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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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參軍赴緬抗日記實

一個抗日中學生的一生(下)

 

李克明

 

九.打掃戰場、大爆炸

 

軍部的緊急命令:“全軍全副武裝行軍到八莫乘飛機回國到廣州接受日本投降。”在行軍途中,還要配合工兵打掃戰場,引爆未爆炸的手榴彈,炮彈。這是一件看起來輕鬆,實際上是很危險的工作。有兩位同學就是因為不小心踢著了草叢中未爆炸的手榴彈而喪命。因此,連長要求我們檢查時要特別小心,行軍速度大大放慢了。當我們行進在密芝那與八莫之間的一片開闊地時,突然在開闊地邊緣的地堡中發出得得的機槍聲。連長趕緊要大家臥倒,一面指揮二排長帶領幾個偵察兵迂回接近地堡,一面用火力吸引開敵人的注意力。二排長和三個偵察兵匍匐隱蔽地接近了地堡。  他們用令日軍聞風喪膽的美軍新式武器——火焰噴射器,將燃燒的紅色火焰灌入雕堡中,雕堡立即起火停止戰鬥。部隊逐漸形成一個包圍圈,將堡壘團團圍住,偵察兵接近槍眼一看,堡內的四名日軍全部被燒焦。工兵們用炸藥炸開了地堡,原來日本兵的雙腳被他們的長官用腳銬銬上,聯著鐵鏈釘死在木樁上。每個人周圍放滿了夠七八天吃的食物和彈藥,用一種武士道近乎自殺的辦法,死守地堡。日本皇軍沒想到我們用先進的火焰噴射器,幾分鐘就結束了戰鬥。部隊繼續向八莫挺進。在離八莫約五公里處,有一處彈痕累累的空曠的大廠房,殘缺不全的鐵皮房頂多少可以遮住中午熾熱的驕陽,周圍再也沒有適合休息的能遮蔭的地方了。連長下令部隊停止前進,原地解散,休息一刻鍾,飲水,吃壓縮餅乾。人們紛紛在空廠房裏尋找能休息的地方。廠房由東到西,中央的鐵皮比較完整,因此聚集的人也最多。大家紛紛拿出水壺乾糧吝嗇而又貪婪地喝著僅有的半壺水。綿陽中學的劉有福,坐在鐵皮房的盡頭,不吃也不喝,情緒極為低落,他閑極無聊用槍托去砸一個小黑蟲,小黑蟲東躲西爬,他也拿槍托東敲西砸,只聽得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聲,我扔下水壺急忙趴下,將頭埋在鋼盔下,連珠炮似的爆炸聲由東到西,一個接一個,砂石、鋪天蓋地的砸在我的頭上身上。我立刻意識到:中地雷群了!這下沒命了!持續了約十幾秒鐘的爆炸停止了,我從泥土中掙脫出來摸摸自己全身好象沒有流血的地方,四肢完好無損,說明我還活著。可當我睜開被沙土迷住的雙眼一看,眼前慘絕人寰的景象使我驚呆了,血肉模糊的屍體,炸飛了的胳膊、大腿遍地都是,尤其是廠房中央人們集中的地方,更是慘不忍睹。連長命令大家趕緊拿出急救包為受傷的人們包紮,一面讓通訊兵用步話機火速向附近的野戰醫院求援告急。不到十分鐘,一輛急救車,三輛十輪卡車風馳電掣般地來到了現場。美國醫生,護士,擔架員迅速將受傷的人簡單包紮後送上急救車,屍體凡經醫生確診已死亡,裝進口袋扔進卡車。經我手搬運的屍體就不下六七個。我一邊搬一邊尋找我的夥伴們,萬幸他們都活著,都在那裏忙著搬運,只是忠義的頭擦破了塊皮,已經包紮上了。這次中地雷事件,死亡同學二十八人,重傷四十五人,輕傷就不計其數了,相當於一次小型戰鬥傷亡的人數。日本鬼子真鬼,他們在撤退時,就估計後面來的中國兵會選擇這唯一有遮蔭的地方休息,事先埋下了地雷群。綿陽中學劉有福在那裏敲敲打打正好引爆了雷管,他自己也炸飛了。陳連長由於麻痹大意,未加思索選擇了這個休息場所而事先又沒有讓工兵用探雷器探測,受到軍部給以降級的處分。殘缺不全的隊伍,拖著沉重的步伐,心情沮喪,非常艱難地走完了這短短五公里的路程。

 

 

十.班師回國、出氣、密謀

 

 

在八莫休整了三天,乘運輸機回國抵廣西南寧,等待命令到廣州接收日本俘虜、槍支彈藥和器材等。除了留下部分日軍中的醫生、駕駛兵、翻譯外,其餘的士兵都遣返回國了。我們由南寧抵達廣州,市民萬人空巷,夾道歡迎勝利之師,鞭炮聲不絕於耳。軍隊走到哪裡人們都翹起大拇指:“好野!好野!(好啊)”“賽得,賽得”(真棒)。放假時,我們上街,無論在哪家飯館吃飯,都不肯收錢,免費招待。三天後,我被分配到通訊營去清點日軍的無線電通訊器材。此刻的日本鬼子,點頭哈腰,一副奴才像,將清單一五一十地交到我們手中。我一看見他們,就想起前不久八莫地雷大爆炸的慘劇,仇恨的怒火在心中燃燒,恨不得把他們都斃了。我們四人常在一起閒聊,一定要找個機會出出這口氣。這天是星期日,我們四人上街閒逛,迎面走來一個日本軍官模樣的人,他高度近視,埋頭走在人行道上。按當時對日本俘虜的政策:允許日本軍官節假日可以上街。另外明文規定,日本軍官如遇見中國遠征軍,必須主動行軍禮,以示戰敗國軍官對中國軍人的尊敬。眼前這個日本軍官,埋頭走路,看樣子有急事要辦。當走到我們面前,居然連我們這四位堂堂的遠征軍都沒有看見,當然更沒有行禮。忠義等日本軍官擦肩而過,一個箭步躥上前,掄了一記又脆又響的耳光,還加上一句:“八格亞魯!”日本軍官的眼鏡也打在地下了,他一面行軍禮,一面爬在地上摸尋他的眼鏡,口中不斷地說:“哈一,哈一”(是,是)。忠義用腳將眼鏡踢到他跟前,等他戴好眼鏡看清了我們是誰,然後讓他在我們四個人面前,立正,端端正正、規規矩矩地給我們敬了個禮,才放他走了。日本軍官吃了這記耳光,再也不敢低著腦袋走路了,更不敢東張西望,兩隻眼死死盯著前方,以防再次見到中國軍人沒有行禮而再次挨揍。我們四人親眼看到不可一世的皇軍軍官這副挨揍的狠狽相,不由得開懷大笑了好一陣子。

忠仁、忠義的父親周中齊教授,當時正好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他告訴我們新一軍、新六軍即將開赴東北與共產黨作戰。我們一聽打內戰就氣炸了肺。莘莘學子毅然放棄了學業,冒著生命危險去印度、緬甸,目的是抗擊日寇。現在日本投降了,人民要過和平的生活,我們決不能幹那種中國人自相殘殺的事。共產黨是幹什麽的,我們一點也不瞭解,我們只知道他們是中國人,中國人決不打中國人,、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信念。從這天起,我們每逢星期日放假,都到廣州郊區石牌中山大學校址,即新一軍總部,去找羅哥哥,秘密商議如何在開赴東北之前逃跑的事。當時軍部明令:在軍隊開拔之前,有逃跑者,抓回來一律槍斃。這回可是真的了,不是上次在伊落瓦底江邊,那樣鬧著玩的啦。周教授還告訴我們,他曾去拜會過孫立人。他們都是留美的,一個學軍事,一個學工程,會有些共同語言。周對孫說:“我的兩個兒子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刻,毅然拋棄學業,參加了遠征軍,無論在訓練、作戰方面都很出色,我做父親的感到自豪,也是你的好部下。現在抗日戰爭結束了,您作為一軍之長,應該體諒到他們年青人的正當要求,允許他們退伍回家繼續求學。”孫立人說:“我是個軍人,我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這次開赴東北與共產黨作戰,作為我本人,我是持反對意見的,但我必需執行命令。至於你的兒子們,你可以讓他們自動離隊,我可以睜一隻眼,閉一只限,不認真追查就是了。”我們聽到周教授透露孫立人的這一暗示,都感到很興奮,更加緊了我們的密謀。具體商議的結果是:羅哥哥因在軍部負責軍郵,行動較自由,即使去東北,暫時不會有危險:忠仁在無線電修理營,更是像老百姓,軍紀鬆弛,他們兩人到東北後,見機行事,離開部隊,轉赴北平。我和忠義都在作戰部隊,一到東北就會投入戰鬥,是最危險的。因此安排我們二人必須在廣州就跑,而且不能提前跑,不留給憲兵追查的時間。我們又進一步分析了孫、周的談話,他是軍長,高高在上,他可以不追查,馬虎了事。可是下面的憲兵都是個個像警犬一樣,休想輕易逃脫他們的魔掌。

 

 

十一.乘小吉普入禁閉室

 

這是最後一次秘密集會了。商定我和忠義在廣州站,在火車出發前逃離車站,然後到事先約定的西關,忠義舅舅家,藏匿起來。三天以後就要出發了,我懷著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離開了夥伴們。當我路過學校的大操場(當時由軍隊徵用作為軍部的停車場)一個日本俘虜司機在那裏擦拭吉普車,還不時到車頭掀開蓋子檢查零件,看樣子是在作發車前的準備。我上前問他:“廣州?”我的意思是:這車是不是要去廣州。可能是對戰敗國的俘虜要表現得神氣十足,語氣稍稍重了些。那俘虜一看我像個軍官(知識份子穿上軍裝就自然像軍官了)竟以為我命令他開車去廣州,立即畢恭畢敬地將雙腳一併,行了個軍禮:“哈一!”(是!)然後迅速蓋上車蓋,進入司機的座位,將機器發動起來,我也想當然認為他要去廣州接什麽人,順便捎我進城。車開了,我洋洋得意地盡情欣賞著沿途南國的風光,享受著舒適的小吉普。、看著日本司機小心翼翼地、穩穩當當地為我這個小人物開車,心裏美滋滋地,有說不出來的痛快。廣州沙面軍部留守處到了,日本司機為我打開車門,佇立在一旁行著軍禮。我滿面春風,得意洋洋,徐徐下車,好不威風。可是迎面來的卻是四個凶煞神似的全副武裝的彪形大漢,拿著手銬等著我呢。我和日本司機面面相覷。他呆呆站在一旁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我呢,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糊裏糊塗地給銬上手銬,被押上一輛中型吉普。沙面的另一頭,是軍部的禁閉室,他們將我拖下車帶我到一間辦公室。這時從裏屋走出來一個豎眉瞪眼的軍官,氣勢洶洶地說:“好小子!膽子不小哇,你竟敢命令日本俘虜開小吉普,送你進城?你還想不想活?”我連忙解釋,“這是誤會,因為語言不通,我以為他要進城,順便捎個腳。我不敢命令他開車。”那個軍官說:“你也不睜開眼瞧瞧,這是什麽人坐的車?”“如果趕上有緊急軍務,你把車開走了,延誤了軍機就是殺頭罪。這次算你走運,我們正在審問日本司機,如果真是誤會,也得關一個月禁閉,再放你出去!”一個月?天哪!我們的逃跑計劃要告吹了!羅哥哥、忠仁、忠義一定急壞了,怎麽半路出了這麽個岔子呢!

我被關進一個男男女女都擠在一間大屋的所謂禁閉室,齬齪的空氣,令人窒息。女的,花枝招展,嘴裏叨著煙,說話罵罵咧咧的,看樣子像是妓女。男的有酒鬼、小偷和待審的逃兵。我躲在一個角落裏,不敢亂走動,害怕染上什麽疥瘡甚至花柳病就完了。人們都盯著我,譏笑我這個嚇得呆若木雞的新犯人。有人將一塊乾饅頭從老遠扔過來,好像扔給一條狗似的:“喂!嘗嘗我們這兒的西餐,你就會像個人樣了。”“過來!給老大叩頭!”人們看我紋絲不動,跑過來幾個人七手八腳將我推搡到一個大鬍子兵面前,要我給他行見面禮。我硬是不肯,他們就把我推倒在地,強將我的頭按了三下,算是給他磕了三個響頭。大鬍子說:“我們這兒的規矩,誰在這兒時間長,誰就是老大,新來的都要行禮、送禮。你給我上什麽供,趕緊拿出來!”我迫不得已從口袋裏掏出僅有的兒塊銀洋。他一把就搶過去了,嘴裏還不乾不淨地:“他媽的!就孝敬老子這麽點禮,弟兄們,給我搜!搜出來都是你們的。”於是男男女女都撲上前來,將我的衣兜翻了個遍,手錶也給摸走了。我唯一擔心害怕的是我胸前那條緬甸白夷姑娘送給我的翡翠項鏈,可千萬不能讓他們發現,因此竭盡全力用手捂住那珍貴的紀念物。突然老大大喊一聲“不要搜了!”大家都停了下來,不知發生了什麽事?原來在人們你爭我奪的混亂中,老人在一旁冷眼靜觀,早就發現我的右手老是捂著胸前,肯定有什麽不願暴露的東西。這時,人們已散開,老大一步一步走向我面前,一個耳光將我打了個趔趄,“把手放開!”大鬍子進一步逼近我:“我說放開!”我還是緊緊地保護著我心愛的紀念物。他一個箭步躥上來,將我的手掰開,一個翠綠翠綠的翡翠項鏈顯露在他面前。“嘿,嘿,好玩意兒在這兒呢!”一邊說,一邊就要上來拽,我掙脫了他,急忙到門邊,大鬍子眼都發紅了,還從未見過這麽值錢的寶貝呢,他像老鷹捉小雞似的撲過來了。這時,鐵門響了,嗄然一聲打開了,人們迅速地回到自己原來蹲的地方,大鬍子也怏怏不樂地在原地坐下。進來的看守所所長高聲怒斥:“你們在搞什麽鬼?亂哄哄的,關禁閉還不老老實實地呆著,搞鬼名堂的,一輩子也別想出去!”所長環視了一下周圍又喊道:“誰叫李科林?”我像遇見了救星,迅速爬起來,立正“是我。”“跟我出去。”

我隨著所長走出鐵門,回頭看看這幫烏合之眾,心裏自言自語:“銀元、手錶就留給你們作個紀念吧,再見了,再也不會見了。”在我被關進禁閉室的同時,消息很快就傳到了羅哥哥處,一場緊張營救我的活動開始了。羅哥哥首先去找周中齊教授,將原委說明,他們又一齊到軍部去見孫立人。說我決不是那種膽大包天,敢於命令俘虜開車進城的人。那是一場誤會,俘虜的證詞可以證明。羅哥哥通過他負責軍郵的關係,不知從哪裡弄到了這一至關緊要的證明。孫立人聽了,覺得情況屬實,於是下令將我釋放。我從入禁閉室到放出來,一共經歷了難熬的十二小時。在我回營房的路上,我偷偷吻了掛在我胸前的劫後餘生的飾物,暗暗地慶倖:“是你保佑了我,救了我,我想念你,偶哈毛……。”

 

十二.廣州車站,再見!

 

出發前夕,士兵們忙著打包、裝箱、裝車、運往廣州車站。部隊整理好行裝,點名、集合、分乘五輛美軍軍用大卡車,抵達廣州車站時已是晚上七點整了。火車原定9時整開往深圳,然後轉赴香港乘船到秦皇島。車站上的人群熙熙攘攘。我們通訊營上車完畢後,營長要我到通訊營各連各排的每節車廂去安排士兵們唱歌、學文化、不能讓他們盡打磕睡,否則坐在車裏無事可做,就會胡思亂想,開小差。我接受這一任務對我逃跑有利,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站臺上,各節車廂之間來回走動,而不致被人懷疑。營長決沒有想到佈置士兵唱歌以防他們逃跑的人正是一個蓄謀已久的逃兵。我一面到各車廂去佈置營長交待的任務,一面在琢磨和尋找車站的出口處。車站的正門,由四個荷槍實彈的憲兵把守,只准進不准出,休想越雷池一步。而離正門右邊三十米處是一個小小的運裝備、彈藥箱的出入口,沒有憲兵把守,只有一個軍需官模樣的人在忙著登記運上火車的物資。四五輛推車,輪流來回進進出出,不斷地將裝備裝上火車。眼看還有十幾分種就要開車了,運輸也在加緊進行。我上前和軍需官打招呼並且遞了一根駱駝牌香煙給他,並提醒他馬上就要開車了,要趕快運。他貪婪地抽著煙,滿頭大汗地催促手下的士兵加快速度。我也立刻起袖子,很自然地加入了搶運的行列。軍需官看我主動幫忙,還拍拍我肩膀:“老弟,好樣的。  ”直點頭表示讚賞我助一臂之力的主動行為。我一邊推車,一邊密切注視著車站上的掛鐘,指針轉到八點五十五了!當我幫著推出門一輛空車,士兵們在搶裝最後一批裝備時,我趁人不備,亂哄哄裝車,無暇顧及別人的時機,一溜煙沖出了車站,人不知鬼不覺地撒腿奔向馬路對過的一輛公共汽車。車門半掩,不像要發車的樣子。一個司機模樣的人,躺在席上呼呼大睡。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躺在他身邊,心跳得都快蹦出嗓子眼兒了,緊張得到了極點。這時,傾盆大雨落了下來,同時火車響起了出發的汽笛,隨後聽見“空其,空其”的啟動聲,我逃跑成功了!一塊石頭落地了!一天的緊張、勞累,我竟然不知不覺地睡到了清晨。司機在朦朦晨曦中,醒來一看,見一個人躺在身邊,起來踢了我一腳:“賓過?”(誰啊?)我這才從夢中,驚醒,用廣東話說:“我要去西關,昨晚遇上大雨就入車躲雨。”他見我是軍人,肅然起敬,又聽我說的是家鄉話更感到親切。連聲說:“莫門太,莫門太”(沒問題,沒問題)立刻從暖瓶裏倒了杯熱水給我,說車要五點鐘等售票員來了才開。於是我們就坐下聊了起來。我告訴他我的老家是廣東梅縣,這次由緬甸作戰回國,部隊長官特批准我回老家看看,然後隨下一批部隊出發。他信以為真,還不斷地稱讚我們遠征軍在國外打仗給中國人露臉了。

不知不覺天色已大亮,雨也停了。一個瘦小但雙目炯炯有神的梳小辮的姑娘挎著車票袋跳上車了。沉悶的車廂頓時有了生氣,她口若懸河般地與司機拉家常,也和我聊起遠征軍的事。我此時,又輕松,又緊張。輕鬆的是逃跑的計畫終於完成了,而緊張的是還心有餘悸,不知什麽時候憲兵搜查到車上來,那我就是甕中之鼈了。我無心聊天,只盼早些開車。又零零星星上來幾個乘客,司機這才發動機器開車了。沿途我也無心欣賞南國清晨的雨景,將身體儘量往座位下麵縮進去,以免大半截身體暴露在窗外,被人發現。好不容易熬到了西關,我跳下了車與司機售票員招手告別就直奔忠義舅舅家。剛一敲門,忠義就來開門迎接我了,我們哥倆不約而同地抱在一起,慶倖死裏逃生。我一夜沒來,害得他一直在擔,心我沒有跑掉,或是被抓走。我問他是怎麽從車站跑的。他告訴我,他在車站上無法脫身,連長要他整理器材的清單,一直忙到車開以後,當時他已經不抱有甚麼希望了。可是車開出不久,在一個小站停下來,他佯裝上廁所,就從兩節車廂的聯結處,跳下車溜掉了。他對廣州很熟,不到十點鐘就到他舅舅家了。

 

 

十三.麵包、閣樓、小吊籃

 

 

忠義的舅舅、舅媽見到我,擺出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還不如車上的司機和售票員熱情。舅舅嘴動肉不動地:“忠義是我的親外甥,我理應僅留他。但收留你,我們可要擔很大的風險,一旦查出來,說我們窩藏逃兵,那我們可受不了。看著你是忠義的同學,又是好朋友,士齊姐夫來和我們商量,我們也就同意了。我們可以留你住下,但伙食和其他費用要你自理。我們的經濟並不寬裕,負擔不起。  ”  我連聲表示感謝,並說:“當然,當然,自理,自理。”天曉得能不能自理,能自理多久?幾塊銀洋已給大鬍子兵搶走了,口袋裏只有上個月發軍餉剩下來的錢,大約只夠買二三十個麵包。舅媽走在前,帶領我們二人爬上三樓。這是一個隻有七八平米的小閣樓,一張小床,一個桌子,一把竹椅,一個臉盆,一個水桶,還有一個夜壺,連床上的枕頭也只有一個。看樣子什麽都是為一個人準備的。開中飯了,舅媽端來一小碗米飯,一小碟青菜。等舅媽走後,我們兩人面對這一小碗飯和一小碟菜苦笑了。隨即就一人分一半,一口就結束了,非但沒有填飽肚皮,反而刺激了食欲,感到更餓了,忠義說:  “不行,我要和舅舅、舅媽交涉,即使只供給一個人,量也太少,我以後又不是不給他錢。”和舅舅交涉的結果,米飯增了三分之一,菜增加了一半。但杯水車薪,還是解決不了我們那年青力壯,吃慣了軍隊中吃飯無限制的胃。第二天清晨,我們倆餓得睡不著覺,樓下牆邊忽然傳來陣陣清脆的叫賣聲:“西點…麵包,鳳梨…麵包,牛油…麵包”聲聲麵包,特別是最後這聲牛油麵包攪得我們的饑腸軲轆轆地響個不停。忠義的鬼主意又來了,他在屋角找到一個小破籃子,用幾根繩子連結起來綁在籃子上,籃子裏放了錢,還寫了便條:“樓上有癱瘓病人,請將牛油麵包放在籃裏,多謝了!”然後慢慢將籃子從窗外穩穩當當放下樓,老太太將麵包放好,找的零錢也放在籃,拽了拽繩子,我們就把它提上來了。  於是每頓飯有一小碗飯,一碟菜,外加一個麵包分兩半,總算勉強可以維持生命了。臨街的馬路上,不時有全副武裝的憲兵乘  著摩托車沿街巡邏,這是新一軍留守部隊派出 的巡邏車隊,遇見有可疑的人,就抓走。我們在小閣樓上蟄居了二個月,不敢下樓外出一步。二個多月後的一天下午,周中齊教授提著香蕉、芒果、好幾盒點心來看我們,並告訴我們:“新一軍留守處已從沙面全部撤走開赴東北,全軍沒有一個人留在廣州,你們盡可放心出來念書了。”周教授還給了一筆可觀的錢交給舅舅。第一次看見舅舅、舅媽臉上堆起了笑容。 臨別時,不斷地說:“怠慢,怠慢。”豈止是怠慢,要不是忠義發明的吊籃牛油麵包自理,就你那一小碗飯,一碟菜,雖餓不死,也活不長。不過,我從心裏還是很感激他,是他們擔著風險收留了我這個逃兵。

 

 

十四.尾聲

 

 

我和忠義脫下了軍裝,進了嶺南大學。他父親周中齊教授是教務長,又有優先照顧抗日軍人的規定,因此我們沒有經過考試,也不要高中畢業文憑,以同等學歷的名義就讀於文學院外文系。嶺南大學是一所私立的、由海外華僑資助的貴族式學校,學生許多來自香港、澳門,每星期六回港澳度週末,星期一再回來上課。做作業的紙,規定必須是高質量的道林紙,我們兩個窮學生讀不起,只念了半年就學不下去了。正好周教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任命他為青島國立山東大學複校委員會的主任,於是我和忠義就隨著他一起由香港乘船,路經臺灣基隆抵達青島。我進入山大農學院,忠義念了幾個月工學院就回到上海他媽媽那裏,進了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漁管處到海上捕起魚來了。

後來他當上了拖網漁船的船長。在一次從臺灣出發捕魚時,遇到了十二級颱風,船在海上順風飄蕩了七天七夜,船上六名水手一名船長與台風搏鬥,一名水手不幸被大海捲入海中葬身魚腹。船艙裏灌滿了海水,眼看就要沉沒了,忠義和五名水手奮力將海水掏盡,帶上僅有的一罐淡水和一包食物,又繼續在海上漂泊了三天。等到颱風過去,天氣轉晴了忠義等六人連船已被巨浪推到了岸邊,已人事不醒了。經海岸警衛隊發現,對他們進行了人工呼吸搶救,甦醒過來,忠義睜眼一看,面前警衛隊員手臂上的標徽,明顯地露出U.S.A三個字,忠義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來經過海上狂風幾天幾夜的衝擊,巨浪將他們三人送到了美國西海岸舊金山了。這真是一個奇跡!警衛隊員和他們六人一起照了一張珍貴的照片。按照美國的法律,非法入境是要蹲監獄的。當警衛隊官兵們聽了他們的自述,都感到這六人真是死裏逃生的現代魯濱遜。忠義又講的是一口流利的美語,破例准許他們六人入境,而且發給他們衣服、食物和允許工作的工卡。忠義做了幾個月的碼頭裝卸工,攢了些錢,就去申請上大學,先後考入了西北大學、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攻讀物理學碩士、博士。畢業後受聘加州北嶺州立大學物理系,執教多年。中美建交後,他幾乎每年都要回國來講學;與國內各大學、師範學院建立了校際聯繫;組織安排國內專家學者赴美訪問;將中國青少年所設計的科學實驗,安排在美國太空梭的艙位裏進行太空實驗;為使用世界銀行貸款,資助中國邊遠地區中學提高教學質量和增添實驗室設備,深入到邊遠地區工作。他還組織過國內首批合資飯店的高級職員赴美進行培訓。他為祖國培養人才,提高教學質量以及科研的水平不遺餘力,受到國家領導和教委的重視和尊敬。1984年作為國慶40周年的貴賓應邀出席了國宴和國慶觀禮。

羅哥哥上了北大,以後在教育工會工作,經常到各大學去指導工會工作,組織歌詠隊,成了一名積極的群眾工作的活動家。在銘賢中學後花園與他私訂終身的張姐姐在多年失去音訊的情況下,已在上海成了家,生有一兒一女。羅哥哥也在北京找了一位教員成親,也生下一兒一女。忠義先在影協後在電影學院任教。一九五七年因批評院長作風不正被劃為右派,從此閉門不出,悉心研究電影藝術,翻譯出版了許多電影藝術的論文。四人幫倒臺,右派問題改正,他應邀赴深圳、全國各地以及美國、德國講學。

我呢,在青島山東大學農學院念了三年半,眼看就要拿農學士的畢業文憑了,全國解放了。,我在北京音樂界的朋友,寫信勸我來北京報考文藝團體,因為他們都深知我酷愛音樂,學農是奉父母之命,自己一點興趣也沒有。1950年我正式參加了革命的文藝工作,在交響樂團演奏小提琴。1953年赴朝慰問志願軍,昔日的美國盟友如今成了仇敵。我因在慰問演出活動中,不怕危險,不怕苦,在槍林彈雨中,爬到制高點,為把守陣地的幾位志願軍演出,榮立了一等功。回到北京,樂團黨支部委託兩名黨員來動員我申請入黨。我自己感到距離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的標準還很遠。加上出身不好,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很嚴重,又參加過國民党的遠征軍,在朝鮮戰場上,一時表現的英勇,這是任何一個年輕人都可能做到的事。可是不中請呢,一來我已是超齡團員,二來黨支部看得起我,主動請人來發展我入黨,拒絕申請,太說不過去了。於是在一種既興奮又誠隍誠恐的心情下,遞交了入黨中請書。入黨介紹人就是那兩位來勸我申請入黨的黨員。我說我不是這種特殊材料嘛,果然,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來了,我的資產階級的尾巴就露出來了,先是同情老虎,後是包庇肅反物件,肅反物件就是我在青島上學時結交的好朋友。他在抗日戰爭時期,不願過香港做房地產生意的父親家裏的豪華生活,和另一個喜歡音樂的朋友偷偷離開了家,顛沛流離,輾轉到了重慶,進入了青木關音樂學院作曲系。抗戰勝利後,到了青島,在一個中學教音樂課,我與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曾得過一次急性化膿性喉炎的重病,差點死去,是他和他的夫人,日夜陪伴在我身邊,打針藥,精心護理,才使我轉危為安。當時,在青島我們成立了一個業餘音樂愛好者的團體叫幻想音樂團,這個樂團裏什麼人都有,有學生、職員、工程師、洋琴鬼(音樂茶座的樂師)、牧師、教徒還有國民黨海軍軍官和德國神父,神父因為是猶太人受希特勒迫害,來到了中國,他的音樂修養很深,是我們這個業餘樂團的指揮,就因為一個國民黨海軍,一個外國神父,在肅反運動中就毫無根據地認為我們這個業餘音樂愛好者的團體是特務組織。又因為我的朋友是從香港來的,因此將他關押起來,硬是要他交代有什麼特務活動。昔日的香港少爺,解放後積極工作的作曲家成了階下囚。我雖然沒有被關起來,因為也是其中成員之一廠領導讓我白天黑夜地寫檢舉材料。我那位朋友被關了一百天,什麼也交代不出來,我呢,整天寫材料,寫了一大堆,還是車軲轆轉,儘是交待我們演奏了莫劄特的小夜曲,貝多芬的四重奏,奏鳴曲、交響樂等等。等於是在背音樂會的節目單。一百天過去了,上面看看實在榨不出什麼油水,負責審查我們的小組也立不了功,也就只好悻悻然不了了知。人雖然放山來了,但從此檔案裡加了一條:控制使用。我那朋友的作曲水平很高,寫的曲調、配的和聲,誰聽了都說好聽,指揮也不錯,可經過了這次運動就是不讓他寫,不讓他指揮。比他水平差的一個個都上來了,因為他們政治上可靠。我呢,通過這一系列運動,非但入黨的事變成了泡影,而且留下一個“在歷次運動中立場不穩”的結論。

1957年的春天,整風運動開始了。我們這些從未參加過什麼整風運動的人,傻乎乎的,老老實實地按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大鳴大放。我那位曾受過不明不白的審查的朋友,開始什麼也不肯說:,也不肯寫大字報,將委屈埋在內心深處。是我,作為一個共青團的宣教委員,本著對黨負責的精神,幫助黨整風,而跑去動員他,並向他宣傳黨的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三番五次地去找他,他才開始吐露出對他在肅反時的毫無根據的審查一百天的作法,是不符合黨的政策,是對人的不信任和人格的侮辱。由他敘述,我筆錄,由另一位書法好的人寫成大字報貼了出去。這一張貼,立刻引來了無數張大字報批評黨支部不調查,不研究,捕風捉影,亂懷疑同志,把好人當反革命、特務來審查,用逼供那一套來逼你交待,人格受到侮辱,精神受到極大的折磨,結果也不作結論,不了了之。當時看到這些分析得合情合理的大字報,為受不白之冤的同志鳴不平,心理感到黨的整風真是太好了,毛主席真是太英明了,群眾敢說心理話,黨的政策,黨員的缺點,不正之風可以得到改正。可是,沒過幾天,毛主席親自寫的人民日報的社論出來了。“這是為什麼?”一系列的社論接踵而至。黨委、黨支部由運動初期的不介入,不禁止,充分讓群眾鳴放到逐漸恢復原來的領導,將所有的大字報記錄在案,一律撕毀,召開全院大會,聲勢浩大地反擊“右派”倡狂地向黨進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們誠心誠意地做到了,但“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呢,由誰來執行?誰來保證?這就是毛主席稱之為的陽謀,所謂的引蛇出洞的戰略戰術。於是,我的作曲家朋友夫婦兩都定為右派,降四級,發配到黑龍江去勞動改造。.我的罪名是喪失一個共青團員的立場,將黨的喉舌——黑板報,拱手交給資產階級右派,為他們向黨進攻,提供陣地和炮彈。怎麼會是這樣的結論呢?我在抗日戰爭中是一個愛國的學生;我又是一個不願與共產黨作戰,不願中國人打中國人,對國民黨來說是他們的可恥的逃兵;我在朝鮮戰場上出生入死地為志願軍演出;我在文藝工作中,盡心盡力;在整風運動中不分黑夜、白晝地去幫助黨收集群眾對黨的批評意見。怎麼一下子我就成了人民的敵人了?歷史的乾坤,是隨著自然的規律和法規運轉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可是現在好像是某一人說了算,他能夠決定你的命運,能夠扭轉乾坤,改寫歷史。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什麼規律、法規都沒有了。我完全懵了。我也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降兩級,留在原單位工作,監督改造,好象不監督我就隨時會起來造反似的。開始,我還沒有覺得右派有多嚴重,人總是分左中右,我決沒有資格當左派,本來也許是個中間派,但現在經過反右運動就滑到右派的行列裏去了。不久,我愈來愈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首先是我的妻子因不堪這種難以忍受的與右派丈夫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壓力,和我離了婚,不滿三歲的兒子,也被她帶回南方老家讓親戚撫養,我承受了妻離子散的痛苦。在政治待遇上和大家不一樣,我不准看報導國外新聞的參考消息,不得進入大會堂,不能聽中央的紅頭文件……。最不可理解的是不讓我拉小提琴而命令我去打鑔,我實在想不通。在交響樂團裏,無論是弦樂、銅木管樂、打擊樂,都是平等的,都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現在不讓我拉小提琴,作為一種懲罰,要我去打鑔,有對打擊樂貶低之嫌。不論貶也好,褒也好,我還是一如既往,叫我幹什麼我就老實認真地把它幹好。我經過研究,國外打鑔的演奏員都是在重要的樂段站起來,兩片鑔不是對敲,而且敲完還要晃動幾下,讓它發出的鑔聲充分振動,達到餘音繚繞的效果。當時我參加了舞劇<寶蓮燈>的演出,不論是指揮或是舞蹈-演員對我打的鑔都很滿意。舞劇中有一段三聖母打開窗戶,讓春天燦爛的陽光進入室內,這裏有一下很關鍵的鑔聲,排練後,主要角色三聖母問:“是誰打的鑔?和從前大不一樣,這鑔聲好像將我托起來了。”指揮告訴她是那個右派打的。飾三聖母的演員低聲說:“右派怎麼樣,打得好就是好。”從此,不論是指揮、樂隊隊員、舞蹈演員。都對我的工作、改造表示了支持和鼓勵。那年,周總理接待西哈努克親王,國宴後,邀請親王觀看舞劇。緊張的排練開始,一個困擾著樂團領導的事提出來了。中央明文規定,右派不得進入人民大會堂,可日程很緊,臨時換人已根本不可能,領導覺得聲鑔有什麼了不起,要把我換下來,指揮堅決不同意,表示如果換人,他無法指揮。舞劇演員也不同意換人,怎麼辦?黨支部開會研究天還是解決不了,只好將矛盾上交,彙報到文化部。沒想到我這個小小的右派還興師動眾驚動了文化部,文化部領導問:“那個右派改造得怎麼樣?”黨支部書記說:“工作勞動都表現得不錯。”部領導指示:“那就特批讓他進入大會堂參加演出,不過,要給他規定幾條嚴格的紀律:1.只准在休息室,不准四處亂竄。2.演出結束首長貴賓上臺與演奏員握手、照像,不許他與首長握手,更不得與首長在一起照像。3.這次演出是國事任務,很重要,只准打好,不准打壞。”前兩條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做到,可是第三條卻令我心驚膽顫,要是因緊張出了錯,打壞了,豈不是故意破壞,成了反革命了?平時演出我打鑔從不看譜,音符已熟記在心中,只要聽旋律就可以準確無誤地打、打好。可這次特許我進入人大會堂,又緊張,又心跳,演出開始,我雙眼目不轉睛地盯著樂譜,一小節、二小節、三小節的數著,就怕出了錯。三聖母快要開窗了,我的心也快繃出嗓子眼了,當我顫抖的雙手打出這至關重要的一擊,完了,既忘了站起來,也忘了錯開打,更沒有晃動鑔,打出一聲又幹又啞又無力的金屬碰撞聲。指揮皺起了眉頭,樂隊隊員都回頭看,以為更換了人,我真是無地自容,就等著演出結束後的批鬥大會了。演員三聖母在演出結束卸裝後,氣勢洶洶,聲色俱厲地問“今天的鑔是怎麼搞的,是誰打的?”人們告訴她還是那個右派打的,她並沒有繼續發火,而是若有所悟地說:“哦,他太緊張了,太緊張了。”周總理、西哈努克親王,包括我們樂團的領導誰都沒有聽出來那致命的一聲啞鑔,在指揮、樂隊隊員包括演員的諒解同情下,我算是蒙混過關了。阿彌陀佛!

我從三十多歲的青壯年,一直改造到年過半百,經歷了大躍進、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和唐山大地震。無論政治的、自然的災難,有多麼深重,我始終堅貞不渝地愛我的國家、人民和朋友。我的右派帽子算是摘掉了,但這種無形的緊箍咒卻像幽靈一樣,寸步不離地緊繞著我。我渴望找一個老伴平平靜靜地度過我的後半生,但成家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我依舊是孤零零孑然一身。我妹妹、妹夫很關心我,在家裏擺上好酒好菜,千方百計托人請來相親的對象。當酒足飯飽後,一提起我曾經是個右派,來人都像躲瘟疫似的,藉故避而不見了。我很體諒他們,因為一般四五十歲的婦女都會有兒女,如果和我成了家,孩子的入團、入黨、參軍都會受影響。中國十億人口,幹嘛非要去找一個過去有問題的後爸爸呢?妹妹給我介紹了好幾位,都是因為這個問題告吹了。終於遇見了我現在的妻子,當我向她表明,我曾經是個右派,她不屑一顧地說:“我才不在乎,我爸爸、哥哥都是,家裏已經有兩個了,再加一個也無所謂”。困繞著我十幾年的煩惱,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解決了,謝謝你,我親愛的妻子。

四人幫倒臺了,右派問題認為是劃錯了。平反、改正、恢復原工資,名義上可以改正,經濟上可以恢復,但幾十年精神上的創傷是永遠也無法癒合的。我退休後,致力於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曾接待過澳大利亞的指揮,芬蘭的美術家,德國的音樂家,美國的電影劇作家。與忠義合作組織美國青少年搶救大熊貓訪華團。他們賣紀念章,放熊貓的電影,收入了九萬美元,全部捐贈了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康克清還接見了孩子們。我和忠義還組織了美國國家聾人劇團來華巡迴演出、組織中美歌劇演員交流演出義大利歌劇《藝術家的生涯》等活動。1992年,緬甸人民友好代表團及歌舞團,來華訪問演出,我作為民間對外文化交流的活動家,應邀出席觀看演出,當劇場燈光轉暗,帷幕冉冉升起,一副緬北的竹林樓的景色,一下子就將我;若回到近五十年前,我曾經戰鬥過的地方。熟悉的鼓聲、喇叭聲、鋼片和竹筒聲,喚起了我無限的思念。四位苗條的少女,頭上頂著水罐,徐徐從台側移步到台中央。一個小夥子拿著水勺,在四位少女的前後,從罐中取水,作潑水的舞姿。這完全是當年我們在緬北村寨裏,潑水節時,所看到的村民們的舞蹈的再現。鼓聲愈來愈急速,突然,音樂鼓聲中止,四位姑娘從頭上取下水罐作傾盆灑下觀眾的舞姿,全場頓時掌聲雷動,熱烈的情緒達到了高潮。我跟隨獻花的人群登上了台,當我和領舞的姑娘握手、獻花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當年將罐中之水傾盆潑在我們四個身上的那位與我邂逅相愛的多情的姑娘,那位美麗的“偶哈毛”又重現在我面前。我難道是在夢中?不!我手中的鮮花,姑娘那柔軟的手,分明是實實在在的,這不可能,近五十年了,時光的流逝,我已兩鬢添銀髮,姑娘也不可能青春常駐。可我眼前握著手的這位姑娘,不論從眼神、身材、笑容、舞姿都和當年的“偶哈毛”完全一模一樣。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我恍恍惚惚地隨著攝影記者到了後臺,領導們向演員再次表示祝賀,記者們正在為她拍照。我擠身向前,將我胸前的翡翠飾物指給她看,又指指自己,不斷地說:“緬甸,密芝那”還加了一句洋涇浜(中國式的)英語和緬語:“偶哈毛Burma dancing(我愛緬甸舞蹈),偶哈毛Burma people”(我愛緬甸人民),姑娘睜大眼睛,,驚異地看著我的飾物,又聽著我說的緬語夾英語,突然驚叫起來!她不由分說一把將我拽離人群,也顧不得記者們的糾纏,拉著我徑直奔向化裝室。化裝室的門被她一腳撞開了,一位端莊,文靜上了年紀但風韻猶存的婦女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姑娘用英語說:“媽媽,你快看看,我把誰給你帶來了!”我們彼此凝視了約半分鐘努力在尋找逝去歲月中仍依稀能回憶起的痕跡。我們雙方的眼睛,不約而同地注視著對方的飾物,她看見我胸前的翡翠,我看見她手腕上的銀鐲,一切全明白了!我們幾乎是同時伸開了雙臂,熱烈深情地緊緊擁抱在一起,久別重逢而激動的眼淚佈滿了我們兩人的雙頰,姑娘也在一旁笑盈盈地擦著喜悅而激動的眼淚。媽媽在年輕時,在戰爭年代,和一個外國士兵初戀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少女的心,沒想到這次意外的重逢竟是由女兒親自引見的。我們相互傾述了離別後的思念,以及各自成家的經歷,並留下了通訊位址。這時,化裝室的門被敲開了,門外熙熙攘攘,記者們要尋找今天晚會上的公主,採訪、拍照……我們三人,在攝影記者的閃光燈下,拍了一張值得永遠紀念的珍貴的照片。……

人生走多麼短暫,道路又是多麼崎嶇,但善良的人們對幸福生活的憧憬,對美好友情的追求卻是永恆的,是任何勢力阻擋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