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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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與多多的春天

劍 中文選之三

 

 

藝術審美是一件非常個人化的經驗,但也有其一定的標準,這個標準建立在藝術作品本身呈現的面貌之上。電影《無極》與《魔戒》同屬魔幻題材,二者最大的差距不只是技術和製作費的多寡,而是前者無法給人物的行為提供一種內在的合理邏輯,高下立判。 周澤雄《李漁的銼刀》(11.19《南方週末》)對格非的散文《蘇醒》裏的一段文字的解讀,完全脫離了作品提供的情境,用李漁的銼刀去銼艾略特的春天,與其說是焚琴煮鶴,不如說是關公戰秦瓊。 格非將自殺與春天聯繫起來,令周澤雄的閱讀"漸趨煩躁",情不自禁地拿起李漁"新耳目"、"備考核"的銼刀銼了那麼一下。於是,在周澤雄的想像中,散文《蘇醒》"粉塵紛紛,百字委地,作者的滿腔愁懷,已然散了架"。 究竟是格非的"文字遭遇了車禍",還是周澤雄對格非的文字產生了重大的誤解?竊以為,周澤雄在解讀《蘇醒》的過程中不顧全文的語境,預設主題揮舞銼刀,如同辯論賽場上的裁判預設立場一樣,結局勝負已與過程無關。 格非在《蘇醒》裏發出詩人之死"為什麼是春天"的疑問,是為了引出下文關於春天的議論,強調"蘇醒時的脆弱意識"與自殺的關聯: "在春天,隨著萬物的復蘇,人的思維也變得格外活躍,積蓄了一個冬天的能量此刻都已蠢蠢欲動——窗外的勃勃生機,它幾乎是無處不在,卻惟獨不是你的。它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你的衰老、沒落、陳腐、百無一用。" 周澤雄認為:對於志在"新耳目"的見解,只要不與人類的基本情感或經驗事實相衝突,我們就不必拿"備考核"的標準加以衡量。(《李漁的銼刀》) 事實上,《李漁的銼刀》距它要銼的物件已經遠得開始拐彎,讀者著急得不行。《蘇醒》只是一篇中規中矩的感時傷懷的散文,把春天與死亡聯繫在一起算得上什麼"新耳目"?甚至,《蘇醒》引用的艾略特的名句:四月最殘忍 。從死了的泥土裏滋生丁香對春天與死亡的特殊感悟和審美經驗,在中國的詩歌殿堂裏早已屢見不鮮。"萬紫千紅總是春"只是一種感受,別具隻眼的詩人對春天隱含的恐怖與傷感,每每令人動容: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李煜《清平樂》)。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晏幾道《臨江仙》)。夢後酒醒,但見樓鎖簾垂,暗示去年的繁華和熱鬧,春恨的氣氛油然而生;"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取自翁宏《春殘》,用在這裏竟比原作還要貼切,形單影隻的人和比翼雙飛的燕,落花、微雨的淒美意象,與獨立、飛燕創造的單調與繁複的線條造型,自然環境在靈魂世界的延伸與糾纏,益發襯托出詩人綿綿無盡的春恨。也許,詩人多多在《蘇醒》裏的出現並非偶然。頭髮都白了的多多,避雨的時候坐在樹樁下打盹,罵人的銳氣仍在,只是換成了英語。1973年,多多著名的《致太陽》問世了:給我們光明,給我們羞愧,你讓狗跟在詩人後面流浪你創造,從東方升起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錢!產生於紅色恐怖年代的《致太陽》,對"紅太陽"辛辣的嘲諷和質疑,與懷疑春天的《蘇醒》在精神氣質上一脈相傳。對人們熟視無睹、習以為常的事物的追問,體現了詩人與戰士非同凡響的高貴氣質。1983年,32歲的多多寫下了《北方閒置的田野》:當春天像一匹馬倒下,從一輛空蕩蕩的收屍的車上,一個石頭做的頭,聚集著死亡的風暴,將春天與屍體、死亡聯繫,詩人內心的田野似乎也在刮起一場觀念的風暴。 "蘇醒"一語雙關:人在春季裏可能出現的厭世情緒,與春暖花開的環境極不諧調,強烈的反差加劇、反襯了詩人的悲觀;憤怒和反向思維、懷疑主義,有時恰恰是平衡情緒、保持頭腦清醒的有效方式和對獨立思考能力的訓練,當然,更是別具隻眼的不二法門。 推而廣之,中共宣傳機器大肆製造和諧穩定的輿論環境與粗礪現實的脫節,是否也是在"從死了的泥土裏滋生丁香"?大陸文藝作品質量的下滑,盛行歌功頌德、無病呻吟的偽劣和速食文化,幾成文化沙漠,難道與整個庸俗、拜金的社會氛圍和受到嚴格控制的創作環境無關? 在中國大陸這樣由党文化主宰一切的低級、墮落的文化沙漠裏,人們確實應該蘇醒了! 對《蘇醒》的解讀,如果脫離了作品整個文本的語境,和作者以及作品裏出現的人物的精神脈絡,拿起李漁的銼刀銼其一點,很容易得出"表像上的莊論與骨子裏的輕慢,在筆下構成滑稽對照"的結論。誤讀總是能夠"新耳目",卻怎麼也無法"備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