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六期
line decor
  
line decor

 

臺灣土改理念和道義

 

行 易

臺灣土改的義理

 

 孟 子講道義,他說的那句“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盡心下》),堪稱千古之義。這又是孟子政治、政策思想的泉源。孟子說,“制民之産,必使仰足 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好年成)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上》),這是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的反映。孟子回答滕文公的問政時 還說過:“民之爲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陷害)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爲也?” (《孟子·滕文公上》)因此,孟子理想的仁政,包括爲民置産的政策,讓百姓有産業、農民有田地,這樣人民才可能安居樂業。

在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蔣介石先生在中華民國臺灣啓動了土地改革。其思想理念直接來自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更遠的淵源則是上述孟子 思想。其實,“耕者有其田”主張,體現了孟子民本思想和仁政理想的經濟基石,又面對近現代中國的現實,成爲臺灣土改的依據。臺灣的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實踐孟子的民本理想,又以土地改革爲開端。土改首先出於道義,又帶來了一系列正面效應,前景當然是美好的。實際上,經世代闡發的孟子思想,構成了臺灣土改 的精神動力。

土改要體現土地公平的原則。土地公平在上古表現爲井田制,這就是“夏後氏五十而貢(貢、助、徹均是納稅的方法),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伴隨井田制的是輕稅薄賦政策。歷經時代變遷,許多情況發生了改變,但土地公平的要求卻一以貫 之,在現今則表現爲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思想。這在臺灣的土改中得到了具體實現,也是臺灣土改義理之所在。

 

 

不遲疑的公正義舉

 

 土 改必須雷厲風行,不能遲疑。因爲清除積弊是道義所在,必須果斷地進行。孟子爲此打了一個比方:“今有人日攘(偷取)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 道。’曰:‘請損之(減少),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滕文公下》)。臺灣土改的三個階段,由“減 租”到“公地放領”,再到“耕者有其田”,就是這樣一環扣一環,直至取得成功。
 
臺灣的土改,政府拿出部分公地之外,地主多於標準的土地 都予以徵收,這是硬性的規定。不過,徵收的舉措以所有權交換爲基礎,充分尊重土地所有權。例如:臺灣水泥、工礦等公營事業轉爲民營,其股票用來交換土地。 用交換的方式,換取地主的土地,充分保證了整個過程儘量公平。來自大地主家庭的辜振甫,積極參入和推動了臺灣土改,說明地主階層的積極態度。得到地主和農 民的雙重支援,當然會是一個很成功的土地改革,雖然前者熱情較低。既有道義和理念的力量,臺灣土改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任何政策舉措,如果沒有道義存乎其 間,必然是失敗的。這些更爲根本的東西,極易被今人忽視,以致舍本求末而不自知。

 

 

作反面教材的中共土改

 

 

在中共的歷史 上,並不是沒有搞過土改。可以說,以騙取農民支援爲目的的土改,是中共發家的本錢,充滿了腥風血雨。殺戮和暴力搶奪本身就是不義的,又加上僞善的欺騙,結 果當然不好。所以,大陸農民並沒有從中共的所謂土改中得到什麽好處,反而在十年之後的大饑荒中,前無古人地餓死數千萬人,舉世爲之震驚。這真是前事不遠、 後事之師。

大陸近期所謂“新土改”,並不怎麽被看好。既沒有公平、公義的環境,又缺少制度和法制保障,對於農民和弱勢人群,大概只能是 一個危險的舉動。怎樣保障農民那被弄得含混不清的“地權”?農民有沒有地權也還是一個問題。在私欲泛濫的大陸,能指望誰來保障農民的權益呢?而且,只談 “流轉”、回避地權,名不正、言不順,也有推動土地兼併之嫌。相對於臺灣土改,大陸想推行的“土地流轉”,不能稱之爲土改,具有推動土地兼併的隱患,稱之 爲“反土改”倒是合適的。在強勢利益集團虎視眈眈的情況下,把所謂“土地流轉”的鑰匙,交到貧困的弱勢人群手中,恰恰可能使他們失去田地,失去這僅有的經 濟保障,從而成爲一種剝奪窮人的伎倆。實際上,鑰匙也從來不在強權政體下受盤剝的弱勢人群手中。規模經營的某些益處,往往被用來表白土地集中的好處,因 此,也就有可能被掠奪者拿來作自我粉飾的幌子。中國人多地少的現狀,缺是土地規模化經營的強力制約因素,使得較小面積上集約經營的優點,特別值得研究。以 色列、日本的集約農業,就具有典型性。

而且,所謂的土改,沒有理念和道義是不行的,只看重其中的利益,也只是棄重就輕的舉動,以後的弊端將層出不窮。爲今之計,不在於加緊掠奪或做秀,應該厲行政改,回歸于中華民國的正統。
 
道義的放大效應

 

百姓有了自己的産業、土地,下一步必然是按照規律精心地經營,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這在土改以後的臺灣竟也得到了印證。孟子的論說是相當準確的:“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織的漁網)不入洿池(池塘),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 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悌之養,頒白者(老人)不負戴(負重)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深刻地認識到,百姓不僅有衣、 食、住、行的需求,也有精神需要。那麽,真正地爲百姓著想的領導人,這些都會顧及到,一定不會厚此薄彼。由合理經營農業,到興辦教育,直到社會充滿樸實的 道德風尚。

這是仁政的景象,但又植根於公義的土地政策,可見,當年臺灣土改抓住了關鍵。仁政對整個社會、經濟都有巨大的促進作用,達到富國強兵的效果,尤其使人民的精 神面貌大爲改觀。孟子對此也有描繪:“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隨時除草)。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執棍棒)以撻(擊打)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其基石當然又是民本的土地政策。臺灣土改之後,經濟確實有了長足的進步,綜合實力 大爲增強。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