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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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名稱之糾正

張其昀

 

 

 

      “ 少數民族”一名,中國本未有之,這是從西文翻譯出來的。最早使用這名詞者為誰,作者不很清楚第一次大戰以後,美國的地理學權威鮑曼博士著有“戰後新世界”一書I Bow Man: New World)一九二一年出版,經作者及友人譯為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刊行,我們曾把英文Minority”一字譯為“少數民族”,海內學者似未能詳審異同,往往用少數民族一詞來通稱我國的邊地各族,變成很普通的稱謂,其實中外情諸多不同,我們對於一切名詞,應該循名責實,慎之又慎,否則漫為援用,勢必發生種種困難。

            什麼叫做少數民族,先舉一個實例來說,捷克是中歐一個國家,人口一千四百餘萬,其中有日爾曼族二百萬人 ,這些日爾曼人與七千萬德國人是同種同文 ,因語文宗教及歷史關係,對德國有濃厚感情,無形中認德國為其祖國,故捷克境內之日爾曼人稱為少數民族者,系兼對德國而言,非僅對捷克而言。

歐洲與中國不同之處,即中國自秦漢以來為統一國家,歐洲自羅馬衰亡以來迄未統一,仿佛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群雄爭長,版圖易色,民族的界線與國家的界線兩者不能吻合,顧此則失彼,此種情形在歐洲東部尤為顯著,故少數民族問題乃歐洲政治上極嚴重的問題,學者稱之為衝突地帶,處理不善,即足以讓內變而召外患,第一次大戰以後,國際聯盟倡導締結少數民族條約,由各有關國家保證其實行,其故即由於此。

          中國情形完全不同。中國民族的領土和中華民族地理分佈,大體是相符合的,中國與蘇聯及印度諸國為鄰,但在中國境內並無斯拉夫人與印度人的雜居區域,故少數民族一詞在中國就不能運用。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漢族好比長子,滿蒙回藏諸族都是兄弟手足,二千多年以來,經過多少次的遷徙混合及彼此通婚,至今各族語言、信仰生活習慣雖有不同之處,而在血統上並無嚴格分別可言。譬如滿族又稱旗人,我們知道清初的旗人包括了漢藏族,就是滿人本身也不知經過多少變遷,其中參合了渤海契丹女真高麗及明代遼東漢人的多種成份,那裏有所謂純粹的女真後裔。其他各族如蒙、如回、如藏以及其中諸多支派,都可作如是觀。凡是讀過中國歷史的人,應該都能具有同感。

民族究竟是賴什麼力量形成的呢?語言不是主要的,例如加拿大一部分說英語,一部分說法語,而無害於為一欣欣向榮的民族,宗教也不是主要的,例如比利時北部近荷蘭信奉新教,南部近法國信奉舊教,生活習慣更不是主要的,古人所謂廣谷大川異創, 民生期間者異俗,版圖愈大,其經濟狀況也愈複雜,形成民族的主要力量不是別的,乃是共同的歷史,共同的回憶,共同的紀念和共同的精神。例如美國可稱為一個新歐洲,歐洲各國的移民都有,在歐洲他們祖先原是互相敵視,一至新大陸他們子孫卻能精誠團結,此乃由於美國精神彌漫全國所致。美國精神的由來,即為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及兩次世界大戰的共同回憶及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威爾遜輩偉大人物的共同紀念所造成的,故一個民族之所由成立,不僅由於 地理,而尤在於歷史。元史是中國正史的一部分,成吉思汗不僅為蒙族之大人物,也為全體華人之民族英雄,藏民族的宗喀巴大師也是全民族所共有的。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悲喜交集甘苦與共的歷史,漢滿蒙藏回族猶如一個手掌五枚手指,其中由中華民族的血交流在一起,漢族可比姆指,是歷史上的活動中心,我們內部有問題,那是我們家裏的事,自己可以商議解決,無待他人起而代謀,假使一個手指被外力割斷了,會使一個手掌痛苦不堪,流血不止,這就叫做民族的意識。統一的大義,古來學者嘗用“邊微四裔”一詞來通稱吾民族的幾個支派,用現代語來說,便是分居邊地的幾派子孫,這原是很正確的觀念,所以我們應該根據舊說,稱之為邊地諸族,或簡稱曰邊民。“少數民族”一名起於舶來,根本是要不得的。

            明白了這種道理,就知道憲法中絕對不能有“少數民族”的字樣,即退一步言,於憲法中規定邊地諸族之特殊待遇,以致失去了一視同仁的雅量,也是大可不必的。憲法與一般法律不同,憲法所應注重者為立國的主義與夫根據主義所創設的政治制度,至於一般政策往往需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只要在普通法律中規定就夠了。例如沿海居民以捕魚為生計,憲法中不必另立一條保護沿海的漁場,閩廣一帶方言分歧,有福州話,廣州話之類,憲法中更不能有明文規定以維持此類方言,海疆如此,大陸邊疆何嘗不然。作者以為中亞高原的牧民與沿海漁民的無歧視,蒙藏諸民的語言與閩廣方言也看不出有何大相徑庭之處,至於宗教自由乃國民權利應有之義,邊地各族當然也無例外。

           準此而談,今後對於邊地各族應有之政策,已可昭然勿疑。民族主義終不可廢,我們目前還看不出除了民族國家以外有更好的組織可為新世界的單位。政治家的責任是要替國家造成向心力,不是請他們來背道而馳,替國家製造離心力,各地方言雖不必禁止,也無從禁止,但國語和本國史地則是每一國民所必須學習的。邊地各族的生計尚多困於遊牧生活,或為半耕半牧之狀態, 此固由於地理環境之影響,但生產方法與交通狀況也大有關係,因之其生活程度較之東南海疆不逮遠甚,豈有任其辛苦艱難不加改進之理。“以工興農(包括林牧漁業)、以農養工”的經濟建設,固應普遍實施於全國。至於地方自治為立國之大經大法,但邊地不能另有所謂高度自治,致與內地諸省有所不同,美國要把阿拉斯加改為新省,就是這個道理。國父曾說國內民族一律平等,這真是建國的指導原則,既雲一律平等,除了適應環境的原則以外, 便不必再論特殊待遇。

            作者絕不敢漠視邊民的利病,也不諱言過去邊地確有民變,有清一代幾個回亂,曾使西北諸省騷亂不寧,但是政府處理的方針,應該與對付內地民變並無二致,左宗棠所謂“但分良莠,不分漢回”,足以說明中華民族之傳統精神。加強邊民之向心力,其道在於肅清貪污,修明吏治,視慎選縣長刷新縣政為建國之真正基礎,這又是全國性的改革,初不限於邊地為然。要之,今日中國邊疆問題危機四伏,考其原因,非自內法而由外爍 , 新疆問題、蒙古問題這些足以搖撼國本的大問題,不發生於抗戰方殷之時,而發生於和平恢復以後,其故何在,極可注意。反過來說,苟中印兩國能友好相處,西藏必可安然無事。民國三十三年拉卜楞黃正清司令代表藏胞到重慶獻金購飛機三十架,不是藏族傾心內向的明證嗎?既知中國邊疆問題不在內而在外,我們必須認清事實,明辨是非,先有舉國一致的輿論,然後政府對外交涉方可有堅定不移的立場。

            再者國際聯盟保護少數民族之條約,根據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之原則,表面上很好聽,實際不免困難叢生,一國之內有了少數民族畛域之分,正如古人所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既然把一塊土地劃給某一國統治,同時對於這個地方的人民另有條約保護,以致本國政令施行有了種種限制,這些少數民族既非完全本國人,又非完全外國人,人民時時懷抱異志,政府則常感進退失據。少數民族問題為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要因素之一,故學者對於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原則之應用不當,頗多攻擊。至於在外國軍隊佔領下所謂的公民投票,硬從祖國的懷抱裏挖了出去,而美其名曰民族自決,這與城下之盟會何少異,作者也不忍多說了。

            或有問曰,中國之大真是沒有少數民族問題嗎?答曰,仿佛有之,是即散佈東北的朝鮮農民,其人數幾有百萬之眾,簡稱為朝農問題。其嚴重的情勢已超過了普通外僑問題,倒與少數民族有些相像。自從朝鮮獨立脫離中國以後受了日本種種壓迫,一部份農民越境遷移,在我遼吉二省墾田種稻,其情可憫。但日本利用朝農為其侵略先鋒,他們往往不受各地縣政府的統治,而歸日本領事館所指揮,中國農民有時反為鮮農所欺淩,在吉林延邊一帶(即日人所謂間島)造成了喧賓奪主的形勢,這是很可痛心的事。“九一八”以前東北為中國外交上最多事之地,緊接著瀋陽事變之前,有萬寶山事件,就是因為長春鄉的朝鮮農民妨害水利,與中國農民發生衝突,同時 日本在朝鮮鼓動排華浪潮。當時作者曾至長春萬寶山及朝鮮新義洲等地實地考察,深感形勢嚴重,空氣鬱悶,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慨。回到南京方才一月,而瀋陽事變突然爆發。查捷克因少數民族問題而成為第二次大戰歐洲方面的導火線,就此而言,遠東有類似。此次捷克人恢復故土,痛定思痛,主張把在該國境內二百萬德人驅逐出境,因為戰時他們會有危害祖國的舉動,覺得處理少數民族只有此法。中華民族的民性向來是悲天憫人,寬大為懷,對於東北的鮮農,應與朝鮮政府交涉,願遷回朝鮮者聽之,願歸化入籍者聽之,否則應與一般外橋受平等待遇。但根本談不到少數民族自治問題。                                                            (選自1946年(民卅五)《黔靈》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