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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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民黨員和他的煙

                 ——《鐵窗十年》片斷 

方子奮

 

咣!沉重的號子鐵門撞擊聲把我驚醒過來。

  左上方老虎窗外的天空已經泛出魚肚白,估計有六點多了。忽然感覺腳頭似乎有什麼東西壓著,仰起身一看,一個頭戴東北大皮帽身著一襲黑色加厚棉襖棉褲的人背著我踡身坐在我腳旁,一個黑布行李捲正壓在我腳上。我輕輕用腳撥了一下,他緩緩地直起身子轉過來,一張佈滿溝壑蒼老的臉,竭力在向我擠出討好的笑容,張開的嘴巴露出一個黑洞,裏面所有的牙齒巳全掉光,看年齡至少有六十多了。

  “才送來?”我悄悄問他。

  “俺是路過南京的,在這裏臨時關兩天。”他低低答道。

  一口濃郁的東北腔,看來是東北某勞改隊來的。從他低眉順眼的神態和那身袖口膝蓋已磨得發亮的棉衣棉褲看,肯定是個老犯人了。剛才的號子鐵門聲,顯然是由他而響的。

  正打算和他聊兩句,走廊裏傳來了起床的哨聲。同室的二十幾個難友一個個爬出被窩,懶洋洋地疊好被子,洗漱完畢,席地而座等早飯。

  就在飯前這一小段時間,坐在斜對面愛打聽閒事的老于,已把剛進來的東北老頭的底細摸了個大概。老頭解放前是國民黨南方某市黨部的一個要員,解放前夕慢了一步沒走掉,1950年被秘密送到北京戰犯學習班集中學習,不久被判二十年徒刑,同其他判了刑的同學一道被送往中蘇邊境附近北大荒某農場勞改。二十年來同家人音訊中斷,對外界的事基本上一無所知。前不久中蘇關係急劇惡化後,戰事眼看一觸即發,當局將邊境所有勞改犯人和刑滿留場的編外犯人全部遷調內地,老頭已刑滿留場“就業”半年,這次也被列入內遷對象,由勞改農場幹部押解他遷回浙江老家。途經南京時,押解人員因有事要逗留兩天,便把他暫時寄押在我們娃娃橋看守所。當問他老家還有何人時,老犯人只是茫然地搖頭。

  很快早飯送來了,各人立即捧起那一大瓦缽熱騰騰的麩皮稀飯盡情享受起來。東北老頭說他不想吃,想睡覺。我說你睡吧,我們把你那份稀飯替你留著,等你醒來再吃。他說不用了,你們大家分分吧,說完便在牆角落打開鋪蓋卷,然後脫衣服。

  揭下東北大皮帽,他露出了一頭半寸長的銀髮,在黧黑的臉皮襯托下,顯得特別耀眼。當他脫下棉襖和棉褲時,我們一個個驚得幾乎叫起來。

  他全身的衣服只是一件棉襖和一件棉褲,裏面什麼都沒穿,解開上衣鈕扣,鬆開腰間一根暗紅色舊布條,赤裸的全身立即在我們面前暴露無遺。

  他的身軀極瘦,一根根肋骨清晰的凸了出來,鎖骨上方一邊一個深深的窩,估計兩個窩窩頭放進去都填不平。胯處由於沒有肌肉,左右髖骨象拳頭一樣凸出在兩側。奇怪的是陰毛居然也同頭髮一樣,清一色全白。下面兩條腿,簡直就是兩根佈滿節疤的樹棍。整個身軀給人的第一眼印象是醫學實驗室裏的一架骨骼標本,好在他有一雙大腳,看起來不至於散落倒下。直到現在,我還沒見過如此骨瘦如柴的人。

儘管那瘦骨嶙嶙的身軀已夠令人驚訝了,但最使我們心驚膽戰的則是他前胸後背的那些傷疤。從頸下到腰際,起碼有四五十條條狀的傷疤相互交叉覆蓋,整個胸背皮膚就像印滿圖案的花布,如果不是近看,倒真的以為他套了件花紋獨

特的背心。那些傷疤呈紫黑色,並不深,也無明顯的凸起,顯然不是利器之類物件傷害所致,形成的原因,估計是被一寸寬左右皮帶之類的東西抽打後留下的。

  同號子的阿四問老頭身上的傷疤是怎麼回事?他只是輕輕歎了口氣,接著一言未發地鑽進被窩,很快就發出了鼾聲。

  稀飯喝完後,號子裏開始活躍起來。這臨時集中號子比普通號子要自由一些,看守們懶得管我們這些很快就要送勞改隊的已決犯,既不安排學習,也不要我們糊紙盒,隨我們自由交談,只要不打架鬧事即可。

  我和李蔚榮都靠在被子上想心事。儘管號子管理鬆,我們畢竟是同案,不敢過多交談,怕惹麻煩,誰知這臨時號子內有沒有事先安插的“耳目”。

  從36日的公判大會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張稼山死了,張稼雲和CZ都分走了,也不知他們去了哪處監獄,只有我和李蔚榮還臨時關在南京娃娃橋看守所這集中號子裏等待發配。在我未來的十年刑期中,將會有什麼樣的遭遇在等待我,那即將面臨的地獄究竟可怕到什麼程度,我能否在十年的勞改歲月中熬到頭,我親愛的年邁父母親還能不能活著等到我刑滿,這一連串的問題從前天以來就一直在折磨著我,而這東北老頭的出現,使我的思緒更加紛亂起來。

  他那骨瘦如柴的身架,特別是前胸後背的那些傷疤,不用說都是經受了長期非人折磨和虐待後留下的印記,那些斜條傷疤,大概每一條都記錄著一個悲慘的血淚故事。二十年的痛苦、勞累、饑餓、屈辱,真不知這位老前輩是怎麼苦苦熬過來的!聽著他的鼾聲,心裏不由對他泛起了一絲敬意。

  那麼,他的那些可怕的遭遇是否也會落到我頭上呢?我將來的結局會不會也同他相似呢?十年之後,難道我真的也會像牛虻那樣變為列瓦雷士?健康喪失殆盡,臉上一道長長的傷疤,全身皮包骨,拖著一條瘸腿……,想到這裏,脊柱透過陣陣冰涼。

  就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號子門咣噹一聲被打開。三個管理員站在門口,虎著臉掃視著全體犯人,其中手裏拿著一張名單的矮個子發話:“聽到名字的,馬上把東西全部帶出來!”

  看來,今天輪到我正式向地獄進發了。

  在唸到的犯人的名單中,頭兩個就是我和李蔚榮,斜對面坐的老于也在內,另外還有四個在36日公判大會上宣判的厲功友一案的成員,此外幾個刑事犯也在名單之內,總共大約有十來人。原先擠得滿滿的號子,一下子去了一大半。

  我很快收拾好鋪蓋和用具,順便看了一眼踡臥在角落的東北老頭。他已被吵醒了,見我看著他,從被窩裏伸出一隻青筋畢露的手朝我招了二下,我見管理員已退出門外正在邊聊邊等我們,便裝著找東西的樣子走到老頭身旁蹲下來,問他有什麼事?他見沒人注意,偷偷地把一根小木棒樣的東西塞到我手上,然後低聲對我說:“一個小煙嘴,自己做的。我看你是個好人,留著做個紀念吧!”我張開手一看,果然是一個木製煙嘴,三寸多長,表面還刻了一些花紋。我道了聲謝後塞進了內衣口袋,然後匆匆地向他道了別。

  幾分鐘後,我一手夾鋪蓋,一手拎著裝有臉盆杯子的網兜,隨著一行人走出了號子。臨出牢門之前我又囬頭瞥了老頭一眼,那混濁的老眼裏卻沒有任何表情。

  從此,再也沒見過這位勞改前輩。

  這個木煙嘴做為一件紀念品一直被我保存著。從入監檢查到十年勞改中無數次的搜查,由於它實在不起眼,從沒引起任何人注意過,後來我乾脆把它當成繞線軸使用了。

  1979823日我刑滿時,它也隨我一同走出了勞改隊。在家裏我把它和幾件勞改紀念文物一同放在一個小木盒中,平時鎖在大衣櫃的頂部抽屜裏,每年824日打開一次,逐件把玩一番後復歸其位。

  倏忽之間,又過了二十年。

  1999824日,我循舊例再次打開小木盒,當時我旁邊寫字臺上正好有一個放大鏡,我順手拿起放大鏡來察看那個木煙嘴,這麼多年還真沒有仔細地看過它。

  煙嘴的表面已經打磨的非常光滑了,但那些花紋雕刻的卻很粗糙,在放大鏡下,那雜亂的刀法更顯得拙劣,歪七扭八、深淺不一。顯然,那位東北老犯人並不是一位雕刻高手,估計連雕刻的基本技巧都沒掌握。當我一點一點的察看到煙嘴的中部時,發現兩條葉蔓形花紋之間有一個小圓圈,裏面似乎有些很小的三角,由於圖形太小,看不出它清晰的輪廓,僅僅感覺出那是一個頗為特殊的圖案。為了看清楚,我移到了臺燈下,並仔細地調整了放大鏡的焦距,這時,出現的圖形頓時使我驚訝得合不上嘴。

  那是一個國民黨的青天白日黨徽!!!

  外面一個小圓圈,中心是一個更小的圓圈,兩個圓之間夾著十二個很小的三角。儘管圓刻的有些扁歪,那些小三角在圓周上分佈的也不太均勻,但那確實是青天白日圖案。

  當我移走放大鏡後,不管怎麼仔細地盯著看,卻絲毫看不出這個獨特的圖形。不用說,主人公在加工這個雕刻品時特意作了精心的掩飾。

  隨著這個三十多年後遲到的發現,他那張佈滿皺紋蒼老的臉,那滿頭的白髮,那具骨骼標本,那些前胸後背的傷疤,一下子紛現在我的眼前。

  一個在歷史中整整被埋了二十年的囚犯,每天都在經歷我們難以估計的各種非人折磨,在那種嚴酷的煉獄環境中,真不知他是怎麼刻成這枝小小的樹根煙嘴的。沒有放大鏡,沒有微雕工具,更重要的是沒有微雕技術,而且每一刀,每一劃,必須在無人監視的情況下才能進行,一且被人發現,無疑是自尋死路,這一切,他究竟是如何一一克服的,實在令人無法想像。

  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在那種險惡的環境中,他甘冒生命危險雕刻的這個象徵國民黨的青天白日黨徽,無非是以此紀念他曾經身為其中一員的那個黨,但他有必要這樣做嗎?

  儘管他在北大荒勞改隊埋了二十年,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國民黨氣數已盡、大勢巳去這個客觀的現實。再說,以他解放前在國民黨內的經歷和感受,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必有切身體驗,應該察覺到國民黨的失敗只是遲早的事,任何人也回天乏術。既然如此,那他這樣做的具體動機究竟是什麼呢?

  是對信仰的堅持?是對故主的忠誠?是對往事的留戀?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悼?是對“反共復國”的夢想?對他那一代人,我不好妄加猜測,這些答案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我陷入了沉思。

  突然,我想起了幾年前的一件事。

  19929月,我應邀去九寨溝旅遊,返程途中在下午四點鐘經過松潘,參觀了那裏一座的紅軍長征紀念館,該館建築頗具規模,館外的廣場上還矗立著一座白色花崗岩砌就的紀念碑。紀念館裏陳列著紅軍長征時的一些事蹟,其中有一欄專門介紹了紅軍長征中成員的年齡,我記得最大的是位74歲的炊事員,最小的僅13歲,是個小號兵。(這一老一小在翻越夾金山時都沒能挺的過去。)展館內還有一座很大的雕塑,一位頭戴紅星八角帽的老人坐在一塊石頭上正在吹笛子,上身反穿著一件破爛羊皮坎肩,衣褲全是破洞,腳上用繩子綁著雙破草鞋,他的頭微微仰著,蒼涼的目光正在遙望著遠方。在他兩腿之間,一個最多只有十三四歲的小紅軍坐在地上,渾身襤縷,腰裏系著一根草繩,下面赤著光腳,身子斜倚在老人腿上,一隻手托著腮,仰起臉神情專注地看著老人手中那根笛子。雕塑的兩個主人公,正好表達了當年長征紅軍的極限年齡。

  不用說,這是一件飽含政治色彩的宣傳作品。但是在我眼中卻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含義。

  當我剝掉這幅雕塑的所有政治屬性,不去探究意識形態對這老少二人的作用,也不管他們的信仰和他們所屬的黨派,從而將他們抽象地還原為本義上的人後,這件作品在我面前頓時給了我一種全新的感受,那就是老少主人公目光中所透出的那種堅定的信念———一種追求美好未來的強烈執著。

  那個未來也許是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幻象,甚至是政治家們虛構出來的誘人美景,可這並不能抹煞掉他們那種可貴信念的客觀存在。他們一直緊緊跟隨紅軍隊伍,始終不掉隊,不作逃兵,明知雪山無法攀越,仍然不顧一切地朝上爬,最後長眠在那裏,這一切也許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但不論他們生死與否,成敗與否,他們那種執著追求美好未來的信念早已超越他們的行為本身而昇華為一種可貴精神。歷史可以作弄他們的命運,但歷史無法掩埋他們的信念。

  不同的國家、民族、黨派都不乏這種人。

  就憑這種執著的信念,他們就永遠值得後人景仰和尊敬———哪怕對曾經和他們相互廝殺過的敵人也是這樣。

  天空一片湛蘭,遠處雪山頂峯在斜陽的映照下潔白耀眼,孤零零立在廣場中央的紀念碑在透著寒意的晚風中襯出一片蕭殺,我走到碑前,畢恭畢敬地深深三躹躬。

  同我一道去的一百多人中,大多是機關幹部,中共黨員最起碼有半數以上,除我之外,憑弔致敬者竟無一人。多麼可怕的歷史諷刺!

  想到那座雕塑,我已經沒有必要再去猜度這位老國民黨員的所謂真實動機了,同上面提到的那位七十多歲長征紅軍老人一樣,正是一種極為堅定的信念,驅使他們做出了常人很難理解的行為。當然,他肯定還是一位極有骨氣並且很有毅力的男人,正因如此,雖然經過那些年的強行“洗腦”和肉體上的殘酷折磨,但在心理上始終沒有垮掉,從而成功地保持了一個政治犯的氣節!

  這又使我想起了漢朝的蘇武。

  還有一個疑問是,這個使他歷經各種困難好不容易完成的心血作品,照理說是極為寶愛的,理當終生妥善保存留念才是,可他為什麼偏偏送給我這個同他認識還不到一個小時的素昧平生者呢?他自已保存不更合情合理嗎?

  在那短暫的道別瞬間,儘管他對我說過“我看你是個好人”,可他根據什麼判斷我是好人呢,我真的能給人以“好人”的印象麼?經歷了那麼多生死劫難之後,他真的相信這個世界還有“好人”?

  這些我始終無法明白,大概到死也明白不了。

  莫非他真的有超越時空的靈感,能預見到我這個“好人”在十年勞改中不會被加刑,不會被槍斃,刑満後能平安地活到他當年的歲數,並且還能用文字讓世人知道,曾經有過一位在坐牢期間冒著生命危險把青天白日黨徽秘密地刻在煙咀上的國民黨員?

  上蒼有時對世間事物真的會作出某種神秘的安排?

  這又有誰能解釋呢。

  這些年來,我一直想寫一篇專門紀念他的東西,可是又很難動筆。因為在我們萍水相逢的半個多小時裏,我只看到那頭銀髮,那骨骼標本似的身架,以及那些可怕的傷疤。他姓什麼,叫什麼,他的身世,家在何方,他二十年的遭遇,我都一無所知,而且永遠無法打探了。我可以憑空杜撰出一個“他”來,但那不僅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也是對他的不尊重。

  但我在冥冥之中又感到他在對我質問:我已經留給你一個煙嘴了呀!難道這還不夠?難道這個煙嘴就不能構成一個故事?

  是呀,我想想確實如此。

  那些看似很詳盡具體的細節,有時並不一定能使人深刻地理解到事物的本質,而某些很不起眼的表象,卻往往能把我們引入事物的真諦。有這麼一個特殊煙嘴,對我來說確實夠了。

  於是,作為本文全篇的開頭,我寫了這位老國民黨員和他煙嘴的故事。用當前時髦的網路名詞,我把他“頂”在了第一樓。

  在下面長長的故事中,這位勞改前輩不會再出現了。作為本篇故事的“局外人”,我只能在情節尚未展開之前讓他從歷史的迷霧中匆匆現身和我們打一下招呼。

  那一天,是1970年的3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