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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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民族問題國族搆建之管窺

長弓手

這篇小文是在翻譯法國思想家恩內斯特雷南(Ernest Renan)的著名演講《什麼是民族?》(What is a Nation?)的過程中的一些想法。之所以翻譯這篇演講是因為在當前的背景下,民族問題已經被凸顯為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火藥桶。民族,或者更嚴格意義上的國族概念,在中國進行重新詮釋顯得尤為必要。在英語中,表達國家概念的詞語有country、state與nation三個。嚴格說來,其中唯有state這個詞語是我們平時所理解的國家,country主要表達領土意義,更可譯為國度,而nation則更多表達一種民族國家的概念,所以譯為國族更妥。這裡,我仍然譯為民族,是為了讓人看起來不那麼彆扭。

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民族國家,即nation state。中國同樣也不例外,所以清末以後盛行中華民族的概念。然而在我看來,中國遠遠沒有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族概念。雷南在演講中說道,搆成一個民族或國族的必要條件有兩點,一是共同擁有的豐富記憶遺產,另一點則是共同生活的願望與意志。所以,民族就像是天天進行的公民自決投票一樣,是個體對於自身歸屬的在情感、思想與意志上的體認,他們在過去擁有共同的榮光,在現在則有一共同的意志;曾經成就偉大事業,且願繼續成就。

反觀之,中華民族這一概念實在是一個巨大而空洞的詞彙。受到歷史地理等條件的影響,漢人與其它少數民族之間沒有什麼共同擁有的記憶遺產,1949年以後,共產主義理想暫時起到了這一作用,在民族凝聚力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是隨著80年代以後共產主義理想的褪色,國家理想不復存在,而個體理想也迅速世俗化。這樣,各民族之間陡然失去了共同努力的目標,原有的差異也就被迅速誇大。民族獨立勢力也就迅速贏得了生存空間。所以,藏獨、疆獨在90年代以後越演越烈的趨勢不過是中國政治態度弱化的一個結果。

什麼是民族,或者國族?沒有一個偉大理想的民族,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族。其它因素,如種族、語言、宗教、地理等等,或許可以扮演促進或障礙的角色,但絕非最終能夠凝聚人心,融匯民族的決定因素。在面對藏獨或疆獨勢力的時候,我們總是習慣性地去找上述原因,同樣當我們在面對臺獨的時候,又會從同文同種的角度來思考。我們都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什麼是中國人?這一名稱到底如何定義,如何才能實現最大的外延化。

民族是一種歷史的演變,不是固化,而是生成的。以美國為例,其人口的膚色、語言與宗教堪稱世界上最為複雜,但是並不妨礙它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實際上,人口的複雜性,往往可以增進民族的生機。我們應該看到,即使是現在的漢族人,實際上也是諸多民族成分混雜的結果。所以,中國人不應與漢族人或漢族文化挂鉤,我們也不見得非將其它民族同化到漢族文化圈中,那樣反而限制了中國民族性的發展。事實上,越推進民族與文化多元化,民族與文化間的融匯反而越容易發生。

當然,民族與文化的多樣性在失去制約以後就會演變出可怕的局面,如在印度,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直接導致了國家分裂。那麼什麼樣的制約因素是最有效的呢?我認為是外向性的經濟政治理想。一個民族國家要顯示自身的存在,不是在國家內部事務,而是在國際事務中。在社會學意義上,國家內部的交流屬於內群體(in-group),此時人們的認知模式傾向於強調個體特徵,無需群體身份的識別;而在國際事務中,則屬於內群體與外群體(out-group)的互動,此時則容易增強集體身份的識別。容我直言,中國經濟搞得再好,政治再如何清明,文化再如何昌盛,社會再如何安定,如果現今的“沉默外交”政策不做改變的話,民族獨立勢力只會越來越猖獗。當然,外向性理想並不意味著好戰。這一點相信大多數人也能看出差別。

當前,中國的國族搆建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紀爾玆(Geertz)認為,殖民地國家的國族搆建主要經歷四個階段:(1)割裂傳統,即與自身原有的民族傳統切割;(2)反抗殖民,此時產生了民族獨立運動,但是這一運動僅以建國為目標;(3)建立國家,形成自身的社會經濟政治體系;(4)文化整合,即建立重新的民族身份,創造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很明顯,當前的中國正處於第四個階段,此時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工作是次要的,而更重一種文化的導向。這一階段的工作成敗,將會對這個民族今後的命運帶來最重要的影響。我想,在這個視角下,我們來審視當前的民族獨立勢力應對工作,當有更為清晰的思路。

事實上,新一波民族獨立勢力是前兩次民族國家建立的延續。第一代民族國家主要在歐洲與北美,它們的形成也促發了大範圍的世界權力追逐;第二代民族國家則勃興於亞洲與拉美地區,即通常所稱的第三世界國家,它們的出現則引發了延續至今的南北問題;第三代民族獨立勢力則出現在前兩代民族國家內部,體現為國家的進一步分裂與整合。這一問題又深深與前兩代國家之間的爭奪交織在一起,形成了複雜的局面。對此我們要認識到,民族獨立的本質是在追求民族自身的身份認同,它並不必然體現為國家的分裂要求,換句話說,第三代民族獨立運動更多體現在文化要求上。這是因為已有的國際勢力範圍大致已經劃定,並將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維持不變。任何混淆這二者的政策都將招致可怕的後果。我們應該明白,在民族的意義上,他們的獨立要求與我們一百年前的要求也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如果藏族人與維族人如果是在一百年前進行獨立運動的話,今日的中國版圖早已四分五裂。

所以,現行政策將民族獨立運動視為國家分裂勢力的看法是極端錯誤與荒謬的。這樣的政策將會使得中國的民族搆建走入一個死衚衕。我們必須要有向外的眼光與視角,提出積極的外向性經濟政治理想,方可熨帖人心,團聚力量。也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所謂的“和諧社會”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附:馬列毛理論與政策對中國民族觀念的作用

 

編者按:下文摘自未名空間網站論壇,是作者(筆名MetaCity)對《中國民族問題與國族搆建之管窺》的評論,標題為編者所加。本刊並不認同作者對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推崇,但此文頗有些真知灼見可供參考。作者並未提出如何找到“重新確立中華民族的合法性的信仰”,這個重任只能由民主的中國通過合理的憲政制度來完成,本期雜誌的其他一些文章對此有很深入的討論。

 

籠統地說共產主義,其實似是而非。共產主義的發展,大量流派的產生,造成在歷史上,不同時間,不同地區,對於國家,民族,政黨,憲政的解釋是相當不同的。

共產主義的理論,在馬恩這個階段,把民族矛盾解釋為階級矛盾,從而有效地避免了民族矛盾的激化。著名的論斷:當一個民族還在壓迫另一個民族時,這個民族本身也不是自由的。馬恩寄希望於最先進最發達的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因此著眼點在老牌帝國的民族應當解放被自己壓迫的殖民地民族這個基礎上。但是,第二國際的失敗,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共產黨的產生,表明了國際主義這種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考驗下是多麼的脆弱,超越民族國家的局限而聯合於共同的階級是多麼的困難。

既然此路不通,在列寧主義這個階段,便放棄了馬恩強調的共產主義革命先從最發達國家開始的判斷,引入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民族的概念,從而鼓勵民族解放運動,把階級矛盾的解釋外化為民族矛盾。著眼點在被壓迫民族如何反抗上。這個理念的推廣,便是二戰後殖民地解體,各民族國家紛紛獨立的一個理論依據,促成了殖民地民族主義的覺醒。當然了,現實中,殖民地得以獨立,很大程度上是二戰後老牌帝國的衰弱,蘇聯為了爭奪世界領導權而在各殖民地輸出民族主義與革命。這也為日後民族仇殺的興起埋下了隱患。

斯大林主義便使列寧主義所埋下的隱患發展為裂痕。斯大林主義中計劃經濟延展至國境外,造成民族國家的按計劃的經濟分工,從而在經濟層面造成了各民族國家的分工差異和隨之而來的不平等。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的開明主張,比如說民族自決等,被斯大林發展成了另一個合乎邏輯但是面目猙獰的版本:既然一個民族有自決權,那麼這個民族應當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斯大林的民族報復和民族迫害政策,正是列寧的美好的民族自決思想的自然發展。這樣看起來,不得不說馬恩版本的民族理論更利於解決民族矛盾,而列寧主義的民族自決的思想,反而是當今民族種族仇殺的根源之一。

列寧主義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即黨建理論,一方面締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堅強有力的政黨,並在各國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犧牲了馬克思主義中最珍貴的人本主義思想:人的自由和尊嚴是最高的價值取向。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中的人文關懷落空。這經常被解釋為東方傳統的集權傳統的影響。所謂共產主義的國家與政黨沒有分離的問題,根源不在馬克思主義,而在列寧主義。

列寧主義導致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憲政無法落實,黨政一體,政黨本身成為社會政治經濟結搆中的一個牟利集團,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在集權國家機器面前輕如鴻毛。列寧主義國家的優勢和問題都來自於此。

共產主義的理念,就是弱化民族概念。民族的存在,被解釋為不平等的存在;民族的差異,甚至文化差異,被解釋為歷史上的經濟模式造成的;民族問題的解決的主要手段,就是使各民族在經濟和政治上平等。這個判斷對不對,先放在一邊。中國的政策,也就是毛澤東思想,其實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儒家法家思想的一個重組,斯大林主義的民族政策並未被毛澤東思想所採納,馬克思主義的民族思想反而占了主導地位,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沒有像蘇聯那樣的嚴重的民族問題的原因。而毛澤東思想在現實中的破滅,信仰的真空,使得民族問題重新湧現。漢民族的民族認同危機,以及強烈的大漢族主義的興起,也是源於毛澤東思想對漢民族主義的破壞。

總結一下:毛澤東的民族政策,是一個走鋼絲的行為:一方面繼承了列寧主義的殖民地民族主義思想,並將之解釋為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又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消亡的理念,試圖使中華民族的各組成民族的民族差異和民族矛盾被階級差異和階級矛盾所取代。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毛澤東思想的破滅,原來的雙重優勢,變成了雙重的副作用:一方面,國內各民族的民族意識覺醒,民族矛盾開始逐漸升級;另一方面,面對世界,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感和自信心開始喪失,民族虛無的焦慮開始折磨漢民族,激進的民族主義,即大漢族主義,開始升溫。

這是當前相當嚴重的問題。解決方案,我認為,是填補毛澤東思想破滅後留下的真空,再次找到一種可以重新確立中華民族的合法性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