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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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 罪行

《共產主義黑皮書》緒論

 

 

斯特凡庫爾圖瓦     李 剛 譯

 

 

生命無法抗拒死亡,但記憶卻在與虛無的搏鬥中不斷增進。

                                                                ――茨維坦托多洛夫《記憶的濫用》

 

編者按﹕請讀者注意閱讀本文後面的“譯者附注”,就知道黃花崗雜誌副主編李剛博士翻譯“共產主義黑皮書”的來龍去脈了。譯者十分謙虛。但是,我們想說的是,2005年6月,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一個有相當翻譯難度的文史專題講演會上,正是這位物理學博士,才贏得了在場英國學者們的高度贊揚和大家的欽佩及誇獎――他的現場同步翻譯,實在是譯得太好了

為方便讀者,該書的緒論段落標題為譯者所加。

希望《共產主義黑皮書》能夠早日出版中文本,因為它太重要。

 

一、共產主義的罪行就是反人類罪

 

  有人曾經寫到:「歷史是人類災禍的科學。」1 我們這個充滿暴虐的血腥世紀[譯注:作者指二十世紀]充分證實了此一論點。在以往的那些世紀裡,鮮少有人民和國家能夠免遭大規模暴行的蹂躪。歐洲列強大都參與了非洲黑奴的販運。法蘭西共和國進行的殖民活動,儘管做了些好事,卻因為直到最近都有持續不斷的眾多醜聞而污痕斑斑。美國迄今依被一種深深植根於兩大歷史悲劇——對非洲黑人的奴役和對土著美洲人的滅絕——的暴力文化所影響。

  然而事實依然是,就嗜血的程度而言,我們這個世紀與以往的世紀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大略回顧一下過去就可以得出一個無法辯白的結論:這是一個人類大災大難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納粹主義,更遑論在諸如亞美尼亞、比夫拉、盧旺達等地發生的局部慘劇。奧斯曼帝國無疑捲入了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德國則對猶太人和吉卜賽人採取了滅種行動。墨索里尼統治下的意大利屠殺了埃塞俄比亞人。捷克人不願意承認,他們於1945和1946年對蘇台德德意志人的所作所為,其實全無值得效仿之處。就連瑞士,最近也因在管理納粹從被消滅的猶太人那裡竊取的黃金上扮演的角色,而捲入一場醜聞;當然該國的行為與群體滅絕並不能同日而語。

  在這個慘案橫流的歷史場景中,共產主義自有其地位。的確,共產主義佔據著最暴力也最顯要的地位之一。作為自1914年於薩拉熱窩開始至1991年於莫斯科結束之「短二十世紀」的界定特徵,共產主義在整個故事中唱的是主角。共產主義先於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出現,比後二者更長命,而且在四大洲留下了印記。

  我們所用的「共產主義」一詞之準確含義是什麼呢?我們必須將共產主義的學說與其實踐加以區分。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理念,業已存在數百甚至上千年。柏拉圖不是曾在《理想國》一書中推出理想城市的概念:其中的人民都不會被金錢和權力腐蝕,並且智慧、道理、正義必定戰勝?身為學者兼政治家,1530年的英國大臣,《烏托邦》的作者,以及因英王亨利八世的命令而死於劊子手利斧之下的受害人,湯瑪斯.莫爾爵士也曾描述過一個理想社會。烏托邦的理念作為評估社會的手段可能有其一席之地,其生存食糧來自作為世界民主政體之活力泉源的百家思想。然而我們所關心的共產主義並不存在於超凡脫俗的思辨領域。這種共產主義是全然真實的;它存在於歷史的一些關鍵時刻和特定國家,由其著名的領袖賦予生命——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卡斯特羅,在法國則有莫理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喬治.馬歇。

  無論理論共產主義學說在1917年以前的實際共產主義實踐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為何——我們在後面將回過頭來討論這一點——施行全面鎮壓,並且最終實現國家政權恐怖統治的,正是有血有肉的共產主義。那麼這種思想理念本身是否無可指摘呢?總是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會堅稱:實際共產主義與理論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並且誠然,主張在耶穌基督誕生前,在文藝復興時期中,甚至是在十九世紀裡闡述的學說,需要為二十世紀內發生的事件負責,將是荒謬的。儘管如此,正如伊尼亞齊奧.西洛內所書:「革命如同樹木一樣,按照所結的果實來識別。」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也就是歷史上更著名的布爾什維克,於1917年11月決定自稱「共產黨人」是不無道理的。他們在克里姆林宮為那些他們視為前輩的人——即湯瑪斯.莫爾爵士和托馬佐.康帕內拉——樹立紀念碑也是有道理的。

  為了鞏固其對權力的把握,共產政權的所作所為早已不限於單獨的罪行或小規模的特定目的殺戮,而是將大規模犯罪變成一整套的政府系統。從東歐的幾年到蘇聯和中國的數十年,在經過長短不一的時期後,恐怖狀態逐漸消退;而這些政權所形成的例行公事就是日常採取壓制措施,以及審查全部通信方式,控制邊境和放逐異見人士。然而,對恐怖狀態的記憶在繼續保存鎮壓威脅的可信,並且因此持續其效用。目前在西方世界時髦的共產政權,無一是此定律的例外;「偉大舵手」的中國不例外,金日成的北朝鮮不例外,就連「胡伯伯」的越南和以神氣活現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為首、強硬派的切.格瓦拉為副的古巴也不例外。此外我們也不能忘記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統治下的埃塞俄比亞、阿戈什蒂紐.內圖統治下的安哥拉、或穆罕默德.納吉布拉統治下的阿富汗。

  難以置信的是,從歷史和道義兩個視角,共產主義的罪惡行徑都尚未得到公平和應有的評價。針對共產統治的中央地區和共產主義的全球影響,將其罪惡層面作為焦點研究共產主義,本書乃是率先的嘗試之一。有人會說,這些罪行中的大多數是依照某種法律系統採取的行動;該系統由相應政權的官方體制負責執行,而這些體制享有國際承認,並且其國家元首繼續受到熱烈歡迎。但是納粹主義當時不也是同樣的情形嗎?我們必須揭露的罪惡行徑不能用共產政權的標準來評定,而是要依據人類天賦權利的約定俗成規範加以裁判。

  共產政權和共產黨,其政策以及其與所在國社會和與國際社會之關係的歷史,當然不純粹是犯罪行為的同義詞,更不能說完全是恐怖狀態和鎮壓。在斯大林死後的蘇聯和那些「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在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恐怖狀態已經變得不那麼明顯,社會開始了對其原有正常秩序的某種恢復,並且「和平共處」——哪怕只是作為「用其他方式進行的階級鬥爭」——已經成為國際現實。儘管如此,許多檔案和目擊者可以確證:恐怖狀態自始至終都是當代共產主義的基本成份之一。讓我們永遠摒棄這樣的想法:行刑隊對人質的槍殺,對起義工人的屠戮,以及對農民的強行餓死,都只是某個具體國家或時期特有的短期「意外事件」。我們的研究方式將涵蓋所有地理區域,並且把焦點集中在罪行上,因為犯罪行為是貫穿共產主義體系存在歷史的界定特徵之一。

  我們具體將要考察哪些罪行呢?共產主義不僅是針對個人,也針對世界文明和國家文化,都曾犯下許許多多的罪行。斯大林搗毀了莫斯科的數十座教堂;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為了讓其狂妄自大能夠盡情發洩,破壞了布加勒斯特歷史悠久的心臟地區;波爾布特一磚一石地拆除了金邊大教堂,並且讓叢林長滿吳哥窟的廟宇;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將無價之寶砸碎或焚燒。可是無論這種破壞對於所涉國家和整個人類來說最終可能證明為多麼的駭人聽聞,它又如何能夠與對人類——男人、女人、兒童——的大規模蓄意謀殺相提並論呢?

 

被共產主義殘害的億萬無辜

 Text Box:   

《共產主義黑皮書》插圖選

 

  
  因此我們將針對平民犯下的罪行界定為恐怖狀態的實質。這些罪惡行徑,儘管其實踐或因政權的不同而有某種程度的變化,往往都符合某種可識別的規律。這個規律包括多種方式的處死,例如行刑隊槍決、絞殺、溺斃、毆打致命,以及在某些場合利用毒氣、毒藥或「車禍」;利用饑餓造成人口的毀滅,方式有人為饑饉、拒給糧食或雙管齊下;放逐,由此製造運送途中的死亡
(因為體力枯竭或在封閉空間中的囚禁),犯人的住處,或者在強制勞動中 (體力枯竭、疾病、饑餓、寒冷)。「內戰」時期的情況就比較複雜——將統治者和造反者之間的爭鬥導致的事件,與只能描述為對平民人口之大屠殺的事件加以區分,並非總是易事。  

 

 

  不管怎樣,我們總得從某處切入。下面這些基於非官方估計的粗糙、近似數字,讓我們對這些罪行的規模和嚴重程度有所感覺:

 

蘇聯:2000萬人死亡

中國:6500萬人死亡

越南:100萬人死亡

北朝鮮:200萬人死亡

柬埔寨:200萬人死亡

東歐:100萬人死亡

拉丁美洲:15萬人死亡

非洲:170萬人死亡

阿富汗:150萬人死亡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沒有掌權的共產黨:大約1萬人死亡

  總數為將近一億人喪生。

 

  這個極其可觀的數字掩蓋了用不同視角觀察的一些巨大差異。毫無疑問,假如我們用相對權重來審視這些數字,第一名是柬埔寨。在三年半的時間裡,波爾布特利用折磨和大面積饑饉,進行了最為殘暴的屠戮,致使該國的總人口減少大約四分之一。然而,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在百姓死亡的絕對數字上則是前所未有的。至於列寧和斯大林的蘇聯,其有計劃、合乎邏輯且「政治正確」的大規模屠殺實驗讓人心膽俱寒。

  這種只著眼於梗概的方式,必定會令其中所涉的眾多問題得不到應有的關注。徹底的調查研究需要基於對「罪行」這個術語之有意義定義的「定性」研究。客觀且依法的評判標準也相當重要。1945年在同盟國為審理納粹的暴行而組建的紐倫堡法庭上,首次遇到如何對待特定國家所犯罪行進行法律區分的問題。這些罪行的性質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6條定義,其中指明三大罪名: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類罪。對列寧、斯大林政權及整個共產世界所犯罪行的考查,揭示出符合其中每一個類別的罪惡行徑。

  第6a條定義的破壞和平罪涉及「規劃、準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條約、協議或保證的戰爭,或者參與實現前述任何努力的共同計畫或陰謀。」毫無疑問,通過與希特勒秘密商定兩項條約,即1939年8月23日和同年9月28日分別關於瓜分波蘭和關於將波羅的海諸國、北布科維納及比薩拉比亞併入蘇聯的條約,斯大林犯下此罪行。由於消除了德國面對兩條戰線的風險,1939年8月23日的條約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斯大林於1939年11月30日對芬蘭的進攻,又一次犯下破壞和平罪。北朝鮮於1950年6月25日對南朝鮮的突然入侵,以及中國軍隊在該戰爭中的大舉干預,都屬於程度可比的罪行。莫斯科支援的各共產黨組織長期採用的顛覆方法,因為曾經引起戰爭,同樣應該納入破壞和平罪的範疇;正是阿富汗的一次共產黨人政變,導致蘇聯於1979年12月27日的大規模軍事介入,從而開始了持續至今的衝突。

  第6b條將戰爭罪定義為:「對戰爭法規或慣例的違反。此等違反包括但不限於謀殺、虐待或出於奴役或其他目的而放逐佔領地內的平民人口,謀殺或虐待戰俘或海上人員,屠戮人質,掠奪公私財產,肆意摧毀城鎮或鄉村,或非屬軍事必要的破壞。」戰爭法規和慣例已在多項公約中成文,尤其是1907年《海牙公約》;其中規定在戰爭時期,「居民和交戰者依然受國家法律之原則的保護和統治,因為它們來自文明人確立的習慣,來自人類的法規,以及公眾良知的規定。」

  斯大林曾經批准犯下為數巨大的戰爭罪行。對1939年俘虜之波蘭軍官的幾乎盡數殺害;在卡廷屠戮的4500人,儘管最為駭人聽聞,不過是此類事件中的一例而已。然而,其他一些規模大得多的罪惡行徑卻被人們習以為常地忽視,包括1943至1945年間俘虜的數萬名德軍士兵在古拉格勞改營遭遇的謀殺和死亡。我們也不應忘記紅軍士兵在德國佔領區對無數德國婦女的強姦,以及對紅軍所佔領各國所有工業設備的全面掠奪。第6b條亦適用於公開進行反共產統治戰爭且在被俘後遭到槍殺或放逐的抵抗組織戰士;例如波蘭反納粹抵抗組織的戰士,多個烏克蘭與波羅的海諸國武裝遊擊隊組織的成員,以及阿富汗抵抗戰士。

  「反人類罪」這個說法,作為「土耳其對人類和文明犯下的一樁新罪行」,於1915年5月19日首次出現在法、英、俄三國譴責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的聯合聲明中。納粹的暴行迫使紐倫堡法庭重新定義此概念,即如第6c條所闡明:「在戰爭前或其間對任何平民人口的謀殺、滅絕、奴役、放逐,以及其他非人道行動;或者在本法庭司法範圍內的任何罪行之執行過程中或與該罪行關聯的任何以政治、種族或宗教為理由的迫害,無論是否違反犯罪行為所在國的本國法律。」

  法國司法部長弗朗索瓦斯.德芒東在其於紐倫堡的發言中,強調了這些罪行的意識形態層面:

 

本人今日想要向各位證明:所有這些有組織的、龐大的犯罪行為都屬於本人或許可以稱之為的反精神罪;本人的意思是說:有這樣一種教條,它通過否定各民族數千年來嘗試用於改善人類狀況的全部精神、理性或道德價值觀,旨在讓人類重新陷入野蠻狀態,不再是原始民族自發的天然野蠻狀態,而是陷入某種魔鬼般邪惡的野蠻狀態——自我清醒且使用現代科學為人類提供的全部物質手段來達到其結局。這種反精神罪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的原罪,全部罪惡行徑均由此而生。

這個兇暴的教條就是種族主義的教條……因此無論我們所審理的是破壞和平罪還是戰爭罪,我們所面對的都不是可用事件來非加辯護但能夠解釋的意外或偶然犯罪行為。我們事實上面對的是系統的犯罪行為;此行為直接源於某種兇殘的教條且為後者所必需,而該教條則由納粹德國的統治者們有預謀地付諸實踐。

  德芒東亦指出,放逐行為的目的是向德國戰爭機器提供更多的勞動力;而納粹之所以試圖消滅其對手,事實上也僅僅是「國家社會主義教條的自然結果,因為其教導是人倘若不為德意志民族服務就毫無內在價值。」在紐倫堡法庭上作出的全部陳述都強調了反人類罪的主要特徵之一,那就是國家權力事實上在為罪惡的政策和實踐服務。然而,紐倫堡法庭的司法權只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犯下的罪行。因此,我們必須擴展戰爭罪的法律定義,從而包括那場戰爭以後的情況。1992年7月23日採用的新版《法國刑法》如下定義了戰爭罪:「由政治、理念、種族或宗教動機激發的且出於針對平民人口群體採取協同行動之目的而組織的放逐、奴役、或大規模與系統地施行就地處死、拐騙失蹤人口、折磨或非人道的行徑」。

  所有這些定義,尤其是最近的法國定義,都與列寧、特別是斯大林及後來所有共產國家的領導人——只有古巴和桑地諾解放陣線領導的尼加拉瓜 (我們希望) 屬於例外——所犯下的多樁罪行有關。主要結論無論如何是無可回避的,那就是共產政權「用國家的名義施行意識形態霸權的政策。」這樣一來,在意識形態信仰系統的名義下,數千萬無辜受害者被系統地屠戮;當然除非說身為中產階級、出身貴族、屬於富農、是烏克蘭人,或者甚至身為工人或共產黨員,本身就是有罪。積極打擊異見是共產黨的優先任務之一。蘇維埃工會領導人米哈伊爾.托姆斯基在1927年11月13日出版的《勞動報》上稱:「我們允許其他黨派存在。但我們有別於西方的基本原則在於:一黨統治,所有其他黨都住大獄!2

  反人類罪是一個複雜的概念,並且與本書中論及的罪惡行徑直接相關。其中最具體者之一是群體滅絕罪。在納粹党人對猶太人施行種族滅絕後,並且為了澄清紐倫堡法庭憲章第6c條,1948年12月9日的聯合國《防止及懲治群體滅絕罪公約》用如下方式定義了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意指意圖全部或部分消滅某個國家、民族、種族、宗教群體而採取的任何後列行動,例如:(a) 殺戮該群體成員;(b) 致使該群體成員遭受嚴重身體或精神傷害;(c) 故意對該群體施加旨在令其全部或部分實際毀滅的生活條件;(d) 採取措施防止該群體內部的生育;(e) 強行將該群體的兒童轉交給另一群體。」

  新版法國刑法給予群體滅絕罪涵蓋範圍更廣的定義:「採取旨在完全或部分消滅特定群體之共同努力的行為,無論該群體系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或基於任何其他專斷標準而確定的群體」。這個法律定義與安德列.弗羅薩爾的理念方式並無不一致之處;弗羅薩爾認為「倘若純粹因為某人的出身而將該人置於死地,就是反人類罪。3 在其雖短卻絕佳的小說《永遠飄揚》中,瓦西里.格羅斯曼如此描繪剛從集中營放出來的主人公伊萬.格里戈里耶維奇:「他照舊是有生以來的他:一個[真正的]人。」4 而這當然也恰恰就是該他受難的原因。法國定義有助於提醒我們:群體滅絕罪有多種形態和規模,有可能是出於種族動機 (例如猶太人的例子),但也能夠針對社會群體。在1924年於柏林出版的《俄國紅色恐怖》一書中,俄國歷史學家與社會黨人謝爾蓋.梅利古諾夫曾經引用契卡 (蘇聯政治警察) 最早的領導人之一馬丁.拉齊斯的原話;後者在1918年11月1日向其黨羽發佈命令道:「我們並不針對任何特定的人發動戰爭,我們是要消滅整個資產階級。在你們的調查中,不要去找關於被告反對蘇維埃政權言行的文件或證據,而是首先要盤查他出身的階級、他的根本、教育、訓練及職業。」5

  從一開始,列寧及其同黨就捲入一場毫不留情的「階級戰爭」中。在此鬥爭中,政治和思想對手,以及大眾中的非順民,都被劃入敵人的行列且注明要加以消滅。布爾什維克決定要用法律和肉體手段,剷除對其絕對權力的任何挑戰或抵抗,哪怕只是被動的挑戰或抵抗。這項策略不只適用於持有相反政治觀點的群體,也包括諸如貴族、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神職人員等社會群體,以及軍官和警察等職業群體。布爾什維克對這些人進行了多次群體滅絕。始於1920年的「非哥薩克化」政策大體符合我們的群體滅絕罪定義:哥薩克人作為在特定地區已經穩固植根的一個人口群體遭到剷除,男人槍決,老人和婦孺放逐,村莊付之一炬或移交給新的非哥薩克居民。列寧曾將哥薩克人比做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旺代農民,並且興高采烈地對他們進行了現代共產主義的「發明者」格拉古.巴貝夫於1795年所稱的「人民屠殺」。6

  1930至1932年間的「非富農化運動」重複了「非哥薩克化」政策,但規模則龐大得多。根據為此運動發佈的官方命令 (以及當局的宣傳),其主要目標是要「剷除富農階級」。抵抗集體化的富農遭到槍決,其他人則與妻兒老小一起被放逐。儘管並非所有富農都被直接消滅,但在西伯利亞或邊遠北方蠻荒地帶的強迫勞動讓他們幾乎沒有生存的機會。數萬人在那裡喪生,準確的受害人數迄今未知。至於因鄉村人口對強制集體化的抵抗而導致之1932至33年間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饉,在數月內就奪去了六百萬人的生命。

  在此,對某個「階級」的滅絕或許與對某個「種族」的滅絕也不相上下——由斯大林政權造成的饑饉而故意將烏克蘭富農的孩子餓死,「等同於」由納粹政權造成的饑饉而將華沙猶太人區的孩子餓死。此類論點決不可淡化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特有性質——對最先進技術資源的動員及其在某「工業過程」中的使用;而該過程包括建造「滅絕工廠」、使用瓦斯、以及火化。但是這個論點突顯了許多共產政權的一個特別現象,即系統地利用饑饉作為武器。這些政權以控制全部糧食供應為目標,並且極為聰明地純粹基於每個人「功勞」或「過失」而分配糧食。這項政策是產生大面積饑饉的秘訣。請不要忘記自1918年以來,唯有共產國家出現過這樣的饑饉,其死亡人數達到數十萬,有幾次甚至是數以百萬計(編者按1959-1962在中國,則是數千萬。)。在1980年代,埃塞俄比亞和莫三比克作為兩個信奉馬列主義的非洲國家,是慘遭這種致命饑饉的僅有國家。

  對共產政權罪惡行徑的初步全球統計顯示:

 

  1. 1918至1922年間對數萬人質和囚犯不經審訊的處決,以及對數十萬起義工農的謀殺
  2. 1922年的饑饉,造成五百萬人死亡
  3. 1920年對頓河哥薩克部落的消滅與放逐
  4. 1918年至1930年在多個集中營對數萬人的謀殺
  5. 1937至38年的大清洗中對幾乎69萬人的肅清
  6. 1930至1932年對兩百萬富農 (以及所謂富農) 的放逐
  7. 1932至1933年間用人為且系統地持續的饑饉作為手段,對四百萬烏克蘭人和兩百萬其他人的消滅
  8. 1939年至1941年,並且再次於1944至45年間,將數十萬波蘭人、烏克蘭人、波羅的海東南岸居民、莫爾達瓦人及比薩拉比亞人放逐
  9. 1941年對伏爾加德意志人的放逐
  10. 1943年對克裡米亞半島韃靼人的全面放逐
  11. 1944年對車臣人的全面放逐
  12. 1944年對英古什人的全面放逐
  13. 1975年至1978年對柬埔寨城市人口的放逐與消滅
  14. 1950年以來漢人對藏人的慢性消滅

 

  任何打著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旗號所犯罪行的清單,倘若不提及毛澤東、金日成、波爾布特的政權犯下的幾乎相同罪行,都將是不完備的。

  現在還是有一個困難的認識論問題:歷史學家是否應該採用基本上屬於法律範疇的「反人類罪」和「群體滅絕罪」?因為這些概念聚焦於在紐倫堡法庭對納粹主義的定罪,對於目的是要得出有意義之中期結論的歷史研究來說,使用這些概念難道不會太過局限於特定時代嗎?在另一方面,這些概念難道沒有被有可能扭曲歷史研究客觀性的、可質疑的「價值觀」有所染色嗎?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二十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國家政權和党國政權對大規模謀殺的使用,絕非納粹的專利。近年來在波士尼亞和盧旺達發生的事情,表明這種行徑作為本世紀的一大特點依然在繼續。

  其次,儘管復活十九世紀的歷史學方法可能並不合適,因為那時的歷史學家從事研究的目的是要評判而非理解;某些意識形態和政治概念所直接帶來的巨大人間慘劇,讓我等無法忽視我們的猶太教與基督教文明和民主傳統中隱含的人道主義思想,例如尊重人命的思想。多位著名歷史學家都曾無所顧忌地用「反人類罪」這個說法來形容納粹的罪行,這包括讓.皮埃爾.阿澤馬在其標題為「奧斯威辛」的文章中,7 以及皮埃爾.維達爾.納傑在其關於審判保羅.塗維耶的論述裡。8 因此,使用此類術語和概念為共產政權的罪惡行徑定性似乎並非不適宜。

  除了掌權的共產黨人是否對這些罪行負有直接責任這個問題外,還有一個共犯情節的問題。加拿大刑法1987年修訂版第7條 (3.77) 申明:反人類罪包括企圖、共謀、諮詢、協助、鼓勵或事實共犯等違法行為。9 該刑法第7條 (3.76) 規定反人類罪的事實包括:「企圖或共謀進行、事後作為從犯、指導、協助或參與該行動」。難以置信的是,在共產國際和「世界革命黨」的地方支部有數十萬成員的1920年代至1950年代,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人及其同行者熱烈支持了列寧和其後斯大林的政策。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數十萬人歌頌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和讚美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豐功偉績。在距我們目前近得多的時候,四處有人為波爾布特的當權歡欣鼓舞。10 許多人會說他們「當時不知情」。誠然,瞭解事實或發現真相無疑相當困難。共產政權都是精通新聞檢查藝術的大師,

因而將此作為掩蓋其真實行為的心愛手段。然而這種無知常常只是出於意識形態動機的自欺欺人。自1940年代和1950年代起,關於共產暴行的眾多事實業已眾所周知且無可抵賴。並且即便許多共產主義辯護士已經把昨日的偶像棄如敝屣,卻都是偃旗息鼓、悄然為之。但若只是要在人的心靈深處清除一場公眾運動,卻不從中汲取教訓,難道不是很不道德的嗎?

  1969年,共產主義恐怖研究領域的先鋒羅伯特.康奎斯特寫到:「如此多人『吞下』[大恐怖] 的釣鉤、魚線及鉛墜之事實,很可能是這個恐怖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尤其是,那些審判倘若沒有得到某些『獨立』外國評論家認可的話,就不會如此意義重大。這些權威人士應該作為血腥的清洗政治中的幫兇而追究責任;或者至少需要為一個事實負責,那就是在1936年對季諾維也夫的第一個擺樣子公審得到不應有的認可後,政治刺殺就再次開始。」11 倘若用此標準評判多位非共產黨人的道德與智力共犯情節,那麼對於共產黨人的共犯情節又該如何評說呢?舉例來說,為其於1931年的一首詩中對在法國建立共產主義政治警察的呼籲,路易.阿拉貢已經公開表示悔意。12

  曾遭清洗且後來被放逐到集中營的前共產國際官員約瑟夫.貝格爾引述過他收到的一封信。該信作者是一位前古拉格流放者,她甚至在獲釋回家後依然留在黨內。信中說:

 

我這一代的共產黨人,無論是在何方,都接受了斯大林主義的領導方式。我們默許了這些罪惡行徑,不僅蘇共黨員如此,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人也不例外。我們,尤其是活躍的和身為領導的黨員,在各自和全體的良心上都帶著污點;而我們能夠洗清此污點的唯一方式,就是確定這種事情再也不會發生。這一切怎麼可能呢?難道我們當時都得了失心瘋了嗎?還是我們現在都成了共產主義的叛逆?事實是我們所有人,包括作為斯大林直接下屬的那些領導人,都把這些罪惡行徑的是非完全顛倒了。我們當時相信那些事都是對社會主義運動勝利的重要貢獻。我們以為只要是在蘇聯和全世界推進共產黨權力政治,就對社會主義有好處。我們從未想過在共產主義政治和共產主義道德規範之間可能存在衝突。13

 

  可是貝格爾卻又想要為自己開脫:「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個人感覺,你可以批評他人接受斯大林的政策,並且許多共產黨員當時並沒有這樣做;但不應指責他們沒有阻止斯大林的罪行。要是以為任何人能夠做到這一點,無論該人身居何等高位,都實在是不懂斯大林的拜占庭式暴政。」14 不過貝格爾還有一個藉口,那就是他人在蘇聯且被綁在其地獄火戰車上無以脫逃。而西歐的共產黨人並沒有遭到[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 (即秘密警察) 的直接逮捕,他們又需要何樣的自我欺騙才能盲目地大肆吹捧這個體系及其領袖呢?他們為什麼沒有能夠在一開始就被警鐘敲醒?馬丁.馬利亞在其關於俄國革命的非凡著作《蘇維埃悲劇》中寫到:「這個悖論……就是說……巨大的罪行需要宏大的理想。15 另一位研究共產主義的大家安妮.克裡格爾則堅稱在共產主義的兩面之間有一個因果關係,就好象黑夜過後必定是白晝一樣。

  茨維坦.托多洛夫最先對此悖論作出回應:

 

西方民主政體中生活的公民天真地認為,極權主義是正常人無論如何不可能會嚮往的。可是話說回來,極權主義倘若沒有吸引如此多的人加入其行列,也就絕對不會存活如此之久。還有一點,那就是極權政體是一部效率高得駭人的機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理想化的社會模型,並且鼓勵人們以此作為目標。畢竟用理想來改變世界是人類的一項基本特徵……此外,共產主義社會消除了每個人自己的責任,因為總會有「其他人」來決策。須知,個人責任能夠讓人有不堪重負的感覺……極權系統的誘人之處,就在於它植根於對自由和責任的恐懼;這個系統對許多人有著難以抵擋的吸引力。這就解釋了獨裁政體的流行 (這正是埃裡希.弗洛姆《逃避自由》一書中的論題)。所有這一切都並不新奇,波愛修斯很久以前在談論「甘為奴才」的心態時,就想得相當明白了。16

 

  那些踴躍甘為奴才之人的共犯情節,並非總是如看上去那般只限於抽象和理論層面。天真地接受和 (或) 散佈設計為掩蓋真相的宣傳,向來都是主動共犯關係的症狀之一。聚光燈般強勁、集中的關注,儘管並非總能成功 (就如同盧旺達的慘劇所展示),但對於秘密且避人耳目犯下的大規模罪行,卻是唯一有效的反應。

 

二、共產主義罪行的全然現代性

 

  恐怖行徑與專政作為當權的共產黨人之界定特徵,並不容易得到分析。讓.艾倫斯坦把斯大林主義定義為希臘悲劇與東方專制的結合。這個定義有其討喜之處,但沒有考慮到共產主義經驗的全然現代性,其極權主義衝擊與以往存在的獨裁政體形式殊為不同。做一個比較對照或許有助於瞭解其來龍去脈。

  首先,我們應該考慮這樣一種可能,那就是共產主義罪行或能追溯到俄國人的強烈鎮壓意願。然而,布爾什維克所反抗的俄國沙皇政權施行的恐怖,與布爾什維克掌權後自己製造的慘劇相比黯然失色。沙皇允許政治犯面對一個有意義的司法系統。被告的律師能夠在起訴前和甚至其後為客人代言,並且能夠向國內和國際輿論呼籲;這個選擇在共產政權下是不可能的。囚犯和罪犯得益於一整套管制監獄的規章,並且監禁和流放系統也相對寬大。遭到放逐的人能夠攜家帶眷,自由閱讀和寫作,去打獵和釣魚,以及與同伴講論其「不幸」。列寧和斯大林在這方面都有第一手的經驗。即便是象出版時造成巨大轟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中所描述的事件,與共產主義暴行相比似乎也是小巫見大巫。誠然,那個革命前的政權曾經殘酷鎮壓暴動和起義。然而自1825年至1917年,俄國因政治信仰或活動而被判處死刑者總計6360人,其中只有3932人遭到處決。這個數字能夠按年代分為從1825至1905年的191人和從1906至1910年的3741人。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後不過才四個月的1918年3月裡,所殺人數就已不止於此。帝俄的鎮壓與共產黨專政根本無法同日而語。

  自1920年代至1940年代,共產黨人的恐怖行徑足以讓法西斯政權效仿。粗略審視這些政權的數字表明,進行比較可能並不象乍看起來那麼直截了當。意大利法西斯政權是同類中的首個,並且率先公開宣稱要施行「極權統治」。該政權無疑囚禁和經常虐待了其政治反對派。1930年代,意大利有數百名政治犯和

囚徒,軟禁在沿岸的島嶼上;不過鮮有囚禁致死的例子。此外當然還有數以萬計的政治流亡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納粹恐怖的目標包括數個群體。主要由共產黨人、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及工會積極分子組成的納粹政權反對派,被打入監獄和例行拘禁在集中營,並且在那些地方受到極端殘酷的待遇。1933至1939年期間,總共有大約兩萬名左翼鬥士在經過審判或未經審判就於集中營和監獄裡遭到殺害。此數字尚不包括納粹為報舊仇進行的殺戮,例如其於1934年6月在「長刀之夜」的所作所為。另一類註定該死的受害者則是不符合「高大金髮之雅利安人」種族標準的德國人,例如老人或有身心缺陷的人。作為戰爭的結果之一,希特勒推行了一項安樂死計畫,從1939年底到許多教會開始強烈要求停止該計畫的1941年初,用毒氣熏死七萬德國人。為此安樂死計畫設計的毒氣使用方法,也用於第三個受害群體,即猶太人。

  二次大戰前,對猶太人就已經有大範圍的鎮壓。此迫害在「水晶之夜」期間達到高峰,數百人死亡,還有35000人被逮捕和拘禁在集中營。這只是入侵蘇聯之前的數字,此後納粹的全面恐怖就開始了;所殘殺的人包括:被佔領國家的1500萬百姓,600萬猶太人,330萬蘇聯戰俘,還有110萬死於集中營的被放逐者,以及數十萬吉卜賽人。我們還應再加上因不堪強制勞動的蹂躪而喪生的800萬人,以及160萬生還的集中營囚犯。

  納粹恐怖抓住世人想像力的原由有三。首先,它如此近距離地觸動了歐洲人的生命。其次,由於納粹戰敗且其領袖在紐倫堡受到起訴,他們的行徑被正式揭露且認定為犯罪。最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得到曝光,其非理性、種族歧視、以及前所未有的血腥,激怒了人類的良心。

  本書的目的不是要設計某種以死亡為主題的統計數字比較系統,某種將慘況加倍的總數之和,某種殘忍程度的等級結構。然而無可辯駁的事實顯示,與納粹的大約兩千五百萬受害者相比,共產政權殘害了大約一億百姓。這個清楚的記錄應該可為評估納粹政權與共產主義體系的相似性至少提供一些依據;前者自1945年起就已認定為本世紀最邪惡的犯罪政權,後者直至1991年都還完好地保持其國際合法地位,甚至今日都依然在某些國家掌權和為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提供保護。此外,儘管許多國家的共產黨總算姍姍來遲地承認了斯大林主義的罪行,大多數共產黨並未摒棄列寧的原則,更遑論反省自己對恐怖行徑的參與。

  由列寧實施且由斯大林及其同夥完善的方法會讓人聯想到納粹的方法,但這常常是因為後者採用了前者開發的手段。當年受命籌建奧斯威辛集中營且後來任司令官的魯道夫.赫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帝國中央保安總局曾向各司令官提供了一整套關於俄國集中營的報告。這些報告根據有幸逃離的前囚犯提供的資訊,詳盡描述了俄國集中營的狀況和組織結構,並且著重強調了俄國人借助於對強制勞動的大規模採用,業已完全毀滅了多個族群。17 然而,儘管事實上大規模暴力的手段及其廣泛使用都始於共產黨人,納粹是由此獲得其靈感;在我等看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能夠假定布爾什維克革命和納粹崛起之間存在因果關係。

  自1920年代起,國家政治局 (契卡的新名稱) 推出一個定額方法:每個地區和區縣都必須逮捕、放逐或槍決一定比例的若干「敵對」社會階層成員。這些定額在党的領導下由中央決定。對計畫和保持統計數字的狂熱並不僅限於經濟,也是恐怖武庫裡的重要兵器之一。自1920年起,隨著紅軍對白軍在克里米亞的勝利,統計學與社會學方法開始現形;這些方法使用基於強制問卷的精確標準來選取其受害者。1939至1941年間,蘇聯把相同的「社會學」方法用於組織在波羅的海諸國和波蘭佔領區的大規模放逐和消滅。就象納粹一樣,用牲畜車皮對被放逐者的運送達到「失常」的地步。1943和1944年間,在戰火正熾的時候,斯大林將數千輛卡車和數十萬特種NKVD (內務人民委員部) 部隊撤離前線,以完成放逐高加索地區多個族群的短期任務。這種旨在「完全或部分消滅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或某個基於任何其他專斷標準而確定的群體」之滅絕衝動,曾被多個共產主義統治者施加於多個標記為敵人的群體和完整的社會階層,並且由波爾布特及其紅色高棉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基於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各自的滅絕戰術找出兩者間相似點的努力,可能招致某些人的反感。然而,我們應該憶起《永遠飄揚》的作者瓦西里.格羅斯曼 (其母在Berdychiv猶太人區遭納粹殺害,格羅斯曼率先撰寫了關於特雷布林卡的著作,並且是關於蘇聯猶太人滅絕之《黑皮書》的編輯之一) 是如何讓書中人物形容烏克蘭饑饉的:「文人們不斷寫到……包括斯大林本人:富農都是寄生蟲,他們燒毀糧食,他們殺死孩子。並且有人公開宣稱:『必須燃起大眾對他們的怒火,必須消滅他們這個階級,因為他們是受詛咒的人。』」他補充道:「要把他們殺光,就必須宣稱富農不屬於人類,就好象德國人宣稱猶太人不屬於人類;於是列寧和斯大林就說:富農不屬於人類。」作為結論,格羅斯曼這樣說到富農的孩子:「那正是納粹把猶太孩子關入毒氣室的理由:『你們不可以活著,你們都是猶太人!』」18

  一次又一次,這些恐怖行徑都主要是針對群體而非個人。恐怖的目的是要消滅被派定為敵人的某個群體。儘管該群體可能只是社會的一小部分,但也一定要斬草除根,方能滿足這種群體滅絕衝動。這樣一來,「基於階級的極權主義」所採用的隔離與排除手法,與「基於種族」的手段非常接近。未來的納粹社會將以某個「純種民族」為基礎,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則要構築於清除了資產階級渣滓的純無產階級人民之上。即便這兩種社會的鎮壓手法有所不同,其重新構建的思路卻如出一轍。因此,把共產主義想像成世界主義的一種形式實在是愚蠢。共產主義或許有其世界範圍的目的,但與納粹主義一樣,共產主義將人類的一部分視為毫無存在價值。這裡面的分別在於,共產主義模式系基於階級系統,納粹模式則基於種族和地域。如此一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紅色高棉的罪犯,就給人類——尤其是法學家和歷史學家——帶來空前的挑戰:具體地說,對出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信仰而設計,旨在並非消滅個人或反對群體,而是要大規模剷除整個社會階層的罪行,我們要如何加以描述?為此需要一套全新的語言。英語國家的一些作者使用politicide (政治屠殺) 一詞,抑或捷克法學家們建議的「共產主義罪行」說法更可取?

 

 

三、共產主義罪行為何遲遲未得到清算

 

  我們要如何評說共產主義的罪惡行徑?從中汲取哪些教訓?為什麼一定要拖到二十世紀末,這個主題才開始引起學術界的興趣?毫無疑問,與納粹罪行研究相比,對斯大林主義和共產主義恐怖的研究有大量的追趕工作要做 (不過這方面的努力在東歐正日見流行)。

  人們無法回避在納粹罪行研究和共產主義罪行研究之間的巨大反差。1945年的勝利者正當地將納粹罪行,尤其是對猶太人的群體滅絕罪,作為對納粹主義定罪的中心焦點。世界各地的眾多研究人員已窮數十年的時間探索這方面的課題。圍繞這個主題有數以千計的書籍和數十部電影,最著名者包括《夜與霧》、《浩劫》、《蘇菲的抉擇》、《辛特勒的名單》。僅舉一例來說,勞爾.希爾伯格曾將其主要工作集中於詳細描述第三帝國用以殘殺猶太人的種種方法。19

  可是學者們卻忽略了共產黨人的罪行。在諸如希姆萊和艾希曼業已於世界各地成為二十世紀野蠻的代名詞同時,菲力克斯.捷爾任斯基、根里克.雅戈達、尼古拉.耶卓夫等名字卻鮮有人知。至於列寧、毛澤東、胡志明,甚至還有斯大林,則一直享受著令人驚訝的尊崇。法國國家樂透彩作為一家政府機構,甚至瘋狂到把斯大林和毛澤東用於廣告促銷活動。請問有誰膽敢出主意將希特勒或戈培爾用於商業廣告?

  對希特勒罪行的非常關注是完全應該的。此舉尊重了倖存見證人的心願,滿足了研究人員試圖理解有關事件的需要,並且反映了道德與政治權威機構強化民主價值觀的欲望。然而對共產主義罪行的揭露卻幾乎不能激起任何波瀾。為什麼政治家們會如此噤若寒蟬?為什麼對於跨八個年代在四大洲觸及約三分之一人類生命的共產主義巨難,學術界是如此震耳欲聾的沉寂?為什麼人們對於把罪行——大規模犯罪、系統性犯罪、以及反人類罪——這樣的關鍵因素作為分析共產主義的中心因素有如此廣泛的遲疑?難道這當真是人類所無法理解的事情嗎?抑或我們所看到的是出於對瞭解真相的恐懼而拒絕深入細究這個主題?

  這個緘默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是獨裁者們可以理解地迫切想要抹殺其罪行和為無法隱藏的罪行找理由。赫魯曉夫1956年的「秘密報告」不僅是共產黨領袖對共產主義暴行的首次承認,也是這位暴君企圖掩飾他在恐怖高潮期間任烏克蘭共產黨魁時所犯罪行的聲明。通過辯稱他及其同夥只是在執行命令,赫氏巧妙地將其罪行歸到斯大林的名下。為了遮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罪行,赫魯曉夫只提到曾是共產黨員的受害者;儘管其人數遠遠少於其他類別。他用花言巧語來形容這些罪行,在其結論中把它們說成是「斯大林統治下的虐待」;目的則是要證明蘇聯政治體系的存續是正當的,儘管該體系依然堅持相同的原則,保留了相同的結構,並且由相同的人組成。

  赫魯曉夫用難以模仿的方式,描述了他在起草「秘密報告」時遭到的阻力,尤其是來自斯大林心腹之一的反對:「[拉紮爾.]卡岡諾維奇對斯大林真是唯命是從;假如斯大林對他擠擠眼睛,說為了事業——當然是斯大林主義事業——你需要割斷你父親的喉嚨,他也下得了手……他與我的爭論是出於害怕其下場的自私目的。他的動機完全是熱切希望逃避對所發生的事情承擔任何責任。如果曾經犯罪的話,卡岡諾維奇想要確定他自己的蹤跡不為人知。」20 共產國家對檔案的絕對保密,對印刷物與其他媒介和邊境的全面管制,對當局「成功事例」的鼓噪宣傳,以及用整個國家機器來封鎖資訊,都是以確保醜惡可怕的真相永遠不見天日為首要目的。

  暴君們並不滿足於隱藏其惡行,還系統地攻擊了所有膽敢揭露其罪孽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行徑在法國有兩個赤裸裸的例子。1949年1月至4月間,由路易.阿拉貢主理的共產黨雜誌《法國文學》,連篇累牘地展開了對維克托.克拉夫琴科的「審判」。克氏曾任高官,後著《我選擇自由》一書,描述了斯大林的獨裁統治;《法國文學》為此對他大加撻伐。從1950年11月到1951年1月,也是在巴黎,《法國文學》對大衛.魯塞進行了又一場「審判」。魯塞作為一名知識份子和託派人士,曾遭納粹放逐到德國,並於1946年因其著作《集中營的世界》榮獲勒諾多獎。1949年11月12日,魯塞呼籲所有曾遭放逐到納粹集中營的人組成一個蘇聯集中營系統調查委員會,於是遭到共產黨新聞媒體的野蠻攻擊;後者聲稱此等集中營乃是子虛烏有。響應魯塞的號召,馬格麗特.布伯.諾伊曼於1950年2月25日在《費加羅文學》上發表題為「對蘇聯集中營的調查:撒旦與魔王誰更壞?」的文章,記述她兩入集中營的遭遇——一次是納粹集中營,另一次是蘇聯集中營。

  儘管有這些啟蒙人士的努力,暴君們繼續祭出重型武器,壓制世界任何地方反對他們的聲音。共產黨的殺手們一心一意要打殘、玷污、脅迫其敵手。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列昂尼德.普柳希等人被逐出其祖國,彼得羅.格里戈連科將軍被打入瘋人院,格奧爾基.馬可夫則被一把發射毒藥彈的雨傘刺殺。

  面對無休無止的恐嚇與掩蓋,受害者們日益不願暢所欲言,並且實際上無法重新進入主流社會,因為告密者和懲罰他們的人無所不在。瓦西里.格羅斯曼動人心弦地形容了他們的絕望。21 與國際猶太社會對猶太人大屠殺的積極活躍紀念大相徑庭,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及其法律代言人根本無法保持人們對此悲劇的記憶,並且任何紀念與補償的要求都遭到漠視。

  一旦暴君們再也無法掩蓋真相:行刑隊、集中營、人為饑饉,他們就盡其所能用花言巧語來為其兇殘找理由。在承認曾經施行恐怖後,他們會藉口說那是革命的一個必要方面,使用動人的詞句來加以掩飾,例如:「在砍伐森林時,木屑難免會被吹散」,或者「不打碎雞蛋就做不成煎蛋捲」。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對此反駁道,他目睹了許多打碎的雞蛋,但他認識的人都從未嘗過煎蛋捲的滋味!或許最為惡毒的一點是對語言的玩弄。仿佛魔術一般,集中營系統變成「再教育系統」,暴君們搖身轉為「教育家」;他們把舊社會的人改造成「新人」。蘇聯集中營的囚徒被強行「邀請」信任那個奴役他們的系統。在中國,集中營犯人稱為「學員」;他們必須學習黨的正確思想和改造自己的錯誤思維方式。

  如同人們所常見,嚴格說來謊言並非真相的對立面,並且謊言往往包含真相的成分。扭曲的理想中充斥著變態的詞語,讓一切都不再真切;人們面對的是一個短視的社會與政治理念。被共產黨的宣傳歪曲的看法不難糾正,但要教會那些冒牌預言家去包容他人的想法則非常人所能。第一印象最是長久,共產黨人就象武術師一樣,利用其顛倒黑白卻無可比擬的宣傳力量,成功地擊潰對其恐怖戰術的批判;通過延續對共產主義的信奉,繼續團結大批活躍分子和同情人士。如此一來,他們就得以堅持其意識形態信念的基本原則,就好象特土良對他自己所處時代的形容:「因為荒謬,所以我信」。

  如街頭娼妓一般,許多知識份子發現自己被誘騙加入宣傳戰的行列。1928年,高爾基應邀「遊覽」索洛維茨基群島,一座日後「蛻變」(借用索爾仁尼琴的說法) 成古拉格系統的實驗集中營。回來後,高爾基著書吹捧了索洛維茨基集中營和蘇聯政府的榮耀。1916年龔古爾獎得主、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曾經毫不猶豫地為錢而稱頌斯大林政權。在其1928年關於「非凡的格魯吉亞」的著作中,該人不僅絕口不提斯大林及其同黨謝爾戈.奧爾忠尼啟澤於1921年在那裡進行的大屠殺,也忽略了以不擇手段和瘋狂施虐而著稱的NKVD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 頭子拉弗倫地.貝利亞。1935年,巴比塞出版了首部斯大林官方傳記。更近一些時候,瑪麗亞.安東涅塔.馬喬基曾經熱情洋溢地讚美毛澤東,阿蘭.佩雷菲特也不那麼肉麻地表達了同樣的感情,而達妮埃爾.密特朗則加入了對卡斯特羅豐功偉績的頌揚。貪欲,沒有骨氣,虛榮,或是迷戀權力、暴虐、革命激情;無論動機為何,極權獨裁統治在用得著時向來不缺少大量頑冥不化的支持者,這一點對於共產政權也不例外。

  面對共產黨宣傳的猛烈攻擊,西方世界長期以來苟活於異乎尋常的自欺之中;其中的原因同時包括面對一個尤其狡詐之體系時的天真,對蘇聯實力的畏懼,以及政客們的玩世不恭。雅爾達會議上就存在著自欺:佛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將東歐讓與斯大林,換取後者儘早舉行自由選舉的莊嚴承諾。1944年12月,面對現實和無可奈何在莫斯科決定了命運:查理斯.戴高樂將軍把倒楣的波蘭拋給魔鬼,換取對社會與政治和平的擔保;這有莫理斯.多列士在返回巴黎時信誓旦旦的證實。

  儘管西方的共產黨人和許多左派人士聲稱這些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他們也普遍認為共產主義「烏托邦」乃是社會與政治衝突的滋生地,最好是敬而遠之;因此這種自欺不僅讓人感到寬慰,而且幾乎是合情合理的。西蒙娜.魏爾概括了這種贊成共產主義的時尚,她說:「革命工人為有一個給他們撐腰的國家政權而由衷欣慰;此政權給他們的行動帶來了只有國家政權才能提供的官方性、合法性及真實性,同時又由於在地理位置上足夠遠而不會令人作嘔。」22 共產主義照理說應該展示其真正的顏色,它聲稱是啟蒙的使者,社會與人類解放的傳統,「真正平等」的夢想,以及格拉古.巴貝夫所憧憬的「全民幸福」。荒唐處在於,正是這個「啟蒙」的形象,幫助它幾乎完全掩蓋了其邪惡的真正本質。

  無論有意與否,在看待對共產主義之犯罪層面的這種無知時,我們的同代人對他人的無動於衷是讓人無法釋懷的。並不是說這些人都是冷血動物;恰恰相反,他們在某些場合能夠汲取巨大且從未開採的情感儲備,包括手足情、友情、親情、甚至還有愛情。然而正如茨維坦.托多洛夫所指出:「對我們自己悲哀的回憶令我們無法感知他人的苦痛。」23 在兩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沒有哪個歐洲或亞洲國家不曾忍受療治自己創傷的無盡悲痛與心酸。法國自己在面對佔領期黑暗年月歷史時的躊躇不定,就是一個頗為令人信服的例證。佔領期的歷史——或者應該說無歷史—— 一直在法國人的良心上投下陰影。對於德國「納粹」時期、意大利「法西斯」時期、西班牙「佛朗哥」年代、希臘內戰時期等等的歷史,我們都看到 (儘管不那麼清晰) 類似的規律。在這個血與鐵的世紀裡,每個人都全神貫注於自己的不幸,無暇多所關心他人的災難。

  然而,對共產主義犯罪層面的掩蓋還有三個更具體的原因。首先是對革命這個概念本身的迷戀。在當今世界,對十九和二十世紀所夢想之「革命」觀念的追悔還遠遠不夠。革命的標誌——紅旗、《國際歌》、高舉的拳頭——在每個重大社會運動中都會再現。切.格瓦拉重新受到尊崇。公開的革命團體在積極活動,利用一切法定權利來表達其觀點;對於哪怕只是最溫和地批判其前輩犯下的罪行,他們都會極盡辱罵和攻擊能事;並且他們總是聲嘶力竭地宣講關於列寧、托洛茨基或毛澤東之「成就」的陳詞濫調。這種革命熱情並非只是革命者的專利,本書的許多撰稿人都曾相信過共產主義宣傳。

  第二個原因是蘇聯在戰勝納粹主義中的參與;這讓共產黨人得以利用狂熱的愛國主義作為面具,掩蓋其自己想要奪取權力的圖謀。自1941年6月起,所有被佔領國的共產黨人開始了針對納粹或意大利佔領軍的、積極頻繁的武裝抵抗。與各地的抵抗戰士一樣,他們為此鬥爭付出了代價:數以千計的人遭到槍決、屠戮或放逐。這樣一來,他們就成了共產主義神聖事業的烈士,並且封住了所有批評該事業的嘴巴。不僅如此,在抵抗運動中,許多非共產主義者與其共產黨員同伴成為戰友,結下兄弟情誼,共同灑血疆場。因為有此過去,這些非共產主義者可能選擇對某些事情視而不見。在法國,戴高樂主義者的立場就常常受此共同回憶的左右,並且是戴高樂將軍政治操作的幕後因素之一;戴氏曾經試圖用蘇聯來對付美國。24

  共產黨人在二戰和打敗納粹中的參與,使得反法西斯主義觀念成為左派的信物之一。共產黨人理所當然把自己裝扮成反法西斯主義的最佳代表與衛士。對於共產主義運動來說,反法西斯主義成了一個卓然有效的標誌,能夠隨時用來讓反對派閉嘴。弗朗索瓦.傅勒就此主題寫過一些非常精闢的文章。落敗的納粹主義被同盟國冠以「無上邪惡」的稱號,共產主義就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正義的一邊。這一點在紐倫堡審判中一目了然:檢察官中就有蘇聯法律專家。如此就給一些令人難堪的反民主事件蒙上面紗,例如1939年德蘇條約和卡廷大屠殺。抗擊納粹的勝利似乎理應展示共產主義體系的優越性。在由英國和美國 (均未嘗受佔領之苦痛) 解放的歐洲地區,這種宣傳被用來激發對蘇聯紅軍的無限感激之情和對蘇聯各民族所做犧牲的負疚之心。共產黨人在散播共產主義訊息時,毫不猶豫地利用了歐洲人民的感情。

  出於同樣原因,西方對於紅軍「解放」東歐的方式依然幾近完全懵然無知;西方歷史學家瞭解到兩種截然不同的「解放」類型,其一導致民主政治的重建其二則為獨裁政權的出現鋪平道路。在中歐和東歐,蘇聯體系取代了「千年帝國」;但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卻精闢地道破其中的玄機:「戰爭的結束並未給波蘭人帶來解放。在中歐的戰場上,只不過是一種邪惡與另一類妖孽調位,斯大林的同夥取代了希特勒的黨羽。當趨炎附勢之人為『波蘭人民從封建枷鎖下解放』而歡欣鼓舞時,在波蘭同一支燃燒的香煙不過是換了手而已,並且被繼續用來燒灼人民的皮肉。25 這,就是兩種歐洲民間記憶之間的斷層線。所幸的是,一些出版物已經拉開這層帷幕,揭露蘇聯是如何從納粹手裡「解放」波蘭人、德國人、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的。26

  共產主義得享溫柔待遇的最後一個原因比較微妙且不易解釋清楚。1945年後,對猶太人的群體滅絕成為現代野蠻的代名詞和二十世紀大規模恐怖的縮影。儘管起初不同意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具有獨一無二的性質,共產黨人很快就意識到讓大屠殺名垂千古的好處,因為這樣他們就有了一個更系統地挑起反法西斯主義情緒的途徑。「那個依然能夠生養的淫穢禽獸」(借用貝爾托.布萊希特的名句) 之幽靈被不厭其煩的反復提及。更近一些時候,為了將大屠殺定性為獨一無二的暴行而對猶太人種族滅絕的專心致志,也使得共產主義世界中程度相仿的其他事件得不到應有的評價。畢竟要說曾經幫助消滅一個群體滅絕機器的勝利者,會自己採用完全相同的方法,總是難以讓人置信。當面對這樣一種自相矛盾的情況時,人們常常寧可不去正視現實。

 

四、赫魯曉夫和揭露共產主義罪行的艱

 

共產主義罪行之官方承認的首個轉捩點發生於1956年 2月24日晚上;當時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走上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屆代表大會的講臺。大會是關起門來舉行的,只有代表在場。在鴉雀無聲之中,被所聽到的內容驚呆了的代表們,目睹了党的第一書記有條不紊地剝下三十年來共產主義世界的英雄、「人民的小父親」、「天才的斯大林」之畫皮。這份以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留名青史的講話,是當代共產主義 運動之生命的一個分水嶺。雖然只是作為戰術退卻,開天闢地第一次,總算有位共產黨高官正式承認:自1917年掌權以來,蘇共政權經歷了罪惡的「背離」。  

赫魯曉夫打破蘇聯政權最大禁忌之一的動機有許多;其首要目的是把所有共產主義罪行都只歸咎於斯大林,藉此束縛和一勞永逸地剷除這個妖孽,從而挽救蘇共政權;其決策中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堅決打擊斯大林的派系,他們不僅與赫魯曉夫有權力爭鬥,而且相信其前上司慣用的方法。自1957年6月開始,這些人遭到全面撤職。然而在「政治致死」的行動之後,實際處決並未接踵而至,此乃1934年以來所僅見。這個意味深長的細節本身就表明,赫魯曉夫的動機很不簡單。赫氏身為烏克蘭的黨魁多年,在此高位上對無辜平民進行過規模龐大的屠戮且力圖掩蓋其行徑,因此可能對繼續大量流血開始感到厭倦。在其回憶錄裡 (在此他自然而然地會想要給自己打上一層比較討喜的燈光),赫魯曉夫記述了他的感覺:「代表大會遲早要結束,決議將會通過,一切都是在走形式。那然後呢?成千上萬被槍決的人將留在我們的良心上揮之不去。」為此,他嚴厲申斥了其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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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插圖 - 世界第一個共產主義王朝的劊子手們

 

 

    對所有那些遭到逮捕和消滅的人我們要怎麼辦?……我們現在知道在諸次鎮壓中受難的人是無辜的。我們有毋庸置疑的證據表明,那些人不僅遠非人民之敵,而且實際上是誠實的男男女女,熱愛黨、獻身革命、並且致力於列寧主義事業和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本人還是認為想要掩蓋一切是不可能的。人們遲早會擺脫監獄和集中營的囚禁,回到城市中去。他們將向親友和同志及周圍的每個人訴說發生過的事情……我們有義務開誠佈公地告訴代表們,党的領導層在那些歲月裡的所作所為……我們怎麼能夠對發生的事情裝作一無所知?我們知道黨內有過鎮壓和專橫統治時期,我們必須把瞭解的一切告訴代表大會……對於任何犯下罪行的人來說,只要肯懺悔,即使無法得到赦免,也總能夠享受寬大處理。

 

 

  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曾經參與斯大林治下所犯的罪行,並且其晉升常常是因為前任遭到清洗;這些人後來產生某種悔意——或許只是略有懊悔,以自我為本位的懊悔,政客的懊悔,但無論如何是有所自責。總歸要有人去制止殺戮的延續。赫魯曉夫鼓起了這個勇氣,儘管他於1956年派蘇軍坦克侵入布達佩斯。

  1961年,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不僅回憶了共產黨員受害者,也提及斯大林治下的全部受害者,甚至還建議要為這些人豎立一座紀念碑。這一次赫魯曉夫可能是跨越了一條看不見的界線;他等於是在置疑共產主義存在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共產黨對權力的絕對壟斷。紀念碑到底沒能見到天日。1962年,第一書記批准出版了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1964年10月24日,赫魯曉夫被免除一切職務,但性命得以保全;他於1971年在默默無聞中辭世。

  對於「秘密報告」的重要意義,學術界目前大體已有共識:該報告代表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軌跡的一次根本中斷。弗朗索瓦.傅勒於1954年在臨退出法國共產黨之前,曾就此主題寫道:

 

猶如晴天一聲霹靂,1956年2月的「秘密報告」隻手粉碎當時在世界各地盛行的共產主義理念。譴責斯大林所犯罪行的聲音並非源於西方,而是發自莫斯科,並且是莫斯科最最神聖的地方——克里姆林宮。這不是某個落魄共產黨人的看法,而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蘇聯共產黨黨魁——的表態。這樣一來,赫魯曉夫的講話不僅沒有被人們對於前共產黨人的指責所難免持有的懷疑態度玷污,而且因其顯赫地位而帶著無上權威的光彩……「秘密報告」對於人心的強烈衝擊,就出自它沒有任何反對者的事實。28

 

  正因為許多同代人早就告誡過布爾什維克成員其行為方式的內在危險,這個事件就顯得格外不可思議。從1917年到1918年,甚至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都出現過不滿情緒;包括堅信「東方明燈」的人,突然開始無情地批判布爾什維克黨人。從本質上說,那次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列寧使用的方法:暴力、犯罪、恐怖。從1920年代到1950年代,儘管有不少見證人、受害者、老到的觀察家 (以及數不清的文章和其他出版物) 一直在揭露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陰暗面,人們卻被迫耐心等待共產黨的統治者自己認賬。令人扼腕的是,對於這一無疑是重要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輿論將其意義曲解為對共產主義錯誤的承認。這的確是一個誤判,因為「秘密報告」所涉的只是共產黨員受害者;但是至少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該報告首次肯定了目擊者和以往多項研究的證詞,並且表明人們對共產主義曾在俄國製造了一場天大慘劇的長期懷疑屬實。

  許多「兄弟黨」的首腦起初並不認為有需要效仿赫魯曉夫的做法。經過一些拖延後,其他國家的若干領導人確曾象赫魯曉夫那樣揭露了一些暴行。然而直到1979年,中國共產黨才把毛澤東的方針政策劃分為1958年前的「大功績」和其後的「大錯誤」。越共領導人滿足於對波爾布特所犯群體滅絕罪的間接指責,而卡斯特羅則拒不承認其統治下的暴行。

  在赫魯曉夫的講話之前,對共產黨人罪惡行徑的譴責只出自其敵人或托派異見人士或無政府主義者,這些譴責一直不甚有效。共產黨大屠殺之倖存者作證的願望,就如同在納粹屠刀下死裡逃生的人一樣強烈。然而,尤其是在法國,倖存者相當罕見;對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實際體驗只影響到少數幾個孤立的組織,例如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不由我們自主」。29 在大多數時候,目擊者的陳述和獨立委員會——例如大衛.魯塞的集中營系統國際委員會和發現斯大林罪行真相委員會——的工作,於怯懦或漠然的沈默中被埋葬在共產黨宣傳的雪崩之下。與由新出現的分析文章 (例如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 或無可辯駁的目擊者報告 (例如瓦爾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馬故事》和Pin Yathay的《兒子,活下去》) 所引起的、零散的自我意識覺醒時刻相比,這種沈默通常都會最終獲勝。30 可悲的是,每當有人深入審視共產主義現象時,西方社會的這種寂然無聲都會變得格外難以打破。時至今日,他們拒絕面對現實,那就是雖然程度不一,共產主義體系都構建在本質罪惡的基礎之上。由於拒不承認這一事實,他們就成了「那個彌天大謊」的同謀;正如尼采所精闢概括:「不管是什麼事情,人只要看到他人強烈相信其真,就會自己也信其真。」

  儘管存在不願面對現實的普遍情緒,還是有一些觀察家站出來面對這個挑戰。從1920年代到1950年代,為了得到更為可靠的資料 (都已被蘇聯政權小心翼翼地隱藏),研究人員只能完全依賴於叛逃者提供的資訊。這些目擊者的述說不僅要克服歷史學家在審視此類證詞時所持的正常疑慮,而且還遭到共產主義體系同情人的全面詆毀;後者聲稱那些叛逃者動機不純:要麼心存報復,要麼甘當反共勢力的工具。在1959年時誰能想到,保羅.巴頓書中對古拉格的描述,是由某位叛逃的克格勃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高官提供?31 誰又會去請教巴頓本人?巴頓是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人士,真名伊日.韋爾特魯斯基;他曾是1945年布拉格反納粹起義的組織者之一,於1948年被迫逃離其祖國。然而任何人只要肯去面對最近公開之機密檔案中的資訊,就會發現1959年的那些報告是完全準確的。

  1960年代和1980年代,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和後來關於俄國革命的長篇系列小說《紅輪》,造成了輿論的質變。正是因為屬於文學作品,並且出自巨匠之手,《古拉格群島》一書抓住了一個惡貫滿盈系統的真實本質。然而,就連索爾仁尼琴也難以刺破這層面紗。1975年,法國某大報的一位記者曾把索爾仁尼琴與皮埃爾.賴伐爾、雅克.德里奧特、馬賽爾.德亞等「把納粹作為解放者而恭迎的」人相提並論。32 儘管如此,他的描述對於暴露共產主義體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與沙拉莫夫賦予科雷馬生命和Pin Yathay揭發在柬埔寨的暴行,有異曲同工之妙。更近一些時候,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作為勃列日涅夫治下的首要蘇聯異見人士之一,舉行了與莫斯科算賬的抗議活動;他強烈要求建立新的紐倫堡法庭,對該共產政權的犯罪活動舉行審判。他的書在西方獲得相當大的成功。然而與此同時,企圖恢復斯大林名譽的出版物也開始出現。33

 

五、共產主義體系的罪惡本相和意義

 

  在二十世紀即將告終之時,是何動機激勵我們探究這個如此充斥悲劇、混亂及爭議的課題?今天,檔案資料不僅證實了昔日的零散報導,而且讓我們可以向前邁進一步。前蘇聯、前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柬埔寨的鎮壓機器留存的內部檔案,讓其全面、大規模恐怖行徑的驚天真相得以大白於世;這些行徑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全方位的反人類罪行。對此課題展開學術研究的時機業已成熟。通過記述無可辯駁的事實和擺脫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桎梏,解答所有觀察家都曾提到的關鍵問題:共產主義體系之罪行的真正意義何在?

  由此視角,我等能夠作出哪些具體貢獻?首先,我們的方法要反映我們對歷史的責任感。優秀的歷史學家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線索。任何其他因素或考慮,無論是否屬於政治、意識形態或個人範疇,都不應妨礙歷史學家對知識的求索,對事實的發掘和解釋;當有關事實長期以來被故意埋藏在政府檔案和人們良心的邊角旮旯時,尤其需要如此。共產主義恐怖的歷史是歐洲歷史的主要篇章之一,並且與研究關於極權主義之歷史著述的兩個目標有直接關聯。畢竟我們都熟悉希特勒式的極權主義,但我們絕對不可忘記還有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版本。繼續撰寫忽略共產主義極權統治的殘缺歷史已不再可取;想要給此問題蒙上面紗,從而確保把共產主義的歷史限制在其民族、社會及文化層面,也是辦不到的。尤其是此極權主義現象並非只限於歐洲和蘇聯時期,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毛澤東的中國、北朝鮮及波爾布特治下的柬埔寨。每個民族的共產主義陣營都有一條臍帶與蘇聯子宮相通,其目標都是要擴展此世界範圍的運動。我們要研究的歷史是一個散佈於全球各地且影響到整個人類之現象的歷史。

  本書的第二個目的是要作為紀念。我們有道義上的責任來回憶那些無辜且佚名的受害者。他們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加害,而且該力量甚至曾經企圖全面抹去他們的記憶。在柏林牆坍塌且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勢力中心崩潰之後,歐洲作為上演二十世紀眾多慘劇的大陸,自己擔起了重建大眾記憶的重任。本書是我等對這項努力的貢獻。本書的諸位作者自己都有此類回憶。我們中的兩位撰稿人與中歐有著特別的聯繫,其他所有人也對1968年或其後的革命理論與實踐握有第一手的經驗。

  同時作為紀念和歷史的本書涵蓋多種多樣的場景。它觸及共產主義對於社會或政府權力都幾乎沒有實際影響的國家,例如英國、澳大利亞、比利時等等。在別處,共產主義則作為強大的恐懼來源——1946年之後的美國——或有力的運動 (儘管從未實際奪取政權) 而出現,例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希臘及葡萄牙。於另外一些國家,在失去對權力的幾十年把持後,共產主義正再次崛起,例如東歐和俄國。最後,其微弱的火焰還在把共產主義奉為圭臬的國家裡繼續飄曳,例如中國、北朝鮮、古巴、老撾及越南。

  在這些環境中,現代人面對歷史和記憶的態度自然不同。在共產主義鮮少影響或只是令人生懼的國家,人們所需的只是相對簡單的知識與思考。在共產主義體系曾經大權在握的國家,則有必要解決民族調和的問題和決定是否要懲罰前共產黨統治者。在這一點上,統一的德國或許是最為令人驚訝和「奇蹟般」的例子;作為對比我們只需想一想南斯拉夫的災難。然而,前捷克斯洛伐克 (現今的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波蘭及柬埔寨都必須面對其記憶和共產主義歷史中數不清的創傷與苦難。在這些地方,為了幫助癒合半個世紀或更久的共產主義運動所留下的靈魂、精神、情感、個人及全民傷口,些少忘卻 (無論是有意的還是下意識的) 或許似乎是絕對必要的。而在共產主義依然緊抓權力不放之處,暴君們及其後來人要麼就全面掩蓋其行徑,例如在古巴和中國,要麼則繼續將恐怖作為施政的手段,例如在北朝鮮

  保存歷史和記憶的責任無疑有其道德含義。那些受到我們譴責的人可能反詰:「誰給了爾等評判是非黑白的權力?」

  根據在教皇庇護十一世看來清楚的評判標準,這個問題已得到天主教會的很好解答:庇護十一世在1937年3月14日的《極度關切》通諭和1937年3月19日的《預許救主》通諭中,分別譴責了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後一篇通諭宣稱上帝賦予人類某些權利:「生命、身體完整及生存必要手段的權利,沿著上帝規劃的路線追求個人終極目標的權利,結社的權利,以及持有和使用財物的權利。」即便教會反對一個階層的人通過掠奪他人而過分致富的聲明存在某種虛偽成分,教皇就尊重人類尊嚴之呼籲的重要性是無可辯駁的。

  早在1931年,庇護十一世就曾於其《四十年通諭》中宣稱:「共產主義教導和追求的兩個目標是:永無止境的階級鬥爭和對私有制的完全剷除。它並非使用秘密或隱蔽的方法,而是採取公開、明目張膽、不擇手段且甚至極度暴虐的行徑。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共產主義沒有任何不敢做的事情,也沒有任何需要尊崇的東西。在它當權之後,其殘忍和非人道的行徑非常人所能置信和可以為之。共產主義藉由可怖的殺戮和破壞而對東歐和亞洲廣袤大地的踐踏即為明證。」無可否認的是,在幾個世紀時期裡,講這些話的那個組織自己也曾系統地為謀殺非基督徒辯解,推廣宗教裁判所,窒息思想自由,以及支持法蘭西斯科.佛朗哥和安東尼奧.薩拉查等獨裁者的政權。

 

Text Box:    《共產主義黑皮書》插圖

 

 

然而,即便教會理應充當衛道士的角色;在面對共產黨遊擊隊的「英雄」事蹟或其受害者的心酸述說時,歷史學家又該作何反應呢?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在無奈的寂靜中,除了奴隸的鎖鏈和告密者的話語外,聽不到任何聲響;當所有人都在暴君面前發抖、討其憐愛與惹其惱怒同樣危險時,肩負著人民報應的重任,歷史學家登場了。尼祿的發達將徒而無功,因為塔西佗已然在帝國內降世。」34 我等絕非想要鼓吹所謂「人民報應」的隱晦概念,夏多布里昂在生命走到盡頭時也不再秉持這個想法。然而,以某種微弱的音量且幾乎是不由自主,歷史學家能夠為那些被恐怖奪走話語權的人代言。歷史學家的本職工作是完成學術著作,其首要任務是確證終將成為人類知識的事實與資料。此外,歷史學家與共產主義歷史的關係非同尋常:歷史學家有義務編纂「那個彌天大謊」的歷史。儘管檔案資料的開放為歷史學家提供了基本素材,他們在面對許許多多有時是故意要混淆視聽的複雜因素時,一定不可過於天真。不管怎樣,這種歷史知識無法擺脫使用某些基本原則的評判,例如對代議民主制規則的敬重,並且最主要的是對生命和人之尊嚴的敬重。這就是歷史學家用以「評判」歷史舞臺上人物的尺規。

  出於這些普適理由,任何關於歷史或人類記憶的工作都無法避免個人動機的影響。本書的一些撰稿人對於迷戀共產主義並非完全陌生。他們自己有時也曾加入共產主義體系 (哪怕只是在相當小的範圍內),要麼是正統的列寧-斯大林主義派系,要麼則是與其相關的異見變種 (托派、毛派)。倘若他們依然與左派關係親密,或者說正是因為他們依然與左派關係親密,就有必要更仔細地研究他們自欺的原因。這種心態曾經引導他們走上特定的追求知識之路,其特徵包括對研究課題的選擇,他們的學術出版物,以及他們發表文章的刊物 (例如《新抉擇》和《共產主義》)。本書力所能及者,不外乎給予這一類重新評價某種推動。倘若這些左翼人士是憑著良心完成此任務,他們將證明他們亦有權對這個問題發表看法,而不是只讓影響力日增的極右派一家說了就算。共產主義罪行需要站在民主價值觀的立場來評判,而不是用極端民族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觀點去看待。

  這個方式需要跨國界的分析,包括對中國與蘇聯、古巴與越南、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比較。無奈的是,現有的文件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明顯參差不齊;而且一些檔案資料尚未公開。儘管有難處,我等認為不應就此放棄;我們有足夠多的可靠資料來做這項事業。我等的工作即便並不面面俱到,也將具有開創意義,為他人的更廣泛研究與思考奠定基礎;但我們必須從最清楚、最確定且最嚴重的事實開始做起。

  本書有大量文字但甚少圖片。圖片的稀缺正是對共產主義罪行之掩蓋的熱點之一。在這個媒體飽和的全球社會,照片或電視畫面業已成為「真相」之源。遺憾的是,我們只有少數幾幅古拉格和勞改的罕見檔案照片,完全沒有非富農化運動或大躍進期間大饑饉的畫面。紐倫堡法庭上的戰勝國至少能夠對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發現的數千具屍體拍照和攝影。並且調查人員也找到暴君們自己拍攝的照片,例如納粹分子極近距離射殺懷抱嬰兒之婦人的留影。在以絕對秘密的方式組織恐怖活動的共產主義世界之黑暗中,根本就不存在類似的物件。

  讀者可能對本書中收錄的少數幾幅圖片不甚滿意。他們需要花時間一頁一頁地閱讀千百萬人曾經遭受的苦痛與磨難;他們不得不努力想像這個悲劇的規模,以及認識到此悲劇將如何於未來幾十年裡繼續在世界歷史上留下印記;然後他們必須問自己一個根本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及其他人相信有必要消滅所有那些被他們標記為「敵人」的人?為什麼他們認為自己可以違背關於人之性命的約定俗成法規:「汝不可殺人」。我們將嘗試用本書來回答這個問題。

 

 

 

譯者附注:

 

《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於1997年以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 répression為書名 (ISBN國際書號:2-221-08204-4) 由法國巴黎的Éditions Robert Laffont出版社用法文出版。第一版全書共846頁,堪稱巨著;作者包括Stéphane CourtoisNicolas WerthJean-Louis PannéAndrzej PaczkowskiKarel BartosekJean-Louis Margolin。據報導,該書一經發行,即在歐洲引起轟動、思考及爭議。

經辛灝年先生大力推薦,本人(下稱譯者)猶豫再三之後,開始用業餘時間斷續翻譯此書,並交由《黃花崗雜誌》連載。譯者猶豫的首要緣由當是時間。此書倘若全部譯完,估計會有六十余萬中文字。按照譯者目前的速度,不曉得要幹到猴年馬月,未免讓讀者心焦。然譯者也深為認同辛先生的看法,即此書乃是研究當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劃時代著作,對於瞭解歷史和設計人類未來,均有深遠且重大的意義,因此決定勉力一試。

本次發表的中文版緒論基本依據由Jonothan MurphyMark Kramer翻譯的哈佛大學出版社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英文版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ISBN: 0674076087),個別地方曾參考法文版加以修改。對緒論的處理譯者深感缺憾甚多。此中重要原因有三:其一,緒論作者夾敘夾議,譯者的人文、歷史知識幾近闕如,翻譯過程中又怠於深入查考,理解錯誤在所難免;其二,感謝中共十年文革期間的「教育」,譯者的中國文字功底淺薄之至,語言粗陋生硬、詞不達意的現象比比皆是;其三,本書最初用法文出版,然譯者不諳法蘭西語言,無奈只能從英文譯本轉譯,於是又多一層隔閡。

譯者盼望其他有識之士加入翻譯此書的行列,從而儘早完成全書的翻譯工作。當然,若有能人願將此書直接從法文譯成中文,則譯者自當讓賢。緒論作者庫爾圖瓦先生在緒論中表示,此書是諸位撰稿人對重建大眾記憶的貢獻。那麼將此書譯成中文,從而還原真實的歷史,並且紀念深受共產主義荼毒的億萬中國百姓,或許可以算作我等語言工作者對中華民族和人類文明盡的一點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