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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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族主義、

中國的民族主義

 

楊光

 

一、民族的概念

 民族的區分一方面與膚色、體形、相貌、血緣等遺傳因素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又與政權、地域、語言、歷史等政治文化因素密不可分。與生俱來的相同生理特徵、無可選擇的共同生活氛圍、不能割捨的文化歷史淵源,會“自然而然”地誘使人們對“民族”產生強烈的歷史宿命感和依戀心理。人們通常以“同文同種”、“同根同源”、“血濃於水”、“骨肉親情”之類的詞彙來描摹民族,由此,民族被認為是“自然”的、“真實”的基本人際分類,而非人為的、想象的、形而上的社會建搆。而在頗為煽情的“民族感情”的視角下,“民族”儼然是一個超意識形態、超國家、超階級、超宗教乃至超時空的客觀存在物。

然而,這種認為民族的形成出於自然天成而非人為的文化人造物的觀點,卻並非歷史的真實。下面幾個例子或多或少可以說明“民族”曾經是怎樣被整合出來的:第一個例子,在民族主義興盛之初,歐洲各王室那些相互聯姻的姑表親戚們紛紛“歸化”了並無血緣聯繫的本國主體民族,那自然完全不是“認祖歸宗”,不過為了表明他們的王朝是“民族的”;第二個例子,那些已經在中南美洲開枝散葉的歐裔後代們,他們的“民族意識”則起源於以他們的歐洲祖族為可恨的異族,在反抗他們的歐洲“同胞”的壓迫和歧視的鬥爭中,他們凝聚成了一批新的“民族”,並生成了各自的“民族國家”;第三個例子,東南亞的一些具有華人血統並且曾經尊崇中國儒家文化的國王、總統或群眾,他們的民族主義運動一方面既以西方殖民者為鬥爭目標,另一方面亦常以既非殖民者又非侵略者的本土華人為攻擊對象,不時掀起狂熱的排華浪潮(如泰國的拉瑪六世,他在發動排華運動時顯然忘記了他家族的華人血統甚至多於泰國原住民血統),在印度尼西亞,同樣的民族主義類型的排華運動至今不息。

民族緣何搆成?民族之間憑何區分?偏於血緣則近於“種族”,偏於國家則近於“國族”(如“中華民族”大致等同於“中國籍 + 華裔”,在前蘇聯的教科書上甚至也有過“蘇維埃民族”這一說),偏於宗教則近於“同教一族”,偏於語言文化則近於“同文一族”。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假如沒有“民族主義”的思潮和建搆“民族國家”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各民族的人們終將不知“民族”為何物。因為有了“民族主義”,才使得由語言、歷史、文化、居住地域、婚姻交配範圍等若干要素組成的“語言─文化─地域─交配圈”得以凸顯,並彼此區分,在此基礎上,經由共同的屈辱、共同的“悲情”或共同的光榮、“合群的自大”而“塑造”出或大或小的“民族”來。

在研究民族主義現象的經典著作《民族與民族主義》(英國Ernest Gellner著)和《想象的共同體》(美國Benedict Anderson著)中,蓋爾納說“民族主義發明了原本並不存在的民族”,安德森則將“民族”定義為“想象的共同體”。哈耶克在《社會科學的事實》一文中表明了他對“民族”這一類社會共同體的性質的看法,在哈耶克看來,“階級”、“民族”、“國家”、“社會”這類集合概念“毋寧是一些我們根據我們在自己的心智中發現的那些要素建搆起來的心智模式”,即社會共同體基於人們的行動、意見和態度而存在,而並非本身就是物理學意義上的“客觀事物”,如果脫離開人們的行動、意見和態度,“民族”也就不復存在了。哈耶克說:“我相信,那種認為諸如‘社會’或‘國家’(乃至任何特定的社會制度或社會現象)等社會集合體在任何意義上都要比可理解的個人行為更加客觀的觀點純屬幻想。”

中國雖早有“華夷之辨”,有“東戎西狄,南蠻北夷”的貶稱,但卻不是表達“民族”之間的分野,只是描述了中原農耕部落與邊遠各遊牧部落在生活方式和“政治文明”上的大相徑庭。兩千年前的“夷狄”們分明也是“中華民族”當仁不讓的祖先,舜乃東夷之人,文王乃西夷之人,我漢唐先民更摻雜了數不清的胡人血脈。中國一向奉行“天下主義”,王者奄有天下,理當一視同仁、懷柔遠夷、撫育萬民,所以,乾隆皇帝就理所當然地把英王喬治和他治下的“英夷”當作皇恩普照之外孤苦可憐的“化外”之民。孔子曾“欲居九夷”,又想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他堅持“有教無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的反歧視原則,他也堅信仁愛忠恕之道具有跨越國界和超種族的普世性質(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孔子的門徒子夏更明確地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族”的概念在中國多指“親族”(氏族、宗族),有時泛指“鄉族”、“里族”,“誅九族”便是一種“親族滅絕政策”。而近代以前,中國從來沒有過任何形式的以“民族(種族)”為權利義務主體的思想,因為中國人並不知道人間有所謂的“民族”這種比親族更加牢不可破的命運共同體,由是,中國的人口分類簿和個人履歷表上自然向無民族這一項,即使當元清二朝蒙滿入主中原之時,前朝文武遺臣亦多以“忠臣不二仕”的名義進行反抗,但並無以“民族獨立”的名義與之相對立(今人以民族主義觀念去解釋當初的“民族鬥爭”或“民族同化”,都是牽強附會之論)。

“民族”之產生於中國是晚近的事情,中國人的“民族覺悟”來源於西方觀念的傳播及對西方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反動,“民族感情”則大致源出於對“天朝”衰落的“悲情”感受和對滿族人統治的重新認識。此後的“反滿革命”也罷、“五族共和”也罷,再此後的“五十六個民族”之細緻分割也罷、“中華民族”之籠統合一也罷,不論是對內以求融合、以求共存的民族定位,還是對外以分彼此、以定敵我的民族界限,其實都不是本土民族主義曾經孕生的土壤,乃是本土民族主義結出的堅硬的果實。因為有了民族主義,民族之防終究成為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與文化的硬約束,“民族利益”成為很難跨過去的高門檻。是故,民族主義不象是可以解決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的可行思路,倒不如說民族主義正是造成中國對內與對外的民族矛盾和民族衝突的一大根源。

二、民族主義的內涵

民族主義的一般特點是賦予“民族”以本體論意義上的實在性和價值論意義上的優先性,它認為:民族是一個命運與共、須臾不可分離的整體,而整體的利益與價值必然高於和優於個體的利益與價值。民族主義者將民族之整體逐漸“擬人化”、“人格化”,首先將“民族”造就為感情王國的“一級法人”,進而將其視為能夠承載獨立的權利和利益(或稱為“民族主權”)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和道德的“超級法人”。比如,民族主義的文化觀是以民族為文化的主體(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說法:“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即,缺少民族性的文化便什麼也不是了),民族主義的經濟觀是以“發展民族經濟、壯大民族實力”為根本任務,而民族主義的道德觀,自然要以“民族大義”為一切道德的準繩。在民族主義者看來,民族乃是政治、經濟、文化及道德層面上的絕對本體,本民族與異族之間的區分是最具本質意義的、決定一切人際區分的根本區分,簡言之,民族是人類世界占第一位的分類系統,因此,民族理應是人類社會中最基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單元。“民族”對於其個體成員來說,乃是“牢不可破的命運共同體”和“永恆不變的精神故鄉”,個人只是“小我”,民族才是“大我”,個人有生老病死,而民族將長存不滅(萬一民族消亡了,其民族精神或許還可以萬古長存哩)。有一句激勵民族意志的話大概是這樣說的:“你可以輕視我、侮辱我,但我們偉大的民族不容輕視和侮辱,你可以損害我、毀滅我,但我們偉大的民族永遠不可戰勝!”魯迅曾將此種民族情結表述為“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可謂精闢之論。

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正是形成於當“民族”被視為比個人在實體上更加真實、在價值上更加優先的實在物之時,當民族利益被抽象化(進而“神聖化”)而脫離了其與個人利益的真實聯繫而超然卓立之時,當人們自願或被強制無私奉獻和自我犧牲以成就“民族大業”之時。這個含義也可以簡單地演化為:“民族矛盾高於一切矛盾,民族利益壓倒一切利益”。

民族主義者大都堅持民族成員對本民族的效忠和服從是他天經地義的義務,他對本民族的敵人必須同仇敵愾,在至關重要的敵我問題上,他應服從民族的總意志而不允許有個人選擇上的重大偏離,而民族的首領(或廣大族眾)對其成員則不容置疑地擁有緊急處分的權利,比如,對於“可恥的民族叛徒”可以不經法律程序即行“除奸”。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族主義與極權主義是有血緣關係的。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總是以宗教般的虔誠肯定“民族整體”的崇高性和神聖性(“民族”與“人民”一樣,經常是人們必須以象徵性的儀式和宣誓性的語言表示尊崇的“聖體”,否則便可能觸犯“民族感情”之大忌),有時,甚至將“民族大義”一類缺乏具體內涵(且又能時常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改變內涵)的抽象之物抬升為宗教圖騰一般的神聖之物。

民族主義者把“民族英雄”放在道德的聖殿上作頂禮膜拜、把“民族罪人”放在歷史的審判席上作口誅筆伐,他們習慣於把政治問題民族化、把民族問題道德化,以“民族感情”為人倫準繩,作為劃分善惡忠奸的首要標準(比如極具殺傷力的“漢奸”概念)。一個無惡不作的歹徒、一個貪婪的腐化墮落者或者一個“階級異己分子”,或許尚有殘餘的人性可容改造,而一個“民族敗類”則注定只能下油鍋、入地獄,被掃進民族義憤的歷史垃圾堆。

不難發現,所有類型的“族群主義”均有一個相似點:它們都是“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馬列主義者眼中的世界是由一個一個截然不同的“階級”所搆成,種族主義者眼中的世界是由一個一個截然不同的“種族”所搆成,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世界是由一個一個截然不同的“民族”所搆成,國家主義者眼中的世界是由一個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家所搆成。在他們看來,這些族群是相互間界限嚴整、不容混淆的,而個人絕對不可能獨立於他的階級、或種族、或民族、或國家而存在(即便能夠存在,那也必是非人般的苟活著,也必是沒有靈魂的軀殼),一個人的階級屬性(或種族屬性、民族屬性、國家屬性)高於他的其他一切個人的屬性,與此相應,人間所有的利害衝突、所有的愛恨情仇,也就無不打上階級的(或種族的、或民族的、或國家的)烙印。所有類型的“族群主義”還有另一個不可不提的相似點:它們都具有某些非理性的、不務實的、甚至反智主義的特徵。如果一個人對自己所屬的企業或他所在的某律師協會產生了狂熱的依附感情,甚至情願為了這個企業或律師協會的榮耀和利益而要去獻身,那一定是讓人感覺荒謬而且無聊的事情,即使這個企業或律師協會給予了他切實可靠的利益保障,但是,如果把企業或律師協會換為族群主義者眼中的那個神聖共同體如階級、民族或國家,即使這個共同體能夠給予他的利益比教徒眼中的天國更加遙不可及,而他的無私奉獻和自我犧牲則一不小心就會成了可歌可泣的美德。

民族主義的興盛,建基於獨特的“民族認同感”的確立和“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的覺醒。“民族意識”與“民族精神”覺醒的過程,往往也就是民族主義興起的過程。民族主義運動是這一過程的基本形式,或許也是唯一的形式。正如一場“劃分階級成份”的官方運動才使得每個中國人明確地知道自己屬於哪個階級,民族主義運動的第一項成就,也是其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使並不明朗的民族區分明朗化,使並不固定的民族界限僵硬化,讓每個人知道自己屬於且僅屬於哪個民族、應該忠誠於且僅忠誠於哪個民族,然後,他就應該且必須去參與向與本民族為敵的那些民族進行民族的鬥爭。

三、民族主義運動

民族主義的理論形態極不嚴整,但民族主義的運動卻豐富多彩。從世界範圍看,民族主義運動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弱勢民族反抗異族壓迫、追求平等權利、以自治、自決或獨立建國為目標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二是曾經強勢但已中道衰落的民族不滿於民族現狀、以恢復故國故土故強權為目標的民族復興運動,三是處於相對強勢的民族試圖保持民族強勢、擴充民族強權的民族擴張運動。

一般而言,弱勢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曾經受到廣泛的支持和同情,衰落民族的民族復興運動則頗為令人不安(如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互相對抗始終令人憂慮,而薩達姆之流的阿拉伯復興運動則因具有明顯的攻擊性和侵略性而令人厭惡),而以大民族主義、擴張主義、沙文主義、霸權主義、軍國主義、種族主義、恐怖主義、法西斯主義(上述種種均可視為廣義的民族擴張主義的衍生產品)為表現形式的民族擴張運動則無疑是近代世界數一數二的全球公害。三種不同的民族主義運動亦塑造了三種不同的民族主義類型,一是民族平等主義,二是民族復興主義,三是民族優越主義,三者的是非曲直不可一概而論。

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力量,並且仍然在發揮著巨大的威力。我們來看看吧:歐洲的民族主義浪潮改寫了歐洲地圖,曾經擁有眾多少數民族的奧斯曼王朝、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倫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在一次大戰前後紛紛瓦解,從而在中歐、東歐和中東誕生了一批“民族國家”。二次大戰後風起雲湧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接著又改寫了世界的地圖並重塑了全球新格局,亞非拉廣大落後地區那些曾經被歐洲白種人統治的殖民地諸民族紛紛獨立,通過鬥爭獲得了“民族自決權”,也建立了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

但是,因為民族主義終究不是一種搆建何種政治制度的理論(它通常只是一套宣揚民族權利、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理論),而只是一種確認民族為適格的政治主體的理論,所以,這些新生的“民族國家”只有兩條道路可走:或師法西方走自由化民主化之路,或師法蘇俄向社會主義邁進,從而,自由主義或馬列主義也便有了各自“民族化的”民族版本。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正是豐富多彩的民族主義運動,也給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提供了實踐的土壤。

美洲的玻利瓦爾、土耳其的凱末爾、印度的莫罕達斯甘地、南非的納爾遜曼德拉,正是在民族主義的光榮旗幟之下,他們都成了具有典範意義的不朽的民族英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有感於此,一些具有投機心理的半截子社會主義者或半弔子自由主義者,便會主動地向民族主義靠近,以實現“借力打力”的企圖。在許多實行“共和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的地區,革命家們紛紛舉起了“民族革命”的偉大招牌,這幾乎是一種一試就靈的普遍現象。鐵托、毛澤東、胡志明、金日成、卡斯特羅、齊奧塞斯庫、米洛舍維奇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強人,一般說來在其國內也都曾經或仍然被視為“民族英雄”,擁有過“民族利益捍衛者”的好名聲,像霍梅尼、薩達姆和非洲小國那些窮凶極惡的獨裁者們,也大致都是自封的“民族英雄”(在中國,毛澤東顯然以“空前的民族英雄”自居,他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反帝愛國主義”和義和團運動的“排外愛國主義”兩種民族主義傳統,他曾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來闡明中國革命的民族性,對於新中國的成立,他的說辭是“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而不是說“中國無產階級從此站立起來了”;另外,他也沒有按照《共產黨宣言》的要求去“首先消滅本國的資產階級”,而是聯合“民族資產階級”一起趕走了外國資產階級之後再向“民族資產階級”開刀。)反過來,民族主義運動也從自由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庫中選取了反帝、反殖、反壓迫、反剝削的思想武器,從而形成整個二十世紀中民族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三足鼎立、互相交織、互相借鑒、互相牽制的局面。

各種民族主義運動的一個共同點是,它們要求建立以“民族”為基本單元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即:重新界定國家或政權的“民族屬性”,重新界定爭議領土、資源和財富的“民族屬性”,所以,民族主義雖然與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不太相容,也與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不太相容,但民族主義首當其衝的敵人卻絕不是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而必然是另一國家另一民族的民族主義──是那些妨礙了該民族實現其政權、領土和資源的“民族屬性”的異族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運動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它們均以設立民族對立面、劃分敵我為特徵,它首先是“對外”的──“外爭族權”的運動,沒有民族的敵人,便沒有民族主義的運動,也就沒有民族主義,而對內的民族整合則永遠只是一種集權或極權的手段,不論是以“民族悲情”還是以“民族豪情”去喚醒民族力量,民族主義運動最終都會表現為某種“民族義憤”的爆發。從這個意義上講, 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以民族仇恨而非以“博愛”為其感情基礎的,當然,它也就與基督教和儒教關於共同人性和普遍之愛的觀念並不相容,也與共產主義關於無差別社會的理論設想並不相容。

四、民族國家

 建立、維護和壯大民族國家,這是民族主義恆久不變的主題。以民族作為基本的政治、經濟、文化單元的經典民族主義觀點認為,只有民族國家才是唯一具備永久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國家形式。民族國家的重要價值是任何其他的國家形式所無可替代的,即使“民族自治”的體制和聯邦制的多民族國家體制,也終究不如由單一民族組成的民族國家那樣和諧、穩定和持久。中國俗語說:“有肉爛在鍋裡”、“肥水不流外人田”,不擔心辛辛苦苦瞎折騰,最後倒便宜了胡人異族洋鬼子,這就是民族國家的好處了。然而,在中國這樣多民族的大型國家中,少數民族要分裂,主體民族要統一,對於主體民族的民族主義者來說,他們的民族主義便遇到了一個作繭自縛的大難題,如何解決民族主義對內與對外的雙重標準呢?

歐洲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曾試圖“瓜分世界”,失敗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曾圖謀分劃世界,也失敗了,在二十世紀,真正正兒八經地瓜分了世界的,毋寧說,乃是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對於二十世紀世界格局的變化,有的人從中看到了自由民主的大趨勢,因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成為了“民主國家”,有的人則從中看到了和平演變的大陰謀,因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了西方式的政治經濟體制,而我們也沒有理由忽視越來越多的國家成為“民族國家”這一事實。

以這個視角我們可以重新審讀一下蘇東巨變:具有相同政治秩序的前蘇聯、前捷克斯洛伐克、前南斯拉夫瓦解了,而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兩個德國卻合二為一了,為什麼?所謂蘇東巨變,顯然不僅僅是社會主義極權制度土崩瓦解的過程,不僅僅是共產黨一黨政治煙消雲散的過程,不僅僅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面崩潰的過程,它更是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而重組新歐洲的過程。是“自由化”還是“民族化”?難道統一的南斯拉夫聯邦國家或分立的兩個德意志國家就絕對不足以實現政治轉型的自由化嗎?其實,在這場巨變中,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同樣都是勝利者,同樣都利用了社會主義運動失敗的歷史契機,甚至可以說,民族主義才是最大的贏家。龐大蘇聯的忽然倒塌對俄羅斯人來說,可以用得上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歷史往往驚人的相似。沙皇俄國羅曼諾夫王朝的民族化解體不過還是伸手可及的往事而已。與歐洲歷史上那些民族成份複雜的大帝國的驟然解體相比,固然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民族國家”與“民族大家庭”之間的相互排斥,卻是其中不變的共同的原因。在獨聯體國家發生最近一波“顏色革命”之際,我們大約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第一波的蘇東巨變乃是民族主義為主、自由民主主義為輔,這第二波的顏色之變,才是自由民主體制的鞏固和深化。

生活在不同國家而具有同樣的民族歸屬感的人們要求統一,生活在同一個國家而具有不同的民族歸屬感的人們要求分離,這一“民族國家”的世界潮流真乃浩浩蕩蕩,至今未有窮期。在巴勒斯坦、車臣,在克什米爾、塞浦路斯,在北愛、魁北克,問題的複雜性尖銳性或有不同,各族人們解決問題的智慧或有不同,最終解決問題的思路、方法和途徑亦或有不同,但我們能斷言的是,那些地方不乏人權問題,但讓人們熱血沸騰、心馳神迷的焦點問題,卻常常是含糊不清的“族權”問題。這些問題的基本線索既不是馬克思主義範疇內的階級衝突,也不是自由主義範疇內的自由與奴役的較量,而主要的線索,則是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無疑。當然,人們也可以強辯說,民族鬥爭不過是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另外的人也可以強辯說,民族主義運動正是自由化民主化的合理路徑,然而人們也很清楚,用階級鬥爭的方法、用民主化的方法,終究達不成上述諸問題的圓滿解決。毋庸置疑,以民族國家為目的的民族主義思潮,正是多民族國家中“分裂主義”的主要思想動力。

我們可以看看中國的情況:在中國的新疆、西藏有難以平息的分離主義情緒;另一個例子,我們不能不說說臺灣,雖然臺灣人與大陸中國人的共同淵源大致符合“同文同種、同根同源”的“四同”原意,但這“四同”卻是基於一個假定,即假定所謂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認同感是按照歷史淵源而固定不變的。當我們把目光轉向真實的臺灣島,正在那裡發生的“去中國化”、“臺灣人的臺灣”、“臺灣主體意識”、“愛臺灣”等等,這種種的觀念與行為,與當初亞非拉地區各民族形成“民族意識”時期的情形相比,我們不難發現其中有如盜版般的相似及雷同。大陸徒勞無益的武力恐嚇,臺灣政治精英對歷史悲情和現實無奈的極度渲染,臺灣歷史文化的本土化,臺灣語言、文字和風俗的地方化方言化……這些,無不強化著趨於獨立的“族群意識”,而所謂“臺灣人意識”,正在試圖搆造出一個新的“臺灣民族”,來與母族相對抗。想想吧,美洲的西班牙人後裔當初所從事的美洲解放運動,不也正是這樣做的嗎?

縱觀世界,或許只有美國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例外,在那裡,雖然有過三K黨、有白人種族主義、也有過排華法案、還有難以徹底消除的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但所有這些,仍然只是這個社會的暗流和潛流,是上不了臺面的東西,更是不可能占據臺面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可能在這些暗流和潛流的基礎上,發展出諸如主流民族的“民族大義”或白色人種的“民族感情”之類莫名其妙的東西來。在美國,雖然發生過聲勢浩大的黑人和少數族裔的民權運動,但民權運動一直局限於自由主義的傳統訴求範圍之內,沒有發展成為民族主義的洪流,沒有產生過任何形式的“黑人獨立建國運動”或“亞裔獨立解放運動”。民權運動不僅沒有撕裂這個民族和種族的大熔爐,不僅沒有讓這個種族眾多、民族眾多的大型國家支離破碎,反而更忠實地捍衛和回歸到了《獨立宣言》所標示的美國立國精神和美國憲法所體現的政治原則上。美國的模式可以移植嗎?要求對國家不滿的人們不以“族權”的方式而提出“民權”的問題,在世界的其他地區可行嗎?這恐怕是一個問題。

五、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與西方不打不相識之際,“漢人”、“唐人”或“中國人”的稱謂也還遠遠沒有發展成為“民族”的概念。因為在“真命天子”、大一統帝制與宋儒搆建的“漢、蠻、畜、植、礦”的同心圓式的世界秩序中,並沒有給“民族”留下其可以存在的位置。在今天的民族主義視角下,我們很難想象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偉大祖先們竟然一面自豪地以中央之國、文明之邦自居,一面卻又若無其事地輕易接受和承認了北方蠻族的獨裁統治。很明顯,曾經統治華北乃至中國全境超過500年之久的遼、西夏、金、元和清朝的異族人與本土中國人的語言、文化、生活習俗極不相同(他們顯然比東亞附屬國裡的朝鮮人、越南人、琉球人和日本人更像是真正的異族,以至在滿人入主中國之後,朝鮮的王室和日本的德川幕府也有感同身受般的受辱情結,曾長期不願意接受這一母邦淪陷的既成事實),而且他們在建立和鞏固異族統治權的過程中也曾毫不猶豫地對本土漢人大開殺戒(當然,公道地說,漢族統治者對漢人的殺戮也絕不比任何異族更少或更正當),儘管如此,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義憤”並未由此產生。

在中國人“天下主義”的世界體系中,中國是天下的中心,而天下本來就是一家;天下萬民雖有華夷之分,但隨著聖人之道的向外傳播,“華”的範圍會逐漸擴大,“夷”的範圍會逐漸縮小,最後必然四海升平、天下歸心;按照“打天下,坐江山”的改朝換代規則,夷狄征服者只要按儒家的原則和方式行事,當然也就同樣享有承天命、做天子的資格。若從終極的意義上講,傳統的中國理論是這樣認為的:全天下的土地和人民終歸會盡屬於中國統轄,所以,人種、領土、內政、主權這些讓後人耿耿於懷的民族主義要素,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意義就並不是特別的重要。這樣,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大清朝廷一面把洋人是否遵守跪拜禮儀等繁文縟節看得重如泰山,一面卻又把治外法權、內河航行權等真實的主權損失看得輕如鴻毛。原因在於,只要向天子那麼一跪,就說明那些洋鬼子們已經承認了中國所主宰的世界秩序,承認了中國人心中的宇宙觀和世界觀,其他一切又還何須挂齒?在世界各主要宗教的世界觀中,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中,在19世紀自由主義的主流中,也都認為最後的世界終歸是天下一家,人類將共同擁有一個無邊無際、無分彼此的大同世界,國家、領土與主權的得失只是一種過渡狀態,換言之,這是無需挂心的暫時現象。鄭和的龐大艦隊七下西洋,僅僅是七次盛裝舞步的“到此一遊”而已,根本不可能像歐洲人那樣有賴著不走的殖民打算,原因也很簡單,中國人不用像西班牙人提防葡萄牙人、英國人提防法國人那樣,我們並不怕別一異族會搶走我們“首先”發現的新領地:因為天下本是我中國天子所有,天下並不存在真正的無主之地,這早就沒有任何疑義了,即使是那些文化價值不大的蠻荒之地和化外之民,在理論上也早已就是中國天子名下的一部分,居於中國的天子雖然暫時還沒有能力去“平治天下”,但也用不著以實際的占領去擴張領土、宣示主權,總有一天,是會天下歸心的。

孟子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在中國人的眼界之內,數千年的世界發展進程,無疑就是這樣一條孟子所謂的“用夏變夷”的漸進路線,中國人的國家,便是一個湯因比所謂的“普世之國”。當西方列強的炮艦顛覆了中國人心中虛幻的世界秩序,中國人才發現世界原來並不真的就屬於中國,這才開始真正用心去珍惜手頭現有的東西。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所謂領土完整、主權獨立、民族平等才真正成為有價值的觀念。

西方列強的攻擊不僅使號稱“天下共主”的大清天朝大大地丟了面子,更徹底捅破了“用夏變夷”的窗戶紙。中國人終於知道世界是由許多不相統屬的國家所組成的,各國之民不僅習性相異,更重要的是,各國大小強弱各自不同,英法德俄互有嫌隙,還有與中國同處弱勢的“印度波蘭馬牛奴隸性”(此為清朝新軍軍歌的歌詞)。“華夷”兩分法至此不再成立。可惡的是,中國不僅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國家,中國人不僅只是一個普通的人種,而且還是一個比那些強橫而體面的西方國家、西方人種更弱小無力的國家和人種。中國既不擁有占有世界、改變世界的力量,似乎也並未掌握認識世界、改變世界的真理,這一事實,幾千年來還從來沒有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過。

一時間,達爾文、斯賓塞的進化論振聾發聵,“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儼然表明了弱肉強食的合理性。明白了自我弱勢的地位和亡國滅種的可能性,中國的讀書人和中國人民首先需要尋找一點精神安慰,其次更需要發奮努力以圖振作。梁啟超說:“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1899年12月《清議報》)在這一時期,“中國”所呈現在有識之士眼中的形象,是一副既風情萬種又楚楚可憐的悲情面貌。這大約就是民族主義起源時期特殊心理狀態之下的族容國貌。

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這樣一套屬於弱者的觀念,它是屈辱背景之下的弱勢族群對外來強權的反動。在世界歷史上,民族主義運動大體上也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消極衍生物,是各弱勢族裔的人民反抗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群眾運動。弱者“同胞”之所以選擇用“民族”的形式採取集體反抗的行動,是因為非如此集體行動不足以與強大的外來權力相抗衡。很明顯,最初並非全然是膚色、體形、相貌、血緣或者語言、文化、歷史、地緣把“民族”集結成一個整體,所謂“民族”,無非是在一群有若干共同淵源的弱勢群眾之間的一種情感與心智的共同建搆,由相同的屈辱和憤慨所模鑄,為了爭取平等的集體權利而登上歷史舞臺。

身處弱勢的悲情和義憤是民族主義強有力的發酵素。起初,在中國人的面前,出現了一群紅毛大鼻子的不可理喻的真正的“異族”,數千洋兵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泱泱大中國毫無招架之功,撫不成又剿不滅;後來,戰爭一場接一場失敗,口岸一個接一個開放,土地一塊接一塊割讓,賠款一筆接一筆支出。很顯然,西方列強不是到中國來學習禮教或朝貢求賞的,也壓根兒不是像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滿族人那樣來爭奪“天命”、爭當天子並從此與中國儒生融為一體的,他們是來爭取他們各自的“民族利益”的。無論如何,中國人已無法再以“夷狄觀”看待西洋人(中國對西方看法的變化也體現在從“夷務”到“洋務”、從“奇技淫巧”到“西學”以至“新學”的術語變化中),不管視之為蛇蠍也罷,還是視之為神明也罷,總之,洋人的“異族”形象得以凸顯。因為有了敵國和異族的體認,也就有了本國和本族的認同,所謂“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所謂“同文同種、炎黃子孫”,所謂“救亡保種、保全支那”,“民族意識”於此便油然而生。

六、中國民族主義在對外衝突中發展

大體而言,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以西方為師,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則以西方為敵。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擾,曾經被形象地稱之為“先生欺負學生”(毛澤東)。這一“先生欺負學生”的過程,既讓中國人手足無措地領教了洋槍洋炮的威力,又使中國人心醉神迷地感受了西學西技的魅力。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對西方世界一直有一種既羨且妒、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感。我們既羨慕西方的“船堅炮利”,又痛恨西方的恃強凌弱,一面視西化為亡國的禍水,一面視西學為前進的聖經(比如我們對社會進化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盲從態度),我們既擔心西方體系並不真心允許我們加入,又擔心太接近西方世界會讓中國人迷失傳統本性。

概而言之,一百六十多年來,我們既不可救藥地親西方,又不能自拔地反西方。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更多地親西方,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更多地反西方,而中國的毛式社會主義運動則試圖一舉把西方遠遠甩在後面,其實質,也不過是以親西方的思維去反西方、以反西方的實踐去親西方。

對於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發展,歐洲人的入侵是觸媒,日本人的敵視則是激素。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迅速崛起壯大,隨後如福澤諭吉所號召的那樣,闊了就要變臉,立刻要“與亞洲分道揚鑣”,繼而加入到對中國侵略和掠奪的列強行列。這一事態當然弱化了中國人的“黃種人”、“亞洲人”認同,強化了中國人的“中國人”與“漢族人”意識和民族國家意識。這一民族意識的自覺,也為後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辛亥革命提供了民族主義的動機。

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具有關鍵性作用,總結起來,日本從正反兩方面成全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日本在逆境中迅速壯大、成為列強的平等成員、與英國結盟、打敗俄國,這些事實使中國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受到了鼓舞、充滿了希望(如果沒有日本的先例,康有為孫中山等先賢恐怕將更加歧路彷徨),日本人強烈的大和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亦使中國人深受感染,比如,日本有所謂“大和魂”,日本軍人“祈戰死”,這讓當時的中國精英無不無上佩服(幾乎在所有留學日本的中國精英分子的文章中,都表達過對日本人的民族主義精神的不能忘懷的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日本人對中國的仇恨和蔑視又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面對西方白種人的文明強勢和實力優勢,日本民族主義者對身處困境的中國人的典型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基於所謂“同文同種”的觀點,日本政府和日本民族主義者對試圖推動中國政治變革的維新派和革命派領袖康梁孫黃等人均曾予以庇護和資助(當然,與蘇俄對某幾個政黨的資助一樣,日本人對改良派、革命派的庇護和資助絕不是無條件的,都是需要以未來中國的主權損失為代價的),同時,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又明確地主張日本優越論,他們認為軟弱無能的中國應該且必須由日本來領導,中國的資源和人口應該受日本的調度和控制,否則,中國遲早將淪落於西方人之手,到那時就悔之晚矣。日本政治精英的主流分子們未將中國視為一個可以同仇敵愾的伙伴,而將中國視為必須從列強手中去爭搶的戰利品,後來這就成了瀰漫到日本民間社會的主流思想。日本學者幸德秋水指出:“在對華戰爭時(指甲午戰爭),日本人的愛國主義空前極端地發展起來了。他們藐視中國人,罵中國人軟弱無能,還痛恨中國人。而且這些不只是用言辭來表達;從白發老人到幼童都對這四億人滿懷血腥的敵意。”本來中性的“支那”一詞在日語中漸漸成為對中國的蔑稱,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甚至受到日本兒童和婦女的嘲笑侮辱,比如,《猛回頭》和《警世鐘》的著名作者陳天華因《朝日新聞》說中國人“放縱卑劣”而受了刺激,竟然跳海自殺。

甲午戰爭失敗、中國海軍全軍覆滅、李鴻章日本遇刺、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巨額賠款,日本人的霸道和貪婪真是無與倫比,甚至讓歐美強國都覺得反感,也使幾千年來自命為中央王國的腐朽衰敗一覽無餘地展現在國人和世人面前。而這,比鴉片戰爭、比火燒圓明園、比俄羅斯搶奪北方領土更加發人深省,它給中國的民族主義注入了最為強勁的動力。

任何民族的民族主義都不僅僅是本民族的自我認同與內部整合。嚴格地說,民族主義決定性的的特點不是愛,而是恨和基於恨的振作,民族的內部團結、民族力量的增強、民族成員的自我犧牲,歸根到底,絕不是以內部融合和自我完善為目的的,它首當其衝的任務是要“一致對外”──它需要在對抗外國和外族的鬥爭中發揮力量並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義和團運動的民族主義一舉拋棄了“以夷制夷”、“師夷制夷”的玫瑰夢想,赤裸裸地表現為仇恨一切外國、一切外國人,仇恨一切外國的學術、思想、宗教,仇恨一切洋務、洋貨和一切與洋鬼子有關的事物。民粹、反智、偏狹、極端的義和團運動,幾乎展示了中國人民的全部愚昧和醜陋。可悲可氣的拳民、可憎可惡的慈禧,試圖以最最中國特色的神話和法術挽救中國,卻差一點就讓中國萬劫不復。然而,壞事也能變成好事,義和團運動也產生了若干意外的正面後果,其一,它從反面促使中國的民族主義從民粹化、極端化的死衚衕走向精英化、理智化,知識分子階層從此取代底層流民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旗手、發動者和領導者,中國的民族主義主流不再與神話、法術、民間宗教、黑社會緊密勾連,轉而與傾向於自由、民主、共和、民權的新思潮相結合,向積極進步的方向邁進,其後,這成為中國人民真正覺醒的一大步;其二,義和團運動也向妄圖將中國分而治之的列強各國表明,一個支離破碎的、失去秩序的、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的中國必將對世界無益,且極有可能是列強和全世界的災難,相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統一將會有利於各國的商業利益(但是,保全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卻不符合以攫取土地為主要動機的俄國和以控制中國為主要動機的日本這兩國的利益)。

二十世紀之後,日俄戰爭、一次大戰、俄國革命等事件減緩了日本之外的其他大國對中國的攻勢,中國的國際環境有所好轉。一戰削弱了德國,也使歐洲諸國無暇東顧;美國先前所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阻止了各國在華勢力範圍之間的相互封鎖,客觀上有利於中國的政治統一;具有堂吉訶德式和平主義情結並主張“民族自決權”的美國總統威爾遜誓做“中國主權維護者”的言詞,讓中國民族主義者大感安慰,但美國總統並未在巴黎和會上兌現他的諾言;革命後的俄國為了擺脫國際孤立也單方面發布了放棄對中國的一切條約特權的“加拉罕宣言”,雖然他們比威爾遜更加不如,美國總統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俄羅斯人則明顯是存心欺騙,他們壓根兒從來就沒有打算過兌現他們的宣言,但蘇俄猛烈抨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立場仍然給中國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美好印象。

1919年,具有強烈愛國主義色彩的五四運動爆發,五四運動展現了中國民族主義嶄新的精神面貌,它不僅給對外軟弱的北洋軍閥政府施以政治壓力,也得到了美俄等國的公開同情,比如,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竟辭了職,一門心思地加入到中國學生的抗議行列(芮恩施自述自從1915年得知“二十一條”的那一天起,他就習慣於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問題,替中國人出主意)。五四學生運動的模式擺脫了義和團運動的醜陋形象,它反西方,但它用西方人可以理解的西方式的理念和方式去反西方,它愛國,但它不再被國家的權威所操縱,它以不與政府合流且強烈反政府的方式去愛國,從此,五四的模式成為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範式之一。雖然軟弱的中國在世界上仍然孤獨無助,並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然而五四運動之後,列強們已經知道,在中國,除了政府的力量之外,還有一種一旦發力將比政府強大得多的群體力量的存在。正是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壓力之下,列強們朦朧地意識到,將來的中國是有可能強大起來的、是有可能與西方世界在一個新的國際平臺展開合作與競爭的,他們開始考慮是否應該放棄一部分不平等權益,或者至少不再要求更多的在華特權,這會有利於展現他們對華友好的形象。而只有日本是一個明顯的例外,日本認為獨占中國的機會終於到來了,它決定趁列強鬆懈之機,阻止中國的和平、統一和現代化進程,加快日本獨占中國的侵略步伐。日本迫不及待地要成為中國的主人,這注定了它必然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民族義憤的頭號目標。

1911年辛亥革命使針對滿族統治者的對內民族主義得到釋放,此後至今,中國的民族主義分解為三支,主流的一支是目標對外的反帝、反日的民族平等主義,經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三一八慘案、一二九運動等役,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告一段落,但至今尚有不息的餘波;作為次主流的第二支是目標對準中央政府的蒙藏維臺少數族裔(臺灣人正在“崛起”為一個新的“民族”,而且是比藏、維更加強勢得多的一個新“民族”)爭取獨立建國的獨立主義或分裂主義,時起時落,至今猶然;至於屬於新潮流的第三支,則是目標不甚明確的以“和平崛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口號的民族復興主義,雖方興未艾,但究竟意欲何為,卻支支吾吾,不知所云。

七、當前中國的群眾性民族主義、

官方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在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最具全球影響力的政治思想,顯然是呈三足鼎立之勢的民族主義、自由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三大思潮。中國一百多年的近代歷史,與這三種思潮均有密切的關係。1949年社會主義中國成立之後,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暫時受到了壓抑,而到了上世紀的末期,由於改革開放的推動,尤其是由於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體制崩盤,大大削弱了獨領風騷的社會主義思潮的號召力,出於填補思想真空的結果,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在當前中國的氣勢均有所加強。

經濟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重新成長比較順利,而政治自由主義始終局限於文人精英的小圈子,並未成為真正的公眾思潮;民族主義則逐漸恢復了往日的活力,不僅群眾性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而且中國官方也越來越頻繁地拿“民族大義”和“民族利益”來說事。我們可以稍微作一下比較:在毛澤東時代,要證明某種主張的正確性,非得把這個主張歸於“階級鬥爭”、“革命路線”的賬下不可,而在當今中國,要證明某種主張與行為的正當性,則通常需要把它們與“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民族的偉大復興”聯繫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不僅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頻頻向民族主義求救,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也常常會向民族主義求援──官方要求維護現行統治秩序與自由主義者要求改變現行政治體制的理由,竟不約而同地都是為了“國家振興”或“民族復興”,這說明了民族主義的語境漸漸成為中國當前主要的思想語境。

在中國大陸,當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逐漸失去吸引力時,“大國崛起”、“民族復興”這樣的政治綱領,似乎很自然地就被轉換成了社會主義中國新的“立國精神”,既藉以彌補統治合法性的缺失,又藉以重新凝聚已趨於渙散的社會階層。對政府而言,這是一種既簡單又美妙的想法(也稍顯幼稚),它以為:一個號稱致力於發展“民族經濟”、增強“民族實力”、提高“民族地位”、實現“民族強盛”的政府,即使它還不是一個依民主程序而產生的政府、即使它還不是一個保障人權和個人自由的政府,但它仍然不失為一個十足的代表“全民族利益”的政府,因此之故,它就可以將那些懷疑它、反對它的人,斥之為“與中華民族為敵的人”,或“危害民族利益的人”。它或許還以為,有了這張民族主義的護身符,再加上經濟發展的物質績效,對於它的永續生存來說已經是足夠有力了。總而言之,在被迫脫下了已遭玷汙的共產主義的華麗外衣之後,政府捍衛其作為“民族利益”、“民族大義”之合格代表資格的堅強決心是不容置疑的。這就是官方民族主義之逐漸興盛的時代背景。

一方面,官方民族主義的矛頭主要是對內的,對官方而言,在重塑政治形象、實現內部整合、維護統治秩序的過程中,民族主義似乎是一件唾手可得的實用工具;另一方面,官方民族主義的矛頭偶爾也是對外的,在人權、民主等棘手的國內問題中,官方以“不容許干涉內政”的民族主義盾牌抵擋國際壓力,並試圖贏得來自於弱小國家的國際道義的支持。但歸根到底,對外的用途仍然服從於對內的需要,官方民族主義終究還是對內的,這支攻擊性很強的矛,主要刺向那些威脅統治權威、不滿政治現狀的本民族內部成員,它是為掌權、護權、擴權、集權服務的。這是它與群眾性民族主義的最大不同。

與此同時,中國的群眾性民族主義情緒亦較前高漲。與上世紀上半葉以反帝、反殖、抗日、救亡的民族主義目標相比,當前的群眾性民族主義是一種更加複雜的情緒:其一,在一個逐漸開放的中國,人們通過與西方、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對比,對一百多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曲折多難不免會感到焦躁憤懣,對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地位或許也會感到失望,這種集體性的焦躁和失望需要有所渲洩;其二,一部分中國人對近三十年的改革發展成就充滿了驕傲和自豪,目前“風景這邊獨好”,不免有些心理膨脹,他們認為如今的中國理應獲得更多的國際尊重、擁有更高的國際地位,中國人已經不必要那麼溫良恭儉讓了,向現行的國際秩序造反、向那些企圖“遏制”中國的強國“說不”的時候已經到了;其三,人們對執政黨和政府的現實不滿得不到合法表達,人權的真實缺損也只能以“族權”的虛假張揚作為轉移和補償。

群眾性民族主義以某些境外的勢力作為民族主義情緒的矛頭,並進而將境外勢力作為應該對中國的現實問題承擔重大責任的外來對象,以此來為中國人普遍的不滿尋找一個發洩口。並不奇怪的是,美國(以1989年帶頭制裁中國、南斯拉夫炸館、南中國海撞機等事件為誘因)、日本(以拒不正式謝罪、修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占有釣魚島等問題為誘因)和臺灣(以“兩國論”、“一邊一國”、“臺灣正名”等事件為誘因),恰到好處地成為了群眾性民族主義情緒的箭靶,成為中國大陸的“口水民族主義者”勇敢“說不”的對象。這是因為:第一,美國是目前唯一的超級強國,以美國為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標正好符合“門當戶對”的原則(“合群自大”的憤青們總不能將中國的國運不昌歸咎於某個名不見經傳的蕞爾小國吧,那多麼丟面子,舉一例來說,發生在印尼的強奸、掠殺華人的大規模“反華事件”似乎就不太能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人們可能是認為,以印尼的國際能量,豈能奈我堂堂中國何?但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美國,則可以想象,那必會引起舉國憤慨的軒然大波),而且,更加重要的是,美國與中國在政治、貿易、軍事、外交上的摩擦最為頻繁,早已被官方與民間共同定格為“遏制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的急先鋒;第二,日本曾經對中國犯下了滔天大罪,幾乎可以說有殺父之仇,偏偏舊仇未消,又常添新恨;第三,臺灣關係到民族主義者視為生命的國家統一問題,恰恰在臺灣問題上,美日臺三者又似乎正在合力扮演妨礙“一個中國”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負面角色。因此,在當前的政情民情之下,群眾性民族主義向美、日、臺發洩“民族義憤”是為當仁不讓之舉。

中國的群眾性民族主義一向在兩極之間徘徊:一極是義和團式的,以缺少文化知識的底層民眾為主體,以野蠻、民粹、反智、仇外為基本特徵,甘於(甚至有時熱烈地期望於)與專制政府協調行動,並不在乎(甚至期待著)被政府操縱和利用,妄圖將正當或不正當的民族主義情緒訴諸極端政策和群眾暴力;另一極是五四運動式的,以學生運動為先鋒、以工農運動為後備,以內抗政府爭自由民主、外抗強權爭國家權益為基本特徵。這些年來,以反美、仇日、反“臺獨”為主要內容的群眾性民族主義,就或者帶義和團傾向、或者走五四路線、或者兼具義和團與五四運動的雙重色彩。

與群眾性民族主義相比,官方民族主義(這是由休賽頓-華生Hugh Seton-Watson提出的概念,本文的用意有所不同)基本上算得上是一種偽民族主義,它是官方以民族主義為幌子,尋求統治合法性的一種實用手段。官方“招安”和“收編”一部分民族主義的群眾勢力和民族主義的思想武庫為我所用(如慈禧太后之操縱義和團運動一樣,以圖“民心可恃”,其實是要用拳民的肉身作炮灰,去為她的垂死帝國充最後的門面),從而把自己打扮成“民族精神的代言人”、“民族大義的詮釋者”、“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這裡的關鍵是,如果群眾性的民族主義已經確認了民族是一個適格的“政治法人”,那麼,官方所要做的,就是要想方設法去充當其正式的“法人代表”。專制政府通過刻意地模糊民族與國家、國家與政府的界限,一旦為自己的統治貼上了“民族政權”的標簽,就試圖永久性地以“民族利益”的全權代表自居。官方民族主義通常並不願意真正地喚醒民族權利意識,而只是著意於強調民眾對“民族政府”無條件服從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真實的或虛搆的民族衝突,去淡化、分散和掩護官民之間的衝突。

官方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上的機會主義,是基於馬基雅維利主義而對群眾性民族主義的負面響應和積極反制。它比群眾性民族主義更細膩精緻,組織紀律性、策略化程度更高,因為它必須小心翼翼地將民族情緒政策化、將民族感情行政化、將民族大義政治化、將民族利益國家化,既要維護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基本立場,又不能損害到專制政府的特權利益。官方民族主義對內總是以“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為政策取向,如沙皇俄國的“俄羅斯化”,對外則採取“國家主義”的立場,把主權完整、內政獨立奉為至高原則。

在此,我們不能不談到通常與民族主義緊密相聯的愛國主義。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血緣極其相近,一者以國家為個體最根本的歸屬,另一者以民族為個體最根本的歸屬,二者常常被故意混同。然而,人類有國家的歷史已經很遙遠,而所謂“民族”不過是晚近才形成的觀念。此外,國家有確定的國民、土地、公共財富和政治暴力,而作為成員相近的另一種共同體,民族卻沒有章程、沒有機搆、沒有公產、沒有軍隊,它需要依托國家權力去實現它的目標。將愛國主義具體化,即是對共居之民、生身之地、公共財富、共同政權的分別之愛或籠統之愛,但顯然,愛國主義不必限於對民族政權或民族國家之愛。將主要是情感共同體的民族與政治共同體的國家混為一談,這是前述“官方民族主義”的一項後果,在國、族不分的視角下,民族利益也就是國家利益甚或政府利益,民族仇恨也就是國仇家恨,官方愛國主義於是成了官方民族主義的豪華版本。

然而,將本無民族屬性的愛國主義民族化,對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實非善事。因為在民族搆成簡單的國家,民族主義約等於愛國主義,而在多語言、多民族、多種族混居的國家中,民族主義就肯定不等於愛國主義,倒多半等於國家分裂主義。比如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帝國內部的民族主義,終究要了這兩個大帝國的命。歸根到底,民族主義本身與愛國主義有著內在深刻的矛盾,民族主義者的核心主張是“民族主權”而非“國家主權”,而所謂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或“民族團結”,對一國之內少數民族中的民族主義者而言,無異於“民族壓迫”和“喪失民族主權”。在中國,漢民族的民族主義一向以國家為本位,而少數民族則大為不同,疆、藏地區的民族主義,就只能引發國家認同感的弱化,其結果,恰與愛國主義者們的目標背道而馳。

最後,關於群眾性民族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的關係,還必須補充一點:雖然它們經常互補互助、相互呼應,但是,它們終究是要分道揚鑣的。如果群眾性民族主義僅僅是官方民族主義的一件工具,那麼事情也就如此而已,中國的民族主義既不足為盼、亦不足為慮。然而,群眾民族主義有它自己的發展邏輯,它不會止步於、不會滿足於僅僅作為官方的內政與外交工具。與共產黨天然享有對於無產階級和工農大眾的代表權、天然享有對於馬列主義真理的獨家解釋權不同,民族主義則天然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民粹特色,官方是不可能壟斷它的,它泉湧不絕的真正源流始終來自於群眾──包括那些非理性的、文化素質低下的、甚至具有強烈反智傾向的底層群眾。民族主義的官方版本與群眾版本,其相互間的協調永遠是一個麻煩。當群眾性的民族主義脫離官方軌道,以特權利益為準則的專制政府就不得不面對它無法兩全的“民族利益”與特權利益,難免就要惹火燒身、不可自拔。這個時候,它會體驗到“請神容易送神難”的尷尬與難堪。以當前的中國為例,官方與群眾的民族主義之間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裂縫:在對內政策上,中國的兩極分化現狀背離了群眾性民族主義平等均富的傳統觀念,雖然民族主義的思維會將這種不公正的社會現狀主要歸咎於外資、全球化、WTO等等,但這種思維仍然會對政府有所不利,因為一個熱衷於對外資開放市場的政府往往會被民族主義者指責為“買辦”、“崇洋媚外”;在對外政策上,當局的外交策略又不足以滿足群眾性民族主義“集體自大”的對外張揚性格,同時,群眾性民族主義對日本的盲目仇視、尤其是對臺獨喊打喊殺的衝動,也會讓官方處理相應領域的問題時受到壓力和困擾。所以,群眾性民族主義與官方民族主義終究是同床異夢,免不了有一天是要相互翻臉的。

八、民族主義無助於解決臺灣問題

鄭成功代表明朝政府收復臺灣,雖然臺灣只是回到了“民族”的懷抱,還沒有回到“祖國”的懷抱,但鄭成功仍然成了功在千秋、史有定論的“民族英雄”;李鴻章代表清朝政府割讓臺灣,雖然並非是他個人私通日本賣臺求榮,他不過是一個戰敗國所能派出的最精明、最優秀的談判代表,他已經盡其所能為國家權益據理力爭(差點還搭上了他那條老命),而且,中國既然喪失了繼續開戰的能力和本錢,馬關條約非簽不可,這一定局實非李氏一人之力可以挽回,但是,李鴻章還是成了生前萬民唾罵、死後永不翻案的“民族罪人”;以蔣介石為最高領袖的中華民國政府再次光復了臺灣,與鄭成功時代一樣,臺灣又回到了“民族”的懷抱,卻還是沒有回到“祖國”的懷抱,臺灣成了國共內戰和全球冷戰的雙料基地,與共產大陸隔海對峙,這一回,“中央政府”並不承認“前中央政府”的領導人蔣介石是“民族英雄”,但私下裡還是承認蔣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這個稱謂應該是含有褒義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圍繞臺灣這塊可愛的是非之地,免不了還得再產生若干位新的“民族英雄”或“民族罪人”。與蔣介石相比,李登輝、陳水扁在臺灣人的眼裡大概已經稱得上是抵抗“外來政權”的“民族英雄”了,而在大陸民族主義者的眼裡卻相反,李、陳,還有他們事業的可能繼承人,離“民族罪人”的距離儼然已經不遠了。

臺灣的統獨問題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中心議題之一。當年,毛澤東“一定要解放臺灣”,毛坦言那只是“放空炮”,他的政府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去“解放臺灣人民”,海峽對岸則以“反攻大陸,反共復國”相反制,當然也是“放空炮”;鄧小平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海峽對岸則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相反制,結果大家還是“放空炮”;如今,大陸似乎再無計可施,只能一邊以“民族感情”唱情歌,一邊以“民族義憤”唱戰歌,似乎是決意要“以民族主義統一中國”,而臺灣那邊自然還是並不買賬,那邊的“本土意識”、“族群認同”也是同樣的如火如荼。

到底是“同文同種、同根同源”,海峽兩邊政治人物們的思路總是在遙相呼應、彼此應和,言談舉止有著驚人的相似。你玩意識形態,我也玩意識形態,你玩政治策略,我也玩政治策略,你玩民族主義,我也玩民族主義。如今的海峽兩岸,此岸熱烈地鼓吹血統淵源、認祖歸宗,彼岸積極地宣揚“去中國化”、“臺灣意識”,若將大陸當局的思維與沙皇俄國的“大俄羅斯化”相比,則臺灣當局的思維與美洲西班牙人後裔“塑造新民族”的情形便十分類似。無非都是要拿“族群”來說事,前者是“大民族認同”,後者便是“次民族認同”。

如果民族主義真的能夠和平有序、皆大歡喜地解決臺灣問題,那也算得上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但恐怕,對此岸的“中華民族”和彼岸的“臺灣民族”來說,民族主義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初看起來,大陸的民族主義似乎表現得非常溫情脈脈,什麼血濃於水、骨肉同胞的,成天挂在嘴邊,夠煽情的了,但這些話當不得真,只要對面兩句話不順耳,一經刺激,這溫情脈脈的面具就要收起來,就忍不住“絕不放棄武力”了。既然是骨肉兄弟,武力相殘又怎麼下得去手呢?至於那一邊,臺灣當局所渲染的“本土意識”、“臺灣意識”,表面上似乎也是為了要營造“愛臺灣”的強勢觀念,其實不然,它唯一的功能無非是要將那些“不夠本土”、“不夠臺灣”的外省籍臺灣人劃入“不夠愛臺灣”的另冊,在臺灣的現有人口中分出個子丑寅卯來。

將民族、族群神聖化,認為這個心智的人造物比起民族、族群內外的個體成員來說更加崇高、更有價值、更值得熱愛,更適合於承載主權、尊嚴、榮譽與利益,這樣的一種思維所導致的後果,絕對不是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相互尊重、相互信賴和相互愛護。我在前面已經反復強調過,民族主義的思路,乃是以仇恨為特徵的,當人們在進行族群認同的同時,在更大程度上他們是要對外確立族群的對立面、對內尋找族群內部的異己分子,所以,劃分族群的過程,也就是一個製造族群對立、深化社會分歧的過程。如果非要以仇恨和基於仇恨的群體振作來解決海峽兩岸的統獨問題,那麼顯然,其成本、代價、負面效果比統獨本身將要嚴重得多,以這樣一種方式去實現統一或獨立的目標,對統者可謂統一無功,對獨者亦可謂獨立無益。

二戰以來的世界歷史足以證明:暴政、內戰、嚴重的社會騷亂等等,均足以撕裂一個真正的“民族”,而憲政民主、聯邦體制則可以融合不同的“民族”。歸根到底,“民族認同”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民族的疆界與國家的疆界也永遠無法相互重疊。就實質而言,“民族”、“族群”或“民族國家”,不過是文化與政治的人造物而已,用這個人造物的政治主權來論證瓦解一個國家或創建一個國家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遠遠不如以自由公民的政治權利作為論證基礎那樣堅強有力。

在我看來,兩岸的政治和解、經濟合作、人民往來、文化交流,兩岸人民的生命、自由、人權和福祉,這是要比統獨問題更加重要得多的問題。將統獨暫且擱置起來,專心致志地搆造和平、避免戰爭,心無雜念地推進互利合作、擴大民間溝通,終會有那麼一天,人們將會找到一種建立在自由、民主、憲政基礎上的兩岸問題解決方案,一種不是為統一而統一或為獨立而獨立的解決方案。對於處於目前階段的兩岸人民來說,最大的“民族大義”應該是自由化、民主化的大義,振興也罷,崛起也罷,統一也罷,只能是憲政民主的副產品,而絕不能將憲政民主作為犧牲品!

摘自天益網2007-03-02

 

附:楊光《近現代中國政治中的民族主義》節選

 

應該承認,任何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都是有先天缺陷的思想。好的政治應該首先滿足平等和公正的要求,此即意味著,在權利與義務面前,在法律面前,某民族與他民族之分是無謂的,個人對國家所擁有的權利和所負擔的義務,與民族區分無涉。一個人,一個黨,一個階級,一個種族,一個民族,並不能因為他的血緣或文化傳承的不同,更不能因為他的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在一國之內或在國際之間要求凌駕於其他人群的特殊的權利和利益,更不得搆成排斥其他血緣和文化的政治理由。

如果沒有每一個中國人,包括每一個大陸人香港人臺灣人和每一個海外僑胞的具體的人權和利益,那麼,所謂“民族大義”和“國家利益”,實乃虛飾和別有用心。民族之作為一個整體,其整體的利益必然要體現在每個人身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句口號,最終不可能以中國出現一個超級強權的政府來實現,不可能體現在他的國家領導人對內對外的專橫霸道之上,而是要體現在每一個民族成員、每一個中國公民、每一個持中國身份證和中國護照的人的自由權利的多寡之上。

以巨大的國權裝飾虛置的族權,以虛置的族權掩蓋缺損的人權,這是民族主義最應阻擊的對象。民族主義由極權主義的國家主義轉向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乃是民族主義正確的前進方向。

摘自天益網2003-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