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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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華民國

       的民族人文精神

 

 

 

 

 

編者按這篇文章在本刊發表前,已經過作者數度認真的修改,頗值得一讀。

 

 

第一部

 

 

甲、中華民國必須是中華文化的承傳者

 

中華民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現代中國的唯一合法國家,由此,她必須是中華文化的承傳者,她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去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特別是在今天,民族精神崩塌、病入膏肓的時刻,在這大變革的前夜,是民國就要有大中華民國的氣概,應該謀得這個精神上、觀念上的統領地位。是中華民國,就要做這個民族的精神燈塔,通過拯救民族精神去拯救這個民族,把這個民族推向進步。這實在是任何一屆民國政府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務。

 

 

 

 

 

乙、輿論是序參數

 

戴維‧休謨說:“政府建立於輿論上面。最專制、最軍事獨裁的政府是如此,最自由、最得民心的

 

 

 

政府也是如此。”

哈肯說:“流行的輿論起著序參數的作用”。

哈肯一語道破天機,他把問題表述得簡單明瞭!序參數是什麼?序參數是系統有序程度的一種量度,是能安排一切的“看不見的手”。它將安排我們的國家秩序,國家秩序服從贏得競爭的序參數。這意味著:營造輿論才是變革的最本質、最根本的工作。此理一明,我們就有了堅定和明確的奮鬥方向。社會變革,必須從輿論下手。不如此,就是不得要領。

論及此點,共產黨深明其理,它特有的宣傳部、它的輿論導向、它的謊言和它的愚民教育,成了其本質的特徵。而且,這些作為它的統治之術,被高度地精致化、理論化,成了專門的學問,與之生死相依,世代相繼。這個無恥的政府,不光操控著國內的輿論,也玩耍著國際上的眾多媒體。他們確實是操控輿論的高手,它可以把自己的罪惡表白成功德,讓被荼毒的生靈感激涕零;它敢用花季少年的鮮血當胭脂塗抹,而這些少年,就慘死於他們的政治腐敗。憑借這一手段,邪惡的統治者給自己加上了神聖的光環,面對宰割,也讓你唱出:“縱作鬼,也幸福”……。作為這一切的結果,就是營造了邪惡政權賴以生存的輿論環境。他們超常地明白:一旦離了這些,它們就一天也混不下去。

重建中華之人文精神,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營造輿論;就是救國救民之根本大事;其對於化解極權統治,整合中華民族,制止國家動蕩,乃至華夏的現代復興,都是根本舉措;乃提綱挈領的戰略安排。

 

丙、重建中華人文精神,乃

出於接受新世界觀之迫切需要

 

重建中華人文精神,不可能不聯繫世界上最深刻的思想成果。中華人文精神的重建,就是通過這樣一個文化變革,接受世界最深刻、最正確的觀念,提升和重鑄中華人文精神。

我們要接受的世界觀就是複雜性科學。我們有諸多的理由支撐著,必須接受它:

(一)接受複雜性科學是認識世界的需要

我們面對的社會,無論世界還是中國,都是複雜系統,而且越來越複雜── 一個複雜性暴增的世界。那是“充滿變化、無序和過程的沸騰世界”,到處是非線性相互作用。面對這樣的系統,還原論的認知方式、線性的思考,已不能勝任。接受新的世界觀,就成為我們認識世界的急迫需要,也是解決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的急迫需要。極不相稱的是:回頭看看我們自己,我們尚未學會用複雜性理論去應對複雜事物和複雜世界,今天的變革勢力內部,到處充斥著線性思維。這令人感到非常可怕。在策略運用上,我們甚至遠比不上極權政府靈活。這是變革勢力不成功的一個觀念上的原因。

(二)接受複雜性科學是變革的需要

複雜性科學,無論針對自然,還是針對社會,都是建立新秩序的理論。對我們來說,那就是社會變革的理論,建立嶄新的國家秩序的理論,是指導我們變革的最基本的思想。

(三)是生存的需要;是復興的需要。

未來的世界是更加複雜的世界;未來的社會是更加複雜的社會。因此:

1、“我們需要把握複雜性,以保證我們的生存。”

2、未來的復興不可能超脫複雜性。因為“有組織的複雜性,是行星地球上的生命、自由、和新穎之源”(──維爾頓)。未來的復興離不開生命,離不開自由,更離不開創新。如此,也就離不開複雜性,離不開對於複雜的洞達。

3、由於環境、資源的壓力,我們的復興必須接受複雜性科學。

霍蘭說:“只有我們真正認識了這些複雜的、不斷變化的相互作用、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限度內,開發利用其資源,我們所作的維持生態系統平衡的努力才能最好地保護自然。”

包羅‧西利亞斯說:“這種指向更複雜結搆的推動力,是‘經濟’理由的結果:資源不能被浪費。”這句話間接地告訴我們,複雜系統能夠通過一系列複雜的相互作用,合理地利用貧乏的資源。如此,在一個資源貧乏、人口眾多的國家圖謀復興、再造輝煌,接受複雜性科學,就有必然之勢。

4、與偉大復興相關聯,接受複雜性科學是繁榮科學的需要。

“複雜性是自由之源,因此,在科學和政治學中,承認複雜性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步。自由和正義並不能以某種中心控制的形式來強加上普遍規律而達到,如果科學保持為一個封閉店鋪並言說著自己的私人語言,也就不可能有科學的繁榮。科學活動需要更加開放,不僅指向世界,而且需要指向內部。種種科學學科之間的障礙需要被跨越”(保羅‧西利亞斯)。

與“中心控制”相對立的是“分布式結搆”(臺灣稱“分散式”),與“封閉”和“私人語言”相對立的是“開放”和“相互作用”。這段話告訴我們,未來科學的繁榮,實有賴於複雜自組織系統的存在,有賴學科間的、自由而複雜的相互作用。

(四)接受複雜性科學是文化創新與整合的需要。

考溫說:“我認為,複雜性科學的研究趨勢,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學術界都有好處。因為如果這門科學能夠發揮作用,就會導致重大事件發生。我認為,這重大事件就是,過去幾個世紀變得像一盤散沙一樣的科學事業將獲得重新整合,物理學分析的嚴謹性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遠見將被重新結合起來。”

我們當然要接受世界最先進的思想成果,但並不止於此。複雜性理論對於重建中華人文精神具有方法上的指導意義。面對五千年積攢下來的、浩如煙海的史料和學術著作,面對學術界積弱不堪的狀態,自組織理論可以提供有效的方法應對此一局面。譬如,各學科間相互作用、協同並進、整體湧現的自組織方式。在這個問題上,甚至於,聖菲研究所本身,都是我們借鑒的表率。聖菲屬於一個嶄新的世界。(按:“聖菲”來自西班牙語Santa Fe,神聖的信仰之意)

特別想多說的是:對於中國文化,複雜性理論的出現,仿佛是一種天意,是上蒼要救助我中華文明。又仿佛,民國的英魂終於感動了天地,天帝在觀念上,給予了民國以支持。

在《混沌七鑒》的譯後記裏,譯者感嘆道:“有趣的是,過去西方盛行個人主義和機械論世界觀,而中國文化究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強調‘天人合一’的大乘境界,如今混沌科學、系統科學的發展,使得西方文化和中國古老的智慧竟然不謀而合。”

阿瑟說:“而另一種理論的選擇──複雜性的特點──則完全是道教的。”他還說“我所說的,對東方哲學來說基本上不是什麼新鮮東西。東方哲學,一向把世界看作是一個複雜整體。”阿瑟道出了複雜性科學與我們古老文明的一致性。

還有,複雜性科學,其所包含的“自組織理論”既合於道家的“無為而治”之思想,又合於三民主義之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雷舍爾言道:“20世紀後期科學的主旋律大概──並且與所有之前的主題區分開來──是一種自組織的自然趨向,一種從無序到有序、從機遇到規律、從混沌到結搆湧現的更高級複雜系統的自然動力學(natural dynamic)。”

仔細地想一想吧,對於強調民有、民治、民享這一思想的、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優勢!這不是天意嗎?為什麼不擁抱新世界觀,而高揚三民主義!接下來就有:

(五)接受複雜性科學是發展三民主義理論的需要。

保羅‧西利亞斯說:“在科學和政治中,承認複雜性都是至關重要的一步。”三民主義必須能夠應對複雜世界。因為只有如此,三民主義才能適應新時代,才能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充滿生機活力、立於不敗之地。不如此,再好的主義,也難免為國人所棄。

依照複雜性科學,我們應把三民主義看作一個過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三民主義必須面對歷史演變中出現的問題,它必須在不斷地“適應”中變化自己。在國父那裏,三民主義圍繞其核心價值的追求,在“應對”中發展著,在其後繼者手裏,當然還要繼續發展。我們不能把三民主義看作是一個僵化物,討論它的現實意義。

抓住屬於歷史的某個三民主義觀點,參照現實加以攻擊,是可笑的。屬於歷史的,只能做歷史的評價。不顧歷史的演變,僵化地套用三民主義,也是不可取的。

眼下,歷史的巨變在即,三民主義正面臨豐富發展自身的偉大機遇。

(六)接受複雜性科學是清算馬列學說和毛澤東思想的需要,清算極權政治的需要。

我們是決定論思想體系的受害者,它幾乎全部斷送了我們國家各民族的文明,把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大中華引向了巨大的災難。我主要指的,當然是共產學說。共產學說就屬於這一思想體系。在卡爾‧波普那裏,共產學說被稱為“歷史主義”,他又將歷史主義看作是以諸多不同形式出現的決定主義者的迷信。只有接受複雜性理論,才能對決定論思想體系有深刻的、哲學高度的認識;對其批判,也才能更徹底、更具有說服力。複雜性科學與現在的極權政治決然不能兩立。

(七)接受複雜性科學是制定策略的需要。

新的世界觀伴著新的方法論,特別是其自組織理論,應該成為對敵鬥爭策略的基石。自組織理論將提供給中華民國最優異的策略和方法,去對極權政治開展鬥爭,那是克敵制勝的真法寶。換句話說:民國的成功在於激活自組織機制(見於後)。

(八)複雜性科學是制止國家分裂和建立和睦的民族秩序的指導觀念。

後面論及。

 

丁、重建中華人文精神是

擴大我方勢力和瓦解敵方勢力的需要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一個十幾億人口的政治實體,其制度的根本變革不能從外部強加上去,必須讓變革成為億萬人的意願。何況還有實力的極端不相稱之現狀,使我們難於用武。最高的策略是促其內部發生觀念的轉變。如果需要用武,那是事變的最後階段。重建中華人文精神,就是要完成這個轉變。這一人文精神的重建,可以贏得和占有知識界、文藝界;扶助、壯養大陸的正義知識群體和文藝群體,並進而贏得大多數國民的支持,獲得我們期待的主流意識。這其實就是民國政治勢力向大陸的延伸。把大陸的知識精英、文藝精英乃至廣大民眾攏入自己懷抱的同時,也就把自己的政治勢力植入大陸。此種勢力之擴張,其功用,雖百萬大軍之征發,不可以比之。

重建中華人文精神,將使得中華民國可以號令和施加影響的範圍,一下子越出了臺灣地界,覆蓋了中華,衝出了亞洲,囊括了世界的華人居住區,甚至更大。民國一下子壯大了自己的實力。此實為解體中共之絕妙突破口。

人文精神的重建是化解集權政治的重要步驟。

 

戊、民國的光復、中國的復興

要在偉大的觀念引導下進行

布熱津斯基曾把前蘇聯的解體稱為“微小信念的勝利”。由於缺乏“宏偉一致的理想”,布熱津斯基擔心:“曾經如此有效地反對過共產主義超凡神話的微小的個人信念,可能首先退化為不現實的追求物質上的個人滿足,然後轉化──由於徹底受挫和憤怒──為新的仇恨的信條。”我們不敢說,中國民眾對極權的抗爭不是主要產生於“微小觀念”。面對凋敝的自然環境,混亂的思想,敗落的道德和種種分裂勢力,我們必須思考,如果沒有一種強大的精神文化的支撐民國回到大陸是否立得住?換句話說,共黨大半個世紀營造的那種惡劣的,或稱為反人類文明的反文化環境,民國如何立足?那樣一種輿論環境,那樣的“序參數”,聯繫哈肯的結論,不能不擔心,對於中華民國,那將是一個怎樣的險惡執政環境?你如何保障新的國家形態不是更糟糕呢?如何避免動蕩和殺戮?你如何保障不會有非常糟糕的事情從另一個極端冒出來?在臺的中華民國,面對可能的動蕩,要想成為大中華的定海神針,那他就應該知道最根本的、最主要的,就是完成這一人文精神的重建,而政策的力量、軍事威懾的力量尚居其次。把握住那個“序參數”吧!

 

己、毫無疑問,重建中華人文精神,

也是辛亥革命的繼續

那是接續國父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對於外來的和中國的專制思想體系的一次大清算,是討伐專制思想的一場硬仗,是從思想到制度把辛亥革命推向全面徹底勝利的壯舉。是比“五四”更為深刻,更廣泛,並將衝擊整個人類哲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體系的思想文化變革;是整個世界巨變的一部分。是中華現代復興的前奏。其需要中華民國竭其所能,給予支撐。以我大中華民國之最大的勇氣和氣魄承當起此一歷史的責任。並由此而贏得整個華夏的認同。

 

庚、退一步說,人文重建,

也是捍衛臺灣民主政治的需要

近來的時局變化,令人憂心忡忡。“國共合作”正在模糊著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本質差異以及極權和民主的根本對立。“共贏”和“雙贏”激發起一種對極權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使需要強化的觀念對立,變得含混不清,大大削弱了民國的革命性,從而也把民主政治置於危險的境地。人們再也看不到二者間不可調和的對立。它給邪惡的政權戴上溫柔的面紗,遮掩了它的虎狼之心。特別叫人擔心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無例外地也建立在輿論上面。因此,由現實策略導致的、臺灣民眾的親共傾向才是民主政權的最大威脅。從這上面說,民國政府相對更脆弱而且更易被顛覆。儘管民國政府可以信誓旦旦,卻絕不妨害共黨利用輿論、拉攏、收買諸多手段改變民國政權。

喪失判斷力,本就是這一時代的特徵。在此情境下,共黨的拉攏、收買、和輿論攻勢,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戒心。何況此種攻勢,正在緊鑼密鼓之中。外國電臺、外國政要都能為其所收買,我們何敢掉以輕心,共黨畢竟在強勢地位上。

高揚民族的新人文精神將使是非、邪正劃然分明。民國的民眾應有更高的素質以應對極權政治的影響力。

 

 

 

第二部

 

 

建議啟動自組織機制

 

中華民國與共產極權,從地域看,是兩個獨立的政治系統。但是在互聯網上,地界消失了,它們卻可以成為同一個大系統中的兩個子系統、或兩個吸引子、兩個主體等。在這個大的系統中,還包括海內外作為主體的、各種變革勢力的大大小的組織;包括廣泛存在的、作為主體的個人;存在著許多由變革勢力搆成的、強弱不一的吸引子;等等。而這樣的一個大系統,就沒有了統一的中央結搆,凸現了多中心、分布式的結搆特徵。對照霍蘭的七個基本點,可以斷定,這是,或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複雜適應系統CAS)。採用這樣一種視角,最重要的是:這一系統包括了許多網絡自由區,同時也包含著一片自由的社會實體,還有香港、澳門兩片半自由社會實體。面對這樣一個系統,我們可以探討自組織問題了。複雜性科學告訴我們,“只有遠離普遍認可的結搆,創造性的自組織才成為可能”。自由區的存在,使非自由區大眾可以借助破網軟件遠離極權統治,遊蕩於自由區,使自組織得以實現,並成其勢於自由區,進而推動整個系統從觀念上疏遠極權結搆。在“普遍認可”式微、極權走入敗勢之時,整個國家秩序的自組織湧現,其機遇也就來臨了。

現在,我們在認識上有了一個改變,我們已經把現實的中華民國,看作是這個大國家網絡系統的一個子系統,或者,是其中一個大的介主體了。主體意味主動,是有意志、有目之存在。在這一前提下,我們現在就站在中華民國這一主體的立場上,面對這樣一個網絡連接著的大中華體系,去思考,如何借助複雜系統自組織之屬性,光復大中華民國的問題。即思考,在沒有外部設計者的干預或不存在某種中央化形式的內部控制的情形下,大中華民國的新秩序、新結搆之自發湧現問題。

言及自組織,實在不是什麼新鮮事物,用老子的話說,那就是:“為無為,事無事”,“輔萬物之自然”。自組織本是宇宙中廣泛存在的現象,是複雜系統的屬性,是“在我們周圍世界中成功地運行著的系統”。克拉默這樣說:“自大爆炸以來,自組織已經成為了物質的一個物理屬性,就像質量是物質的一個物理屬性而電荷是電子的一個物理屬性一樣。”

看一看大陸社會,這些年來,各種各樣的群體抗爭事件,都帶有自組織性質。提起89年的學生運動,更是聲名赫赫的一次自組織行為。遺憾的是,一次次的自組織行為,都免不了被強權所鎮壓這一結局。

與實體空間的自組織行為不同,網絡上的自組織行為,仿佛是另一個天地,其境況頗有不同。在與共產極權的鬥爭中,自組織的網絡鬥爭凸顯成效,並在這一鬥爭中日漸發展著、日趨成熟著。翁安、楊佳、毒奶粉事件…一次次湧現出來的、自組織的征討,讓共產黨捉襟見肘,漏洞百出,丟盡顏面。對於共產極權,這種網絡上的自組織征討,已經成為最有力的鬥爭方式。現實的網絡鬥爭預示我們,未來的、決定中國命運的大事件,有極大可能,是在網上醞釀、放大、並作為自組織行為突然湧現而衝擊實體世界,導致極權的癱瘓,分崩離析,引發實體世界的革命的。因為,“導致微小事件的機制同時也是導致重大事件的機制。”(──Per and Chen 1991)

但是,直到如今,這一網絡自組織事實並未得到變革勢力的、基於複雜性科學角度的認真關注。而自組織──這一出色的理論,對於我們,還是未曾吹來的春風。我們的眼睛仍然緊緊盯在政府、政黨、革命團體等等,那樣一些和競爭、等級、權利相關聯的組織結搆上,我們還在痴迷於“掌握控制權”,寄希望於預測控制能力,卻不曾把眼光投向那些沒有中央結搆的、分布式的、自組織之結搆形態。而後者,很可能就是我們戰勝共產極權的最可能和最有效的組織形式。

常常想到那些弱小的螞蟻,由於單純的聚集,就“能夠修建橋梁、跨越深溝直到駕馭樹葉之舟在溪流上航行”這使我對自組織充滿敬畏與信心。螞蟻尚能如此,況於人乎?

為下面討論方便,我現在把保羅‧西利亞斯為自組織提供的一個工作定義抄錄於此:

自組織是複雜系統的一種能力,它使得系統可以自發地、適應性地發展或改變其內部結搆,以更好地應付或處理他們的環境。

 

甲、自組織之優越性

一、只有自組織湧現形式,才能產生推翻共產極權的創造性智慧。

面對這樣一個大國家系統──毫無疑問的複雜巨系統──我們先來聽一聽複雜性科學家的告誡:

“我們現代社會沉迷於征服和科學上駕馭我們周圍的世界。然而,非線性混沌系統(如自然、社會和個人生活)皆處在企圖預言、操縱、和控制它們之外。”──《混沌七鑒‧內容提要》

特別是,我們的時代是複雜性暴增的時代。我們遭遇到的是“一種深不可測的複雜性”(雷舍爾語)。“它逐漸把我們推入一種境地,在那裏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的量級超過了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雷舍爾《複雜性》第十章――技術、複雜性和決策)這是說,無論作為組織還是個人,我們都沒有操控這個複雜巨系統的智能。像馬克思那樣,妄圖取代上帝,操控整個世界,將是非常愚蠢的。無論是政府、政黨還是變革勢力的組織,首先應該意識到,面對我們要變革的體系,我們的智力是非常限的。特別是,不能不思考的問題還有:我們國家近乎成災的人口數量,枯竭的自然資源,破敗的環境和墮落的文化。這些,更是大大增加了這一社會系統的複雜性。那末,變革這一複雜巨系統的大智慧,就決不來自某個組織或少數人的天賦才能。此其一。

另一方面,基於自上而下發號施令的,把領導權、等級和競爭視為組織之本質的那種結搆系統,壓制創造性:

《混沌七鑒》裏引用了商務顧問惠特利(Margaret Wheatley)的話說:“認識到多數人渴望、熱愛他們的組織,也許令人詫異。他們熱愛他們的學校、小區機搆以及商務目標。他們組織起來,開創了一個不同的世界,但是,隨之而來的,是我們取走了這一至關重要的熱情,使其形式化。熱愛組織目標的人們,逐漸憎惡用來實現既定目標的繁文縟節。熱情,蛻變成複雜的手續、不變的規則和僵化的角色。強行施加的束縛吸乾了我們的生命,我們不再自由地創造;組織也不再生機勃勃。我們看見的是它的僵屍,並因為它使我們無所作為而憎惡它。”由於它窒息我們的智慧和創造性。這樣的組織難有大智慧,此其二。

那麼,面對這樣一個複雜巨系統,進行一場從觀念到秩序、結搆的巨大變革,智慧何出?

複雜性科學早已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考夫曼說:“最深奧的道理一定和自組織有關”。

對於我們而言,偉大的智慧,一定來自我們這一複雜巨系統的自組織湧現,特別是來自此一系統的臨界狀態(或稱混沌的邊緣)。《複雜》一書明白地告示人們,所謂臨界狀態“其實就是複雜的系統為解決為解決複雜的問題而走向的區域。”

那是公認的創造性空間。在臨界狀態下,“系統通過不斷張落測探一個有序宏觀狀態的各種新的可能性”(哈肯);系統在臨界狀態下,“變得對外部影響特別敏感,小的輸入能產生巨大而驚人的效果。整個系統可能以我們覺得異乎尋常的方式重新組織它自己。”(《從混沌到有序》前言)正是在這一系統的臨界狀態中,寄托著我們的希望:偉大的文化精神、偉大的變革智慧、偉大的國家制度,將自下而上地湧現出來。

額外說幾句:借助以上陳述,我們已應該意識到,通過複雜系統的自組織進化來實現我們國家的大變革,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重大問題;探討複雜性科學,就是刻不容緩的、變革之需要。因為,對於我們來講,複雜性科學無疑就是建立新秩序的理論。難怪考溫說:“如果這門科學能夠發揮作用,就會導致重大事件發生。”

以我之見,要聯繫聖菲

世界在變,我們要跟上這個變化。“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正由客觀的、完全可預言的、決定論的、裝配式的世界向湧現的、非決定論的、自主性的世界轉變;我們對世界的應對也正由局限於層次的、自上而下的集中控制式的指令,拓展到層次間的自下而上的、非中心-多中心的自組織;科學邏輯將由‘不是─就是’的單極性思考向能包容矛盾的多極性、非線性思維轉變;語言已不僅只是陳述的工具,而是更像我們存在的家園;基於父權制的現代主義自然觀正向基於女性主義、行為自決論、東方主義的自然觀轉向。”──《複雜性科學與哲學》

 

二、自組織體系使“四分五裂”成為優勢存在。

優勢,是對極權體制的優勢。變革勢力的四分五裂,一旦納入自組織體系,就不再是缺點,而是自組織系統活力之所在。自組織體系需要無序、需要混沌。所謂臨界狀態,正是有序和混沌的邊緣區。

有人說:“大自然‘雜亂’和不可測的程度有多大,它創造新模式和新結搆的規模就會有多大。”那麼,我們何不借助自組織方式,向這種無序要智慧、要真理、要創造力,同時,也要秩序、要結搆?!

何以如此?自組織系統的宏觀整體行為,不出自個人或中央形式的謀劃和指揮,不需要考慮、也不存在“聽不聽指揮”之類的問題,它恰恰是自行其是的結果。自組織系統的宏觀整體行為、它的協調運作,依賴多種元素的聚集,依賴於系統內廣泛的、複雜的、線性和非線性的相互作用,以及適應性或學習,是湧現出來的

 

三、鬥爭方式大大簡化。

在自組織系統中,作為主體的組織和個人,只是根據自己把握的局部信息展開行動,不需要有全局的眼光,不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定和貫徹統一策略:

系統的協調運作和持續性都依賴於廣泛的相互作用,多種元素的聚集,以及適應性或學習。”──霍蘭

這,一方面免除了規劃統一策略,指揮統一行動的不可能或巨大困難、艱辛(這一困難,既包含經濟上的巨大支出,也包含智慧的枯竭)。在另一方面為全民的自由參預創造了絕好的條件──一切都簡單了,參預就是了,不需要僵化、先定的具體行為規則!

“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由於統一策略的闕如,形形色色又無窮無盡、作為應對的奇思妙想將由是而生。

 

四、反應快捷。

攻擊、事發皆由主體根據局部信息而自由決定,無上傳、下達,聚謀、協商之類的決策乃至猶豫彷徨之過程,故而快捷。正負反饋平衡時,“整體的反應速度甚至高於個體。”──《複雜》

 

五、陰陽不測之謂神──不可預測。

自組織湧現的整體行為,成了幽靈一樣的存在。其來也,不期不預;其動也,聚散無常,策略無定。自組織集體行為,因事來而生,因告捷而去,一場攻擊結束,兵勇散盡,如羚羊挂角,無跡可尋。而引發風暴之事件,在中國,雖無時無處不在,卻又微隱而難知事發於何時何處。至於醞釀大變革,其詳不可以預知。系統一旦進化至臨界狀態,一個微小信息,可以瞬間放大,導致整體性行為突然湧現,迅猛成勢,猝不及防,難以應對,於共產黨決然是致命的威脅。

 

六、神用無方之謂聖──處事靈活。

就總體而言,無中央機搆,無預謀策劃,更無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一情節,故而,無命令可待,無一定規則可循;任何一個網絡主體,任何一個中心結搆,皆可依靠自己獲得的局部信息,自由地決斷是否發動攻擊,故而,其謀略可以變動不居。良策、妙想,千姿百態,決不僵化保守。然而,其應對外界變化,應對極權之進攻、之反擊,則事來而方略隨生,絕然快捷、靈活、多變。故而,每使共黨窮於應付,防不勝防,捉襟見肘,進退失據。共黨無法針對具體事件預先制定應對策略。對於僵化、遲鈍、應變能力極差的極權結搆,是可謂克星。

 

七、不封閉、不保守,自組織系統會自覺地接受教訓、糾正錯誤、學習並改進自己。

這是因為學習、適應是複雜系統的本能。如此,我們是否可以把它看作一種大眾自我教育的體系?草民以為是。肯定地說,這種適應、學習將全面提高系統素質。我們的自組織運動,是從思想文化到社會結搆、社會秩序的一場全面變革;我們的人文精神的重建,是全民的網絡自組織、自學習、自教育、自提高的民族精神自救運動。這個自組織系統的學習、進化必然是全面的、深刻的,它包括精神文化,鬥爭策略、組織結搆的全面進步。而三民主義也將在這一過程中獲得豐富和發展。

如是,曾教我們一籌莫展的文化國情,是否可望由此而改觀?

這是何等重要的性質!

 

八、讓共黨的私家軍和警察,沒有用武之地。

無法鎮壓。一旦事件驟起,化作信息、遊走網上,則瞬間遍布世界,其應對之回饋、或譴責之聲浪,亦隨之沸沸然起於天下,雖遠及天涯海角,亦不棄荒村僻野。何言鎮壓?兵警用於集中之目標者易,治散落世界之大眾者難。兵勇焉加之四海,警力怎布於天下?

 

九、領袖和傑出人物的作用被弱化,槍打出頭鳥的策略,將面對無可奈何的局面。

多中心,分布式的自組織行為,其對抗專制極權,雖有大規模的一致行動,卻是群龍無首,有如蜂群蟻陣,雖其戰功赫赫,然,惜哉!無王可擒。共產極權實在奈何不得它。共黨鎮壓變革勢力一貫採用的槍打出頭鳥的方法,變得毫無意義,我們不再把命運壓在個別人物和個別組織系統上,一切有賴群體的努力。共產黨面對的將是一個沒有統一中央結搆的,龐大自組織系統。其滅頂之災已然在即矣。

 

十、有一定的可操控性。

民國除了以一個主體的身份發揮自己的影響外,還可以立足系統之外,對系統進行干預:

保羅‧西利亞斯認為:“儘管所有這些相互作用過分複雜,難以建搆起決定論模型,但是對系統結搆的大規模干預也是可能的(貨幣升值,利率調整,如此等等)。不過這些干預的效果只是短期可預見的,因為系統的自發調整涉及太多因素的複雜相互作用──其中許多因素是完全無法控制的。”──《複雜性與後現代主義》

霍蘭認為:“很多CAS都有這樣的特性,一個小的輸入會產生巨大的、可預期的直接變化──放大器效應。”

 

乙、自組織中的民族問題

 

今天,各民族文化的惡劣生存狀態不是由於歷史傳統造成的。主要是外來的、馬列主義的思想觀念和共產極權長期統治的結果。取消民族是馬克思主義的公開主張,我們的所有民族,包括漢族,都受到了這一主張的蹂躪,民族文化受到了普遍的、空前的破壞。深受其害者,實在不是哪一個民族的文化,而是所有民族的文化無一幸免。

共產極權結束,文化破壞也將結束。各民族走向繁榮昌盛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是結束共產極權統治,而不在於分裂。

依照新的世界觀,我們也沒有一定要分裂的理由。

複雜性科學包含某種民族主義。依照複雜性科學,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在隔絕孤立的狀態下發展出來的。審視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可以看到,其中融入了許多外來的成分。這意味著民族間的交往,民族間的相互作用。每個民族都生活在民族間的相互作用之中。如果你喜歡你自己本民族的傳統文化,那你應該意識到,你那特有的文化,不是在孤立絕緣狀態下,自我發展的產物,那是適應環境的產物。離開傳統的環境,也將告別傳統文化。想一想,大唐文化之耀眼光芒,不是在民族交往中湧現出來的嗎?它能離開特有的民族關係嗎?可以把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大國,看作是複雜自適應系統(CAS),我們每一個民族都是這一系統中的一個適應性主體。我們不妨聽聽霍蘭的論述:

CAS中,任何特定的適應性主體所處環境的主要部分,都由其它適應性主體組成,所以,任何主體在適應上所作的努力就是要去適應別的適應性主體。

這就是說,每個族的特有文化都是適應其它民族文化的產物。霍蘭又說:

任何單個主體的持存都依賴於其它主體提供的環境。

我對霍蘭的引申就是:保存自己的傳統,與保存產生這一傳統的環境是一致的。傳統與產生傳統的環境應當一起恢復,而不是分裂出去。我們不能僅尋求改變本民族的境遇,而是尋求改變整個中華。

中華是多民族的聚集體。在這個聚集體內,在漫長的歷史中,各民族相互適應,各自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化。這個歷史還應該延續下去。今天我們還講統一。重大的不同是:新觀念眼中的統一,不再是單一性,不是馬列主義觀念下的,消除一切民族差異,歸於一統。我們今天講統一,是多樣化的統一。它強調統一下的多樣性,強調的是共生共榮。

民族間當然有競爭也有合作。但是,競爭,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合作,則追求各獨立主體的共生共榮。

在我們這裏的獨立主體,說的就是民族。

從混沌理論的角度來看,注意系統間如何彼此競爭,不如關注系統間如何彼此依賴、相互關聯更為重要,競爭是一個還原論者的有限思想,無法慧眼獨具地識別出大自然中無處不在的深刻創造力。”──《混沌七鑒》

多民族,應該是我們國家系統興旺發達,人民享有自由的重要標誌。各民族,毫無疑義地,都將受惠於這個民族聚集體系的存在。何敢如此斷言?無它,僅僅因為,每個民族都是這一國家體系的主體,國家的秩序結搆,產生於自組織湧現。

在這個自組織系統內,一開始,我們就必須把各民族擺完全平等的位置上,在接受人類普適價值的前提下,堅決地平起平坐。西藏、新疆、蒙古……無例外地都分別是這個統一的大系統的一個中心,一個吸引子,一個子系統。換句話說,西藏、新疆、蒙古……乃至漢族作為子系統,都可以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都是這一系統中的主動性元素。這一狀態,也是復國後狀態。這是一個多民族的複雜自適應系統,由各民族代表的多種文化在其中協同共生,每個民族的持存,都依賴由其它民族搆成的環境條件。各民族、各種文化都得到同樣的尊重。故爾,我們依然追求統一。但,我們允許各民族有自己的目的、意志、和主動性,不認為這會導致系統的瓦解。統一,不是單一性,不是吞並,不是消滅民族。恰恰相反,在這樣系統中,各民族都是獨立自主的、系統之主動性元素,正是這些主體的相互作用搆成了整體的基礎。因此,民族不僅不會消失,我們還把民族間的相互作用,看作是國家進化發展的基本動因,是國家大系統自由的保障。是我們的家園文化異彩紛呈的前提。這種崛起,將為世界作表率。這也與國父所言:“……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相一致。

 

丙、推動自組織之策略

 

一、人文精神重建在自組織變革中的作用。

一旦把人文精神重建看作是營造輿論,把占主導地位的輿論看作是序參數,我們就已經把人文精神重建看作是自組織的重要問題了。因為,人文精神作為序參數,使集體行為成為一種自動反應,個體不能逃脫它的擺布,就如同變革勢力密謀的一樣。這當然說的就是自組織。

人文精神重建,其影響是全局的,深刻的,與未來國家秩序、結搆是緊密關聯的。其一旦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輿論,那就是國家秩序的序參數,也是自組織的強大推動力和潛在的指導觀念。如此,人文重建,就是我們自組織運動中的最最重要的問題。

於此不解,可以回憶一下“六四”的演變過程。“六四”可以看作是輿論引導下的自組織行為。

 

二、建立自己的網絡。

現在的較量主要是在網上進行,是網絡自組織運動。中華民國當然要有自己操控的強大網絡系統。

 

三、聚集

聚集是自組織的前提。

1、標識聚集

標識有聚集作用。中華民國的國旗、國號是我們最好的標識。那是我們的民主前輩們留給我們的巨大政治遺產,是晚輩必須繼承的。國旗、國號凝聚了歷史的輝煌,可喚起歷史的記憶,表達著與極權政治的勢不兩立,她會喚起奔騰的情感。青天白日大旗一樹,四海勇士雲集,其潛在的號召力是無與倫比的。

樹民國的國旗、國號為標識,確有簡化的好處──萬般盡在不言中。簡易是個大的原則問題,繫辭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才便於大眾的瞭解,才便於大眾追隨。

我之意在於:高舉民國國旗,凸顯民國國號,務使之鮮明耀眼。

2、策略聚集(略)。

3、輿論聚集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觀念轉變了,一致了,人也就匯聚就過來了。

4、氣勢聚集

曹操“旌麾南指,劉琮束手”,勢也。強勢能使眾多的民眾回頭。此一勢、即協同之勢。“勢”可促使觀念轉變,勢有巨大的協同、聚集作用。“勢者,凌逼之意。若夫春氣逼物,故物不得不生。秋氣逼物,故物不得不成。”──釋德清

就說輿論,也“仗勢欺人”。傑姆斯‧麥迪遜,美國憲法的締造人之一,明確指出:

“所有政府都立足於輿論,如果這個說法是正確的話,那麼,個人意見的力量,以及這種意見對行為的實際影響,非常有賴於他認為與他持相同意見的人數多少的這一說法也同樣是正確的。人的理性,當他孤居獨處時,是畏葸而躊躇的,而按照與之相聯繫的人數的多少,人的理性益臻堅定和自信。”

共產黨很懂得造勢。他們利用一切來造勢,衛星、原子彈、三峽水庫等宏大的建築,奧運……都是造勢。為了造勢,甚至不惜大量編造謊言,最近的神七又是一例。民國正是在這一“強勢”下,顯得抬不起頭。我們清楚地看到,共產黨的這些造勢行為在國人中,甚而在世界上,激發了有利於共產黨存在的輿論。使它持續成為吸引子。

在共產黨虛張聲勢,打造形象,苟延殘喘之時,我不知為什麼,中華民國卻要把自己裝扮得灰溜溜。民國的示弱,實實在在地長了共黨的氣焰,滅了中華民國的威風,滅了變革勢力的威風,客觀上在為共黨造勢,這會使一個潛在的巨大吸引子,進入“亞穩態”。在今天變革的勇士們呼喚民國的時候,民國的作為令人沮喪。長此以往,民國必喪失人眾。

民國雖小,卻要傲然屹立,拿出威加四海,一統華夏的氣勢。

得此氣勢不難。領導中國人文精神重建,就能夠養我民國浩然之氣,給民國以高傲,給民國以襟懷。足以使民國升之高山,使匪共降於低谷。在臺的中華民國,必須意識到:民國不是孤獨的存在,在大陸,有十幾億潛在的支持者。能否得到他們,取決於民國的決策。

 

四、標識

霍蘭說:

“十分清楚,在CAS中,標識是為了聚集和邊界生成而普遍存在的一個機制。”(注意:聚集和劃定邊界又是組織生成的條件。)

“標識能夠促進選擇性相互作用”。

“標識是隱含在CAS中具有共性的層次組織機搆(即‘主體/介主體/介介主體……’)背後的機制。”

眼下,變革勢力的網絡系統,規模嫌小;搆成元素,也遠不夠豐富;搆成元素的不豐富,又導致標識的不足,因而,非線性相互作用的規模和複雜程度也遠不如人意。自組織雖存在,但規模不大。自組織之成氣候,實有賴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紛繁多樣的元素之湧入。民國於此應做出努力。

 

五、民國在自組織中應起的一些作用:

1、打破糾合、趨同。

哈肯有言曰:“政治制度也是如此,他無非是一種以國家形式表現的輿論而已。在極端的,但可惜也是很現實的情況下,人們同步前進,就像臂挽著臂的一隊人,越來越深地陷入沼澤之中。如果哪一個人想要退出,它旁邊的人也不肯照辦,最終大家都沉下去。”──這正是大陸的可怕寫照。

其與哈韋爾的認識大體一致:世界上許多強大的組織和系統,並不是由傳統的等級制度來維持的,而是由社會的弱勢成員主動糾合及“趨同”結合在一起來維持的。

糾合、趨同實被輿論所操控。

打破國人的糾合、趨同,是自組織全部問題的關鍵點,也是大變革的關鍵點。而要想打破國人的糾合、趨同,民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眼下的“國共合作”、“共贏”、“雙贏”,之聲浪,卻充盈著強烈的趨同意味。

草民以為,民國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借助制度和觀念的鮮明的對立,衝擊輿論控制,打破慣性思維,瓦解糾合、趨同。

中華民國的價值和意義,他的生命力,都在於他與極權政治的鮮明對立──從政治制度到思想觀念的全面對立。特別是國家出現大的經濟漲落,動蕩、變革在即的時刻,高揚自己的主義、旗幟,顯得刻不容緩。這正是打破糾合、趨同的良機。草民認定,臺灣是打破糾合、趨同的最強大因素。

我們的民國,趨同耶?對立耶?

2、實現“對稱破缺”。

實現自組織,還要打破變革勢力的均衡狀態,這就是所謂的實現“對稱破缺”。民國是實現“對稱破缺”強大因素。

3、維護國家穩定。

《複雜性與後現代主義》中有這樣一段話:“在非常穩定的系統中,可能只有一個或若干個強吸引子,系統會很快地達到穩定狀態之一,並將不再輕易地移向其它狀態。此種系統形成的行為不是很有趣。另一方面,在非常不穩定的系統中,沒有強吸引子,系統將只是混沌地來回跳動。”

“不是很有趣”一語是針對研究說的,我們不能拿國家的長期動蕩作趣味欣賞。顯然,由上述文字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華民國作為強吸引子的存在,將大大減免我們的民族災難。這也是我支持中華民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穩定局勢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臺灣的軍事實力,這不待說。

 

丁、新國家秩序的出現

 

民國作為系統的一個主體,在不斷的相互適應中改變自己的內部模式,並作為主體與其它主體在適應中共同進化。共同進化會導致系統達於臨界狀態。在這同時,民國作為不斷擴大的吸引子,漸漸涵蓋整個系統。當一個新的國家秩序突然湧現的時候,她就是民國。但在一定意義上說,她又不是民國──民國已然躍上更高的發展階段,出現了全新的面目。這個大中華民國的新國家秩序,來自大家的共同創造,是國家秩序的自組織湧現。這種自組織國家秩序地湧現,則真正體現著“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是全民創制運動,也是各民族共同創建家園壯舉,它尊重每個民族的特有的文化,它合於國父“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為國家主體”之精神。

有理由相信,運動的性質,是三民主義的。

 

 

注:所有引語中的黑體加重,皆為筆者所加。

 

主要參考書目:

《複雜》米歇爾‧沃爾德羅普

《隱秩序》約翰‧H‧霍蘭

《複雜性與後現代主義》保羅‧西利亞斯

《協同學》赫爾曼‧哈肯

《混沌七鑒》約翰‧布里格斯F‧戴維‧皮特

《從混沌到有序》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熱

《複雜性》尼古拉斯‧雷舍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