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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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

 ---- 卡爾‧考茨基

    

 

……

在二十世紀初,考茨基很關注俄國的事態,預察到俄國革命的來臨,並作出精辟論斷。1902年寫了《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氾濫和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1901一1916年)拉夫人和革命》一文,此文為轉登在列寧主辦的《火星報》第18期上。該文曾斷言:"革命中心正在從西方移向東方","新的世紀開始時所發生的一些事件,使人們感覺到我們正面對著革命中心的進一步轉移,亦即轉向俄國"。

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尚處於上升階段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採取仿效的方法,列寧認為愛爾福特綱領是一個好綱領,主張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仿效。列寧親自翻譯考茨基的著作,稱考茨基為俄國先進工人的自己的作家,直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鬥爭中,考茨基原來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布爾什維克黨人,但是1917年俄國革命後,他立即就“認為自己有義務反對它”。對布爾什維克,普列漢諾夫描繪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充實了”以多梅拉紐文胡斯為鼻祖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思想的巴枯寧意識型態。依照巴枯寧的說法,這一意識形態以“野蠻的、飢餓的無產階級”、“肆無忌憚的幹粗活的賤民”為取向。對人民的智慧、主動精神和自我組織能力估計過高,對無產階級獨立搞好生產和實行監督的能力的信念,這是巴枯寧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毛病所在”。世界是多元的,在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中有不同看法和理念是正常的現象,然而列寧是一個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這就是他的政治信條。他在設法作踐對手時不惜進行人身侮辱,破口大罵,不僅論戰時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的鉛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團結需要寬容,但列寧的團結必須是贊成他的路線,列寧主義者指責民主社會主義是工人階級的叛徒,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稱不同他意見的工人階級的工會為資產階級的走狗和黃色工會,造成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分裂和損失。特別是在後來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分裂為法西斯的上臺提供了條件。即使在列寧主義政黨之內也因為缺少寬容而常常出現你死我和的爭鬥。

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後,考茨基著文鮮明地反對列寧的恐怖做法,如《無產階級專政》(1918)、《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1919)等等,對十月革命的錯誤進行了深刻批判。《無產階級專政》論述了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提的主張,指出其十分有害並極端危險。他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是不可分害地聯繫在一起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他將俄國革命比喻為一個懷孕的婦女因不能忍受的懷孕的痛苦,而瘋狂萬分地猛跳引起早產兒,這樣生下來的孩子是活不成的。“俄國革命的真正遺產”將導致農民和產業工人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列寧於1918年10月發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長文,指斥考茨基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為了回擊列寧,同時也為了表明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對布爾什維克所作所為的態度,考茨基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本書裏對列寧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本質,以及將要產生的嚴重後果,給予了進一步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弘揚了馬克思主義的維護人權出發點和貫穿始終的人道主義基本精神。考茨基在這本書中說:“維護人權,弘揚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貫穿始終的基本精神;馬克思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考茨基在對法國十八世紀以來歷次革命運動中的恐怖主義行為,進行了分析研究,他說:“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歷來是反對恐怖主義的,而布爾什維克正是犯下了殘酷、恐怖的罪行”,並指出“只是一味訴諸暴力的雅各賓恐怖主義,才和布爾什維克有著某種繼承關係”;“在法國大革命以後,所有革命都摒棄了恐怖主義,這表明十九世紀人道主義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布爾什維克卻違反了這一潮流,這是歷史的倒退!"

考茨基從分析時代特點的角度來看布爾什維克,他指出:“我們看到了一個世界正沉淪於經濟破產和自相殘殺之中”;“布爾什維克迷信暴力,把單純的權力看作是世界上決定一切的因素,無產階級中最缺少修養的分子被放到運動的最前列”;“布爾什維克不懂得什麼是社會化政策,不明白消滅剝削不能靠簡單地剝奪資產者的資產來完成,只能在社會經濟按其自身規律的充分發展中來實現;它們發動農民沒收地主土地,徵用富農糧食,走的是劫富濟貧的俠盜式道路,而聽任群眾自由行動的結果,是把剝奪的過程從剝奪生產資料擴展到了剝奪消費資料,實際上完全是一次政府組織的、遍及城鄉的公開搶劫”;“所謂蘇維埃,只不過是獨裁和專制的一種組織形式,蘇維埃制度表現出來的革命黷武性質,使俄國成了兵營社會主義”;“槍斃――是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智慧”;“在‘反革命’這個名詞下,把所有不順從他們的人,和他們看不順眼的人都包括進去,加以槍斃或監禁”;“蘇維埃政權面臨經濟破產施行的強迫勞動政策,不僅把原有的資產者都變成了新的奴隸階級,而且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布爾什維克一開始就決心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以及它的一切軍事和官僚機搆,以建立他們的共產主義,最後終於發現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來同樣的機搆;他們成了把一切控制權都抓在自己手裏的新官僚階級。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個新官僚階級是比舊的統治者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它的暴虐和迅速氾濫的貪汙腐化,正在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無獨有偶,普列漢諾夫也預見到:“ 但是我毫不懷疑,布爾什維克及其已失去階級特性分子為取向的意識形態最終必將垮臺。這是時間問題,任何人都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進程! ”

在一些關於政治自由的基本理論上,同出於德國民主制生活背景的考茨基談的某些問題,與盧森堡是相近的。例如考茨基寫道:“沒有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就不能有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中央機搆──各階級各黨派在其中有代表性並可以發表意見──而實際上的專政就只會允許發表適合自己的報道。無論專政者利用這種可能性與否,他們發表的報道是很得不到依賴的。這並不能使批評沉默,它只好尋找地下的途徑。它通過口傳散布開來,幾乎同公開發表一樣迅速,不過沒有宣傳的限制而已。謠言是沒有界限的。這樣,我們就會被從左到右互相矛盾的消息所困惑,我們只好對它們採取一律不信任的態度。”他也估計到由於這種簡單的剝奪而使蘇維埃可能發生腐化,寫道:“它當然可以摧毀許多資本主義財產,到這一點,資本主義就會再抬頭,也許它會迅速地再度出現,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員加以變換。代替以前的資本家的(現代他們成了無產者),將是變成資本家的無產者或者知識分子。這些人將不斷地大揩其油,而使政府方面無可奈何,只能消除混亂現象以維持秩序。”

列寧將權力集中在中央委員會的主張,遭到盧森堡激進左派在內的西歐民主社會黨人的反對。羅莎‧盧森堡對蘇聯左傾修正主義也作了批評,她說“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搆的生命就要逐漸來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杰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蘇維埃代表大會從三個月召開一次推遲到六個月!)不僅如此而已,這種情況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蠻化:暗殺,槍決人質等等。這是五筆橋極其強大的客觀規律,任何政黨都擺脫不了它。”果然,盧森堡話不幸又言中了。列寧之後十年,就發生了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重大錯誤。對此有人在1963年引證盧的話後寫道:“‘任何長期的戒嚴狀態的統治都必然導致獨裁……’羅莎‧盧森堡在這裏預見到了黨機器和國家機關的集中制恐怖主義的長期專政的非人特點:這種專政後來成了極權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支柱。”

1919年2月,考茨基參加復活了的第二國際――伯爾尼國際,大會在民主與專政的問題上對布爾什維克進行嚴厲的譴責,但同時反對西方對蘇聯的軍事干涉。會議對在第一次大戰中的戰爭罪責、民主與專政、和平改良與暴力革命等問題統一了認識,也是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行為的評價總結,對我們客觀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社會民主黨是不可多得的材料,至今我們尚未找到。1920年8月-1921年1月,他應孟什維克領導的革命政府的邀請,訪問了格魯吉亞,回國後,高度評價孟什維克控制的政府是"一個純粹社會民主黨政府"。這個革命政府被布爾什維克殘酷地剷除後,他惋惜地說:"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未結出果實之前就被活活地折斷了"。

 

                                               (節选自國内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