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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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友人對中山先生革命的支持

 

大陸     何

 

 

平山周:為孫文取名“中山樵”

 

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領袖,孫文(即孫中山)在從事革命的過程中,用過很多的化名,其中絕大多數不為人知,惟有“孫中山”竟喧賓奪主,以化名取代本名而廣為人知。而更有趣的是,起這個名字的不是孫文本人,而是一個叫平山周的日本人,就象今一位美國人為他一位旅居海外的中國朋友起一個英文名字一樣。

平山周1870年出生在日本福岡,19世紀末參加日本秘密社團,投奔日本著名政治家犬養毅門下。當時的日本政府擔心清政府恐怕難以維持,為未雨綢繆,決定預先調查中國的革命力量,犬養毅於是推薦自己門下的宮崎滔天、可兒長鋏、平山周人從事此項工作,這種背景,當時的孫文本人當然不會知道,何況後來這三人成了中國國民革命的真正支持者、有的甚至成了為中國國民革命犧牲的外國烈士。平山周等人拿著日本外務省撥出的專款一時不知如何下手,只好求助回國述職的日本駐倫敦武官宇都宮太郎。宇都告訴他們,要瞭解中國革命,只要找到孫文就清楚了。

經過倫敦蒙難,孫文在國際上名氣大盛,但平山周三人對孫文卻聞所未聞。在前往中國的船上,平山周從報紙上看到“孫逸仙”的名字,便推測可能就是孫文。到中國後,平山周專門買了一本《倫敦蒙難記》,瞭解了孫文的一些簡單履歷。

此後,平山周踏上尋找孫文的行程。他先到澳門找到一個名叫山本的日本人,在山本的介紹下,平山來到香港和華南等地,結識了一些維新黨人。此時,宮崎滔天與中國在日的革命黨人開始交往,他對回國的平山說,只要到橫濱問一問陳少白,就知道孫文的消息。於是兩人就去橫濱拜訪陳少白。在登門拜訪時,一個陌生人告訴他們說,陳少白到臺灣去了。在與此人交談後,他們嘗試著問他是否知道孫文的消息,沒想到這個人笑著說:“我就是孫文。”於是三人都笑了起來。孫文談及革命時,其慷慨激昂之情,猶如深山虎嘯。他倆被孫文的革命熱情、見識和抱負深深感動,決心幫助孫文,並為他的生命安全擔憂,勸他暫時留駐日本。孫文同意後,宮崎和平山就陪同孫文找旅館。他們繞過日比穀公園,路過中山候爵府邸,來到“對鶴館”旅館,並由平山替孫文代筆登記。當時,孫文處於流亡之中,不便公開姓名身份,猶如今天海外許多真正的民主志士一樣。填寫什麼好呢?平山執筆躊躇一番,忽然想起剛才走過中山候爵府時看見的那塊牌匾,於是就在旅館簿上寫下了“中山”兩字。但按日本習俗,中山只是個姓,還得有一個適當的名字才好,平山又躊躇起來了。正在這時,孫文接過登記簿,在“中山”兩字下面添上了一個“樵”字,笑著對平山說:“我是中國的山樵。”

就這樣,孫文用“中山樵”的名字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在日本,革命黨人稱呼其為“中山先生”,有時在前面加上姓。於是“孫中山”就成為孫文的另一個名字。“孫中山”廣為人知,大概是平山周所料想不到的。

此後,平山周成為孫中山的密友,長期支持中國的革命事業,已經不是在為日本政府服務。1905年,他加入中國同盟會,為中國革命作出了貢獻。1931年,他被中國國民政府海陸空軍總司令部聘為顧問。

 

山田良政:為中國共和獻身

 

在孫中山領導的反清起義中,日本友人積極參與。其中,山田良政是第一個犧牲的日本人,被孫中山稱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

山田良政,186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個武士家庭,曾參過軍,退役後在臺灣工作過一段時間,後在東亞同文會從事文化交流和情報搜集工作。在此期間,山田思想轉變得越來越激進,也越來越對中國有感情,認為中國應當發動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統治。他與宮崎滔天關係密切,並通過宮崎結識了孫中山。

1900年,孫中山決定在廣東惠州發動起義,以鄭士良作主將、日本人日南為民政總裁,南萬里(即平山周)為副手。當時宮崎滔天等人感到日本同志力量太小,決定動員包括山田良政在內的同文書院的師生參與。宮崎認為,山田等人“都是爽快的男子漢,一呼,他們就會同行的”。

10月8日,鄭士良率600多人在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在清軍的圍攻下,起義軍很快就因為彈藥不足陷入困境。鄭士良向孫中山請求幫助,孫中山希望臺灣總督府幫忙,於是讓起義軍從惠州向廈門方向突圍,山田的職責是接應惠州起義部隊北上。

就在山田忙著準備時,日本政壇發生重大變化,伊藤博文重新上臺。伊藤一上臺,便下令臺灣總督府不得接濟孫中山一槍一彈。10月20日,山田抵達惠州起義軍營地,22日在隨軍突圍過程中,因為迷路被清軍抓獲,慘遭殺害,時年32歲。

山田的戰死令孫中山悲痛萬分。革命成功後,孫中山不僅評價山田是為共和犧牲的第一位外國義士,而且在民國8年特意撰寫紀念碑文,稱山田“其人道之犧牲,亞洲之先覺,身雖殞滅而其志不朽矣”。

 

宮崎滔天:促成孫中山和黃興合作

 

宮崎滔天1871年出生於日本九州熊本縣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1897年9月,宮崎與平山周在橫濱陳少白的家中見到孫中山,最初,宮崎對孫中山十分狐疑,後來在《三十三年落花夢》中,宮崎道出了自己的擔心:“此人果真能身負中國400州郡而立地者乎,能君臨4億蒼生而執號令之旗者乎,可堪輔佐以終遂我平生之志?”

通過交談,宮崎完全被孫中山的氣質和理想折服。他感慨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氣質像是涉世不深的後生小夥,又如天真無華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見識何其拔群,其抱負何其遠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

宮崎不僅將孫中山引薦給犬養毅等日本政經界要人,而且為孫中山廣作宣傳,將他寫的《倫敦蒙難記》譯成日文,題為《清國革命領袖孫逸仙幽囚錄》,在《九州日報》上連載。

1905年,宮崎陪孫中山去找黃興,雙方一見如故,並在風樂園餐館大吃一頓。20多天後,以孫、黃為核心的中國同盟會成立,宮崎被破例吸收為會員。

在長期支援中國革命的生涯中,宮崎與孫中山、黃興結下了深厚友誼。黃興在回國革命時,曾將自己的兒子黃一歐交給宮崎照顧。當黃興遭遇債務危機,被高利貸逼得四處躲避的時候,宮崎為他積極籌款。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黃興在漢陽失陷後奔赴上海,到達鎮江時,與特意從日本趕來參加革命的宮崎相遇,黃興百感交集,寫了一首七律相贈。後來黃興去世,宮崎專程從日本趕赴湖南奔喪。

宮崎與孫中山的交誼更不用說。宮崎並不是簡單地崇拜孫中山,雙方都把對方當成諍友。辛亥革命時,宮崎堅決反對孫中山、黃興等人與袁世凱合作,強烈建議孫中山進行北伐。後來在著名的孫黃交惡事件中,宮崎直言,孫中山之所以與黃興合作幾十年後彼此交惡,兩人不在於私心,而在於主義之爭。面對這樣的諍友,孫中山寫下“推心置腹”四個字相贈,而黃興則寫下“儒俠者流”稱讚宮崎,這兩幅字畫今天仍然保存在宮崎滔天的故居,以見證宮崎與孫、黃二人的友誼。

1922年12月6日,51歲的宮崎滔天因病去世,在聽聞噩耗之後,孫中山痛呼“中國人民失去一良友!”

 

梅屋莊吉:操辦孫中山與宋慶齡婚禮

 

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曾有一位生死之交,他不僅傾盡全力支援中國革命,而且還與孫中山結拜為義兄弟,這個人就是梅屋莊吉。

梅屋1868年生於日本長崎,15歲時就瞞著父母,一個人偷偷跑到中國,準備幹一番大事業。19歲的時候,梅屋前往美國學習攝影,後來到香港開了一家照相館。在香港,梅屋結識了孫中山的老師康得黎。1895年,孫中山從檀香山回到香港,準備進行反清起義,但缺乏經費與武器。在得知這個情況後,康得黎在一次宴會上,介紹孫中山與梅屋相識。孫中山憂國憂民的拳拳之心深深打動了梅屋,梅屋於是對孫中山說:“你發動革命吧,我將以最大努力用資金來幫助你!”

1905年,梅屋將自己的房子拿出來用於籌備中國同盟會,後來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創刊與初期運營經費也由梅屋提供。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梅屋不顧自己已經債臺高築,急忙變賣家產籌得28萬款項,其中17萬用於武昌起義軍,另外的11萬用於其他革命活動。與此同時,梅屋還派攝影師拍攝辛亥革命的場面,保存了起義的一些珍貴歷史畫面。

1913年,孫中山與宋慶齡相愛,對於這場年齡相差、輩分有別的戀愛,孫中山的同事都不贊成。梅屋在瞭解了兩人的真摯感情後,不僅堅決站在孫中山一邊,而且還積極籌備他們的婚禮。

1915年10月24日,孫中山、宋慶齡的婚禮在梅屋家中舉行。結婚後的第二天,孫中山與梅屋結拜為義兄弟,宋慶齡與梅屋夫人結為義姐妹。

後來,孫中山回國組織政府,但他與梅屋依舊信函不斷。1924年,孫中山在彌留之際,念念不忘梅屋,他問前來探望的日本友人:“煙波亭(梅屋的號)近況如何,前在神戶未曾晤對,甚感遺憾。”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第二天梅屋就收到孫中山兒子孫科的唁電。聽聞噩耗,梅屋悲痛萬分。

1934年11月23日,梅屋因患癌症病逝,享年67歲。在葬禮上,中國政府特意送去青天白日旗和日章旗,以表彰梅屋對中國革命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