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八期
line decor
  
line decor

 

誰是誰的道路

 

                                                           劍中

 

 

就余傑《劉曉波的道路就是胡適的道路》一文,張裕連續發表《“改良派”的道路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變”的道路嗎?》、《“諍友諍臣”還是“獨立學人”?》等三篇文章,對牽強附會的余文多有批評。如張裕所言:“康梁的道路”足以說明:“改良派”的道路並不一定就“是非暴力的、‘和平演變’的道路”,也一樣可能‘是暴力奪取政權的道路,是冤冤相報、以暴易暴的道路’”。

竊以為,劉曉波與胡適不無共同點,一口咬定“劉曉波的道路就是胡適的道路”則大謬不然;捨此別無選擇,將暴力革命一棒子打死,就更是謬之千里。

首先,劉曉波、胡適致力於改變的對象截然不同:後者面對的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劉曉波面對的則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惡果僅存的極權專制。

胡適1941年7月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發表《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的英文演說,提及極權“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等二十個特徵,中共1949年建政即照單全收,並屢有割斷犯人的氣管和收取槍斃人犯的子彈費,以及用莫須有的罪名將母子二人同時處決的創舉。

其次,在自由的多與少的空間裏,胡適以開啟民智的“諍友諍臣”的身份出現,而劉曉波1989之後被徹底封殺,無法發表、出版文章和著作,只能在海外的報刊和網站闡述自己的觀點。二者所處環境有天壤之別,路徑選擇自然也就分道揚鑣。不具備胡適所在的外部環境的劉曉波,只能以民間異議人士的身份出現。

條條大路通羅馬,反抗暴政作為唯一的通向自由民主的光明大道,激進或漸進、革命或改良都不成其為問題。當下共同的敵人是拒絕政改的中共暴政,取得這樣的共識,路徑選擇不妨求同存異。哪有放過最大的敵人不打,自己內部先互相攻擊的呢?

余文:“某些‘忽然革命’者,打著‘徹底革命’的幌子,炫耀反共之堅決,其實他們的骨子裏與觀看秦始皇出巡的劉邦和項羽並無二致。”

中共鬧革命都打著自由民主的幌子,與劉項不可同日而語,何況今日之革命者?以大陸吏治之腐敗,民眾維權之艱難,“反共之堅決”又有什麼值得譏諷的呢?

古今中外,沒有革命的威脅,沒有大規模暴力反抗的壓力,既得利益集團很難從內部產生變革的動力,體制內部的健康力量沒有成長的空間,改良從何談起?誰不希望和平轉型?和平轉型離不開民眾的普遍覺醒,和公民教育(啟蒙)一樣,極權制度下為促使民眾覺醒或維護個人正當權益,迫於無奈的暴力反抗具有無可辯駁的正義性,是人之為人的基本特徵。

沒有高山無所謂平地,沒有衝突就沒有進步。如果只是逆來順受,用理性和非暴力主義來麻痺和腐蝕自己,人類早已滅亡。真正的理性是、且只能是,充分認識到暴力是一柄雙刃劍,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結出了惡之花,並不能否定暴力給歐美帶來了憲政民主。民眾有權反抗暴政,是美國自由民主最牢靠的保障。

激進與漸進、革命與改良絕非死對頭,完全可以相互轉化、良性刺激,目的都是為了整合、動員包括體制內的健康力量在內的社會力量施行憲政民主。激進的暴力反抗往往更能彰顯漸進、改良的價值。人是理性動物,政治集團同樣如此;在變則皆大歡喜,不變則兩敗俱傷的情況下,變也得變,不變也得變,大勢所趨是也。

查建國先生公開組黨坐了9年大牢,去年才出獄,夠不夠激進?崔衛平說的好:“正因為有了他們,官方才認為我們是溫和的。由於他們,我們才不至於坐牢。僅僅因為這一點,我們就該心存感激。”(查建英《國家公敵: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多舛人生》)

反抗暴政之路,有的步伐快一些,有的慢一點,有的高屋建瓴,有的從改變身邊的人和事做起,屬於非常正常和自然的生態。網友“老虎廟”幹起了本該民政部門幹的事:幫助北京流民,為他們組織募捐,儘可能地為其介紹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誰能說他的工作沒有意義?一個人沒有尊嚴,感覺不到來自同類的愛與關懷,追求自由民主是不是遠了點?

許志永博士先後組織、聯絡、感染數十名網友多次零距離考察京城黑監獄,還有比這更生動的法制、人權、參與的公民課堂嗎?中共能夠容忍許博士,不就是因為還存在比許更激烈的方式方法嗎?

《零八憲章》對認清中共醜陋的嘴臉大有裨益,楊佳事件對民眾何嘗不是一個教育?在權錢當道、惡警遍地、司法黑暗、有屁民無公民的大陸,建設公民社會、民主制度,需要人們去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唯一不需要的就是內訌。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不過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黨文化的折射。

張三一言:“當劉曉波以原始正義貶低楊佳時,我反對這個貶低;當他發起08憲章時,我支持他的正確做法。當余傑把楊佳視作納粹時,我反對這種歪曲行為;當他作一些有益自由民主的事時,我支持他的努力。”(《反對把楊佳和劉曉波對立起來》)

楊佳案事實不清、審判程序嚴重違法,根據罪名法定的原則,楊佳有罪本身就是中共枉法裁決的產物,對楊佳的任何貶低都是以中共的非法判決為基礎和前提,而這顯然是非常荒謬的,對於異議人士來說,就更是如此。

人們總愛以甘地和胡適為例來說明漸進、改良的好處,但每每忘了最關鍵的一點:甘地、胡適面對的英國和民國,遠非不知羞恥的中共可比。大陸至今無民間辦報自由,所謂敢言媒體只是在不觸犯一系列紅線的條件下,允許你打點抆邊球,打得不好,稍微抆出那麼點火花就可能被嚴厲整肅。

對於中共暴政,與虎謀皮也好,刺刀見紅也罷,溫和或激烈,但凡有利於權利意識的增長和整個社會的進步,心平氣和地傳播民主思想,與走投無路、忍無可忍情況下的暴力維權,以及挑戰一黨專政的《零八憲章》,又抑或是更為激烈的建議和行動,都自有其可取之處,和存在的價值。

有了共同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以自己最擅長、最認同的方式和手段去追求自由民主,有行動就有取捨和鑒別,水滴石穿、揚長避短、相互激勵、百花齊放,憲政民主才有可能最終建立起來。

在當今大陸,暴力反抗唯一的煽動者只能是中共政權,只有它才有能力讓民眾看不到合法解決的希望,民眾因此才會對司法救濟嗤之以鼻,對楊佳崇敬有加: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此人人之所同也。信奉漸進、改良的異議人士,對此不可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