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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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該論 活該

也是一種史觀

 

 

 

上至“最高指示”之類,下至“引車販漿”者流,都有說過“活該”。但因為,未曾有人做過調查,所以很難說中國人、有沒有人沒說過“活該”;有沒有人、沒被說過“活該”。工人下崗,“活該” ;農民當二等國民,“活該”;中國人下地獄,“活該”;劉少奇、林彪被毛打倒, “活該”;博訊論壇一跟帖說﹕“毛酋死後婆娘遭抓,侄子判刑,眾叛親離,死的死,散的散,垮的垮! 活該!活該!活該!活該……!” (錢通神《關於中共國克隆人研究的過去成果和現狀 (一)》) 知識份子被打右派,“活該” ;“六四”被鎮壓,“活該” ;參與“六四” 的女大學生在獄中被強姦,江澤民說﹕“活該” ;法輪功被殘酷迫害,“活該” ;連外國的,如東南亞遭受海嘯災難,也是“活該” ;美國遭受恐怖分子“九一一”襲擊,更值得幸災樂禍,因而高叫﹕“活該”……

 

文革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好人打壞人“應該” ,壞人打壞人 “活該”。“應該” 和“  活該”二者中有同有異﹕雖然二者同在說“該”,但前者是個中性詞,意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它是“理所應得”的意思。後者較之前者,外延就縮小了,只包括惡有惡報、不包括善有善報的意思。比如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和最近的美國國會金質獎,這是天公地道的事。但是,如果你說這是“活該”,那在表情達意上就錯了;因為“活該”不含褒義、只含罪有應得,自作自受,自食惡果的貶義方面的意思。它只能被用來為“倒楣”、不能用來為“慶倖”定性。

 

“ 活該論”不自今日始,民國時代,魯迅有篇雜文,《論雷峰塔的倒掉》,因為選進中學語文課本,所以知之者眾;先生極盡嬉笑怒駡、洋洋灑灑之能事,歸根結底,卻只是一言以蔽之,曰﹕“活該” 。再往前推,“請君入甕” ,則算是“活該”的古代版。

 

在中共篡政前,我在歷史教科書上學到的定義﹕“歷史是人類活動的總成績。”我當時對這種界定有點懷疑﹕正面的叫成績,負面的也能叫成績嗎?現在有人把凡是在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統統認作是 “活該”。理由是,不活該怎麼會發生呢?因而我就把用“活該”來解釋歷史事件的觀點,叫做“活該史觀”。這種觀點也是以偏概全。應該說,有的“活該”,但並不都“活該”。即便在“活該”中也有不“活該”,不“活該”中也有“活該”。現在,讓我來就著具體事例、做一番具體分析。

 

一、對事不對人, 就事論事辨是非

 

在共產黨當政的20世紀後半世紀,對中國人民是一場災難,而每次運動又都是一場雪上加霜之大浩劫。難道只有共產黨自己承認的十年文革才是“浩劫”嗎?往前推,大躍進餓死4600萬人不是嗎?反右派、肅反、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哪一個運動不是?即便是左得可愛到極點的人,大概也不會抓住鼻子不顧腮地說﹕“是共產黨,是毛主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半個世紀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美滿幸福的生活”吧 !怪就怪在,在中國的歷史上,任何一個統治者也沒有受到過人民這樣如醉如癡地歡迎與歌頌,而同時,這個統治者卻給人民帶來如此慘重的、史無前例的災難。這個歷史性的全民大倒楣,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不是“活該”呢?讓我們平心靜氣地、來對中國當代史上的“活該論”做一番探源溯流的工作。

 

當代 “活該論”之大本營

 

1、汪紅雨﹕中國人,你活該被專政!

那是不是因為專政的水平太高呢?恐怕也說不過去,別提那位要沒飯吃的老百姓吃肉的皇帝了,就憑"向朝鮮和古巴學習"這句話,就可以窺見專政的水平了。

那為什麼專政不倒呢,很明顯,是因為中國人的名字叫怯懦,是因為中共長期殘酷專制統治下的中國人的奴性太重,重得連一些基本生活常識都丟失了。

 

以工人為例,那國營工廠的書記廠長,叫工人下崗,工人就乖乖下崗。叫工人買斷工齡,工人就乖乖的買斷工齡。這在任何其他國家,可能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還有,多年前,自己的孩子被人無辜的打死了,可那些父母,只是在近幾年才突然想起來要為孩子們申冤,如何申呢?寫上訴信,年年寫啊寫啊,就是看不到一個孩子的父母敢到孩子死的地方去點燃一支蠟燭你說,那些在天堂的孩子,是為這樣的父母感到驕傲呢還是感到恥辱?(右派網)

 

紫丹評﹕好像說“活該”也不無道理。但是,浩氣長存、氣壯山河的黃花崗烈士們的大無畏精神哪里去了?浴血奮戰的八百壯士、台兒莊血戰――感天動地的禦外侮、抗戰精神哪里去了?黃伯濤、張靈甫等將軍戡亂建國、視死如歸的精神哪里去了?他們不是中國人嗎?甚至那些追隨共產黨自信是為了建設“自由民主”新中國、推翻蔣介石“賣國集團、腐敗政府”而要把牢底坐穿、“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的前仆後繼精神哪里去了?所以還是不能說中國人活該被專政“是因為中國人的名字叫怯懦”。

因為原來的中國人,無論是國民黨人或共產黨人,都不是清一色地“怯懦”的,更多的是大無畏精神。即便是被稱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古人那裏,也有敢罵“昏君”的呀!怎麼現在連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大師級專家……統統都被奴化成這股德行了呢?我們的中華民族怎麼成了一具行屍走肉了麼呢?深層的“因為”只能從“毀我文化,獨尊馬列”這裏面去找。任誰獨尊馬列,都是這樣,中外一律。蘇聯的布哈林、中國的鄧拓同是博古通今的理論家和報人,同是被迫害致死,同樣高喊迫害他的人――史達林或毛澤東“萬歲!”

 

辛灝年先生說得好﹕“正因為如此──獨尊馬教,才變成了全方位的馬教統治;罷黜百家,才名副其實地變成了殺盡百家。中華民族民族文化的傳承權,豈止被褫奪一盡;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也已經迅速地為馬列子孫的“奴才性”和馬列文化的“劣根性”所玷污糟蹋。”(《黃花崗》總第5期,頁9)“孫中山先生曾直率地告誡說﹕‘要想消滅一個民族,必然首先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此看來,馬列豈只是僭奪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而且是一心為了亡我中華啊!因為滅絕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我們中華民族,豈不是只成了一具被人奪走了魂靈的‘行屍走肉’了嗎?”(同上,頁10)

 

還可以繼續用這個原理,來分說下面的命題――中國人,活該你下地獄!

 

2、韓進﹕中國的歷史充滿了災難﹕中國人,活該你下地獄!

只想通過“送禮行賄”解決自己個人問題的中國人啊,你不下地獄,誰下?過分自私、只重吃喝嫖賭的中國人啊,你不下地獄,誰下?缺乏公德心、缺乏民主素質的中國人啊,你不下地獄,誰下?聰明的、只打算投機不講誠信的中國人呀,活該你下地獄!(中國思維網 www。chinathink。net )

 

紫丹評﹕這正是共產黨所需要的,也是由共產黨所造成的局面﹕君是暴君,臣是佞臣,官是貪官,吏是酷吏,商是奸商,民是刁民,儒是犬儒,執政黨是狐群狗黨、黑社會,參政黨是花瓶、跟屁蟲、為虎作倀;生態破壞,山水惡化,土地沙化,空氣汙化;大人小孩、都說假話,勾心鬥角、關係毒化,逼良為娼有傷風化,舉國上下、假惡醜化。這就是共產黨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結果。這一切也確如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早就說過的一樣﹕“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孟子。公都章》)共產黨興,則國人都變成了這股德行!人們奇怪,為什麼這個黨多行不義、卻仍能苟延殘喘呢?曰﹕在腐植質構成的肥沃基礎之上,崛起一個瀝著毒汁兒的惡質政權,盤根錯節,茁壯滋蔓。以反貪為例即可見一斑。反貪已成為中共鞏固政權的一個強有力的機制。江澤民反“北京幫”陳希同胡錦濤反“上海幫”陳良宇,都是反貪用意不在貪,其中蹊蹺路人皆知。實際上,任何一個上級都可以用反貪來清除異己。因為無官不貪,都有把柄在上級手裏捉著,稍有不服就會被反貪。所以都要維護好上級。難道你自己不會立得正、站得正、一塵不染、兩袖清風嗎?說得倒輕巧!人家都貪污,你不貪污,你這個不同流合污的清官,便成為眾矢之的。只要一有反貪,你上前就跑不了要當“貪污犯”。所以,有人把“貪污犯”定義為“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如此這般,共產黨便成為一個在貪污基礎上團結起來的貪污集團。而這樣的結構性、制度性的貪污,便利益均沾、油水同喝,皆大歡喜地去盡忠報國。一位醫生(更別說官員了)在我面前振振有詞﹕“你們一張口就對貪污腐敗深惡痛絕,其實你不用管人家貪不貪污,只用看看你的生活是否比從前提高了?不要操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我所瞭解的底細是,在經濟最困難時期都有人給醫生送點心、小米、香油等等低級禮品,現在乾脆是“人民幣大大。他是惟恐世道清明了,就失去了這個甜絲絲的甜頭。共產黨的政權,就是由這些政治的、經濟的、科技文化的精英和非精英所構成的“得利分子”金字塔。讓我來為今天的共產黨算命、批八字﹕“成亦腐敗,敗亦腐敗。”不信,請拭目以待﹕黨爭、兵變、官逼民反,行將到來;揭竿而起、立竿見影、一杆到底,徹底完蛋,無可避免;何況共產黨屁股底下遠非一座“貪腐” 火山呢!共產黨已霸道到這一地步﹕一腳踢開無能的掘墓人,“老子要自掘墳墓!”

 3前河南省副省長、河南大學老教授、民盟中委、河南省主委、右派分子王毅齋先生因看到農民受共產黨的害而又不辨好歹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憤然說道﹕ “党團員帶頭賣餘糧現在沒啥吃餓死這些孬孫,活該!”(<<河南日報>>1957年7月26

紫丹評﹕這些“孬孫”,既有可惡的一面(壞事就壞在他門身上),又有可憐的一面(自己也沒好下場),故非一“活該!”可以簡單了之。

 

4、嚴家偉﹕這些農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該受罪了嗎?

如果真要說幫助中共奪取政權的“頭號功臣”,應是數以億計的廣大農民,他們相信了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當家作主人”的號召,成了中共解放軍兵力的主要來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戰術”,衝垮了國民黨的道道防線,最後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龍椅。然而毛取得政權後,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們,直到今天他們仍生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按照司先生的邏輯,這些農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該受罪了嗎?(你要“右派”懺悔什麼?— 與司鵬程先生商榷)

 

紫丹評﹕嚴先生否定司先生的邏輯是對的。但按司先生的邏輯推理的,確實不是小有人在,而是大有人在。共產黨、毛澤東對農民的坑害,真正是令人髮指、天理難容。在我們那裏,農民從土改分到土地,到合作化又被奪去,總共是二年半的時間。農民說﹕“地到手都沒輪上暖熱,就又給收回去了。”可他們的孩子卻在戰場上已數以百萬計地成了炮灰。共產黨用農民的赤血白骨建立起了極權,卻又把他們活活地餓死4600萬!用工農產品剪刀差盤剝農民;交公糧、賣餘糧,敲詐農民;用戶口政策在醫療、就業、升學、商品供應……上,明打明地作出歧視性規定。共產黨這樣欺騙與欺侮農民,真是喪盡天良!毛澤東卻厚顏無恥地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98)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為革命獻出生命財產,就落了個毛澤東不講良心,要使他們絕種!據說,貧下中農至今對偉大領袖還懷有深厚的階級感情!這不能表明活該,只能表明受害之深,深入骨髓。中國只能寄希望予喚起民眾,特別是農民的猛醒。

殺人害命,人曰可哀;被害心死,反曰活該。共產黨的欺騙、恐嚇、洗腦,害人於心死。古人曰﹕“哀莫大於心死”。今人就該說,罪莫大於害人心死。古今中外,除了共產極權,最殘酷的暴政也只是“殺人不過頭點地”;而共產黨卻要洗腦,要槍斃靈魂!別說農民工人、知識份子、工商界,又有誰表現得比農民更高明些呢?“活該論”是放跑了加害者,卻揪住被害者的不幸之處,橫挑鼻子豎挑眼,惡狠狠的說“活該”,這不是舍本求末嗎?當然,在分清本末之後,絕不能否認﹕各有各的一份兒“活該”。

 5,談到八九後知識界的怯懦萎鎖,說“這樣一個民族!這樣一個社會!我有時候就在想﹕活該!”——真是活該!殺得還不夠!否則,為什麼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又沒人拿槍逼著你!完完全全的自願!(鄭義﹕<<劉賓雁這個人物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在劉賓雁逝世周年暨紀念文集發表會上的講話>>)

紫丹評﹕就事論事,別的一句不說,單說《東方紅》。最好是,不要擠著眼睛瞎唱,要睜開眼睛看看明擺著的事實﹕1毛澤東呼兒咳呀,他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是大災星?他為人民謀的什麼幸福?2共產黨的統治帶來的是“哪里人民得解放”還是“哪里人民受奴役”?3“毛澤東愛人民”嗎?“為了建設(什麼樣的)新中國” 呼兒咳呀?他死時留下的“新”中國,政治上權鬥殺紅了眼睛,被害之人、數以千萬計。就在你們這些高唱《東方紅》的人中,能找出一個人本人、或家屬、或親戚朋友沒受到迫害的嗎?經濟上瀕臨崩潰,人民處於饑寒交迫之中。這不都是連共產黨自己都承認的嗎?可在大陸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之同時,中華民國卻是“四小龍”之首。這有一點兒假嗎?請問這些海外的混混﹕你們是眼睛瞎枯了,還是智商低極了?你們居然還在忍心高唱滲透著人民血淚的《東方紅》!這裏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們遵循了你們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良心少一點好。” 當然,你們被消滅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處。良心是人性之本;共產黨害得你們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慘、其哀莫大於此矣!

 

6,劉賓雁厲聲譴責中國人遭受專制是“活該!”在八十壽筵答謝辭中,劉賓雁再次把目光凝聚在人民身上,當下中國充斥著對帝王將相歌功頌德的作品,引起他極大的失望。激憤之極,劉賓雁厲聲譴責中國人遭受專制是“活該!”( 王康﹕劉賓雁的遺產)

紫丹評﹕這雷同於前面提到的“中國人,你活該專政”、“活該你下地獄”。在極權統治下,把中國人治理到“活該專政”、“活該下地獄”的境地,這是任何極權暴政所不及的。它不滿足於肉體統治、甚至大規模地肉體消滅,還要搞精神統治、思想改造、槍斃靈魂。現在還活著的人,可以拍拍自己的腦殼,學學民間的“叫魂”。

7,鄭貽春﹕流氓政權及其認定的「活該」
    據大紀元日報記者報導,四月十五日聯合國第六十屆人權會議進入表決階段。美國提出的譴責中國人權的議案以二十八票比十六票
通過,九票棄權,再次被中國使用的「擱置提案」回避。

     當大紀元記者在投票結束後採訪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沙祖康時問﹕「代表先生,你說中國目前是人權狀況最好的時期,為甚麼法輪功學員被關在精神病院注射傷害神經的藥物?」沙祖康回答﹕「他們活該。」隨即中國代表團成員叫來聯合國保安人員,說記者騷擾大使。

    十五年前,國際記者採訪江澤民,詢問中共將參與“六四”女大學生投入監獄後遭遇強姦的情況時,江澤民當時的回答也是「活該」。

    十五年前的「活該」與十五年後的」活該」終於連成一體,形成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活該」。兩個「活該」可謂是上行下效、無恥之尤,可以稱之為流氓政府的「活該」。枉顧人的生命、極端渺視人的生命價值,並以巍巍的共產皇權肆無忌憚地迫害人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濫施酷刑,如此等等的罪惡,不但是流氓政府用以維護極權專制的表現,而且是作為犯罪集團的中共長期從事著的行徑。(博訊2004年4月20日)

紫丹評﹕應該說,半個多世紀的“活該”終於連成一體。一切所謂“活該”,“不但是流氓政府用以維護極權專制的表現,而且是作為犯罪集團的中共長期從事著的行徑。

 

二、例舉反右話“活該”

 

延安整風雖具深刻性,但是在小範圍內進行的,未波及社會上;文化大革命席捲整個社會,但正如群眾所說,是廁所裏的蒼蠅亂哄哄。如此說來,只有“反右”在共產黨的所有運動中,才是最具有深刻性和廣泛性的運動。內中所涉,人物――上至毛澤東,下至支部書記甚或每個黨員;問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學、藝術、文化、教育、衛生、國家、民族、社會、人口……從宏觀到微觀巨細不漏;地域――東西南北中,直至老(老解放區)、少(少數民族區)、邊(邊界區)、山(山區)、窮(窮鄉僻壤);部門――黨政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而且右派們所提問題,其尖銳性、其科學性、其超前性,至今看來仍是無出其右。所以就招來四面八方的“活該論”,這個也算是“活該”。

 

1,毛澤東的 “陽謀”說、“自投羅網” 說,是當時,以至50年後的今天,所有一切右派“活該論”的淵源。

 

2,相比毛澤東,鄧小平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他說“反右是正確的、必要的”,這是赤裸裸的“活該論”;他說“問題是擴大化”,這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活該論”。

 

3,中國會重新被極左派綁架嗎?

 

人們發現無法與極左派講道理。我們評價毛,最起碼要根據歷史事實做出結論的。很多歷史事實擺在那時,但為了他們的政治理念,他們要麼來個不承認,要麼來個曲解。“反右”運動殘害了那麼多知識份子,他們說那些“右派”死了活該,毛對他們已經很客氣了。(作者﹕航億葦 2007-08-10 07﹕28﹕39 發表於﹕博客中國)

 

紫丹評﹕“很客氣”不是在反右派之後,而是之前毛請求他們幫助黨整風的時候,簡直是誠懇得、客氣得太過火了下面一點是無論如何也必須指出的﹕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別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 群眾的監督, 人民團體的監督。” 原稿另一處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同“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 毛澤東將論述改寫為﹕ 後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面”, 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6冊, 散見第136-212等頁)。你們看,明明毛早知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現在卻還要懇請他們“從右的方面”來幫助黨整風,而把“是主要的一面”的“勞動人民的監督”棄之若敝屣。別說像對知識份子那樣千呼萬喚了,就連一次也未曾號召過要勞動人民來幫助黨整風。可見毛對知識份子情有獨鍾、客氣到什麼程度了!請你看看他是怎樣客氣的吧!

有幸聽到錄音的著名文學家傅雷對毛的談笑風生、甜言蜜語,感到如沐春風,如醉如癡,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高手。” (<<傅雷家書>>頁158

據徐鑄成回憶﹕我們被引入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門口等候,聽到康生逐一介紹,老人家伸出大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慈祥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
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翻翻其他報紙。”對於主席的讚賞,我心中湧起感激的熱淚,感到無比溫暖、幸福。
康生先講話,說﹕“今天,毛主席邀請新聞出版界一部分代表來談談,各位有什麼問題請主席回答,請提出來。”會上沉寂了片刻,鄧拓同志輕輕對我說﹕“鑄成同志,你先開個頭。”我就說﹕“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我覺得心中無數,難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抓松了,會犯修正主義的錯誤,請教主席指示,該怎樣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們當年打仗的時候,一點打仗的經驗都沒有,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做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毛主席接著說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 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來,這叫條件反射嘛,多學了會慢慢學進去,像瓶子裝油,倒出來,總會漏一點,慢慢就學懂了。
毛主席問道﹕“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麼具體困難沒有?”
我說﹕“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意義上,是高價徵求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我認為這就是高價徵求批評。”
毛主席說﹕“你的意見很對,很好。”
我接著說﹕“我們《文匯報》開展電影問題的討論,收到來信很多,批評相當尖銳,也有一些不同意見,我們故意放一放,好讓大家把意見說完,等以後再開展討論。但在上海卻遭到了圍攻(指張春橋組織的圍攻),請問主席,我們該怎麼應付?”毛主席說﹕“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這批評、反批評、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是辯證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興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 陽謀”親歷記 )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座談,請黨外人士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整風的總題目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整風會影響到黨外。規定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整風主要是黨內整風,可是有黨外人士參加就更全面了。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產黨整風。目前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有人很擔心,怕矛盾一揭發,一批評不得了。我們對人家提出的意見,不要害怕,應該歡迎,給人家以提意見的機會。矛盾沒有什麼不得了,到處唱對臺戲,把矛盾找出來,分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衛生等方面,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突出來了,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辯論愈好,愈討論愈發展,人民民主政權愈鞏固。兩個月來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批評意見是很好的。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能解決。幾年來不得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幾個月解決了。還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他說﹕統一戰線中的矛盾是什麼呢?恐怕就是有職無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有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在黨內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講到高等學校實行黨委制問題,說﹕教授治教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徵求意見。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簡報》第15期刊出了章伯鈞所作的傳達,說 ﹕“毛主席說,大學校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請鄧小平同志約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負責人談談如何治校的問題。”
毛還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科學,不懂怎麼辦,要老老實實學。
毛對各個民主黨派最近召開的以發展壯大自己組織為主要議題的會,對他們“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的勢頭,感到非常惱火, 本來決心要狠整他們,但此時卻佯裝退兵30里,說﹕“最近各民主黨派都開了一些會議,開得不錯,提出了些問題。祇要黨外人士談出來了,大家一齊搞,這就更好談了。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幫助共產黨進行工作。”
經過毛澤東一鼓作氣,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動鳴放,於第二天, 1957、5、1 ,《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公佈,  “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 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的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了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不僅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而且自由參加、自由退出,不得強迫。可說是客氣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
李洪林說﹕“6月19日,毛澤東2月27日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了。人們吃驚地發現,6月19日的文本和2月27日的文本已經大不相同了。除語句上按照 ‘反右派’的需要刻意修改甚至重寫以外,最重要的是新增加了兩處 ‘反右派’的武器。
“一處是講階級鬥爭的……
“另一處是劃分 ‘香花’和 ‘毒草’的標準,即劃分敵我的標準,也就是劃右派的標準……
“增加了這兩處之後,反右派就有充分的根據了。你們不是埋怨我沒有早說嗎?我在2月27日就說了,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有時還是很激烈的。你哪里是給我提的意見?分明是在進攻。你說你不是進攻嗎?那麼用六條標準衡量一下吧﹕你的話 ‘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你是想擺脫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毒草。因此,你就是敵人,就是右派。這是我2月27日 ‘已經說過’的。”
“總之,毛澤東的講話經過這番修改之後,反右派鬥爭就成為 ‘有言在先’了。也就是說,不是我 ‘不教而誅’,而是你 ‘明知故犯’。活該!”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頁100-101)
李先生說的“活該!”是反話正說,是怒不可遏,是“恨上來我不把別人來罵,罵一聲毛澤東你男盜女娼!”把事先沒說過的話,事後加上去,這就叫做 “有言在先”。中共領袖之無賴,舉世無雙,連蘇共史達林、納粹希特勒也難望其項背。

4,無言的悲傷
孔祥東先生在他的《〈70個日日夜夜〉讀後》一文中有一段感想,讀後讓人感慨萬千,無言的悲傷從心底湧起。好在此文不長,現摘錄如下﹕“我們是否該少說一點超越歷史接受的宏論呢?有說法,反右的起因乃是羅隆基的一段太刻薄的話傷害了最高當局。出言不遜,與事無補,知識份子于國、于民、於己,是否也該自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孔先生是贊成柯慶施的觀點的﹕“中國的知識份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做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孔先生在前一段話之前,也確實引用了柯的這段話)。在孔先生的筆下,我看到了害人者竟成了迫不得已,行使公民權利(不是主動行使,而是人家非讓你行使不行)的知識份子反而成了多嘴多舌、咎由自取的人,”反右的責任似乎該由羅隆基們來負。羅隆基們倒成了國家民族的“罪人”。我不知別人讀到這段話的感覺,反正我讀後只有一個結論﹕把他們打成“右派”,活該!誰叫他們對最高當局不三拜九叩,頂禮膜拜,不三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時間﹕2004年1月29日 作者﹕馮遠理(新疆獨山子二中) 來源﹕學術批評網)

5,徐賁﹕五十年後的“反右”創傷記憶
2007-10-21 10﹕25﹕19

構建正面的“反右”回憶,最具公眾影響力的是享有公共權威的人物,如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他們的言論有明確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作用。與50年前相比,今天專家學者的影響已經大大上升,因為他們常被視為擁有中立客觀的立場。然而,即便如此,他們對於群體回憶的形成,所起的仍然是構建而非客觀揭示的作用。當然,他們自己並不總是願意放棄“客觀發生”的神話,政治學學者王紹光在《南風窗》上為“反右”運動所作的辯護式回顧就是一個例子。
    王紹光提出,譴責“反右”起於“陰謀”或預先有計劃的“引蛇出洞”,這只是以毛澤東自己說的“陽謀”為根據,不足采信。他認為 “反右”的“客觀真實”起因是﹕“毛澤東跟別的領導人不一樣,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創立的制度,1949年之後他有三次大的社會實踐,第一次是‘百花齊放 ’,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齊放’是他的一個試驗,他已經意識到中國新建立的,儘管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裏面還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雖然幹部大量是工農苦出身的,以前跟民眾結合得也比較密切,但是這時候有脫離群眾的危險性,還存在一系列的問題,所以他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
    王紹光的看法是,“反右”確有必要,因為“客觀事實”證明,“右派”要乘“鳴放”之機向黨發起進攻,“百花齊放的時候,說讓工農幹部去休息、去學習、開除黨籍,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堆人這麼說。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長時間查看1949-1966年的各類報刊,看到57年‘百花齊放’時出現的言論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我也會有強烈的反應,我想會的。”他的推論是,若非“右派”真的威脅到了新政權的存在,“打擊知識份子(其實)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它建立現代國家要用這些人啊。中國當時沒有多少知識份子。在1956年,整個中國只有42,000位大學教師、31,000位工程師以及63,600位技術員。在6億5千萬的總人口裏,按照中國標準只有384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份子。”按照這個邏輯,似乎也可以認為,屠殺猶太人不符合納粹的“人力經濟”利益。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中就有這樣一個場景,猶太女工們在工棚裏議論納粹用毒氣屠殺猶太人的傳聞,她們以為,猶太人是“對他們有用的人”,納粹不會無端浪費能幹活的人力。然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證明,它所針對的是全體猶太人,並不是沒有勞動力價值的老弱病殘。
為了說明“反右”的“不得已”,王紹光指出﹕“當這些知識份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党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份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王紹光列舉了旅華美國人李敦白的華人岳母,“(這個普通勞動婦女)乾脆把知識份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當王紹光在提供“真實發生”之證據時,忽略了一個關鍵點,即那些所謂反映“真實”的報刊材料和市民反應的背後,有統治意識形態的構建在起作用。當時,作為“黨的喉舌”的報刊之任務不就是把“右派”言論報導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嗎?這樣的材料只能證明,“黨的喉舌”宣稱“右派”反黨。除此之外,還能證明什麼呢?能用納粹時代的報刊和“人民義憤”來證明猶太人就是該消滅的劣等民族嗎?(“歷史的邏輯與知識份子命運的變遷—王紹光博士專訪” (http﹕// www.tecn.cn ),2007年1月24.htt﹕//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00bhx.html
紫丹評論﹕徐先生講的邏輯井然,頭頭是道,理直氣壯而又平心靜氣。他有理不在高言的敍事風格,尤其令人心服口服。唯因摘引已經夠長,我的補充意見將另寫專文發表。我在這裏僅僅對這個令人咄咄稱怪的疑問,嘗試著尋求出初步答案﹕一個在西方受到民主、自由、法制、人權薰陶,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的人,怎麼會為嚴重破壞民主、法制,任意糟蹋人權的極權制度,特別是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統治者大唱讚歌呢?而且歌頌的豐功偉績正是,打了100多萬右派的“百花齊放”、餓死4600萬人的“大躍進”、受害上億人的“文革”,這樣的“三次大的社會實踐”。
回答這個政治學問題,需從文化裏找根源。
孔子曰﹕“繪事後素”。素就是原來的底子。我們今天說的素養、素質、基質等詞,即源於此。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提出“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黨天下”,都並無意反黨,這原本就是他們的認識,就像血肉組成人們的血肉之軀那樣,這樣的情、知結構組成他們的大腦。不在於你主觀上反不反黨,而在於你只要是堅持了人性、說出了常識、闡明了真理,那你在客觀上就是反黨。這也是為最高指示“知識愈多越反動”作了個注腳。羅隆基說“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如果說重在“陰謀”,這話可能是真的;他的確沒有陰謀,中共事後也承認了這一點。但如果重在“反黨”,這話便失真。他曾對章詒和說過,“唉,唯有你羅伯伯可憐哪!二十幾歲,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在英國又投到拉斯基門下。那時用功、記性又好,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裏裝得特別牢,要不然怎麼還是費邊社的呢?可現在想掏出拉斯基,裝進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聽來,仍舊說我是冒牌貨。”(《往事並不如煙》,時報出版,頁385)這就說明,他骨子裏的東西都是與黨不相容的。黨要“興無滅資”,自然是要滅他、沒商量。因為黨像怕火一樣怕真理。最高指示如果改為“掌握的真理越多越反黨”,那就堪稱“坦白”了。
“鍍金”的比喻再恰當不過了。羅隆基“反黨”與王政治學博士以及高唱《東方紅》者的“愛黨”都是底質,都在起先;前者的愛黨與後者者的口稱民主、自由、法制、人權等等,都是後來鍍上的金子。所以實質上,這班 “還要在美國首都高唱什麼《東方紅》”的人,以及王政治學博士對反右問題大放厥詞、大噴狼奶,雖令人作嘔,但並不令人稱怪;因為,這沒有什麼奇怪的,狼奶喝得太多了,飽滿自溢是正常現象。
在這裏有必要再重複一遍前面的話﹕請問這些海外的混混﹕是你們眼睛瞎枯了,還是智商低極了?你們居然忍心、還在高唱滲透著人民血淚的《東方紅》!這裏面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你們遵循了你們偉大領袖的教導﹕“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良心少一點好。”(《毛澤東選集》五卷,頁198)當然,你們被消滅了良心,也是受到了不小的迫害,也有可同情之處。良心是人性之本;共產黨害得你們根本就不是人了;其悲、其苦、其慘、其哀,莫大於此矣!
有人把獨夫毛澤東統治中國以及這些“狼人”的出現,歸咎于中華文化。這種“有中國特色”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史達林統治蘇聯歸咎于什麼文化?皮克統治東德歸咎于什麼文化?霍查統治阿爾巴尼亞歸咎于什麼文化?這並不是說與文化無關;而是說歸咎錯了。正確地說應該是,歸咎於毛澤東用馬列文化毀滅、篡改、膨脹了中國文化。毀滅、篡改的是中國文化的主體,即優秀部分,如溫良恭儉讓、民貴君輕、諸子百家爭鳴等;膨脹的是中國文化中的落後部分,如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等。為了“膨脹”這一點糟粕,首先把自己打扮為“君”。“毛主席萬歲!”就是他加在慶祝“五一”口號裏的;又是他提倡“正確的”個人崇拜的,並且說,不崇拜不得了。柯慶施乾脆抬轎子﹕“相信領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至於毛君叫死的,貴至國家元首、賤至黎民百姓,沒有誰會活下來的。就以信陽事件餓死的105萬農民說罷!當時因同情農民、被劃為右傾主義分子的地區專員張樹藩,生前為歷史流下了第一手資料﹕“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願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葉落蕭蕭 江流滾滾》,頁466)傷心哉!“ 寧願餓死”者,有甚於“不敢不死”也。並且把這種人禍歸罪於自然災害。
共產黨對中華文化的態度﹕一是“膨脹”糟粕;二是對於精華,反其道而用之。以“自然災害”為例,有民貴思想的孟子說﹕“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路上有餓死的人,不知發救濟糧,人死了,還說﹕“這怪不得我呀!是自然災害呀!”)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這和持刀殺人後,說“不是我殺的,是兵器殺的”有何區別?)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矣。(王你如不把餓死人、歸罪於自然災害,黎民百姓就會欣然而至。)”(《孟子*寡人章》)孟子善取喻,用這個虛擬的例子來諷喻梁惠王的過錯。不料兩千多年後,毛澤東就真的這樣幹了,一手遮天,欺騙百姓;既視人命如草芥,又把殺人之罪歸於天。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招致毛君要叫他死。今年是大躍進50周年;“自然災害”之說,仍盈於耳,而說“人禍”者,十不及一、二。毛搞“自然災害”之說騙人,能歸咎于中國文化嗎?十分之八、九經久不悟,執迷於彌天大謊,能歸咎于中國文化嗎?“群眾寧願餓死”,也歸咎于中國文化嗎(除非《水滸傳》不算中國文化)?
其實,毛澤東把“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止是膨脹到這一步田地而已。而且膨脹到“君教臣活臣不敢不活。”如果你自作主張而死,比如自殺,那就是犯罪。罪名曰﹕“自絕于人民、自絕於黨”;在運動中自殺就是“畏罪自殺”,或是“向黨示威”;對右派自殺還有一種特殊說法,叫做“戴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所以毛的大秘書、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聽了毛澤東的批評後,很緊張,想自殺。他曾對人說﹕我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法國的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證明共產主義者可以自殺。他還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陳伯達找周恩來談,談話後,陳伯達才不自殺了。後來,有人把陳伯達想自殺的事告訴了江青。江青大罵陳伯達﹕“你給我自殺,你給我自殺,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氣自殺嗎?!”可見自殺不自殺,也要從馬列文化中找根據。辛灝年先生說﹕“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成份,而製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如今常常要津津樂道我們民族文化‘孽根性’的所謂文化精英,由於他們只知馬列文化,根本不知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以,他們才要將馬列文化之罪,硬說成是我們的民族文化之罪;更要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這不過是一種“對馬列有情、對祖宗無知”的顛倒而已。”(《黃花崗》總5期)辛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和多次演講中,對馬列文化如何害我中華文化,以及中國人如何受馬列之毒這一問題,作了歷史地考察、邏輯地分析、系統而深刻地論述。我在這裏只是舉了一個例子而已。
即便是“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這一點,也仍有另一點與之補充、抗衡和匡正。“君雖貴,以白為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呂氏春秋*應同篇》)還有前面提過,忠臣敢於“罵昏君”。豈止是罵?更大膽的是,如君賊仁賊義,則殺之也無妨。“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主”卷“湯放”章)這些文化中的精華,全然被中共給毀滅了。在中國的文化裏,只剩下馬列在跋扈了。

6,一個大右派,學貫中西,特別專長在歐美法律學科方面的名人,竟然不知道共產黨和共產制度是個多麼東西,這恐怕有點令人惑解,還莫說親眼看見胡風的下場,怎麼不能分析國家制度政黨的實質關係,難道就看不出中國是赤裸裸的王朝。(海納百川 www.hjclub.com)
最可笑的是羅隆基甚至大言不慚的說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 (海納百川 www.hjclub.com)
這樣對主人搖尾乞憐的口吻,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讓我們再看吳晗,梁思成,周新民,費孝通,浦熙修,曾昭掄,千家駒等等中國的知識界的表率,一個個不是怒斥,就是無限上綱對羅隆基落井下石,這項莊舞劍行為同樣表現在劉少奇整彭德懷,而後又為毛整朱德,從做狗,做瘋狗,最後被宰殺,幾乎是中共裏所有人物的共同下場。以這些人的品質來誘導民族,怎麼沒有今天的狀況,追根溯源,怎能夠不發人深思麼依我說﹕蔣介石最蠢的就是沒有讓他們通通步瞿秋白後塵,而給了為虎作倀的機會。 (海納百川 www.hjclub.com)
章詒和的文章對羅隆基用了“一片青山了此身”以頌贊,其實,看羅隆基和他圍繞的人物,除了卑鄙,自私,愚昧,荒唐,還能找到什麼冠冕堂皇的語言? (同上)
我不認為中國的那批大右派是在為民請命,相反,是為自己的利益被受到損害而中計挨整。從骨汁裏說,右派與共產黨是一丘之貉,要不,毛澤東怎麼會對他們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呢?真的知識份子被共產黨殺的,至今平反了嗎?那些默默無聞的民族精英屍骨蕩然無存,有誰為他們寫過,誰為他們不平則鳴?特別是那些黑五類家屬,鎮壓家屬,那些抗日英雄,被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立即屠殺,沉冤莫白,直到今天。 (《唐夫納海續談“往事並不如煙”》  www.hjclub.com))
紫丹評﹕右派與共產黨有一部分人、的確是一丘之貉,但不能以偏概全。而對右派的處理,又的確不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出於自己的良知,對共產黨殺害D1“真的知識份子”、“默默無聞的民族精英”、“抗日英雄”,“鎮壓黑五類及其家屬”的滔天罪惡,深惡痛絕是對的。即便如此,也不該把右派以及“中共裏所有人物的共同下場”都一鍋煮為“活該”。

7,武宜三﹕反蔣功臣如何變成了右派分子? 
當年劉時平這些熱血青年們不擇手段地用造謠、誣陷、栽贓、欺騙來反對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時候,就已經為他們自己後來當右派分子挖好陷阱了,他們吞下的只是自己親手種的苦果罷了。

武宜三﹕罪有應得、害人害己的右派分子
--從廣西自治區反右派運動看投機革命的下場兼論中共的背信棄義――
廣西自治區在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運動中,估計有兩萬以上的大大小小知識份子被劃為右派分子。據曉明《反右運動的回顧與反思》一文透露,廣西自治區平樂縣有273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另338人“有右派言論”但未戴帽;邕寧縣有269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平果縣在幹部中劃了108人為右派分子外,又在一般群眾中劃了113人右派分子;貴縣有429人被劃為右派分子,244人劃為中右分子;蒼梧縣有310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合浦縣有433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梧州市有1034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據45個市、縣的統計,被劃為右派的人數達到11000人。毛澤東和他的黨徒可謂心毒手辣,僅此一役,便不知毀掉了多少人的幸福,害了多少人的生命,破壞了多少家庭。我在為http﹕//www.ziyouren.org/反右運動受難者紀念網做義工、收集資料中,考查了數以千計的個案,許多受害人都是無辜的,但也發現一些人是有罪的。
如﹕省長不做做副廳長﹕國之幹城,奈何從賊?
今天談幾個自投羅網而當上右派分子的例子。這些人本是國民政府的高官顯吏,卻因做了叛主的二臣,才自討苦吃,實在是咎由自取。如陳良佐(1887--1968),是陸軍大學第4期畢業生;1922年,任廣西邊防督辦公署參謀主任;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7軍10旅旅長;1927年,任軍事委員會參謀廳2局局長;1928年冬任參謀本部高參;1929年,任第51師151旅旅長;1930年,任第7軍中將參謀長;1931年,任廣西省靖西縣縣長;1933年,任武鳴縣縣長;1935年,任梧州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1936年,任潯州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1938年,任桂林區民團指揮官兼行政監督;1938年,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939年,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1944年,任廣西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並代理廣西省政府主席;悠游於軍政兩界、蔣桂之間,可謂官運亨通,風雨兼收。
然而,國之幹城,奈何從賊。1949年,陳良佐潛往香港加入了李濟深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為“奔走和平”,實為“投機革命”,煽動內戰,鼓吹叛亂。“為中共做策反工作”,更是對合法的國民政府落井下石。在南寧易手後,隨廣西省政府主席張雲逸回桂,撈了幾個虛銜﹕廣西人民政府參事、中南軍政委員會參事、廣西省政協常委、民革廣西省委常委;還有一個有職無權的廣西省林業廳廳長,也沒幹上幾年,便掉入毛澤東的陽謀陷阱,賠了夫人又折兵,自取其辱。(民主中國網)
紫丹評﹕共產黨就不說了,所有黨外的左派,如宋慶齡、李濟深、何香凝、張治中、沈鈞儒、程潛、李宗仁、黃紹竑、陳銘樞等等,不管後來劃沒劃右派,都是背叛民國的歷史罪人。如果說右派“活該”,那麼,尾隨中共左到底的宋、李、何、張、沈、程、李……反倒不“活該”了?右派之所以被劃為右派,正是他們對中共政權不管出於善意、惡意,總是提了某些異見。這總比順竿爬到底要好些。當然,背叛民國之罪,可惡至極,要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的。所有曾為共產黨賣過力的右派,不管黨內、黨外,都是賣力其罪,罪不在右。更應該從這裏看出的是毛澤東、共產黨之卑劣!無論黨內、黨外,也不論對他賣過多大力,臉一變,格殺勿論。為現在燈蛾撲火的媚共者,提供了不寒而慄的前車之鑒。

8,司鵬程  ﹕“右派”,你們為什麼不懺悔?
儘管如此,司某仍然完全無視史實,斷言“右派’備受青睞,得到寬大的待遇(但文末又特地聲明﹕‘作者對“右派”們的個人遭遇表示同情’,這鱷魚的眼淚豈非莫名其妙?)然後對右派進行了分析。按他的說法,右派中黨員278,932名,屬中共自己人;,其他幾乎全屬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除此之外還有一類是當局選拔的大學生。基於此,司某認為右派活該倒楣。
被司某作為論據的上述右派分類及辨析可信嗎?否!
先看黨員右派的數據,文中稱乃宣佈於1958年5月3日,但未說明出處。略有算數常識者都知道,該數據超過全國右派總數552,973人的半數。倘以毛59年8月24日講的45萬約數為分母,則黨內右派竟高達62%,這種數據的可靠性能不讓人疑竇叢生嗎?
再者,說其他(即黨外右派)全屬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有何根據?而且,同路人與支持者定義為何?完全是筆糊塗帳。不說別的,僅以因55年肅反被肅錯(據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達130多萬人)致有怨言被劃右派者而論,他們就未必屬於中共同路人或支持者,估計這樣的人在右派中不少於五分之一。可參看外貿部李哲人文章“在反右派鬥爭中站穩立場”(57年9月8日人民日報)。
還有,司某稱右派大學生‘基本上根正苗健,家庭屬“依靠對象”或“團結對象”’,這又是信口開河。事實上,當時的大學生出身不好(地富、資本家或舊軍政官員家庭)的大有人在,筆者便是其一,且父於土改時被鎮壓,家庭屬革命對象而非依靠或團結對象。
概而言之,像司某這樣先驗地斷言右派不是共產黨就是附共者,然後對其慘遭殘酷整肅幸災樂禍,如此立論及演繹不僅充分暴露其淺薄無知,更顯示其人格之卑劣,十足一副小人的醜惡面孔。
尤其令人齒冷的是司某對右派問題應予平反而非“改正”的取態。他既一口咬定右派之獲當局“改正”,表明中共承認反右是大水衝了龍王廟,以此作為其所謂“右派不是共產黨就是附共者”之又一論據,繼而破口大罵“平反,平反,平個鳥反!”,從貌似斯文的紳仕變為不顧儀態的潑婦,簡直匪夷所思!對於此等潑皮無賴,除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針鋒相對地猛喝一聲“閉上你的鳥嘴”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透析該文的字裏行間,司某對章羅等“民盟”中人特別痛恨,是否與之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因無證據不宜妄加揣測。但即使如此,司某亦沒有理由對55萬右派惡言相向,似乎非食肉寢皮而後快。據反右後胡愈之的報告,民盟右派達6000餘人,佔全盟人數六分之一,中常委的36%,中委29%,候補中委43%被劃右派(<民盟歷史文獻>上,789頁,文物出版社91年版)。毛對此昔日的盟友如此心狠手辣,司某還不解恨嗎?非要把他對3萬6千民盟成員的私憤“擴大化”到55萬右派身上,才心滿意足嗎? (《張成覺文集》﹕歷史豈容任意歪曲――評司鵬程、高瑜談“反右”文)
紫丹評﹕司先生要右派懺悔;對其中合乎事實的地方,就應採取類如上評的態度。

9,《紅岩》江姐繡紅旗原型周居正 反右中被槍斃
評論人認為活該――讓他給老共賣命,這就是下場!
紫丹評﹕這為上評(即共產黨的“臉一變,格殺勿論”) ,又添一驚心動魄、駭人聽聞的例證。

10,聞韜﹕解讀“勞動教養”
自從1958年以來,這個勞教決定不受法律制約,廣泛實行,一直過了22年,時過境遷,當權者覺得實在不像話了,才又拋出個“補充規定”,說是勞教可以一年,必要時延長一年。到底依據何在?如果有被長期勞教過的錯劃為右派的人問“我們勞教了21年,算怎麼回事?”他們又怎麼回答?恐怕只能說“活 該”。(五柳村)                                                                                                                                
紫丹評﹕從反右、到對右派的所有處理,既不合情理,又違反法律、憲法。此文說的“活該”,就是“莫須有”。

11,用說別人“活該”,來證明自己不“活該”。
“數學系四年級的李力同學,當時是班長,支部多次召集他們班開會,動員他們在離開母校前,給党留下寶貴的意見,三番五次動員,就是沒人說話,這樣交不了差。後來大家就說,李力你是班長,就代表大家說兩句算了。沒辦法,李力就不疼不癢地提了幾條意見,內容大體是關於即將畢業的分配問題,結果他被打成了右派。79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著,等待落實政策,遇見了李力,他對我說﹕‘你,譚天榮,張元勳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該,誰叫你們當時鬧得是那麼歡呢!我又不想提什麼意見,是大家硬把我選上的,倒霉頭了!’”(陳奉孝《夢斷未名湖》頁341)李力當時是班長,支部多次召集他們班開會,動員他們在離開母校前,給党留下寶貴的意見,三番五次動員,就是沒人說話,這樣交不了差,後來大家就說,李力你是班長,就代表大家說兩句算了。沒辦法,李力就不疼不癢地提了幾條意見,內容大體是關於畢業分配問題,結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著,等待落實政策,遇見了李力,他便對我如是說。(陳奉孝《夢斷未名湖》)

12,黃河清﹕從王實味、右派到王若望
幾乎所有的右派,都有這麼一條罪名﹕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所有的右派,都不承認這條罪名,都聲嘶力竭地辯解自己是擁護、熱愛社會主義制度的。這真是歷史的悲哀。如果說,把你打成右派時,你還因種種緣由,未能看清這個制度的錯誤罪惡,那麼,當經過了50年的折磨,九死一生後,這個制度還是不認錯、道歉、賠償、改正,你是應該認識到這個制度不講理的本質了。生活在這個制度下,有無可奈何的一面;認識這個制度,是沒有無可奈何的!現在是應該徹底認識這個制度的時候了。(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之六,自由聖火 2008)
紫丹評﹕對反右問題,迷思如麻,讓我們作一梳理﹕
1,對反右的起因,毛澤東發明“陽謀”說;比毛澤東還左的人如王紹光之輩,否定“陽謀”說,認為毛是真心整風,右派是倡狂進攻;而越來越多的資料則對上二者作了證偽,揭示出反右是一場大陰謀。
2,對右派的興師問罪,左派一類人指責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咎由自取,“活該”;比右派還右的一類人指責右派不夠右,說他們原先跟隨共產黨、後來也並不真心反黨、反社會主義,實乃與中共是一丘之貉,不值得同情。二者相反相成之處在於,揪住受害客體不放,不向犯罪主體追究﹕反黨、反社會主義有什麼不對?連右派也認為,只能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這一面來證明自己無罪。豈不知1953年宣佈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本身就是違憲的,當時起憲法作用的是“共同綱領”。著名“馬克思主義傳教士”郭羅基教授指出﹕“1956年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這種社會主義叫做主觀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的建立取決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權。一黨專權既違反憲法,又違反馬克思主義。1957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對黨主,反對黨主操縱的主觀社會主義。共產黨進一步以僭越了的國家政權的力量,來鎮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得出的結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一個正確的命題。”在這個正確的命題面前,當時的反右派,和後來的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就不僅僅是站在歷史的錯誤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開歷史的倒車。
假定說,反黨、反社會主義確實是錯誤的;那也不應該因為錯誤言論受到那樣的鬥爭和處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連毛澤東也裝腔作勢地聲稱過﹕“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即,不管怎麼說,“活該論”也該休矣。
3,右派應不應該懺悔?所有的右派都受到了迫害,大部分右派都有非常悲慘的經歷。但為了達到解決右派所提出的核心問題﹕“反對黨天下”,擺脫受害的根源,深受其害的我們和全國人民,都有必要從我們的主觀態度上作一番懺悔。很多人正是這樣做的,他門劃右派時尚未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後來從自身和社會的遭遇中覺悟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不反黨時劃了右派,如今真反黨時卻得到了改正。值得懺悔的地方找到了,這就是當年為什麼不反黨?既然如上述――反黨(有這樣的右派)是正確的,那麼,不反黨自然就是錯誤的了。至於如今仍不反黨的人,只能哀歎其冥頑不化了。對此,最好還是先別說﹕“活該!”應該如黃先生所說﹕“生活在這個制度下,有無可奈何的一面;認識這個制度,是沒有無可奈何的!現在是應該徹底認識這個制度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