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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反共抗暴革命的因果

沈  錡


《中國西藏問題研究》專題
中華民國兩蔣時代西藏問題研究文章之三

 

編者按﹕為保留該系列文章原貌,文中某些用語諸如“共匪”等,均未修改。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的起因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間(1959)爆發的西藏反共抗暴革命,事實上並不是一個突發事件,而乃是醞隨已久的一項大規模反共運動的表面化。

自從共匪在三十九年三月(1950)進兵康藏,同年十月十九日攻陷西康重鎮昌都以後,即已播下了西藏同胞反共抗暴的種子。

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1951),共匪與達賴的代表,在北平簽訂了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註一),保證達賴的固有地位與職權,並表示暫不變更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可是共匪並未履行諾言。

四十三年(1954),共匪開始收繳康巴人武器,引發了第一次藏胞對於共匪的抗暴武裝行動。(註二)

四十四年十二月(1955)起,共匪在藏區開始實施土改,共匪對所謂「封建地主」發動革命(註三)。

同時匪又規定藏胞不論僧俗,皆需納稅,對寺廟內的佛像佛經乃至牲畜,亦都要抽稅,至四十五年(1956),康巴人乃在十六名隊長領導之下,成立護教團,准備長期遊擊戰。

到了這個階段,就差達賴本人及拉薩首府,尚未捲入戰渦,其他藏胞居地,都已燃起了反共抗暴的怒火了。四十七年夏(1958),數千康巴人到了拉薩,求見達賴,但不久匪即要他們離去,他們不肯,於是發生衝突,康巴人不敵,退出拉薩,大部份返康,另有萬餘人退到南藏的洛卡區,占領了十四個據點,並且在首城澤當,俘獲匪方軍火甚多。同年秋天,康巴人又攻入中藏,並以所俘匪軍,訓練族人使用重武器,康巴人自稱有兵五萬,聲勢浩大。

到了這個時候,匪乃懷疑達賴在表面上與匪合作,在暗中則在協助康巴人。於是即向達賴要求派他的衛隊助匪作戰,以測驗達賴的真正意向。達賴推說自己無權作這樣的決定,尚需徵求民眾大會的景見,但後來達賴亦從未召開民眾大會,只把匪方的要求,與若干西藏政府要員商量,大家認為匪既未遵守四十年所簽的協議,康巴人是被迫走險,所以對匪方要求,決定置之不理。

四十八年二月六日至十二日(1959),正值西藏新年,僧俗群集拉薩,與匪方發生多次衝突。

三月十日,匪召達賴去匪軍部,規定不許帶衛隊,翌日消息傳出去以後,藏民驚恐萬狀,乃集合群眾,手持黑旗遊行。三月十二日西藏政府宣布獨立,並廢止與匪所訂協議,十三日武裝衝突開始,藏民襲擊匪在拉薩的軍火庫。震驚世界的西藏反共抗暴革命,就這樣在西藏首府爆發了。

共匪在革命爆發後的措施

共匪在抗暴革命爆發以後所取的行動,是典型的欺詐與殘忍,在它的力量尚不能應付革命初期的形勢時,它使用了懷柔的辦法,但到它調兵遣將,布置完成後,那就不客氣地用大力來鎮壓了。

共匪在怯柔方面的第一步是把班禪抬出來,三月二十八日共匪首次正式證實西藏發生大規模的「叛亂」,同時即宣布達賴已受挾持,故以班禪代理藏政。四月九日,班禪離藏赴平,出席偽人民代表大會,他在抵平之日(四月十四日),周匪恩來陳匪毅親往迎接,其後班禪發表談話,完全作了匪的應聲蟲,共匪又要西藏著名學者喜饒嘉錯,在三月三十日發表談話,向全國廣播,以平佛教徒之怒。五月八日,拉薩共匪軍事當局,宣布准許農人本年可以留糧,無需付稅,並以拉薩政府所有土地,分與二十一家貧農。

在另一方面,四月初起,匪軍在拉薩、日喀則、江孜、亞東各處,大舉捕人,送往集中營,同時空運匪軍入藏。五月開始,共匪在西藏實施軍事管制,發動鬥爭、公審,嚴格控制糧食,有戶籍者,每三日配糧一次,無戶籍者不但無配給,且皆遭拘禁。同時非經匪軍事管制委員會之許可,藏民不得走出所居地三里之外。

最厲害的是移民滅藏,五月底,聞匪已擬在華南徵調八十萬十歲二十歲之間的青年,入藏墾殖。至八月十二日,據逃至印度大吉嶺的西藏難民言,拉薩城內四分之三的居民,已是漢人。據說毛匪澤東曾於四十一年(1952)對一西藏代表團說,西藏人口太少,應即增為五六百萬,最後應可增為一千萬,西藏人自己繁殖不能那末快,當然只有以漢人移殖來達到這個目的,這次抗暴革命的發生,便替毛匪制造了一個機會。

俄帝的介入

蘇俄報紙首次登載有關西藏抗暴革命的消息,是在三月二十九日,當天發表了周匪恩來的聲明,三月三十一日,莫斯科電臺譴責英美兩國,發動西藏的「反動叛變」,四月二日,又廣播稱抗暴事件純為中國內政問題,同時警告正在集會中的東南亞防衛公約各國,如果妄圖使西藏脫離中國,必然失敗。第二天的廣播,復稱西藏革命及一九五五年印度那迦族的叛變(註四)均係美國與臺灣所煽動,尤其指臺灣為西藏革命的真實領導人,目的在光復大陸,此後蘇俄還有許多類似的言論,都是與共匪沆瀣一氣的(註五)。

在行動方面,四月十三日的美國新聞週刊,首先引述駐莫斯科共黨國家的外交人士說,蘇俄已派陸軍退伍軍官若干名,赴藏助匪鎮壓,其中若干人曾於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有過鎮壓革命的經驗。四月二十二日,英國每日郵報引西藏難民之言,說在埃佛勒斯峰北坡的龍波克地方,見有白人在助匪建築集中營,猜即俄軍。

至五月十日,美國合眾社自加爾各答報導,有一印度人,於兩週前在江孜見到衣衫入時的俄軍,與共匪的騎兵在一起,其後又向南部的帕里及亞東開去,據推測可能為原駐匪區的俄軍;十天以徑,路透社又自干托克報稱,有一百至兩百名俄軍自新疆入藏,抵達江孜,駐於江孜與西藏西界之間;五月二十一日,蘇俄駐新德里的大使館,才出來否認俄軍入藏之事,但至六月一日,法新社又自干托克報導,有蘇俄地質專家及科學家百餘人於五月抵藏,均住拉薩及江孜,助匪開採鈾礦及建立火箭基地;十月九日,英國每日電訊報更說有俄軍二千人,在江孜地區活動,曾參加拉薩區鎮壓抗暴運動。總之,俄帝勢力之隨共匪壓制西藏抗暴的機會,而在西藏迅速擴張,已是很顯然的事實了(註六)。

達賴投奔自由

三月中達賴出亡,四月初,達賴甫入印度,印政府即派多旺區的副政治專員前往迎接,同時尼赫魯又派了前任印駐拉薩總領事梅農(P. N. Menon)趕往龐迪拉,送遞尼氏親筆函件一封,該函內容雖未發表,但必與達賴日後的言行有關,則可斷言。

四月十三日,印政府發表達賴已同意前往墨蘇里,作較長時期之居留,他在離開龐迪拉之前,更召集重要僚屬開會,告誡他們不得有使印度政府為難之言行。

四月十八日達賴一行抵達德玆坡(註七),達賴第一次發表正式聲明,詳述抗暴經過。責匪失信違約發動侵略,歷數共匪暴行,並說此次入印,全出乎自動,並未受人挾持,語氣甚為溫和。

但到六月,達賴忍不住了,乃於二十日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要求匪讓國際調查委員會,入藏調查暴行。在正式聲明之外,尚有下列幾點,是達賴在答復記者詢問時說的:

(一)自認為流亡政府首長。
(二)仍望和平解決,但鑑於匪之不守信約,故反對直接談判,希望第三國斡旋,尤望尼赫魯與周匪恩來商談。
(三)如共匪反對和平解決,當再考慮提聯合國討論。
(四)不擬永居印度,但在西藏恢復其在三十九年以前的地位以前,不擬返藏。

達賴自認為流亡政府的宣布,引起了印政府的恐慌,六月底印外交部發言人聲明不承認達賴為流亡政府。
兩日後,尼赫魯在國會內稱,達賴在印,可以從事宗教工作,但不得從事政治活動,達賴這樣受了印方祕密的與公開的各種約束,說話不得不很謹慎,可是到七月四日,達賴對記者談話,又重申是流亡政府之說。

八月底達賴首次離開墨蘇里,往新德里去訪問了兩個星期。除拜會尼赫魯及印政府其他人員外,並約見駐印各自由國家使節,及向印度國際協會發表演說,決定主動向聯合國提出呼籲,要求援助,並於九月九日正式致電聯合國祕書長哈瑪紹,表達此意,到十月初聯合國處理此案時,達賴又透過他的兄弟嘉樂頓珠,作同樣的請求。不過他所求的不是對共匪的譴責,而只是聯合國的調停。

共匪的反應

共匪在發現達賴逃亡後,曾以五萬人的陸空軍追捕不得。其後又散播謠言,說達賴受傷,意在抓到達賴後,加以殺害,然後嫁禍於抗暴軍。

可是在表面上一直到現在為止,儘管達賴一再聲明出亡是出於自願,而匪卻一口咬定他受挾持,並且對他本人,沒有出過惡聲。對於他任偽西藏自治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亦未撤除,班禪只是代理。上次偽人代會開會時,還把達賴安置為該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之一。

匪的這種做法,當然是因為深知達賴是藏胞崇拜的偶像,不但為他們政治上的長宮,且為精神上的領袖,這種虛偽的妥協姿態,可以混淆藏胞視聽,如果對達賴加以謾罵,則反將增強藏胞的抵抗。其次,共匪亦為實際政治上留一個退步,如果共匪現在支持的傀儡班禪,不能獲得藏民擁戴的話,則仍可讓達賴回來。

達賴抵印後,尼赫魯曾想勸達賴返藏,以緩和共匪對藏政策,並以匪保證安全為條件。尼氏此舉,可能是匪所授意的,因外傳匪曾將達賴即將赴印的消息,在達賴抵印前告知印政府,幸而西藏的難民反對,達賴才未重滔覆轍。

三月底,共匪發表達賴與譚匪冠三間的三封信,以證明達賴之受挾持,其實那是達賴的緩兵之計。

在達賴的德玆坡聲明發表後,因為用的是第三人稱,共匪即說這是由印度政府代筆的,偽人民日報更說這是帝國主義及擴張分子所杜撰的,但達賴亦不甘示弱,四月二十二日又用第一人稱再發聲明,說前一篇文章確是他自己說的話。
在目前,匪既不與達賴來往,亦不罵他,只是置之不理,而埋頭鞏固其在西藏的地位。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的意義

近來國際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為了想把共匪拉進聯合國,喊出了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而其中最能騙到一些不明真相者的一個理由,就是匪在大陸上的統治,已經根深蒂固,所謂已能「有效控制」,所以聯合國應該承認這一個事實。

雖然我們都知道,自從三十八年匪竊據大陸以來,全大陸各省,無日下有或大或小的反共抗暴行動發生,共匪亦從來沒有真正有效地控制全部大陸,但因一則匪區鐵幕深垂,抗暴消息不易外洩,二則共產國際助匪宣傳,竟把匪偽政權說成如何安定與穩固,所以匪偽政權面對的種種困難,並不為外人所熟知。

可是這次西藏抗暴革命的大規模暴發,把共匪的這一個神話拆穿了。共匪經營西藏,不可謂不力。自四十年(1951)張匪國華率軍進藏以後,首先是發展交通,在四十三年底,先後完成了長2255公里的康藏公路,與長2100公里的青藏公路,此外又修起了西藏境內的若干公路,及新疆葉城至噶大克線。揍著北平與拉薩的空中交通亦開航了。匪軍政人員部隊源源入藏,企圖嚴格控制西藏,而十年統治的結果,卻爆發了西藏的全面反共抗暴革命。

尤以達賴此次出亡,浩浩蕩蕩八十人之眾,騎馬步行三百哩之遙,共匪出動了陸空軍及傘兵數萬人之多。而尚不能將他們截獲,即可使其有效控制之說,不攻自破。而自韓戰以來,共匪在亞洲國家間所制造的「強國幻象」亦因達賴的逃亡成功而粉碎了。

暴露共匪對於邊疆綏靖政策的失敗

共匪雖然以軍隊打進西藏,但亦知道康巴民性強悍,藏區地勢特珠,所以在初期使用武力之後,就採取了若干懷柔性的措施,希望以最少的代價,來達成它控制西藏的目的。所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十七條,即是這種企圖之下的產物。

四十三年八月(1954),達賴及班禪為匪分別邀至北平,在參加偽人代會後,又與匪偽開會,決定擱置原擬成立的偽西藏軍政委員會,而改設偽「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由達賴擔任主任委員:班禪及張匪國華分任弟一及第二副主任委員,委員五十二人中,四十八人為藏人(註八)。

四十五年(1956)康巴人初次大規模「叛變」,是為了反對徵稅及沒收寺產,匪曾暫時撤軍及取消租稅。

翌年,匪又宣布西藏的「民主改革」,延緩六年。同時又陸續撤回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匪幹:並說以後實施改革的時間,可由西藏「民族領袖,上層人士與人民」協商決定,擺出一面孔同情少數民族的姿態。

但西藏同胞看得很清楚,這只是共匪在手段方面的運用。共匪的目標並未改變,那就是要使全體藏胞成為共匪及其主子蘇俄的奴隸。所以共匪這些塗了糖衣的毒藥,始終未能使藏胞吞下去,待至抗暴戰爭發生,共匪撕下了假面具,露出猙獰的真面目,其騙局乃全部失敗。

就匪的國際關係而言

共匪在西藏的暴行,引起了整個自由世界的憤怒與譴責,而尤以一向迷信共匪和平意向的印度人民為然,現已篇幅所限,在此僅述印度與聯合國的反應。
匪印之間不睦的事情很多,主要的有下列各項:

匪印關係

一、共匪在印度散發的地圖。據印方的看法,有三萬方哩的「印度領土」,劃入了共匪的版圖。當印度議員在國會中詢問的時候,尼赫魯報告與共匪交涉的結果,共匪推說是以前留下的舊地圖,但尼氏對於匪已竊據大陸多年,而仍不加以改正,表示不滿。
二、四年以前,印度派駐西藏江孜的貿易辦事處,為洪水所毀,印度申請重建,始終未為共匪准許。
三、上次達賴訪印後,原已不想回藏,後因尼赫魯之力勸而勉強回去,當時尼氏還答允過些時候入藏回拜,可是到去年尼氏想去西藏時,共匪多方刁難,不准其與達賴見面。

這次西藏抗暴革命發生徑,以上各項因素,都更擴大而表面化廣。

就疆界而論,印政府認為共匪已從「地圖上的侵略」而轉為「領土的掠奪」。五月中,烏達布拉且希省議員二人,謂匪軍巳侵入阿爾莫拉及迦華兩區,其後印議員伐其拜引張匪國華在七月間拉薩群眾大會中的演說,要解放尼泊瀝、不丹、錫金及拉達克,八月間印人民社會黨在馬地耶布拉且希省的分部主席哈瑪,說他最近旅行喜馬拉雅山區,知道共匪確有成立喜馬拉雅聯盟之野心,除上述各地外,還包括印度的東北邊區在內。至八月底,連尼赫魯亦不再能袒護共匪了,他在國會中報告,匪軍已在拉達克及阿薩密兩處入侵,迄至十月底為止,共匪對於印方要求撤退的照會,仍置之不理。

就印藏關係而論,共匪已在趁此機會,將印度勢力,全部趕出西藏,無形中已撕毀了四十三年四月所締的「印藏通商旅行協定」。尼赫魯於八月初在國會中報告,印藏貿易額已大減,匪對印駐藏商務代表及印商,多方留難,亦不供給旅行工具,其後又禁止印藏鈔票流通,離間藏胞與印人之間的關係,使藏胞不敢與印僑往來,印總領事館與印商幾與外界隔絕,共匪又通知印度,說留藏印人皆應視為「中國人」,因並未持有印度國籍之證件(註九),恐怕在不久的將來,印度官員,都不能在西藏立足了。

再就印匪一般關係而論,自西藏抗暴革命發生,即不斷的惡化,終至進入了冷戰狀態,印度政府雖仍極度隱忍,但在野黨及民間輿論,則毫不客氣的對匪予以抨擊。在共匪方面,起先僅說噶倫堡為指揮西藏抗暴的中心,繼即氾指印度若干政客,意圖破壞印匪關係,到四月間偽人代會開幕,就有班禪劉匪寧一等人,奉命指責印度為繼任英帝衣缽的擴張主義者,四月下旬,偽人民日報一連三天,滿載攻擊印度的文字,五月三日又在北平舉行三萬人大會,向英印示威,到八月中,印度駐北平及拉薩的外交人員,連一般的禮遇都得不到了。

自五月以稜,匪在宣傅上對印度的責罵雖已稍戢,在赫魯雪夫十月間訪美之後,印度駐匪區外交官的行動,亦稍見自由,但講過的話不能收回,匪印關係經過此次公開交惡,再要恢復到以前的情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印度輿論

在這次西藏抗暴革命發生後,印度的輿論與民間行動,無疑地是遠走在印度政府的前面了。儘管共匪對印度加以諸般侮辱與謾罵,而尼赫魯最重的一句答語,不過是論共匪使用了「冷戰」的言語,殊為不幸,執政黨的國民大會黨工作委員會在五月間集會,雖對藏人表示關切與同情,而對於共匪攻擊印度的言詞,隻字未提,反而決議支持尼赫魯仍願維持匪印友好關係的立場(註十)。

但在民間則不同了,雖然亦認為印度無力以武力援救藏人,輿論方面一致覺得是非曲直應該弄清楚,對於共匪的暴虐行為,至少應有口誅筆伐的勇氣,報刊方面這一類的社論短評,可說舉不勝舉。

除了言論以外,印度人民還有行動上的表示,首先是右派的大印度黨黨員,於三月二十日分別在新德里及孟買的匪使領館前遊行示威,高呼打倒「共產帝國主義」的口號;四月三日左派的人民社會黨亦在匪使領館前開會遊行抗議;四月五日在新德里有一萬五千人的群眾大會,除印共以外,各黨皆有人參加,決議要求尼赫魯召集哥倫布會議各國開會,譴責共匪;四月二十日,在孟買再度遊行示威的印人,以番茄擲向毛匪畫像,社會黨領袖那拉陽(註十一)演說時,要求支持西藏獨立;五月底,那拉陽又在加爾各答召開所謂全印西藏會議兩天,決議認為匪軍入藏業已形成對印度安全的威脅,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匪印關係,該會並授權那氏,籌組亞非委員會,調查西藏現勢,這次會議出席者一千七百人,惟印共與執政的國大黨未派人參加。八月以後因匪軍加緊侵印行為,又引起了各處的反匪示威遊行。

印度民間輿論,不但反共,同時對於印政府的軟弱,也很表示不滿,尤其對尼赫魯本人,認為他在英法進兵埃及時,好像是充滿了正義感,出來責難同為不列顛國協的一員,而今對於匪軍入藏,則噤若寒蟬。又評尼赫魯所謂藏事是共匪內政問題時論:「尼赫魯難道不知道對共匪與西藏都表示好感,等於是把侵略者輿被侵略者同等看待嗎?什麼是干涉內政?如果印度可以向南非抗議種族隔離,並且每年把他提到聯合國,那麼為什麼對於一個自治鄰邦人民的被屠殺,不作抗議呢?」(註十二)

中立主義可能轉向

中立主義的產生,是一部分弱小國家,覺得自己的力量既不足與兩大集團抗衡,而加入了一個集團,又怕得罪了另一個集團,乃標榜中立,以圖自保,當然同時也存著若干投機取巧漁翁得利的心理,此中現以印度為翹首,而尤以尼赫魯個人主張最力。

四年以前,尼氏與周匪恩來為西藏問題談話的結果,產生了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註十三)。其後周匪一直拿了這「五原則」在國際上宣傳,亦給他騙倒了許多不知就裡的人。但在四年以後的今天,又因為西藏問題,而把這「五原則」扯得粉碎了,此後印度不但不能對於匪的諾言,再予輕信,而更要擔憂共匪的軍事與政治侵略。同時,在印度的非共黨派,亦開始認識印共與國際共黨是完全一體的(註十四)。

孟買的印度快報曾有一篇長文,認為「僅僅在兩大集團之間的中立,不能再成為東南亞國家的保護盾牌」,並提倡與美國合作,印度前任各邦事務部長梅倫,亦於五月間在馬德拉斯發表談話,主張印度放棄中立政策,而輿美國攜手,因為美國並無擴張野心。

正如美國華爾街日報一篇社論所說,多年的大量美援與友誼,都不能改變尼赫魯對匪的同情態度,但西藏抗暴革命,則已對印度及其他中立國家,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有一度甚至傳說為了共同應付共匪的軍事威脅,印度與巴基斯坦可能締盟。但這項消息現在已為印度政府否認了,尼赫魯甚至說即使匪不遵守五原則,印度亦仍擬繼續片面遵守。事實上亦可能暫無與美國締盟這類急轉直下的行動,但至少在若干國際行為上,我們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轉變。

聯合國與國際團體的反應

西藏抗暴革命發生後,就有人想到提出聯合國討論的問題,達賴本人,尤其如此希望。但在技術上,西藏不是一個獨立國家,更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它自己是沒有資格直接向聯合國提案的。所以三十九年匪軍初次入藏時,達賴曾兩次致電聯合國呼籲,聯合國都沒有理他。

不過在三十九年,匪軍侵藏的議案,曾由中美的薩爾瓦多國代表提出,但因印度代表自稱可以和平調解,而美國因韓戰方酣,不願得罪印度等中立國家,所以亦沒有予以支持,結果就在安全埋事會及政治委員會中擱置起來了。

對於這次抗暴革命,印度民間多主提付聯合國討論,尤以人民社會黨為最,該黨認為由於印度在三十九年阻止薩爾瓦多提案,現在更有道義上的責任把原案提出來,但尼赫魯則怕多事,還是不願提。

身為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雖然贊成此案在聯合國中討論,但始終認為應由亞洲國家主動。所以遷延時日,直到九月底,才由馬來聯邦及愛爾蘭聯合提出,於十月初由聯合國大會以四十三票(包括我國與美國在內)對十一票,決議列入議程,提付討論,並於十月二十一日,以四十五票對九票,獲得通過。可是為了確保此案獲得多數國家支持,議案內容措詞異常溫和,不但沒有譴責共匪的詞句,連共匪的名稱都未提到,而只提到維護西藏的人權與自由。

聯合國對於西藏抗暴的表示,雖然不過如此,但有一個著名的國際團體,則已公開對匪強烈譴責,最妙的是這個運動的主持人,也是印度人。

印度最高法院資深辯護人區堪達斯,於六月五日在日內瓦代表國際法學家委員會(註十五),發表西藏抗暴報告,歷數共匪罪行,稱為集體屠殺,說共匪已以漢人五百萬,移入藏東藏北,另有再移四百萬的計劃,並說匪的行為,與當年西方帝國主義假進步之各,行侵據之實的行動完全一樣。這個報告送到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搆,並呼籲全世界的律師及法學家,援助藏人。

七月二十四日,該委員會又要求聯合國調查西藏實情,同時指定代表印度、菲律賓、挪威、英國、迦那、馬來亞、緬甸、錫蘭及泰國的會員九人,組織法律調查委員會,即以屈堪達斯為主席,搜集事實,以證明共匪在藏已犯有滅種罪行,預備在不久的將來,提出正式報告。

當然這個委員會的報告,是不能阻止共匪暴行的,但至少在道義上,國際間有了明辨是非的表示,把侵略屠殺的禍首,清楚的指了出來。

西藏反共抗暴的前瞻

西藏反共抗暴革命必將延續

有很多人喜歡把西藏抗暴革命,比之於前年的匈牙利反共革命,其實這兩者之間是有很多差別的。

第一:簡牙利革命的領袖納奇,在革命受壓制時托庇南斯拉夫使館,後來為蘇俄騙出處決,如果他躲到英美使館中去,也許不致如此下場,但因他原是共產黨出身,還是相信共產國家,以致自食其果,同時亦使匈牙利革命領導無人。達賴則與共產主義毫無淵源,且已逃往自由國家,必可繼續反共工作。

第二、匈牙利地處中歐,交通方便,國土狹小,革命發生以後,蘇俄可以迅調大軍,入境壓制。西藏則地廣人稀,處於世界屋脊,山高河闊,路送情嶇,宜於遊擊戰,而不宜近代武器之使用。

第三、匈牙利革命的本質,完全是政治性的,而西藏抗暴行動,則宗教性尤重於政治性,換句話說,共匪壓制革命,即等於與喇嘛教為敵,亦即等於向每一喇嘛教徒宣戰。(註十六)

因此之故,西藏反共抗暴革命在表面上雖一時為匪鎮壓下去,但必將延續下去。

〔 黃花崗雜誌打字、編輯、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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