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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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十次起義

袁定華

孫中山先生自幼在海外讀書求學,全面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社會管理、官吏作風有著深刻的感受。

他認為民主的政治制度、良好的社會管理、廉潔的官吏作風正是世界列強其所以成為世界列強的根本原因。再看滿清王朝,政治黑暗、專制獨裁、吏治腐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若不革故鼎新,奮發圖強,四萬萬同胞將永遠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一八九四年六月,孫先生上書李鴻章,提出了富強治國的策略:“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船堅炮利之是務,是捨本而圖末也”。並對富強治國四大綱要分別進行層層論述與說明。同時深刻地指出:“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才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孫先生上書李鴻章,是力圖救國之舉,是孫先生從醫人到醫國的開端。細讀此書明顯的感受是:當時的孫中山先生,尚只是想能在中華帝國原有的框架之下,進行一番大型的改造與裝修,以使幾十年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收到實效。然而,這振聾發聵的富強治國弘論,在滿清末世王朝的政治生涯裏,竟未激起些微的波瀾。可見其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已達到了極點,只不過一具政治僵屍而已!董子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為從根本上更化國體,實現政治文明、富強治國、拯救華夏同胞於水火的遠大志向,於是,孫先生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一八九五年廣州首次起義

 

中日甲午戰爭,清軍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割地賠款,簽訂馬關條約。滿清喪權辱國消息傳布,國人深感刺激悲憤。孫先生見民心可用,決心把握時機,組織團體,策劃進行。一八九四年十月,自上海起程經日本前往檀香山。到達檀香山後,德彰大哥自願資助一部分款項,並致書各親友為胞弟志業說明一切。但當地僑胞由於種種原因,自顧不暇,對祖國不幸遭遇,雖然感慨,當聽到孫先生要“造反”言論,都以為這是破家滅族的非常不法行動。即令親戚故舊也多掩耳而去,孫先生多方遊說,奔走一月餘,只有少數基督教教友以及和德彰先生交誼深厚的人願意參加。孫先生面對現實,只得決定就以這些人作基礎,組織團體,共策進行。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先生假卑涉銀行華人經理何寬寓所,邀約志願贊助他的計劃的友人集會,創立興中會,共商救國大計。

何寬是基督教徒,又是當地《隆記報》記者,曾於一八九三年組織《中西擴論會》,以研究學術交換知識聯絡新學同志為宗旨。因此,何寬願意提供寓所,作為中國近代革命史上一個重要團體的最初發源所在。是日,出席會議的有何寬、李昌等二十餘人,其中有經理,有職員,有裁縫,有廚師,有工人,成分相當廣泛。孫先生首先宣讀手擬《章程》,《章程》沒有明言籌餉起兵推倒滿清字樣,完全是顧慮並避免華僑會員的恐懼心理。但在入會盟書中明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目標。

入會宣誓時,由李昌朗誦誓詞,各人都以左手按置在基督教聖經上,舉右手向上依次誦讀後散會。這一儀禮顯然是採取英美各國方式,由此可知所謂創立合眾政府也是以美利堅合眾國作典範。這由後來孫先生將民族、民權、民生與民有、民治、民享相提並論,更可證明。

一八九五年一月,孫先生在大哥德彰,新交摯友鄧蔭南的大力資助下返抵香港。到達香港後,即約集舊友陸皓東、鄭世良、陳少白、楊鶴齡、尢列諸人,集議聯合各地同志,擴大興中會的組織。因素知香港輔仁文社社員楊衢雲、謝纘泰等平日宗旨相同,遂與洽商結合為一團體。楊、謝等經商討後同意。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香港興中會舉行成立會,會員們都同意應用興中會名稱,並一律舉右手向天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章程》第一條明著:“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六日,興中會集議決定於農曆重九節(西曆十月二十三日)在廣州起義,占領廣州省城。當時議定:孫先生負責主持這次起義行動,楊衢雲在香港籌款購械並招募壯士,謝纘泰負責聯絡旅港外國人,鄭世良召集三合會眾參加。陸皓東事先已擬訂一青天白日圖樣,作義軍旗幟,也在這會議通過。

八月二十九日,孫先生、陳少白、黃詠商、楊衢雲、謝纘泰假杏花樓酒家開會,何啟也在座。何啟在香港很有聲望,中英人士一致欽敬。他支持贊助孫先生的計劃,但不列名加入興中會,以便發言更有力量。出席人公推何啟為對外國發言人。孫先生在起義大計策定後,十月六日,在廣州雙門底王家祠堂設立農學會,藉此掩飾各種活動。

各方聯絡及部署大體完成,孫先生、陳少白、鄭世良等即前往香港參加興中會一重要會議,選舉“總辦”──按《章程》第四條列舉辦事員中有總辦一人。當時以各會員間於人選有不同意見,故暫將是席虛懸。現起義日期已近,必須有發號施令的統率人,且各會員早經同意:這“總辦”即起義成功時臨時政府大總統。

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興中會在香港開會,選舉“總辦”。會議席上,與會會員一致通過舉孫先生當總統。通過之後,大家就同孫先生拉手,恭喜祝賀。這項議題完成後,孫先生就想先到廣州准備一切,起義之前不再到香港這邊來了。隔了一天,楊衢雲忽然對孫先生說:可否把總統的地位讓給他,以後到省城(廣州),事情辦好了,再還給孫先生。孫先生聽了這句話,覺得事情還沒有開始,同志間就發生地位之爭,非常痛心,就約了陳少白、鄭世良一同商量,決定把位置讓給楊衢雲。當天晚上,再開一次聯席會議,在會議席上,孫先生主動提出,把總統的名義讓給楊衢雲。在會前都已說妥了的,因而會議表決,也無異議,就這樣化解了首次起義之前的一場人事危機。

按起義計劃:楊衢雲率香港會黨三點會人眾約三百人,於十月二十五日晚到達廣州。

十月二十五日,除香港一路外,其餘各路人眾都已先後分批集中廣州。二十六日黎明,各隊首領都齊集總機關討取命令口號,准備大舉。但香港一路始終未見到達。正詫異時,孫先生持楊衢雲來電說:“香港隊員改遲二日才能出發”。眾人大為驚訝,立即聚議辦法。陳少白以為期屆而不能舉動,事必外洩;並且二日以後港隊能否即來尚未可知。冒昧發動,恐遭失敗。不如暫將各部遣回,俟另作調度再行動作。並電楊衢雲阻止港隊勿來。不幸機密洩露,陸皓東等五人先後被捕。

原來當孫先生決定改變舉義時間不久,清吏即已自不同方面獲得情報,這些情報是先後到達兩廣總督衙署的,但各個渠道的情報內容紛歧,只有一點是比較集中而相同的,即醫術超群的孫文,孫逸仙名列黨魁!這使粵督譚鍾麟深感意外,未即置信。但接二連三的情報使他不得不下令,加強防範並採取行動。

十月二十六日重陽節。廣州官廳加強巡邏,各地戒備更嚴。孫先生仍起居如常,按時與興中會員區鳳墀一起去參加一位牧師的娶媳喜宴。途遇探勇多次,區氏頗感驚異,不解何故,但孫先生始終鎮定談笑自若。

當孫先生致電阻止楊衢雲隊伍前來時,即告陳少白迅速離粵赴港,以免被清吏發現一網打盡。陸皓東被捕後,孫先生即令部眾逃避。只留鄭士良和他本人督飭少數人隱藏武器,親自給各地方寫電報,通告省城內各主要同志燒毀重要文書,清掃總機關後,才從容不迫和鄭士良離開。鄭士良後來對日人宮崎寅藏一再說:“我真的非常佩服孫先生的氣概、見識和度量。至於他的膽量,一直到廣州起義失敗時的舉動,我才知道”。“他這種全身是膽的沉著,的確是難能可貴,我起初非常著急,並曾想溜之大吉。但見他泰然的舉動,而竟忘記了我本身的危險”。

廣州起義不幸功敗垂成,所幸孫先生安全脫險,先到澳門,然後轉往香港。興中會會員的英勇果敢、視死如歸的精神充分表現了出來,陸皓東的慷慨就義,就是一最令國人景仰的典範。

當起義計劃突然改變,廣州市面謠言紛起。陸皓東寓所原甚安全,但他顧慮雙門底總機關收藏的會員名冊,深恐被清吏搜獲,按冊捕人,將無人幸免。因此,他不顧友人的勸阻,甘願冒生命危險,前往雙門底將名冊取出焚毀滅跡。就在這時省河緝捕統帶李家焯率領弁兵洶洶來臨,陸皓東當即被捕,但一切名冊已被焚成灰燼。

當南海縣令李徵庸提訊陸皓東時,叱陸跪下,陸皓東不為所屈,慨然索紙筆認供,振筆直書: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還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汙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荊榛滿目,每一念及不知涕淚之何從也。

“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還粵,恰遇孫君,客寓造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為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汙吏,劣紳腐儒,靦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恩厚澤,即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賤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食誰之毛?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為恩澤乎!

“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為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起者而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陸皓東在縣衙堂威壓力下,手寫這一文件,嚴正激切痛斥滿清朝廷及為虎作倀的漢奸官僚的種種罪惡,淋漓盡致,不留餘地,且內容引據經史及時事,簡明扼要,有條不紊。他沉著鎮靜,視死如歸,從容就義的堅毅精神,真可謂泣天地而驚鬼神!

陸皓東被審訊中受盡酷刑,但仍堅貞不屈,大義凜然。十一月七日(農曆九月二十一日)慷慨就義。被孫中山先生譽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犧牲者之第一人”。

 

 

一九○○年惠州第二次起義

 

一八九五年十月廣州首次起義失敗後,孫先生亡命海外。一八九六年十月,孫先生在倫敦蒙難,被恩師康德黎極力營救脫險。孫先生倫敦蒙難出險的消息,不僅占據了十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英國境內各地報紙的重要篇幅,即美國的《紐約時報》也以顯明地位刊載這一新聞。孫逸仙這一姓名,就在這時藉電波傳播於全球的各地各國。

孫先生看到英國報紙對於他的有關記事和平論中所表露的同情和關切,非常感動。他立即致書各報申謝英國政府及報紙援救的盛情:“予於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義,素所欽仰,身受其惠,益堪徵信。且予從此益知立憲政體及文明國人之真價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謀吾國之進步,並謀所以開通吾橫被壓抑之親愛同胞乎”。

這是孫先生在重獲自由後,向世人所做的公開誓言。後來的事實演變證明:“有志竟成”!

一八九九年,孫先生決定再次舉行起義。這時宮崎寅藏將啟程赴香港,行前二人認真討論了應採取的戰略。孫先生因上次廣州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再不能直接在廣州舉事,不如先選定一靠近海口的地區,作為聯絡同志的發軔之處。因為當今有志者到處都是,不愁沒有同志,只恐不能選定合適的發起點。只要有了起點,即如置一星火於枯木山林,不必憂慮其不擴大焚燒。

宮崎主張:取江蘇海州作起點具四項優良條件:(1)在魯豫蘇三省交界處,可招三省二三萬眾。(2)接濟軍火之道便利。(3)不近通商口岸,可免各國藉口牽制。(4)可掌握運河、切斷漕米北運,制北京的死命。孫先生回答:十餘年前即曾考慮取道海州,且曾到當地盤桓七八日細看海口形勢。但再三考慮: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在海州,進取、接濟的便利與廣東相同,但聚人則毫無把握。而萬端仍以聚人為第一著,故他處雖有形勢並便利接濟,而我心仍不能捨廣東。孫先生最後結論:廣東省惠、潮、嘉三府地方,人民十之八九已入反清復明會社。人亦最強悍,官府不敢追究。此地可作起點地區,且與臺灣密邇,便利接濟軍火。因此孫先生建議宮崎這次到中國,務宜留心此地。

一九○○年六月及七月,孫先生兩次乘輪經過香港時,即在船邊小舟與陳少白、謝纘泰等商定惠州起義大計。為把握時機,積極進行各種准備活動,在神戶、大阪等地密購兵器向香港運送,以加速進行惠州起義計劃。

是年七月二十六日,容閎、嚴復等在上海舉行國會,宣布不承認縱容義和團對外宣戰的混亂滿清王朝,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八月九日,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另支在安徽大通舉義。八月十四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與光緒帝倉皇出奔西安。中國頓成無中央政府狀態。同日,英軍二千人登陸吳淞,擬進占上海,德、奧諸國大軍又在東來途中。國勢危殆,莫此為甚。如何收拾殘局、避免戰禍擴大並延長,為國家人民保存若干元氣,是當務之急。孫先生面對中國已無中央政府狀態的新情勢,燃起新希望新救亡方策:滿清王朝已瀕臨不推自倒狀況,土地人民則為中華民族所共有,絕無供作清廷殉葬品之理。“東南自保”局勢既已形成,兩廣獨立計劃仍有可能──惠州起義即其起點,容閎等復在上海召集國會。凡此種種,如能因勢利導匯成一體,至少半壁河山仍因此維持和平安寧,蒼生元氣也可獲得保全。這在當時不失為避免戰火蔓延至華中華南各地、不使瓜分慘禍出現的一種方法。

當孫先生心懷這一新希望新方策,自橫濱前往上海籌劃一切時,一項與他這一方策完全背道而馳的“祕策”,竟在一直投身孫先生革命事業的日本友人中形成:他們在門司商定,即由內田良平等挑選決死隊四十人前往上海、南京、武昌謀殺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內田良平等以為清帝後既已出亡,這“三傑”中一人或二人如被殺死,長江流域必起動亂,革命黨即可乘機起義。山田良政自告奮勇前往刺殺劉坤一。內田良平以為這一“祕策”必得孫先生欣賞。但完全出乎他們意料的是,當神戶丸號駛經門司,平山周等登舟向孫先生報告時,孫先生非常強硬地表示堅決反對。孫先生說明:“這是險著危道!萬一失敗,君等固自身敗滅,我革命黨也隨之滅亡,千萬不可行”!平山周、內田良平、山田良政再三努力勸說,孫先生始終不為動搖,堅持反對立場。內田良平等只得終止一切原訂計謀。

孫先生這一嚴正立場,說明革命與擾亂完全不同。革命是順乎天應乎人的神聖事業。不可反其道而行:殺害當時華中華南人民生命財產賴以保全的李、劉、張三總督。如其中有任何一人被殺害,必致引起更大的動亂,列強即可藉口保護商人生命財產而進軍。擴大戰火於長江流域,損傷我蒼生國族命脈。孫先生倡導革命原為救人救國,而為國族多保存一分元氣,即可為復興民族增一份力量。當各國聯軍進占北京,黃河流域戰火遍地,長江珠江流域幸得李、劉、張三總督一力擔承“不奉亂命”,形成“東南自保”局面,中國文物經濟的精華至少有一部分得以避免被破壞。任何有見識的中國人,對於這一局勢顯然只可因勢利導加以維護,豈有恣意損毀自傷元氣之理?

在此之前,山田良政曾攜日本有關人士函件前往臺灣,拜會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兒玉即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致函孫先生願予協助。孫先生即於九月二十五日自神戶乘“臺南丸”經馬關前往臺灣。清藤幸七郎、山田良政等同行。九月二十八日抵達基隆轉赴臺北。

孫先生赴臺之前,曾商得菲律賓革命軍代表同意:先行借用菲人在日所購軍械彈藥。不料宮崎寅藏准備前往提取時,發現原經手人中村彌六舞弊且偽造文書,實際上並沒有械彈存藏於大倉商店。以至宮崎無從運送。孫先生得訊大失所望。

孫先生到達臺北七日,惠州義師因聞滿清兩廣總督調動軍隊有進行圍攻企圖,不及等待正式發動命令,即於十月六日先發制敵,聲勢壯大。十月二十一日,孫先生自臺北寄函犬養毅:“十月六日,鄭(士良)軍起惠州,前經電達。自起事以來,連獲勝利,所向無敵,勢如破竹,今已據有惠州,為進取之地。此外陳軍起海豐、陸豐而進取潮、嘉二州。吳君(羲如)起香山、順德二縣進迫廣東省城,以牽制清兵。史君(堅如)起江西,以窺梧州、肇慶。鄧君(蔭南)起陽江陽春,而據高雷等府。清兵處處敗北,吾徒人心大振。惟草創之初,百事未備,徒手奮起,銃炮彈藥皆從清兵奪來而用。初未嘗如他人有資材數十萬而用之也,所恃者人心勇敢而已”。“吾徒人心雖勇,而兵器彈藥尚乏接濟之源,久恃非計。敢乞先生一為盡力遊說政府:為吾人借一臂之力。若今得洋銃萬桿、野炮十門,則取廣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廣州既得,則長江以南為吾人囊中物也”。“貴政府若濟弱扶危,則各物可從臺灣密送。文當盡劃一切施行之策,可保無虞”。

孫先生這一手翰中記述義師勝利情形,並沒有誇大,由事後滿清署理兩廣總督德壽的奏報中得以證實。

當惠州各屬(惠州府十州縣地方,已有六縣為義軍所據,且迫近府城),義軍連戰皆捷時,日本政府正在改組。伊藤博文第四次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加藤高明擔任外務大臣。不久即宣布嚴格禁止日人與中國革命黨往來。取締武器祕密運送。

兵器彈藥接濟無著,惠州起義頓時轉入危局。孫先生以“全軍為上攻城次之”的兵法原則以保全人力為急務。山田良政自告奮勇前往軍中傳達命令,孫先生手書:“政情忽變,外援不可恃,即至廈門,亦恐無能為力。軍中之事,乞司令自決行止”。

山田良政乘船至香港經海豐,十月二十日抵惠州,轉至前線。時鄭士良全軍正坐待孫先生的接濟。不料竟得這一失望消息,士氣頓挫。於是,鄭士良集合各統領會議,商議決定:鄰近服從的鄉民先各自解散,持有洋槍的一千餘人,向預定的目的地轉移。

鄭士良率部轉進,糧食不繼、彈藥匱乏。前行之橫崗為清軍所扼,不勝,鄭士良惟有解散部伍,化整為零,保全人力,再圖捲土重來。不幸,山田良政因迷路殉難。這是為中國國民革命犧牲性命的第一位日本友人。一九一八年,其胞弟山田純三郎從惠州埋葬山田良政的地方帶回一抔黃土,葬在家鄉。次年九月,純三郎又擬在家鄉弘前菩提寺為其兄建碑,孫中山先生特為書寫紀念詞。讚之曰:蓋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以君為首。民國成立七年,君弟以君骨歸葬,今復為君泐石以示後人。

一九○○年是中國近代史、也是國民革命史上關係重大的一年。興中會高舉義旗攻占惠州所屬多數縣境,不幸國際形勢變化,軍火未能及時接濟,功敗垂成。然而再接再厲勇敢犧牲的精神,引起中外人士刮目相看。正如孫先生自傳所指陳:

“經此次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一八九五年廣州之役),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

“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加以八國聯軍之破北京、清帝後之出走、議和賠款九萬萬兩而後,則清廷之威信已掃地無餘,而人民之生計從此日蹙。國勢危急,已岌岌不可終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

 

 

一九七年五月黃岡第三次起義

 

一九○七年,日本政府因清使楊樞要求,二月十七日命令早稻田大學及中央大學開除與同盟會有關的中國學生三十九人。同時通知孫先生即日離境。

一九○六年,三湘會黨哥老會推舉龔春臺為大哥,以忠孝仁義堂為最高機關。發布檄文,舉行萍醴起義。檄文內容深受同盟會宣傳的影響。軍事上固不幸失敗,而民氣的激揚已不可復抑。孫先生認為時機不可失,即遣黃興、汪精衛等分途出發活動。孫先生旋即與胡漢民等離日本赴安南。孫先生等到達安南後,即電西貢同志曾錫周及巴黎張人傑資助起義軍費。

黃崗位於廣東東陲,屬潮州饒平縣,商務繁盛,是閩粵交通孔道。許雪秋一九○七年二月十九日謀在潮州舉義未成,囑諸同志准備等待後續命令。黃崗同志余既成、陳湧波因設總機關於黃崗鎮內。三月中旬,許雪秋派人來告:擬合海陽、揭陽、惠來、饒平、海登各縣義師同時並起。陳湧波即往汕頭領回款項軍械,分貯各同志家中,並趕造各種旗幟。不意被潮洲鎮總兵黃金福偵知,捕去同志二人。五月初,余、陳至香港向胡漢民報告,擬即舉義。胡漢民囑咐等候孫先生命令行動。黃金福又增兵示威,黃的偵探更藉勢橫行。各同志迫不及待。適余、陳由汕頭攜款回來,即決定五月二十二日夜發難。屆時,黨人七百餘人都聚居距黃崗三里處,由主盟人余永興誓師,並宣布軍法十條。旋即分途進攻各衙署。主力集中攻協署,陳湧波在署外縱火,火光沖天,軍威大振。清兵不敵,一部分交械投降。若干領兵官被誅。義軍占領黃崗,即公舉余既成、陳湧波為臨時正副司令,在舊都司署成立軍政府布告安民。這是孫先生一九○○年領導惠州之役後再一次在廣東起義。

清援軍趕到,義軍苦戰,黃崗存糧只夠一日食用,各屬又無響應。五月二十七日,余既成、陳湧波及許雪秋再三會議,不得已只有宣告解散。孫先生稱之謂“此為予第三次之失敗”。

 

 

一九○七年六月七女湖第四次起義

 

孫先生認定惠州戰略地位重要,如惠、潮兩府同時並起,清軍勢難兼顧。潮州既已先行准備,因又派僑寓南洋前曾參加一九○○年惠州之役的鄧子瑜、黃耀庭及著名綠林豪傑余紹卿各回本處發動。余紹卿、鄧子瑜到香港機關部領得款項後,即因當地警察注意,不往惠州,倉促回到星洲。鄧子瑜遂奉命擔負全責。鄧聞黃崗起義訊,立即分派同志集合會黨,企謀響應。原擬在歸善(後改惠陽)、博羅、龍門等處分三路起義。嗣以博羅、龍門會黨集合不易,乃即號召一百數十人集中七女湖,單獨發動。六月二日,鄧子瑜、陳純即在這距惠州府城二十里處舉義。當地營勇反抗,盡被義軍繳械。連日分攻各地得手,聲勢大振。粵都急調各地軍隊馳援。義軍攻勢極銳。清巡防營管帶洪兆麟率部來攻,義軍自山上邀擊,洪中槍墜馬,所部死傷甚重。另兩股清軍作戰也不利。省城震動。粵都急調黃崗清軍增援。鄧子瑜聞黃崗失利,各處無響應,所部彈藥又告缺乏。六月十三日,因令部屬將槍械埋藏地下後解散。鄧子瑜、陳純先後走香港,被勒令出境。孫先生稱:“此為予第四次之失敗也”。

 

 

一九七年九月欽州第五次起義

 

一九○七年春,粵吏創辦欽、廉兩府糖捐,徵稅極重。孫先生特派同盟會會員關仁甫、劉梅卿等前往宣傳鼓動。人民因群起反對,紳耆代表乞求官府免除,盡被囚禁。鄉民大憤,聚眾抗捐,並組織鄉團,衝入城內,救出被囚禁人員回家。地方官不能制。粵督大驚,急派郭人漳率防軍三營,新軍第二標標統趙聲率新軍部隊一營、炮兵機關槍各一隊,合共二千人,又電請廣西派兵三營,馳往鎮壓。孫先生在河內聞訊,急派革命黨人前往聯絡主持抗捐的團紳,說以革命大義,勸與革命黨一致行動。並派胡毅生入趙聲軍(趙為最熱心革命黨人),並聯絡向與黨人交通的郭人漳。且囑趙、郭無與鄉團互相殘殺。不幸消息傳達遲誤,郭仍進攻,鄉團及人民死傷甚眾,主持人陣亡。孫先生聞訊,又派黃興、王和順分赴欽州廉州,重約大舉。郭、趙兩人都同意:如有堂堂正正的革命軍起,必反戈相應。孫先生即忙於分派人購械及延聘法國退伍軍官,擬約期進占防城一帶。祗以購運軍械輾轉需時,王和順以事機成熟,迫不及待,即於是一九○七年九月一日率革命軍三百人於欽州王光山起義。起義之初,王和順即以“中華民國軍南軍都督”名義,公告起義宗旨:“從孫文先生遊,得與聞治國之大本,始知民族主義足以復國,未足以強國,必兼樹國民主義,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根本,掃專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憲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使四萬萬人無一不得其所。自守此主義之後,驅除之志愈切。今者以孫文先生十數年之經營民黨勢力日益充實。虜廷罪惡既已貫盈,革命之軍,風起雲合,義旗一舉,四方響應。本都督適於此時統率義師,誓當與我國民,以驅醜胡,以立新國”。

義旗所指,大破清軍。安南法蘭西新聞論述有云:“此處革命軍不知用何戰術,能一戰而去敵兵四分之三,可稱奇捷”。九月四日,攻破防城,誅清吏知縣。各村鄉民攜械從軍的一萬餘人。當晚全軍出城進取欽州,虛圍州城,以誘清兵來救。九月十日全軍改趨靈山,攻城不克,全軍向廉州退卻,糧餉不濟,十七日退入十萬大山。孫先生稱之“此為予第五次之失敗也”。

 

 

一九七年十二月鎮南關第六次起義

 

防城之役以後三月,孫先生又發動鎮南關武裝起義,且親臨前線參加作戰。

鎮南關是中國與安南邊境間的要塞,炮臺三座都建築於高山上,形勢非常險要,故法人稱之為“第二旅順要塞”。孫先生原命王和順指揮,祗因他的活動地區向在廣東廣西邊境,極少在這一地區工作。孫先生因改命黃明堂、李佑卿為鎮南關正副都督,何五為支隊長,集合義勇團一百餘人,於一九○七年十二月一日晚,繞鎮南關背而實施偷襲,守兵猝不及防,兩炮臺即被革命軍占領。最後第三炮臺稍被義軍射擊,也告失陷。河內法文報紙記載這事指出:“此次革命軍,有如一般革命軍,囑望他方的助勢過大,少壯氣盛,急欲實行其主義之弊害,又大將雖多,士卒太少,也是他們的缺點”。即指義勇團不過一百餘人,指揮官除黃明堂等三人外,孫先生、黃興、胡漢民、胡毅生、池亨吉(日人)、法國軍官一人、另革命黨十餘人。革命黨主幹都集中於此,是前所未有。

孫先生與黃興、胡漢民等,在十二月一日通宵不能入睡,以懸慮鎮南關起義情形不知如何?翌日早九時,接到捷報,眾人都大喜悅。不久第三次捷報電報又到,於是孫先生決定於三日起程往前線。池亨吉因遊戲自高處跌下,傷左肩,臥床休息。孫先生為他診視後,他堅持不顧一切,決不失去這一“為中國革命的目擊證人”的千載一時的機會。縫衣師急來為他縫製軍帽軍裝。孫先生旋又派人至安南總督府陳送一誠懇書信,鄭重申明對於河內一圈官民毫無敵視意。眾人都忙於分辦事務:接待訪客、收取各方來電報郵信。如日本同志電報:大阪朝日新聞刊載革命軍消息,非常有力,材料豐富。

十二月三日早四時,眾人會集食堂,共斟離別酒。自橫濱以來即隨同照顧孫先生生活的陳粹芬女士,在起義前即忙於擔任印刷檄文。她個性雖剛毅,也不堪別鳳離凰之悲,於孫先生啟行時,流露眼淚。六時,孫、黃等一行十人抵河內車站,不久即乘火車過紅河橋。車廂內沒有其他乘客,故孫等可縱談一切。孫先生自到河內,為避免引起清吏或法人注意及干涉,即幽居隱所,足不出門。以致運動不足,發生劇烈的胃病。如今追逐於大丈夫得意希望,突破稻麻重圍,乘車疾馳於荒漠的大原野之中,於新鮮的曉氣中,恣意呼吸。其沉沒寡言的性癖,也忽然一變,至於忘我,與同座的池亨吉喋舌多辯。孫先生說:

“我只有一個宿望,就是入中國帝國最南角的鎮南關,懸軍萬里,旌旗堂堂,貫通中國帝國的中腹,而出中國帝國最北角的山海關。一出山海關,則即可送卻愛新覺羅帝的末路了。蓋戰破滿洲或彼遁竄,非脫出此重關門不可。今日宿望的前半,行將告成。其後半的成就,尚不知在於何日。唉!尚不知將於何日”!

孫先生痛快淋漓說完,就哈哈地笑了一番。池亨吉將這些話譯述給同行的法國軍官,也不禁為大呼三聲“快哉”。

十二月三日午後二時,孫先生等一行抵越西鐵道終點同登站。由此步行約二十分鐘即到文煙鎮走入一個名叫南和的農家休息。不久那模村的將卒數人跑來迎接。先報告鎮南關戰況:革命軍占領直上山巔三個炮臺。鎮南關本營,清軍主將仍率兵死守,等待龍州援軍。

孫先生等到達南和家中與革命軍將卒商議,久不能決。胡漢民因厲聲地喊道:

“快前進啊!必須在日沒以前,先達山巔,如果能夠藉著殘陽,即可照準敵營連射數炮。如果今日不上去,天下的事就難定了啊”。

法國軍官接著說話,由池亨吉譯述給孫先生聽:

“遲疑就是失敗之母,超越阿爾卑斯山而立圖意大利者,就是拿翁式啊!中途長議,徒廢時間,這在法國兵法上是沒聽見過的”。

這兩人的話剛說完,眾人比觸電還快,疾速向那模村前進。池亨吉且吟七律詩一首:

感來意氣不論功,魂夢忽驚怔馬中。

漠漠東亞雲萬疊,鐵鞭叱詫厲天風。

眾人騎馬前進,在沿道右方,見有突插雲表的奇峰,高出海面約三千餘尺。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中,法軍精兵不能奪得這雄關,被法人稱作第二旅順要塞。如今卻有鮮麗無比的三色革命旗與無數軍旗,勇武地飄揚在要塞上,夾於連峰之間,甚是壯觀。騎行約四十餘分鐘,漸近那模村,進入何五隊長的隱密室。晚飯後繼續前行,道路巖石磊塊,荊棘叢生。大眾摸黑前進,夜九時,到達第三炮臺石門,相距三百尺的第一臺,響起悲壯的軍樂,那模黨領袖黃明堂出迎,大家進入要塞,臥睡於木板或草堆間稍息。

十二月四日破曉,孫先生檢視有各種口徑大炮十門、彈藥約數千發。早七時,法軍官即開炮,第一彈即落至四十米突的清軍攔關塞,鳴動山嶽。彈著點準確,立斃清軍六十餘名。八時起,所有大炮一齊發射,交相轟擊,以示威力,期使敵人降服。果然不到一小時,陸榮廷密書送來,歷述對革命軍早已同情:

“今回見於君等之起事,雖以為無力,但在君等之後有如孫逸仙者之大豪傑策劃一切……我等聞此,以前之視君等為無力之輕視,盡冰釋矣。尤其今朝來蒙到猛烈炮聲,是即認為孫統領親自臨陣,極操縱之妙矣。今知機會已到,我等願投君等之麾下”。

大眾以為這不過是陸榮廷詐降緩兵之計。不於理睬,繼續射擊。胡漢民建議立即下山,孫先生說:

“我不願下去!因為(1)、我十多年沒有踏過中國的土地,我現在踏在這個山上覺得很高興,簡直捨不得下去。我認為我們在這裏總是有辦法的。(2)、我們數十人敢占炮臺,就是清守兵希望我們來,要是我們走了,這個炮臺不是馬上就失守了嗎!”

胡漢民堅持:守臺人數有限,補給不足。一切坐守殊無必要,如我們下山,守軍以為我們一定去想方法為他們策應的。孫先生只得同意下山。

十二月七日夜,清軍分兩路進攻革命軍,戰鬥異常激烈,由是夜戰至八日申刻,清軍援軍趕到,革命軍遂退至鎮南關南側。壘南即屬越境,清軍不能過界。革命軍眾寡不敵,故仍失利,孫先生稱之為“予第六次之失敗也”。

黃興憶述當時戰鬥情形有云:

“我也拿著槍射擊,命中得不錯,可是我只能用槍打。孫先生和我們一同持槍作戰,因為他是醫生,當出現了傷員,就在附近進行搶救,他兩者兼顧,忙得不可開交。加之這個炮臺缺水,傷員需用的水,也由孫先生到幾百公尺以外的溪谷裏去取。所以他是最忙的一個人”。

實地參加這一戰場的池亨吉,作為中國革命的歷史見證人當時即肯定:“鎮南關的事變,並非容易的事。所以可不必問其成功如何?可以視為在南清方面,革命運動舉行真的血祭,還是初次,與從來各方面所峰起的暴動,其面目完全不同。孫逸仙在初次陣中,亦親自參加,自己站在頭陣執著司令旗。所以這次鎮南關的戰役,實在是中國革命的分水嶺。其左所流著的可以稱之過去的革命准備時代,其右所流著的,乃是將來的革命實行時代。或者可以毫不躊躇稱為革命的勝利時代”。

 

 

一九八年三月黃興進攻欽州第七次起義

 

孫先生離安南時,特將經營滇粵桂軍事,交黃興、胡漢民繼續主持:一面再入廣西省欽州、廉州以圖集合當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雲南屏邊縣東南的河口鎮,以圖進取滇省。河內機關部自法商購買盒子炮(又名駁殼槍)一百數十桿,再由香港購得子彈炸藥等,由河內西安輪船買辦彭俊生、黎量餘等潛運至海防,交劉歧山設法送至中越邊界。黃興組織民軍兩隊,計二百餘人,半數持長槍,其餘挂盒子炮。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黃興率黎仲實等二百餘人出發,高舉青天白日旗、吹軍號,列隊過東興附近之大路村繞道進攻欽州。法國守兵未加干涉,甚至鼓掌相送。到達我國境後四處張貼“中華民國軍南軍總司令黃”安民告示。首先擊敗清軍兩營於小峰。不意這批清軍屬郭人漳部,舉事前黃、郭原有聯絡,今以不知為郭軍,致起衝突。於是郭以黃有意失約,因派全軍與黃為難。四月二日,兩軍激戰於馬篤山。黃命一部出繞左道,攻清軍後方;一部從右攻其側面,自率主力從正面猛進,擊斃敵兵八十餘人。郭軍三營全潰。郭的軍旗與坐騎都為革命軍所俘得。黃即使人送還其軍旗,並告語:“君與吾黨主義,本表同情,徒以誤會而致相戰,已屬不得已之舉。軍旗關係君之責任綦重,故特奉還,聊補缺憾,而申友誼;馬則暫請相賜”!黃興威名從此大著。祗以彈盡援絕,率餘眾退回安南。

這一戰役以後十五年,即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孫先生對廣州各軍將領演講:“諸君都曉得黃克強的威名,是從欽、廉革命起的。他在安南到處買槍,東湊西湊,然後才得了雜槍二百多支,每支所配子彈也不過二百發。他帶了這點武器到欽、廉,便和清軍作戰。後來雖然失敗,但是他奮鬥的精神很大,實在令人佩服,所以他的威名便大震”。一年以後,即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二月,孫先生對駐粵湘軍官兵演說又提及此:“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克強,他有一次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照這一次戰事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像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像這樣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足見孫先生於這一戰役印象特別深刻,故一再作為革命軍模範事蹟提出來。孫先生稱之“此為予第七次之失敗也”。

 

 

一九八年四月雲南河口鎮第八次起義

 

欽、廉之役甫告結束,同年四月二十九日,黃明堂又奉命起義於雲南河口。

河口位於滇越邊界,是紅河最扼要處,為滇桂各要地的往來孔道。清廷在此設置督辦,派重兵駐守,與對岸越南的老街嚴密設防情況相同。革命軍一百餘人潛伏於邊界,另二百人散布於鐵路一帶假裝工人活動。暗約清軍反正投降的也日眾。祗以河口原屯重兵,革命軍未便輕動。不意清諜偵知革命軍指揮人黎仲實等八名寓所,竟誣為劫案,請法吏拘留。胡漢民在河內聞訊,急催黃明堂等迅速舉義,即於四月二十九日晚發動。清軍一部分先降,其餘仍對抗。清督辦初督隊力戰不卻,後又詐降。被其部署誅殺,其餘眾均解甲。四月三十日,河口遂被革命軍占領,獲得四炮臺及槍支一千餘、子彈近十萬發。革命軍紀律嚴明,保護外國人。法文報紙極加稱讚。胡漢民以降卒多,一時難以變化其素質,惟有請黃興來統全軍。五月三日,黃明堂率部占領雲南新街,進攻蠻耗、蒙自。黃興於五月七日抵河口。十一日乘火車往河內擬與胡漢民商討一切,不幸車到老街,法警誤以為日人,即予扣留送回河內。經胡漢民營救獲釋。而清吏要求驅逐黃興出境,法人竟同意,致軍隊無人統帶。

孫先生在新加坡欣聞欽、廉、河口捷報,充滿希望:以雲南省一起,欽、廉無後顧之憂,可以長驅進取,而東路惠、潮之義師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響應,如是則南七省大局可定;此時北軍必可起於燕齊;中軍必可起於吳楚。孫先生數年以來計劃可告實現。而當時的關鍵在於金錢缺乏。孫先生雖多方努力,尚未籌得。

五月二十六日,河口革命軍守侯一月餘,統帶人與餉糧均無消息,而清援軍已增至十倍。革命軍難以支持,被法兵繳械後由法人依各人志願送往新加坡。由孫先生募款安置。兩個月後胡漢民也被迫離開安南。這是孫先生“第八次之失敗”。

 

 

一九一年廣州新軍第九次起義

 

自一八九五年廣州首次起義,以至一九○八年雲南河口之役,不論是孫先生直接策動領導,或由華興會、光復會發動,先後計共十四次。每次武裝起義的主力都是祕密會黨分子。雖早在一九○五年初,留歐學生即向孫先生建議:應改向新軍活動,且湖北革命黨人已投入新軍滲透宣傳。陳天華在日本也力言及此。惜孫先生與黃興等無法入內地與新軍接近,致迄未能實行。一九○五年河口之役失利以後,孫先生與胡漢民檢討得失。胡指陳:“河口失敗,絕不能以軍費不給為解,其初已呈弱點。及克強(黃興)被逐出境後,該軍更無勇氣前進,縱得多金,亦無益於事矣”。胡因與孫先生計劃今後進行方略。胡以所經驗證明會黨首領的難用,與其眾烏合不足恃,謂當注全力於正式軍隊(新軍)。孫先生答復:“會黨性質,我固知之,其戰鬥自不如正式軍隊;然軍隊中人輒患持重,故不能不以會黨發難,諸役雖無成,然影響已不細。今後軍隊必能繼起。吾人對於革命之一切失敗,皆一切成功之種子也”。胡漢民又說:“先生所言,不啻革命之哲理,黨人自應有必收最後勝利之確信。余察軍隊中標統(團長)以上官,往往持重,其部隊未有革命之思想,則更無怪其然。軍隊運動,宜注重於連排長以下”。孫先生深以為然,於是密下數令於黨員分負任務。這是革命戰略政略一大轉變。

自一九○一年,清廷命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天津附近小站督練新建陸軍,國內開始有新軍,其他各省也先後實行。一九○四年廣東也奉命練常備新軍兩鎮(旅),先設一鎮,選巡防營精銳編成,即以趙聲統率教練。新軍軍官多為廣東陸軍速成學堂及虎門講武堂學生,多具革命思想。其中且有由安徽新軍南下改換姓名投軍的,如倪映典原名炳章即一例。當時趙聲已被解除軍職他去。倪因炮兵營大多是皖人,故部勒甚易;且藉趙聲原在新軍威望,繼續經營。當趙聲初解軍職時,胡漢民特往香港與趙會晤。趙力言:“民軍既無訓練,缺乏戰鬥力,簡直不中用。非運動新軍不可。以投身新軍的人往往有真正想救國家的,連秀才舉人也有投到新軍裏當兵的,可見一般”。胡到新加坡後即將在安南經驗與趙聲意見報告孫先生。孫先生同意,即於赴歐美前命胡漢民於一九○九年三月赴香港,策應廣州新軍運動及擴充南方黨務。胡漢民以同盟會香港分會為基礎,設立一《民生書報社》,廣收同志。又在廣州設分機關。是年在粵港兩地加盟的約二千餘人,其中倪映典所屬新軍兵士居大多數。

同盟會南方支部為籌備新軍運動,特派同志在廣州城內設立機關。並派朱執信、胡毅生運動各地民軍。各處會黨由支部與香港分會同志分途接洽。籌備就緒,倪映典請南方支部電趙聲南來主持。趙得訊即由江蘇鎮江故鄉啟行。廣東新軍聞趙到,歡聲雷動。於是協議定於一九一○年二月十日舉義:胡毅生率會黨攻城,倪映典督新軍夾擊。不意興師期近,胡漢民籌款未果、胡毅生以內地民軍彈藥缺乏。商主展期至二月二十四日(即舊曆庚戌元旦)。時黃興、譚人鳳都已自東京來港,主張“期已定,不應輕易”。而支部遲遲尚無發動意。廣州新軍目兵收藏的“保亞票”(入會證)已有洩露。黃興又催胡漢民以“令出難收”應按期起義。倪映典也到香港報告:“軍心已蠢動,延期太久,勢將不可收拾”。眾人商議:舊曆元旦決來不及,最早也須舊曆正月初六。不料後令尚未發出,廣州事已發動。

新軍與廣州巡警素不和睦,舊曆大除夕,一新軍士兵為印刷名片規格價值與商人爭論。巡警干涉,引起與新軍衝突。新軍即於舊曆元旦集中入城,搗毀警所毆斃巡警以洩憤。清吏俟新軍退去後,即令關閉城門,並下令取消官兵年假。官兵不滿鼓噪,又有人喊叫巡警隊來攻營。新軍第一標當全體嚴裝持械出營。協統逃入城內揚言兵變。水師提督李準聞訊,馳往彈壓。新軍大呼:“我們是革命黨,若你不降,就請決戰”。李大驚,退回城內,與粵督及駐防八旗兵運炮登城防禦。

倪映典時在香港,聞訊急馳返廣州軍中,已是舊曆正月初三日晨。見狀長嘆:“半生心血,敗於一朝,若守師期,君等必無噍類”。即擊斃第一標管帶齊某宣布起義。眾推倪為司令,與李準部激戰於城外。倪著蘭袍,手持大紅日光旗指揮,目標顯著。不幸被清兵炮擊中陣亡。司令既逝,群龍無首,軍心大亂,外援不及來。經營數年的起義,一旦即此失敗。孫先生稱之“此吾黨第九次之失敗也”。

 

 

一九一一年廣州“三‧二九”第十次起義

 

一九○八年秋,光緒、慈禧相繼逝世,三歲小兒溥儀稱帝,清廷威勢更加墜落。

一九○七、八年,革命黨以越南作基地,在滇粵桂邊區連續四次起義,孫先生且親臨鎮南關戰場。都因經費不足,軍火餉糧短少,未能成功。孫先生深信“失敗是進步之母”銘言,檢討多次失敗原因,吸取經驗教訓:今後大舉必先籌款,使餉械可以敷用。故兩次前往歐美向外商及華僑籌措借款或募捐。一九一○年國內民變兵叛不已,人心動搖不安已極。孫先生為把握時勢,是年夏,自美國經檀島化名潛入日本,與黃興及同盟會主幹祕密會商。旋赴新加坡將同盟會南洋支部遷移檳城,即約黃興、趙聲、鄧澤如、胡漢民與東南各省同志前來。是年十一月十三日,舉行祕密會議。

檳城會議時,孫先生提及捲土重來計劃,再三申言:時機緊迫必當為破釜沉舟之計,且主張再發於廣東。黃興、趙聲都說餉械難籌;以非有款十萬元,不能為功。孫先生極力表示負責籌措。當決定:廣州得手,即以黃興率一軍出湖南趨武漢,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至於這次大舉,仍以新軍為主幹,並擇同志五百人為“選鋒”(即敢死隊),擔任首先發難,引導新軍行動。

會議完成後,孫先生原擬親往英屬荷屬各殖民地向華僑籌款,不料英海峽殖民地政府竟限令孫即日出境。孫先生祗得離檳城乘輪赴歐美。改由胡漢民、鄧澤如等同往新加坡等地勸募。

黃興於檳城會議後,先往仰光將雲南起義事委託呂志伊獨立籌劃,並約同時並舉。旋仍至新加坡,得知預算英屬各地五萬元,今只得一萬元。現時勢已迫,如英屬不能足額,全局瓦解。即向鄧澤如說:我惟有決心行個人主義,步汪精衛入北京暗殺的後塵。言畢淚下。鄧當即安慰說:我們所求未能滿足,然各地同志的熱心仍未稍懈。因勸黃興同往各地籌款。黃同意。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八日,黃興在馬來亞籌款有著落後返香港,向趙聲等宣告這次愛國僑商毀家紓難義舉詳情,各同志無不奮勵激發,勇氣百倍。旋又得訊:兩廣總督張鳴歧,新委任蔣尊簋(浙江人)為新軍協統,陶茂榛(湖南人)為新軍標統,他們都是革命同志,與黃興、趙聲感情尤好。其他革命同志得為管帶、隊官的數人(這些人都是日本軍事學校畢業)。黃、趙都引為欣幸。孫先生自加拿大函電言款有著落。故黃、趙即於一月底以前設立統籌部主持,分職任事。

胡漢民於是年元旦由新加坡赴西貢、暹羅籌款。臨行留言黃興:“誓死必得款相助”。自是年二月初,各地捐款即陸續分批匯到香港。款到後,統籌部即分別託人向日本、西貢等地購買軍火。除購買軍火外,又在香港祕密製造炸彈:李應生、李沛基與女同志徐宗漢、卓國興等負責。後喻雲紀(1866─1911,又名培倫,四川人,在日本學醫,加入同盟會精心研製炸彈,汪精衛等刺殺載灃所用炸彈,即喻同往北京裝置)、方聲洞(1886-1911,福建人,同盟會成立後任福建支部長。在日本習醫,曾研製炸彈)自日本來港參加製造。

趙聲、姚雨平於廣東新軍原有淵源,散布革命種子甚普遍。一九一○年倪映典率新軍舉事失敗後,稍有影響。這次因蔣尊簋、陶茂榛等在新軍中,仍以新軍作骨幹。當時機關分設多處,多於星期日與軍人聯絡,往往一日間一機關來軍人一百餘人。入黨手續原只簽名盟書,今每人發給銀一元,並拍照存留,以堅其心。新軍排長李濟民膽最大,授課時借題發揮革命,慷慨激昂,毫無顧忌,見士兵面現激昂時,即出盟單分發簽名;有時藉野操機會,在白雲山或幽避處圍坐談革命,故士兵都加盟,即其同標官兵加盟的也為全軍之冠。

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統籌部召集會議,決定選鋒分十路進攻廣州城內各要地計劃。同時,公推趙聲任總司令,黃興副之。以趙習軍事,於新軍有淵源。

至發難日期原議:四月十三日,後因美洲捐款尚未到齊,荷屬捐款要四月十六日以後才可寄到。所有自日本、安南購買的軍械也多數沒有抵達香港。省中黨人決定改期至四月二十六日(即農曆三月二十八日)。黃、趙等都同意。四月二十三日(即農曆三月二十五日),黃興因趙聲久在粵城,人多認識,不便公開活動,故黃決定先赴廣州代行職權,總持一切。

是晨起,黃興作絕筆書致鄧澤如:“本日即親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敵,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項清冊,雖細數亦有登記,當先寄呈公阜宣布,次荷屬,次南北美各阜。無論成敗,俾共曉此次捐款涓滴歸公。弟等不才,預備或有未周,用途即因之不當,負咎殊深!所冀漢族有幸,一舉獲捷,否則雖寸磔吾軀,亦不足以蔽辜”。同時又致書李源水云:“事冗,無暇通候,罪過,罪過!本日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

統籌部成立後,即分別在廣州城內各處租賃房屋設立機關,作辦事、聯絡、住人、藏軍火、製炸彈等用。然租屋極困難,以必須擔保及有眷屬。於是先後專設二米店,以為租屋擔保用,同時即將米包藏軍火。至於眷屬,除有姊妹妻女的,即由女同志偽飾家屬,以掩人耳目;即佣婦也由女同志擔任。而機關多、女同志少,故女同志多往來數處,機關多標某公館名,尤多嫁娶事,以便借肩輿送禮物轉運軍火。

各地購買軍火到香港後,採用各種偽裝辦法再運入廣州城。胡毅生、姚雨平將這運械藏械的重任交由陳鏡波辦理。不意陳鏡波竟是清吏偵探。致由頭發公司運到的槍械一百餘支,陳都報告了清廷廣州水師提督李準。李故意不動聲色,不加搜查。但胡毅生、姚雨平見形跡可疑,即不敢前往取用,以免自投羅網。

四月十八日,廣州全城戒備加嚴,新軍彈藥早被收繳,後又將發射機全部收去,以致毫無武器,且有兩標已訂農曆三月底退伍。黃興到廣州見情勢緊張,決定將起義日期推遲一日即四月二十七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

四月二十五日,粵督張鳴歧及李準調回巡防兩營,加強廣州城戒備。是日上海神州日報載:張鳴歧電北京軍機處報告革命軍進行情況,以及張對策擬為一網打盡之計。胡毅生見清吏嚴密戒備,提議改期,陳炯明附和,宋玉琳也贊成。姚雨平反對,卻要給槍五百支以上才允行動,是時可用槍支共計不過七十餘支。

黃興見各人如此,所謂改期,無異解散;當即決心願以一人一死拼李準,以謝海外同胞。即令到省各部迅速退散,免被搜捕之禍,並與宋玉琳、洪承點商:先將趙聲部全數退香港,其餘也陸續散去。同時保存已到的槍支,留備後起人應用。旋林文(時爽)、喻紀雲(培倫)到黃興處言:“不但不能緩期,且須速發,方可自救;因巡警局早四、五日已有搜索戶口之札。旦夕必發,才是上策”。黃興見喻、林兩人決心如此堅強,即擬集三四十人攻擊督署。旋姚雨平、陳炯明來報:“李準調順德三營來,其中都是同志”。黃當即密電香港:仍定期四月二十七日即農曆三月二十九日舉義。黃興意此三營兵若反正,不患其餘不降;既有新軍自城外入,巡警教練所學生二百人都決心相助。事當可為。因即決定計劃即將原訂十路進攻原議改變為四路,決定四月二十七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發動。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農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半,黃興率所部選鋒一百三十人,都是優秀的留日學生。由小東營機關出發往攻總督署。每人手執槍械炸彈、各帶夜光錶及橡皮印記以為信守及準時用,又各分派一元藏身備用,右臂纏白毛巾為誌,分作二隊:一攻都署衛隊,林時爽帶領,一攻都署正門,何克夫統率。林、何及劉梅卿等四人執螺角司號令,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直扑而前。途遇警察,即予槍殺。急行入都署見衛隊即告語:“我們為中國人吐氣,你等也是中國人,若贊成,請舉手”。衛隊不悟。革命軍槍彈並發,號角大鳴,首先殺衛隊管帶金某,即直入都署二堂。二門守門兵八九人,聞聲走避退。兩廡及大堂衛隊,憑欄依柱狙擊。革命同志杜鳳書、黃鶴鳴二人被擊死。黃興由大柱後還槍,擊傷一衛兵,其餘被截擊,不能出,棄槍請降,求為引導。如是直入內進。黃興與林時爽、朱執信、李文楷、嚴驥君等親行遍搜,無一要人。觀看當時情形有似二三日前他走。這當另有最密切的偵探報告,否則不能如此靈活。黃興等初攻入都署時,同志只死三人。既出都署,林時爽於東轅門招撫李準的先鋒,突然腦部中槍死。黃興被擊傷右手,斷兩指,其他同志多死於衛隊門首。

黃興當即將所部分作三路自都署門外分途前進。黃興十人欲出南大門,與巡防營接應。方聲洞與黃興等行至雙門底,與巡防營相遇,見他們並無相應臂號,且舉槍相向,方即發手槍,立斃其哨弁溫帶雄。防營愈來愈多,黃興且戰且前,四顧所部,不見一人,即以肩撞破文明書店門板入店內,從內出兩槍左右射擊,中防營七八人,防營退卻──事後才知防營即自順德調來,曾約妥接應發難。先行的哨官溫帶雄與哨長陳輔臣,實黨人中最熱心的,全哨同志尤多。約定城內起事,即藉拱衛名直至水師行臺擒李準。為達到這一目的,決定未到水師行臺前不纏白布,以免進城入署困難。溫、陳聞城內警訊即整隊出發,適李準令該哨入城攻黨人,溫扣傳令人並大呼:“天授機緣,使我黨成功”。溫持刀領先,陳殿後。至雙門底,見短衣纏白巾的十餘人來,知為黨人,溫即口呼兄弟,隊中也有十餘人呼兄弟。但方聲洞見無臂號,且認舉槍相向,故發槍射擊,溫帶雄立倒地死,其他隊兵陸續死十餘人。陳輔臣伏地匍逃至方言學堂,隊兵也散走。此次誤會,致黨人自相殺傷。否則溫帶雄率防營入水師行臺,可能搶得張鳴歧、李準。祗因為求保密,各部之事互不相問也不相告。致起誤會,失此機會,真可痛惜。

四月二十五日黃興改定的四路進兵計劃是:胡毅生、陳炯明、姚雨平與黃興各擔任指揮一路責任。不料黃興於四月二十七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按時出發進攻總署時,胡、陳、姚三人卻未出動,貽誤戎機,以致黃興孤軍奮戰。導致起義失敗。

舉義既不成功,清政府官吏認為,受傷的革命黨人一定藏伏於穗城及其郊區的民居家中。於是下令大肆搜索,革命黨人大都無從幸免。清吏又在穗城內街市民房拿捕無辮子或衣著近似西裝的人。江蘇、安徽、湖南、廣東到省選鋒(敢死隊員),未能參戰。以無辮陷在城內,多被捕殺。當年參加廣州“三‧二九”舉義的選鋒,或從海外專程歸來,或從各省主動趕到。被捕後,面對專制獨裁者的屠刀,他們無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為民主、共和理念而犧牲,無一人稍屈者。比如:

林覺民:福建閩侯人,1886年生,留學日本學習法律,同盟會員。起義時積極戰鬥,奮勇衝鋒,受傷被捕。兩廣總督張鳴歧,水師提督李準見林覺民文質彬彬、一介書生,便親自審訊。林侃侃而談,縱論世界大事及各國情事,規勸清吏洗心革面,獻身為國,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革除暴政,建立共和,才能使國家安強,漢族鞏固。如此我死也瞑目。

林覺民繫獄數日,不吃不喝,滴水不入口。從容寫下稟父書。書中寫道:“兒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補於全國同胞也。大罪乞恕之”。他在《與妻書》中與愛妻陳意映反復說明“大有補於全國同胞”的道理: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之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此心於啼泣之後,亦以天下心為念,當以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

“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

“吾今死無餘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

“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於今日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於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

“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捨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

中國近代史權威學者李劍農教授,民國十九年撰《最近三十年中國近代史》一書,特於其書中引錄林覺民烈士與妻訣別書全文,讚嘆“此是革命黨員一篇至高尚純潔的情書,附錄於此,使讀者知道黃花崗烈士,是為什麼流血犧牲的”。

方聲洞:字子明。福建福州人。1886年生。幼時在福州念私塾,後隨父到湖北漢口進新制學堂。1902年隨兄、姊東渡日本留學,入東京成城學校習陸軍。1903年參加“拒俄義勇隊”。1905年8月,隨兄聲濤、姊君瑛、嫂曾醒、鄭萌參加同盟會,積極從事革命活動。不久,因母喪返歸福建,1906年,再渡日本考入千葉醫科學校。曾任中國留學生總代表、同鄉會議事部長、同盟會福建支部部長等職,經常回國聯絡黨人,祕密運送軍火。1911年3月中旬,從日本密運軍火入廣州後,不顧勸阻,毅然參加廣州起義。起義發動後,隨黃興攻入督署,遍搜總督張鳴歧不見,隨即離開督署,出南大門,擬於防營接應,轉攻督練公所,中途飲彈陣亡。時年25歲。發難前一日,方聲洞自知必死,遂預留書信拜稟家父:

“邇者海內外諸同志共謀起義,以扑滿政府,以救祖國;祖國存亡在此一舉。祗以大人愛兒者,故臨死不敢不為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為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於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祗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不能不於死中求生也。兒今日極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即所謂保衛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事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於地下矣。玆付上致穎媳信一通,俟其到漢時面交,並祈得書時即遣人赴日接其歸國。如能早歸,以盡子媳之職,或能輕兒不孝之罪。旭孫將來長成,乞善導其愛國精神,以為將來為國報仇也”。

林覺民、方聲洞都是留學日本,學習法律或學習醫學的高級知識份子,家庭美滿,夫妻感情深切。祗以認識救祖國比只顧身家重要且意義重大,故寧願犧牲小我以救大我,乃慷慨赴義,志願充任選鋒──敢死隊。林覺民、方聲洞兩位烈士的絕筆書,都是在舉義前或赴義成仁前一日從容手寫,顯示理智多於感情,絕不是一時衝動參加革命。不僅林、方兩位烈士慷慨悲壯,從容赴義,所有成仁烈士的心意皆無不如此。當時報紙刊布烈士們的壯烈行動,海內外國人大受震撼與感動!

喻培倫:於戰鬥中受傷被捕,受訊時自認姓名王光明。他所以故意用假名,是臨死仍不欲以名累及雙親家庭。他於公堂自述製造炸彈技術精湛,暢談革命宗旨。後對問官說:“學術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再不言其他。

陳可鈞:福建人,留學日本,矢志入東京帝國大學,曾習英、德語文及泰西文學,三次都經第一高等學校取錄,嗣以體格欠強被黜,致不能進這一帝大必經階段。陳始終不肯改入其他大學。一九一一年春,到廣州自願任選鋒,以遂平生殺貪官的素志。隨黃興攻進都署,受重傷被捕。清吏譏其白面書生,何苦為逆自殘。陳可鈞勃然大怒厲聲斥責:“你以此舉侮辱壯士!事之不成,天也!然以喚醒同胞,繼志而起,於願已足。你等利欲燻心,血液已冷,何能知這等事”!赴刑場時言笑自若,引頸就義,時年二十四歲。

李德山:廣西人,家少恆產,無力升學。十六歲棄學改習技擊。頗有成就。一九一一年春,,聞黨人將有大舉,特往廣州見黃興,相見如舊識。當舉事日期有改緩議,李極力支持黃興仍照舊起義。屆時,黃命李率數十人攻都署正面,衝進殺出,奮勇異常。後又率眾轉作市街戰,在米店積米袋為壘拒敵。戰鬥延至次日,清兵無法攻入,即放火燒街。李率眾衝出,連殺數清兵。腮部中彈仍負傷力戰,不幸隨戰同志先後陣亡,李力竭被執。臨刑監斬吏惜李輕生。李德山厲聲大罵:“大丈夫為國捐軀,是份內事;我豈不能致富貴,祗是不能如你等認賊作父,不知羞恥”。

李雁南:廣東開平人,幼年喪父,依寡母生長,曾撰文觸忌諱,幸得自脫身,走香港,受當地革命排滿言論影響,加盟三合會。又不能居香港,侍母南下檳城,謁見孫先生,親聆革命進行方略。志益堅銳。改往緬甸種植蔬菜出售為生。一九一一年春,母病故,即攜妻女至香港願任選鋒。屆時進攻都署,中彈被執。受訊時慷慨直述平生宗旨,嘆息“恨我身受二創,不能復戰。雖然,自今以後,不數年中國必亡國,百年必亡種,雖生何益”!求速死。並告語清兵:“請用槍從口擊下”。即大張口飲彈而死。

宋玉琳:安徽世家子,後家寒,入新軍某標任書記。一九一一年春,廣州同志召宋南下,入穗任趙聲代表。起義時身先陷陣被執,受嚴訊數次,每次回答皆言辭慷慨,激昂悲壯!宋云:“革命軍敗時,司令部即發緊急命令:不准多放火器,危害商民財產生命,自保救國弔民伐罪的名譽”。

吳相湘先生在《孫逸仙先生傳》中記述這段歷史時滿懷深情地說:“至於饒國梁、羅仲霍、饒輔廷、陳更新、程良、石經武、李文甫、陳與燊、周增、羅培等都在攻擊時受傷被執,受訊時慷慨演說,斥責清吏認賊作父。請求速死。後都從容就義。壯烈情形,與上舉數人相同。陣亡的多人也未能全記他們壯烈成仁的姓名。實因篇幅有限,筆者內疚實深”。

革命黨人在這次英勇行動中,因事先保密,各部不相告問,故陣亡及被執殺害的,不知確實姓名與人數,而檢收遺骸得七十二具。經黨人潘達微操辦,將烈士遺骸安葬於黃花崗。民國八年審查確定列碑的五十六人。民國十一年繼續審查又得十六人,共七十二人,故國人都尊稱黃花崗七十二列士墓。民國二十一年又得十三人姓名,再立紀念碑。但仍遺漏李祖恩一名未列入碑中。故總計黃花崗列士是八十六人。

 

說明:此文係根據吳相湘先生所撰《孫逸仙先生傳》中集存史料整理而成。梁敬錞老先生在“孫逸仙先生傳跋”中讚曰:“湘兄此書名為國父立傳,實為近代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