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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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民族?

 

恩內斯特雷南(1882)

長弓手 譯

在本書中,我最重視的是題為“什麼是民族?”的演講。對這一演講的每部分,我均曾深思熟慮。它是我關於人類事務的一份信仰表白,我也希望每當現代文明困惑於“民族”(nation)、“民族性”(nationality)、“種族”(race)等詞語那可怕的模糊性時,總能回想起這一演講。

──雷南在介紹其演講集時如是說

今天我想與你們一起來分析一個看似明白,卻要常常導致最危險誤解的概念。請想一下在中國、埃及與古巴比倫所形成的巨大人類聚落;希伯來與阿拉伯人的部落;今日尚存的雅典與斯巴達城邦;卡洛林王朝不同疆域的匯總;那些沒有祖國,僅靠宗教維持的群體,如以色列人與帕西人;民族(nation),如法國、英國以及當今歐洲大多數主權國家;聯邦(confederation),如在瑞士與美洲所存在的;以及連接(ties),如借著種族或語言,在日耳曼與斯拉夫人不同支派之間所建立起來的那樣。上述所有組合形式都曾存在,如果我們將它們彼此混淆,就會導致可怕的後果。在法國大革命時代,人們普遍相信那些適用於小型獨立城邦,如雅典與斯巴達的制度,也適用於三四千萬人口的大型國家。如今,人們又在犯下一個更嚴重的錯誤:種族被混淆為民族,一個由真實民眾組成的主權國家被解釋為基於種族甚或語言的群體。

我想盡力將這些困難的問題精確化,因為在開始討論時詞語的含義雖差之毫釐,在結束時導致的錯誤卻可謬以千里。我在此表述的是一個棘手的事物,就如活體解剖一般;我要如人對待死者一樣對待生者。所以我會採取一個冷靜而公平的立場。

自羅馬帝國滅亡,或自查理曼帝國解體以來,於我們而言,西歐似乎被劃分為若干民族。其中某些民族雖可一時凌駕於其它民族,卻總不能國運長久。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或拿破侖一世所未曾實現的,今後大概也無人能企及。一個新羅馬帝國或者新查理曼帝國的建立已經不復可能。西歐的分化已經大到一個程度,使得任何普遍性控制的企圖都會迅速達成一個聯盟,從而將有野心的民族推回其自身的邊界。長期以來,一種均勢已經建立起來。在將來的諸世紀中,無論招致何種命運,法國、英國、德國與俄羅斯都將繼續以單一歷史單位的形式存在,就如棋盤上的格子,其重要性與大小雖在不斷變化,但永不會彼此混淆。

在這個意義上的民族在歷史上是全新的。它們與那些古國全然不同:埃及、中國與古卡爾迪亞王國(古巴比倫的一個王朝)絕非民族。它們是一個太陽之子或天子階前的臣民。無論在埃及或是中國,都沒存在過類似的公民。經典的古國中也有共和國、自治王國,地方共和國聯盟與帝國,但是很難說其中存在我們所理解的民族。雅典、斯巴達、推羅與西頓是極富於愛國心的小型中心區域,但是它們僅是有相對嚴格邊界的城邦。高盧、西班牙與意大利,在被羅馬帝國吞並以前只是部落的聯合,彼此間經常達成聯盟,但是卻沒有中央制度或者王朝。亞述帝國、波斯帝國與亞歷山大大帝的帝國也不是一個“祖國”(patrie)。沒有所謂的亞述愛國者,波斯帝國僅僅只有一個巨大的封建架搆。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追溯到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儘管這一遠征帶來了繁增,但是卻僅僅是一般文明史的發展結果。

羅馬帝國更類似於一個“祖國”。羅馬的統治,在最初的嚴苛之後,就迅速受到喜愛,因其消弭戰爭,帶來極大的利益。這一帝國是個巨大的聯合,是秩序、和平與文明的同義詞。在其行將完結的時期,貴族、教士與知識階層擁有了一種真正的“羅馬治下的和平” 觀念(Pax Romana),抵抗著蠻族所帶來的威脅性混亂。但是儘管有著現今法國十二倍大小,這個帝國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東西羅馬的分裂不可避免,三世紀在高盧建立帝國的努力也未成功。事實上,正是日耳曼人的入侵,才為世界帶來了形成後來民族性概念的基礎法則。

從五世紀的大入侵到十世紀諾曼人的最終征服,日耳曼人究竟實現了什麼?他們的種族血統很少改變,但是卻為西羅馬帝國的廣大領域帶來了王朝與軍事貴族政治,正如其侵略者稱謂所含示的那樣。這是法蘭西、勃艮第、倫巴第以及隨後諾曼底的起源。法蘭克帝國擴展得如此迅速,甚至一度重新統一了西方,但是卻在九世紀中葉無可挽回地四分五裂;凡爾登條約的瓜分帶來了永久性的分界線,隨後法蘭西、日耳曼、英格蘭、意大利與西班牙就沿著迂迴的途徑齊頭並進,歷經變遷,最終形成了完整意義上的民族,並發展到今日。

這些不同國家之間的區別性特徵是什麼?就是其成員人口的不斷融合。在上述國度中,你找不到與土耳其的類似之處,在後者,土耳其人、斯拉夫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拉伯人、敘利亞人、庫爾德人之間的差別,今日仍然與被征服之日一樣。兩個重要的條件帶來了當前的結果。第一,日耳曼人民在與希臘與拉丁人的接觸中,迅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有統一的宗教,甚或統治者從被統治者那裡承襲來宗教,土耳其系統──即按宗教對人民進行絕對劃分,將不再存在。第二個條件是統治者忘記了自身的語言。克洛維、亞拉里克、貢多巴德、阿爾博因與羅蘭的孫輩已經一口羅馬腔。這一事實是另一個重要特徵的後果,即在法蘭克人、勃艮第人、哥特人、倫巴第人與諾曼人中只有很少同種族的女性。數代以來,首領只娶日耳曼女性,但其嬪妃以及子女的乳母卻是拉丁人;而整個部落則全部娶拉丁女性;這就意味著從法蘭克人與哥特人占領羅馬疆域以後,法蘭克語與哥特語沒有持續很長的時間。

在英格蘭情況較為不同,侵略的撒克遜人無疑帶來了女性;凱爾特人四散逃離,同時拉丁人不再,或從未在不列顛占據優勢。如果不是五世紀高盧人普遍說古法語,克洛維及其人民就不會放棄日耳曼語來說古法語。

所有這些的一個關鍵結果就是,除去日耳曼征服者風俗中極度的暴力,他們所播種的土壤在後來幾個世紀中成為了民族誕生的土壤。“法蘭西”成為了一個國家的合法名稱,卻是由事實上極為少數的法蘭克人所帶來的。在十世紀堪稱時代精神完美鏡像的武功歌(chansons de geste)中,法國的所有居民都是法國人。在格里高利主教筆下,法國由不同種族鑄成的觀念還如此明顯,但是在於格卡佩之後的法國作家與詩人筆下,就完全消失了。貴族與農奴之間的差別被凸顯出來,但是其與族群差別完全不同;它被認為更是一種在勇氣、風俗與教育上的差別,世襲傳承;其根源來自征服,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貴族因著服務君主而當被授予施予全國的特權,因此所有貴族均有冊封,借著這一觀念的欺騙性制度在十三世紀即成為一種教條。同樣的事在幾乎所有諾曼底征服區都在發生。一兩代以後,諾曼征服者不再將自己與其它民眾分別,儘管他們的影響並未受到影響;他們給所統治的國度帶來貴族統治、軍事習慣與他們前曾未知的愛國精神。

忘記歷史錯誤是一個民族產生過程中的關鍵因素,等會我還會談到,這也是為何歷史研究中的進步往往造成對民族性的危險。的確,歷史研究將所有政治演變初期的暴力時間公之於眾,即使其結果往往都是有益的。聯合往往通過血腥手段實現;法國南北的合並是持續半個世紀的屠殺與恐怖的結果。容我直言,儘管法國國王是長時維繫一個民族的最好代言人;儘管他建立了有史以來最完美的民族統一,過度的暴力已經損害了其聲名。他所建立的民族都在詛咒他,而現在,只有文化學者能夠知曉他所有過的價值及其成就。

只有通過比較,西歐歷史上的這些重要規律才能得以顯白。許多國家都未曾達到法國國王所實現的成就,這一半是通過其暴政,一半是通過其公正。對比於東歐歷史上的事件,可明白看出西歐歷史的定律。在聖斯特凡的皇冠下,匈牙利人與斯拉夫人仍然與800年前一樣區別明顯。哈布斯堡王朝不是致力融合其治下的不同族群特徵,反而保持其差別,並常挑動其間的敵意。例如在波西米亞,捷克人與日耳曼人的特徵就像杯中的油和水一樣,條理分明。土耳其按宗教信仰不同區分民族的政策已經導致了最為嚴重的後果,即東部的衰敗。如果你到一個城市,如薩洛尼卡或士麥拿,你會發現那兒的五六個社區均有著自己的回憶,彼此完全沒有交集。然而一個民族的要素就是其成員之間必須存在很多共同點;但同時又必須忘記許多事情。沒有一個法國公民知道自己是一個勃艮第人、阿蘭人、太法爾人或西羅馬人,但卻都必須忘記聖巴托羅繆日,以及在十三世紀在南部的大屠殺。能夠證明其法蘭克血統的法國家庭不會超過十家,而其證據也會存在致命的紕漏,因為數以千計的混合婚配足以擾亂所有的家譜系統。

現代民族因此是由一系列匯聚性事件帶來的歷史結果。有時統一是由一個王朝實現,如法國;有時則是由省區的直接願望所推動,如在荷蘭、瑞士與比利時;有時則是在封建制度反復變化後,一種共識所達成的遲來勝利,如在意大利與德國。這些演變通常都有一種深刻的“生存理由”(raison d'etre)。在這些情況下,規則通常是在意外驚喜中出現。因此,如今我們看到意大利在戰敗之後統一,土耳其則被勝利所擊垮。每一次失敗都在深化意大利的目標;每一次勝利都在詛咒土耳其的厄運,因為意大利是一個民族,而土耳其,在小亞細亞之外根本不存在一個自身的民族。如果他人模仿我們,我們不應感到不快。正是我們建立了民族性的規則。而什麼是一個民族?為何荷蘭是一個民族,而漢諾威,或者帕爾瑪公國不是?為何當創造它的規則依然消失,法國仍然是一個民族?民族性的規則到底如何區別於種族的規則?一個思考者總願解答這些問題,以使自己的心得著安息。這個世界的事務很難說是按照類似的理性運行,但是勤勉的人卻渴望為這些問題找到原因,並揭開那些膚淺的智慧糾纏不清的迷惑。

如果我們相信某些政治學者,會認為一個民族首先是一個王朝,代表著被普羅大眾開始接受,並進而忘記的一次古老的征服。在上述學者看來,省區的組合經由王朝的戰爭、通婚與談判實現,並與建立它的王朝一起結束。的確大多數現代民族都是建立在一個家族與封建的源頭上,通過協約婚姻獲得土地,在某種程度上是集權化的內核。法國在1789年的邊界既非自然也非必要。卡佩王朝在凡爾登條約所保證的狹長土地外所加入的廣大區域僅僅是這個家族的個人獲得。在獲得過程中,既沒有自然邊界的觀念,也沒有民族的權利,同時也非省區自身的願望。英格蘭、愛爾蘭與蘇格蘭的統一同樣也是一個王朝的行為。意大利耗時漫長才成為一個民族,原因在於本世紀之前的諸多王朝沒有一個能夠成為統一的中心。而令人驚奇地,薩伏依王朝則通過撒丁島,這個只有很少意大利人的曖昧島嶼,獲得一個王室的頭啣。而荷蘭,它是通過一次英雄般的舉動誕生的,卻仍然要與歐蘭吉王朝協約通婚,並在這一聯合受損以後面臨了真正的危險。

那麼,是否這一規律完全正確呢?當然不是。瑞士與美國,以類似於組塊,用連續加法的方式形成,沒有什麼王朝的基礎。我不會來討論這一問題與法國的關係,因為如此的話我就能閱讀未來的祕密。簡要而言,法國王室曾經是如此高貴,而在其顛覆的次日,這個民族就能在沒有它的情況下站立起來。而且,十八世紀已經改變了一切。在經歷數世紀的卑微之後,人類重又回歸古老的精神,對自身的尊重以及自身的權利觀念。祖國與公民等詞語重又回歸到它們原有的含義。因此這是歷史上迄今所完成的一次最有效、最深刻的手術,就如在生理學上一次將一個斷頭去心的軀體重新修復的手術一樣。因此必須承認,一個民族無需通過王朝的規律實現,即使是由王朝所建立的民族,也可將其自身劃分出來,並不會喪失存在的理由。舊有的規律只能解釋王子們的權利,再不能維持下去;在王朝的權利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民族的權利。然而我們應該將民族的權利建造在什麼標準基礎上呢?我們認識它的信號是什麼?它究竟源自何種有形的事物?

一些人自信地斷言,民族源於種族。源自封建制度、王族婚姻、外交協議的人為分界已然瓦解。長存不變的只有國民的種族。它搆成了一種權利,一種合法性。依據上述理論,日耳曼家族有權重聚失散的成員,即使他們並不願意重新加入。如此這般,日耳曼秩序行使於一個省區的權利就高於那一省區生活的居民所擁有的。這就與君主的權利類似,產生了一種原初論的權利;一種族群的規則替代了民族的規則。這是極大的謬誤,如果任其發展,將會摧毀整個歐洲文明。正如民族權利為實際發展帶來公正與合法性一樣,種族的原初權利則帶來狹隘與危險。

在古代的部落與城市中,我承認長相的作用的確非常重要。部落與城市此時只是家庭的延伸。在斯巴達與雅典,所有公民或近或遠都沾親帶故。對於以色列的兒女(Beni-Israelites),或阿拉伯部落也是如此。如果我們由此到羅馬帝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建立在最初的暴力上,並隨後利用共同興趣來維持,這一集中了互不相同的城市與省區的大聚落為種族的概念帶來了最大的衝擊。基督教信仰,利用其普世性與絕對性特徵,則進行了更為有效的工作;它通過此二種無與倫比的聯合手段,形成了一種與羅馬帝國的親密聯合,族群間的爭端被人事部門禁止長達數世紀。

儘管蠻族帶來入侵,但在表現上仍然是沿著同樣途徑的更深一步。蠻族王國的工藝品沒有任何自身的族群特點,其樣式是由征服者的威權與幻想所決定的。它們與被征服人口的種族毫無不同。羅馬人所愛好的,查理大帝按自己的方式也在愛好,也就是多個種族組成的單一帝國;這也導致了凡爾登條約的分裂中,制定者僅僅是從北向南劃了兩條直線,而對線中所包括的種族毫不關心。在整個中世紀,邊界來回變化,卻同樣不曾留意族群的區域。如果卡佩王朝所延續的政策在法蘭西的名義下,為古高盧地區帶來了更大的分組,那也只是因為這片土地上人們慣於同族而居。多芬那、孚日、普羅旺斯與貝桑松不再有任何的共同起源。所有高盧人的意識在二世紀就已枯萎,現今唯有按著純學者的角度,高盧特徵的個性才能被回溯還原。

因此,基於族群的考慮在現代民族的形成過程中不具任何地位。法國曾一度是凱爾特人、伊比利亞人與日耳曼人的。德國是日耳曼人、凱爾特人與斯拉夫人的。意大利則是族群問題最為困惑的國家。不用說其它成分,高盧人、伊特魯利亞人、皮發斯基人、希臘人,交織混合,難以辨認。在不列顛島嶼,凱爾特人與日耳曼人血統混合成為一體,每個人的血統成分都難以判斷。

事實就是不存在一個純粹的種族,建立於族群分析上的政治,等於建立在四不像上。最高貴的國家,如英國、法國、意大利,反而是血統最為複雜的。德國是否一個例外?它是一個純粹的日耳曼國家嗎?這全然是一種幻想。其南部全部是高盧人;其東部自易北河開始,都是斯拉夫人。即使是那些聲明血統純粹的區域,事實果真如此嗎?在此我們要指出這些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就在於,我們裝備了明白的思想,卻坐在誤解的牢房中。

關於種族的討論是無休止的,因為在語言學與生理學上,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對此的解釋完全不同。在人類學家看來,種族的含義與動物學類似;它僅僅意味著真實的血統,一種血緣聯繫。然而,語言與歷史研究並不做這種生理學的劃分。如長頭或短頭之類的詞語在歷史與語言學中沒有價值。在創造了雅利安語言與生活方式的群體中,既存在長頭也存在短頭。在創造了語言與制度的原始群體,如閃族人中,情況同樣如此。換言之,人類的動物學起源遠遠早於文化、文明與語言的起源。原始雅利安人、閃族人與土蘭尼安群體都沒有生理學的共同性。這些群體是發生在約15000至20000年前一個特定時代的歷史事件,而人類的動物學源頭早已消失在難以滲透的黑暗中。我們知道在語言與歷史上,日耳曼族在人類中無疑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種屬,但是它是一個人類學意義上的種屬嗎?當然不是。作為個體的日耳曼特徵僅僅出現在耶穌基督前幾個世紀。我們甚或可以說,此時地球上根本就不存在日耳曼人。在此之前,他們不過是與斯拉夫人混合於斯基台人這一特徵含糊的大眾中,尚未獲得其單獨的個體性。英國人的確是全人類的一個類別。但是,不確切地被稱作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既非凱撒時代的不列顛人,也非克努特時代的丹麥人,也非征服者威廉時代的諾曼人;它其實是上述成分帶來的一個結果。一個法國人既非高盧人,也非法蘭克人,也非勃艮第人。他是在由法國國王掌勺的一個大熔爐中,混合各類成分慢燉出來的。究其根源而言,澤西與格恩西島的居民彼此毫無不同,均源於對面大陸的諾曼人。在十一世紀,即使最銳利的眼睛也看不出海峽兩岸民眾的細微差別。只不過由於腓力大帝沒能如諾曼底地區一樣占領那兩個島嶼,經過700年的分別之後,兩處人口不僅變成的陌生人,也變得互不相同。種族,正如我們歷史學家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種建造又消失的事物。它在政治中,不應有任何用處。在搆建歐洲地圖的過程,人本能的意識不會想到任何與種族有關的事,而歐洲的領導民族其血統均是極度混雜。

種族的問題最初是重要的,然後逐漸變得無關緊要。人類歷史與動物學有本質的差別,種族並非一切,如在齧齒與貓科動物之間,誰也無權走遍世界去摸弄人們的頭骨,然後抓住脖子說:“你是我們的血統;你屬於我們!”把人類學特徵放到一邊,還存在如理性、公正、真理與美好等事物,在人與人之間毫無二致。你們要警惕,因為這種族群政治絕非一種穩定的東西,如果你今天使用它對付別人,明天你就會看到別人如此來對付你。高舉族群旗幟的德國人,你們就能肯定,有朝一日斯拉夫人不會來分析薩克森與盧撒蒂亞的村莊姓氏,尋找名叫威爾茨與奧博崔特的線索,然後要求為奧托大帝施加於他們先祖的屠殺與奴役的賠償嗎?學會忘記對每個人都是一件好事。

我非常愛好人類學,因為它是一門少有人敢興趣的科學;但是,我願它是一門自由的科學,不服務於任何政治的用途。在人類學中,正如在所有的研究中,體系始終在變化;這是進步的條件。國家的邊界也會與科學一樣起伏。愛國精神也就依賴於一種多少有點荒謬的議題。你去跟一個愛國者說:“你錯了;你如此這般地拋灑熱血;你相信你自己是一個凱爾特人;你一點都不是,你只是一個日耳曼人。”那麼,十年以後,你會得知你是一個斯拉夫人。如果我們不是在歪曲科學,我們就應該避免其在上述問題中發表意見,即使其為眾多人所關心。你要相信,如果一個人強迫科學以服務外交為第一準則,他就會無數次地陷科學於惡名中。科學有更好的事情可作;讓我們只讓它說真話好了。

我們剛才關於種族所說的,同樣也適用於語言。語言促使人聯合,但是卻不能強迫他們。美國與英國,拉丁美洲與西班牙都說同樣的語言,但是卻不能形成同一個民族。相反,瑞士建立這麼好,是在持三四種語言的不同群體的共識下達成的。人類還存在一個高於語言的事物,即是意志。瑞士無論其言語的多樣性帶來了各種各樣的麻煩,其統一的意志卻占據了更為重要的地位。

法國一個令人景仰的事實是,它從未試圖強制建立語言的統一性。雖然說不同的語言,難道人們就不能有同一的情感、思想,愛同一個東西嗎?我剛才已經說過依據族群制定國際政策的缺陷;而如果我們根據比較語言學來做的話,這個缺陷同樣存在。且讓我們給與這些有趣的研究足夠的自由;不要將它們與會攪擾其平和的事物相混淆。語言的政治重要性源於其是種族的一個特徵。而不會有這比更大的錯誤了。如今說德語的普魯士,在數個世紀前還在說斯拉夫語;威爾士說英語;高盧與西班牙說的是阿爾巴隆加的古方言;埃及說阿拉伯語;我們還可舉出不計其數的例子來。即使你追溯到源頭,語言的相似性也不會預示著種族的相似性。想一下,比如說在原始雅利安人或者原始閃族人的部落中,你會發現奴隸與其主人說同樣的語言,儘管奴隸常常來自另一個種族。我們再重復一下,雖然比較語言學極富智慧地劃分出了印歐語系、閃族語系或其它語言,這一劃分與人類學的劃分並不一致。語言也是歷史的演變,不能告訴我們說這些語言的人身上流著什麼樣的血,在為著存亡決定是否歸屬於一個族群時,它也不能束縛人類的自由。

語言的排外性,就如種族被凸顯出的當務之急一樣,也存在著危險與障礙。它總是將一個人裝入一個特定的文化中,設定其為同族;這樣就造成了自我限制,作繭自縛。如果一個人只是將自己封閉在一個同胞的集合裡面,他也就拋棄了在人類大家庭中可呼吸的寶貴空氣。對於心靈而言,沒有比這更壞的;對於文化而言,沒有比這更麻煩的。我們都不應放棄這一基本法則:早在一個人能夠用這種或那種語言書寫,成為這個或那個種族成員,歸屬與這個或那個文化之前,他就是理性而有道德的生物。在法蘭西、日耳曼與意大利文化之前,一個人類文化就已存在。試看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們;他們不是法蘭西人,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日耳曼人。他們與古老的靈魂親近,發現了教育人類心靈的奧祕,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他們又做出了何等樣的成就!

宗教也不能為現代民族的建搆提供一個適當的基礎。宗教最初是為著應付社會群體的生存,自身是家庭的延伸。宗教與教派原來是家庭的派系。雅典的宗教是對雅典、其神祕的創始人、其法律與風俗的敬拜;它沒有神學的教義。這一宗教在最強的意義上,也只是一個國家的宗教。你拒絕實行的話,你也就不是雅典人。這一宗教在根本上是對人格化的雅典衛城的敬拜。在美慧女神阿格萊雅的祭壇上宣誓,也就是宣誓自身將獻身於這一國家。這一宗教是軍事上占卜或者祭旗的同義詞,是為著我們的。拒絕參與這樣的儀式,在現代意義上也就等於拒絕服役。這就等於是說一個人不是雅典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很明顯對於一個不屬於雅典的人,這樣的儀式毫無意義;人們也不會勸誘或者強迫一個外邦人接受它;雅典的奴隸則根本不會參與。在一些中世紀的小型共和國中,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如果一個人向聖馬可宣誓,他就不是一個好威尼斯人;如果一個人不認為聖安德烈高於天堂裡的其它聖徒,他也不是一個好阿馬爾非人。在這些社會中,那些後來被認為是迫害或暴政的事情當時卻是合法的,不會比我們現在跟家裡的父親說一聲生日快樂或新年好來得更合邏輯。

在亞歷山大征服中產生的那些王國裡面,斯巴達與雅典那樣的行事方式已不存在,而在羅馬帝國中來得更少。安提阿哥伊皮法尼斯為在東方推行猶皮特奧林匹阿斯信仰所進行的迫害,或者羅馬帝國制定的保持所謂國家宗教的舉動都是極其錯誤、罪惡與荒謬的。在我們當前的時代中,情形則更加明晰。大眾不再相信一種統一的規範。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來相信或實行自己能做和想做的。現在不再有一個國家宗教;一個法國人、英國人或者德國人,既可以是天主教徒,也可以是新教徒或者正統猶太人,甚或什麼都不信。宗教已經成為一種個人事務;只與個人自己的良心有關。將民族按天主教與信教劃分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在五十二年前,在比利時的形成過程中,宗教還像以前那樣,在每個人的內心中扮演的重要的審判員角色;但是它再也不會成為一種劃分人們界限的因素。

利益共同體確實是人們之間的一種有力聯繫。但是,利益足以形成一個民族嗎?我不這樣認為。利益共同體只是帶來貿易協定,而民族性則有一種情感的側面;它是靈與肉的合一;一個關稅同盟(Zollverein)可不是一個祖國。

地理,或者眾所周知的自然邊界,無疑在民族的分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地理是歷史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河流帶領種族前進;山川則讓他們停步。前者在歷史中帶來有益的進步,而後者則起著限制作用。我們能說,如某些黨派所相信的那樣,民族的自然疆界是畫在地圖上的,這一民族有權來判斷補足特定的輪廓,達到這樣那樣的山川河流,以符合一種先驗論的制約權嗎?沒有比這更武斷、更不幸的學說了,因為它為暴力找到了正當性。首先,難道我們是認為是這些山川河流鋪展開民族疆域的嗎?顯然,山川起到了分開的作用,但是河流則是在束攏。進一步,不是所有山川都能分隔國家。誰在分隔,誰有沒有?從比亞里茨到托爾尼奧,沒有一個河口比這更適合作為一個邊界標記的了。如果歷史真如此判決,那麼盧瓦爾河、塞納河、默茨河、易北河,或者奧得河,正如萊茵河一樣,都有這種成為自然邊界的特徵,而給這一最基本權利帶來侵害的,則正是人類的意志。人們總是在討論戰略根據地。但是,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很明顯許多讓步都是必要的。不過這些讓步不應該過分。否則,每個人都會訴諸軍事的便利性,戰爭則會無休無止。不,土壤不會比種族更能早就一個民族。土壤提供了地基,成為奮鬥與勞作的場所;而人則給與了其靈魂。在早就這稱作“民族”的神聖事物過程中,人是一切。物質上的任何東西都不足以成就它。一個民族是一種精神的法則,是歷史深刻複雜的結果;它是一個精神的家園,而不是由地球的形狀所設定的群體。我們現已見過,諸如種族、語言、物質利益、宗教歸屬、地理、軍事必要性等因素皆不足以支持這一精神法則。究竟還需要什麼?承接前述,我將再做一贅述。

一個民族是一種靈魂,是一種精神法則。兩件實則合一的事物,搆成了這一靈魂或精神法則。一件存於過去,另一件則在當前。一件是共同擁有的豐富記憶遺產;另一件則是當前的允諾,同居的願望,保存所承受的完整遺產價值的意志。先生們,人類並不是在做即興表演。就如個體一樣,民族也是經過長久的努力、犧牲與奉獻方才湧現出來。對先祖的敬拜是所有敬拜中最有合法性的,因為是先祖使我們成為現今所是。一個英雄、偉人、榮光(這裡我指真正的榮光)的歷史,是一個民族觀念形成的精神首都。在過去擁有共同的榮光,在現在則有一共同的意志;曾經成就偉大事業,且願繼續成就──這是成為一個民族的根本條件。一個人的愛與其所付出的犧牲與遭受的苦難成正比。一個人總是愛自己親手建造或繼承下來的屋宇。斯巴達歌謠中,“我們曾是你所是,且將成你所將成”的句子,就是每一國家的簡化國歌。

目前,在戰略意義上比共同的海關與邊界更有價值的,是能共享過去的光榮傳統與遺憾,並有將來共同履行的規劃,或者曾一同受苦、一同歡樂,並一同期盼。這是無論種族與語言的差異也可理解的種種事物。我剛才說道“一同受苦”,而實際上共同的苦難比歡樂還能促使統一。民族的記憶所在,悲傷比勝利更具價值,因它們帶來責任,並需要共同的努力。

一個民族因此是一個大團結,由其過去曾付出且將來準備付出的犧牲的感覺組成。它預示著一個過去;但是又總結為當前的有形事實,即允諾,是那清楚表白的繼續共同生活的願望。讓我打個比方的話,一個民族的存在是一種天天進行的公民投票,就好像個體的存在是一種對生命的永久主張一樣。而我非常明白,這是比神權更為形而下,比歷史權利更少血腥的。根據我所指出的這一觀念,一個民族不會比一個君王更有權對一個省區說:“你是我的。我要抓住你。”在我看來,一個省區即是其中的居民;如果說有人能夠參與商議這項事務的話,也一定是這些居民。一個民族永遠不會違背自己意志去從屬於或把持一個國家。總而言之,民族意志是唯一的合法性標準,我們必須回歸這一標準。

我們已經從政治中驅逐了那些形而上與神學的抽象事物。那還有什麼留著呢?是人,及其願望與需要。你會告訴我,這種脫離與以後民族的瓦解,本身就是一個意志支配一切制度的系統所帶來的後果,這種意志常常毫無什麼文明可言。很明顯,在此情況下,我們不能將法則推得太遠。這一真理只能在非常普遍的意義上作為整體來使用。人類的意志在變化,但有什麼是不變的呢?民族並非永遠存在。它們有自己的開始,也有自己的結束。一個歐洲聯盟很可能會取代現今這些民族。但是這並非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紀的規則。當前,民族的存在是件好事,甚至也是必要的。民族的存在是對自由的保證,如果這個世界只有一個規則,一個主人,自由則會淪陷。

借助於不同民族多樣化而常對立的力量,它們在一個共同的文明框架下合作;都在一個人類的大合唱中唱出一個音符,而這是我們所能實現的最高現實理想。孤立的看,每個民族都有弱點。我常告訴我自己,不同民族常常將自身的缺陷視作優良品質,這要是換作一個人,他極度自負,充滿妒忌,任性放縱,喜愛爭吵,尋釁生事而動輒拔刀相向,估計他就是世界上最難讓人容忍的。然而這些不和諧的細節又都全部消失了。可憐的人類,你遭受了多大的苦難!還有多少考驗等著你!但願智慧的精神指引我們,保守我們通過那充滿數不清危險的道路。

讓我總結一下,先生們。人既非其種族,也非其語言、宗教,或河流流向,或山脈走向的奴隸。精神健康、心靈溫暖的人類聚集在一起,產生一種道德良心,即所謂的民族。這一道德良心能夠多久地證明自己的力量,讓人能夠為著群體的利益犧牲自我,它也就有合法性與權利存在多久。如果圍繞其領土發生爭端,則與區域內的人們一起協商。他們無疑有權在這樣的事務中發言。這一建議將會使那些政治精英在嘴角挂上嘲笑,這些一貫正確的人們在一生中都在欺騙自己,坐在他們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則上面,同情著我們這些平凡的關心。與人們商議吧,天啊!天真之極!這是想要替換外交與戰爭的幼稚方法,不過是可憐的法國人思想的一個最好模板。先生們,等一等;讓這些精英的統治過去;耐心忍受這些有權人士的輕蔑。在多次毫無結果的探索後,人們可能會回到我們這更謙卑的經驗主義方案來。在某些時候,若要在未來保持正確,最好辦法是知道如何避免跟隨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