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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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革命 的人們

 

 

愛瑪﹒歌爾德曼

 

編者的話

 

在美國, 誰也沒有挨過像愛瑪﹒歌爾德曼那麼多罵。不錯,她倔強,極端起來有時像孩子那麼直率, 畢生為了一個空想卻站不住的主義奔走, 但她仍舊比誰都不應該受到這種對待, 時間對於那些攻擊她的人是不利的。

                她於一八六九年生於俄國。少年時代大部份在聖彼德堡的一所工廠裏度過。年稍長, 在家鬱悶不樂, 終於說服父親, 准她和她的妹妹海倫娜移居美國。她們只帶了二十五個盧布, 搭三等艙起程。在美國羅徹斯城住了三年, 愛瑪帶著五塊錢一個的手袋, 來到紐約城。她這時說: “在我面前, 這是一個新世界, 真是又新又奇, 又害怕。” 後來事實卻又果真如此!她初抵紐約城的第一天, 就遇到了巴克曼; 當時, 後者還是一個嫩得很的無政府主義者, 後來成了愛瑪的終生朋友和同工。她接受了無政府主義, 一直到死, 堅信不渝。她的生活緊張異常。她一方面須在工廠中做工, 解決日常生活; 一方面積極的參加城內的政治和文化活動。不久她就成為聞名國際的演說家和政論家。幾乎人人都知道她是一個煽動家……這一惡名所以不脛而走, 是因為有一家報紙故意表示對她畏懼, 稱她為 “紅色的愛瑪”……弄得員警在她到達一個新地方的時候, 也不得不特加戒備。只要有騷動發生, 不管她那時在什麼地方, 報紙總是把愛瑪牽入。

               第一次大戰爆發後, 她反對大戰, 她協助組織反徵兵同盟, 並且鼓勵出自良心反對應徵的人。她的巴克曼為這件事同時被捕, 釋放後, 二人同由 “ 布福特”號運兵船遣返俄國。她和巴克曼在俄國居住了兩年。

                她被驅逐出境以前, 曾在美國各地演講多月, 為新的俄國 “烏托邦” 辯護。誰也沒有她那麼熱烈地盼望俄國的新政權成功。但是她的不願妥協的良知和不肯顛倒黑白自欺欺人的態度, 使她很快就敵視起這個雖年輕但日趨長大的專制政權來。她知道她不能不關心人民的痛苦和沒有自由。因為她抗議當局對人民的摧殘和恐怖, 就漸漸成了共黨的眼中釘。在暴露克隆斯達特大屠殺事件方面, 她和巴克曼都曾起過很重要的作用, 因為他們把當時的詳情報導給了西方世界。

                這兩位無政府主義者離開俄國以後, 獲准在英國居住。愛瑪很快就預感到納粹的威脅, 一九三0年代的開初幾年, 她以此為題到處演講。一九三四年, 她獲准返美九十天。其後, 巴克曼突然自殺, 給了她一個很大的打擊。這時候, 她年事已高, 但西班牙內戰發生後, 她依然去了西班牙。

                這篇文章是從她的 《 我對俄國希望的再度幻滅》( 一九二四年出版) 一書選出。她告訴了我們兩個早期的國際共產黨大會的情形。這兩個大會, 也便是後來發現為全球性的兩個第五縱隊的組織。當時已經顯而易見的是: 共產黨的基本手法是不允許把親眼看見和知道的事實當作事實, 而愛瑪卻是最重事實的人。會中選派有共党 “指揮人員”, 以舞臺導演的姿態來控制會議達成預定的結果; 同樣可以看到的是, 共產黨領導人物利用花言巧語詭詐地欺弄著國外共產主義信徒的希望。

                愛瑪不只是一位演說家, 也是一個多產的作家。她在她自己辦的雜誌 《 母國 》 (Mother Earth) 寫的文章不可勝計。這個雜誌雖然辦了十一年, 卻僅付開支, 讀者只數千人。她的著作是: 《論無政府主義者及其它》; 《 現代戲劇的社會意識》; 《 我怎樣生活》(這是她著名的自傳); 此外還有兩本關於蘇聯生活經歷的著作。她死在加拿大,時為一九四0年五月十三日。

 

 

正文

 

  

共產黨對於第三國際的第三屆大會和赤色國際工聯的第一屆會議, 作有很周詳的準備。當一九二0年夏,各國的代表還沒有來莫斯科時, 他們已經組織了一個籌備委員會。布爾什維克黨是怎樣的看重赤色國際工會的第一屆會議, 可從一位老共產黨員的話中看出。他說: “在第三國際中, 我們沒有工人; 我們若不能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集攏在這個赤色國際工會中, 第三國際是不會維持很久的。”

去年翻修過的 “ 華麗大酒店”, 現在已辟為第

三國際的外賓招待所。裝飾得富麗堂皇, 各方的代表

開始雲集莫斯科。

在我居留俄國期間, 所遇到前來 “研究革命” 的人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熱誠的理想主義者。在他們看來, 布爾什維克黨就是大革命的象徵。這些人中, 有許多是從美國來的移民, 他們犧牲了所有, 來到這塊嚮往之地住了幾個月; 其中大部分深感失望, 急於想離開俄國。還有些人初來時並不是共產黨員, 但是基於自私的理由,參加了共產黨, 入鄉從俗地生活下去。還有一些人是被驅逐出境的無政府主義者, 他們來到俄國並非出於自願。這些人中的大部分, 發覺共產黨所為是一個對全世界的大騙局後, 都拚命想法離開俄國。

第二種人是新聞記者、報人和冒險家。他們在俄國駐了一個很短的時期。通常都呆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受政府的款待, 受著布爾什維克黨響導的監視。這些人極少懂俄語, 觀察所及難免皮毛, 可是他們之中居然有許多人以俄國問題權威而自命, 著書立說。我記得有一次看到一份倫敦的日報, 說是耶穌的教訓 “ 正在俄國一一實現”, 看罷, 我出了一身冷汗。這種超常識的謊話, 只有大言不慚的騙子才說得出口, 其他的作家, 也不見得比這位記者更瞭解真相, 倘若要說他們對布爾什維克黨有批評, 那批評, 也是教整個俄國人民吃虧的, 因為他們把俄國人罵為 “ 粗魯而野蠻的原始人, 根本沒有知識, 不能瞭解這次大革命的意義。” 據這位作家說, 布爾什維克黨所採用的手段所以專制, 所以兇殘, 完全是由於俄國人民促成的。這些所謂 “觀察家”, 好象完全沒有想到, 這次革命正是這些原始而無知的人民所完成, 與現在坐在克里姆林宮中的統治者無關。當然, 克里姆林宮中的統治者們一定也有幾分本領才能使他們在革命中取得更高的地位, 同這些本領可惜未予適當運用, 以致不能阻止俄國的毀滅。但是, 一般為布爾什維克黨主義辯白的人, 總是忽視這些本領, 反因一心一意找出理由來掩飾布爾什維克黨造成的罪惡, 而抹煞一切事實。當然也有少數對這些複雜問題能加以認識, 並以同情俄國人民的筆調來報導蘇俄的情形。但是, 他們的聲音太微弱了, 在一片頌揚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巨響中, 不能發生什麼影響。

第三種人, 這包括大部分觀光客, 出席會議的代表, 和各種委員會的委員, 他們大批大批地湧入俄國來替共產黨當特務, 當然有機會可以看到俄國的真面目, 可以和俄國人民接近, 從人民口裏獲知整個可怕景象的全貌。但是他們卻寧願左袒政府, 聽從政府對於事態前因後果的解釋。然後他們反替布爾什維克黨來曲解事實, 故意撒謊。

就是誠實的共產黨人也沒有看出當時丟臉的情形……甚至像安琪立卡﹒ 巴拉班洛夫娜也是一樣( 編者注: 她後來才看出; 她是共產國際秘書 ) ,但是她具有很高的鑒別能力, 她知道怎樣衡量那些蜂擁到俄國去的人。她對付克萊亞﹒ 許立鄧夫人的一般經歷可作說明。許夫人那時偷偷地溜入俄國, 莫斯科當局還不知道她就是邱吉爾的表妹, 她到俄國去的動機是專心要為那些著名的共產黨人 “塑像”。她也曾要求替巴拉班洛夫娜塑像, 她央求著: “ 列寧、托洛斯基以及其他的領袖們, 都將由我替他塑像。你是不是也願意? ” 巴拉班洛夫娜對任何阿時所好的人一律痛恨, 很討厭像許夫人這樣一批認識膚淺的訪客。據她後來回憶:  “ 我當時問他, 三年前, 當英國政府還罵列寧是德國間諜的時候, 她是否也曾想到為列寧塑像? 這個革命並不是列寧製造成的, 而是由俄國人民造成的。我告訴許夫人, 她最好去替俄國男女工人塑像, 因為他們才是革命中的真正英雄。我知道她不高興我的話, 但我並不在意。誰要是只把俄國的奮鬥當成一種供拙劣的模枋或是無價值炫耀作範本的東西, 我對這種人決不能忍受。”

新的代表們絡繹抵達, 他們受到隆重的歡迎和招待。他們被領導著去參觀學校、托兒所、失業人員救濟所和模範工廠, 這是一套專為供給來賓參觀而預備的擺設, 古已有之, 於今為烈。列寧和托洛斯基很客氣地接見了他們, 還和他們 “ 交談” 。招待他們看戲、聽音樂會、參觀舞蹈、遊覽名勝、參觀閱兵。一言以蔽之, 莫斯科當局用盡一切方法在這些代表的腦中預為佈置, 等到共党向赤色工聯和第三國際代表大會宣佈預定的偉大計畫時, 他們都能加以贊同, 同時又不斷地舉行許多秘密性的會議, 代表們不斷地受到盤問, 並由著名的勞工領袖羅左維斯基和他的手下人在會中向代表們下功夫, 穩實他們對第三國際、無產階級專政和其他類似問題的態度。偶爾也有三兩代表不肯事前宣佈他們所代表的機構的訓示, 因為他們曾保證只向大會提出。但是這些天真的代表失算了, 他們不久便發現受到排擠, 並且不讓他們在會議中有充分發言的機會。

大部分的代表更不中用, 他們很快地懂得共黨把諾言與所負責任看成屬於資產階級的左道旁門, 為了要證明他們是過激主義者, 他們不惜立刻拋棄自己的諾言與所負的責任, 成了謝諾維夫、羅左維斯基等共產黨領袖的應聲蟲。

出席赤色國際工聯大會的英、美代表尤其毫無獨立人格。他們欣然接受了主席提出的每一個建議。共產黨對那些不願甘言在欺騙或兇狠恫嚇下盲目服從的人所使用的最惡毒的奸謀, 與最醜惡的政治手法和無恥的壓迫手段, 居然都獲得美國共黨代表和他們帶來的一夥幫手的擁護。

共產黨人, 開會如演戲, 最擅控制會場, 使之產生有利氣氛。他們導演一九二一年七月舉行的這兩個大會, 尤見苦心。第三國際這幕戲的舞臺背景是克里姆林宮, 與會代表在那些曾經羅曼若夫王朝的君主坐過的皇家大廳中, 戰戰兢兢地屏息靜聽他們的教皇――列寧――以及共產黨教廷其他顯貴所說出的每一個字。在代表大會舉行的前夕, 共產黨特別在這座大戲院中召集了一次大會, 參加的人只限那些護照曾經被俄國秘密員警核準確的人。所有通往這座大戲院的街道, 都變成了如臨大敵的兵營。秘密員警來往梭巡, 兵士有的騎馬有的徒步沿途警戒, 其森嚴的氣氛, 令人一望而知是共產黨在舉行會議。會上, 通過了若干決議案, 向 “ 那些關在資本主義監獄中的革命者們致友愛的慰問。” 就在這時, 俄國每一個監獄中倒確實擠滿了革命者, 然而大會並沒有向他們慰問。莫斯科的催眠術到家極了。沒有一個人敢發言指出布爾什維克党同情政治犯是一個滑稽劇。

紅色工聯代表大會是在工聯大廈中舉行, 雖沒有第三國際那麼做作, 可是對於一切達成預期效果應作的準備, 卻周到的很。從巴勒斯坦和朝鮮來的 “代表們”……他們都是多年未出俄國大門的人……還有從大的工業中心如波哈拉、土爾其斯坦和亞塞爾拜然來的代表們, 合起來致力收買籠絡大會代表, 增加共黨方面的票子, 幫助通過共產黨提出的每一提案。這班人居然向歐美工人大談如何在世界革命成功後重建他們的國家和怎樣建立共產主義。

在一九二0年到一九二一年間, 莫斯科當局所完成的計畫, 是完全違反共產主義原則與策略的, 現在一步一步不露形跡地攤在輕信的代表們面前。計畫中規定這個赤色國際工聯將包括全世界一切革命的和工團主義的工會組織, 而以莫斯科為其聖地, 第三國際為其先知。所有革命的小規模的工人組織將予解散, 另外在現存的保守性的工會組織中設立共黨小組。

對這件事美國代表們又一次表現了他們對受雇老闆的忠實, 他們大多出身 “世界產業工會”, 並且靠這個有行動的美國工人組織的撐持, 才獲得 “名譽和光榮”。當 “世界產業工會”苦難未已之際, 這些 “世界產業工會”的叛徒們, 卻在莫斯科安然地享福。反轉過來惡毒地攻擊他們的老同志, 並企圖在布爾什維克黨的協助下破壞他們的組織。

當共產黨人正在通過那些動聽的決議案, 抗議外國當局監禁革命份子的時候, 在俄國共黨牢獄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已因久遭禁錮, 審訊無期, 而瀕於困境絕望之境。為了迫使政府釋放他們, 莫斯科監獄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決定絕食至死。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聽到了這一消息, 立即答應在工聯會議上最先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有些人則主張先向政府接頭, 於是大家選出人來組織了一個代表委員會 ( 其中有知名的英國工會領袖湯姆﹒ 孟恩 ) 去進謁列寧。列寧起初拒絕釋放這些無政府主義者, 他的理由是: “ 他們太危險了。”但是談到後來, 列寧答應讓他們離開俄國; 不過附有條件: 他們若未經許可潛回俄國, 將予槍決。談話的次日, 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特別寫了一封信給這個代表委員會, 重申列寧所說的各點, 證實了列寧所作的諾言。這封信是由托洛斯基簽名的, 不用說, 這封官方函件略去了列寧所說潛回者將被槍殺的話。

監獄裏的絕食者接受了遷解出境的條件。他們為了革命犧牲了這麼些年, 而今被迫流亡異域, 否則只有在布爾什維克的地牢中遭受精神與肉體的磨折, 痛苦地死去。莫斯科的無政府主義者推舉了巴克曼和夏比洛充當代表委員會的代表, 負責和政府接洽釋放和遷解在囚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出境手續。

由於這件事已經得到解決, 代表們就放棄了原定在大會中提出公開抗議的打算。大會閉幕前, 出現了一件使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大感駭異的事, 布哈林竟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 向無政府主義者破口大駡。若干外國代表, 對共黨這樣下流的手段義憤填膺, 當場要求答辯。大會主席羅索夫斯基雖用盡了一切籠絡的手法來遏阻他們發言, 完全徒然, 最後只好答允。由一位法國代表發言駁斥。

儘管俄國鬧著可怕的匱乏, 面黃肌瘦的男女老幼, 饞涎欲滴地看著華麗旅館附近的麵包店為代表們烤著雪白的麵包, 可是與會的一位代表居然向本國的一個刊物作著如此的報導: “ 在俄國, 工人控制了產業, 指揮著國事, 他們免費享用一切東西, 他們用不著錢。” 這位高貴的代表是住在從前俄國糖業大王的宮殿式住宅中, 受著舒適的招待, 他的確用不著錢, 但是他當然知道工人們甚至連飯也吃不飽, 他們一周的薪金收入不足維持兩天的生活。沒有錢, 他們在俄國將和在其他國家一樣, 一籌莫展。另外有位代表也發表了一篇宏論, 說莫斯科如何如何沒有娼妓, 沒有罪案。可是就在那時, 秘密員警卻天天處決被他們抓來的人, 就在華麗旅館附近的大街上, 阻街女郎三五成群勾引代表們注意。這些女人的最好主顧, 剛好就是那些對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奇跡歌功頌德的代表們。

布爾什維克黨人當然深知這類勇卒的功用, 也很欣賞他們的的成績, 他們把這些代表送到世界各地, 要什麼便給什麼, 使他們能向全世界信口雌黃, 大撒其謊, 說什麼布爾什維克黨與俄國革命是一體, 說什麼工人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 已經自己當起家來了。誰敢撕破這些說謊者的假面具誰就有禍了。在俄國誰敢如此, 誰就可能被流放到饑荒之區, 活活餓死; 或是被驅逐出境。在歐美的共產黨對這樣的叛徒便群起而攻之, 使之名譽掃地, 這些第三國際的不法分化工具在勞工組織和激進團體中, 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在過去, 理想和美滿是革命的推動力。各國的社會活動是以國內的需要為基礎, 並由工人自己的興趣和熱忱來支持的。現在, 這一切都被罵毫無價值。代替這一切的是莫斯科的指揮, 所有的共產黨組織和出版事業都必須仰賴莫斯科的鼻息, 甚至可以組織暴動來欺騙人民, 玩弄人民, 使他們不能看出共黨的真實本質和力量。事實上, 每一件事都是建立在一個非常脆弱的基礎上, 只要莫斯科一停止金錢資助, 這件工作便立即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