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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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社會變革的四大領袖

康、梁、孫、黃

                               

 

清末的社會變革運動,分維新與革命兩派,主維新者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主革命者以孫中山與黃興為代表。

在這四位先生中,以康的年齡最長(1858―1927),孫次之(1866―1925),梁又次之(1873―1929),黃最晚(1874―1916)。

康、孫、梁三位都出生於廣東,黃則湖南,近代中國的改革運動,以廣東、湖南兩省人最為活躍,與其領導者殆有必然的關係。

康生於一個世代讀書與服官的家庭,故康自其少年即習舉業,受業於朱次琦,講學,成進士。他有《自編年譜》敍述其求學經過甚詳,他在四十一歲以前,在一般守舊者的眼中,乃是一位離經叛道的新人物,曾受到多數人的非難與反對。自戊戌維新失敗以後,他下半生的三十年歲月,乃完全趨於保守。儘管他曾留下一部富有新啟示的《大同書》;在他的亡命生涯中也曾漫遊各國,積累新見聞不少;但他的本質是保守的。他相信:中國必須要有一個皇帝,一經革命,必至變亂相尋無已時。因此,他晚年乃不惜勾結軍閥,接納清室遺老,而卒有1917年支持張勛復辟的一幕。他的最後十年,在一般新少年的眼中,乃又變成了一個頑舊不堪的落伍分子,卒以七十高齡,死於青島。儘管康的維新運動是失敗的,但他在當時,究不失為一風雲人物。且因戊戌而引出庚子拳變一大反動,乃十足證明清室必亡,即不啻為革命派鋪平了道路,相輔相成,功未可沒也。

中山先生生於廣東香山的農村,家庭狀況,與康相反。童年雖曾就讀私塾,但對他影響甚微。十四歲,隨母遠赴檀島,乃兄德彰(眉),送其入英美教會學校攻讀,歷兩校,共四年。學英語,接觸初步科學,始聞基督教義,習於海外僑胞社會生活,此一新環境與新刺激,對他後來的成就,作用自然很大。

十八歲,中山先生自檀返粵。十九歲至二十歲之間,繼續讀書於香港拔萃與皇仁兩校,無特殊情況可紀,不過海外四年教會教育的延續而已。但他在二十歲這一年(光緒十一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禮;結了婚;又鑒於中法爭奪安南一役,清廷屈辱求和,暗蓄傾覆清廷之志。

光緒十一年冬第二度去檀,次年三月返國,入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校。十三年正月,轉入香港西醫書院,迄十八年(一八九二)六月畢業,是孫先生所受嚴格的科學訓練者,凡歷六年有半。西醫書院自開辦以迄停止招生,先後共收學生一百二十八人,畢業者五十一人,在歷屆畢業生中,其各科成績差可與孫先生比者,中國人僅一陳觀聖,外國人僅一George Thomas Harold。陳觀聖一八九九年畢業,其各科考試成績,得有九個H(H代表Honours),榮譽名次第二;Thomas一九一二年畢業,得有十個H,榮譽名次第三;孫先生一八九二年畢業,也得有十個H,但榮譽名次第一。世人僅知孫先生以第一名畢業於西醫書院,不知此所謂第一者,不但應指他本人畢業這一屆而言,實應說明自有西醫書院以來的五十名畢業生中,他也是第一人啊。(參看羅香林著《國父之大學時代》)

在博濟醫院一期,他所結納與革命最有關係的朋友為鄭士良(弼臣,廣東歸善人),鄭與廣東三合會有聯,是為孫先生與民間反清社會發生關係之始。在西醫書院一期,他所結交而始終參與革命行動者則有陳少白(原名白,廣東新會人)。

孫先生二十七歲畢業以後,先後在澳門及廣州行醫及開設西藥局歷一年有餘,雖業務頗忙,仍結納同志探討革命方略不倦,在這一期接受他革命宣傳而以身殉光緒二十一年廣州第一次革命者,有陸皓東與程奎光。

在孫先生二十九歲的時候,他寫過一篇《上李鴻章書》,長約八千字,在清末一切談改革談洋務的文字中,就我涉獵所及,以孫先生這封上李書為第一。孫先生平日發表一篇有關的文字,必出原稿請他的朋友批評或代為斟酌(此事我另有考證,見香港出版的《現代雜誌》第一卷第十期),即以這封上李書而論,便是經過陳少白、鄭觀應、王韜代為斟酌過的。陳是孫先生的同志、好朋友;鄭是他的小同鄉(廣東香山)《盛世危言》的著者;王韜江蘇長洲人,與太平天國有過一度關係,著作更多,為中國談洋務最早的老輩。而且鄭、王兩位,都是略通外國語文,親自到外國去考察過的,所以孫先生才向他們請教。這種地方,可看出孫先生的態度謙虛,文不苟作,都是最值得我們效法的。

孫先生到天津準備見李鴻章,王韜還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李的幕友羅豐祿。可是不幸得很,其時是光緒二十年甲午的五月,正值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夕,李鴻章焦灼忙迫萬狀,確係事實;因此,他不僅沒有與孫先生見面,便是孫先生這封近萬言的長信,他是否細心看過,大概也成問題。像孫先生這樣一個有抱負有主張的青年,既花了許多時間,寫了一封信,又不遠數千里跑去,願見見這位“李中堂”,可見李在孫先生的心目中,尚不失為一勉強可談的人物,不料李竟以這樣的態度出之,“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卒以此加強孫先生的革命決心,加速清室的滅亡,以李鴻章的立場來說,他這種不能弘獎人才的傲慢,乃是最不可原諒的。曾國藩在軍中,往往歡喜與他的幕友們聊天,有時且恢諧百出,或者長篇大套的討論學術(這一點以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得最為親切),與一個有關係的朋友討論時局或軍事,雖在百忙中,也不惜親筆寫幾千字的長信。這種地方,可看出李鴻章之為人,實不及曾遠甚。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梁實秋先生在最近印行的《文學因緣》裏《憶新月》一篇中的一段文字:

孫先生的生平,有三個年代最可注意:

一,光緒十一年(1885),他立志推翻滿清,他的年齡為二十歲。

二,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與“興中會”同志在廣州第一次實行革命,他的年齡為三十歲。

三,光緒三十一年(1905)他以“興中會”結合“華興會”,“光復會”而成為一“中國革命同盟會”,他的年齡為四十歲。

每隔十年,孫先生的革命事業始得邁進一步,這可以說明革命過程是何等的艱難;宜乎孫先生在“同盟會”未成立以前,他不敢希望革命能及他之身便會成就。

維新派首領康有為於光緒十四年(1888)第一次向光緒帝上書;過十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乃有戊戌維新的曇花一現;再過十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帝在不明不白中,先慈禧太后一天死去,康的維新事業,便已完全絕望;也是每隔十年而自成一個段落。

推翻滿清之所以迅速成功,關鍵在有“同盟會”的出現;“同盟會”所以能一舉成立,關鍵在孫先生與黃克強先生首先攜手。關於孫、黃攜手一點,過去記載革命史者,一致說由於日人宮崎寅藏與平山周的介紹;但楊度告我,直接介紹黃先生於孫先生者,實際不是日本人而是他。當時與我同聽楊說此一故事者,尚有一熟悉革命史的章太炎先生在座,故我信楊說不誣,曾記入我的《萬竹樓隨筆》待證。半年前,我讀了章士釗一篇記他“與黃克強相交始末”的萬言長文,則孫先生與黃先生第一次見面,其情況乃明白如晝。章文有一段

(光緒三十年冬),吾低東京,寓牛888區若宮町二十七番地。未久,克強移來同居。適中山孫先生由橫濱攜小行囊,獨來東京,旨在合留學生,議起義大事。而留學生時以楊度為有名,彼寓富士見町,門庭廣大,足以容客,於是中山與楊聚議三日而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病,暢言無隱。卒乃楊曰:“度服先生高論;然投身憲政久,難驟改,竊愧未能。度有同裏友黃興,當今奇男子也,請得介見”。中山喜。翌日,吾若宮町宅,有先生足跡見臨。克強與吾,皆初見先生。吾昨歲草《孫逸仙》冊子(按此書臺北文星書店有影印本,列入中國現代史料叢書,名《大革命家孫逸仙》,著者黃中黃,即章士釗筆名),以前知尤相契合。樓下席廣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臥,按地圖,議天下大勢,殊未易一二數;俄而集留學生為大會盟之議起。先生辯才無礙,指揮若定,吾徒傾心折服,難以形容。克強情異虯髯,幟鄙自樹。時則汪兆銘、胡衍鴻(即胡漢民)之流,頭頂辮髻,手摩講章,出入梅謙次郎之門,洋洋與同舍生爭一日之短長,顧仍木然無動於衷也(章文見《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冊PP.一三八—一四九)

當光緒二十四年維新派失敗,梁啟超亡命日本,中山先生曾與之交往一年有餘,感情甚為親密:中山先生力勸任公合作,任公原亦不反革命,且與楊衢雲、陳少白諸人有所協商;二十五年,唐才常由日本歸國籌畫起義,中山亦曾力予支持;任公奉康命赴檀香山,中山先生且為之作書介紹乃兄德彰;卒以見阻於康,兩派合作乃終於不能實現(見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據行嚴上文所述,中山先生一見楊度,即與之談“三日夜不歇”。一聞為他介紹克強,即親往與克強見面,一切暢談無隱,乃不能不令克強與行嚴“傾心折服”。

凡此,均足見中山先生求才若渴的心情,推心置腹的雅度。

反之,如康有為,張季直(888)於光緒二十四年六月,曾晤康於其北京上斜街寓所,他有記:“――見其僕從侍應若老大京官排場,且賓客雜處,心訝其不必然,又微諷之,不能必其聽也。”(見張自訂年譜)又梁啟超記康“保國會”被破壞經過:“先是江西人主事洪嘉與者,守舊有氣,久於京師,能立黨,聞康名來,三顧不遇,人忘其居,未答拜。是時公車雲集,各省士夫來見,客日數十,應接不暇,多不能答拜者;乃浙人孫灝曰:“某公惡康,若能大攻之,當為薦經濟特科”,孫故無賴,喜從之。洪乃為著一書駁“保國會”。編印送京師貴人,守舊大臣皆喜信其說,滿人無遠識,不知外事,輾轉傳聞,一唱百和,於是謗議大興。”(見梁著《戊戌政變記》第三篇及康《自編年譜》)康沒有正式做官,已染官僚習氣甚深,此殆其家庭環境及所受教育使然,其結果唯有使有識者(如張季直)望望然去之;小人一不當意(如洪嘉與),則造謠中傷,無所不用其極;革命與維新,一成一敗,我們正應該從這些地方去體會。

進一步再看梁任公,我覺得他的氣象,卻又與康不同:梁濟(梁漱溟父)慕任公數十年,元年任公歸國,即踵門往謁,並請為寫扇聯,歷五次未得一見,扇聯亦迄未寫。後見任公題譚鑫培(即小叫天)刺繡漁翁圖,有“四海一人譚鑫培”之句,以為任公“有暇為叫天題詩,無暇為我寫字”,乃大失望(輕視譚鑫培乃巨川不達處);於其所著《伏卵錄》中紀此事經過甚詳。巨川於殉清自殺以後,遺著印行,漱溟即以一部贈任公,並為書道意,任公讀之大慚,即復書漱溟,自承“無狀”,謂巨川死後,於報中讀其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並請漱溟“於春秋絜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的精神,拯天下溺。”任公有這樣的服善之勇而改過不吝,他能於戊戌失敗以後,進入民國,卒能得多助以成倒袁與撲滅復辟兩役之功,夫豈偶然!

請再看看克強先生又怎樣呢?克強於光緒二十九年夏歸國,實為留東學生推舉回國實行革命之第一人。在東京臨行,劉揆一對他建議說:“在湖南發動革命,必與會黨中人密切聯繫,湖南有哥老會龍頭馬福益者,任俠尚義,豪傑之士也,如得此人合作,成功乃有可望。”克強深以為然,知揆一與馬關係甚深,即以聯絡會黨之責,交付揆一。

三十年春初,時揆一已回湖南,“華興會”已發起,長沙亦已略有佈置,克強乃以揆一之介,命揆一之弟道一,持他的親筆函約馬見面。屆期,克強乃偕揆一,著短衣,穿釘鞋,頭頂斗笠,冒風雪步行三十里,到達馬所居湘潭茶園圃一礦山的岩洞中。馬見他們不畏嚴寒,踐約而至,深受感動。因殺雞煮酒,三人快談竟夕。凡克強準備於是年十月初十在長沙起義的一切佈置,即在此一夕談話中,三人作了共同的決定。翌日清晨,克強與揆一同就歸途,時已旭日東昇,雪光與日光相輝映,克強途中有詩,“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雞”,便是他詩中的警句;意態的雄傑,實在是維新派中人所沒有的。儘管這次十月初十的長沙起義,卒於事前失敗,但馬福益仍再接再厲,謀於次年在洪江再起,乃不幸為警方所捕殺。丙午萍瀏醴一役,馬福益部下死者尤多,劉道一亦以身殉,假如不是由於克強先生廣大精神感召,何能得人死力一至如此(此節參看劉揆一著《黃興傳記》)

中山先生晚年住上海環龍路六十三號,每月租金六十五元,且有朱執信、廖仲愷、馬伯麟、馬湘諸人同住,實在是非常逼窄而且簡陋。有四位回國投資建設工廠的旅美華僑去看他,眼見這種情形,非常感動,他們覺得:“那裏有做過驚天動地大事業的人,連住的房子也沒有呢?”於是他們籌資買了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一所住宅送他,他還經過再三推謝然後接受。至於六十三號對面四十四號他的那所辦公處,在孫先生去世以後,我卻去過兩次,其簡陋比較他的原有住宅,殆又過之。其時我不過在中華書局做一個編輯,我在愚園路的住宅,每月尚須付出九十元的租金,現在回想起來,真感到自己的享受太過份了。又,永安公司的經理郭彪,曾送孫先生一件頗講究的皮大衣,他覺得:上海的天氣既不冷,回廣東更用不著;他雖然感謝郭的好意,但還是叫馬湘拿了送去還了給他。我知道:當孫先生將要去世的時候,他除掉把這所華僑送給他的房子,幾件穿過的衣服,和他自己若干的藏書,交由宋慶齡保存以外,曾無任何私財留給他的妻子。儘管這類的事,在中山一生的歷史中算是小節,但古今中外寧有對這類小節馬馬虎虎,又真能做出驚天動地大事業的人呢?

諸葛亮在死前曾上表後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據陳壽《三國志》)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元勳,曾任首相多次,最後任朝鮮統監;當他一九O九年在哈爾濱被安重根暗殺之前的幾個月,他不知有何種感觸,乃從朝鮮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兒子博邦,信中有如下的一段:“觀於朝鮮今日的情形,自己死於何時也未知,那時請在我的遺產中給十萬元於你母親(梅子夫人),她自少對於我的愛情和勞苦,非筆墨所能盡述,你須切記這事為盼。”是年十月他死以後,他的親朋調查他的遺產時,不獨沒有十萬元,連五萬元也不夠。其後他的親友們為遵故人遺囑計,才湊足十萬元交給他的夫人(見久米正雄著《伊藤博文傳》)

中山先生在中國和世界史上的地位,遠在諸葛與伊藤之上,但他們對金錢的淡泊,卻如出一轍。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些日本人支援中國近代革命。據不完全統計,在辛亥革命前,有300多日本人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他們不僅出錢出力,甚至獻出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