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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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共產革命

露莎魯森堡

 

編者的話﹕

在露莎魯森堡(Rosa Luxemburg)寫這本小冊子「俄國大革命」的時候,很少人意料到它的身價會歷久而日增。這本五十幾頁沒有完成的小冊子是在牢獄內的艱苦環境中寫成的。作者屬稿之初,就已在許多方面清晰預見到,倘若俄國革命依照布爾什維克黨執政後的一切設施繼續下去,所會造成的一個局面。這本小冊子並不是為了要詆毀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可能成就而寫。相反地,她一生致力的便是這個革命,――甚至因此犧牲了她的生命。她最大的希望是設法鞏固這些成就,使之天天有進步,愈來愈穩。因為她是站在這樣的一個觀點來寫這本小冊子,所以她的具有判別力的批評,更顯得卓越而與眾不同。

她於一八七O年生在俄屬波蘭的一個小鎮上,她的家庭很有錢,並且是書香門第。她是五個孩子中的一個。她對於政治活動深具興趣,卒因此被迫逃往瑞士的蘇黎世。她最初攻讀植物學,後來改習法律和經濟學。結果,她做了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一八九三年,她協助創立波蘭和立陶宛的社會民主黨,使之成為俄國馬克思社會民主組織的一部份。三年後,她到了德國,不久她的聲譽鵲起,成為著名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理論家之一。她雖然潛心理論,但對實際革命工作,並未放棄。在一九O五到一九O六年的華沙革命中,她积極參與共事;不久她就成了這一革命運勳的極端左派份子。一九O七年,當國際社會主義黨大會在斯图加特召開的時候,她协助列寧共同擬定了一個決議案,強調在戰時應用革命傾覆資本主義的戰略。但是,對於許多革命政策,她與列寧持有不同的見解。例如:她反對組織新國際;她強調組織方面必需民主化。關於組織方面的民主化,她曾說:「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使命,是要以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不是毀滅一切的民主主義。」她又說:「社會主義,在其性質上是不能以強制手段或帝王敕令的方式來實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她攻擊德國民主社會黨支持戰爭,並且為了支持她的立場,她和著名的革命家卡爾列勃克納區特組織了斯巴達卡斯黨(提倡極端社會主義),促起反戰情緒。從一九一五年起以迄戰爭結束之日止;二之間的歲月,她幾乎都是在監獄中度過。

在這段時期中,她對革命運動的影響,一天比一天增加。她的作品從獄中偷運出去,廣傅人間。一九一八年,德國共產黨創立的時候,她擔任了很重要的組織工作。當柏林的工人暴動爆發時,她雖然認為時機未成熟,依舊參加了。因為參加暴動的關係,她被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埃伯特總統主持的政府逮捕入獄,一九一九年一月,她和列勃克納區特同被所謂監獄「守兵」謀殺。後來她的屍首浮於蘭特威運河上,才為人發現。

「俄國大革命」一文是她在一九一八年所寫,下面我們摘載的幾段文字就是取自這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原是為一張叫做「斯巴達卡斯郵筒」的地下報紙寫的,當時她因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尚監禁在布列斯勞監獄裏。她在許多朋友都極力勸她不要發表這篇文章,因為他們認為時機尚未成熟,俄國的革命可能閃此蒙受損失。可是她卻不以為然,她的態度是:忠實的批評總能為人接受的。

 

正文﹕

 

列寧說:「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是壓迫勞工階級的工具;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則是壓迫資帝階級的工具。」他說,在某種程度上,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逆反資本主義國家的所為。這一個籠統的觀念忽略了一件最基本的事實,這就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母需整個群眾接受政治性的訓練與教育,至少不必有超過某種極窄限度的訓練與教育。但是,就無產階級專政來說,政治訓練與政治教育卻是生存所需的因素,好像空氣,沒有了它,無產階級的專政就無法存在。

托洛斯基曾說:「勞工大眾,藉助於爭取政權所從事的公開而直接的爭,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積起了相當程度的政治經驗,並且很快地從一個階段發展到令一個更高的階段。」可是,托洛斯基的行動卻推翻了他自己以及他自己朋友們的主張。正因他們懂得上述道理,所以才以壓制參政生活為手段來阻塞取得政治經驗的泉源,來截攔這個日趨向上的發展。否則,我們便不得不假定,政治經驗和向上發展,是布爾什維克黨在取得政權前所必需,等到一旦登上了最高峯,這一切就都成為多餘的了。(列寧在演說中說過,贏取俄國是為了社會主義!!!)

事實上,這個假定的反面才是對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以決心和勇氣所擔負起的艱钜任務,需要群眾接受最高深的政治訓練,並積政治經驗。倘若只有支持政府的人,或某一黨的黨員(無論人數如何眾多)才能享有自由,這根本不能算址是自由,自由永遠是,並且完全是為了那些和你想法不同的人而設的,這倒並不是由於什麼狂熱的「正義」觀念,而是由於我們認為,政治自由之能有教益,有裨人心、社會,全靠這一點內在的主要品性。一旦「自由」淪為特權,它的功效也便消失了。

布爾什維克黨人,要是撫心自問,決計不會否認,他們一定要一步一步地摸索著走,一次一次的試驗;一個辦法做不通再用另一個辦法。他們也不會否認,他們的辦法中有許多實在並不是智慧的無價結晶物。所以,即令各地並不普遍存在同一艱困情形,當我們去達成我們共同的目標時,自由必須、而且一定要為所有的人所享受。

列寧與托洛斯基獨裁理論的基本內在前提是這樣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轉變所循方式已現成而完整地為革命黨所擁有,只須拿出來力行而已。但不幸――也許是幸運――事實上並不是這末回事!把作為一種經濟、社會與法律制度的社會主義付諸實行,決不同於把一套現成的藥方依法服用,而是一件前途迷有待摸索的工作。我們的方案中所有的不過是少數幾個指出行動總方向的主要指標,循以覓求必要的實施辦法;而這些指標的性質,在這方面大體上還是消極的。不過,在這種隋形下,我們多少可以知道,在開始工作時,我們應該去除一些什麼障礙,才能打開步上社會主義經濟的大道。但當我們把社會主義的原則放入經濟、法律及一切社會關係中,而必須制訂出許多具體而切實的大小辦法時,任何社會主義政黨的方案或教本上,都沒有提供採求的方法。這並不是一種缺點,而正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能超越一切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東西。

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應該是,也只能是,歷史的產物,從它自已的經驗範疇中產生,在實現的過程中產生,並為活生生的歷史發展的結果。它像一個有機體,具有一種優良的性質,經常隨著真正的社會需要,產生出滿足這種需要的方法來,在執行任務的時候,同時帶來了解決的辦法。倘若我們認為上面所說的都不錯,那麼我們就知道,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不能用專制革命來硬性規定或推行的。不錯,社會主義有許多強制的措施作為其實現的先決條件,例如反對私有財產等。這些消極性的與破壞性的措施是可以用命令的方式來執行的;但是那些建設性的與積極性的措施,就非命令強制所能奏效了。這是一種新的境界,問題千頭萬緒,只有經驗才能料正錯誤,開闢新途。只有自由的與生氣蓬勃的生活才能如百花齊放,變化萬千;能夠表現創造力的隨機應變本身,便能料正一切不正確的嘗試。若干自由被箝制的國家中,公共生活的所以如此貧窮、淒慘、死板與空虛,正是因為國中沒有了民主,把一切精神財富與進步的活水泉源截斷了。

公共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否則,政治經驗的交換將局限於新政權官吏間的狹小圈子內,腐敗的現象便不可避免了(這是列寧的話,見會報第二十九號)。社會主義的生活要求幾世紀來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墮落了的群眾,來一次精神上的澈底轉變,以社會性來代替舊日的自我中心性;以群眾的主動來取代人類的惰性,用理想主義來克服一切的痛苦等等。關於這一點,沒有人比列寧知道得更多,描寫得更深刻,c 闡明得更賣力。但他運用的手段卻完全不正確。命令、工廠頭目的獨斷,最嚴厲的刑罰,以及恐怖的統治,這一切都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重生的唯一途徑就是公共生活本身的訓練,也就是最自由與最廣泛的民主與輿論。恐怖統治只能使民氣消沉。

假若這一切都被消滅了,那末留下來的還有些什呢?列寧與托洛斯基,已設立了蘇維埃制度,來代替用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並以蘇維埃為唯一可以真正代表工人群眾的機構。但是由於整個俄國內部的政治生活都受到壓制,蘇維埃以內的生活也必然日趨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了不受壓制的出版與集會自由,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一切公共制度的生命,都將漸趨死滅,成為徒具軀殼的東西;在這種環境下,只剩下官僚制度在活躍。公共生活漸漸地進入沉睡狀態,只留下幾十個永不疲倦而有無限經驗的黨的領袖們繼續去指揮和統治,在這些人當中,實際上只有十來個人高高在上指揮全局。同時還有一群從工人階級中挑選出來的人物,時時被邀去參加會議,去向這班領袖們的演講暍彩,去舉手一致通過已經決定了的決議案。實際上,全是那一小群人在那兒主使、獨裁。不過,這並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一小群政客的獨鉉。這實在足資產階級意識的專政,也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急進黨秉政所出現的那一套專政(把蘇維埃大會從三個月一次延長到半年一次便是一例!)是的,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說:這種情形必然無可避免的造成一個不人道的殘忍世界,陰謀行刺,槍殺人質等等便層出不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