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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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史密斯關於

民族的論述(摘要)

馬戎

編者按:北京大學馬戎教授的這篇學術論文2001年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雜誌,深入探討了民族的概念,有助於民族問題的考量。本刊特此選摘部分關鍵內容,小標題和重點文句的黑體為編者所加。文中關於一些詞語用法的建議,如改稱“少數民族”為“少數族群”、不再使用“漢民族”的說法而只稱“漢族”,很有見地,而且改稱之後並不引起歧義,值得推廣(在本期雜誌發表文章的司徒一先生就採用了這些建議)。馬戎教授近日發表的《當前中國民族問題的症結與出路》內容與本文有所重合,已經廣為流傳,本刊不再轉載。

 

 

英文“nation”、“ethnic group” 、“ethnicity”和“nationality”似乎都與漢語的“民族”一詞有密切關係,通常也都被譯作“民族”,但這三個相互區別的英文詞彙顯然具有不同的含義。

 “nation”是我們在翻譯和理解西方文獻時最容易引起混亂的一個詞彙,有時譯成“民族”(如“nation-state”通常被譯成“民族國家”),有時譯成“國家”(如“the United Nations”譯成“聯合國”)。在字典中對“nation”的主要解釋有:(1)民族,(2)國家,(3)國民,(4)部落等等2。國內許多有關的翻譯文獻對於“nation”一詞,時常根據譯者的理解從以上譯法中選擇一個。同時,其他一些英文詞彙如“ethnicity”和“nationality”也經常被譯為“民族”,中英文詞彙之間的這種交錯譯法,導致了這些基本概念在理解和應用中的混亂現象。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是任教於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著名社會學家,他發表了許多有關“nation”的研究著作,在西方學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他在1991年出版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一書裡集中討論了我們所關心的“民族”(nation)概念在西方的產生與當前應用中出現的問題。

民族是一種群體認同和身份認同

對於“nation”,史密斯認為是除了性別、空間和階級之外的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根據各個地區的實際具體情況而出現的新一類群體和身份認同。由於“nationalism”的興起,人類群體在一個新的政治基礎上統一成為某種新的共同體,所以出現了一個“nation”(“民族”)的概念。這個概念基於西方國家的經驗,而且今天在世界各國對於“nation”概念的運用有著重要的、實際上是主導性的影響。這個新觀念(理性國家,the rational state)和新共同體(領土民族,the territorial nation)是首先在西方世界出現的,而且兩者之間密切相關。

在前面談到族群(ethnic group)和宗教群體的劃分與內涵時已經說明,與文化因素(價值觀、象徵、神話、傳統習俗與儀式)相關聯的“族群”是歷史上即存在的,所以史密斯的“族群”(ethnic group)概念與中國歷史上的“族”觀念有相似之處。而史密斯討論的nation”(民族)概念則是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出現的新範疇。

民族的雙元性

史密斯認為存在著一個西方的或者稱之為“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c model of the nation),它首先是一個空間的或領土的概念,一個“nation”(民族)必須具有明確的地理邊界,人群與其傳統居住的土地(也許並不是其最初的發源地)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第二個因素是“民族”是“具有單一的政治意願的法律與制度的共同體”(a community of laws and of institutions with a single political will);第三個因素是共同體成員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位,如公共事務和法律權利、政治權利與義務、社會經濟權利等各種各樣的“公民權”(citizenship);第四個因素是“民族”(nation)必須具有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和傳統)和公民的意識形態(civil ideology)。綜上所述,(1)歷史形成的領土,(2)法律和政治共同體,(3)成員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權利,(4)共同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這4條就是確定西方模式“民族”(nation)標準的組成部分。

史密斯認為,在亞洲和東歐地區同時還存在著另外一個“族群的‘民族’模式”(an ethnic model of the nation),它強調的是人們出生的共同體和本土文化,是具有相同血統的共同體。在這個模式的標準中,(1)對血統和譜系的重視超過基於領土的認同;(2)在情感上有強大感召力和動員效果(popular mobilization);(3)對本土的文化(語言、價值觀、習俗和傳統)的重視超過法律。這些方面在亞洲和東歐地區一些“民族”(nation)的形成過程中表現得十分清楚。

史密斯認為,在今天世界上的每個民族主義運動中都可以看到某種“雙元”現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包括了“市民的‘民族’模式”和“族群的‘民族’模式”兩方面的要素。他以法國為例,說明在同一個民族(nation)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裡,有時強調的是“公民的”和“領土的”因素,有時強調的是“族群的”和“文化的”因素。從他所舉出的這些例證可以看出,我們需要用一種辯證的和動態的眼光來看待和理解這兩種“民族模式”(models of nation)之間的關係。

這裡,史密斯承認世界上“民族”現象的“多元性”並提出了兩個具體模式,可見不同地區自發產生的對於“民族”(nation)、族群“ethnic”的認識與定義可能是不相同的、帶有地域性文化歷史特點的。

史密斯最後總結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基本特徵有:(1)歷史形成的領土,(2)共同的神話傳說和歷史記憶,(3)共同的大眾文化,(4)所有成員所具有的法律權利和義務,(5)共同的經濟。他在文章中又簡略總結說,“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和“民族”(nation)是複雜的建搆,包含一些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包括了“族群”(ethnic group)、文化(cultural)、領土(territorial)、經濟(economic)和法律-政治諸方面。我們比較這兩段論述,可以看到在他的表述中,“族群”與“共同的神話傳說和歷史記憶”是相互對應的,體現的都是族群的感情心理因素。

史密斯認為“民族認同”從根本上講是多維度的,決不是由一個因素決定的,在不同的個案中這些特徵各有不同的側重。這是理解“nation”的一個最重要的觀點。但是我們同時看到,史密斯在承認“民族”現象的多元性並對兩種區域性“民族模式”作出很有創見的論述之後,仍在試圖總結出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民族”(nation)定義,他把兩種實質上很不相同的兩種“民族模式”的因素混雜在一起,歸納出5條“普遍性”特徵,這裡多少帶有幾分牽強,也缺乏必要的論證。但是他還沒有像斯大林那樣,堅持這些標準“缺一不可”,而是在實際應用中為研究者在這些標準或特徵中的取捨留下餘地。

我們可以把史密斯關於組成“民族”(nation)成分的5個特徵與斯大林關於“民族”定義的4個特徵進行比較。斯大林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用史密斯的模式分類法,斯大林所表述的觀點傾向於“族群的‘民族’模式”,除了領土和經濟因素外,強調了文化、語言和心理素質。而史密斯在前面具體的(而非總結歸納部分的)論述中,強調的是“民族”(nation)“所有成員所具有的法律權利和義務”這個具有政治、法律和行政組織含義的特徵,而把“族群”(ethnicity)只作為“nation”諸特徵之一,實際上體現了西歐社會的特點,即“市民的‘民族’模式”。

我們可以參照史密斯的兩種“民族”模式的思路,把斯大林具有4條標準的“民族”定義也納入世界上多元化的“民族”現象與模式體系之中。斯大林提出的定義,實際上也是他主要根據俄國民族關係的發展歷史與現實狀況並借鑒其他國家國情而作出的理論總結,可以看作是區域性“民族模式”之一。這個模式用於其他地區就可能出現許多問題,尤其是當他堅持這些標準對於“民族”的確認來說“缺一不可”時,更是如此。

“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的區別

史密斯認為,“state”(國家)指的是不同於其他社會機搆的、在一塊既定領土上壟斷性地實施強迫和壓制的公共機搆(public institutions),而“nation”(民族)指的是憑靠文化和政治契約而統一在一起的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們分享其歷史文化和領土。“民族”(nation)的成員們分享共同的文化傳統,這與國家(state)公民們之間存在的純粹法律和科層制(按:即官僚制)聯繫紐帶是完全不同的。當然,在兩者之間確實存在著重合的部分,如都強調領土,在民主國家中也都強調人們的權力。人們通常忠於自己的“民族”(nation),但不一定忠於現在執政的“國家”政權(state),如維克多‧雨果熱愛“法蘭西”,但因為痛恨執政的政府而長期流亡在外。

在一定程度上,“民族”(nation)這個範疇可以涵蓋“族群”(ethnicity)。各地的“族群”(ethnic groups)由於都比較偏重於它們的文化傳統與血緣聯繫,所以在“族群”定義的內容和詞彙翻譯方面比較容易相通。而“民族”(nation)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可能有十分不同的側重而體現為十分不同的模式,因此在翻譯和理解上對“nation”(民族)這個詞彙需要特別仔細和小心。

民族的功能

考慮到“民族”(nation)所具有的這些維度,史密斯認為可以依據其客觀效果把它們的功能分為“內部”和“外部”兩類。“外部”功能包括領土、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功能。“內部”功能中最明顯的是其成員作為“國民”(national)和“公民”(citizen)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史密斯在這裡強調的,無論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功能,實質上都是具有意識形態色彩和政治意義的“民族認同”(或“國民認同”)。

“自我定義”和“定位”的過程是理解“民族認同”的關鍵,也是造成大多數疑惑萌生和提出質疑的原因。在“民族認同”名義下,人們被說成自願放棄他們自己的自由並有權力去剝奪其他人的自由,去踐踏本“民族”(nation)裡沒有被吸收進主流的那些族群的(ethnic)、種族的(racial)、宗教的少數群體的公民和宗教權利。民族主義的教義使得“民族”(nation)成為每個政治運動的目標,並使得“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成為衡量全部人類價值的尺度。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nation)觀念對單一的人性(a single humanity)、對一個世界共同體和它的倫理統一性的整個思想提出了挑戰。用以取代的是,民族主義提出一個有關政治共同體的偏狹和充滿衝突的體系即“nation”,使它具有合法性,它將不可避免地使不同的文化共同體之間相互衝突。

史密斯一方面試圖根據各個地區的社會實踐來總結歸納“民族”(nation)的基本特徵和主要功能,同時他也承認“民族”觀念在實際應用中的混亂與模糊,承認“民族主義”在實際社會運動中具有兩面性,當強調“nationalism”的政治和領土這個方面時可能對部分民眾造成偏差與傷害,而強調其文化傳統和血緣這個方面時,少數族群的“認同”則可能對該族群的傳統文化起到一定保護作用。在後一種情況中,占主導的實際上應當被稱作“族群主義”(ethnicism),而不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

調整某些漢語詞彙用法的建議

在目前的具體應用方面,我們也許可以考慮在用語上進行一些調整,如採用國內一些研究者的觀點,把“中華民族”譯成英文的“Chinese nation”,使“民族”與“nation”對應起來;同時把“少數民族”改稱為“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ies),從而把這些側重文化和血緣意義的“族群”與英文中的“ethnic groups”對應起來,而對56個原來稱為“民族”的群體稱為“族”(如漢族、蒙古族,而不再稱“漢民族”、“蒙古民族”),統稱為“中華民族的56個族群”。這與中國幾千年來族群關係史中產生的傳統的族群觀(如把各族群稱為漢人、蒙古人、藏人等,一方面強調的是他們之間存在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同時也強調幾千年來相互之間形成的密切聯繫)相一致,而用西方的“民族”(nation)、“民族-國家”和“民族(政治)獨立”思想套用到中國社會中的各個族群,其實是很生硬的。此外,對於英文中的“state”,我們仍譯為“國家”。

中國也可以稱作是一個“民族國家”(a nation-state),而且是一個“多族群的民族國家”(a multi-ethnic nation-state)。近代中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是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色彩的,所以凡是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運動,都可稱為“民族主義運動”。從這個思路出發,我們可以考慮不再把各少數族群的“族群意識”冠之以“民族主義”,也不再把我國各族群之間的矛盾稱之為“民族問題”、“民族關係”、“民族矛盾”或“民族衝突”,而稱為“族群問題”、“族群關係”、“族群矛盾”或“族群衝突”。

當我們這樣把中國各少數族群不再定位為“民族”(nation)的時候,我們也就可以跳出斯大林設定的有關“民族”定義的4條特徵(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框架,也跳出了西方民族主義在“民族自決”和“一個民族(在理解上可以實際應用於各個族群),一個國家”方面的理論誤區,更加實事求是地理解和分析我國的族群現象和族群界限,我國的“族群識別”問題和其他涉及到族群的各類問題也就會不像過去的“民族識別”工作那樣帶有政治色彩,而是更多地強調文化和歷史因素,而長期強調的“民族平等”這個政治問題也將從“各少數族群成員的公民權利”的角度來予以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