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line decor
  
line decor

 

辛亥革命:

文化的金石

 

段振坤

 

編者按該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值得一讀。作者提出“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兩個概念尚值得商榷。從黃帝(或更早前的神農氏)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前的中國封建制度,一直是男性占統治地位。我們從堯把兩個女兒嫁給舜做妻子的史記就可看出當時婦女的地位……我們將共同探討。

 

辛亥革命有一個不為常人所注意的特點,第一,1912年整個西方世界只有美國和法國是民主共和國家,其他國家都屬皇權和帝制。英國是喬治五世,德國是威廉二世,俄羅斯是沙皇,日本是天皇,義大利、奧地利都在王朝時期,帝制與王權在那個時代是占主流地位的。第二,中國是一個有4000年王權和2000年帝制的封建農業國家,以三綱為本的儒家對中國人進行了2000多年的洗腦,專制思想可謂根深蒂固。

按常理,從邏輯上說,帝制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推翻的,肯定或者必然會反復。1792年法國人在大革命後推翻了帝制,實行共和12年之後,拿破崙‧波拿巴就恢復帝制問題進行公民投票,結果贊成者超過350萬人,反對者僅2500人。想想吧,法國人曾建立了共和達12年之久,也沒有維護帝制那樣的儒家思想鉗制,居然都能通過全民公決成功復辟帝制。不論從外在環境,還是從內部環境,中國的帝制都是不可能成功顛覆的,這就是古德諾和袁世凱的觀點。

我們不要認為當年袁世凱、康有為、楊度是愚蠢的,他們對他們所持的文化有著高度的信心。袁的政治顧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古德諾拋出《共和與君主論》,強調君主制優於共和制,助袁稱帝。一個美國人,他也認為中國是離不開帝制的,估計那個時候的西方觀察家,普遍會持古德諾的觀點。袁世凱認為,漢族人只是不贊成滿族人做漢族人的皇帝,漢族人做漢族人的皇帝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按常理是正確的東西,為什麼就突然反常了呢?為什麼辛亥革命之後,帝制居然在一夜之間就崩潰了呢?而且永遠不能再建,竟然“誰敢以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在儒家那裏是承擔著天之使命的神聖的皇帝,為什麼在中國人心目中一夜之間就不合法了呢?這是使很多史家驚訝得張大了嘴巴感到大惑不解的問題,而且至今是一個懸案,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在文化層面上來進行分析。辛亥革命要成功,必須要得到本土文化的回應,沒有這一點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辛亥革命不是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一場集體選擇,對集體選擇而言,它就必然會有一種支持這種選擇的本土文化模式。文化是集體的標誌,獲得本土文化的回應,對辛亥革命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僅僅依靠西方民主思想的傳播來推翻帝制,而沒有本土文化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況且當時的西方仍然是一個帝制占主流的時代。辛亥革命的背後,一定是潛藏著一種本土文化精神的。

歷史學家困惑的是,在當時的所謂本土文化中,看不到這樣一種偉大的文化精神。辛亥革命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本土文化精神,不是我們所熟悉的,甚至是我們聞所未聞的。從文化角度來反思辛亥革命,則辛亥非比尋常。

之所以造成這種百年難解的困惑,這是因為自漢以後,中國文化開始陷入混亂。經歷1000多年的混亂時期以後,我們已經無從瞭解中國文化的真相了,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結構是不瞭解的。我們可以肯定說,在30年以前,這個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在地下竹簡帛書大量出土以前,我們不可能對本土文化有一個科學而全面的認識。

《漢書‧藝文志》所載古籍,92%已佚失,在傳世的8%中,還有一部分是散佚之後後人編篡或偽造的,估計只有5%是真貨。有90%以上的中國文化我們不知道,有90%以上的中國文化我們不清楚。尤其是這5%的真貨,也並不是中國文化的精髓。我們怎麼能明白中國文化的真相呢?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斷言中國文化在漢代已死,其神魂已逝,這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哲學家的洞見,常人哪裏能夠洞若觀火啊!班固在漢代的歎息,不就是與2000年後的斯賓格勒相呼應嗎?他說中國文化的道術破碎了,在他那個時代就已經無所更索。

90%以上的文化到哪裏去了呢?尤其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就是班固所說的道術到哪裏去了呢?它真的就無影無蹤地消失了嗎?不留下任何痕跡嗎?不,它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它不會無緣無故地來,也不會無緣無故地去。

在老子、孔子和墨子以前,中國文化從它的誕生開始,已經經歷了2500年以上的發展。在文化誕生以前,有數十萬年的前文化時期。中國人的本性和文化,不是諸子以來的2500年可以塑造的,而是在無比漫長的歲月中鑄就的。那個所謂的中國文化的道術,事實上是上古先民在數十萬年的演化中,通過集體智慧的形式凝結而成的。它只是在文化成熟和誕生的那一刻,向世人昭示了它的存在而已。

很多人把儒家等同於中國文化,這是一個極端錯誤的認識。儒家那裏根本就沒有保存中國文化的道術。在所有諸子學說中,儒家是保存得最完整的,如果儒家有中國文化的道術,班固幹嗎還說道術破碎無所更索了?班固認為,只有把諸子百家都合起來,或許才能看到這個道術的影子。不僅如此,春秋末年的老子、孔子、墨子都同聲歎息:“大道隱沒了。”戰國莊子亦悲鳴“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道術將為天下裂”。

中國文化的道術,儒家是不傳的。孔子為什麼不要這個道術呢?這個母系時代所孕育的道術,和父系禮教是不合的,是相衝突的。孔子宗述堯舜,憲章文武,他選擇的是父系文化。從龍山文化以來,中國就已進入父系時代,父系文化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但直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父系文化才開始佔據統治地位。

以禮為本的儒家,可以說是父系文化的總結,它有著父系文化的一切特徵。母系和父系,在人類歷史上是相對立的,互不相容的。雖然存在過雙系的歷史,但彼此之間是你強我弱的關係,而不是和平相處的關係。母系必定導致民主,父系必定導致王權,這是由人性所決定的一條歷史規律。

在中國文化的歷史上,父系孕育出來是封建道統,與母系所孕育的民主道術是相對立的。父系叫道統,母系叫道術,這個道統和道術,是水火不容的,就像父系和母系的對立一樣。把道統和道術看成一個東西,絕對是大錯特錯。

當然,從整個人類歷史來看,母系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的。人類從“人猿相揖別”以來,就一直處在母系狀態下。中國在最近的1萬年中,母系佔據了5000年之久,隨後1000年是母系向父系過渡,中國父系的歷史總共只有區區4000多年,怎能和數十萬年相提並論呢?也就是說人類的命運,由出生到結束,最終都是由母系文化主宰的。父系的短暫勝利,無力改變這個根深蒂固的早已確立的邏輯。現代的民主憲政,從根本意義上是母系文化的復興。

在儒家中最具有叛逆性格的是宰我。《論語·雍也》載:“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我是不信服孔子所說的仁的,“假如告訴仁者說:‘井裏有個人(仁?)啊!’他會上當跳下去嗎?”是違背仁義原則不管還是冒著受騙的危險跳下去?孔子不敢正面回答宰我所出的難題,“君子會去救人,卻不會自己陷進去;可能會被欺騙,但不會像你說的那樣受愚弄。”儒家理論和實踐相背離,宰我可以說找到了儒家的罩門。(藍田《宰我思想考》)(編者按:此論是值得商榷的:孔子對假設的問題顯然是不感興趣的,正像現代人常設的悖論:你太太和你母親同時掉到水裏,你先救誰?孔子認為宰我是在胡說八道,井裡怎么會有仁?)。

孔子對宰我很惱火,借宰我晝寢的機會痛駡宰我:“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就是這個在孔子眼裏“朽木不可雕也”的宰我,對母系道術是最感興趣的,這在整個儒家中,除荀子之外,他是最大的異端。

《大戴禮記》所載《五帝德》,就是宰我問才傳下來,而孔子並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也!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

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

孔子認為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就夠了,何必問遠古黃帝呢?孔子對母系文化幾乎是採取敵視態度的,他刪詩和尚書,都是以禮教標準來取捨的,凡是具有母系色彩不合父系禮教的都給刪得一乾二淨,是不留下任何母系道術痕跡的。《逸周書》乃孔子所刪百篇之餘,因系孔子所刪,故不入六經。但恰恰是在被孔子所刪的《逸周書》中,包含著母系道術。

司馬遷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在儒家那裏,黃帝是“先生難言之”的“非君子之道”。在絀抑黃學、獨尊儒術的漢武時代,司馬遷以很大的勇氣突破了儒家對黃帝的封鎖,把黃帝列為《太史公書》本紀第一。

在儒家對父系文化加以總結以前,母系道術在中國文化中仍然是佔據主導地位的。黃帝與顓頊之道在社會上仍然有著崇高的地位,黃帝學派在戰國時期仍然是勢力最強大的學派。並且到西漢初期,仍然是國家的政治指導思想。儒家的產生,是母系和父系在文化上進行較量的開始。漢武帝通過絀抑黃學、獨尊儒術,確立了父系文化的統治地位。所謂獨尊儒術,就是讓父系文化取代母系文化。在獨尊儒術中打擊最為沉重的,就是屬於母系文化的黃帝學說。黃帝學說作為西漢初年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在漢武帝和父系儒家的手中,已處於“絀抑”的狀態,並最終失傳,成為絕學。中國文化的真正母體,這個孕育了道術的母系文化,永遠被埋葬了。

作為母系文化的黃帝學說,具有強烈的民主色彩,能相容並包。所以在西漢初年,經歷秦代焚書坑儒的浩劫以後,百家之說又迅速繁榮起來。黃帝學說作為漢初政治指導思想,締造了燭照青史的“文景之治”,這樣迅速扭轉乾坤的治功,父系文化是從來不具備的。儒家和法家是父系文化的代表,秦用法家二世而亡,儒家則使漢民族三次亡國,可見父系文化是真正的動亂之源,是章太炎先生所說的中國之禍本。

母系文化是清靜的,“安徐正靜,柔節先定”(《黃帝四經‧十六經‧順道》)。而父系文化一開始就誕生於爭奪和動亂之中,是在動亂之中產生、在動亂之中成長、在動亂之中成熟起來的,動亂的本性深深地植根於父系文化之中。

父系文化在漢代取代了母系文化,這是導致中國文化死亡的根本原因。母系文化的神魂從此消逝了,中國文化已不知自己之所從來。儘管如此,但母系文化是絕不會真正消逝的,只是在我們的視野中看不到她而已,她隱藏了起來。

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占絕對優勢的母系文化,一個孕育了人本身的母系文化,她能那麼簡單地消失嗎?連人性都是母系文化所孕育的,何況文化呢?母系文化隱藏在一個什麼地方呢?我們只要認真地找,一定是可以找到的。當我們把中國文化的外衣一層一層地剝離掉,只剩下文化的本性時,我們就會駭然發現,母系文化居然隱藏在這裏,隱藏在中國文化的本性中。

中國文化具有那樣強大的同化四方的能力,是諸子百家所賦予的嗎?不,因為在諸子百家以前,華夏民族早就形成了,它早就形成了同化四方的強大能力。當中國文化在黃帝時代最初成熟的時候,它就已經具備了同化四方的基因,因而在炎黃部落聯盟的基礎上形成了東方大陸最強大的民族—華夏民族。我們那麼崇敬軒轅黃帝,是因為他賦予了中國文化那樣偉大的精神,為他的子孫奠定了一個永久的福址,真正誠如武王所言,乃萬世為子孫所常者。

中國文化的同化能力,是由其開端時代的文化本性所決定的,這絕不是諸子們的皮毛之說可以湊效。而這個文化本性,就深深地隱藏在我們的血液中,成為華夏民族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

所謂“江山難改,本性難移”,本性不能去除,也不會輕易暴露。只有中華民族面臨著無比重大的危機,才能把潛藏著的文化本性急出來。母系道術是中國文化本性中最核心的東西,它決定著中國文化的生命、興衰和命運。母系道術在漢代死亡以後,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幽靈,一個埋葬在文化本性中的幽靈。

辛亥革命讓我們看到了傳世文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東西,它只是表面的被我們誤以為主流的東西。在辛亥革命中,母系道術這個真正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像一道閃電,倏地劃過長空。它是那樣的明亮,它是那樣的美麗,雖然轉瞬即逝,但卻驚心動魄,深深地印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腦海之中。

在辛亥革命之前的1903年夏天,革命黨人在東京祭出了軒轅黃帝這面人文始祖和民族共祖的旗幟,把黃帝魂提高到中國國魂的高度。1903年6月秦毓鎏主編的《江蘇》第3期發表《中國民族始祖黃帝像》,並題詩云:“帝作五兵,揮斥百族,時維我祖,我膺是服。億兆孫子,皇祖式茲,我疆我裏,誓死複之。”陳去病讚美黃帝說:“惟吾祖之雄偉兮,揮神斧而蕩四隅。”留日湘籍學生黃藻主編的《黃帝魂》一書,成為當時進行社會動員的重要著作。1905年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一期首印黃帝像,下標“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這是一股空前的尊黃熱潮。劉師培發表《黃帝紀元論》,武昌首義、湖北軍政府文告,後來各省回應的文告,都用“黃帝紀年”。軒轅黃帝是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期間進行大規模社會動員的旗幟。

在那樣一個民族危亡極其深重的年代,文化本性被激發出來了。據統計,當時各地發動革命、運筆啟蒙的高級知識份子,為數約三萬之眾(伍立楊《鐵血黃花》)。這是一場真正意義的集體性選擇,從孫中山到段祺瑞,都作出了同一個選擇:共和。一個閃念,一個古老文化迴響的閃念,使中國人在辛亥革命中,幾乎作出了一致性的集體選擇。

斯賓格勒認為,道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在中國人眼中,道是法的根據,合乎道才合法。禮教也好,三綱也罷,在中國人頭腦的最深處,它並不是最根本的東西,只有道才是根本性的,一切合法性並不來源於禮教和三綱,而是來源於道。帝制已經不再合乎道了,它也就不再合法。除了儒家的精神領袖康有為那麼頑固、那麼可恥為帝制上串下跳之外,整個儒教集體失聲,沒有人為儒家奉為神聖的天之子殉葬。這個由冥冥之中的文化本性所主導的選擇,使儒家苦心經營2500年之久的三綱禮教,在瞬間就崩潰和瓦解了。袁世凱、康有為和宣統復辟帝制,幾乎就是一場無人觀看的鬧劇,這說明還有比儒家更本位、更久遠、更深層的東西在左右著中國文化。

辛亥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真正起點,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都接受過辛害革命的洗禮。陳獨秀、劉半農直接參加過辛亥革命,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是辛亥文化靈魂人物章太炎的學生。作為辛亥革命的領袖級人物,章太炎不蒂是新文化運動之父。

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意義,在於它徹底顛覆了父系文化。雖然它並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個新的文化,但父系文化這個障礙,已經從精神上徹底掃除了。雖然我們到現在,仍然處在父系文化的幽靈之中,但父系文化已經死亡,且必將灰飛煙沒。父系文化是中國文化本性形成以後的產物,所以它不能像母系文化死亡以後其魂魄還能夠回到文化本性那裏去,它只能成為一個無家可歸的遊魂。但作為新死的父系文化,仍然是一個可以不斷作祟的遊魂,它仍然遊蕩在名為共和實似王權的黨國體制之中。

新文化運動之後,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在中國都已成為了幽靈,中國文化成了一片真正意義上的廢墟。西化,一個異域之靈,乘虛而入,馬克思主義像狂風一樣席捲了中國。而基督教則試圖把中國人都變成基督徒。中國文化的命脈就要斷絕了,中華民族會被西方所同化嗎?一個傳承了5000年之久的偉大文化,也會像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那些偉大文明一樣,成為歷史名詞嗎?

重建中國文化,成了今天中國人最急迫的呼聲。以儒家、法家為代表的父系文化是王權的支柱,與民主憲政有著根本的對立,所有父系文化都是不可復興的,因為父系文化必然導致王權與專制。在父系文化的基礎上,不能夠建立民主與憲政。在憲政已經成為人類主流的時代,父系文化的歷史永遠結束了。唯一能夠復興的,就是母系文化,現代的民主憲政,本身就是從母系民主發展而來的。母系文化和民主憲政之間,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嗚呼,“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復興以黃帝與顓頊之道為代表的母系文化,是重建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措施。軒轅黃帝作為中國文化的開端,我們需要從這個最偉大的開端那裏重新開始,使母系文化所孕育的民主道術,重新回到人間,“這將是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摩爾根)。

然而,中國文化已處於一種積重難返之境,母系文化終究是一個幽靈,一個隱藏在文化本性深處的幽靈。受古史辨派的影響,很多炎黃子孫連黃帝這個人都不相信,遑論黃帝與顓頊之道乎?“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地下竹簡帛書的大量出土,已經使我們能一睹黃帝與顓頊之道的真容,我們大體已經能夠和諸子們平起平坐,能夠如此近距離地觀察到母系文化所孕育的民主道術了。“走出疑古時代”,大膽地論證黃帝與顓頊之道的時代來臨了。

為文化之前鋒,恢復諸子時代黃帝為“學者所共術”的崇高地位,推動文化尊黃,這樣才能“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這是辛亥革命作為中國文化的試金石給我們所帶來的智慧和精神。

 

2007年12月6日於天秀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