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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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文革 奪權  期的謀略與過(上)

 

 

辛灝年系列講演《太陽最紅的年代》連載之四

 

 

 

當陽光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

              

                                                                           ――引自《誰是新中國》

 

 

目錄

 

(上接第21期)

 

前言﹕瘋狂奪權與殘酷平亂

――中共文革奪權期的總謀略

 

(一)瘋狂奪權的謀略與過程

 

第一陰謀發動“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澤東“圖窮匕首見”

 

一、文革發動期的反右爭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及其局部的戲劇性轉變

 

1、批判資反路線是一個被逼迫出來的新戰略部署

2、文革是一場極其廣泛毫無止境和極端殘暴的反右鬥

     

3、中共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

4、發動期的局部反右鬥爭被毛斥為劉的資反路線

5、資反路線這一文革政治概念是怎樣被謀划出來的?

 

 

正文﹕

 

前言

 

瘋狂奪權與殘酷平亂

---- 中共文革奪權期的總謀略

 

從中共的革命歷史和革命理論來看,中國共產黨曾發動過兩次大的“革命奪權”。一次就是中共在前蘇聯直接指使和命令下發動的“共產革命奪權”,另一次就是中共首惡毛澤東一心要發動的所謂“文化革命奪權”。中共發動這兩次革命奪權所依據的理論,一個是馬列的所謂“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一個則是毛澤東“創造性發展了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中共發動這兩次革命奪權的結局,一個是在中國大陸顛覆了孫文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奪取了大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政權;另一個則由中共黨內的“首惡”打倒了“次惡”,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徹底地奪取了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在黨內的實權。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另一件就是打倒了劉少奇。

中共的這兩次“大革命”,前一次賴以成功的總謀略,簡略地說,就是“認賊作父與瘋狂僭奪”。所謂“認賊作父”,就是“甘認馬列,背叛中華”;所謂“瘋狂僭奪”,就是“革命為名,不擇手段”。對此,我在《誰是新中國》這本書和我的一些講演中,已經作了充分的說明和證明,這里不再重復。後一次,則是“瘋狂奪權與殘酷平亂”,這就是我今天所要詳細講述的了。

為什麼說中共文革奪權期的總謀略是“瘋狂奪權與殘酷平亂”呢?

 

Text Box:  這是因為,那一場由毛澤東親自大聲疾呼的文革奪權,始終都存在“奪”和“亂”的瘋狂局面。也就是說,在中共的文革奪權期,“奪權”和“平亂”,不但曾同時進行,而且曾交叉進行。因為,為了奪權,毛澤東及其文革陰謀領袖集團,曾不擇手段地製造了麻煩和混亂,它本身就屬於毛澤東要在“亂中奪權”的陰謀戰略;但也是為了奪權,毛澤東及其陰謀領袖集團又必須不擇手段地進行“平亂”。因為,自1966年底到1968年底的整個文革奪權期,劉少奇及其黨羽,中共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的當權派,曾為了“保劉”,更為了“自保”,甚至曾“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針鋒相對地為毛澤東的“奪權”製造過太大的混亂。再就是中共黨內的那些企圖趁火打劫者――如林彪一類的人物,他們為了藉文革奪權以積累和擴張自己的權勢,甚至是“更高地舉起了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來竊取毛澤東要一心奪回或剛剛奪回的某些權利。這就不僅加深、加大了文革奪權期的混亂局面,而且為打倒劉少奇之後共產黨內無休止的文革式內訌,作了張本,埋藏下了無窮的政治危機。就不說那些一心要“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各類造反派們了。他們有的因為不能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偉大戰略部署”,而在走資派和野心家的操縱下,瘋狂打起了派仗;更多的,則是為了爭做“真正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造反派,而在相互間發起了大規模“武裝鬥爭”;他們對於製造中共文革奪權期的混亂局面,實在是“功莫大焉”。

需要說明的是,我所指的“中共文革奪權期的總謀略”――“瘋狂奪權和殘酷平亂”,其“瘋狂奪權”雖屬於毛澤東既有的“偉大戰略目標”;但是,怎樣才能在瘋狂奪權中一步一步地“克敵致勝”,特別是為了“瘋狂奪權”而怎樣才能進行“殘酷平亂”,卻不是毛所固有的“偉大戰略部署”,而是隨著文革奪權期的混亂發展所“即時謀定”的陰謀手段。有的,甚至只是“臨時抱佛腳”的忙亂行為。所以,陰謀性、即時性、反復性和不定性,都是它的鮮明特征。這一時期中共人物“走馬燈”似的或顯或隱,或勝或敗,或上或下,或死或生,甚至“昨日尚為座上主,今日便是階下囚”的反復無常情形,便是它的明證。因為,毛澤東畢竟是人,不是神;在人間,從來就沒有所謂神。孟子尚稱“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毛澤東亦只能用人間的奪權行為,來奪回他在中共和中國的最高權力。何況,所謂“君權神授”,早已成為人類“過氣”的神話,是被人間早已拋棄的過時政治手段――因為這個從來就無法證明的權力理論,早已成為享有民權、或正在追求民權的現代人口中的政治笑話了。

我現在首先講――“瘋狂奪權”的謀略與過程

 

 

(一)瘋狂奪權的謀略與過程

 

 

第一陰謀發動“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 毛澤東“圖窮匕首見”

 

 

一、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變成了資反路線

---- 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及其局部的戲劇性轉變

 

1、批判資反路線是一個被逼迫出來的新戰略部署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1966年的夏天和秋天,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得意說道“我還沒有想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了這麼大的事……誰也沒料到,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

但是,雖然毛澤東曾為他的“沒有想到”,而“不亦樂乎”,但他真正“沒有想到”的,甚至是他“不亦愁乎”的,卻是他的這“三招”,縱然是為他打開了發動文革造反的瘋狂局面和血腥局面;可也是這“三招”,竟然對“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曾起到任何“整”的作用。相反,這個大方向卻一再地和不斷地受到了干擾,甚至是一如既往地被“改向”――如同在前期文化革命和“5、16”通知發佈之後,劉少奇們曾一再地改變了他的文革大方向一樣。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1966年的8、9兩個月,也就是“中共十六條”頒佈之後,毛澤東曾一心扶持和支持的血統論紅衛兵,就是那些天天叫喊著“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高幹子弟們,卻只知道在“破四舊和立四新”中,鬥、打、砸、抄、燒、殺,他們的目標所指,刀棍所向,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和“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各類“右派份子”,還是無辜的老百姓和可憐的知識分子們。他們這些文革闖將們,幾乎個個都把本次運動的重點――走資派,就是他們的爹媽們,全然忘到了腦後。

這個局面,雖然伴隨著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聯,日益張狂,日趨瘋狂,甚至已經將全中國(除台灣以外)都搖撼在一片鬼哭狼嚎之中,但是,由於毛澤東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并沒有明確公開此次運動要打倒的對象,就是黨的第二把手――劉少奇,并要清洗其黨羽;更沒有明確地指明劉少奇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中共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從而在實際上,一方面造成了運動“終極目標”的不明確,一方面則嚴重地擴大了文革對象的範圍;而使得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立即陷入了緊張的“自保”之中。因為自從共產黨奪取了中國大陸政權以來,共產黨的廣大當權派們還是第一次面臨著要被批判和挨鬥爭的境地,他們不可能不利用自己手中尚有的權力來拼命地保護自己。一句話,就是毛澤東雖然已經大大地打開了文革的造反局面,可是這場文革造反,卻不但沒有很快指向他要打倒的政敵,相反,卻把自己和這場文革放到了本黨絕大多數當權派的對立面。馬列中國”的共產黨當權派們,除掉文教戰線上的少數當權者,極少數擁有雙重身份――就是哪些既是“走資派”、又是反動學術權威的當權派們,已經被批判、被打倒以外,其中的絕大部分,在工作組撤出之後,仍然在以當權派的身份,領導著運動,左右著運動,甚至在操控著運動的發展。或者說,運動還遠沒有能力反過來對付他們。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豈止在頑強自保,而且在以攻為守,以致有相當數量的當權派,還建立和操縱了種種打著造反旗號、甚至是“保衛毛主席” 旗號的各類造反組織,以保護他們自己。而這些造反派組織,就是被人民日報8月8日社論稱做的“保皇派”,這也是文革“保皇派”稱號的由來。詳細情形,我在後面會談到。

在這個時期內,一句話,就是走資派在自保”。雖然,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在保護自己,但至少是在客觀上,已經造成了對劉少奇的巨大保護力量。這樣一來,毛澤東不僅不能使文革如他所願望的那樣,朝著他的既定目標發展,而且開始遭遇前所未有的廣泛抵抗,甚至可以說是全黨的抵抗。面對著這樣一番“艱難”的局面,他終於從由他一手造成的文革瘋狂局面中清醒過來了。他,一是意識到自己已經到了必須“揭寶”的時候,就是到了要明確文革之“真正革命對象和最大革命對象”的時候;二是必須找到一個由頭,以便為他發動革命群眾、革命闖將們敢於造這個真正革命對象和最大革命對象”的反,和自覺地、甚至是熱情地造這個中國赫魯曉夫的反,注入充分的革命激情和革命力量。因為,除掉他不得不這樣干以外,如我在前面一再說過的那樣,他還必須堅持的一個“原則”,就是必須要讓人看到和感覺到,“仍然是人民要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而不是我毛澤東要打倒他”,毛不過是“順應”人民的造反願望,應該責無旁貸地來領導這一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罷了。

於是,一個名號最終被立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矛頭將直接指向劉少奇的文革揭發批判運動,就在毛澤東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還有那個早已經登堂入室的陰謀領袖集團――中央文革小組的共同陰謀策劃下,作為一個新的偉大戰略部署――出籠了。

然而,究竟是什麼路線,才是毛澤東們所指斥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呢?這條反動路線的內容是什麼?它又是怎樣被製造出來的呢?

 

2、文革是一場極其廣泛毫無止境和極端殘暴的反右鬥爭

 

一個奇異的文革政治現象就是﹕在中共文革的整個發動期內,明明是毛澤東本人曾直接策劃、發動、領導、參預,甚至是大張旗鼓地號召和支持過的“文革反右鬥爭”,其局部的內容,後來竟然戲劇性地被毛澤東自己指斥成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且這條“資反路線”,還被他明確地指斥是劉少奇和鄧小平製造和執行的,從而為毛澤東找到了一個“可以造劉少奇反”的頂頂合適的罪名,更為毛澤東煽動紅衛兵、造反派、革命群眾,特別是曾被“劉鄧資反路線”壓迫甚至是迫害過的紅衛兵、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來造劉少奇的反,直至為他打倒劉少奇,鼓盪起了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革命熾情”。

為了說明這個新造反熾情之所以能夠被煽動起來的原因,以及毛澤東這一新戰略部署的真正由來,我還是先要追述一番“中共文革反右鬥爭的三階段”。

但我首先要說明的卻是﹕中共文革的本相就是一場極其廣泛毫無止境和極端殘暴的反右鬥爭

因為,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忘記的是﹕

第一、中共的整個革命,從來就擁有著一個“永恒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反右鬥爭”。因為中共向來自命為“左派”。從前蘇聯為他建黨並指揮他革命,直到他在中國大陸革命成功,他的革命內容和革命對象,就從來沒有偏離過“反右鬥爭”這個主題。雖然有時他也會另起名目,其內容卻均屬於反右,或離不開反右。甚至即便是明白地要“反左”,它也還是要批判這個“左”是“形左實右”,其實質還是“右”。對此,凡“有幸”參加過共產黨的革命,或被共產黨革過命的幾代中國人,大概都曾“身領神會”。

第二、正因為中共有著“反右鬥爭”這樣一個永恆的主體,所以,中共發動的文革,也就不可能偏離這個永恆的主題。而且,正是在“反右”這樣一個永恆的主題之下,中共的文革,才擁有了兩個主體的內容。

其一是明確地“反走資派”。並且,反走資派才是“本次運動的重點”,也是“共產黨史無前例的重點――這是毛澤東和中共“十六條”所公開號召的;但“本次運動的重點”,雖然“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不是因為有一些當權派犯了“左”的錯誤,才要把他們當成走資派來整,而是因為有一些當權派犯了“右”的錯誤才成了走資派,所以才要整。在中國大陸,有誰敢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他不是右派,難道還是左派嗎?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自然更不是因為他左,而是因為他右――又有誰敢說“叛徒、工賊、內奸劉少奇”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呢?雖然,迄今為止,“我黨”的一些人士、“我黨”的某些造反派和“我黨”的很多專家學者眼中(――我所說的這些常常自稱“我黨”者,不一定都是中共黨員),均認為文革是“左”的產物,甚至是“太左或狂左”的表現,因為它“左”到了連中共的自己人也要批,連中共的老革命也要鬥,甚至連中共全黨公認的革命領袖都要打倒……。但他們忘記了,正是因為中共的這些自己人、老革命和革命領袖們,均被指斥為犯下了右的錯誤,甚至是右的罪行,才被中共自己批判、鬥爭和打倒的。哪怕他們實際上個個都是“左”得不得了!因為,“愈加之罪,何患無辭”。但這個“辭”,卻只能是“右”,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右”,而不可能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雖然,它的歷史本相,不過是中共的“窩里”,就是“毛劉內訌”罷了―― 與左和右本不相干!

其二是明確地“反右派”。而反右派,在文革期間,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共中央的“516通知”和“中共十六條”,還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就是文革命期間的“兩報一刊”,在整個文革歲月所發表的太多社論和文章,對“反右”都曾一再地和凶狠地號召過。雖然他們並沒有象中共57年反右鬥爭那樣,明確地給它冠上了一個“反右運動”的名稱,但這個主體內容,卻貫穿了整個文革期間。其主要原因,一是如我在前面所說,毛澤東要發動黨外的階級鬥爭來保證他發動黨內路線鬥爭的勝利。二也如我前面所說,毛澤東還要保證在打倒劉少奇、清除劉家黨之時和之後,中國還是“馬克思像下的中國”,天下還是共產黨的天下,政權還是他毛澤東一人獨霸的政權,絕不容許階級敵人乘機推翻共產黨和他個人的專制統治。三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號召造反,就不得不再一次製造階級鬥爭,發動對知識分子、普通人民和黑五類――就是共產黨的數千萬“罪奴”們的“反右鬥爭”――實際則是瘋狂迫害,為他發動一場“大皇帝要打倒二皇帝”的內訌,“張目,奠底,造勢和試刀”。四是當他在打倒劉少奇的過程中,發現有人干擾了他要“倒劉”的大方向,居然給他的倒劉鬥爭製造了混亂,甚至嚴重地造成了民間的不穩時,他便毫不客氣地用“反右鬥爭”這個“製造殘酷階級鬥爭的利器”,來宰殺曾跟著他造反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不但毫無側隱之心,而且絕不手軟,比如發起 “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等大規模迫害運動。五是當他果真打倒了劉少奇,清洗和“改造”了劉家黨,已經完全能夠“獨佔其黨、獨專中國”之時,他依然還是用階級鬥爭這個武器,要將“反右鬥爭”進行到底――不論是發動殘暴的“一打三反運動”,還是批判林彪的“行左實右”,直到反擊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甚至是血腥地鎮壓“四、五”天安門事件,他都是自始至終地高舉著共產黨的“反右鬥爭”大旗,繼續地和毫不手軟地進行著殘酷的鎮壓、迫害和殺戮的。縱觀整個文革,除掉打倒走資派這一“黨內反右鬥爭”的主體內容之外,中共自始至終對黨外屬於人民範疇、知識領域和“罪奴階級”的殘酷反右鬥爭,豈但是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相反則是愈演愈烈。

第三,中共文革反右鬥爭與19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有著那些區別?

一是在中共文革反右鬥爭中,反毛的罪行甚於反黨的罪行;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重於反馬克思主義的罪行;反對文革的罪行高過反社會主義的罪行。諸如“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之類的造反派宣言,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之“三反罪行”中的“反毛澤東思想罪”,以及所謂“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惡攻”罪,在57年的反右鬥爭中,是不曾被明確地提出過來的。所以,中共文革期間的反右鬥爭,才會大大地擴展了他進行黨內清洗的對象,甚至將黨內“反右鬥爭”當成了本次運動的重點。

二是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是一場專以迫害知識分子、旨在建構全面專制思想統治的政治運動。中共文革反右運動,雖在“永恆主題”上與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完全一致,卻在其內容上存在著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文革主要是一場“黨內清洗”,即以黨內的反右鬥爭為主。其間,中共為打倒和保證打倒劉少奇、清洗劉家黨,而發起的一場又一場對民間的反右鬥爭,雖是它的另一個主體內容,卻是它的“副題”,也就是如我前面所說,是為打倒劉少奇等“走資派”這個文革“主題”服務、墊底和造勢的。

三是中共文革反右鬥爭無限制地擴大了它的打擊對象,不僅增加了新的右派份子,而且增加了冠以種種名目的新右派份子,諸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份子”、“516份子”等等。其打擊面之廣,已經完全不象57年那樣,運動尚局限在知識分子的範圍之內,而是包含了社會的各個階級和階層。如前面所說,連很多中學生甚至許多尚未成年的少年兒童都不能幸免。

四是無限制地延續了它進行反右鬥爭的期限。而不是象57年那樣,僅僅是半年左右就已經落錘定音,至多一年左右,已經是該抓的抓,該般的判,該勞教的勞教,該勞改的勞改,極少數需要處決的,則要再找一個罪行以便處決。但文革期間的反右鬥爭,卻具有連續性的明確特征。就是各類右派份子――新老反革命份子們必須遭受一次又一次地重復打擊。雖然每一次施行打擊的名目和由頭均不相同。而這個連續打擊所依據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以及與這一進程密切相關的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應該說,文革期間的反右鬥爭,其每一場、每一次、每一個階段,都與毛澤東的陰謀戰略休戚相關。

五是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除掉被中共正式逮捕判刑勞教、勞改的以外,既不曾出現私刑審判和私刑拷打、折磨和殘殺的現象,也不曾出現被紅衛兵造反派們抓捕、隔離、看守和蹲牛棚等等景象。整個反右鬥爭,均屬文鬥,而未出現武鬥;但在中共文革期間的歷次反右鬥爭中,卻借私刑拷打,折磨,甚至處死無辜民眾、知識分子、特別是黑五類“罪奴”之殘酷行徑,居然遍於中國,其執行私刑的殘酷手段,其武鬥的“爭相鬥奇”,足以令全世界的古今歷史家們嘆為觀止……。

 

3、中共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

 

這裏所說的三階段,是指在文革發動期――包括“前期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期”,中共為發起文革所進行的反右鬥爭三階段。在這三階段中,毛澤東為將文革引向“造走資派反”的大方向,劉少奇為改變毛澤東“反走資派”的大方向,不僅處心積慮地進行過“明爭暗鬥”,而且都進行過頑強的“攻守之戰”,卻又各懷鬼胎地共同發動了殘酷的“文革反右鬥爭”。

我現在就分別對這三階段作出必要的說明。

 

第一階段前期文化革命對文化學術界的公開批判和

批判陰謀――本階段“毛是禍首,劉為從犯”

 

我在一開始就已經詳細講過,中共中央早在1964年7月,就已經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前期文化革命就已經開始。在這個階段內,在毛澤東而言,是在為發動後來的那一場文化“大”革命,而陰謀“從文化界入手,從外地發難”,一方面旨在奪取文化革命的發動權和領導權,一方面則力圖將已經開場的文化革命,誘導向他所需要的政治鬥爭方向。為此,毛象1957年一樣,一再地策劃陰謀,挑起並組織了對學術文化界的批判和鬥爭,甚至超越了57年的文化和政治批判界限,不僅在外地的報刊上,發起了對學術著作、文藝作品、文藝“黑線”的批判,而且已經公然地提出了“在文藝界,有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立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請參閱本講演錄“中共文革為何定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相關內容)。

就劉少奇來,則是為了牢牢掌握住毛要發動的這場文化革命的發動權和領導權,轉移毛在政治上的真正鬥爭方向,他便一方面順應毛澤東的要求,開始批判文化人,整頓文化界;一方面則頑強地抵制毛的更深意圖,決心只將文化革命局限在學術文化範圍之內,絕不引火燒身為此,他領導了文藝界的兩次整風,罷免了文化部的兩位正副部長(齊燕銘、夏衍),批判了一批文藝作品和一些學術文化人,卻對與自己有關係者,刻意予以保護,如唅等。

如此,文化學術界也已是一片風聲鶴唳。一場如同57年反右鬥爭,甚至比57年更加厲害的一場“文革反右鬥爭”,在實際上已經開始。只不過,在這一階段,由於毛、劉各懷鬼胎,更由於這場“名非反右、實為反右”的鬥爭,是為毛要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服務的,又是劉為“自保”所要消極應付的,所以,它與57年的中共反右鬥爭,有著相同和不同的方面

一是在範圍上,與57年反右相似,主要是在學術文化界,但更重在上層學術文化界,即一開始就將矛頭指向了黨內外的學術權威和文化名人,以及一些有著廣泛影響的學術著作和文藝作品,尚未在全體知識屆(包括教育新聞界)進行廣泛的發動。

二是在行為上,雖然已經展開學術文化批判,但批判仍局限在報刊上和在有問題的相關學術文藝單位,尚未號召“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還未進行群眾性批判,展開殘酷鬥爭。由於重點是文化學術界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大家和著名作品,因而還沒有波及到普通的學術文化人。雖然罷免了文化部的領導,也還未泱及到全國文化學術屆的各級領導,特別是在文革中受害最深的各類各級教育界領導。

三是在階段上,尚屬於批判階段。一般地說,還來不及進行政治定性和政治處理,即普遍罷官、撤職、開除、逮捕、法辦,勞教、勞改、甚至是判處死刑。

四是這一階段反右鬥爭的特征,是名不謂反右,實際就是反右;雖剛剛開始,卻來勢洶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場為了發動文革而發起的反右鬥爭,尚處於開始階段和局部範圍,但後續將會更加慘烈﹕1966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就曾傳達陶鑄的指示,稱“運動要轉入反右”;1966年5月19日,這個後來被稱為“黨內最大的保皇派”的陶鑄,又在中南地區文化革命動員報告會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少數改造得比較好,多數人沒有徹底改造,有一部分人非但沒有放棄資本主義道路,而且一有機會就向社會主義進攻。”由此可見本階段即前期文化革命階段反右鬥爭的性質和方向。

五是在本階段,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由於對發動一場文化革命,不僅看法不同,而且各懷目的,本質則是一場瘋狂內訌的開始。因而,它才不像1957年反右鬥爭那樣,從一開始,毛、劉、周、朱……等一個個都“精誠團結”,對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同仇敵愾”,恨不能一夜之間就能夠將中國的“右派份子”絞殺得乾乾淨淨。所以,在發動期的“前期文化革命”階段――這個長達兩年左右的時間里面(1964年7月-1966年5月),由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還處於“內部分歧、三心二意”的狀態,這才造成了“風雨雖驟,其害尚微”的局面。

這就是我所說的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三階段的第一階段。而我認為還必須指明的是,就本階段“文革反右鬥爭”的事實來說,毛是禍首劉是從犯 。因為,這一階段的反右鬥爭,都是毛陰謀發動和頑強堅持的;劉則是被動順從,暗中抵制 。明白這一點,將十分重要。

 

 

第二階段﹕從“516通知”到“橫掃”社論發表,再到中共“十六條”頒佈之前――本階段“毛是元凶,劉為要犯”

 

如果說自1964年夏天開始的前期文化革命,直到1966年中共“516通知”發佈,都屬於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第一階段;那麼,自“516通知”起,中共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就已經開始進入了它的第二階段。特別是半個月之後,就是1966年6月1日和2日,當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兩篇社論之後,文革發動期的第二階段反右鬥爭,不但已經被迅疾發動得如火如荼,而且已經被疾速發動得“轟天裂地”,連空氣中,都到處彌漫著批判和鬥爭的“火藥”味。

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共的“516通知”,將這一階段反右鬥爭的方向和方略公佈開來了。

為什麼?更是因為,由毛澤東派陳伯達佔領了的中共最高輿論陣地――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那兩篇社論,從而將一場瘋狂的反右鬥爭,推向了它的不歸之路。轉眼之間,全中國的知識分子、普通民眾、黑五類“罪奴階級”,甚至是青年學生,都被共產黨反右鬥爭的鐵掃帚“橫掃”開來;全中國人民的靈魂都被共產黨“橫掃”進火燙的人間地獄,被罪惡的地火燒烤起來了……

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他向全黨、全國發出的“516通知”中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通知”為了將矛頭指向黨內的當權派們,更加蓄意地將矛頭指向了黨內外和社會各界的“右派”們,特別是被它所稱的右派代表人物身上﹕“……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都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所以,這個時後,挨批挨鬥的,幾乎全是“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特別是“教育界”的無辜知識分子們……。

被稱為真正拉開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就是標誌著從前期“文化革命”走向“文化大革命”之重大轉折的人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除掉更加詳細地闡述了“516通知”所指出的各類反右鬥爭對象之外,還發了狂似地號召說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份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 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而“新老右派份子”們,確實就是這樣地被他們通通地批得、鬥得、橫掃得“落花流水、威風掃地”。這實在是與57年那一場人民反右鬥爭沒有兩樣,只是範圍更廣,規模更大,迫害更深、更劇、更慘烈而已。

然而,這仍然只是一個開始,還只是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第二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裏面,除掉奪回了部分黨權的毛澤東發了瘋似的發出了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偉大號召”之外,劉少奇亦出於自身的利害要求,立即向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和有關方面派遣了工作組,用共產黨老一套的整人方式,和57年反右鬥爭早已使用過的各色手段,開始在各個單位排“左中右”,確立“依靠和打擊”的對象,甚至在黨內尋找“替罪羊”,將文革反右鬥爭全面地和“深入”地發動和開展起來了﹕

1966年6月12日,高教部長、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突然被停職反省,各地共產黨的當權派們立即群起仿效――北京大學校長陸平、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上海藝術學院院長賀綠汀等許多高等院校具有當權派和學術權威之雙重身份的領導人,都先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並在報紙上被公開點名批判,本人則在本單位遭遇批判和鬥爭。

1966年6月中下旬,由於北京有39所高等學校的學生要求赶走工作組,劉少奇則立即指示工作組“反干擾”,把相當多的學生、教師打成“右派”,或“假左派真右派”、或乾脆打成“反革命”……有人被整得神經失常,甚至自殺身死。

1966年6月22日,陶鑄發出指示大學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搞教職員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

1966年6月28日,劉少奇則在批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中稱﹕“在牛鬼蛇神紛紛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及時組織反擊。”

7月初,劉少奇又批示﹕“中學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審查教師隊伍”。“中學教師要集中交待問題”。

1966年7月3日,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則在“關於中等以上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見”中提出,“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

於是,和1957年反右鬥爭一樣,一些所謂歷史上有問題的人,一些所謂出身不好的人,一些平常喜歡向領導提意見、發牢騷的人,一些犯過各種各樣錯誤的人,便開始被列人打擊的目標,實際上就是“反右”的對象……。

本階段的反右鬥爭,雖然名不謂反右,但不僅在形式上酷似57年的反右,在內容上更是與57年反右一樣,只是更廣泛、更凶猛、更能夠“觸及人們的靈魂”罷了。

在毛澤東,它是為發動文革,搞亂天下,以便他奪取劉少奇和劉家黨權力的重大謀略說到底,就是要用製造階級鬥爭來引發和保證他一心要發動的黨路線鬥爭,即對劉少奇及其黨羽的政治大清洗。

在劉少奇和劉家黨,則是對毛的一種陰謀抗爭,就是“不惜犧牲民命”,以發動大規模的反右鬥爭來轉移毛發動文革的大方向。

而更多不知“上情”的共產黨當權派們,則是因為“反右”從來就是中共革命鬥爭的“永恆主體”,特別是整殺無辜知識分子和無辜民眾,又從來就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所謂“輕車熟路”,因而,本階段的文革反右鬥爭,才會點火就著,而且轉眼之間就蔓延開來,甚至立即燃燒成了一場人間的地獄之火。

在本階段,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就是毛是元凶劉為要犯。因為,一切都是毛瘋狂發動的;一切也都是劉因另有打算而賣力執行的。

 

第三階段﹕從“十六條”公佈到正式提出和號召批判資產階級資反路線――本階段“毛是罪酋,黨是打手”

 

首先,我要說的是﹕十六條頒佈後,文革的主要對象仍然是除走資派之外的各類右派份子。但是,就在中共發動文革四十週年之際,有極少數當年的造反派人士,居然還在海外“傳頌”著一個政治笑話,就是“中共和‘毛主席他老人家’頒佈的‘十六條’解放了群眾。意思就是﹕整群眾,都是劉少奇派工作組領導運動的時期干的;中共十六條頒佈之後,文革就非但沒有整過群眾,而且解放了群眾……。”這當然是一個“政治謊言”,是對中共文革懷有某種特殊戀情的產物。    

歷史的事實是,“十六條”除掉第一次提出了“走資派”的政治概念,並明確指出“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才是文革的大方向之外,它還繼承和強調了“516通知”和人們日報“橫掃”社論所已經號召的“文革反右鬥爭”。它甚至更加兇狠、更加明白地號召說﹕“……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十六條”還具體地指出﹕“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産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綫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還有就是“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以及“資産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

時至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副統帥林彪還在毛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小撮資產階級份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份子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司令部,我們要粉碎這些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

這樣一來,如我在前面已經講過的那樣, 中共“十六條”就又將已經被批得、鬥得、甚至是在工作組撤銷後已經被打得血肉橫飛的“一切牛鬼蛇神”,特別是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們,和所有有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各類分子,再一次明確地列入了“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的對象。同時,又把十七年來已經被共産黨整過、鬥過、殺過不止一次的所有階級敵人,57年的右派份子,和始終被共產黨認為是有問題的人,借著中共迅速號召和發動起來的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運動,變本加厲地施行了更加瘋狂的打擊,迫害,直至公然地殺害。對此,我在前面已經詳細地作過介紹了。

 

其次,我要說的是十六條”頒佈後,文革反右鬥爭愈來愈張狂愈來愈殘酷愈來愈恐怖。因為,問題還不僅僅是中共“十六條”繼承了中共中央“516通知”和人們日報“橫掃”社論對文革反右鬥爭的指示和發動,還不僅僅是在撤銷了工作組之後文革反右鬥爭仍然在繼續,而是在它公佈後,中共黨內的當權派,和所謂的走資派,除極少數被中央點名的以外,在全國,他們不但沒有成為此次運動的重點,甚至在工作組撤銷後,他們仍然在領導著或操控著文革反右鬥爭,特別是把文革反右鬥爭推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殘暴階段,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公然地“鬥、打、砸、抄、燒、殺”階段,徹底地逆轉了工作組期間基本上是還是“文批”、而不是“武鬥”的狀況。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特別是包括57年右派份子在內的黑五類“罪奴階級”,不論是男女老少,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在北京,竟然已經遭遇了公開的虐殺甚至是大規模的屠殺,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至此已經被發展到了史無前例的殘酷血腥狀態。

然而,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其根子,當然是毛澤東要不顧一切地搞亂劉家黨的天下以便奪權,“不惜血本”地要鼓盪起革命造反的熾情,以幫助他奪回自己的權力。但是,就毛一心所要的,要打倒劉少奇和劉家黨的文革大方向而言,這又是一個明顯的違背。因為,實際上,運動的主要對象和重點對象,還是那些與“走資派”無關的各類右派份子,而不是在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因,就是各地各級各單位黨的領導都在“自保”。其實,這是毛澤東和他的陰謀領袖集團所應該料到、卻又沒有料到的。之所以出現了這種連毛也不曾料到的狀況,其原因――

一是從“本能”上來說,共產黨的官必然反右。這是因為從前期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從“516通知”、“橫掃”社論到“十六條”的頒佈,非但都一直在號召“反右”,而且都在進一步地號召“反右”;再加上中共中央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就已經宣佈工作組犯了錯誤,中共中央已經下令撤銷了工作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又明確地否定了派工作組領導運動的做法,於是,各地各級和各單位的絕大多數黨委,非但開始重新領導運動,而且更在他們的策劃和掌握下,成立了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其成員,絕大多數是中共高級幹部子弟,少數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出身的運動積極份子,但都是前一階段反右鬥爭的骨幹,就是那些向來整人整得有癮的“左派”們。他們根據“十六條”,根據“反右”永遠不會錯,再加上“整群眾和打右派”在他們從來就是輕車熟路,他們便“本能地和積極地” 將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掀起了又一個血淋淋的新高潮,並迅速地將工作組時期的“文鬥”演化成了沒有工作組的“武鬥”,將“橫掃”引向了“橫砸、橫燒、橫抄、橫打和橫殺……”,從而製造了文革反右鬥爭的第三階段,就是最為殘酷、最為血腥的階段。

 

二是從自保上來看,共產黨的官必須反右。這是因為﹕

其一,因中共“十六條”已經公開宣佈﹕“本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而有史以來第一次將中共的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的黨政領導,就是“當權派”列入了被整的對象,但又沒有明確地指出是要整那些走資派,也就是說,既沒有限制,又沒有範圍,因而迅速地和極大的地擴大了黨內打擊對象,從而出現各級、各地、各行業和各單位的共產黨當權派們不得不“自保”的普遍現象。對毛澤東而言,這種“自保”,起碼是在客觀上變成了“保劉”。

其二,“十六條”確實企圖“解放”極少數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右派的“革命學生或革命群眾“,一是毛澤東此時尚特別需要和利用能夠幫助他“搞亂劉家天下”的革命造反闖將,二是特別需要和煽動被工作組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極少數“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起來造反,藉以否定工作組領導文革,進而煽動他們反對劉少奇。但需要說明的時,這些少數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根正苗紅”者,絕大多數都曾是共產黨培養的對象,只不過是在這一場目的尚未明確的運動中,遭遇了“委屈”而已。而毛澤東要利用的,就正是他們的“委屈”。比如,北京幾個大學“根正苗紅”的革命學生,後來聞名全國的革命造反派五大學生領袖蒯大富、韓愛晶等人,他們就是因為在工作組領導運動時期,反對過工作組,遭遇了工作組的迫害,又被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十六條”的“不准鬥學生”這一條所“解放”,所以,他們後來才成了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的最重要的打手,成了與這一場血腥革命永遠也脫不了干係的“良弓和走狗”,雖必然要落得個“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場,也就是被“藏”進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監獄,被“烹”成了另一類反革命份子而已。

其三,中共十六條頒佈之後,確實有所謂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要造當權派的反,要打“走資派”。“革命學生”中,自然會有一些思想敏感者;革命群眾中,也自然會有一些善觀風向者――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有這號人物。特別是毛已經發表了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這使他們感到,在黨中央可能存在著一個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司令部,甚至是反對毛的司令部。十六條又公開地發出了“整黨走資派”的號召,還宣稱這才是文化大革命要整的重點對象,而劉少奇畢竟已經犯了錯誤,從一人之下落到了七人之下,他會不會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呢?再加上陰謀家們又存心地在擴散著各種各樣不利於黨內某些當權派的小道消息,用以誘導一些思想銘感的“革命學生”和善觀風向的“革命群眾”;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提法,又自然會使人聯想到與他對立的那一條路線,究竟是一條怎樣的路線,是否就是這次運動要徹底鏟除的路線?這一切,都在使一些膽大者和投機者想到從中央到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都可能存在著被毛認為是“走資派”的幹部,如果有,那就應該響應毛的號召,造他們的反!何況,多年來對毛神化的成功,特別是文革開始以來對毛造神的巨大成就,早已造成他們對毛澤東的深信不疑和極端崇拜。這樣一來,在毛,也就是“神”永遠也不會犯錯誤的認識前提之下,他們當真便要響應毛和黨中央的號召,迫不及待地要開始他們的“革命造反行動”了……於是,就在“十六條”剛剛頒佈不久,為響應毛“炮打司令部”的號召,8月中旬,北京地質學院成立了“東方紅公社”;下旬,北京航空學院成立了“紅旗戰鬥隊”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井岡山戰鬥團”……他們自稱是“革命的紅衛兵”,主張“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與“血統論紅衛兵”拉開了距離,卻同樣排斥“黑五類”子女,但吸收一些社會中間階層子女們參加,從而吸引了原來頂多只能給“血統論紅衛兵”做“紅外圍”的許多“要革命”的學生。              

正是由於出現了另一類的紅衛兵,特別是在8月的北京成立了那幾個所謂革命紅衛兵團體,並且立即被毛和他的陰謀家們發現,其中的蒯大富等人甚至迅速與“中央文革”挂上了鉤。於是,他們就立即在“自覺和受命”這樣兩種力量的驅動下,開始大造起“走資派”的反來了。北京的“革命紅衛兵們”,開始借大串聯從北京出發到全國各地,去煽動造中央和當地走資派的反;各地的“同類紅衛兵們”,則在他們的串聯下,也開始橫下一條心,要造本地區和本單位當權派們的反。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才在全國出現了炮轟黨委和造走資派反的許多政治事件,如﹕西安的8、14事件,長沙的8、19事件,福州的8、29事件,上海的8、20事件,武漢的9、2事件,重慶的8、28事件,貴陽的9、5事件,合肥的8、27事件等等等等……。

顯而易見的是,這一確實代表著中共文革大方向的革命造反,無疑撼動了各地、各級和各行業、各單位的共產黨當權派們,在他們的眼睛里,這些敢於在太歲頭上動土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當然就是右派學生,右派份子,甚至是反黨份子和反革命份子,或起碼也是一些搗亂的壞份子。於是,全國的共產黨當權派們,面對著這樣一個可怕的局面,也就不得不採取種種手段來“自保”了。而也正因為要自保,一場被擴大了的反右鬥爭,就是對“要響應毛的號召,起來造走資派反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所進行的反右鬥爭”,也就迅速地和自覺地被全中國共產黨的當權派們發動起來了。總的來看,他們所採取的策略,如前所述,一是更加賣力地批鬥所謂的“一切牛鬼蛇神”,默許甚至支持血統論紅衛兵的“橫砸、橫燒、橫抄、橫打和橫殺……”,以轉移“十六條”所號召的“揭發批判走資派”的文革大方向。二是高聲擁護“打倒中央已經點名的大走資派”,以表明自己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政治立場。比如批判“彭羅陸楊”和一些擁有高官地位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們,拋出本地區、本行業、本單位負責宣傳、教育和文化方面的“走資派”們做“替罪羊”,以供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批判與鬥爭,目的還是轉移鬥爭“走資派”的大方向。

其四,則是將矛頭指向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要造他們反的“革命造反派”,就是那些出身好、或沒有出身問題的運動積極份子,就是所謂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和從北京串連到本地來扇風點火的北京紅衛兵。當權派們在“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口號下,為“自保”而指斥北京來的紅衛兵是“南下一小撮”,斥罵響應北京紅衛兵的本地紅衛兵為“本地一小撮”,甚至派人到處張貼“驅逐令”,散發“警告這批混蛋”一類的傳單。

其五,則是在八、九月的動蕩中,由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黨的領導或政工部門吸收“紅五類”成立“工人赤衛軍、工人赤衛隊,紅色政權保衛者”等一類組織,用來協助“血統論紅衛兵”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他們甚至調動農民進城,來圍攻毆打那些正在“炮轟”省市委的本地和北京來的革命紅衛兵們。

其六,則是策劃組織“高喊革命造反和高喊保衛毛主席”的又一類造反派,就是“高喊造反”卻“反對造本地區本單位當權派”反的造反派,從而造成所謂文革保皇派的出現。而他們的理由,就是認定本地、本行業、本單位的領導,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的人,都是無產階級的當權派。所以,他們為了保衛無產階級政權,而要反對另類造反者――就是右派,對當權派的揭發、批判甚至鬥爭。因他們擁有著合法的權力,又擁有著為數眾多的工農群眾,所以,在這個階段,他們占了絕對的上風。因而,一些反走資派的文革積極份子,則遭遇了他們的打,壓,甚至被他們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 1966年9月24日,連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這樣的高官,都做過“抓黑鬼”的報告,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前一階段敢於跳出來炮打省市委的那些人。然而,他們的這種反右鬥爭行為,卻為後來“跟毛造反”隊伍的壯大,立下了“汗馬功勞”。

其七,則是調動“血統論紅衛兵”,就是今天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的,產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真正接班人和永遠接班人”,來保他們的父母,來保本地區、本單位的共產黨當權派們。因為,既然“十六”條已經將“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立為本次運動的重點,則由中共革命幹部子弟,尤其是那些高級幹部的子女們,所組成的“血統論紅衛兵”,就會出於“本能”,而維護自己的當權派父母,進而就要維護本地區、本行業和本單位黨的領導,也就是一定要維護這些“有權、有產、更有著無窮利益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掌權者們”,維護他們自己在實際上和精神上的特殊地位,就是特權地位,如果說得動聽一點,就是“崇高的階級地位”。所以,他們自然就要與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依然掌握著權利的黨委領導,或其中的絕大部分當權派合流,更加賣力地將批判和鬥爭的矛頭對準了“社會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和中央已經點名的大小走資派;從而才會使這場“文革反右鬥爭”,伴隨著他們正在參加的“破四舊和立四新”運動,陷入更加殘酷和特別殘酷的階段。

在本階段,上述種種情景,如我前面所說,還是很快就被毛澤東察覺了。所以毛澤東不僅要迫不及待地和一再地發出最高指示,以制止各地當權派的這種有組織、有謀劃地利用工農以“自保”的行為,而且一再地指令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一再地指令人民日報等發表社論,以警告各地的當權派們。因為各地當權派的上述種種自保行為,已經使毛一心所要的文革造反,沉重地擱淺在文革的激流險灘上。

於是,早在1966年8月8日就發表社論,製造了所謂“保皇派”概念的人民日報,又於8月23日發表了“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宣稱﹕“黨中央就是黨中央,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就是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黨組織。”“絕不許以任何籍口拒絕和壓制群眾的批評,更不允許把批評自己的群眾打成反黨、反中央的反革命份子”。

然而,由於本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但又因為既沒有指明打倒的最高目標,又在客觀上制造了過於廣泛的對象,毛澤東的指令、中共中央的文件和“兩報一刊”的社論,均收效甚微。這樣,全中國正在想方設法“自保”的大小當權派們,此時,在實際上都已經自覺地和不自覺地站到了劉少奇一邊,“與劉少奇共命運”了。這個狀況,在延續了兩個月後,毛澤東和他的陰謀小集團,才終於想出了對付的辦法。雖然,這個辦法確實改變了現狀,但是它的餘波,卻一直延伸到1966年底,才出現了讓毛澤東反敗為勝的光景。

在本階段反右鬥爭中,我還要作一個總結的,就是“毛是罪酋黨是打手”,與劉少奇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因為發動了、並標誌著這個階段反右鬥爭旗號的,就是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十六條。就是說,是毛號召了這個階段的反右鬥爭,又是黨進行了這個階段的反右鬥爭。但問題是,自本階段始,罪酋毛澤東所最想要打的,卻是黨的大小打手們所最不願意打的;而黨的大小打手們之所以都要這樣打,甚至是積極地要這樣打,主觀上雖是“自保”,客觀上卻是“保劉”。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毛澤東所要的文革大方向。然而,不論是罪酋毛澤東,還是共產黨的大小打手們,對於發動一場殘酷的反右鬥爭,都沒有疑義,只不過是黨的打手們為了“自保”,而不得不把毛澤東所需要的“新革命闖將”也當作“右派”打了而已。這既給毛澤東製造了麻煩,也給他們自己留下了無窮的後患。

 

4、發動期的反右鬥爭被毛澤東指斥為劉少奇的資反路線

               

在我已經將中共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三階段作了必要的說明,並且明確了這三個階段的始作庸者,也就是禍首、元凶和罪酋,都是毛澤東之後,我們就能夠對中共在“十六條”發佈兩個月後,為什麼會突然掀起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有一些清楚的認識了。這些認識就是﹕

 

發動期反右鬥爭的三階段均不符合毛的文革大方向

如我前面所說,雖然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三階段,均為毛澤東本人所發動,毛才是真正的禍首、元凶和罪酋,但是,這三個階段的反右運動,都並不符合毛澤東所要的文革大方向。

因為,在第一階段,毛尚處於失去黨內實權和最高輿論權的狀況中,只能採取“陰謀發動”和“外地發難”這樣一些手段,甚至只能藉陰謀挑起文化學術界的反右鬥爭,來發動他所想發動的文化革命。儘管如此,他還是受到了掌握著實權的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黨內領袖們的陽奉陰違,甚至是公開的抵制。所以,由他發動起來的前期文化革命,就是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第一階段,也就與他所一心相與的文革大方向,想去甚遠。

在第二階段,毛雖然已經奪取了黨的部分實權和發動文革的部分權力,甚至是最高輿論權――就是掌控了人民日報和一些中央輿論機構,但劉仍然在主持中央工作。由於劉一方面在順從毛,把文化革命搞成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卻在利用自己尚有的黨權,大派工作組以整群眾――就是進行大規模的反右鬥爭,以求達到轉移毛文革大方向的目的,也就是對毛進行頑強的抵抗。因此,由毛親自發動和號召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又一次被劉少奇改變了他的文革大方向,變成了一場純粹的反右運動,雖然它反得比57年更廣泛,更深入,也更殘酷。

在第三階段,已經成為中共和文革唯一領袖的毛澤東,雖然已經把話挑明了,說此次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因為他並沒有說出他要打倒的具體對象,從而造成全黨的緊張,和全體共產黨當權派起而自保,於是,大方向已經明確了的這一文革階段,就又神使鬼差地變成了一場“橫砸、橫燒、橫抄、橫打和橫殺……”的殘暴反右鬥爭,豈但是大小走資派們安然無恙,甚至連劉少奇、鄧小平都樂得站在一邊,要看他如何收場了。毛的文革大方向就是這樣地被他的黨徒們在全中國“悄然改向”。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中共文革發動期的反右鬥爭三階段,雖然全為毛所親自發動,卻全都違背了他所要的文革大方向,他這個反右鬥爭的“禍首、元凶和罪酋”,等於是“作繭自縛”。

 

第二、發動期反右鬥爭的哪些內容屬於毛後來所指斥的資反路線?

簡略地說,一個內容,就是劉少奇派的工作組所鎮壓過的,那些反工作組的所謂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另一個內容就是上面所說的,“十六條”公佈以後,全國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的當權派們,所正在鎮壓的那些要造走資派反的“革命造反派”。雖然這兩類人中,都有被打成右派甚至是反革命的人,但前者曾為毛所“解放”,不是毛要打的右派。後者則為毛所欣賞,更是毛現在所需要的“新革命闖將”。所以,儘管文革發動期的三階段反右鬥爭,均為毛所發動,毛才是禍首、元凶和罪酋,應該說,他們都是毛的犧牲品。但是,在毛的眼里,他們這兩類右派份子,卻非但不該打成右派,而且還是真正的左派。如果有人要問,在文革發動期的三階段反右鬥爭中,究竟有那些內容屬於毛後來所說的資反路線,那我就一言以蔽之,曰﹕對反工作組和反走資派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的鎮壓,就屬於後來毛所指斥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內容。

 

第三毛澤東嫁禍劉少奇是資反路線的製造者和執行者

我已經說過了,在1966年的8、9兩個月,就是在毛所親自號召起來的發動期第三階段反右鬥爭中,雖然一切牛鬼蛇神中“除走資派”以外的各類份子,早已被整得、打得、殺得“不亦慘乎”,他卻毫不在乎,甚至“不亦樂乎”。然而,眼看兩個月過去了,他要天下大亂的目的,雖然已經得逞;但他所要的文革“倒劉”大方向,卻又一次被他的黨徒們“轉了向”。事實是,他的“三大法寶”雖然亂了天下,卻依然亂不了劉少奇和劉家黨的陣腳,甚至連全中國的共產黨都在為“自保”而“保劉”。運動,已經完全陷入了一直膠著的狀態。雖然毛和他的同伙們曾一再地利用輿論工具,警告各地的當權派們,試圖改變這一狀況,但是,在生死禍福面前,就是偉大領袖,他們也只能在所不顧。

 但同樣如我已經提到過的那樣,也正是在8、9兩個月,毛澤東和他的陰謀小集團――中央文革,還是有了兩個重要的發現,一個發現,就是民間已經出現了符合毛文革造反大方向的“新革命闖將”,而且他們不是那些正在維護自己父母的共產黨高幹子弟們,甚至恰恰是那些被劉少奇的工作組整過,和眼下當權派們正在整的那些“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這對毛不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就象他在七月底發現了紅衛兵一樣,使他喜不自勝,猶如教皇英諾三世發現了“少年十字軍”一模一樣。另一個就是毛已經認識到,如果他再不迅速地將矛頭直接指向劉少奇,就是讓天下人都開始明白,睡在他身邊的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劉少奇,也就是要“揭蓋子”,以縮小他要清洗的規模,否則,他就等於是將全中國的共產黨當權派們,都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上,他還必須“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這樣,毛就有了兩個基本的決策,一是立即利用這些符合他文革大方向的新革命闖將們,二是儘快地將矛頭直接指向劉少奇本人。政治鬥爭的殘酷現實,終於逼毛要亮出底牌,並要謀劃新的“偉大戰略部署”了。

但是,要公開指向劉少奇,要號召造劉少奇的反,實現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須進行“正確”的誘導,就是要給劉安上一個頂頂合適的罪名,而這個罪名,對於那些受過迫害和正在受到迫害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來說,要具有煽動性,要能夠挑動仇恨心。反過來,還要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因為,只有他――他們的偉大領袖,才能夠解救他們。然後,他們就會心甘情願地為了自己的偉大領袖,而“舍得一身剮,敢把二皇帝拉下馬”了。

就這樣,文革發動期反右鬥爭的禍首、元凶和罪酋毛澤東,便決心“嫁禍”於他的“從犯”和“要犯”劉少奇,將反右鬥爭的罪責統統地倭與劉少奇一身,以便發動和領導“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來革劉少奇的命。如此,他非但能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而且還能把自己打扮成“普羅米修斯”,來拯救他需要的“右派和反革命”――就是他需要和利用的“左派革命闖將”們。

 

5、“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文革政治概念是怎樣被密謀出來的?

“革命”總是需要理論的,不論它是“什麼樣的革命”,或是“哪一家的革命”。毛澤東和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現在,當毛澤東要在他的專政之下,誘導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去革劉少奇命的時候,他同樣既需要為劉製造一個頂頂合適的罪名,而且更需要製造一個能夠讓劉少奇“遭遇人民造反”的革命政治概念。這個政治概念,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在我們已經瞭解毛要製造這個政治概念的背景和目的之後,我們就要進一步了解這個政治概念究竟是怎樣被毛和他的陰謀小集團製造出來的。

事實是,早在八月初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壞秀才姚文元就寫了一張題為《永遠跟著毛主席前進》的大字報,提到了路線問題。他“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麼呢?就是用馬列主義的炮打,毛澤東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裏的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反動路線。”顯然,他要跟著毛“炮打”的,還是司令部里面的反動思想和反動路線,而不是“另一個司令部的反動思想和反動路線”。         

但毛婦江青卻立即為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作了“注釋”。她倒是在全會上直言快語地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司令部,一個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

    緊接著,陰謀集團的另一個幹將關鋒,又對江青的話作了“發揮”:“無產階級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資產階級的司令部是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關鋒所說的“某幾個中央領導同志”,指的便是劉少奇、鄧小平們。

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與“資產階級司令部” 這“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也就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也就愈來愈被陰謀小集團裏面的壞秀才們所重視。由於“兩條路線”中的一條,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早已見諸於報刊,那麼,與之對立的,就是那個屬於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路線,又應該給它起一個什麼樣的名稱呢?壞秀才們開始動腦筋了。

按照“對偶”的原則,陳伯達擬出了“新名稱”,也就是一個新的文革政治概念,即“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他在為林彪起草1966年中共國慶講話稿時,便把這一“新概念”寫入了講話稿,毛澤東和林彪都在講話稿上畫了個圈,表示這個提法是可以的。

但後來被打為“黨內最大保皇派的陶鑄”在看了講話稿後,卻覺得“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用詞太凶,容易把執行“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人等同於“反革命”,擴大了打擊面。他便向毛澤東建議加一個“對”字,於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澤東也同意了。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站在毛澤東身邊的林彪念講話稿時,就把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這句話念出來了。當然,“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就是“劉少奇路線”的代名詞。當時,劉少奇就站在毛澤東的另一邊,真不知彼時劉心里當作何感想。

當天晚上,當毛澤東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集合,準備乘敞篷車去看焰火時,張春橋卻向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在語法上不通,念起來也拗口。”毛澤東答道:“以後就提‘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據關鋒說,是他向毛澤東提議改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理由是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有一句“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的話,他就是根據毛的話來發展的,當然容易被毛所接受。(上述相關資料來源於《陳伯達傳26節

於是,一個包含著上述兩個內容的,名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概念,就這樣被毛澤東和他的陰謀小集團製造出來了。中共文革發動期的第二和第三階段的反右鬥爭,其局部內容居然戲劇般地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一個所謂“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嶄新“偉大戰略部署”,就要瘋狂地被發動起來了。

 

文革群丑圖wenger4

 

 

我想在這裏作一點說明的是,我們這些曾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基本上都是“不會思考”的人;或準確地說,都是從“不敢思考”而終於成了“不會思考”的人。說是被共產黨徹底地拿掉了思考的能力,也未嘗不可。因為,在那個時代,一個人的思想,就必須是所有人的思想;一個人的思想方法,就必須是所有人的思想方法。再加上毛主席和共產黨永遠不會錯,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永遠是正確的,這就為獨裁暴君的任何倒行逆施,帶來了太大的方便。其實,要是沒有這樣一個先決的思想條件,文革也就發動不起來。  

 

我在這裏,之所以要節外生枝地談到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思考時,我們就會覺得,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政治概念的荒唐和可笑。由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所一再要批判和謾罵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共和國和資本主義的復辟”,在實際上又何曾存在過?因為,非但資產階級從來就沒有革過命――並且是哪一個朝代的資產階級都沒有革過命,所以,真正的共和國,就從來都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而資產階級,也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真正的共和國裏面,擁有過專政的權力和地位。因而,在一個莫須有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里面,也就不可能存在一個什麼“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但按照毛澤東的共產黨所宣稱的,現在倒反而在共產黨實行一黨專制統治的國度裏,出現了什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豈不是一個“天大的笑話”?而且,就因為如此,便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來推翻這個莫須有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統治。就不由專制統治者所發動的革命其命又如何去革又能去革誰的命倘若真的要革命革的也只能是被專政者的命或需要被專政者的命――這就是中共發動文革從理論到實踐的荒唐不經。由此可見,獨立思考該是何等的重要。如果當年我們都能夠“獨立思考”,並擁有發表“獨立見解”的權力,文革還發動得起來嗎?          

 

                                                 ( 2007﹒11﹒27改定,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