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之外,我們還必須承認文化認同不等於文化讚揚或是文化否定,文化認同在其最為複雜和觸動人心的意義上,是今天我們種群認同的一條逃不過去的路。任何所謂“民族主義”,假如它還想具有一定的思想合法性的話,都必須面對文化認同問題,盡可能回答這個問題。

在以文化認同基礎上,包涵了對制度文化的批評和嚮往,重塑現代民族自我認同,這在我看來是現代民族──尤其是民族國家凝聚起來的民族──毫無例外都必須解決的問題。明白一點說:我們認同民主,可能主要是制度認同。但有了這樣制度認同,卻並不等於我們就有了民族新的,健康的認同。我們認同種群,比如認同漢族滿族,卻並不等於我們就自動有了可以包涵那個民族國家凝聚或我們希望它能凝聚起來的“中華民族”。果真我們要以“中華民族”為號召自強或與其他民族同立於世界之中的話,我們還必須認認真真地解決傳統種群和現代國家種群之間的各種融合和離異的矛盾。在這個解決過程中,制度和制度價值觀無疑是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比如用不流血的民主自決的制度價值觀來解決民族或種群自決的問題,還是動輒以我們是“中華民族”,誰想不認同這一點,誰就一定是賣國賊之類的價值觀來對待同一問題。但重審一遍:不論對制度,制度文化,制度價值的認同對於重塑民族國家凝聚的民族認同有多麼重要,制度和制度價值的認同,都只能是總體民族認同的一部分,而不能以這樣的“政治正確”劃線。甚至現在我們知識分子非常認同的個性主義自由觀,也不能替代中國民族整體認同。

而且,假如我們真的認同這樣的制度文化,制度價值以為我們民族重塑的基礎的話,那我們倒是真的要身體力行,履行這樣的價值觀,容許不同於我們個人乃至我們個人對種群認同方法的方法存在,在多元討論語境下,尋求我們這個“中華民族”自身認同的“斬不斷,理還亂”的民族認同之路。

摘自天益網2003-09-23,是對楊光《近現代中國政治中的民族主義》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