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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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砲,我錯了

 

 

台灣   艾柏特

 

高三時,當時任教育部長的吳京來訪,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寫了一封陳情書,找了班上最會寫書法的一位同學幫我把內容謄成毛筆字(那是一個沒有Word的年代),在部長步入學校穿堂之際,我將陳情書親自遞上。

我永遠記得部長臉上的表情,微笑、然後詫異。校長並沒有阻止我,他來不及。陳情書的內容是,我籲請部長廢掉大學聯考中“三民主義”部分。

升大二那年,三民主義由一百分降為五十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三民主義廢了。我,天真的以為,是我的陳情書奏效了,我戰勝了一個當時被用來興“文字獄”的政治工具——“三民主義”。

當兵前,三民主義又來了,出現在預官指考裡,那年十二月天的冬天,我在國家圖書館地下室咒罵孫中山的昏愚,問題諸如民生主義的“目的”、“宗旨”、“希望”有什麼不同?連字典也分不出個所以然,我本來已經夠反軍,考完三民主義後更確定軍中搞這套來束縛士人思想。

罵歸罵,成績出來,我的三民主義幾乎要滿分,還是通過了“文字獄”的測試。

在我的印象裡,三民主義是很倒(Backward)、保守、反動、八股,和威權的學科,但我對孫中山和三民主義之間如何聯繫的概念卻是非常模糊。高二那年,我丟開歷史課本,細細地讀著李敖的《蔣介石評傳》,書中提到孫中山口才超人,被戲稱“孫大砲”,他只要拿了一張矮凳,站在公園一隅開講,就會砲聲隆隆,不用五分鐘,下面會有幾十幾百聽眾圍聚;我一直期許自己做一個辯才無礙之人,當時讀到那段,我對孫大砲是崇拜的,但我還是很疑惑,為何一位口若懸河之士會寫出三民主義這種乏善可陳的作品?

我也常在三民主義課罰站,因為我有時會打斷老師對中山先生認真的說文解字,老師對我真是忍無可忍,直說從沒敎過這種朽木怪胎。

三民主義說要世界大同、要扶弱濟強、要復興民族、要五權分立……我十六、七歲時就自以為聰明地能對這些概念一一反駁幾句,我相信,我才是“三民主義”,我就像那時黨外演變成的DPP,要打敗威權,扯斷老鬍子將會是我的畢生職志。我的人生多正義,一直覺得,自己是對的。

直到進了博士班,有一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鬧鐘滴答作響,我重新思考三民主義,我突然發現自己十幾歲時紅衛兵式的盲目與無知(儘管當時愚蠢地可愛)。我壓根沒想過三民主義本質其實進步(progressive)地十分嚇人。

歐美的保守潮流由君王政治、貴族政治、直到工業革命興起後的布爾喬亞/資本家政治,若要在經濟面上作比較,三民主義其實非常自由,是一個很重社會財富重分配的主義(想想今天台聯要低收入子女與公教人員一樣享有子女教育補助費的訴求廣告),三民主義倡導社會財產重分配的程度,甚至與馬克思主義十分相近,雖然方法迥異。

不談三民主義內涵,只想說,很年輕時的自己,把三民主義、國民黨、威權全都連上一條線,然而,這幾十年來,其實國民黨一點都不三民主義,台灣從頭到腳就是活在MONEY TALK的世界,台灣一直是一個散發著資本主義銅臭的小美帝,很多學者說,台灣是一個只有統獨、沒有(經濟上)左派、右派的可憐小國,我們的執政黨,不論藍綠,從來就沒有真正地替極度窮困台灣那百分之廿三十的百姓說過話,一切的憐憫都是選舉的工具。

今晚,我平反了三民主義,就像李登輝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道歉一樣。但要我立即交往一個老敵人還是不太習慣,畢竟我們結怨滿久。

時代巨輪在轉,有一天,我也會兩腿一蹬閤眼死去,誠心希望質疑三民主義、檢視三民主義、批判三民主義的年輕人能夠前仆後繼,如果西方那套已經造成人間災難,值得思考的是,三民主義是否能夠演變成另一套可以實行的好制度?

後記:前年,艾柏特遊倫敦大英博物館,除了看看木乃伊, 還特地找了孫文坐過的位置試坐,感受一下當年他伏首案前寫三民主義的認真神情(我還找到大英圖書館牆壁上他的名字Sun Yat- Sen 1866-1925 revolutionary politician)。

 

寫於二零零五年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