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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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文革 奪權  期的謀略與過

 

 

辛灝年系列講演《太陽最紅的年代》連載之五

 

 

當陽光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

              

                                                                           ――引自《誰是新中國》

 

 

中共發起批判資反路線的種種手段

―― 兼述血統論紅衛兵的失敗和另類紅衛兵的堀起  

1、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公開號召批判資反路線

 

凡經歷過中共文革的人,沒有不知道“兩報一刊”的重要行和恐怖性。而所謂兩報一刊,就是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因為,自從毛澤東派陳伯達等從劉少奇那里奪回了中共中央的最高輿論權力之後,凡“兩報一刊”的文章,幾乎都是毛澤東每一步“偉大戰略部署”的真正發動者,最高批判者和政治定性者。也可以說,在整個文革期間,“兩報一刊”可謂“殺人如麻”。而在中國和世界的歷史上,像“兩報一刊”這樣,能夠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不僅左右了全中國普通人的命運,左右了毛澤東以下所有“高官顯爵”者的命運,甚至左右了整個中國和整個中華民族命運(台灣除外)的報紙和雜誌,也肯定是一個“史無前例和世所沒有”。

由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革政治概念已經被製造出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陰謀謀略已經被策劃成功,“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又一場文革政治運動,一定要被毛澤東排山倒海地發動起來,於是,擔任著文革最高輿論宣傳角色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繼發表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向”之後,就在林彪天安門講話之後的第三天——即1966年10月3日出版的第13期上,發表了重要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這篇完全由毛澤東的陰謀領袖集團――中央文革成員們集體寫作、修改和定稿的社論,一發表,就立即於10月3日晚上,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10月4日便在中國各大報紙轉載發表。這篇立場明確、措辭強硬、火藥味極為濃烈的社論,不僅公開傳佈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概念,而且明確地指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如它所論﹕“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 “但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採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採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所以,它鮮明地指出,“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裏,不能採取折衷主義。”就是說,必須徹底批判,絕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顯然,這是在明確表示,既要繼續追究六、七兩個月派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迫害左派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的“路線錯誤”;又要清算八、九兩個月以來,大大小小的走資派們對“敢於擁毛造他們反”的左派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進行鎮壓的“反動罪行”;甚至還要把這兩筆賬都要算到黨內那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這條“反動路線”所賴以產生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那裏去。

2、謀劃取消黨委領導,挑起造反派“踢開黨委鬧革命”

毛澤東這一次確實是沒有再“蹉跎歲月”。再沒有因“不亦樂乎”而輕敵。他三度被轉移了鬥爭大方向的“慘痛歷史教訓”,使他這一次決心要“只爭朝夕”。他再沒有滿足於發號召,僅以自己被神話的形象來“克敵制勝”,而是緊鑼密鼓地拿出了一套套陰謀手段,來實現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偉大號召”,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地“直接”向著他政治上的死敵猛朴過去了。

在他和自己的副統帥林彪密謀之後,10月5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即根據林彪的建議,發出了“緊急指示”。該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就是說,各軍事院校在工作組撤出之後,各校黨委仍然無權領導該校的文化大革命。用文革時期的時髦話來說,就是各校黨委都必須“靠邊站”了!

該指示著重指出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地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面,軍隊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樣。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和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討論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

以前軍委、總政對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個別規定,如關於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該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已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佈取消。

中共中央立即把這一“緊急指示”轉發全黨。中共中央的批示全文是﹕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各人民團體、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完全同意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大中以上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宣讀,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

這就等於是在告訴全黨,全中國各地的共產黨的當權派,無權再領導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共產黨的各級黨委,要將被他們打成為右派或反革命的左派革命學生或群眾,一律予以解放。這就不僅從根子上抽掉了各級當權派賴以“自保”、“保劉”的根本權力,而且從根本上為那些要造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當權派反的左派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即另一類紅衛兵和造反派們,打開了跟毛革命造反的“陽光大道”。

事實果不其然,這個文件向全中國的發佈,立即挑起了文革造反的新高潮,激起了“造共產黨當權派反”的大浪潮,確實開始將“本次運動主要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中共“偉大內訌使命”,落到了實處。那些“善觀風向”、“年輕敏感”、甚至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另類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特別是在前兩階段文革反右鬥爭中,遭受過工作組整肅、遭遇過當權派打擊的左派革命學生和左派革命群眾,他們終於能夠帶著“無產階級的革命闖勁”,要“報答”偉大領袖的熾情,和對本地區本單位走資派的“巨大革命義憤”,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公開號召和幕後教唆之下,公開喊出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革命口號。一時間,“造反”“革命”之聲歡呼雀躍,震撼雲霄。

毛澤東所需要的造反,終於“應運而生”,終於開始造對了方向。在中國大陸地區,除中共的野戰部隊以外,各級黨委開始陷於癱瘓,各基層黨組織停止了活動,一場看上去“似乎是在造共產黨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在共產黨最高領袖,中共最高權利機關――中共中央,和中共那個陰謀小集團――中央文革小組的密謀策劃和公開發動之下,開始對本黨的各級當權派們,要“橫掃千軍如卷席”了……。它的矛頭,就要明確地和迅速地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睡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邊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

其次我要講的,是毛開始有限度的批判血統論

 1966 1016日下午,陳伯達在各大區、省、市主要負責人都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批判了血統論”……他首先指出高幹子女的血統未必高貴(講演者按﹕陳實際上是在﹕“走資派的血統就不可能是高貴的……”)

接著,陳伯達深入地批駁了血統論,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封建社會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翻版。實際應該是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講演者按﹕這确是陳在兩個多月前就說過的話,但是,說到底,他的話還是證明兩千年前的封建制度復辟了――因為只要掌權的父母革命,兒女就能接班掌權,現在正是如此!

然後陳又說 現在有一些學生接受什麼自來紅自來黑的觀點,接受什麼要在學生中劃分紅五類非紅五類、或者什麼黑幾類的觀點。製造這類觀點的人,是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製造混亂,蒙蔽青年……(講演者按陳批評錯了,因為實際情形就是﹕有人一旦成了走資派,他們的子女馬上就“由紅變黑”了……

然後,他開門見山地告訴在場的共產黨高幹們說﹕“……如高幹子弟在各校、各單位的文革中佔有領導地位的,最好讓與工農兵普幹子弟擔任,高幹子弟把持領導地位是不利的,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他們自己都無好處”講演者按陳是在告訴大家,偉大領袖要“掉馬換將”了……

陳伯達的這一講話經毛澤東同意,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下達。這說明,毛要在全國範圍掃除障礙,要把革命闖將的頭銜從高幹子女紅衛兵的頭上拿下來,戴到“工農兵普幹子弟”們的頭上去。

陳伯達的講話和毛澤東的批準,顯然是出於當前鬥爭的需要。因為,陳要是能夠早兩個多月就公開把這番話說出來,毛要是早兩個多月就能批轉陳的這個講話,則至少在八、九兩個月會少了無數的冤魂屈鬼。然而,他們都沒有,因為,他們在那個時候,要的就是用“血統論”來首先煽起高幹子弟造反革命的毒焰。所以,陳的假腥腥的講話,無非是毛澤東和政治鬥爭的需要罷了。

還應該明白的就是,毛澤東和中共即使在這個時候批判了血統論,那也只是有限度的批評,所謂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其實,還是血統論。而陳伯達所說的,“最好讓工農兵普幹子弟擔任文革的領導地位……”的話,說白了,還是在講血統,講出身,講成份。因為他們必須要以出身、成份和“血統的階梯”來分裂整個社會,然後才能控制整個社會,以便於它他們的統治。因為共產黨的核心革命理論,就是“划階級和搞鬥爭”;因為唯有保住這一底線,才能保住他們千秋萬代也絕不願意放棄的統治權利;也才能保證,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天下也還是共產黨一黨的天下,還是毛澤東一人的天下!以一黨專制全中國,再以一人來專制整個黨,這才是毛和共產黨永遠的黃粱美夢!這才是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多少人因為出身、成份而永無出頭之日,或備受欺凌打擊甚至被滅絕的真正根由。所謂重在政治表現,不說此話本身便是“無理”,而且也就是說說而已,或是在必要時找一兩個“典型”騙騙人罷了……我們這些經歷過毛時代的人,誰不清楚―― “有成份論”才是鋼鑄鐵打,“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才是紙糊篾扎(引自《紅衛兵檔案》而這,也才是遇羅克,這個曾在1966年12月發表過“出身論”一文的北京中學生,他的這篇文章雖然適應了陳伯達“對血統論的批判”,也說出了壓迫在許多人心頭的話,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和作用,但最終還是因為這篇“出身論”,犯了共產黨“必須講出身、成份和血統”的大忌,因而,終於在1967年春天,他又為這篇“出身論”被捕,並終於在1970年的春天被產黨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文革期間,還有多少敢於堅持真理、正義和正道的中華好兒女,沒有被共產黨所“滅絕”呢?

我似乎不得不多說幾句的是,凡事都講出身和成份,在中國自秦以後的兩千多年君主專制的歷史中,就已成為過去。因為,在這個被共產黨稱為地主階級專政的兩千年中,任何一個貧下中農的子弟都可以因本事、因考試,而獲得當狀元和做大官的機會。中國漫長的君主統治時期,歷朝歷代貧下中農出身的舉人、進士、狀元和宰相還少嗎?只有在1949年之後,奪了權的中共才開始蠻橫地講出身、成份,划階級,嚴等級,公然地用暴力復辟秦以前的封建制度,瘋狂地建立了黨主封建專制,把中國拉向了可怕的後退,而且一退就退了“兩千多年還不止。

      

   我還要講的,就毛終於激發了另類紅衛兵們的革命造反熾情

顯然,在文革批判“資反路線”階段,另類紅衛兵的堀起和發展,是與這一階段對血統論的有限度批判分不開的。因為有限度批判血統輪的結果,一是更進一步地提高了工農兵家庭出身的左派革命學生和群眾的革命造反積極性,使得一直高高地壓迫在他們頭上的中共高幹子女們,再也不能不把他們當成一回事情了。換句話來說,他們雖然“本是同根生”,但現在卻輪到出身於普通工農兵和普通革命幹部家庭的紅衛兵們來“當家作主”了。二是使那些所謂“出身清楚、不紅不黑”的學生群眾,得到了那些出身於工農兵家庭的紅衛兵的包容,也開始大模大樣地成了紅衛兵,而不再是只能去做那些高幹子女紅衛兵的“紅外圍”。“他們感到是毛的政策,讓他們才享有了這一政治榮譽,因此決心要去為偉大領袖盡忠效力。”( 劉國凱早期文革著述﹕《封殺不了的歷史》,第330頁 )

似乎應該說明的是,首先,由高幹子女組成的血統論紅衛兵和工農兵普通幹部子弟組成的革命紅衛兵,也有著共同之處和不同之處。共同的是,自稱是革命紅衛兵者,也要大搞階級鬥爭,也要講成份、出身,也要與“黑無類”劃清界限,也要一樣地批判和鬥爭所有被共產黨視為敵人的人;不同的是,他們更熱衷於已經為毛所發展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所以,其鬥爭和革命的對象,就不僅仍然是地富反壞右和各類新型的反革命份子、修正主義份子、三反份子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等,在文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還增加了他們要進行階級鬥爭的主要對象,就是“黨內的走資派”,和新產生的“黑幾類”,諸如“叛徒、內奸、工賊”等等。因為,毛的理論在教導他們,這才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體內容。當然,這不過是政治欺騙。因為,走資派們,除掉毛所絕然不能容忍的以外,其絕大多數,後來都“回到了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到了鄧小平手里,就是曾被打倒的叛徒、工賊和內奸,不論死活、好壞,也都重新被恢復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榮稱號”。

其次,就那些所謂“出身清白、不紅不黑”的紅衛兵而言,他們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帶著報恩心情、充滿喜悅地來當他們的紅衛兵的,因而,他們才對給了他們能夠當紅衛兵榮譽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充滿真誠的感激之心,這不僅對批判“資反路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為後來打倒劉少奇增加了一支力量,甚至為今天已經垂垂老矣的極少數當年造反派人士,還要歌頌他們曾參予“跟毛造劉反”的革命,留下了情感和情緒的歷史基礎。但是,他們畢竟是所謂出身中間階層的一群,為了“自保”,更為了“發展”,在他們許多人的身上,也很難不存在著“對上仰視、對下蔑視”的心態、甚至是性格,特別是在階級等級極其嚴酷的共產黨統治之下。而也正是這種性格,既使他們少了高幹子女紅衛兵的哪份驕狂,又使他們少了工農出身紅衛兵的幾分樸實。所以,他們便不像工農出身的紅衛兵那樣,敢於公開蔑視血統論紅衛兵,卻對黑五類和“新黑幾類”充滿著鄙薄和蔑視,甚至比高幹子弟和工農出身者要更加堅決地與他們劃清界限――以至於直到今天,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竟仍然要將四十年前的3500萬“黑五類”及其上億萬的子女親屬們,看成是“不能屬於人民範圍的可憐人”。因為,在他們的內心裏面,“黑五類”及其子女仍然是共產黨的“賤奴”――雖然連鄧小平的共產黨為了收拾人心,都早已給“黑五類”摘帽、平反、改正了。而在當年跟毛造反的“革命”中,他們這些人又常常因“出手不凡”,而成就了他們的造反功勞,才使得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能夠在各地許多學生和群眾造反群體中,以自己鮮明的“階級立場”,蓬勃的“造反才華”,緊跟照辦的那“一顆紅心”,逐步地排擠了某些工農出身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爬上了造反組織的層層核心甚至是各級領袖的位置……

其實,這也並不奇怪。看一看雨果的著名小說《悲慘世界》,我們就能夠從這位偉大的法國作家,對那個“不紅不黑、出身清白”的小業主,就是小酒館老板――德拉第的描寫中,看到他是怎樣地一邊殘酷地欺侮、剝削著那個可憐的孤女小柯賽特;一邊又因他驚喜地發現了巴黎的革命,更因“出身清白”而立即參加了革命,甚至搶到了革命隊伍的最前面,然後便借著“革命”拼命去撈取“好處”了。在紐約百老匯BROADWAY)一家劇院已經演出了三十多年的歌劇“悲慘世界”中,那個扮演德拉第的演員,算是把這號人給演活了。還有,我本人因工作之便,曾在1974年對中國皖南和蘇南地區幾個中等城市的市政機關作過一次非正式的暗中調查。這次調查,使我驚訝地發現,在七十代初,這些中小城市科局級以上的幹部,其中的大都數,都是從“三反五反”時期那些專門鬥爭自己老板的,“出身清白的店員和職員”中提拔起來的。而且,那個時候,他們仍然象不倒翁一樣,依然活躍在那個正在“批林批孔”的殘餘文革戰場上……。

說遠了。

然而,我說的這些事實的重要性,就在於﹕正是工農兵出身的“革命紅衛兵”,和這些所謂出身清白的“要革命紅衛兵”的結合,才為毛澤東結集成了一支新的革命闖將隊伍。他們,前者帶著所謂樸素的階級感情,後者則帶著要在文革造反中建功立業的雄心大志,不僅將毛澤東所發動的這一場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革政治鬥爭,推展開來了;而且,更加懷著得寵的激情和報恩的熾情,將他們的批判矛頭勇敢地直接指向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們。雖然,從今天來看,他們都是另一伙被欺騙和被玩弄的“玩偶”而已,而且不久之後,他們就遭到他們那個偉大領袖的冷酷拋棄和殘酷鎮壓,甚至至今都不得“平反”,被共產黨永遠地打入了“另冊”。他們,本是值得可憐和同情的對象,甚至也無需指責,因為這也是時代所橫加在他們身上的痛苦悲劇。只是他們當中仍有極少數人,今天卻仍然像是活在中共文革時代一樣,依然“大話連篇”,雖然不過是些“烏龜過磅秤,要自抬自高”的笑話罷了。

為了向大家說明當年那一批“革命紅衛兵”和“要革命紅衛兵”們的造反激情和感恩熾情,我在這里略向大家介紹一下他們當時借以表達自己雄心壯志的幾首詩歌對聯,就可以明白他們當年的心志和所起的作用。

共產黨的《人民文學》雜誌遲至1975年的第5期,還曾發表過那個時期的一付“革命對聯”,就是﹕

 

冷對走資派的威逼、利誘

嗤笑資反線的謾罵、圍攻。

 

1966與1967年的冬春之際,他們曾這樣地歌唱道

 

鐵窗難鎖革命心,造反更覺毛主席親,

只要中國不變色,老子死了也甘心。

 

同時期的四川紅衛兵們又這樣高唱道﹕

 

關不盡,殺不絕,老子死了兒子接!

胸懷一輪紅太陽,哪怕斷頭灑熱血!

 

用共產黨的文藝家們的話來說,湖北的紅衛兵們終於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劉少奇,算老幾?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把你的腦殼當毬踢!

誓死捍衛黨中央,

誓死保衛毛主席!

           

(後三篇均引自楊健著《中國知情文學史》,北京,工人出

版社20021月第一版)

 

朋友們,是不是夠熱血沸騰的?現在的年輕人,恐怕是很難理解那種瘋狂甚至是痴迷的所謂革命熾情了。

 

我還想講的,就是革命紅衛兵與血統論紅衛兵之間的互相攻擊

 

  剛剛堀起的“革命紅衛兵”和“要革命紅衛兵”們,由於他們得到了毛和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迅速支持,甚至是暗中援助和上下勾連,不僅迅速地將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大大地掀了開來,反之,他們也在批判所謂資反路線的鬥爭中,迅速地壯大起來了。因為,這一批人,原來就是佔大多數,在數量上為人數較少的原高幹子女紅衛兵所不能比;再加上這一批人,除掉根正苗紅的工農兵和普通革命幹部子女之外,又有一批正在朝著核心地位凝聚和領袖地位攀登的“不紅不黑的要革命紅衛兵”,於是不論是在智慧或才幹上,這支新的、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紅衛兵,也就比原來的高幹子女紅衛兵們要懂策略、善謀劃。再加上,與原高幹子女紅衛兵相比,他們顯然要得“人心”得多,因為至少他們不再會用“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話,來打倒一大片,侮辱一大群。因而,在那個特定的時期內,相對地來說,他們在一般人的心里,則較少受排斥,甚至受歡迎。特別是因為他們正在根據偉大領袖的最高指示和中央文革的明確表態,甚至是在“敬愛的江青同志”的熱情關懷之下,造本地區和本單位當權派的反。而“造共產黨官僚的反”,怎麼說,都會令大多數人心里高興。因為,十七年了,共產黨絕大多數的各級領導,對老百姓所犯下的罪行,早已是罊竹難書。何況,那時侯,他們還沒有因為自命是打倒劉少奇的“造反功臣”而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也還遠沒有走到雖然遭遇了共產黨的堅決拋棄和殘酷鎮壓,卻連老百姓也對他們毫不同情的“悲慘時代”。

然而,在1966年的秋冬之際,他們的堀起、得寵和風頭太健,自然要引起原高幹子女紅衛兵們的嫉妒;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們造反的主要目標,就是原來那些血統論紅衛兵的父母們。因此,當年中國的紅衛兵們,便不僅迅速形成了兩派,而且兩派之間的恩怨甚至是仇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迅速地發展起來,甚至很快就爆發開來了。

我們不妨也來欣賞一下那個時期北京紅衛兵“二司”和“三司” “叫陣對罵”的“革命詩歌”吧!要知道,這可都是歷史的最好見證。因為,文學――,無論真假,說到底,永遠都是生活、社會和時代的反映和表現。

我在前面曾介紹過的首都紅衛兵二司――就是高幹子弟紅衛兵們的組織,因為對三司――就是革命紅衛兵的組織不服氣,所以便對三司這樣罵道

 

青山不老,誰說三司不倒,

我們就是愚公,誓把三司挖掉。

 

然而,代表了毛澤東新寵的首都紅衛兵三司便馬上反擊唱道﹕

 

青山越來越茂,三司革命不倒,

群眾才是愚公,定把聯動刨掉。

 

三司的血統論紅衛兵們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於是,他們仍然“人倒架子不倒”地豪吟道

 

滿天炮轟滿天仇,三司本是拉物猴。

留得西糾豪氣在,三年歸報三司仇。

 

然而,正在得意的二司卻嘲弄他們唱道﹕

 

西糾之子憶西糾,為虎作倀死遺臭;

三司奮勇揚千帆,聯動二爺墜沉舟。

 

二司面對著無可奈何的失寵和失敗,於是痛苦地唱道

 

浪跡京城憶西糾,故人生死各千秋;

散夥已在數日後,二爺忍作三司囚。

 

於是,三司便發揚了“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宜將剩勇追窮寇”地放聲高唱道

 

炮轟瘟神何人仇,三司舉棒奮金猴。

留得西糾“豪氣”在,還當劉鄧小走狗?

 

然後,勝利者――三司的革命紅衛兵們終於暢快地抒發了他們的的嶄新革命豪情,並填“滿江紅”詞一首,以自誇和譏笑二司的老紅衛兵們﹕

 

創始清華,紅衛兵三論反筆,劉鄧壓,統帥贊譽。人妖顛倒,為虎謀反。反文革,充當打手,何人喜?群眾奮起,造反有理,莫晦氣。血統論,豈成立?

保爹娘,有何益?應分清敵我,緊跟毛主席。破私立公為人民,雄文四卷印腦際。不聽言,歷史不留情,向陽泣。

(原載﹕“四三派”小報﹕首都風雷)

 

那個時候,他們正值得意之秋,自然不會認為,自己正在充當著新的、前途將是更加可悲的打手。

由於新的紅衛兵是乘著批判資反路線起來的,因此,他們便不能不將矛頭迅速地指向劉少奇。也只有這樣,才既能報恩,又能邀功。於是,就是在那個時期,由他們根據中央文革命暗渡陳倉式的啟發,而編寫的大字報、特別是到處飛舞的“革命小報”,已經對劉少奇毫不客氣;而諸如“劉公三哭”和“王家三代吸血鬼,輔仁一朵交際花(王妖醜史演義,紅衛兵小說連載,井岡山報一類對王光美進行攻擊的革命文藝,也開始傳播全國。自然,這都是因新革命紅衛兵的造反功勞和革命才華所至。 然而,這一切都打到了原高幹子女紅衛兵的痛處,兩派紅衛兵之間形同你死我活的一場惡鬥,也就在所難免。

 

我最後要說的,則是血統論紅衛兵的反撲和毛對他們的鎮壓

當然,新老紅衛兵的鬥爭焦點,並不在他們自身,他們不過是兩群羊,無論怎麼鬥,都要看“放羊”的人吹的是什麼哨子。問題是,血統論紅衛兵知道,他們的失寵,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他們很多人的父母,開始成為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而要號召打倒他們父母的人,就是他們心中的紅太陽;而具體地和陰謀地策劃著這一切的,就是那個中央文革小組。

但是,對毛澤東他們不敢公開反,因為神的光輝依然籠罩著一切,任何人如果反了這尊神,那他就必死無疑,是“自己害自己”,誰叫自己曾賣力地神化過他呢?他們雖然驕狂、野蠻,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還是十分小心謹慎。

對劉少奇,他們已不敢公然地和大規模地“保”,因為十月初號召徹底批判資反路線之後,劉少奇已經在黨內被點名批判,他起碼已經是“中國赫魯曉夫的嫌疑犯”了。他們的父母要明哲保身,也不可能容許他們去保。所以,除掉極個別的紅衛兵“狗膽包天”,於1966年11月8日在清華大學貼出了“劉少奇萬歲”的標語之外,就很少有公開“保劉”的舉動了。

對林彪,他們也不敢有更多更大的革命行動。與江青一樣,他們的爸媽大概在家里也沒有說過林彪什麼好話,他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形象,實在不夠光輝。但是,如今他權勢燻天。所以,除掉北京農業大學附中的高三學生伊林滌西,曾在1966年的11月15日,跑到在清華大學,貼出了大字報“致林彪同志的公開信”之外,他們企圖對林彪的攻擊,還是不敢真的發動起來。

所以,此時的血統論紅衛兵們,除掉因被別人罵成是“保爹保媽派”而深感痛苦,因而要悻悻地回罵那些革命的紅衛兵,特別是那些“要革命的紅衛兵”們是“狗崽子,黑衛兵”,尖叫“只準紅無類造反,不準黑五類翻天”,大罵“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們高興什麼,他媽的!”等等以外,只因為他們自小就驕橫慣了,是十足的“土紅色貴族”,向來有恃無恐,現在更為了他們爹媽的生死存亡,便終於將矛頭指向了革命紅衛兵的後台――中央文革,甚至指向了“敬愛的江青同志”――他們的“江阿姨”。後來,他們更將仇恨化為行動,重演他們在紅八月中發了瘋的革命行動,這就是中共文革紅衛兵歷史上所謂“十一月黑風和十二月黑風 ”的由來。

 

他們首先是向中央文革小組發動了進攻我剛才已經說過,由於中央文革小組,這個以毛澤東的陰謀小組織為主體的文革領袖集團,在號召徹底批判資反路線上,可謂“手把紅旗”,既成了發動的主力,又成了領隊的先鋒,特別是成了革命紅衛兵和“要革命的紅衛兵”們最有力的支持者。但在那些血統論紅衛兵的眼睛裏面,以組長陳伯達為首的中央文革,那裏面卻盡是一些壞秀才,是政治暴發戶。這些壞秀才和暴發雖曾無比熱情地支持過他們,但現在,卻已經明顯地在給他們顏色看。下一步,這個中央文革還會對他們做出什麼壞事,他們還要拭目以待。因此,他們對中央文革的感覺,就既有受騙的痛苦,又有更深的擔心。特別是由於他們認為,打擊他們,卻支持那些“要翻天的”,只能說明,中央文革才是真正地執行了反動路線。所以,他們就要對中央文革正在拼命號召和指揮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其道而行之。高幹子弟紅衛兵們,終於把那一腔怒火,向著中央文革燒去了。

1966年11月下旬,北京礦冶學院的高幹子弟紅衛兵,率先貼出了大標語﹕“我們堅決要求和陳伯達辯論”而陳伯達就是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11月25日,北京航空學院的“八一縱隊”,貼出了“一問中央文革”的大字報,公開指責中央文革是在繼續執行“資反路線”,所謂“以毒攻毒”。11月29日他們又貼出了“二問”,12月3日尤貼出了“三問”。所謂“問問相逼,緊追猛打”。與此同時,北航“八一野戰軍”則貼出了“也問中央文革”,指責中央文革才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縱容少數派打壓多數派的禍首,甚至提出中央文革也應由“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產生。

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工業大學附中、八一學校等海澱區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開會籌備成立“聯動”時,其主要議題就是“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黨中央,對它有意見為何提不得?”並宣稱“要和中央文革正在支持的“蒯大富、聶元梓之流干到底!(引自紅衛兵檔案

1966年11月30日,北京林業學院的紅衛兵李洪山,則乾脆貼出大標語,號召“踢開中央文革,自己起來鬧革命”。

1966年12月2日,林院的“永向黨”紅衛兵們,則在天安門兩側貼出了大標語﹕“中央文革小組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966年12月4日,“清華紅衛兵”的“紅雷小組”終於貼出了題為“中央文革小組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長篇大字報。在此前後,北大的“虎山行”紅衛兵戰鬥隊也貼出了攻擊中央文革的大字報,“清華紅衛兵”則散發題為“用毛澤東思想檢驗一切”的傳單,開始直接攻擊江青和陳伯達。

12月5日,“聯動”宣告正式成立。當天夜里,“聯動”成員冒著刺骨寒風傾出動,四處張貼標語和《聯動宣言》。北京工業大學附中鄒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幾十米高的西直門城樓,用幾十張大字報紙刷成了一條巨幅標語“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 (同上)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73誕辰。 “聯動”在北京展覽館召開“破私立公誓師大會”。這次最後的會議,口號就是﹕“堅決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幾天發表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講話!” “反對亂揪老前輩!” “反對縱容、支持、鼓勵反革干、軍干子弟的行為!” “堅決打倒鎮壓中學運動的鄶子手――‘三司’!” “揪出‘三司’後台,搶斃‘三司’後台!” “沉默就是死亡,戰鬥就是生存!” ……

他們終於借著反對中央文革和毛所發動的“徹底批判資反路線”運動,特別是毛欽定的“此次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政治大清洗”――“叫陣”了。

 

他們同時又將矛頭指向了江青,要給毛顏色看。我想說的是﹕毛婦江青,這個在文革前十七年,一直難能“登台亮相”的前演員,應該說是帶著經年的委屈、痛苦和終於揚眉吐氣的神采,突然地和張狂地活躍在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舞台上的。她的出身,她的經歷,她的為人和她的婚姻,都曾是黨內高級幹部們的話題,大家無非都是看在偉大領袖的面子上,才會在表面上尊敬她的“夫人”地位罷了。但是,文革伊始,她竟成了毛的急先鋒(如她遭遇鄧小平審判時所說的那樣﹕“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成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的副組長,甚至成了這個陰謀領袖集團的靈魂式人物,從而開始背靠著偉大領袖丈夫的光環,表演著一場前所未有的“革命大戲”,並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革命女主角”。她在傳統性很強的中國社會,所必然要引起的厭惡;還有就是她在自己的黨內,所必然要引起的不屑和憎恨;自然也就伴隨著她越來越不堪的種種表演和行徑,而成為那些子女紅衛兵們厭惡和痛恨的對象。儘管開始時,他們也熱愛過她,因為她畢竟是一輪“紅月亮”。可她,現在卻成了號召和指揮揪鬥他們父母的“旗手”!就不說,那些想翻天的革命紅衛兵和要革命的紅衛兵們,現在正在無比親熱地尊稱她為“敬愛的江青同志”呢!於是,為了打狗給毛看,他們終於將矛頭直接地指向了她。

1966年12月4日,北京城裏出現了大標語,“誓死揪出毛主席身邊真正的資產階級陰謀份子”。這個陰謀份子,至少可以說江青有份。當然,這張大字報,也只有“子女紅衛兵們”才敢寫。

1966年12月12日,北京林業學院的子弟紅衛兵李洪山等,終於指名道姓地拋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目就是﹕“江青同志的講話要把運動引向何處――評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

娘老子正處在生死存亡關頭的子弟紅衛兵們,終於鉚著膽子,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狀告他的夫人了

1966年12月9日,“清華大學紅衛兵”顏曉東貼出了“給毛主席的一封公開信”,明確指稱﹕“十月份以後北京的運動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而江青同志則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者之一……”

之後,在子弟紅衛兵們的革命行動中,居然已經有人喊出了“江青算老幾”的革命口號。

至於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演員生涯,特別是她和唐納的那一段婚姻故事,還有就是“紅月亮”到延安是如何地勾引了“紅太陽”的風流故事,就更帶著“黃色”的成份,秘密地從京城傳佈到了大河上下,大江南北……

他們曾親熱地叫過的江阿姨,現在終於成了他們政治上的敵人。只是她畢竟還是“紅月亮”,更過份的行動,他們還是不敢,他們實在是不能像革命的紅衛兵們對付劉夫人王光美那樣,來對付這輪“還沒有落山的紅月亮”的。

 

他們終於再一次組織起來,採取了革命行動由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培養出來的子弟紅衛兵們,在文革開始後,從來就不是一些“坐而論道”者,也從來就不滿足於只打筆戰。他們,早就將“紅太陽”的話牢牢地記在心中,那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壓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他們在專革“階級敵人”的命時,早已如此;如今當他們的娘老子也要被人家革命時,他們還能“從容不迫,溫良恭儉讓”得起來嗎?

他們決心要在共產黨的這一場殘酷的政治清洗中,用行動來保護他們的爹媽,也保護他們自己了。於是,就在大學生中的子弟紅衛兵,和要革他們父母命的仇人打開筆戰的時候,中學的子弟紅衛兵們,則立即發揚了他們在七、八月間“打砸燒殺”的傳統,大打出手。

1966年的11月份,原來的子弟紅衛兵組織――西糾、東糾、海糾,遂糾合起來,四次沖砸了“三司”總部,還毆打了“三司”的革命紅衛兵們。

1966年12月5日,他們又聯合起來,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就是臭名昭著的北京“聯動”紅衛兵,將“聯動宣言”灑遍了京城。

1966年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他們曾先後六次沖擊公安部,在公安部的牆壁上刷上了“公安部執行了一條形‘左’實右的資階級反動路線!”“火燒謝富治!”等大標語。

其間,他們更是狂叫“打倒三司”,“槍斃三司後台”,“打倒公安部”、“江青算老幾”和“高幹子弟要掌權”……的革命口號,目標明確地向著毛的批判資反路線橫沖直撞而去……

 

毛澤東對他死後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決定不再容忍。他決先禮後兵。因為,早在1966年的11月間,中央文革就已經出面找二司代表談話,表示堅決支持三司,北航紅旗,要二司“向真理投降”。陳伯達等人還親自出面,嚴斥“西糾”的子弟紅衛兵們們“私設監牢,胡作非為,草菅人命”。要它他們立即撤除,不得使用私刑

196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專門發文轉發了中共北京市委關於“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的重要通告。北京市委的這份重要通告稱“任何廠礦、學校、機關和其他單位,都不許私設拘留所、私設公堂、私自抓人拷打。這樣做是違反國家的法律和黨的紀律。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後指揮這樣做,必須受到國法和黨紀的嚴厲處分。從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處理。”

我覺得已經沒有必要來評論這份“重要通告”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為什麼不在八、九月就發出這樣的公告呢?那可是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的和無邊的“殘酷私刑時代”,該有多少知識分子、普通民眾、特別是共產黨的罪奴階級,曾被共產黨的紅色兒女所虐殺?我還想說的僅僅是,其實,在整個文革其間,也就是從人民日報“橫掃”社論發表直到獨夫民賊毛澤東死,共產黨及其造反惡棍們對無辜人民的私刑拷打和私刑虐殺,就從來沒有在民間被真正“停止”過……私刑虐殺者,當真被共產黨處理了嗎?甚至直到今天,在對四十年前的文革反思中,整個文革,居然還“只有被害人,而沒有迫害者”――就是毛滔天罪行的執行者們……。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學紅衛兵聯合召開“批判資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會上,重點批判了“鬼見愁”對聯,批評了“西糾”、“東糾”等紅衛兵糾察隊的過激行為,並決定解散各種紅衛兵糾察隊。
江青在大會上發言,點名批評國務院正副秘書長周榮鑫、雍文濤,
他們是保守組織的後台,要他們低頭認罪。提到“血統論”時,江青更輕蔑地“血統高貴?是什麼東西!”她忘記八月份自己曾摟著血統論紅衛兵的那份親熱勁了

1966年12月17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謝富治等再一次出席了三司召開的“全國在京革命派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奪取新勝利誓師大會”,並發表講話,再一次明確地表示支持,甚至明白指斥“子弟們”的“紅衛兵糾察隊”已經被壞份子利用,變成了打擊革命派的工具,斥令其必須解散。

這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弟們卻鬧得正歡,甚至已經出現誰都不敢收拾的局面。然而,由於事關毛澤東對黨內的政治大清洗能否成功,毛不再對共產黨的子弟們“姑息養奸”,終於開始要他們也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了。

就在1966年12月16日,北京林院的李洪山被逮捕,同一天,北航“八一縱隊”的頭頭賴銳銳也被逮捕,1966年12月18日,血統論的主要吹鼓手、高幹子弟譚力夫被投進了監獄。 中央文革小組甚至為他成立了“譚力夫專案小組”,不斷追問譚力夫的後台問題,總希望發現一點譚力夫同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等人之間蛛絲馬跡的聯系,借以將他們指控為“血統論”的總後台,繼而徹底打倒。

其他一些曾寫大字報攻擊林彪、江青、陳伯達和其它中央文革成員的子弟紅衛兵頭頭們,如易振亞、伊林滌西等,也都一一被捕,先後被捕者一百多人。聯動很快被正式取締,為首份子均被拘押。

此後,中央文革的人,甚至還在八一學校舉辦了一次“摧毀反革命組織‘聯動’展覽”,展覽了“聯動”成員搞“紅色恐怖”時的凶器……然而,他們究竟在文革紅色恐怖的日子面殺了多少無辜的人民及其子弟,直至今日,共產黨也絲毫不願公開。只有等到製造紅色恐怖的紅色政權徹底被人民所顛覆的那一天……

然而,迄今為止,非但沒有檔案資料顯示,他們當中的殺人犯有被無產階級專政拿掉了腦袋的;卻有種種採訪回憶錄在向這個世界報告,他們不久就被周恩來們和江青們一起,含著眼淚將他們釋放了,並且通過“大大的後門”,甚至是由共產黨的總理周恩來親自安排,送他們參軍,或安排他們接受其它鍛煉和準備去了。“紅衛兵檔案”的作者在敘述這一段情景是,可是眼淚和著墨水一同迸流的……。因為不論是毛,還是周,畢竟知道他們都是“自己的孩子”,將來“好、賴”都要“接班掌權抓錢”的。後來的事實早已證明了這才是“封建制度下顛撲不破的革命真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內,共產黨的子弟紅衛兵“整體”,就是曾作為毛澤東的“沖鋒隊”,和他們父母“近衛軍”的血統論紅衛兵組織,還是不得不走向了消亡。

毛的文革寵兒,終於從宋要武之類變成了蒯大富之流。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紅衛兵運動,此時豈止是方興未艾,而且正在大展宏圖。他們之所以如此走運,當然全是因為“紅太陽”的需要。只是等到哪一天,當紅太陽同樣也不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的下場,將會比曾被他們戰敗的前“子女紅衛兵們”,淒慘何止千倍百倍……。當然,這也是“甘為”和“爭為”紅太陽和共產黨做“炮灰”的必然下場。值得同情,不值得贊揚,幸存者更不必吹噓。

 

4、平反和燒毀文革反右鬥爭檔案,誘發革命群眾批判資反路線 

 

由於劉少奇在黨內的權勢基礎,特別是這個權勢的基礎,又與共產黨的各級各地當權派們迫不及待地要“自保”,結合成了一條無形的統一戰線;再加上十七年的劉的“馴服工具論”對普通黨員的“馴服”,和廣大工農民眾早已被共產黨“馴服”,這就給造勢已成,闖將已有,但卻缺少群眾參與或群眾仍然不敢參與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帶來了“局面依然難開,鬥爭仍難深入”的狀況。

然而,因為毛澤東既然能夠支持、利用受“資反路線”迫害的“革命學生”起而造反,將矛頭直指劉、鄧的資反路線,那麼,毛為什麼就不能夠用同樣的辦法,來號召所有在文革反右鬥爭中遭遇過迫害的“革命群眾”,特別是“左派革命群眾”,一起來造劉、鄧資反路線的反呢?七月底和八月初決定撤銷批判工作組,不是已經在革命群眾中造就了一批要真正“跟毛造反”的闖將了嗎?何況中共的中央軍委早已下過“要給遭受資反路線迫害的革命群眾平反”的文件,而中共中央也早已轉發過這份文件了呢?而之所以收效不彰,無非是各地各級和各個單位的黨的當權派們,為自保而不執行,或執行不力罷了。

因此,怎樣在有了闖將之後,進一步將批判資反路線大規模地發動起來,就成了毛和他的陰謀領袖集團所亟需解決的問題。當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還是發動群眾。而它的第一招,就是迅速為文革發動期所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或反黨份子的“革命群眾”平反。十六條所規定的各種革命對象,當然不在其列。毛清楚,唯有如此,他才能繼續做好人,並讓劉繼續做惡人;才能煥發革命群眾的造反勇氣,刺激他們的感恩之情;讓他們都能夠站到他的一邊,來反對劉少奇。因為,正是劉少奇派工作組和製造執行資反路線,才迫害了他們;但現在,毛主席卻要解放他們了。毛決心這麼干,而且決心要干徹底。

1966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出了“關於革命群眾平反的緊急通知”。該通知稱﹕“……為了全面地徹底地執行十六條,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必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同時必須堅決、認真的給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的革命群眾進行平反。為此,市委決定﹕一、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一階段,凡是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等等,都當眾一律平反,公開檢查,賠禮道歉,給他們恢復名譽。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階段凡是被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或者因為給工作組提意見而被開除的職工都應恢復工作。三、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各種整理群眾的材料,都按中共中央的規定,認真處理。四、凡是因為把革命職工打成反革命而停發、扣發了他們的工資的,都應當予以補發。本通知要向全體革命群眾宣讀。 

第二天,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就緊鑼密鼓地發出了“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該規定稱﹕“……中央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中各學校、各單位編寫的整群眾檔案材料,都應該宣佈無效,全部清出,一律當眾銷毀。這樣做,是為了更好地集中地進行兩條路線鬥爭,抓住大是大非,從思想上政治上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促進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團結,防止在枝節問題上糾纏不休,互相對立。中央對處理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補充規定如下一、責成原工作組、學校黨委或者其他有關黨組織必須將1966年5月16日以後的各種整學生、整群眾材料,包括整理過的或者沒有整理過的,除在這一文件宣佈以前,確實已經焚毀的外,全部集中,不許轉移,不許復制,不許私自處理。否則,就將加深錯誤,並將收到黨的嚴厲處分。二、除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全部交還本人處理,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點之後,要在上級領導機關和本校學生代表的監督之下,當眾焚毀。三、以上規定,完全適用於工礦企業、事業單位、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等組織,也完全適用於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軍事機關和院校。所有這些單位,對於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因為給領導上或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反黨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眾,都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並按以上規定處理材料問題……。這一文件,應立即在各學校、各單位群眾中宣讀。”

毛澤東和中共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全面地和徹底地為遭到迫害的“革命群眾”平反了。特別是當眾燒毀整人檔案,在共產黨,更是史無前例。因為,57年被打成的百萬右派份子,直到22年後,才予以改正,還不是平反,其中還有人堅決不予平反,如林希翎等。1949年後被錯關、錯殺的至少上千萬人,至今也沒有平反昭雪,就不說從來也沒有懲辦過一個凶手。即便是在給革命群眾燒檔案和平反的時候,文革命前十七年的所有檔案,還是被共產黨的專政機關、甚至是那些“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紅衛兵及造反派們“為共產黨”保護起來了!我本人在十三歲(1960年)餓肚子的時候,因少不更事,曾說過“要是我三十五歲不成名成家,那我就投長江自殺……”這樣一句不懂事的狂話,居然一直到1987年,這句話還留在我的檔案里,要不是管檔案的 “同志” 悄悄地告訴我,我還被蒙在鼓裏。雖然我自少年時期起,就為這句話吃夠了苦頭。可是,這一次,毛澤東和共產黨,居然當真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里,就給革命群眾徹底平反了!扣發工資的還補了錢,這實在叫做了22年的右派份子們羨慕和寒心!毛澤東和共產黨當然是別有用心。這個用心就是他需要“廣大革命群眾”也能迅速成為他要打倒劉少奇和清洗劉家黨的造反工具。雖然,這些造反工具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就被他“狡兔死,走狗烹”,甚至殺得一遍鮮血淋灕。然而,在當時,他所需要的革命群眾的造反,畢竟是造了起來。人民相對而言,總是較為單純的,他們命中注定的是容易受騙,更容易感恩,尤其是當他們不得不苟延性命在那個殘暴的專制統治之下時。

 

5、利用接見、串聯以及煽動工人造反,掀起批判資反路線高潮

但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不是“吃素”的。相對於中國大陸廣大的工農兵等革命群眾來說,曾經在文革反右鬥爭中遭遇過迫害的革命群眾,畢竟是少數;曾經敢於反對工作組和造當權派反的人,就更是少數。在尤其是“天高皇帝遠”的共產黨天下絕大多數的工農兵革命群眾,長期以來都是把各級黨委、各級黨的領導,當成了黨的化身。而反黨,作為一個大逆不道和十惡不赦的罪名,則是他們不敢稍有觸犯的。所以,毛澤東雖然“真心鐵意”地為某些革命群眾平了反,說到底,他也不過是再得到了一些願意效命的新“闖將”而已,其中更不乏政治投機者,諸如那些自謂出身清白的職員、店員子弟們。就不說,不“吃素”的劉少奇資反路線,由於中共的黨官之盛,黨幹之多,歷史經驗之豐富,整人手段之高明,調動工農兵革命群眾之極易得手,再加上旨在保衛他們的“保皇造反派”已經成軍,這就給毛企圖要立即、迅速和大張旗鼓的發動起一場連全中國的工農兵革命群眾都來參加的,目標對準劉少奇、鄧小平和各級黨委領導的大造反,就依然不是那麼容易。當時,在普通的工農兵革命群眾中,應該說,大多數人,還是趨向於保守的。這自然與十七年毛澤東和共產黨自己的欺騙統治和鐵血統治分不開。

有鑒於此,毛澤東只好充分發揮他的兩類新“闖將”,尤其是“革命的紅衛兵”和“要革命的紅衛兵”們的先鋒作用了。毛的手段,一個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北京接見他們,所謂八次接見紅衛兵一千餘萬,目的就是要煽動年輕學生帶頭造黨內走資派的革命熾情,要他們擔當起批判資反路線先鋒隊和主力軍;另一個就是藉方興未艾的革命大串聯,號召正在走遍全國的革命紅衛兵們,走向全國的廠礦企業,首先去號召工人階級起來“批判資反路線”。

1966年11月中旬,正是在大串聯和“批資反路線”的高潮中,中央文革發佈了“關於工礦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

1966年11月15日,北京機械工程學院“東方紅”造反團有幾十個革命紅衛兵要開進北京第一機床廠宣傳毛澤東思想,廠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卻拒絕他們進廠,他們便翻牆而入。於是,廠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就調動本廠無產階級、外廠的革命工人、甚至是血統論紅衛兵的“二司糾察隊”和“西糾”,對他們進行圍攻、謾罵和毆打。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便親自趕到該廠去批判廠文革籌委會說﹕“學生以後來,你們應該歡迎他們……應該開大門放他們進來,要公開支持學生的行動。”

陳伯達的話,立即被傳佈四方,11-12月間,許多革命的紅衛兵便紛紛下廠去鬧革命去了。

1966年12月12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社論“奪取新的勝利”。其中便﹕“廣大革命工人群眾起來投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革命學生同工人群眾相結合,出現了新的開端。”

1966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在輿論的號召和革命紅衛兵的串聯之下,全國一些廠礦裏的工人革命造反派也開始揭桿而起了。而中央文革的秀才們,除掉一邊指使革命的紅衛兵們,有目的地去某些大型廠礦去發動以外,還有謀劃和有目的地親自派出聶元梓這樣的大革命造反派,去各地號召革命工人造反。上海的工總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授意成立起來了……到了這一步,目標開始明確了,新闖將也已經“成軍”了,廣大的革命群眾,也開始被策動起來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黨動路線”的火焰,終於如毛所願望的那樣,燃燒起來了。

 

6、毛終於 “撥正”了文革造反的大方向

 

說到這里,我似乎應該作一個小結了。本來,派不派工作組,充其量不過是共產黨的工作方法問題;搞運動必定要整群眾、打右派和抓反革命,更是共產黨的真理、常理和年年月月都必不可少的“害人事業”。然而,自從毛不僅將文革中的上述行為,並且按理必須由他來承擔罪責的行為,局部地並且是戲劇性地上升到了“路線”的高度,並且,這個路線不僅被他認定是資產階級的,而且還被他認定是反動的,這就一下子把劉、鄧派工作組和整群眾的“錯誤”升級了。而這個升級,卻並不是終了,而僅僅是一個開始,一個為走向打倒劉少奇和清洗劉家黨這個文革終極目標的開始。這才是毛要在馬列中國發動“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根本目的所在。從此,劉少奇們的災難開始了,毛澤東也終於撥正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大方向。

 

(作者說明﹕因另有更重要的著作需要提前完成,這部《太陽最紅的年代》講稿目前暫停寫作和連載。屆時作者將繼續對文革的研究和寫作,仍將於黃花崗雜誌連載,修改定稿後亦將成書出版。特向讀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