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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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渭水 - 臺灣的孫中山先生

鶴壟山人

 

蔣渭水(1891—1931),臺灣宜蘭人,祖籍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是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的創始人、靈魂人物和理論指導者。作為日據時期臺灣反日民族運動抗日的健將,蔣渭水生平篤信三民主義,追慕祖國的民族革命運動,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他逝世後,臺灣史學家連雅堂這樣評價他:“中山主義誰能繼,北望神州一淒神”。

 

一、臺北醫校的豪傑,求見孫中山

蔣渭水幼年曾就讀私塾,在祖國文化的薰陶下,他產生了對漢人的認同,對處於日本殖民當局殘酷壓榨下的廣大勞苦大眾的悲慘境遇充滿了憐憫之情,並由此激發了樸素的民主主義思想。1910年他考入臺北醫學專科學校。在醫校時代,蔣渭水“多才略,而亦敏求”,“於專門知識外,不僅有餘力,且更有勇氣領導校內外,從事一些充滿民族意識的反抗異族統治行為,蔣渭水所表現的這種反抗精神,實不失為同學中的豪傑。”翌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蔣渭水認為“要救臺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他發動臺灣民眾捐款,支持祖國革命。他還曾憤於袁世凱竊國,積極參與潛赴北京暗殺袁世凱計畫,後因故沒有成行,一直深引為憾。1913年月11月底,孫中山革命失敗後赴日本,路過臺灣之時,蔣渭水懷著急切心情希望能晉見孫中山先生,因日本殖民當局害怕孫中山民主革命的影響,員警戒備森嚴,而未能如願,欣慰的是他得到孫中山先生熱情的回信和所贈送的開國紀念章。1915年蔣渭水於臺北醫校畢業後,奉職於宜蘭醫院內科,還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以醫術濟人,並兼營春風得意樓,廣結社會各界人員,為其後民族革命運動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

 

二、文化協會的健將,入獄如入學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世界各國民族運動此起彼伏,民族自決原則廣泛傳播。在世界潮流的激蕩下,臺灣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積極發動臺灣民眾,以反抗日本殖民統治。1920年,以林獻堂為首的臺灣留日學生在東京反對日本殖民當局實行“萬惡之源”的六三法,進而舉行議會請願活動。蔣渭水認為議會請願活動“和我的主義,大有暗中相合”,遂與林獻堂“遙為回應”,成為第三次(1923年)和第五次(1924年)上東京請願的委員。從此,蔣渭水開始由一名醫病的醫生轉變成一位醫民的政治社會運動家。

由於殖民當局實行愚民政策,絕大多數臺灣民眾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為了醫治臺灣人的“知識營養不良症”,弘揚中華文化,促進臺灣民眾民族意識的覺醒,1921年蔣渭水聯合一些進步知識份子,成立了一個文化啟蒙團體——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並創刊《會報》作為其鼓吹思想的陣地,文協辦事處就設在蔣渭水的大安醫院。在蔣渭水的鼓動下,49名臺北醫學校的同學參加了文協,並成為了骨幹力量。蔣渭水仿效中國同盟會在文協中設“總理”、“協理”等職位,自任專務理事。蔣渭水在《會報》第一號發表《臨床講義》一文,確立了文協的方向。他將臺灣擬為“患知識營養不良症”的患者,並注明:“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臺灣道,現住所:大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該文觸犯了日本人的忌諱,《會報》第一號發刊即遭禁止發售。蔣渭水還是文協舉行演講會的活躍講演者,他介紹五四運動後大陸的思想文化,抨擊殖民當局的橫暴統治,揭露政治、經濟、教育等社會不平等事實,引起了廣大民眾的普遍共鳴,民眾的反日民族情緒不斷高漲。總督府認為他最會煽動、蠱惑人心,常中止他的演講。一次,蔣渭水隻身去鶯歌演講,當地竟出動20多名員警去“旁聽”。在文協的政治社會運動者中,蔣渭水被殖民當局視為祖國派的代表人物。據日本《員警沿革志》記載:“綜觀幹部之思想大致可分為二派,其即立腳於對中國之將來寄與多大之希望,以為中國之國情不久必可恢復而雄飛世界,自然必可光復臺灣,是以此際必須保持民族之特性,涵養實力以待時機。由此民族意識嚮往中國,開口便強調中國四千年文化以激發民族自信心,常有反日之過激言行,代表人物為蔣渭水、蔡惠如。”

在文協期間,蔣渭水積極投身於反日民族運動,在廣大臺灣民眾引起很大反響,因而遭殖民當局“檢束拘留十數次”,其中以“治警事件”兩次被抓入獄的影響最大。1923年蔣渭水等人在東京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返臺後,日警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的理由,將蔣渭水等18人關押在臺北監獄兩個多月,一審開庭九次歷時兩週判無罪釋放。次年十月二審又判有罪,蔣渭水在臺灣先進知識份子和下層民眾的支持下,與殖民當局抗爭,提出上訴。1925年2月殖民當局終審駁回上訴,仍判18名被告有罪,其中蔣渭水被判監禁四個月。這就是耗時兩年的“治警事件”。開庭公審時,臺灣民眾將法庭擠得水泄不通;當蔣渭水等18位被告入獄與出獄時,民眾又以鞭炮表示同情與敬意,視之為英雄,事後,辯護律師就此闡明:此案“18個被告所持的思想”,“並不僅是18個人的思想,背後還有廣大的臺灣人的思想。”

出乎殖民當局預料的是,這兩次入獄卻成了蔣渭水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醫校時期以來,蔣渭水雖醉心於政治社會運動,但其行動依據大多止於新聞報導及來自祖國大陸同學的鼓舞,對於政治社會活動的理論,他並未作過較深入的研究。“治警事件”正好給予他靜下心來進修政治理論知識的機會。蔣渭水戲稱坐牢為“遊學早大(日本早稻田大學)”,“官府召我以拘留,獄吏假我以時間,入獄乃像入學,讀破了一部政治經濟講義,飽充平生的願望。”

在獄中,他寫下了《入獄日記》、《獄中隨筆》以及許多評論詩文,潑辣而毫不含蓄地抨擊殖民當局的殖民統治,指出臺灣嚴重的社會問題都源於日本資本家的殘酷壓迫和榨取。由於飽食了“獄裏的精神食物”,出獄後,蔣渭水在文協講座所講的科目,由通俗衛生類深入到政治社會文化類,擴大並加深了他從事反日運動的範圍和影響力,並由此基本形成了他從事反日民族運動的藍圖。

 

三、三民主義的信徒,當局眼中釘

1925年左右,隨著島內外各種政治思潮的不斷興起,恰逢此時,孫中山領導中國國民黨改組,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政策,繼而北伐以期統一中國。這也將臺灣同胞的民族意識帶到新的高潮與希望,他們樂觀地認為“中國國情不久必可恢復正常而雄飛世界”。當時文協內部出現不同思想路線的鬥爭,社會主義激進派主張全面的階級鬥爭,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地主資產階級穩健派信奉梁啟超的體制內改良主義,主張在日本統治下爭取地方自治;以蔣渭水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中間派則認為臺灣處於殖民地的特殊情況,不宜輕言階級鬥爭,以免自陷分裂甚至互相殘殺。蔣渭水密切關注著祖國大陸的時局動態,努力尋找臺灣的反日民族運動出路。他熟讀了孫中山先生的大量著作,飽覽“中國名著”和日本“勞農諸書”。經過詳細的觀察、真知灼見的研究與思考,蔣渭水發表《我的主張》,明確闡述了其推行反日民族運動的構想,決定以實行扶助農工政策的中國國民黨為榜樣,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臺灣的民族運動相結合,通過“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來解救臺灣。在這一時期,蔣渭水具體而系統吸收了孫中山的思想,徹底地轉變成為一個信奉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者。

由於文協內部三派矛盾的激化,1927年1月,文協正式分裂。退出文協後,蔣渭水致力於新政治社團的成立,先後成立“臺灣自治會”、“臺灣同盟會”、“解放協會”、“臺灣政革新會”、“臺灣民黨”,但均被殖民當局視為民族主義團體而遭禁止。1927年7月蔣渭水和穩健派人士又組建臺灣民眾黨,日據當局極為害怕“極端的民族主義者”蔣渭水加入民眾黨,提出兩個組黨條件相要脅:“一曰蔣君不參加;二曰蔣渭水參加,須於宣言書等保障蔣君不能支配大勢,並聲明不奉行民族主義的團體”。1927年7月10日民眾黨在臺中舉行結黨大會,最後大會還是以寧為玉碎的精神一致否決了當局的條件,並選蔣渭水為財政部主任和中央常務委員。實際上蔣渭水仍是民眾黨的真正領袖,民眾黨也仍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民眾黨的政綱以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為藍本,制定為:“確立民本政治;建立合理經濟組織(均富、耕者有其田);彌補社會制度之缺陷。”蔣渭水處處效仿孫中山,亟力透過《臺灣民報》向島內宣傳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的民族革命運動。民眾黨黨旗一度擬為“上青下紅中央白日”,黨員大會時也要對黨旗行三鞠躬禮,還一再向黨員強調主義、紀律與組織並擬定黨員十誡。無怪乎,《員警沿革志》稱蔣渭水為“中國國民黨革命運動影響下的蔣渭水”。1925年孫中山不幸逝世的消息傳至臺灣後,蔣渭水悲痛欲絕,感傷垂淚,“願中山之死不確”。3月24日,蔣渭水與臺灣民眾不顧日本憲警的阻撓,冒傾盆大雨在臺北為孫中山先生舉行追悼大會。此後,每逢孫中山紀念日及雙十節,蔣渭水均積極組織民眾參加。1929年6月民眾黨還派謝春木、王鍾麟兩人為代表,參加孫中山先生靈柩奉安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的“曠古大典”,並晉獻了大花圈一對。

以蔣渭水為首的民眾黨積極從事各種反日民族運動,成為殖民當局最頭痛的眼中釘。他們推動地方自治改革運動,反對日本殖民者的始政紀念日活動和官有土地政策、鴉片漸禁政策等等,其中以揭露霧社事件真相最令人稱快。1930年10月27日,殖民當局出動大批軍警與飛機,甚至使用人道所不許的毒瓦斯,殘酷鎮壓臺中霧社泰雅族人,使霧社泰雅族人幾近滅絕,製造了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事發後,殖民當局懼怕臺灣民心,一意加以掩飾。以蔣渭水為首的民眾黨卻全然不顧危險,加以揭發,對內不斷報導霧社事件的情況,對外則致電廣為宣傳,痛斥殖民當局的殘暴殖民統治。由於民眾黨的揭發,霧社事件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問題,而成為重大的政治問題,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為緩和其殖民統治,日本政府被迫罷免了臺灣總督、警務局長等官吏。

隨著工農運動的深入發展,蔣渭水領導下的民眾黨愈益走向“喚醒民眾”和“扶助農工”之路。1928年7月,民眾黨第二次黨員大會制定了民族運動和階級鬥爭同時並行,扶助農工,推進全民運動的方針。1929年10月的第三次黨員大會宣言中,更明確地提出了“以農工為中心的農工商學共同路線”。在這次大會後,蔣渭水派完全取得了民眾黨的領導權,地主資產階級穩健派人士退出了民眾黨。民眾黨邁向“真劍的解放運動”,且又有能力動搖“日本國策”,終於為殖民當局所不容。1931年2月18日在民眾黨第四次全黨黨員大會上,蔣渭水提出改組民眾黨,修改綱領政策,以中國國民黨的綱領為黨綱,並採用青天白日為黨徽,獲得多數黨員的擁護。然而未及大會結束,臺北員警突然出現於會場,向民眾黨交付“結社禁止令”,當場聲明民眾黨已被取締,命令其集會解散,並將蔣渭水等人逮捕押送員警署。事後,蔣渭水這樣評論民眾黨的被解散,“民眾黨在四年間的鬥爭歷史中,已可證明本黨確有力量去揭露臺灣總督的專制政治”“惟能撼動當局施政的民眾黨,政府則視為眼中釘而不容許其存在,故這次被解散,委實是榮譽的戰死!”

 

四、壯志未酬的烈士,遺言再奮鬥

民眾黨遭解散後,蔣渭水一度致力於勞動者、農民、無產市民及一切被壓迫民眾的三角聯盟的大眾運動,開大眾講座,以期引起更熱烈的鬥爭,但精神上由於“嘔盡心血,遭此巨創”,不免“鬱鬱寡歡,屈居島都”。不久,蔣渭水因偶得傷寒病,於1931年8月5日病逝於臺北醫院,年僅四十歲。蔣渭水自知病篤,臨終之前,他仿效一生最欽佩的孫中山先生,留有遺囑:“臺灣社會運動既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勝利迫在眉睫,凡我青年同志,務須努力奮鬥,而舊同志,亦應加倍團結,積極地援助青年同志,努力為同胞求解放。”蔣渭水逝世消息傳開後,臺灣民眾莫不驚惶失惜,深感痛惜,就連鄉村僻處的民眾也自發袖纏黑布以示哀悼。23日,蔣渭水的告別儀式在臺北舉行“大眾葬”,是日陰雨不絕,煞風陣陣,許多民眾仍自發從各地趕來,冒雨揮淚為之送行。

蔣渭水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一生追慕孫中山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的民族革命運動。孫中山倡導下的中國民族運動的精神與主張至深地影響著蔣渭水,成為蔣渭水領導下的臺灣近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精神與主張,也促使蔣渭水不斷與時俱進,成為“日據時代最具影響的、最能刺痛日據當局,並最能喚醒寂靜的民族與社會良知的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