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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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寫入受難者

文革歷史寫作中的主要分歧

 

 

 

 

 

引言:被封鎖的紀念網站

 

2000年10月,我創辦了“中國文革受難者網上紀念園”網站(www.chinese-memorial.org),記錄文革期間受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通過多年研究並採訪上千名親歷文革者,我寫出了數百個文革受難者的故事並把它們放在網頁上。受難者的名字以拼音為序,點擊名字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個人信息,如年齡、職業、死亡地點和日期,以及受到怎樣的迫害而死亡或經過怎樣的拷打和侮辱後“自殺”身亡的細節。

在中國,即使那時使用電腦互聯網的條件遠不如今天,也有許多讀者訪問了我的網站。很快我就每星期都會收到一些電子信件。大多數讀者稱讚這項工作意義重大,有的還主動提供幫助。然而,2002年3月,網站運行17個月後,北京當局封鎖了它,在中國境內的讀者再也不能瀏覽它了。

為什麼中國政府要封鎖這樣一個僅僅包含受難者的名字和生平的紀念網站?中國政府早在1979年就宣布了為所有這些文革受難者平反,他們現在從我的網站的信息中發現了什麼危害性?文革歷史寫作由於缺乏關於受難者的記錄而遭到了多少歪曲?在我應邀開始寫這篇關於文革的“官方歷史和平行歷史”的文章之前,這些由網站被封鎖而引發的問題已經在我腦子裏盤旋多年。

本文的主要論點是:記載受難者是寫作文革歷史的關鍵問題;是否寫入受難者,表現了中國政府准許出版的“官方歷史”和不能通過官方審查因而也就不能在中國出版的“平行歷史”之間的主要分歧。迄今為止,還沒有學術論文來分析文革歷史寫作中叉開的這兩支的區別何在。由於控制著互聯網和媒體的中國當局已經表現出其“敏感”並訴諸於壓制受難者的聲音,對此問題進行比較研究就更為必要。我將從事實、解釋和方法三個方面來討論文革歷史中的受難者。20多年來我所收集的文獻和所作的調查訪談,以及過去幾十年來關於文革的歷史記載如何形成的情況,是本文討論的基礎。

 

事實:遺棄還是記載受難者

 

找出普通受難者的姓名

 

大量的人在文革中死於迫害。他們大多數死在自己的工作單位,而不是死在遙遠的集中營裏。他們在“鬥爭會”上受到攻擊,在毛澤東主張的“群眾專政”下被害死(1)。在文革中殺僇從來不是祕密,而是恐嚇公眾並使之屈服的手段。事實上,遍布各處的無情鎮壓是文革中幾乎沒有人能公開抗拒文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毛澤東死亡兩年後,中國政府開始逐漸給文革受難者平反,並付給每個受難者家庭420元錢(約相當於那個時候一般人年工資收入的一半)。然而,新領導人沒有公布受難者的名單,也不准普通研究者查閱統計數字和檔案資料,儘管實際上每個單位的“政工部門”都按照規定給他們的每個工作人員保存著檔案資料。此外,權力當局嚴格控制官方出版社(在中國不存在非官方出版社),禁止出版關於文革的書或文章。例如,北京《東方》雜誌為文革30週年在1996年5月號上匯編了一組有關文章。然而,這期雜誌剛完成裝訂,命令就下來了,編輯部被要求銷毀已經印好的刊物,去掉這組文章,重新編印這一期。雖然編輯們執行了命令,但是此後不久這個雜誌仍然被永久性地關閉了。有關文革的調查和出版,雖然不是全然無可能,卻極其困難。許多作者明白這點以後就放棄了這個題目。

2002年紀念網站在中國大陸被查封以後,我繼續發展這個網站,並增加了更多內容。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文書,570頁,書名是《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僇的訪談實錄》(2),在這本書裏,我寫出了659名受難者的悲慘故事,寫出了他們在何時何地如何死亡的細節。這些受難者包括教師,作家,醫生,農民,工人,低級和高級幹部,以及上歲數的家庭婦女。這是第一本使用了第一手的調查訪談材料寫成的關於文革受難者的專書。在為這本書作的序(3)中,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寫道:

在這本書裏,王教授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朝著使中國人正視其近期歷史的方向。經過她的長期刻苦的努力,無疑還遇到過大量的挫折和阻礙,她揭開了蒙在暴力上的面紗,特別是在她界定為文革中最殘忍的兩個時期中的暴力。這兩個時期是紅衛兵運動興起的1966年夏天,以及由“革命委員會”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1968年冬天。在書中,她一個接一個地詳細描述了數百名受難者的命運,希望以此種方式確保他們將不會被遺忘。

我的書記下名字的659名受難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死於文革的這兩個主要運動中。這兩個主要運動由無數殘酷的迫害組成,這些全國性的迫害行動都是在毛澤東明確而詳細的指示下進行的。

除了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姓名索引,我的書還提供了受難者死亡地點的索引。儘管我查明的受難者名字只有數百個,但這些已經掌握的資料表明了受難者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有多麼高。例如,在總共有116個工作人員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有10名教職員工死於迫害,還有一個校外人員在校園裏被毒打致死(4)。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和4名教師被迫害而死,兩個校外居民在校園裏被打死,還有7名教職員工的配偶受迫害致死(5)。在四川省井研縣農村的馬踏鄉中學,總共30個教職員工中有兩名教師受迫害致死(6)。在北京大學,63名受難者受迫害致死(7)。清華大學受難者的數字是58人(8)。此外,我的調查發現暴力迫害發生在每個調查所及的工作單位,沒有一個例外(9)。一個研究者能夠查明的受難者人數是有限的。然而,如果把我發現的受難者的比例用於當時整個中國的勞動人口,受難者的總數將以數百萬計。

對我書中記錄的大多數受難者,無論在文革期間還是文革之後,官方媒體都從來沒有作過報道。1999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書列出了一份文革受難者的名單。這個名單是從中國1978年至1999年出版的書籍和論文中得出的(10)。雖然對文革結束後的23年中的出版物作了相當全面的蒐索,這份名單卻僅僅收錄了69個受難者的姓名,他們都是高級幹部或社會名人。這個數字僅稍稍高於我寫出的北京大學的受難者人數。在北京大學這一個學校,就有63人死於迫害。

在文革期間,中國報紙和雜誌每天用大字標題來報道文革的驅動力量如“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在全國的活動,但對暴力和殺僇卻一字不提。那時中國當局出版的報紙、雜誌和紀錄片中全是這樣的畫面:百萬名戴著紅衛兵袖章的青少年遊行通過天安門廣場,毛澤東與紅衛兵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握手,背景則是紅牆、紅旗、紅色標語和毛澤東的小紅書。歡呼雀躍的年輕紅衛兵成為廣泛宣播的革命的標誌性形象。媒體沒有報道革命的血腥的一面:大批被劃入“階級敵人”類別的教師和居民,以及許多出身於所謂“黑五類”家庭的學生,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毆打,傷害,甚至被毆打致死(11)。文革期間另一個不被報道的死亡是國家主席劉少奇之死。他經歷了三年監禁和折磨之後,在1969年去世,但他的死亡消息直到1980年才向中國人民公布,那年中共新領導人決定為他平反。

暴力不但在發生的時候沒有被報道,在因毛澤東死亡而文革結束以及新統治建立之後也仍如此。在1978年至1979年,在毛澤東的死亡導致黨的內部圈子結束並否定文革之後,中國媒體才謹慎地開始提到一些級別很高的或者很有名的受難者,作為一種為他們恢復名譽的方式。但是這些文章很少寫到受難者受到了什麼樣的迫害以及他們是如何被殺害的。受難者只是被簡單地描述為“好同志”,“忠於黨”,被“林彪集團”“四人幫”迫害而死。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只有級別在副部級或以上的受難者才可以刊登在國家級的報紙上。

 

有偏向有選擇的官方歷史

 

中國的新權力當局否定文革以後,三本文革通史專書分別在1986年、1988年和1993年由官方出版。這三本書都把文革作為一個負面事件來加以描述,但是對於普通人遭受的殘酷迫害,三本書都沒有提供相關細節。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嚴家其著)(12)是第一本關於文革的全面歷史的書。事實上,這本書不能被視為“出版”了的。1986年10月,在這本書被送到書店出售之前,原北京工業大學的紅衛兵頭頭譚力夫就投訴到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那裏,導致胡耀邦要求制止這本書的傳播以“保持安定團結”。據說,那時候出版社已經印刷了60萬本,面臨巨大的財政損失。(後來允許這本書在指定的政府機關“內部”出售,但一直不能公開發行出售。)。3個月後,1987年1月7日,胡耀邦辭職,正像1964年發生的赫魯曉夫在批准出版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關於集中營的著作兩年以後被迫辭職的事情一樣。作者高皋和嚴家其是一對夫婦,嚴家其那時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的所長。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們逃離中國。2007年春天,一名年輕讀者來信告訴我,他剛剛在中國以10元價格買了這本書的裝訂質量很差的盜版本。

在這三本文革通史書中,高皋、嚴家其的書是唯一提到了普通人受難者的姓名的。這本書在“崛起的紅衛兵運動”一章中提到了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和中學生王光華這兩個名字(13)。徐和王都是在北京第六中學紅衛兵設在該校音樂教室的監獄裏被打死的。北京第六中學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在地中南海僅隔一條馬路,距離天安門廣場也只有幾百米遠。徐霈田被不實地指控為1949年前是人力車鋪業主。王光華的家人在1949年前擁有小生意,所以不准他加入紅衛兵,但他不服從紅衛兵的命令,參加了到外省的“革命大串連”。事實上,還有第三人也在這座校園監獄中被殺害,他叫何漢成(14),一個老人,在學校附近擁有幾處出租的房屋。因為何漢成算是一個“資本家”,所以這本書中沒有提到何漢成的死亡。

第二本書是《大動亂的年代》(15),王年一著,自1988年出版後一直可以在國營書店看到。此書多次重印,並在2005年發行了新修訂版。這本書沒有提到任何死於1966年夏天北京紅衛兵暴力的教育工作者,具體寫到的只是“北京中、小學的若干教師被剃了陰陽頭(16)。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指出了王年一書中這一表述的嚴重疏漏,並舉出了11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作為證據(17)。在2001年發表的內容有所增補的這篇文章的英文新版本中(18),我列出了30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以及一些遭到折磨和凌辱後自殺的人的名字。

王年一沒有對我的批評作出回應,在他2005年的新版中也未對我指出的失實描寫作出改動。他在書中用了兩頁為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暴力事件辯護,而對受難者的描述只有一句話:“據統計,在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1000多人。”(19)這個句子在文法上不通。動詞“打”沒有主語。這是在有意避免提及打死人的凶手。事實上,關於紅衛兵在北京造成的死亡,官方正式公布的數字是1,772,出現在關於文革的第三本正式出版的書上,作者金春明。

另外,王年一把1,772這個數字輕描淡寫地縮減為“1000多人”,而不是人們通常會說的“1,700多人”。他和金春明都來自中國最權威的機搆──中共中央黨校(金春明)和國防大學(王年一),並有從黨內文件中接觸數據的機會,但是提到這個數字的時候都只是簡單的一句,沒有作進一步評論。他們都沒有問:誰被打死了?誰打死了他們?只寫一句話,好像1,772人在北京被打死是無需加以說明的小事一樁。

金春明的書《“文化大革命”史稿》(20)像前兩本書一樣,主要是描述文革期間中國媒體已報道的事件,但是對那些事件作了與以前不同的結論。比如,文革中被打成“黨內頭號走資派”的劉少奇案在金的書中被寫成“最大冤案”。作者將劉少奇的死歸結為毛澤東相信了劉是“叛徒”的假證言,仿佛毛澤東是個天真的孩子(21)。書中沒有提到“清理階級隊伍”這一毛澤東發動的“運動”,一半以上的文革受難者死於這個使無數人的身體和精神飽受虐待的運動。王年一在其648頁長的書中只用了兩頁的篇幅寫這個“運動”,但沒有提到任何一個受難者的名字。

1999年,上下兩冊長達1555頁的《文革檔案》作為《共和國輝煌50年》總題目下的第三卷書出版(22)。這本書由一組作者集體寫成,篇幅有上面寫到的各本文革通史書的三倍長。它沒有提到1966年夏天北京紅衛兵打死過普通人,更沒有引用“1,772”這個上文討論過的被紅衛兵打死的北京人的數字。自1980年代後期始,各縣各省出版了一大批新的地方志,許多大學和中小學校也編撰了學校的歷史。他們是怎樣處理文革十年的呢?

1999年出版的北京市《西城區志》(23)只列出該區4名死亡的中學校長的姓名,沒有提到是紅衛兵學生殺害了他們。作為對比,發表於1991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普教狀況》(24)一文說:“僅西城區教育系統的幹部、教師、職工在十幾天(指1966年8月18日後)中,就有近百人被迫害致死,傷殘者不可計數。”從1991年到2000年,這些殺僇數字變得完全不被提及了。事實上,在1966年8月9月,在北京西城區,除了教育工作者,紅衛兵還打死了三百多名居民。

教育工作者是最大的文革受難者群體之一,但即使是學校的校史,也往往不記錄受難者的名字和數字。例如,北京大學有39名教師文革期間死於迫害,但兩卷本的《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25)只記錄了一些正教授的死亡,卻沒有提到任何副教授或講師死亡者的姓名。在厚厚兩大冊的《清華大學志》(26)中,只有部分受難者的數字,只列出了兩個受難者的名字(27)。唐少傑教授的文章《文革期間清華大學的非正常死亡》和我的文章《6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提供了完整的受難者名單(這兩個學校的受難者數字分別為58人和63人),也描述了他們在中國的兩個最負盛名的大學裏怎樣悲慘地死亡。然而,這兩篇文章都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只得發表在香港的雜誌上(28)。1986年,北京市教育學院印出了(非正式出版)一系列中學歷史小冊子(29),其中簡單地提到了發生在這些學校的暴力和死亡。可是當2000年我打電話給北京陳經倫中學(未包括在1986年印出的校史小冊子中)“校史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請求提供一名1966年8月下旬在該校校園中被紅衛兵打死的女教師的姓名的時候,她大聲回答“這一段時期我們是跳過去的”,拒絕幫助我(30)。可以“跳過”這一段歷史時期,被這位校史編撰者看作理直氣壯不容置疑的事情。

潘光旦是我的書中659名受難者之一。他早年留學美國,1949年前在中國是著名的人類學教授。他在1951年寫的所謂“自我批評”中侮辱了他的父母、老師和同學;他在1957年被劃為“階級敵人”之一類的“右派分子”。文革開始後,1966年和1967年他被強迫在校園中做繁重的體力勞動,當時稱為“勞動改造”,儘管他年輕時失去了一條腿,是個有嚴重身體殘疾的人。1967年他去世前不久,他告訴一位朋友,1949年後他的生活可以用四個以S開頭的英文詞“投降”、“屈服”、“活命”和“滅亡”來概括(31)。

事實上,潘教授的遭遇在那些有類似教育背景和教授頭啣的人中很典型。然而,在1991年版中國大百科全書中關於“潘光旦”的詞條是這樣寫的:

潘光旦:1899-1967

1899年8月13日生於江蘇寶山羅店鎮。1913-1922年在北京清華留美預備班學習。1922-1926年留學美國,先在約漢普夏州哈諾浮鎮達茂大學學生物學,獲博士學位,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學動物學,古生物學,遺傳學,獲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在上海任大廈大學教授,復旦大學教授,光華大學教授。1934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教務長,社會學系主任,西南聯大社會學系主任,教授。1952年-1967年在中央民族學院工作,任研究部第三室主任。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6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從上面的詞條中,看不出潘光旦教授的一生與那些一輩子生活在世界別處的的教授們有什麼不同。這段文字中也沒有什麼是假的,但回避了兩個重要事實:潘於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他在文革期間死於迫害。從百科全書中的“潘光旦”詞條看,似乎“反右派”運動,文革,以及所有其他的迫害人的運動從未發生過。以這種寫法寫成的人物詞條很常見,但它們真實嗎?這種僅僅選擇部分事實加以報道的手法,已經成為文革十年的官方歷史的主要特徵。

在官方歷史中普通受難者的姓名和悲慘遭遇都不准出現的情況下,住在中國的人告訴我,他們對我的受難者紀念網站被封鎖了五年多根本不感到驚訝。儘管紀念網站上的受難者們都得到過一紙“平反書”,但是他們的名字和故事仍是出版物和電腦網上的禁忌。

 

解釋:犯罪還是犯錯

 

不可避免的是,任何歷史寫作不僅與事實有關,還與對這些事實的解釋有關。對於文革這樣的近期歷史事件更是如此。對歷史學者來說,事實在任何時候都應該優先,而解釋應當從事實中得出。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在文革的官方歷史中,中國權力當局對文革的解釋決定了對史實的選取。在《文革受難者》序中,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教授指出:

在文革這一案例中,中國共產黨在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煞費苦心地對其歷史作了基於現實需要的表述。《決議》批評了毛澤東,說文革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但是把“四人幫”和林彪的所作所為描寫成“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說他們“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煽動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1978年開始,鄧小平和胡耀邦開始為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難者,甚至更早的政治運動如“反右運動”(1957年)和“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1952)的一些受難者們平反。他們還為活下來的人撤銷了各種指控,釋放了那些被以“反革命”罪名監禁的人們。這是毛澤東死亡後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無數受難者家屬感激這些新政策,很多人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假使毛澤東不在1976年死去,這些平反是不可能發生的。然而,鄧小平和胡耀邦只把他們的舉措叫作“平反冤假錯案”,新政府把罪責歸給林彪和“四人幫”,而不是毛澤東。他們堅持,毛澤東犯的只是“錯誤”,林彪和“四人幫”犯的才是“罪”。官方歷史選取了那些能支持1981年《決議》的事實,而避免寫入《決議》解釋不了的事實。

所謂“四人幫”包括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其他三個人,他們在文革中從較低地位高升到中央領導圈中。江青在1930年代成為毛澤東的妻子之前曾是上海的一個演員,並且以前結過婚。由於擔心這段歷史會威脅自己在黨內的升騰,她下令銷毀有關她的這一時期的文獻並迫害監禁了那時候和她一起工作的同事。她對電影導演和演員的迫害在1981年對她的審判中被詳細詢問,並在後來在官方媒體上刊出。高皋、嚴家其的書用12頁報道了這些故事(33)。

1966年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學對一萬多人發表講話,讚美那年6月18日發生在北京大學校園中的對所謂“階級敵人”的暴力行動。她的講話鼓勵了暴力迅速蔓延發展。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被毆打致死,成為北京紅衛兵運動的第一個受難者。

江青多次會見中學紅衛兵的領導人,並且稱他們為“小太陽”。8月18日,100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卞仲耘那所學校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評論她的名字“彬彬”時說,“要武嘛!”這次集會後,殺僇立即升級。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裏,北京有數千名教師和居民死於紅衛兵暴行。那些被指控為“階級敵人”的人的家被紅衛兵查抄。十萬居民被驅逐出北京,約占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34)。這期間在各省也發生了相似的血腥事件。

中國具有尊師的悠久歷史,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學生大規模殺害教師的事件。殺害北京數千名教師和居民顯然是嚴重的犯罪,絕對不比迫害那些瞭解江青30年代歷史的導演和演員的罪行為輕。但是無論在審判江青時,還是在已發表的文革歷史中,1966年8月的紅衛兵殺僇都沒有作為主要罪行被追究或記載。在我1988年首次發表文章披露卞仲耘之死之前,沒有任何出版物提到這位中學校長被紅衛兵打死。這不僅僅是因為她並非高級領導幹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她代表了一個數量龐大的由更嚴重的犯罪行為造成的受難者群體。江青迫害那些知道她30年代歷史的演員還可以被歸結為她個人的動機,但對大批教師和居民被殺害卻不能這樣解釋。大批殺害教師和居民,只能歸因於毛澤東的領導。其血腥性質使其可作為“群體滅絕罪”的罪證。然而,這也就正是為什麼在審判“四人幫”和編寫歷史書時這些標誌性的血腥圖景被刪除的主要原因。

把文革災難歸罪於林彪和“四人幫”企圖篡奪黨的最高權力,這樣解釋文革太缺乏說服力,不足以說明發生文革的起源,尤其不能解釋對千千萬萬普通人民的殘酷迫害。198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王若水(1926-2002)推出“異化”新理論解釋文革發生的原因。按他的理論,這一悲劇是由於社會主義偏離了人道主義,也就是“異化”了。(而不是社會主義本身造成的。)此外,他認為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時代人道主義被稱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他主張從人道主義立場批判文革。

王若水努力面對並解釋文革中發生的殘酷的迫害,他反對僅僅把迫害歸罪於林彪和“四人幫”,但同時他努力不損壞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名譽。中共高層領導人不贊成王若水的理論,在1983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汙染”運動中,他被撤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職務。事實上,當黨中央下達指令性文件要人們開會批判“異化”論時(35),即使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也很少有人弄得懂王若水的連篇術語和晦澀措辭。官方打擊這一理論的後果是抹去公眾對受難者和反人類暴行的記憶,以至於不再需要有理論來解釋它們了(36)。在現實中,有了暴君就有受難者。在歷史寫作過程中是反過來的。當受難者得到記載的時候,殺害他們的作惡者自然就成暴君了。沒有了大量的受難者,中國共產黨1981年的《決議》就可以把文革解釋成是毛澤東的錯誤而不是罪惡了。

一方面那些官方歷史的作者選擇與黨的解釋吻合的事實,然後,這些選擇而來的事實又為新的解釋提供了基礎。舉例來說,1966年8月30日,在紅衛兵殺僇的高峰時期,周恩來總理用鉛筆寫了張字條,列出了13名“統戰對象”的名字,其中包括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在內。周恩來要求對這13人的家庭和住宅施行保護,紅衛兵不得衝擊。文革後,在正式出版物中,周恩來的字條成為他在文革期間努力制止文革暴行的明顯的有力的證據(37),但這樣的解釋是需要從歷史中刪除大量教師和居民受難者才能得出的。事實是,當周恩來寫這一字條的時候,每天僅在北京就有數百普通市民被紅衛兵打死。寫這張只保護13個高層人物的紙條,實際上也是對大規模屠殺的默許(38)。

據有機會查閱“內部文件”的人說,當時中央每天通過數個情報收集部門得到被打死的人的數字的報告。顯然,假如公布這些內部數字,周恩來的正面形象就很難維持,而那是文革後中共極力維護的形象。周恩來的這種正面形象有助於把文革描述為“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見1981年《決議》)。好像文革的首要受害者是黨,而不是人民。

文革積極分子寫的書也不提受難者。2004年,兩本由徐景賢和聶元梓寫的文革回憶錄在香港出版(39)。徐和聶在文革期間都很有名,並據有很高很有勢力的職位。徐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三號人物(在他上面的那兩個人都是“四人幫”成員)10年,文革後被判處18年徒刑。聶是北京大學文革委員會主任。據“內部統計”,在上海文革中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但徐景賢在他433頁的書中竟沒有提到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同樣,在書中聶元梓抱怨她被判17年徒刑,但沒有對北京大學的大批文革受難者(多達63人)表示道歉。徐和聶都足夠聰明。他們知道,只要人們聽說了受難者就會問誰是害人者,所以他們乾脆不提受難者,對此否認。中國當局沒有批准出版這兩本書,但在如何處理受難者名字的方面與這二人並無兩樣。

政府對有關受難者的事實的查禁實際上助長了對文革犯罪的否認。聶元梓的書出版後,她恢復了曾經享受而因被判刑而取消的高級幹部醫療待遇。當她出現在北京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的“高幹門診”時,老醫生們很驚訝,而年輕人則不知道她是誰。2007年9月9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師大女附中)為90週年校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集會上,紅衛兵的標誌性人物宋彬彬被授予“知名校友”榮譽稱號。1966年8月18日她為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的著名照片在校園裏展覽,還印在校慶紀念冊上。在拍成這張照片的13天前副校長卞仲耘被該校紅衛兵打死,隨後數千北京居民被紅衛兵打死,這些事件則完全不被提起。

傾向於支持文革的西方學者同樣表現得不願意承認或面對文革暴力事件和巨大的受難者數字,儘管這些事件和數字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中文和其他語言如英文、日文的報道。2005年法國教授艾倫?巴迪烏發表了篇幅長達32頁的《文化大革命:最後的革命》(40)一文,使用諸如“偉大的經驗交流”、“與修正主義的鬥爭”這樣的語匯稱讚文革。文章敘述了文革全過程,提到了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人的名字,甚至提到了1966至1968年間的一名學生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惟獨沒有提到受難者。我們很難判斷艾倫?巴迪烏教授是假裝對受難者存在的事實一無所知,還是他根本不在乎有多少人被殺害。他甚至不想費心為紅衛兵暴力認真辯護,只簡單解釋了一句:“使得某些革命組織的野蠻性更加嚴重的(原因)是,在青年行動的規模上,從未有過這樣的為政治肯定和創新的全球政治空間。”

在法庭上作證,證人要先宣誓:我將講出真相,講出全部真相,只講真相。“講出全部真相”和“只講真相”也應該是以寫出真相為基本使命的歷史寫作的兩條原則。假使沒有關於毒氣室和安妮?佛蘭克那樣的受難者的報道,希特勒和第三帝國可以被描述成只是好戰而已,而好戰在歐洲歷史上並不是絕無僅有的特殊情況。假使沒有關於古拉格群島的報道,斯大林的政權就可能被看作與俄國歷史上的典型的沙皇統治差不多。回顧過去30年裏發表的官方文革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上述兩個原則都很重要,但“講出全部真相”比“只講真相”有更加重要的意義。當受難者們被遮蔽,文革的大圖景就被扭曲了,文革的起源和性質就被錯誤解釋了。

 

方法:進行調查還是局限於二手資料

 

相對文革官方歷史而言的“平行歷史”30年來不能發展,主要原因是北京當局不斷發布禁令和採取措施,以防止出版物偏離黨確立的軌道。但本文不討論政府在歷史寫作中的作用,而只是聚焦於歷史寫作本身。我想指出的是,上述三本文革通史書都忽略了受難者問題,除了因為官方的控制和檢查制度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作者們主要依靠了已經印刷出來的材料而沒有去親自調查。比如,作者之一高皋在她的書的序言裏明確說,該書材料來源為三種:文革時期的政府報刊,文革中紅衛兵等“革命組織”的印刷品、以及文革後的出版物(41)。

如前所述,文革期間的出版物經過非常嚴格的審查並且沒有報道受難者的故事。文革後媒體只報道了有名的和級別很高的受難者,因為當局不想完全披露文革期間犯下的罪惡。中國媒體公開聲稱自己是“黨的宣傳工具”。歷史寫作若純以這類材料為來源,不可能有望達到學術標準。

最近,新技術使中國的非官方歷史學者有可能讓他們的聲音被人聽到。他們把他們的文章貼到電腦網上,送到成千上萬的讀者那裏;他們使用數碼相機製作電影,幾年以前這是中國的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這種非主流的聲音目前還很微弱,但正在漸漸強大,並逐步創立起非官方的歷史,即“真實的歷史”。中國兩千五百年的歷史寫作以寫在竹簡上的文字開始。我們有理由希望,在電腦時代人們可以在近期歷史研究上取得更多成就。

在此背景下,由胡傑(1958-,目前住在南京)拍攝的兩部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我雖死去》成為了值得關注的優秀作品。這兩部影片僅靠胡傑的妻子江芬芬的工資支持而拍攝。雖然在中國的電影院裏還不能放映這樣的片子,但製成的光碟幾年來已經在普通人中流傳。影片《我雖死去》自2007年4月起挂貼在YouTube網站上。影片表現的不僅是歷史,而且還有電影製作者找回歷史真相的努力。這就是為什麼兩部風格簡單朴素的影片能深深感動那麼多觀眾的原因。

為拍攝影片《尋找林昭的靈魂》(2004年),胡傑去了好幾個省,採訪了許多1950年到1968年之間與林昭(1932-1968)相識的人,聽他們講述了林昭這個年輕的理想主義女性的故事。林昭從五十年代初期追隨共產黨,直到1957年因同情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學而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由於寫抨擊政治的詩,她在60年代初被判處20年徒刑。由於在上海的獄中她仍然寫日記和詩批判毛澤東,1968年4月29日被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事實上,上文提到的徐景賢應是簽署死刑判決的人之一)。死刑執行後,警察到她的母親家索要打死她的子彈的費用。在影片中胡傑不僅讓觀眾看見了採訪的情景,還展示了許多原始文件,其中包括法庭審判記錄和林昭的手稿。

1979年,《人民日報》報道了女共產黨員張志新(1930-1975)案件(42),她在文革期間由於“反革命言論”被處決。然而,《人民日報》強調,她的被害是因為她反對林彪和“四人幫”,而且她是被她所在的省份中“四人幫”的代理人判決的。《人民日報》避而不談張志新曾經批評毛澤東。當局根據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澤東的需要塑造了張志新的烈士形象,儘管事實是文革及“四人幫”的罪行都與毛澤東分不開。與官方關於張志新報道形成對比,胡傑的影片追求“講出全部真相”,體現出受難女英雄的現實主義形象。

《我雖死去》(2006)報道了上文提到的中學副校長卞仲耘之死。1966年8月5日她被紅衛兵學生殘害致死。在電影裏,人們能看見血跡斑斑的衣服和被打得扭曲了的手錶,那個手錶停在她死亡的時刻。40多年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一直保存著這些證據,他終於在胡傑的影片中把它們公開示人,實證了文革和紅衛兵的暴行。王晶垚也曾向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2004年,Long Bow公司)的製作者──美國電影製片人卡瑪?韓丁提供過上述照片,但是她沒有採用,把這些照片退還給了王晶垚。看了韓丁的紀錄片,人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她不採用照片的理由:這些可以作為證據的照片不可能使紅衛兵保持她影片標題所說的“八九點鐘的太陽”的正面形象。韓丁的紀錄片沒有提到紅衛兵殺害了人。五所中學的前紅衛兵出現在這個電影裏,其中沒有一人為1966年他們學校的紅衛兵做過的事情道歉。而早在2000年,我已經把這五所中學紅衛兵害死的八名受難者記錄在電腦網(43)。

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用四種語言發行,並在美國、英國、德國和法國的電視臺播出。《我雖死去》只有帶志願人員免費翻譯的英文字幕的中文版,而且在中國的人不能在YouTube上看到這部影片。儘管沒有任何財政支持,胡傑還是堅持完成了這部不能在自己的國家自由播放的影片。雖然如此,他孤獨的聲音還是得到了他的同胞的承認和讚揚。在一定程度上,胡傑的狀況就是其他致力於文革非官方歷史寫作的作者們的寫照。

作為結束語,中國的兩版一百元鈔票的故事值得一提。第一版百元鈔票在1980年發行,那時共產黨剛給劉少奇恢復名譽,他的頭像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頭像並排印在新鈔票上。鈔票上的四個人頭緊緊排列,不會透露出一點點浸透鮮血的文革歷史或劉少奇被折磨了三年後死去的事實。將近20年後,第二版的一百元鈔票在1999年開始發行並流通至今。新版票面上不再印刷四個人頭而只有毛澤東一個了。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劉少奇是誰,也不知道在文革中發生了什麼,於是劉少奇和其他那一時期的“二等角色”都從鈔票上被刪除了。中國有句老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難道這是真正的文革歷史以及文革受難者的不可避免的命運?我希望百元鈔票的故事不會成為文革歷史寫作的一個象徵。

 

注釋:

1.毛澤東,1967年7月9日。這是毛澤東強調多年的想法。

2.《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僇的訪談實錄》,香港,開放出版社,2004年。

3.原為英文。

4.王友琴,〈1966年: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第4期。文章已增訂多次,新版本可見於www.chinese-memorial.org。

5.陳壽仁〈北京女三中的殺人記錄〉,《開放》雜誌,2007年第5期。

6.見《文革受難者》,同前。第234,496頁。

7.王友琴〈6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6年

2期。

8.唐少傑,〈文革期間清華大學的非正常死亡〉,《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6年第2期。

9.見王友琴《文革受難者》,同前。

10.《共產中國50年:1949-1999》,金鐘編,香港開放出版社,229-231頁。

11.見我的三篇文章。(1)注4中的文章;(2)〈迫害同學:事實與分析〉,《中國研究》,第2期。(3)〈打老師和打同學之間〉,《二十一世紀》,1996年第5期。

12.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13.高皋、嚴家其。同上,第75頁。

14.這三名受難者的故事見網站www.chinese-memorial.org和《文革受難者》。

15.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2年重印。

16.王年一,同上,第86頁。

17.同上。

18.王友琴,〈1966年: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問題與研究》2001

4月第2期。

19.王年一,同上,第69頁。

20.金春明,《文化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521頁。

21.金春明,同上。265-270頁。

22.李松晨,唐合儉,杜述勝主編,《文革檔案》,《輝煌50年--共和國檔案》之三,北京,當代出版社,1999年,

23.《北京西城區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2頁。

24.王鑒,〈“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普教狀況〉,《北京教育志叢刊》,1991年第4期。

25.《北京大學紀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26.《清華大學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

27.《清華大學志》,同上。第2卷,第758頁。

28.《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期。

29.包括北京第26中學歷史,北京第101中學歷史,北京育才學校簡史,北京通縣一中歷史,北京166中學歷史,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歷史。

30.後來我通過其他人找到了這位被殺害教師的名字。她叫齊惠芹,生物教師,在校園被毒打致死。這所學校當時名為“北京第四女子中學”,是一所女子中學。

見《文革受難者》,同前,328頁。

31.見《文革受難者》,同前,328頁。注2,第314-326頁。

32.《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社會學卷,第213頁。

33.高皋、嚴家其,同前。第417-428頁。

34.見王友琴〈1966年: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同前。

35.1983年第36號,1983年10月24日。

36.見王若水的書《為人道主義辯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86年.

37.周恩來,《周恩來選集》,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0年,第

二卷,第450-451頁。周的手稿照片見紀錄片《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

該片是紀錄片《毛澤東與中國》的一個部分。華南和江西視頻出版社,書號7-88504-491-2。

38.見66年8月24日至9月7日的每日死亡統計圖表。《文革受難者》,第224頁。從8月26日至9月1日,每日數字達到三位數。殺僇最高峰發生在9月1日,那一天282人被打死。

39.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4年;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4年。

40.《Positions》第13卷第3期,2005年冬。Alain Badiou La Revolution culturelle la derniere revolution?Paris, Le Perroquet, 2002, 34 p.

41.高皋、嚴家其,同前。序言,第2頁。

42.〈為真理而鬥爭--優秀共產黨員張志新反對林彪四人幫的故事〉,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報》。一些相關文章後續發表。

43.這五所中學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101中學,北京第十女子中學,北京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這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在1966年都殺害了人。我在“文革受難者”網站和《文革受難者》書中報道了死於這五所中學紅衛兵暴力的九名受難者(2000年報道了八名,2005年報道了一名)。其中七人的名字是卞仲耘,陳葆昆,孫迪,劉澍華,郭蘭蕙,吳素貞,陳彥榮。除了他們,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打死卞仲耘後,又打死了學校附近玉華臺飯莊一名18歲的女服務員,但我一直未能找到她的名字。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在1966年8月27日打死了陳彥榮的同時,還打死了一個校外的老年女人,她的姓名還未能查清。這九名受難者只是我現在查明的。這五所中學紅衛兵殺僇的受難者總人數還有待調查。

 

照片說明:

賀定華

退休小學教師,1966年8月27日在北京家中被紅衛兵殺害。

張放

北京二龍路中學教師。她從北京逃到河南省新鄉市,被抓獲,1968年5月19日死於新鄉市。

王慶萍

北京梁家園小學校長,1966年8月20日死於校園。

 唐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