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八期
line decor
  
line decor

 

大陸民國時期的宗教自由

 

 

 

中世紀以後,歐洲社會曾經深深地陷入到宗教爭執之中,那時,不僅宗教迫害比比皆是,甚至引起了國與國之間的宗教戰爭。宗教的不寬容,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困擾和損害,造成難以撫平的動盪和裂痕。由此,從歷史經驗和深刻的反思中,歐美各國體悟到宗教寬容的重要性,確立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中華民國建國伊始,就吸取了這一世界性的經驗和教訓,這又與自身寬大、恢弘的立國旨趣相對應。

 

繼往開來的恢弘氣度

 

孫中山先生頒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全體國民;國民不分種族、階級、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國民有居住、出版、言論、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等自由;參議院行使立法權,有彈劾總統的權力。”雖說是臨時約法,卻相當於中華民國的第一部憲法,為此後重申立國宗旨的正式憲法打下了基礎。以後的民國政府,都遵循了其中所申明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則。中華民國秉承信仰自由的原則,從一開始就沒有遇到當初歐陸國家存在的那些困難問題,應該說,在宗教方面表現出的寬容,還過於歐美諸國。這一點,既得之於國民在宗教方面的寬容心態,也與民主、自由的立國宗旨相符合。

從古以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幾乎一直都比較順利。朱熹對佛教的批評,僅限於學理上,而朱熹本身就具有深厚的佛學素養。韓愈的排佛,恐怕還是出於反對鋪張浪費和迷信,這又與當時政、教不清的情形大有關係。總的說來,外來的佛教並未受到中國社會的排擠,反映出國人的寬容心態。正如長久以來,民間流行著“宰相肚裏能撐船”的說法。古語也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表達的也是一種寬容的處事態度。實際上,中國人本來不乏理性、寬容的心態,完全可以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大陸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臺灣的民主實踐,就是很好的例證。這一點,與世界上其他各民族並無什麼差異。只是這種優良精神,屢屢受到出於私欲和陰暗之專制因素的摧殘,迄今禍難不僅沒有完結,在中國大陸還達到了頂點。

昔日的佛教、道教,又一向與官府的互動比較密切,因而在管理上留下了較多的經驗和成規可資借鑒。中華民國政府借鑒前人經驗、把握時代潮流,在憲法的基礎上,形成宗教自由的大小環境,又勝過了古人。那時,民國對佛、道的法制化管理,主要集中在廟產方面(參看李謙《民國時期的宗教立法狀況分析》)。因為以寺廟為中心的大宗財產,最容易被地方官府所侵奪,寺廟主持人操作不當,也會出現各種偏差。佛、道教的宗教活動,則不受各種干擾、破壞,充分體現政教分離的原則。大陸的中華民國時期,政府在確立宗教信仰自由原則的基礎上,對宗教的管理均依法進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這種法制化規範管理是必要的,不僅避免和消除了許多歷史上就有的弊病、弊端,又並沒有干預宗教信仰,不妨害信仰自由,反而為宗教信仰自由預備了廣闊空間。

中國歷史上,屢遭專制勢力打壓、迫害的,倒是富含民主、自由因素的基督宗教。從唐代進入中國以來,數起數落,其間也有得到容納的短暫時期,但專制皇帝最終還是要禁止基督宗教。那是因為對平等和寬容精神的懼怕。因而,基督宗教某時期所處的狀況,頗能反映這時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的程度。到了中華民國時期,各宗教處在充分寬鬆、寬容的環境之中,佛、道自不必說,經歷了滿清壓迫的回教,這時同樣得到民國政府的充分尊重,基督宗教當然也不例外。就基督信仰而言,本來中國大陸著名的傳道人不多,但在大陸的民國時期,產生了不少著名的佈道家。不得不說,這種景象與民國時期的宗教信仰自由大有關係。

 

以身作則的領導人

 

大陸民國時期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則,在蔣介石先生的行為上得到充分體現。蔣介石身為國家領導人,又是一位基督徒,讀經、禱告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據當年的資深話務員後來回憶,蔣有固定的禱告時間,這個時候,他不會分心於別的事情。(見王正元《為蔣介石專線接話二十二年》)但是,蔣介石卻沒有借手上的職權刻意扶植基督教,這是更為難能可貴的事情,與某些軍閥的做法有天壤之別。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節),其中的深意,啟示了政教分離的原則。政教分離原則,實際上既是宗教自由的一個保證,又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可見蔣先生對《聖經》話語有著深刻的領會,對信仰自由原則有貼切的把握。蔣秉承傳統的寬容精神,對於政、教之度,也能把握於精微之間,實實在在地堅持了憲法原則。

教會人士對蔣介石先生的嚴厲批評和責難,甚至絲毫沒有危及到宗教信仰自由。楊紹唐牧師的經歷很有典型性。楊是大陸民國時期的著名傳道人。據其子楊安溪牧師回憶,一九四八年的時候,南京凱歌堂邀請楊紹唐講道。凱歌堂是蔣介石先生聚會禮拜的教堂。接受這個邀請後,楊紹唐牧師很是緊張,他覺得有責任對當時的一些社會現象作出嚴厲的指責,自己很可能因此回不了家。因此,一家人都很緊張。但是,蔣先生對楊的指責不僅沒有一點惱怒,還表現出了海納百川的大度。走過來與楊牧師握手,說道:“我們的確有很多罪,應當向神悔改,謝謝你今天的提醒!”較之中共將宗教行為絕對地政治化,真是截然不同。這個情景,當然完全出乎於楊紹唐牧師一家的意料之外。在那樣一個內憂外患的危難年代,且強權觀念造成的習慣勢力又隨處可見,一位領導人能夠有如此涵養,的確很不簡單。從這件事看出,由於政治因素滲入其間,蔣的形象在當時即被人為地大加抹黑了。大陸失陷以後,楊紹唐曾經做過一年多中共操控的“三自”組織副秘書長,但與“三自”的宗旨並不相合,因而受到批判,以後又被內定為右派,一直挨整。

另一件事情也很能說明問題。蔣先生與宋美齡女士在一九二七年底結婚,本來婚禮想請上海景林堂牧師主持,但是,這位牧師認為蔣與前妻的離婚事宜在手續上還有些不清,就數次回絕。蔣、宋只好另請別的牧師。對於這件事,蔣介石心裏並沒有懷著什麼忌恨的念頭,還於一九三零年在這個教堂受洗。此處也可見蔣的胸懷寬大。

 

判若天壤兩重天

 

大陸民國時期,宋尚節博士佈道十五年,影響遍佈全中國,且遠及於南洋各地。講道的時候,常常面對人山人海的聽眾。每次宋尚節講道,聽者為了有一個座位,必須提前二、三個小時到場。一九三二年元旦,宋在上海景林堂舉行一次為期三天的佈道會,一時聽者如雲。由於聽眾太多,佈道活動不得不延長到十天。第十日,聽道人數達到一千六、七百人,連講臺上都站了不少人。英年早逝的宋尚節,堪稱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佈道家。王明道、楊紹唐也都是一時的風雲人物,深得信眾的贊許和愛戴。傑出宗教人物的產生,當然離不開中華民國自由、寬鬆的環境。但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王、楊就近乎銷聲匿跡了。王明道坐牢達二十四年之久,給的罪名是“反革命份子”,原因只不過是曾經從事過所謂宗教活動。

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較之民國時候,境況判若天壤。還有因信仰而被處決的人,如教會長老張愚之、基督徒醫生陸道雄,兩人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捆綁遊街,然後又遭到槍殺。此二人的所謂“公審”經過電視實況轉播,時間是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五日,地點是上海人民廣場。這是公開的處決,那些被秘密殺害者的人數,現在又有誰知道呢?中共控制大陸以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被顛覆。就基督教會而言,所有教會都必須歸之於政教不分的“三自”組織,接受當局的監控和領導。否則,只有接受被解散、被整肅的命運。有些教會領導人被判定為“反革命集團”,其後的遭遇可想而知。時至今日,這種情況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大量存在的家庭教會反映百姓需要,卻沒有合法地位,處於一種地下狀態。宗教性質的書籍和資料不能正常印發,自由的宗教集會更是不可想像。

大陸民國時期是宗教信仰自由的黃金年代,這實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歷史事實,值得人們的注意和研究。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