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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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考 茨 基

  

編者的話﹕

根據共產黨的解釋,凡是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行動,都是「反革命」份子做的。到今天,已有許多人好不容易認清共產黨所稱的「反革命是什麼一件事,原來凡是反對現政權的,都是「反革命」。所以在一九三O年代的後半期,不少極出名的共黨領袖交付莫斯科公審後,一概以反革命份子的罪狀處決。由於這一事實,自由主義份子與社會主義信徒也被經常加上「反革命份子」的罪各便毫不足怪了。可是,尚有一事未為人們充份注意,那便是共黨這種伎倆決非新創。從歷史上說,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對付反對派的辦法,早在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取得政權時,就已是它的基本手段了。因此,我們在這兒所要注意的,是共產黨所喜歡賣弄的下述荒謬理論:反對布爾什維克政權舉動的本身,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可以確實地和毫無保留地列之為「反革命」的。

對這樣一個題目來作番研討倒是一件頗重要的事,因為共產黨人不時用他們代表大革命的話來搪塞外間的批評,他們用最廣泛與最變幻無常的方式來解釋這句話,使許多自由份子聽後覺得共產黨人好像真是我們這個時代自由主義的主要保衛者(事實上這些自由份子正是共產黨在俄國與世界其他地方最殘忍地對付的人)。不幸歷史上還沒有一個統治階層招致比共產黨更多的反動指摘。我們在本選集的這篇前言中,將看見一個幾為舉世公認的現代社會主義思想權威詮釋人,他穩握這一地位達半個世紀,居然也把共黨統治階級指為反動的,這一點特別有助於我們瞭解前述題目。說這句話的人便是卡爾考茨基。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前後,他寫了許多談俄國問題的文章。早在布爾什維克黨人政變後的第一年,他就曾對他們攫取專政權力所將招致的後果提出警告。他接連寫了兩本書。一本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一本叫做「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後來都成了政治經典。考茨基對布爾什維克黨的每一舉動都加以善意的解釋。他說,革命和革命所抱持的偉大希望是能夠挽救的,非常富實的時代是能夠建立的,但這一發展的必要條件是民主的制度取代專政的方式。但是共產黨對考茨基的忠言,並沒有接納,卻對他大加侮辱,在列寧所著「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就可見一斑。

在我們進一步的認識考茨基之前,順便看看列寧對考茨基的評語倒是頗有趣味。列寧儘管大考茨基,可是在他攻擊這位社會主義領袖的上述冗長文章中,卻不得不承認考茨基在馬克思義理論研究上的卓越地位,也就是列寧做起共產黨大先知以後所自命已取得的政治傳統地位。因此,列寧很輕視地、也很有意義地覺得他不得不向讀者指出:「我們必須記得,考茨基幾乎精通馬克思的學說;我們從研究考茨基的全部著作中,可以發現在他的書桌裏或者是他的腦海中,一定藏有許多文件,有絛不紊地分放著馬克思的一切著作,極便於隨時引證。」在另外的一篇文章裏,列寧更刪去了上文中的「幾乎」二字,而改為:「考茨基精通馬恩學說,熟稔得如數家珍。」由於雙方爭執的焦點是「無產階級專政」,而列寧引證馬克思學說把「無產階級專政」解散釋並主張為獨裁的統治形式,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考茨基的主張民主反對獨裁,決不能用他的知識不夠淵博的話加以駁斥的。卑鄙的列寧,他對考茨基盡其讒罵和誣陷的能事,這也正是他的所長。

比較坦率的共產黨人,對他們奪取政權以後為什麼立即對一切反對行動採取無情的鎮壓,一直堅持一個籠統的「理由」,總是說史的演變使他們無他途可循。他們之所以如此做,實在是不得不使然。這一說法到現在仍有取信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力量。其實誰都知道,共產黨的這個理由能否成立,全看他們所說,只有共黨專政與沙皇復辟二途讓他們選擇一語的是否確實。其實,我們不久便可以看出,這並不是僅有的兩條道路。第三條道路是存在的,只是共產黨不要它,並且把所有主張走這條路的人強行壓下去。「必要」這個理由一直被蘇聯用來為它的一切的政策與決定作辯護·。因此,莫斯科公審是「必要」的,不斷地清黨是「必要」的,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也是「必要」的。考茨基見解的異常恰當與重要處,可以從兩方面看出。第一、在大革命之初,他立即指出,共產黨人主張和運用「專政」制度,並不是用來作為一個臨時措施,而是要把它當作一種意識的態。當時有許多確信無產階級專政措施會及時消滅的人,無疑都認為這是怪論。

列寧自己不是也曾公開說過嗎,國家制度本身必趨衰微,終歸滅亡。但是,這末些年來,根據馬克思的學說,我們只看見專政制度的架構不斷的擴大和加強,考茨基當日所作的指責,不幸競完全證實了。考茨基也許比任何人都更希望他的話能幸而不中;然而他的預言競都一一兌現。何況,共產黨所選定的專政方式並不是「必要」的。改行選擇一條民主制度的道路不僅可能,而且會比專政的方法更遠為可取。倘若要把革命的目的轉向到為人類謀幸福,那就必須採取民主制度。共產黨若承認這說法並由考茨基加以倡導,對共產黨的荒謬理論為害之大,將是空前的;因為沒有人能說考氏是主張開倒車,恢復他所瞧不起的沙皇政府的人;相反的,他一向堅持布爾什維克黨必須實現他們在取得政權過程中,所喊出的民主政治計畫。事實上,這個計畫在他們取得政權後,立刻完全地被他們棄絕了。

朗克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介紹我們在下面要說到的考茨基的「論文集」,他在文內對這件事有非常精彩的議論,他的論點的核心是駁斥拉斯基教授後來的「發現」——也就是說,「共產黨因為無別途可循,乃不得不那樣作。」依這理由,就像是說:「是歷史把我們造成了獨裁者」。

事實上,自從一九一八年共產黨以武力解散了由民主方法選舉出來的制憲會議(共黨主張召開制憲會議是想能獲得大多數席位)起,以迄一九三九年史達林和納粹締結同盟使希作勒後顧無憂,促其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他們所訂的一切重大內政、外交決策,都是顯然可以另取他途的。當上述各事發生時,拉斯基曾加譴責,並且斥責隨之而來的恐怖。考茨甚對制憲會議若未經解散、俄國和歐洲的歷史將有如何的演變這一點,曾作過極細密的討論。如果一個人否認歷史可以循不同的途徑發展,同時完全根據歷史的事實來判斷世界上的是非,那末他是不會相信史達林主義和希特勒主義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不會相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條是非不分的法則。

考茨基的著作自最初就證明出共產黨所走的道路是如何的不必要,和這一條道路從一九一七年起便違反了俄國人民對民主的渴望,使他們不能獲得民主的生活。是這些理想使俄國人民在革命前反抗暴政的艱苦歲月中,獲得勇氣與熱望。讀者必須先瞭解這個早期的情形,然後方能認識列寧的俄國和史達林的俄國之間的前後基本連貫關係――我們不說這兩者之間的一致關係——這是本書反覆加以注意的一個主題。當時史達林主義還沒有出現——可是列寧逝世以後,便立刻出現了,但是它發展的道路卻已經由列寧打開了。列寧建立起了一個堅固的專政的基礎,若是沒有這樣一個基礎,龐大的史達林主義的監獄國家就無從造成所以除了其他的理由外,瞭解蘇維埃專政制度的本源,不僅有關「歷史」,巳對這種制度今天所表現的極權性質之瞭解也是極為重要的。

一九三一年,考茨基在他所寫的「停滯中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一文中,反映出他對於共產黨開始統治俄國以來的觀感。他提到他在一九一七年最初幾個星期和一九一八年初所持的信念。他那時便認為「用蘇維埃俄國共產主義的方法,必將造成一個完全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在憶及他的許多政治朋友對於布爾什維克黨的熱忱擁護時,他說:「我是多麼想跟他們一道那樣做啊!」他等侯看,抱著希望,但願有一天他的憂慮能一掃而空。「我雖然懷疑,但我仍然用友好的目光注視著布爾什維克主義初期所取的步驟。」但是他的希望不久使幻滅了,被蒙上了一層陰影。「很悲哀的,我清楚地看到,布爾什維克黨完全誤解了當前的局面。他們毫不考慮的要去達成他們的任務:而實際上,完成這件任務的一切必要條件都末俱備。他們使用兇狠殘酷的暴力去實施這個不可能的任務時,所用方法不僅不能不改善勞工大眾的福利、智慧和道德的地位,反而使後者受到甚於沙皇專政與大戰所加的損傷。因此,我為著責任向布爾什維克黨人提出警告,鄭重地要求他們不要在繼續這種政策。」這是一九一八年夏天的事。從那時起到他逝世之日止,他寫了許多有關蘇維埃共產主義的文章,觀察力猶為銳利。正加胡克教授所說:「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夠比考茨基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瞭解與銓釋更權威的了。」

為使讀者能粗枝大葉地看到考茨基在共產黨專政開始時所作的那些洞悉底蘊與預言式的深入觀察,以及後來無情的時間已經證明他批評的正確和所作的總回顧,我們把這篇選文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新理論」,是他一九一八年所著「無產階級專政」一書的最後一章。第二部份為「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單命」,是從他所著的「社會民衛歟?共產主義歟?」一書(一九四六年出版)中挑選出來的,曾收入考茨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所寫的論文總集。把這兩部份聯在一起,便可據以探索考茨基的中心觀點,同時也可以看清為蘇聯不斷的宣傳所蔽了的共產黨專政初期的真相。

考茨基於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生於布拉格。他開初專研政治,後來才被公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流解釋人。當他一九O六年所出「俄國革命的動力」一書譯為俄文後,列寧曾為之作序。列寧,這位布爾什維克主義之父,把考茨基讚為真正瞭解俄國的西方社會主義者中的唯一分析家。考茨基以後的著作繼續地證明列寧的推崇決非過譽,不過證明自證明,列寧終於不復能賞識他了。

一八八三年,考茨基創辦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刊物「新時代」,他的聲名因而漸起。後來,他領導反對修正馬克思著作的運動(由伯恩斯坦等所發動)。一九一四年,他採取了和平主義者的態度,三年後,他幫同組織了「獨立社會民主黨」。但是,當該黨併入德國共產黨的時候,他婉拒了,後夾又重新加入了社會民主黨。他繼續寫了許多論文並著書,來反對列寧和托洛斯基的理論,後來更反對史達林統治下的俄國。一九三四年,他取得捷克的國籍,當納粹德國進兵入侵奧國的時候,他從維也納逃入了捷克。幾個月以後,當德國將要併吞捷克的蘇台德區時,他更逃往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一九三八年,他溘然長逝。他的著作計有:「民主與專政」,「從民主制度到奴役國家」,「勞工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停滯中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蘇俄輿社會主義國際l,「力量的限度」,以及其他許多著作輿論文,都經譯成多國語言,流傳於世。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之間,他出版了一部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這是一部有幾大冊之多的钜著。此書一出,全歐讚揚,譽之為繼馬克思的名著出版之後,社會主義文獻中最重要的作品。

像考茨基這種類型的政治領袖是很少見的,他具有一種魔力,甚至可以取得他政敵的聳敬。他為民主而奮鬥,為人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而奮鬥,永不變更。在這方面,使我們特別想到美國基督教聯會的主席奧克斯南主教幾年前對考氏的極口讚揚,他說:「對於整個專政制度的觀念所作的批評,以考茨基等著名社會主義者最為有力。他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是對專政理論的一種極為有力的分析。主張議會政治的社會主義,曾受到共產黨人最兇猛的攻擊,共產黨譏之為空想主義,誣之為反革命的宣傳。」《明天的世界》雜誌—一九四五年出版。)

 

正文﹕

 

無論從理論上看,或是從俄國的特殊條件上去看,專政的方式對於無產階級,是不會有好結果的。不過要瞭解這點,卻非從存於俄國的那些特殊條件上著眼不可。

反對沙皇統治的鬥爭,很久以來便是反對一種政府制度的鬥爭,因這一種政府制度早已不適合當時的條件,變得須全靠暴力來維持了,因此推翻這種統治也只有使用暴力。這情形很容易使甚至革命黨人也崇拜起暴力來,並且很容易使他們過份高估沙皇的暴力所能發生的效力。這種態度不是根據當時的經濟條件,而是根據當時的特殊環境而來的。因此,他們反抗沙皇統治的鬥爭才採用秘密方式夾進行,這種結黨密謀的方式遂形成了專政而非民主所具的習性。

但是除了上述的那些因素外,還有反抗專制主義鬥爭所產生的另一後果在那兒交互作用。我們已經說過,專制主義(與民主主義絕不相同,民主主義是實際的,它鼓舞人們擴大社會關係,提高社會目標,同時念念不忘民主的當前任務)只能引起人們從理論上去探求的興趣,不過今天革命的社會建設理論,只有一個,那就是馬克思的學說。

馬克思的學說變成了俄國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個理論今天所給我們的教訓卻是:我們的欲望和能力是受物質條件所限制的,超出物質的限制,即使是最堅強的意志,也要顯得軟弱無能。這和武力能達到一切目的的做法極相抵觸。社會民主黨人根據這一點認識,認定他們所參加的就要到來的大革命,在這裏有一定的範圍,像俄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這場革命只能是一個中產階級的革命。

第二次的革命終於到臨,社會黨人出乎意外地平添了一股力量,原來這次革命使作為私有財產制和中產階級的秩序最有力的擁護者的陸軍完全解體。同時,於這股實質的支持力量已告崩解,維持這種社會秩序的精神力量也隨之粉碎無遺;無論是僧侶階級或是知識階級都無力來維持他們所主張的地位。國家統治權就落到較低階層的手中,也就是工農的手中。但是農民本身並不構成一個有能力實行統治的階級,因此他們心甘情願地接受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統治,原來這個政黨曾许诺不惜任何代慣,立即給他們和平,並承允立即滿足他們要求土地的渴望。勞勳社會的大眾也一樣地支援這個政黨,因為後者答應給他們和平與麵包。

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布爾什維克黨的力量大為增強,因而使它奪得了政權。這是不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實現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终於具備了?其實經濟上的理論並不苟同下述說法,即在當時的俄國社會環境下,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可以立即實現的。同樣有力地否定了上述說法的,是這一理論的實證:新的政制決不意味完全由無產階級統治,而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合統治,二者可以在各自的範圍內自由隨意行動。關於土地方面,農民要做的事,無產階級不加阻止;在工廠方面,無產階級要敞的事,農民也不予攔阻。可是無論如何,一個社會主義時政黨已經一變而為一個大國的統治者,有史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當然這是一件世界大事,對於戰鬥的無產階級而言,這更是一件輝煌的大事。

可是,一個社會黨除了實行社會主義還能用權力作別的事嗎?它必須立刻開始謀社會主義的實現,並且應該不假思索毫無顧慮地把所有妨礙社會主義實現的障礙加以清除。如果民主制度因此與新政權發生衝突,後者雖然那末迅速地贏得了廣大的人望,民主卻不能使它獲得全俄大多數的選票,那末實行民主制度反而更壤,只有代以專政;用專政制度來達到目標反比民主容易得多,因為在俄國,人民有自由還是十分新鮮的事;一时間,自由還沒有扎下很深的根。這樣,代以專政制度後,實行社會主義的責任也就落到專政制度的身上了。這一套說教不但必須满足國內仍反對新政權的人,而且必須能促使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群起仿效,激起他們來革命。

對於每一個無產階級者和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這的確是一套非常大膽,也非常動人的思想。半世紀來,我們所奮以求的,我們無時不認為已日趨接近卻又遠離我們而去的目標,現在就快要達到了。怪不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向布爾什維克主義報以歡呼。擺在大家面前的無產階級統治當然要比理論上的考量更引人人勝。並且,由於外國與俄國互不瞭解彼此的情形,這種勝利的意識就更為加強了。事實上,能夠研究鄰國情形的人,究屬少數。大多數的人都相信,鄰國的情形其實是和我們一樣的;當這一見解不能成立的時候,對於外國人各種稀奇古怪的想法就都發生了。

從而我們就有了一個迎合我們心理的觀念,認為天下的帝國主義都是一樣。俄國的社會主義者還深信:西歐人民就快要迎來政治革命,跟俄國完全一樣。另外一方面,他們相信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在俄國和在西歐一樣是存在的。

一旦軍隊被解散,議會也遭廢除,實際出現的是什麼呢?只是過去所施辦法的必然後果!這結果雖然不很教人高興,但卻很可以理解。不過,我們所不解的是,為什麼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不根據俄國特有的形勢來解釋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做?為什麼他們不根據特殊的環境的緊迫情形來證明他們不得不那樣做的理由?他們說過,是因局勢緊迫,使他們不得不取專政的辦法,否則只有放棄革命。他們偏不走正路提供解釋,反要製造一個全新的理論據以解釋所採的辦法,並且聲稱這個理論可以適用全球。

在我們看來,布爾什維克黨所以要這樣做,可以從他們的特質之一上找到解釋,我們並應寄予極大同情,這特質就是他們挺喜歡搞理論。

布爾什維克黨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曾經鼓舞過無產階級進到他們的旗幟下面來,並使他們熱中於馬克思主義。可是,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專政制度卻是違背馬克思的主張的。因為馬克思認為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以跳越的方式,或制定法律的方法,來克服社會發展迤續各階段所出現的障礙。然則,布爾什維克黨人用什麼方法替他們的行動找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呢?

他們碰巧記起了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一封信中的一句話:「無產階級的專制」。馬克思說這一句話,的確只是想用以說明一種政治「狀態」,而不是指一種「政府的形式」。現在這一句話卻被他們輕率地用來指政府的形式而尤見於蘇維埃式的統治中。

倘若馬克思曾在什麼地方說過:「在某些環境下,可能形成無產階級的專政」的話,那麼他的意思是想說明,在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渡情況。事實上,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他曾說過:像英國和美國這些國家,是有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可能的。他說,這種轉變只有在民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而不是在專政的基礎上。他又說明,他所指的專政,並沒有要中止民主的意思。然而,這一番解釋一點也打不動那些辯護專政的人。他們抓住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專政可能無法避免的一句話,就宣佈了蘇維埃憲法所定政府形式與褫奪反對憲法者的選舉權等是馬克思自己承認符合無產階級本質的,因而這種政府形式與無產階級專政合而不可分。既然如此,前者生命也必然和無產階級的統治同樣長久,一直延續到社會主義普遍成功和所有階級區分都澈底消滅以後。

根據這樣的解釋,專政當然不是一種過渡性的緊急措施;若是過渡性的緊急措施,在時局稍趨平靜以俊,就該讓民主重新恢復。可是,布爾什維克所行專政並不如此,而是一個要長時期延續下去的局面,我們還得去適應它。

在布哈林論「社會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在俄國專政中的任務」的論文中的第九段與第十段,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解釋:

 

(九)「一直到現在,我們只講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至於這種專政應採何種形式還未談到。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徑發現了這一形式。這就是以蘇維埃共和國作為無產階級和(俄國的)較貧農民階級永遠專政的基本形式。所以必須要作幾點說明。我們現在所講的不是那些轉瞬即逝的現象(較狹義約解釋),我們講的是在整個歷史的紀元裏一個特殊的國家形式。現在必須做的事是組織一個新型的國家,而且這工作不能與對付中產階級的特殊措施相混,因為這些措施只是一個適於負起偉大任務和艱钜爭的特殊國家組織的功能罷了。

(十)「根據以上所說,我們可以說,無產階級專政便必與中產階級處於無期戰爭狀態下。一樣明顯的是:所有攻擊共產黨使用暴力的人,都完全忘記了專政到底是什麼一事。革命本身就是一種只恃力量的行動;而專政一辭,在各國文字上所表示的意義,也正是強力的統治。力量的階級意義在這裹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從歷史上證明了革命力量的合理。同樣顯而易見的是:革命的局勢越艱困,專政的程度也就更酷烈。」

 

從上而所引的話,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布爾什維克主张)專政作為一種政府的型式不但是一種永久的東西,並且要在世界各國興起。

如果在今天的俄國,人民新獲得的一般自由又被取消;那末在其他國家,當無產階級勝利之後也一定自如此,儘管其人民的自由已經根深蒂固,且已經享有半個世紀以上,而且是用不斷的流血革命爭取來並加以維護的。布爾什維克的新理論很認真地主張這一說法。更奇怪的是,不但俄國工人持這一理論――這些工人仍未忘記沙皇時代給他們的壓迫,現在自已能夠反過來驅策別人,當然興高采烈,因為即令是一個常挨打的學徒,一旦升了職工,可以打起比他晚來的學徒時,也會喜形於色――連瑞士這样歷史悠久的共和國也有人贊成這們新理論。

但更奇怪的,甚至更不可思議的,還在後頭呢!

沒有一個地方能找到十全十美的民主,所以在每一個地方,我們都不得不奮力求取改良與進步。就以瑞士來說,也有要求擴大人民立法權,擴充比例代表制與爭取婦女選擧權的運動。在那些龐大的官僚和軍國主義國家中,我們更應當為了民生的緣故提出遠為強烈的要求。可是,正在這些進行得如火如茶的時候,爭得最激烈的人抬頭了,他們向他們的反對派說:當我們自己是占少數的反對派時,我們要求保護反對的少數派。但是,當我們一旦成為多數派並取得了政權以後,我們的第一個動作,就你們來說,就是取消過去為我們自己所要求的一切,也就是選舉權、出版和組織的自由等等。

關於這一點,布哈林在前述論社會主義革命的論文中,有很清晰的說明:

(十七)「從前要求民主共和與全面自由(中產階級的自由也包括在內)在當時是很正確的,因為那時是我們準備與集中力量的時期。可是,這一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工人需要他們的出版自由,因為中產階級的出版物對於工人是有害的,他們在當時卻不能要求壓制中產階級的出版物。結果,無產階級只好要求全面自由,甚至連反動集會和組織工會的自由也包括在內了。

(十八)「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直接攻擊資本的時期,直接去推翻與摧毀帝國主義強盜國家及直接的去鎮壓中產階級的時期。因此,在當前的階段中,保障全面自由的原則(包括保障反革命的中產階級自由的原則),不僅多餘,而且具有急切的危險性,這是極為明顯的事。

(十九)「這一種看法同樣適用於一般的出版物和社會叛徒的主要組織。後者的假面孔已被揭穿,露出了反革命積極份子的原形。他們其至還用武器來攻擊無產階級的政府。他們憑藉著過去的官僚和被打倒了的資本家的錢囊的支持,成為發動各種陰謀的最賣力的組織。無產階級專政是他們的死敵,因此,我們必須以眼還眼,以矛還牙。

(二十)「至於一般的工人階級和貧農,當然擁有最充份的自由。」

 

他們是不是真的擁有充份的自由呢?

所謂「社會叛徒」,(編者按:這一名辭乃是共產黨加在民主社會主義者頭上的帽子)其實也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者·,只因他們反對這個政權,所以就像那些中產階級的反對者一樣,被褫奪了一切的權利。假如一個中產階級的政府,力圖採取同樣的措施來對付反對派,我們會不會大怒,而與他們拼命?

當然我們會這樣做的,但如中產階級的政府也如共黨一樣來看社會主義的主張,並且施用同樣的方法的話,我們的反抗只能得到一個可笑的結果。

我們豈不是常常非難自由主義份子嗎,說他們在當權的時候,便跟昔日處於反對派的地位時完全不同了;一朝政權在握,他們便放棄他們所有的民主的權利要求。但是這些自由主義份子,現在至少還極為謹慎地避免正式放棄他們的任何一個民主要求。他們的行動有一個準則,那就是做了不說。

上述論文的作者之比自由主義份子更坦率是無可否認的,但究否比之更聰明卻是問題。倘若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公開地宣佈,他們今天所要爭取的民主,在他們勝利之後將予放棄,那末你是否會覺得這是他們的聰明處呢?你會覺得他們已把民主的原則曲解到和它們的正相反的意義,要不然,他們便是根本沒有民主的原則。也許你會覺得,民主在他們只是一張梯子,等到一朝爬上梯頂大權在握,這個梯子也就用不著,可以一腳把它踢開。一言以蔽之,你會覺得這種人是革命的機會主義者。

即使就俄國革命者而言,倘若他們採取專政的手段只是為了取得政權,不是為了挽救被损害的民主,而且只顾維持他們自己的地位而置民主於不顧,這便是一種只圖一時方便的短視政策。其中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在另外一方面,我們較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他們還沒有取得政權,日前只是暫時地處於力弱的反對派地位,也接受這個理論。他們不但看不到專政手段中應為大家詬病的缺點,以及大部份人民的選舉權之被取消――這種措施,充其量只可以說是俄國特殊環境下的產物;卻反過來讚美專政,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應該奮力促其實現。

這種主張不但是澈底錯誤的,並且具有最高度的破壞性。倘若這一主張果為世人所普遍接受,必將極厲害地癱瘓我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宣傅力量。因為,除了二三別抱主張的狂妄份子以外,整個德國,以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是醉心全面民主的原則的。無產階級必將憤然拒絕任何在無產階級開始統治時造成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和一個新的沒有選舉權的階級的想頭。他們也將拒絕,在要求給子全民一切權利的時候,心裏卻存在著保留的態度,骨子裏只是為自己爭取特權。他們也將同樣堅決拒絕這種滑稽的建議,說是現在就鄭重地宣佈,他們所要求的民主只不過是一種詭計。

在俄國,以專政做為一種政府的形式,是和過去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一样易於瞭解的。但是瞭解它卻不意味我們應該去承認它。我們應以拒絕無政府主義那樣的堅決態度去拒無專政。專政本身不是社會主義政黨鞏固違背了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才獲取的政權的方法,而是应付非其力所能及的問題的手段,這些問題¨使之疲於奔命。這樣做下去,很容易損害社會主義理念,它不僅無助於社會主義進步,反成為其阻碍。

所幸,專政的失敗並不等於革命的幻灭,除非布爾什維克的專政只不過是中產階級專政的前奏。如果專政能及時為民主所取代,那末革命的基本成就是必能獲得挽救的。

 

 

(譯者按:以下是考茨基「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的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