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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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要讓

中國成為一個

從外部不可摧毀的國家

 

                                 

 

一八九七年,國父在倫敦讀書研究時,曾刊行《倫敦蒙難記》,是世人所熟知。但另一件重要文獻卻從未被國人提及,自然未見於《國父全書》中,此即一八九七年三月《半月評論》(Fortnightly Review)刊載的《中國之現在與未來》(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The Reform Party's Plea for British Benevolent neutrality),這是孫先生得英國友人協助撰寫送刊的。

這一文獻的主要內容,是孫先生向世界輿論界說明滿清的政治腐敗情況,呼籲各國――首先是英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孫先生強烈地反對當時西方的一種普遍看法――認為在中國由李鴻章等人來辦理鐵路,建工廠和採用西歐物質文明的其他產物就能使中國國內的政治狀況上軌道(編按﹕與今日西方對中共專制經濟改良前途的看法何其相似乃爾!“在英國通常有一種看法,認為只要李鴻章等人認識到鐵路,電報,歐洲的陸海軍組織等的好處,從而著手對自己的同胞進行教育,試圖在中國興辦這一整套文明的設施,中國立刻就會開始復興,其自然力的發展就會成為可能。這些想法,正像認為只要給吃人的野蠻人擺上銀叉和設菲爾德的餐刀,他們立刻就會變成素食者一樣,是毫無根據的”。

孫先生在同一論文中斷言:“中國人民長期遭受四大災難――饑荒,水患,疫病和生命財產無保障,都是清廷腐敗和貪汙的結果”。孫先生憤怒地向世人宣示:“滿清政府對於保護居民的財產權,和對於居民的生命和身體一樣,是絕少關心的”。孫先生矢言其努力的目的在發展自然富源,改革政府機構,行政機構和軍隊,以便中國成為一個“從外部不可摧毀的國家”。

為達成這一目的,孫先生認定“任何局部的和漸進的改革,決不會有任何結果,因此,只有把整個行政制度加以根本改變,情況才會有所改善。――全體中國人民都在期待著變革,如果說我們還有所顧慮的話,那就是清兵。還有外國人目光短淺或唯利是圖的干涉。――為了整個歐洲,特別是為了英國的利益,應當設法讓我們獲得成就,――我們有足夠的力量推翻現有的制度,而代之以另一種制度,消滅貪汙腐化的政府;只要大不列顛和其他列強對我們保持友好的中立態度。”(編按這豈非就是三十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的心聲

值得注意的是:孫先生這一刊載於英國雜誌的論文,很快地就引起俄國人的注意,並立即被譯成俄文刊載於是年(一八九七年)聖彼德堡出版的《俄羅斯的財富》第五期。

這是孫先生第一次向世界人士公開發表的政治主張。《國父年譜二稿》(第一六四頁)及增訂本(一八三頁)據王寵惠氏文字以一九零四年秋在紐約發表之《中國問題之真解決》為《孫先生首次發佈之對外宣言》,顯然是不正確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也需要重新估量。

可能由於這一文獻在俄國獲得良好反應,因此,孫先生的《倫敦蒙難記》刊行後又迅速地被譯成為俄文刊載於同年刊行的《俄羅斯的財富》第十二期。此一譯者且曾與孫先生晤談,向孫先生提出若干問題。據稱孫先生表示:現時的中國政體和現在的政府,決不能有所改善,也決不能有所改革,只能將其推翻,而不能加以改善。當被詢及“希望中國成為怎樣一個國家”時,孫先生的回答是建立“責任代議政體”。並表示必須“復興中國的文化,而當前由於清廷千方百計地錮蔽,文化已為民眾所完全不能與聞了”。

綜合上述,有二點應該指出的:(一)孫先生在《中國之現在與未來》中以“發展自然富源”,“使中國成為一個從外部不可能摧毀的國家”為最高目標,這可說是孫先生“革命之破壞與革命之建設”這一指導原則首次向世人公開表示;也可以說是《實業計畫》最早的構想。(二)孫先生說其目的在《復興中國的文化》。這與三十年以後,孫先生對蘇俄代表馬林所說:我是繼承堯舜禹湯孔子以來的中國道統的立論,前後一貫;這於民族主義中之“恢復固有道德”的號召也是一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