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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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本質與復興

 

王覺源

 

 

中華民族有五千餘年的建國歷史,自有五千年的文化根源,若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哲學、道德、禮儀、風俗習慣:若政治制度、經濟生活、社會組織,皆自成系統,屹然獨立。其中之本質,若歷史本質,哲學本質,道德本質;即皆有共自發自成的因素,與任何國家民族有所不同。欲瞭解中國文化程度之深淺,必先從此種本質的成分去探討,才能窺見其價值,找得復興的途徑。

按之歷史本質言:無論那一民族之起源和發展,必都有其生活上的傳統風俗習慣;必都有其歷史、典章、制度、文物、思想的根源和演化。由此種種方面所形成的特殊生活方式,其所表現的精神,即社會學者所稱之民族主義,所以民族主義,在一個民族生活之中,即不是偶發的或中途造的,乃是與其民族的起源而俱來的。中華民族主義的自覺,以歷史來說,並不算遲。黃帝之討伐蚩尤,就是民族自覺的民族性的戰爭。迨孔子作春秋,嚴夷夏之辨,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乃益彰。數千年歷史相傳,四海九州之內,皆知尊重華夏衣冠,而鄙披發左衽。中國雖曾幾度被他族所統治,然皆未久,得以重光故國者,無不是此一民族主義之功。近百餘年來,中國反帝國主義之蓬勃發展:七七之對日抗戰:半個世紀之反共抗俄:更無不是此種民族主義精神的發揚。故中國文化之搆成發展,民族主義的歷史本質,實居極重要的成份。但所謂中華民族,實由漢、滿、蒙、回、藏等種族所結合而成。所謂中國文化,亦即由各種族文化大揉和而成。過去之言中國文化或文明者,每每以漢族為之代表。這種偏狹之見,亦實由過去限於歷史地理環境和文化水準諸因素所造成的誤解,積之既久,以訛傳訛之所致。實際上,中國的民族主義,即三民主義所言之下「國族主義」。就文化方面言,漢、滿、蒙、回、藏各族的文化水準,雖因歷史地理環境關係而有差等:但各族亦各有其自發的歷史,郎各有其自發的文化。這在國族之內,縱有差等,亦不過是大同小異而已。否則,亦不可能成為國族主義,融各族文化而為國族文化。故中國文化復興理論上,雖仍要融和各民民族的文化:事實上,則不能不以較高的漢族歷史本質為中心,來揉和各民族的歷史本質:才能蔚為中華民族的國族文化。

按之哲學本質言:從中華民族的國民性與其潛伏力量來看,中華民族乃一富有理性選擇能力的民族。「理性」是良知抽繹推演的產物;「良知」,即判斷是非、美惡、順逆的自覺心:故理性乃人類知識最高的判斷力,凡秩序、條理、健全、堅實、奮發、創造,都潤溶於理性之內。恰與宗教、迷信、神祕、虛無、幻想、因循、脆弱、偷墮、消極等相反。中國哲學本質,建基於此理性之上,即給子中華民族以豐富的理性思想。中華文化的搆成,亦自有其理性本質。二千餘年來,中國文化以儒學為中心,儒家重人事而遠鬼神,以忠恕作為人類思想行為的指導。要求人類思想行為,一本良知去判斷,辨明是非、美惡、順逆,而歸於至善。所謂忠恕之道,忠在盡己,恕在推己及人。盡己與推己及人,皆為積極的精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都是由這理性發展出來的。儒家立教於前,賢哲繼闡於後,此種理性觀念,便成了中國思想行為的典則:成了中國文化的塑型。中國人民傳統的生活習慣,所以能浸淫於名理、訓是非、辨美惡、察順逆,而不神化於宗教迷信:而不沉淪於虛無幻想與消極偷墮者,此理性之功,實為最大。理性精神陶冶了人民生活,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崇尚和平、互助,實踐人倫道德。因之,道家的虛無,佛家的寐滅,以及近世西洋紛歧錯雜的思想學說,雖能干擾中國文化於一時,卻不能掩蓋中國文化的真面目。此即由於中國文化是理性的,就有選擇的能力,優者吸之、劣者排之,始終維繫著固有一貫的系統。同時,這種理性本質,也含容了民本的民主思想:也代表了實證的科學精神。發揚中國的理性哲學,融合西洋現代的民主與科學於一爐,也是輕而易舉的事。優遊漸積,自可造成中國的新文化。

從道德本質言:儒家哲學,雖也言「命」,這不過是說天行人事中之自然理數而已,並非教人安於命與坐而無為。相反的,儒家尤重「為人」之道。由「為人」所造成之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即特別重視現實社會的美景,人倫關係的合理,社會事業的光大:而不重視死後靈魂歸宿與虛無幻想。這正與歐洲中世紀反教會天國思想,一切學術、文藝、美術皆傾向於「為人」的精神是一樣。中國儒家「為人」的道德觀,最重人倫日用,修身致遠的生活。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與詩書、禮樂、灑掃、應對、進退、以及格、致、正、誠、修、齊、治、平之道,無不充滿著「為人」的精神。這種道德觀,長期影響到中國社會組織與人民生活,也自然成了中國文化本質之一。中國人民受了這種道德觀的潛移默化,習與性通,自然尚王道,非霸道,重自由、平等,愛好和平、互助。明白坦易,無宗教迷信觀念,鄙刑罰劫持奴役壓迫之制,亦自發而形成為一種民主生活。中國文化,既具有自發的「為人」本質,西洋近代的新思潮,即湧流人中國,亦不能左右中國此種「為人」的原則。反之,中國文化歷史、哲學、道德的本質,卻都給了西方文化以不少修正,尤其中國大同之洽的思想,對現代西洋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改變更大。

上述三者皆中國文化最顯著最優美之本質。歷史本質,揭櫫了中國民族思想,有發揚民族主義而世界大同的精神;哲學本質,樹立了理性基礎,有接受和發展科學的精神;道德本質,維持了社會生活繁榮安定,減少了法律干涉,尤有和平、民主、互助的精神。中國文化之能屹立五千年,外來文化之不能干涉破壞者,完全就是得力於其本質之雄厚。本此以吸取西方文明進步的工具──科學與民主、冶於一爐,中國文化之發揚光大,自不難期。

故中國文化之發揚光大,道雖多端,要不能離開兩項原則:一為發揚固有文化;一為吸收外來文化。發揚中國文化本質之優美精彩具有熱情活力的部份,摒棄其陳腐、偏狹、冷靜、消沉不合時代環境的部份。所以在形態上,既不是恢復唐虞盛世的社會生活;辦法上,亦不是食古不化的傳播移植。而是要本新世紀的人類生活,用新觀點去認識固有文化的本質,擷取其有助新文化長成的養料。所謂新觀點與新文化,理論與實際,都必以三民主義為根據。三民主義的文化精神,是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幸福和世界大同。用三民主義體認固有文化,便要摒棄其有封建、侵略、獨裁、壓迫、奴役、壟斷、操縱、鬥爭、一切有違反人性色彩的部份;而擷取有熱情、活力、創造、奮發、民主、自由、平等、民有、民治、民享,一切有發揚人性性質的部份。所謂吸收外來文化,也不是木石俱收、良窳並蓄。只是吸其對中國固有文化固有受燃力的部份,如科學與民主,使之與中國文化優良的本質互相溶化結合。因為任何文化,都有衰微的時候。文化的調劑作用,正與生殖上調劑血統關係一樣,必須輸入新的血液,才能振奮繁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繼續五千年未墜者,即由於過去不斷有外來血液的增加。外來文化,經與中國文化互相激蕩之後,優勝劣敗,精髓被吸收,劣質被淘汰,於是新的血液,也溶化而成為我有文化。由中國今日的文化,雖有衰微的現象;但舊的火種,仍然存在。只須加添薪炭,便可復熾起來。這火種熱力便是用新觀點提煉出來的固有文化;這薪炭,便是外來文化適合中國文化復興的科學與民主。火上加油,中國文化、自然就會大放光明。

復興中國文化的原則既立,著眼雖是多方面的;但其重點則為四:民族文化;道德文化;科學文化;生產文化。從民族文化說:文化原是從民族生活中產生出來的,亦影響著民族生活。離開了民族生活的文化,那就毫無價值和效用了。中國的民族意識,雖播種很早,理想很高;但見之於實際者,人民生活卻鄉局限於個人主義的家族範圍。因之,一般生活理念,只有柔弱的家族道德觀。家族道德觀的過度發展,自然阻礙了民族理念的擴張。所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說:「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之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服務於民族理念的文化,便應發揚家族理念,使之擴大成為民族理念。以文化力量,消滅個人主義、家族主義的思想:擴大愛護妻孥家族的感情,成為愛護國家民族的感情;擴大家族、宗族的團體,成為國族、民族的大團體。「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權、民族的解決」。然後「抑強扶弱,興減繼絕」,以求世界民族的大同。

中國固有文化之道德本質,使人民潛移默化於仁、義、禮、智、信諸德性之中,習與性成,便有崇尚民主自由,愛好和平、互助的精神。歷史事實的啟示:凡能以文化作為創造人類幸福之工具的國家民族,一定繁榮勝利的。反之,以文化作為人類侵略危害之工具的國家民族,一定是衰落失敗的。以道德作工具的文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國父說)。從而發揚民主、自由、和平、互助的精神,以消滅由文化所造成的人類罪惡。凡自私自利,煽動仇恨、制造鬥爭、和狹隘、狂妄、嚴厲、侵略、奴役,一切以奪取為目的的思想文化,都要積極消除:而代以凡能創造人類幸福、以服務為目的的新思想文化。而貫徹這新文化的道德信條,則為三民主義所提示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八德固為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而其時代意義:忠,非忠於個人,而是忠於國家。孝,不限於事親,應擴而充之盡孝於民族。仁愛,則不能坐視任何人類之被侮辱、侵略、壓迫、奴役、殘害,必盡同仇敵愾打抱不平的精神。信義,則為重道德、明廉恥、負責任、守紀律,盡己守分,毋欺毋苟。和平,則為合作互助、急公好義、抑強扶弱、興滅斷絕。概括其義言之,就是人人隨分盡其智、能、力量、互助合作、以服務社會為目的,光大世界歷史,增進人類民主、自由、幸福為己任。

中國之於科學文化,並不是先天不足、只是後天失調。以致人民生活養成主觀、當然,因循、敷衍、生疏、固執等等習性:而缺乏求真、客觀、分析、實驗等的精神。物質上,則不重視創造發明,進益求進,講求生產技術,以致生活工具落後,陷於貧弱窮乏。究其因果,自應以發展科學文化為急務。但科學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只有物質文明,只有飛機飛彈,只有洋槍大炮,全是一種武力文化。……這種專用武力壓迫的文化,……就是行霸道。至於中國固有文化,「好過霸道文化,這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的,不是壓迫人的:是要人懷德,不是要人畏威。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我們中國的古語,是行王道」(國父語)。所以英國哲學家羅素曾說:「西方文化顯著的優點,是科學方法:中國文化顯著的優點,是合理的生活觀念」。這種批評,自然相當中肯;但必須知道:徒有合理的生活觀念,而無科學方法來配合,生活則不免於空虛、困乏:徒有科學的生活方法,而無合理的生活觀念來駕馭,則此方法,卻足為生活的危害。今日人類,正是既受了科學文化之益,亦受了科學文化之害,倘能適當濟之以中國合理的生活觀念,便可害摒而利增。相反的,中國文化的復興,「恢復了我國固有道德智識和能力……還要學歐美之所長──科學」。而且中國固有文化,既富有創造的精神和成果;哲學中亦有理性的本質。中國理性思想,代表了西洋哲學和科學的實證精神,中國只須本此固有智能,擴此理性精神,使之循邏輯的軌範發展,即不難與西方科學文明基本的「實證主義」相結合。實際的科學文明,也會自然的長成起來,因此,復興中國文化的任務,在科學方面,首在培植人民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態度、科學的頭腦、科學的方法。漸次推展,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一切生產技術和人民生活,都經過科學的洗禮。合理的生活觀念與科學方法的密切合作,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國父說:「政府對於人民的職責,在保、養、教」。即一方要注重修、齊、治平之教,一方要著重生產裕民之道。中國古之「尊食、重農」的文化,即在鼓勵「生產」。「五穀不勤,宜其窮也」。則教之以「勤勞」。「勤則不匱」於是「倉廩實而後知榮辱;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即自然的趨勢。中國後世,專尚文治,將勞力與勞心分開,貴士而賤農工。勞心者,不事生產而治人:勞力者,生產而治於人。士大夫階級愈多,則依食寄生之徒愈眾,實際勞動生產之人則愈寡,幾乎「平均一個人生產,要養活四個人」(國父語),民生焉得不困蔽,國家焉得不窮乏!民生主義的原則和辦法,以及「實業計劃」,即是一種「生產文化」,亦可謂為利用厚生的「實業文化」。消極方面,在打破專尚文治的風習,限制和消滅社會依食寄生的份子,把勞動與生產結合起來,把生產文化融和於社會實際生活中。積極方面,則推行「實業計劃」,充分發展自然科學,加強開發農、礦、交通、水利及各種輕重工業,大量培植各項技術人才,使廣大的勞力化為民生生活的物質。由人人自給自足而國家自給自足,以達到生產文化的要求──共有、共創、共享的幸福

綜合之言:中國固有文化的理性哲學與創造精神,是科學文化的基礎。春秋大義,是民族文化的基礎。儒家教義,是道德文化的基礎。重農生產,是生產文化的基礎。此皆中國之瑰寶,經世建國的文化,都應當把它發揚起來的。今日世界最普遍的現象,是合理的生活觀念與科學的生活方法,完全脫節。所造成的普遍病態,則為自私、罪惡、愚弱、貧窮。中國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則以天下為公,去掉人類的自私:道德文化,則以合理的生活觀念,消滅人類的罪惡:科學文化,則以科學方法,解除人類的愚弱:生產文化,則以勞動生產,挽救人類的貧窮。吾道盛行,不僅中國文化能發揚光大,人類文明,亦必然刮垢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