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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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閻王 姚奎甲

丁人蔔

 

 

無為是一個好地方

 

提起無為這個縣名,就全國來說,大部份人也許對它陌生,可是還有一部分人,一定能夠感到熟悉。因為老早在我們全國最高層的黨報《人民日報》上,登載過赫赫長篇的“安徽省響山社最早實行供給制”和“一顆共產主義的幼芽”的通訊報導;1972年又出現一篇“無為縣大有為”的大專塊文章;近年來“無為保姆在北京”又為舉國矚目。它究竟如何呢?筆者就此,首先作個簡介。

無為縣是安徽省的一個大縣。全境面積有2900多平方公里。據解放初期統計,總人口為943,397人,1,369,302畝耕地。它的東南面是一抹平原,這裏人們的祖先,為了生存計,築起了巨蟒般的江堤河埂,圈起了一個一個的圩垣,一直延伸到滾滾長江,與全國曾經享有盛名的四大米市之一的蕪湖和全國銅礦基地之一的銅陵隔江相望。它的西北面是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帶,大小諸山相連,緊貼著巢湖之濱。

這裏的人民是勤勞的,純樸的,誠實的,勇敢的。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有很多可歌可泣、留芳永世的英雄人物,他們中有血灑抗日戰場的全國有名的愛國將領戴安瀾將軍,還有許許多多為爭取民族解放而灑熱血、拋頭顱的無名英雄。特別是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身上,蘊含著很多可親、可敬、可愛而又可憐之處。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臉朝黃土背朝天。一場由於極左路線帶來的浩劫,三年間喪生者達30萬人之多。他們臨死前都是瘦骨伶仃,非人非鬼。他們斷氣前的共同遺言,只有發出一句微弱得難以聽清的呼救聲:“給我一點吃的吧!”其慘狀無法形容。這就是無為縣的歷史上,由共產風帶來的一場悲劇。 

 

指出“小腳女人”之後

 

共黨統治初期,無為縣的廣大城鄉人民,都沉浸在不久即可實現的“電燈電話,樓上樓下”、“耕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的社會主義生活的喜悅之中。繼後在“蘇聯老大哥”的集體化道路的經驗指導下,在毛澤東提出的“組織起來”的號召下,土改一結束,即紛紛組織互助組,有的採取換工,有的臨時合作,有的常年互助,有的還成立了初級農業社,實行土地入股分紅、農具按質論價、分配多勞多得,生產熱火朝天。他們感到無比新鮮,渾身充滿力量。

不久,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論述,指出全國合作化發展速度之慢,猶如“小腳女人”走路一般;黨的七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要克服右傾思想,積極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無為縣委也相應要求“今冬明春要發展新社2826個(包括40個高級社),入社農戶要達到148750戶,佔總農戶200154戶的74.5%,加上原有入社農戶達到169693戶,佔總農戶的85%。”

縣委對合作化的積極領導,該縣由“小腳女人”的腳步,變為風馳電掣飛輪快車。1956年春天,合作化已進入高潮頂峰,全縣入社農戶陡漲到98.5%,除一些地、富、反、壞戶被拒之門外者外,幾乎全部攏進了農業社,其中高級社佔93.8%。就這樣實現了“社會主義合作化”。

在全縣範圍內也如此這般地成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社沒有實事求是,不顧客觀情況,以至當年的收成很不理想。加之在分配中“先國家、再集體、後個人”,以至農民家庭收入寥寥無幾。不少農民家庭在秋收後即缺米少柴,對於辦社的責怪聲、咒駡聲到處皆是,隨之紛紛要求退社。,一時人心惶惶。當時的縣委,一面向省、地委彙報面臨的情況;一面組織整社工作組,下去幫助整社。名為整社,實際是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狠殺“歪風邪氣”。整社後,要退社的人都自動檢討,保證不再退。但在整社工作中也發生幹部違法亂紀的做法例如有的發生打、捆、罰跪等情況 ,據70個社統計,在整社中被打的有6人,被捆的22人,罰跪的30人。其中地主10人,富農19人,反壞分子21人,富裕中農8人。”

在整社期間,省裏還派來一位原華東地區一級宣傳員某某,在東鄉召開了一次萬人群眾大會,在會上指出當時的退社風的嚴重性、危害性和錯誤性,並提出誰要退社,政府將和他把帳算清楚. 所要結算的帳目,有大軍渡江時的損失賬,剛解放時的救災賬,幾年來的救濟貸款賬,成立農業社時的貧農合作基金賬,特別是54年破壩時,全國各地派來救災醫生、從雲南、四川等地調來大米和種子的各項費用賬……。把老實的農民說得目瞪口呆,一個個只得背地嘰咕說:“原來說入社自願,退社自由,現在又變卦了。”無為縣農業合作化的這段歷史,是後來的大躍進、共產風的先奏。 

 

饑餓的農民在劫難逃

 

1957年初秋,安徽省委從安慶地區調來一個姚奎甲擔任無為縣委第一書記。此人思想方法主觀獨斷,個性野蠻粗暴。他的霸道作風和粗暴性格,使各級幹部包括縣委常委和部長,甚至縣長、書記處的書記們,在他的面前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他一手遮天,一人說話算數。他推行工作總是發號施令、恫嚇威逼,幹部們動輒得咎、隨時有被開除黨籍、公職、坐大牢的危險,因而不得不向他察顏觀色,百事順從。隨之從上到下興起一般強迫命令風,甚至不惜弄虛作假,向姚奎甲討好。縱然當時也有不少幹部,看到風向不對,勢頭不妙,也敢怒而不敢言。他一到,眼睛就盯在糧食上,在農民本已面臨生活困難情況下,步步緊逼,火上加油,讓農民感到倍加失望。當時的農民們,都是伸手向幹部們要一點吃一點,整天處在饑餓線上,他們已感到問題的嚴峻,有的指望上面發出菩薩心腸,能夠按期給一點糧食,不至於讓人餓死。但有的人預感到情況不妙,與其坐守待斃,不如死裏逃生。隨之大批農民紛紛外流。主要是到江西省去。那邊的幹部和農民對外逃的“災”民,給予同情。給他們田做,給他們飯吃,有的還發給接收證明,讓其全家遷去。以姚奎甲為首的無為縣委,視此情況,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江西省隨意接收安置無為縣移民;一面派人前去動員返回;一面要求各個車站、輪船碼頭,凡無正式證明,一律不給賣票,使外流的農民群眾,難以逃出縣境。

1958年中稻收割後,以姚奎甲個人說話算數的縣委,為了高徵購、爭榮譽,要求農民一邊收,一邊送,勒緊農民褲腰帶. 大批農民不得不進行掙扎,再一次紛紛外流。

1958年12月31日,縣委再次發出電報向省委要求去函給江西省委要其動員我縣農民返鄉和拒絕接收,使得農民欲外出謀生比登天還難。 

 

人民公社的假、大、空

 

1958年8月初,處於人民公社化前夕,在姚奎甲旨意下,從上到下形式主義,浮誇風興起。此年旱情較重,由於基層幹部和廣大農民,奮力抗旱,取得了較好的收成。但是在糧食產量上,一開始就大肆浮誇,特別是在收中稻時,簡直浮誇到離奇的程度。

例如無為縣委編發的快報:

1.《燎原一社1畝4分中稻是怎樣獲得高額豐產的?》

燎原一社朱家墩小隊,由該隊黨支部書記、社主任伍開居等同志培養的一塊中稻豐產試驗田計1畝4分,於8月17日下午收割到18日下午7時完畢,共收幹稻35859斤,平均畝產25613斤。      

 2.柘城社1畝另9厘中稻,平均單產30925斤。

原注:以上兩顆“衛星”分別向省地報喜,《無為報》8月22日發出特大號外消息:“柘城社放出一棵中稻巨星——一畝零九厘田突破三萬斤大關”。

3.《豐收喜報來自四面八方》

   ——我縣又一群中稻衛星臨空高照

馬圩鄉放出中稻衛星上天,畝產20078斤;

開城鄉鄴城社一大隊一小隊,5分2厘中稻共收幹稻19508斤4兩,畝產37515斤12兩(注:當時為16兩制);新民區官鎮社1畝另4厘中稻共收淨稻21514斤,平均畝產20687斤。

又如一份統計資料上的標明――

全縣畝產3000斤以上至1萬斤的高額豐產鄉:

1萬斤以上的鄉3個:新民區新民鄉、湯溝區長安鄉、開城區赫店鄉。

3000斤鄉3個:湯溝區蛟磯鄉、陡溝區周閘鄉、開城區開城鄉。

各地中稻放衛星,實際上是在稻子將近成熟時,組織青年男女社員(大部分是團員)趁著夜晚,採用幾塊田甚至一、二十塊田移稞併到一起的。這樣做,不僅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而且減了很多產量,特別是在政治影響上損失更大。直到有人向省裏反映,這些中稻“衛星”之謎,才得以揭穿。:一心社並稞是姚奎甲親自發動的,揭穿後,姚也只是寫些遮遮掩掩的檢討報告,搪塞了事。

此時“左”風日烈,姚奎甲於8月13日在區、鄉黨委書記會上聲色俱厲地說:“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要有十分的幹勁,光鼓幹勁不行,勁要鼓足。對落後的、保守的,要批評,要鬥爭,辦法就是現場會和大字報,通過檢查達到拔掉白旗插紅旗。”“在收割中稻中,要求農民一邊收割,一邊送糧入庫。”幹部、農民人心惶惶。

9月間,人民公社化運動由上而下興起,其速度勢如破竹,此時大躍進高潮推向頂點。全縣原有435個農業社,一瞬間併為31個人民公社,平均規模是7257戶.

無為縣共產風的表現,除實行“供給制”外,就是刮平調風。所謂平調,實際上就是以集體名義,侵佔農民個人或家庭私有財產.平調的種類有土地、勞力、耕牛、農具、房屋、家俱、家禽、家畜、現金、糧食、柴草、木料、磚瓦、蘆席、毛竹、稻籮、車輛、魚、藕、棉被、棺材等無所不包。例如公社新民大隊平調的房屋417間,屬縣調的183間,公社調的64間,大隊調的37間,生產隊平調的167間,社員自拆的20間。另外大隊、生產隊佔用社員房屋118間。拆掉的房屋大部分用於大辦鋼鐵。大隊調的一般都作為糧食倉庫、加工廠、供銷部、養豬場。生產隊本身拆的、佔用的,除作食堂、托兒所、幼稚園外,其餘都是用的用了,賣的賣了,燒的燒了,從58年起,先後共拆掉房子就有109間。房屋數量減少,社員居住擁擠,叫苦不迭。群眾說:‘鳥有窩,蛇有洞,我們連個住處都沒有,還在人家屋簷下避雨。

60年3月又平調土地119.9畝。公安局農場佔用52.8畝,無為中學佔用31.5畝,無為師範佔用21畝。佔用的土地既未拆價付款,條子都未曾打過。平調耕牛21頭,其中公社調2頭,鄰近的黃汰大隊調6頭,本大隊加工廠調1頭,生產隊互調12頭。平調水車119輛,母豬21頭,手推獨輪車35輛,木船1只,魚盤7只,大盤4只。”

1958年期間,縣向公社調動的勞力所做的勞動日就有736萬個,連同各種器材物資總共價值746萬多元。縣直農工、財貿、文教、政法、黨群6個系統,59年4月以來,平調各公社的房屋就有641間,土地1702畝,農具19件,現金22萬元。

大江公社59年提出要實現“七個萬”,即萬頭豬場、萬雞山、萬瓜棚、萬鴨棚、萬魚塘、萬鵝灘、萬畝豐產片。其結果,雖未能完全實現,但下面的“共產風”愈刮愈烈,公社提幾個“萬”,大隊提幾個“千”,生產隊也提幾個“百”,層層要從下向上調,千方百計集中湊數,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

三年的共產風,給無為縣人民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

首先是大量的餓死人。“無為縣59年春開始發現餓死人的情況,同年冬至60年春為死亡高峰。57年底全縣人口為982979人,60年底為662557人,減少320422人。其中有一部分外流,還 有一部分虛報人口數。因多報現有人口多算口糧、多領布票。” 

其次,耕牛農具大大減少。57年全縣耕牛共有38597頭,到60年只有28100頭,減少10497頭;大型傢俱原有294805件,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減少176244件,其中減少程度最嚴重的是無城區,達80%。”

最後是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從58年到60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57年為6.7億斤,58年為6.2億斤,59年為4.4億斤,60年為4億斤,與57年比,減少36.5%。

58年秋到60年春,大集中、大平調、大搬、大拆和大兵團作戰之風,一刮再刮。秋後,全縣實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現大殺、大吃、大賣等現象,搞到最後,幾乎絕跡。58、59兩年的村莊規劃和59年冬、60年春的拆屋積肥,大量損壞了社員的房屋。據統計,僅58年和59年上半年,全縣毀去村莊有1391個,折房屋65000多間。佔原有房屋30%以上。”整個農村被搞得滿目荒涼,面貌全非。 

 

從衣食父母口邊奪糧

 

純樸的農民,成天辛勤勞動,只是為了一個目的,生產出糧、油、棉等人們賴以生存的主要產品,他們名符其實的是人們的衣食父母。然而他們在面臨忍饑挨餓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刻,連逃命的權利都沒有,只好在困境中掙扎。

這些衣食父母們,春種、夏耘、秋收,唯獨冬無所藏,付出了多少血汗,所收的糧食卻被那些“主人”們一巴掌打去,反而自己餓著肚皮,伸手向著“主人”乞討。但是偏偏遇著的是心毒手狠的“主人”,不但沒有惻隱之心,反而草菅人命。這個百萬人的大縣內最大的惡主就是姚奎甲。

姚奎甲為著自己能夠升官,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竟昧著良心,編造瞎話,置農民於死地。千千萬萬農民在死亡線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邊張口要吃,一面咽氣了,他反而說農民“不缺叫缺”、“假掛號”、“鬧糧”,甚至還下命令要基層幹部反“瞞產私分”,使很多無辜者遭到打、罵、捆、吊等皮肉之苦,甚至被打死、逼死。從58年3月12日中共無為縣委、無為縣人民委員會發出的“關於業橋區福民鄉古樓社在反瞞產私分中逼死社員汪其培的報告”中,可以看到其狀之慘。

例如汪其培自縊身死事件。

汪其培,男32歲,貧農,抗日期間曾任民兵爆破班長,工作積極肯幹。

59年10月11日上午,社主任張代科、副主任顧其平等人前往汪其平生產組(全組是汪父子6戶)挨戶搜糧,未有效果。當晚又和生產大隊長楊昌業、任昌金及大隊副汪為勝等人,召開社員和瞞產私分懷疑對象會議,會上捆打、審訊了社員朱德喜、汪發好、汪其堂3人,並責令朱德喜、汪發好次日回報瞞產私分情況,汪其堂當即由鄉長朱霞帶回鄉人大委會關押、令其坦白交待。次日晚鄉長朱霞和社主任張代科又召集吳正華、顧其平、楊昌業等人開會,趁汪其堂在鄉之機,將汪發好、汪其培進行誘騙審訊、楊、顧二人肯定他們瞞產私分,要其坦白交待,將其捆住,楊昌業親手將其毒打,汪其培兩腮被打得烏腫,直至其被迫偽認瞞產私分糧食約180斤,才被放其回家,並將汪發好帶至大隊關押。16日社主任張代科派汪瑞成、汪發勝兩人前去汪其培家催糧,說:“不交糧就到大隊去。”兩人連催數次。汪因未瞞產私分,交不出糧食,找人交了假坦白書後,次日在家痛哭流涕,企圖尋死,又加催逼交糧,使其感到無路可走,於當天晚飯後上吊自殺。……從上述情況看,汪其培之死,主要是鄉、社幹部在反‘瞞產私分’中盲目亂追及捆、綁、吊、打所造成的。”

下面的幹部在糧食問題上搞強迫命令,甚至逼死人命,主要是姚奎甲逼出來的。       58年底糧荒日漸嚴重,大多數農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卻在縣委擴大會上說:“我縣今年生產情況是好的,少數受旱是局部問題,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問題。現在糧食外調任務2.3億斤未完成,與我們這個魚米之鄉不相稱。下面糧食漏洞大,不僅吃的浪費,稻草上、場基上、癟殼稻堆裏處處都是稻。有些地方任務未完成,現在也叫沒得吃了,尤其是東鄉更為嚴重,他們天天吃飯,也在裝腔作勢,叫沒得吃。現在農村到底有沒有糧食?我們回答是,糧食不僅有,而且很多。糧食問題,關鍵是領導的思想作風和工作方法問題,並不是沒有糧食。”

1959年2月14日,姚奎甲親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瞞產會議,各組在鬥爭中都發生違法亂紀行為,追逼十分激烈。一開始就當會將一個大隊書記趙憲成撤職;官鎮大隊駱以壽被鬥被打;東河大隊牌坊生產隊一姓魏的小隊長,被指名交待時當場就嚇哭起來了,姚還叫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朱治華組織人專門鬥爭了兩天。姚對精華大隊會計趙同慶說:“你不交待瞞產帳,就法辦你,審你罪,看你狠還是我狠。”東河大隊生產隊長汪為山,被鬥時,受到打、拖、凍、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澆。趙渡大隊副書記劉長山當時被排為懷疑對象,說他瞞產3000斤稻子,公社書記張世功找其談話,並在懷疑對象會上點名,要劉考慮交待,在劉思想極度緊張的情況下,姚奎甲又親自和張世功找劉談話,姚一見面就說:“你就叫劉長山嗎?看你思想有多頑固,是銅打的還是鐵包的”,並說“混蛋,你還蒙蔽我嗎?你的事你不講,我比你知道得還清楚些。”這次談話到深夜,劉回組後,思想更加緊張,夜裏唉聲歎氣,於19日晨跑家就自縊而死。劉長山死後,姚奎甲還佈置大隊寫報告說劉長山貪污公款,瞞產私分(均非屬實),與反革命的老婆結婚,結果宣佈劉長山叛黨畏罪自殺。

此外,姚奎甲還親自和指令通訊員吊人、捆人。1959年12月中旬,姚帶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汪賢爰等人,在六洲公社新華大隊搞反瞞產重點時,親自和通訊員張修白吊打了生產隊長李必松,並指使民兵和通訊員捆綁生產隊長胡必喜、陳能富和會計李必華三人,並在李村搞假搬家,住了三天也未搞出糧食。他回縣時,指定汪賢爰留著繼續搞。並說這個隊瞞產有10多萬斤,我回縣再抽一些幹部來,搞不出糧食不收兵,你們骨頭要硬,頭腦要清。並舉例說“新華大隊有的幹部,搞出瞞產私分的糧食,看到婦女投河就嚇得自己下水,把她拉上來,其實死是假像,威脅是真的,如果她真要死,我就站在岸上,看著她死一百,還不由她自己負責。”結果汪賢爰等人就繼續採用殘酷手段,先後又捆吊打12人,其中生產隊長李必文(預備黨員)、李成柱被吊打關押致死。

1959年12月間,陡溝公社開了18天反瞞產會議,是在姚奎甲直接指導下由周洪芳、周勃(公社書記)、周志堅(副縣長)三人具體掌握召開的。會上嚴重違法亂紀,採取各種鬥、打、罰跪、罰站、罰凍等辦法,威脅假報了一些糧食。一天姚在縣裏打電話給周洪芳,問搞出多少糧食,周回報未搞出現糧,姚即罵他“混蛋”,“有張愷帆思想”。並要周志堅接電話,指示“要繼續鬥爭,迅速搞出現糧”。因此,原來本打算開7天的會議,延長為18天。特別是後期,違法亂紀更加嚴重,鬥爭中出現推、打、跪、捆、扒衣服、潑冷水等許多刑逼辦法,有的被打致傷死亡。如原保聖大隊小關生產隊長吳少廣,被扒掉棉衣罰凍、推打、結果嘴巴被打腫發炎流膿。田東大隊許良友在會上前後被鬥爭6天,扒去棉衣,推打、罰凍,結果致病,回家臥床不起,僅12天時間即死。官圩大隊朱文元和田西大隊孫良之,被當會宣佈開除黨籍逮捕法辦。會上被重點鬥爭的黨員就有54人,嚇跑30多人,結果也未搞出糧食。姚於60年元月20日親往陡溝召開公社、大隊書記和脫產幹部會議,在會上說:“陡溝開10餘天會議,支部書記仍有外流,這種人要找回來,開除黨籍,他們不是黨員,是黨內敗類.”,並說:“陡溝存在問題根子是三不純,要整頓組織,整頓幹部,才能把糧食搞出來。”

(原縣委書記處書記安賢佩同志在姚奎甲調離無為後,一次在常委會上說:“1959年初,姚奎甲到省裏開會,打電話回來,還要我們抓糧食。我們到下面一看,連種子也沒有了,只靠打鬧秸稻,打一點,吃一點,下去的同志回來,一碰頭都說下面沒有糧食了。第三天姚從合肥回來,把所有參加省裏開會的公社書記都帶回來了。呂奮志同志(也是縣委書記處書記)向姚彙報下面的實際情況,說今年的實際產量只有9億斤(實際上還是虛的,根據後來核實只有6.2億斤)結果姚來了一個反擊,推翻了我們在家縣委研究的意見,批評我們沒有靈魂,看不到問題的實質,說我們只要肚子,不要國家。接著就要各公社書記回去搞反瞞產私分,造假像,上面放稻子,下面放粗糠,挑著入庫,前門進,後出門,迴圈不已讓人看,開反瞞產私分假現場會,以致以後發生大量死人狀況。)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瞞產私分,把農民中的口糧搜盡,一面逼迫幹部搞交徵購,千方百計抓多入庫。60年秋糧入庫時,牛埠公社設臨時倉庫,虛報糧252萬斤,受到了表揚;開城公社搞683萬斤虛數入庫,姚在電話會上數次稱讚,還叫丁少奇把山堖大隊在別的大隊借的糧食算入了庫,登了報紙說“一馬當先”。8月13日開城公社實際入庫只有3萬斤,糧站站長只因如實上報,姚叫汪賢愛打電話“把這個狗娘養的綁上來”。一次姚叫糧食局副局長鄭子鏞打電話給牛埠公社書記包世安搞小型集中,實際上是叫包把早中秋種子入庫。包未同意,姚就打電話要包連夜來縣裏反省。同時姚又打電話要土橋公社書記馬玉根繼續送糧,馬說:“只剩30萬斤種子,實在無法送”,姚說:“為什麼不能送,馬在你屁股下面。”並問馬:“家底到底有多少?”馬說:“口糧僅有60萬斤。”姚說:“口糧也要送。”

59年10月,尚禮公社已發生餓死人情況。姚在公社書記會上對該社書記劉誼寬說:“你回去,如三天完不成24萬斤徵購任務,下次來開會就提頭相見。”第二天晚上姚召開電話會,劉因吐血病倒,由副書記任士好接電話,姚命令劉馬上到縣裏來,劉還不敢說自己吐血,連晚跑到縣裏,結果被逼得將30萬斤種子送掉。

59年10月,姚溝公社完成400萬斤徵購任務後,姚還要該社再完成80萬斤。公社書記王代好說難完成,姚說:“你是老右傾、老保守、不能幹書記拉下來”,逼得王將全部口糧、種子抵交了80萬斤任務。後來,王反映有的地方出現餓死人,姚說:“不是你打死的,不是你逼死的,他死怪哪個?哪里不死人?”王因堅持要糧食安排生活,姚責令王在縣裏反省。

姚奎甲就是如此搶奪農民的口糧。姚奎甲對下搶奪農民的口糧,對上彙報還謊說對農民的口糧已作了“很好的安排”。

   無為大量餓死人的問題暴露後,姚奎甲即調往徽州地區,去後不久,省委即通知他到無為作檢查,他在1961年1月14日無為縣委召開的常委會議上檢查說:“過去我們脫離實際的估產,把原已低標準的口糧,又挖作種子。如58年我們先報14億(筆者注:實際上原先報19億,後13億,最後10億,但實際產量是6.2億斤,由於我浮誇,58年、59年兩年都報糧食超綱要。58年得中央的超綱要獎狀,59年得地委的超綱要紅旗。在徵購上只抓購,不抓留,邊收邊送,任務一加再加,既賣了口糧,又賣了種子,前面賣糧,後面無吃。特別是59年冬部分食堂停夥斷炊幾十天,沒有糧食吃,而我不顧實際情況,仍佈置打鬧秸稻和搞社會餘糧。在糧食入庫時,嚴重弄虛作假,每天要入庫數量,少報不行,多報歡迎,不能兌現,就批評指責。如劉渡公社先報一天完成20萬斤,批評後,逐漸增加到每天70萬斤。我們在下面設糧食臨時庫,實際上也是弄虛作假……”。

筆者注:姚奎甲克扣農民口糧,餓死大量農民,就這樣皮毛地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認識,便溜之大吉。 

 

淳良的農民如雞犬

 

以姚奎甲為“楷模”的壞幹部,不僅任意搶奪農民的飯碗,還任意或打或罵,甚至給予殘酷的折磨致傷致死。以下所載均為原始文字可查的事實材料。這些材料,實際上是當時所發生的無數事實中的點滴。

“5912月,紅廟公社反瞞產會議,是姚奎甲親自佈置的。這次會上發生的站雪地、抓爛泥、架板凳、架土基、洗冷水10余種刑逼辦法,鬥爭了30多人,開除黨籍2人,逮捕1人,黨紀處分11人。會議開了13天,群眾生活無人過問,造成大批人口死亡。

新河公社,公路大隊二隊婦女熊德蘭,因饑餓難忍,偷了一點蠶豆,被指導員甯德明發覺,當場狠打一頓,晚上開辨論會,隨後把她調到另一生產組‘小勞改’,因羞憤自殺而死。”

湯溝公社薑橋生產隊農民龔維經,因患浮腫病未愈,生產隊長江廣波叫他參加勞動,他因體軟無力未去,因而一天未給飯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于田邊。”“雍成大隊江橋村光耀因小隊長吳永松和他說,誰不幹事就不給誰吃,他自己感到年老無力而上吊自殺。”

姚溝公社一共產黨員李德正,捆打14人。605月在7隊把女社員葉玉英用針線縫嘴;把社員汪世清、葉世謀捆打後放在外面曬。

紅旗公社花疃生產隊支部書記張朝正,因社員莫大喜有病,將田溝撤得粗糙一些,被他一頓毒打,回家上吊而死;春間栽早稻秧時,天氣很冷,浮腫病人張本勝、張成年不能下田,他硬行要他們下田栽秧,其中張本勝因浮腫病格外嚴重,上午拔秧,下午即死。全組47戶,除其自家外,餘者46戶均被扣過伙食,並摜碎社員飯缽子10餘個,小飯桶1個,杯子1個,臉盆兩個。

羊山公社阮井生產隊任俊壽,捆打社員19人,其中被打後外逃無蹤的15人,死1人。社員周可法有病,於644月,有一天牽牛跌水裏去了,任硬說周是裝相,故意把衣跌濕,不想做事,周不服回了嘴,任即打他兩個耳光,並扣其早餐不給吃,周氣得當日中午上吊而死。

陡溝公社官圩大隊長蔣瑜,60年先後共捆打社員4人,因打致病死亡共2人,傷1人。5910月,有一次蔣召開會議,徐村因天雨有7名社員遲到,蔣即拿棍子攔在路上,給每一個人打一棍子。到了會場有5人被罰跪,社員許以民,為其老婆罰跪不服,說一句‘你就是搞我們的貧下中農’,蔣即抓住許以民,施用‘人搭橋’(即把人腳放在一個桌上,手扒在另一桌上,人身懸空,後將桌子向兩頭拉開,使人跌下)的嚴刑,把許當時跌傷,未過幾天即死去。”

石澗公社陳閘大隊第六生產隊長汪命生,從583月到603月共捆打吊過社員146人次,其中被打致傷9人,致死4人。

縣委60718日批轉“陡溝公社關於開展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總結報告”稱:“該公社嚴重強迫命令35人,他們對待群眾不是耐心教育,唯一辦法就是扣伙食,打罵捆吊來推動工作和完成任務。被捆打吊社員達2049人,致傷14人,致死5人,被逼自殺1

據《無為縣三反整風運動開展情況》內載:“全縣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的1154人。石漳公社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884人,其中嚴重的59人,該社58年以來,社員被捆打吊跪的達4158人,被扣伙食的2760人,其中被吊打致傷的86人。

泥汊公社皂河大隊青年團支書吳思好,對群眾的做法是‘見偷吃的打嘴巴,下圩遲的開口罵,叫不來的繩子拿,若強調就梁上掛。’”

縣委601127日在《貫徹中央12條緊急指示信的情況》中內稱:“少數幹部任意體罰群眾,捆綁吊打,克扣伙食,罰跪罰凍,罰曬太陽,有的私設‘監牢’、‘小勞改隊’,甚至有個別的採取惡劣手法,用石頭砸手指,鋼針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燙鼻樑、針線縫嘴巴等令人髮指的強暴行為。”

赫店公社蘇塘大隊汪壇生產隊支部書記丁家法,打罵群眾、克扣伙食無所不為。今年3月小飼養員丁玉全因偷吃蠶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塊肉,當場血淋不止,第二天頭部腫大,半月後死去。

新河公社馬城大隊石碑生產隊隊長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100天內,打了35人,達153人次。女社員倪華的小孩偷了約5斤稻,傅將倪華拖來吊打,用燒紅的大底針在她的鼻樑上烙了個‘十’字火印,並責令婦女組長將該女社員頭髮剪光,以示偷竊。社員陳明文因病不能參加生產,遭他一頓毒打,因傷重而死。”

無為縣委19601126日批轉的《大江公社貫徹中央72條指示的情況簡報》上載有:“官鎮大隊支書郭登甫,小組長張義文,群眾稱他倆是‘活閻王’。去年,57歲的陳長和,因患浮腫病,不能生產,被扣夥一天多,陳餓得沒法,便向張義文磕頭要吃,張反而諷刺他說:“你臉上還有肉,不吃沒關係”,說後揚長而去。陳連氣帶餓,當場昏倒,醒來爬到食堂裏就死了。春上觀音大隊下一道命令,偷一次蠶豆罰款1元,偷二次罰2人,偷三次者全家‘清剿’,結果一次就清剿十五戶,清剿出社員家的13丈棉布,2條麻袋,9塊銀元,9吊銅鈔,106斤食鹽,15元現金,12丈布票,剿出後全部沒收。

壞幹部無惡不作。58年上半年,紅旗公社一心大隊書記張定根,對坐落在該大隊的澄霞庵尼姑先進行威逼後進行人身搜查,還逼其搬家,致使該庵尼姑丁昌榮等三人因羞憤和畏懼而集體跳塘自殺而死。 

 

活閻王姚奎甲

 

醜惡靈魂,飽食民脂民膏 

姚奎甲在無為縣工作的三年期間(自1957年下半年至1960年底),也就是無為人民處於受苦受難之際。特別是59年60年兩年,整個無為農村都處在歷史上所罕見的粒米如珠、寸布如帛、野有餓殍、室有藏屍(因上報一個人死了,即核減一份糊水供應;有的人死了,當時也難以找人抬出掩埋)的難以言狀的慘景。然而姚奎甲自己和全家人的生活又如何呢?

請看安徽省監委檢查組1963年10月11日《關於姚奎甲在無為縣所犯的錯誤檢查報告》:

“姚奎甲在無為期間,大量的貪污受禮,到處狂吃狂喝,生活極為墮落。僅據縣直機關、廠礦、企業、事業14個單位和19個公社統計,接受送物的就有大米225斤、富強粉120斤、掛麵220斤、玉米粉80斤、葛藕粉16斤、上等糕點302斤、魚蝦527斤、豬8頭、蛋830個、雞鵝鴨15只、肉46斤、香煙45包、酒123斤、茶葉17斤、紅糖5斤、木炭燒柴2510斤、雨衣皮鞋皮帽8件、瓜果菱藕1000多斤。此外,他還有以低價付款的9頭豬、120斤魚、一隻手錶變賣後從中得利308元。另有免票供應糧893斤、食油11斤。還有他自己拒不承認的豬1頭、糕點210斤、香煙5條(原報告說進一步待查核實,實際上是沒有可能哪一位栽他的髒。——筆者注)。

“他要東西的方式是多樣的:到處要東西;暗示要人送東西;下鄉回來帶東西。糧食局的糕點廠和綜合廠的糕點廠的糕點,冷凍廠的冷飲,專賣公司的煙酒隨要隨送;姚說想吃玉米粉,兩次要六洲公社送60斤,實際上是喂給豬吃;帶女兒到南門糕點廠吃糕點,誇獎該廠生產的粉絲很好即給送去5斤粉絲;到大堤向副指揮長穀先木說你這裏的蘆柴多,回去叫我老婆和保姆來拾回去燒鍋,穀即送去蘆柴1500斤;向赫店公社書記丁學甫說自己有胃病,想吃麵條,丁即送去掛麵50斤;到湖壟公社在吃酒桌上說他們的鴨蛋很好,便帶回200個;高溝公社說駱家套的藕好,公社當即派人踩了半天,搞了70斤花香藕帶回來;叫商業局替買魚,先送一條,因帶發票要錢,即未要,第二天送兩條未帶發票,說明不要錢,即收下了;老婆添孩子要一心大隊送糯米55斤。三年中他家共捉豬17頭,有8頭未付錢,另9頭也是大大低於牌價付了錢。如向雍南公社書記要一頭60多斤重的豬,還說小了;大江公社送一頭103斤重的豬,只付給24元;縣政法農場以五角多錢一斤買進的豬,姚買了5頭,只給0.26元一斤。而他賣出的豬則硬要高價。他兩年賣給商業局5頭豬,利用職權,硬要提高出肉率,提高價格。該局原要求按收購規定,姚即說‘商業局有壞分子、有階級異己分子’,逼得商業局只好破例收購。60年9月姚賣一頭毛重209斤重的豬,按規定68出肉率,而他硬要73折,又提出‘裏折外不折’,豬油加倍算肉,結果折成淨肉212斤,多折肉64斤。他家養豬要一心大隊無償派一人幫助飼養;王福大隊專派兩人幫搞青飼料。”

姚貪圖生活享受。他要吃、要帶、要送的特點,在無為是出名的。幹部們都知道“姚政委要給他好的吃”。他平時所到之處,都要大吃大喝。僅開城、襄安的5個公社和糧食局綜合廠統計,為招待他吃喝用去公款即達2007.30元。尤其惡劣的是,在人口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時刻,姚仍是狂吃狂喝。59年12月和60年元月,姚帶幾名幹部先後去6個公社分片召開18個公社幹部會議,每到一處都要好酒好菜招待。襄安公社特意請了廚師搞菜;牛埠公社專門殺了一頭豬;他在陡溝公社大吃大喝時,一面說:“死幾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面說:“在公社裏吃一點沒關係,來,我們幹一杯”。60年2月姚帶7名幹部先到赫店公社大吃大喝,又通知開城公社準備。開城公社得知消息後,沒途遍插紅旗,全社停止工作,專門迎接招待,大吃了兩整天,早餐8樣糕點,10種油炸‘小菜’,中晚餐都是12個葷菜。姚吃得肚子發脹,還請醫師給他推摩。姚在縣直機關,也是帶頭搞大吃大喝。59年11月,一次在縣糧食局大吃大喝時,還專門拍照留念;60年2月縣黨代會閉幕時,專門辦了幾桌酒席,招待新任的縣委和公社書記。姚不但自己喜歡吃喝,還經常帶著兒女到處吃,還借小孩名義要東西。

 “60年春,正是餓死人的時候,他家喂豬,除用細糠、碎米外,還拌有吃剩的標一米飯。原五金廠廠長、北上南下的老轉業軍人田宗輝,曾把他家的‘豬食’,偷著包了一個包,保存至今。”

姚對住的也很講究。他的住房原是一大地主家十分闊綽的宅院,他還嫌不夠美觀。60年又重新修飾門窗,房檐、廓柱,漆上金碧朱顏,畫得花花綠綠,新砌花台、水池(供豬鴨洗澡和喝水用),豬屋是磚牆瓦頂,雞鴨房也鋪上了地板。

  事實證明,姚奎甲剛到無為時批評“無為人好酒貪杯”以及他在無為期間有時還穿著草鞋坐車下鄉,實質上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偽君子,靈魂深處極其醜惡。 

 

蛇蠍心腸,視人命如草芥 

姚奎甲對無為人民慘遭的三年災難來說,確是一名罪魁禍首。他在面臨所有農民骨瘦如柴、嗷嗷待哺、朝不保夕、時有倒斃甚至已發生所謂駭人聽聞的“特殊案件”(即活人為了保命吃死人)情況下,如果稍有人性,或對於可憐的無為人民稍有一點惻隱之心的話,當時完全可以大大減少餓死人的數量。因為當時的他不是無能為力,不是束手無策,而是熟視無睹、甚至火上加油。請看以下事實:

“他不許向上要糧食安排群眾生活,不許彙報死人情況。地委書記同意撥糧,他還不同意,說‘要頂住歪風’。”

“三年中,姚有意搞浮誇、高估產、高徵購,58、59、60年三年都大量的賣過頭糧,將口糧、種子都要送。59年春到60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應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兩、三兩;有的地方斷炊。以致外流、浮腫病、餓死人的現象普遍發生,但他還要搞反瞞產私分。59年12月18日姚到紅廟公社召開黨委會,批判該公社為什麼只報單產360斤,說紅廟公社黨委會有特務,有瞞產私分行為。立即將黨委書記吳定誠撤掉。指出當前工作要以反瞞產私分為中心。隨於12月10日召開全公社小隊長以上的13天會議,用嚴刑威逼報糧。在會議期間及會後,全公社即死7600多人(全公社59年至60年共死12268人)。閘北大隊原有4944人,死去2260人,佔該大隊總人口的49%。該大隊的西林、大季兩個生產隊,在13天的會議期間就死去395人,佔兩個隊人口的46%;新屋基生產隊原有112人,死去78人,佔66%,全家死光的7戶,共33人。正崗大隊王村原有590人,即死去310多人,佔占52.5%;徐崗大隊原有3625多人,死去2023人,佔55.8%。”

“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關河公社。當時該公社有6個大隊斷炊,其中雙泉大隊已有一個多月未有供應,每天死六七人;石崗大隊一天即死16個人,公社拿出4000斤糧食安排生活,姚知道此一情況,拍桌大發公社書記徐明理的脾氣說:“你如果不把4000斤糧食收回來,就是瞞產私分的頭子”。並在第二天召開的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會上開玩笑似的說:“我今天來給大家帶來三個一:今天是元月一日;一雙空手;要糧食一粒沒有。”

“一次姚在縣委召開的整風會議上說:‘有少數地方死幾個人算什麼?’並當會點著開城公社書記胡茂生的名字說:‘糧食徵購任務完不成,開城的幹部給我全部換班子’。”

“一次神塘公社書記徐楠,在邢渡生產隊看到死12個人,向姚彙報,姚罵他說:‘你家祖宗八代不死嗎?’”

“一次原副縣長周志堅把檢查新河公社銅城大隊當時發生的浮腫病1477人,死亡429人的情況向姚寫了個報告,姚在電話上問周:‘你寫這個報告是什麼意思?’並說:‘就是死幾個人,口糧標準也不是我規定的’。”

“大江公社畜牧場支書任靜軒,一次在途中見到三個死人,即向公社和縣委彙報。第二天姚把任靜軒叫到縣委小樓上罵道:‘你這個混蛋,死幾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姚親眼看到死人,也是視而不見。一次他坐小車到襄安公社,在陡崗上親眼看到兩個死人,也置之不理,車子就開過去了;一次到該公社金雞大隊,見一個人死在路上,他問都不問坐車走了;一次到開城六峰大隊見一個30多歲的婦女倒在路上,姚說:‘死就算了,哪里不死人’?”

“一次縣委農工部副部長吳思玉,檢查關河公社花橋大隊,當時查明這個隊死幾十人,浮腫病100多,口糧已一個多月未供應的情況,向周志堅副縣長彙報,姚得知後,罵吳思玉‘沒有政治靈魂’。”

“一次赫店公社向縣委回報非正常死亡2500多人。姚打電話問該公社書記丁學甫說:‘你們沒有政治頭腦,我的看法,死人都是老弱,他們本來就是要死的。還有些地主富農看到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氣死了。你們今後彙報要慎重,不准亂彙報’。”

“一次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呂保成向姚奎甲反映太平公社傅家莊呂禮山全家8口人,死掉了7人,呂性才全家死光。姚說:‘這些情況,不能不信,也不可全信,看問題要看本質’。”

“一次縣政法部長邱福田彙報董圩大隊兩戶姓洪的社員吃死孩子,姚批評他是糊塗部長。”

“一次縣委常委蔣雲在湖壟公社回來向姚彙報該社群眾生活確有問題,要求安排口糧。姚批評他‘不和縣委穿一條褲子,你到哪里問題就到哪里,是片面群眾觀念’。”

無為人民對於姚奎甲在無為三年共產風期間所帶給的災難,無不深惡痛絕。無為縣委為了挽回黨在群眾中的極壞影響,為了平息民憤,曾根據縣委第三屆黨代會第二次會議及全委會議討論的一致意見,於1963年6月19日和同年10月11日兩次報告省委,要求給姚奎甲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退回贓款贓物,並建議司法機關依法懲處。但當時由於黨內的左傾思潮氾濫成災,以致這一血債累累的姚奎甲,未有得到應有懲

這國共兩黨治下的政府縣級首腦___一個是縣長,一個是黨委書記, 的故事,  相形之下哪一個對待治下百姓較為文明,有所同情憐憫,自視為<公僕>.哪一個野蠻橫暴 ,對待治下農民百姓,甚至屬下幹部如牛如馬,任他驅趕.一不如意,嚴刑拷打逼供. 為所欲為.視人命不如螻蟻,死多少人他都視為無物.不惜一顧.

在生活上一個奉公守法,兩袖清風.一個奢侈貪婪,無恥索賄,而卻能長期存在於縣級黨委書記任上.或許這二人的典型不能以一概全,但至少像劉季剛這樣的典型可以存在於當時.受到百姓的尊敬與愛戴,為之樹碑讚美.你可以想像他能存在於姚奎甲時代嗎?即使存在,也要被劉奎甲之流批為<無政治靈魂>.不能長此以往.而姚的弄虛作假,瞞上欺下的劣行,被揭發後也不過是草草檢討搪塞了事.並未受到任何懲處   

以年代論,劉季剛的故事發生在1919-1925年間,劉奎甲的故事發生在50年代後期,較之前者晚了30餘年.究竟哪一個較為接近現代文明世界,哪一個卻類似歐洲中世紀的野蠻黑暗?同樣發生在中國,那麼這個中國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呢?究竟是“新”,還是“舊”?

 

        (摘自丁人蔔《難忘的歲月——安徽無為縣共產風史跡》,題目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