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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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被中共坦克

          碾壓 之後

 

老 驥

 

 

 

  1. 記憶中的“六四”悲劇

 

1989年是不堪回首的,中國歷史的天空好不容易才浮現了一抹朝霞,轉眼間卻換來了灘灘血漬……一場空前浩大的民主運動失敗了。坦克勝利了。給中國大地留下來的東西似乎只有麻木與迷惘。

我是在成都目睹這幕悲劇的。隔我住地不遠的中醫學院十字街口是我觀察事態發展的主要舞臺。

“學生愛國,我愛學生。”——冰心老人的這兩句話是我全部觀察的歸宿(包括個人的感情寄託)。

4月上旬第一天開始,大學生們的一切言行,也都是濃縮並定位在愛國二字上的,其民主訴求的表現形態並不激烈,他們反復呼喊的口號是“打倒官倒”!“反對特權”!整個遊行隊伍顯得很有秩序,兩側都有各校自已組織的糾察隊,他(她)們手牽著手,構成了兩排對稱行走的活體柵欄。很顯然,這是為了防範社會閒雜人員的混入,害怕抓了辮子,落個秋後算賬什麼的;或者說,組織者一開始就在證明他們“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之所以沒有明確涉及政治體制問題,顯然也是為了證明他們並不“反對黨的領導”。

但是,對於如此溫和的民主訴求又為何不能“納入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呢?為何不能同學生對話呢?在日益激動的人流中,我看不出大學生們反對改革開放,也看不出他們要推翻共產黨,他們只對權錢交易,只對特權階層,只對社會不公,才是恨之入骨。這是對的呀,同鄧小平的主張並行不悖呀,也是一種支持呀,為什麼就不可乘勢利導,趁勢把“政改”推進一步呢?——僵化,這是後毛時代承續的僵化,還有帝王般的專橫——我聯想起了劉賓雁招罪的“第二種忠誠”,和鄧對“自由化”的呵斥聲。

我覺得眼前迅速升級的社會逆反心理與“退居二線”的鄧小平的專橫,在客觀上已構成了某種函數關係。本來可以化解並可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好事已被絞成了一個死結。“我們的人民是非常之好的人民”已成了應景之詞——他心中堅守的仍然是一黨獨裁的威權主義。

所以,當天安門廣埸塑出“自由女神”的時候,民主與專制的鬥爭就不可避免地正式攤牌了,並立即波及全國,學生們的“兩排對稱行走的活體柵欄”也隨之消失了,清流與“濁流”終於相匯了。成都“萬歲館”前的絕食和靜坐示威立即獲得了全市平民的空前支持,一列列敲鑼打鼓的送水隊、送飯隊、慰問隊晝夜不斷,與此同時,急救車的怪叫聲也是此起彼伏的(中共當局還是害怕餓死了學生)。但不識相的成都市府樓頂上的幾個高音喇叭也開始怪叫了,當它告誡學生們不要被“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的時候,就像坍塌的山體砸入水中,衝擊這個衙門的人浪就開始持續不斷了,這可害苦了一排排堵在門口承受著“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武警們(他們有的也是剛穿軍裝的小青年)。若不是北京在6月4日淩晨用坦克“清場”,那幾個充當黨國喉舌的高音喇叭肯定會被砸爛的。

面對鎮壓,我發現過慣了悠閒日子的成都市民並不怕死,他們自發地堵在東南西北各“門”的口子上,不准軍隊入城鎮壓學生。於是,衝突開始了,亂成了一鍋粥。我在中醫學院十字街口目睹了這一幕:

氣急的學生帶頭把三輛軍用吉普堵住了,掀翻了,但老是點不燃,此時,一個四旬開外的衣衫爛縷的男人自告奮勇地上前幫忙,嘴巴咕嘟道:“我來,看你們讀書都讀瓜了……”,話音剛落,三輛吉普就次第騰起了烈焰,發出了爆炸聲,同時響起了一片掌聲和歡呼聲,這掌聲顯然是獻給這條漢子的,但此人沒有任何反映,只顧咂巴著旱菸袋,就像在龍門山中的一處老院子裏,順便幫了鄰居一個忙,這算啥?舉手之勞,所以,他就十分平靜地走回了他們一家搭建的收荒棚——位於繼後建成的溫哥華商廈(與中醫學院斜向相鄰)——又拉起架架車收荒去了。

沒過幾日,當市中心鹽市口人民電影院至人民商場一帶的火勢平息後,催淚瓦斯也進一步把騷亂的人群徹底驅散之後,由於沒有立即抓到需要“從快從重”處決的“現行反革命”,公安就順手把這收荒匠逮去了。

行刑那天,當刑車由遊完全城後,最後減速經過他的“犯罪現場”和他的“家”門時,收荒匠臉上除了疲憊,就只有木訥。而跪在路邊的妻、兒哭畢後,也只是輕輕地嘀咕道:

“他這個人就是愛幫忙喲,只怪他愛幫忙……”

愛幫忙的老實農民為“六四”獻身了,儘管他還有沒弄清楚民主是個啥東西。

 

  1. 二十年的史實逆證

 

任憑時間如何推移,我這個旁觀者對“六四”的斷續反思都是常常迭映在這個農民的無頭屍上的。在我慣用的“如果”模式中,又增加了兩個系列,之一是:如果不把矛頭直端端地指向鄧小平,如果聽了趙紫陽的廣播呼籲,如果趙紫陽不倒,如果講點策略,結果又會怎樣呢?之二是:如果鄧小平再開明點,如果在惱怒中不老是聯想“國內外反華勢力在興風作浪”,如果同意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同學生對話,結果又會怎樣呢?

由於這兩個如果系列都被坦克碾碎了,我估計鄧小平本人也是不會產生什麼好心情的。因為你是翻臉鎮壓了曾在“四五”清明節一致冒死擁戴你的“非常之好的人民”,他們決非紅頭文件上認定的“挑起動亂的一小撮”!

十分不幸,二十年匆匆過去了,學生們在二十年前所反對的“官倒”和“特權”,如今已蜉化成了足可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官僚貴族特權階層了。面對這個不爭的事實,乃足可逆證“總設計師”對民主訴求的鎮壓是犯下歷史性的大錯了!

這是悖論。悖論導致了一個苦難民族的歷史宿命。你本可以使天邊的霞光更亮,但你卻用塔尖上的權力一把把她抹去了。你明明知道——繼後在回應極左派攻擊時,你也吐露了這樣的心聲——“學生的口號中沒有一條是反對改革開放的”。是呀,對呀,當真象大白後,你為何只把對“動亂”的定性稀釋成“風波”就打住了呢?如果再向“非常之好的人民”(你的恩人)說聲對不起,誤會了,不更好一點嗎?當然,你所強調的“四項基本原則”,還有為暴君開脫罪責的“三七開”,把你自已也給捆住了,你怕當了“中國的赫魯曉夫”,你只好把許多事情都推到了你的“百年之後”。換言之,你把整個中國都當作了人質——當今中國的任何問題莫不與之有關。如果換成了胡耀邦,“六四”悲劇是斷然不會發生的;即使局部發生了,他也會立即改正錯誤的。他的生命軌跡可以叫人們作出這個判斷。在中國一以貫之的專制制度下,歷史每逢到了一個關鍵時刻,關鍵人物的襟懷和魄力,包括個人的脾氣,總是可以影響乃至決定歷史走向的。從這個或然性講,胡耀邦和趙紫陽最後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他們試圖向前跨半步的努力竟然換來了一場大災難,以致“充滿精神奴役創傷的”中國人民始終難以擺脫百年噩夢——胡風先生所言極是。

踏著趙紫陽脊樑上臺的江澤民立即取消了有限的民主進程,開了一個大倒車。記得在“改正五七年右派問題”時,對“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以人代黨”等“右派言論”是作了重點否定的,繼後,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還明確採納了這樣的逆耳忠言。我在本單位也有深切感受,不懂業務的黨委書記不再發號司令瞎指揮了,只著重把好政治思想路線的舵,監督行政職能不致越軌運行,著重教育黨員發揮模範帶頭作用,於是,各級業務負責人開始覺得有職有權了,心情也日漸舒暢了。接著,各級“人大代表”的全額畫圈“選舉”也改成了差額畫圈,記得趙紫陽還作了縣級直接普選和司法獨立的承諾。這很好呀。但人民笑早了,就連這麼一點不無象徵意味的民主進步,也被江澤民和李鵬之流定為“淡化黨的領導”,批之為“篡黨野心”了,即身為塔尖上的總書記在“篡”總書記之位了。這個邏輯的創立亦可凸顯中國特色的另一真諦:政治無真理,道德可言。

於是,江澤民在“強化黨的領導”的勢頭下,仗持鄧小平授予的“槍桿子保駕護航”,很快就復製了毛時代的黨天下。只因打開的國門已無可能再度關閉上鎖,他就只好用他集大權於一身的“核心”優勢,把“改革開放”塑成了一頭怪獸,而且誑稱“盛世”。至於盛衰與否,筆者認為,在動搖了毛時代的極端僵化模式後,中國大陸經濟所獲得的高速發展,乃非單一的經濟學原因,或單一的政治學原因可能解釋的,其發展要素有三:

⑴鄧小平將國門愈開愈大後,讓拿來主義派上了大用場,使高科技開始變成了“第一生產力”,免去了高昂的原創成本和時間,較輕易地創造了巨額財富;

⑵血腥與財富互為因果。在困苦中流動著的農村大量廉價勞力為招商引資創設了無與倫比的優越條件,為國內外資本家創造了巨大可以搜括的價值;

⑶對環境與資源的全面破壞和浪費是這一時期“政績工程”換取財富的另一重要途徑,其危害程度令人髪指。

很顯然,以上述三要素為支撐的“盛世”必然是畸形的。“豪門官商醉、街有貧民淚”,兩極分化觸目驚心。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口高壓鍋。

為了緩解僵硬的“一元模式”,江澤民以與時俱進的名義提出了“三個代表”(類似毛自封的“光榮、正確、偉大”),且自詡“我黨代表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這自然比毛的“階級鬥爭天天講”好得多——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力求最大限度地消化政治對立面,旨在維持“新時期特殊條件”下的一元化,因不可能“關門打狗”了。

曾幾何時,誘人的黨票懸掛得何等之高,有人為之夢想一生,有人為之黑心整人喝血一生,尚不可得,入黨做官始終未果。而與時俱進後,曾經言必罵共,言必反共的年輕人亦可一湧而入了,被招安了,都在爭相搶食唐僧肉了。於是,在與時俱進的尋租活動中,也就自然構成了貪官惡吏、奸商黑惡、黑心“智囊”三者構成的利益集團。財富向政治特權階層的日益集中是其固守“一元化”的必然歸宿。如今控制中國命運的特權家庭就是在江時期初步形成規模的。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專家內部論壇(2008/04/30),寫出的《500個特權家庭壟斷中國》透露:

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是)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這個不幸的結果正是中共的坦克在1989年6月4日碾壓出來的。

興許這正是懸在整個中國人頭上的“唐家山堰塞湖”(編按:512震後形成)。尤其嚴峻的是一代代年輕人,即80後、90後對“六四”已是集體失憶了,對中國的明天已經淡漠了。“構建和諧”的各種技倆已經掏空了不少人的靈魂。除了謊言和暴力,麻醉性的色情導向則是更見成效的,2007年春,成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舉辦的“青年接吻比賽”已成了電視直播節目,下一步的作愛比賽也是可以預期的。

盛世中國與墮落中國不難互換。

 

  1. 中國向何處去?

 

這題目雖然已經老掉牙,但卻仍是海內外炎黃子孫都有責任共同思考的一個大題目。

我完全贊同上述“論壇”的回答:

“(一黨)專政是腐敗的制度根源。而社會發展規律是民主化,權力制約與權力限制等科學原則。近代民主的核心思想與目的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請吳邦國、賈慶林不要老是晃悠著橡皮圖章製造謊言了,似乎“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所以,“我們不會照搬西方的議會民主”。此類誑語純碎是那500個權貴家庭的官有制護身符。他們的豪宅和淫樂正是壓在億萬“父親”脊背上的一座座大山。

蒼生幸否?“512”震出的“豆腐渣”作了直觀回答。

再者,誰要你們“照搬西方的議會民主”?歷史進步的潮流是要你們廢除一黨獨裁,把權力還給人民。至於採取何種體制,那該是結合中國國情探討的另一個課題。不妨參考一下同文同種同一話語的,海峽對岸的中華民國。那裏並沒“照搬”。不起步,改革開放不會獲得正確的方向和目標,和諧及和解也不會有一個前提性的對話平臺。

民主與專政不在同一範疇。靠一黨專政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社會公正是白日夢囈。“六四”是個預言家,僅僅沒有預見到繼後的“官倒”與“特權”會嫁接出如此之大的惡果,不過,這個惡果卻又恰恰作了一個最雄辯的證明:

只有民主憲政才能救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