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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记忆触摸的“神圣权利”

——漫谈中国大陆的“民主选举”

 

老 骥

 

今年春天的中共“兩會”仍不避諱天下笑談,還是沿用毛時代立下的規矩蓋了橡皮圖章。不錯,與那“和尚打傘”的血腥年代相比,今朝兒畢竟還是用“構建和諧”替代了“一抓就靈”,甚至還換得了一團和氣——從“代表”們及“委員”們同一模式的笑容中即可得到證明,同時還可從一台台“盛世”主題晚會中,叫你圧根兒就記不得遠未了結的樁樁礦難,和黑磚窯童工的聲聲慘叫了,也用不著擔憂目下的物價暴漲,維權“星火”(例如拉薩及沿海城市等等),和廣東又在蔓延的禽流感了……對這些,黨和政府會管 ——“代表”及“委員”們也是不會懷疑的。至於各級黨政機構中究竟有多少貪官惡吏,請全國人民也不必過多擔心,雖然各級“人大代表”中的黨政官員占了驚人比重,但他們都是老百姓信得過的“父母官”,握有普通百姓不可能具備的“三個代表”,何況各級第一書記都是兼任“人大主任”呢,不僅“監督”更有效,而且辦事效率會更高。即使難免出現江澤民時期的惡性醜聞,諸如丹江口市的張二江,那也是“極其個別”的,何況他在床上賣官的性交易只有107個(比一百單八將少一個)。廈門的“紅樓”就更屬例外了。

 

 夠了。反正“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毛語錄)。只要一黨或一人獨攬大權,“就可創造一切人間奇跡”的,“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了(仍是毛語錄)。事實也的確如此,例如“天堂路”上活活餓死的4000萬;又如空前絕後的十年浩劫等等,都可足夠證明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暴政下的一個虐殺手段。今朝兒雖然不再熱衷虐殺,而且也在倡導愛心,謀求和諧,但是,無論經濟如何“高速”發展,仍舊故我的毛式政治體制必將始終無遺表現出一個客觀規定性:民主充其量只是一個噴香的粉碟。僅此而已。民主儘管是個“好東西”,但與一黨獨裁絕對不在同一範疇。此乃常識。“改革開發”三十年來諸多“跛足”弊端的紛紛湧現就是證明。按撲滅在“萌芽階段”的策略也是無濟於事了。因為它們已如星火點點,此起彼伏,沒完沒了,而且也不會有個了,有時更像浪濤翻湧,單靠鐵閘也是擋不住了,沖決堤防的情勢乃是客觀存在的,其後果是什麼,想必咱們學過“河川結構”的人士都懂得。本來,解決這個危情的時機來早就成熟了,鄧小平一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該著手了。如果不是一誤再誤,就不致有“六.四”大作一筆了。倘能勇敢面對現實,當下補救還不晚,其關鍵舉措之一就是儘快打開閘門,立即著手“政改”,邀請各方代表人物和有識之士,坦誠協商,首先試行真正的民主選舉——而不是筆者以下回顧的“選舉”

 

在我的記憶中,關於半個多世紀的“人大代表選舉”,無論其氛圍與使命如何轉換,最初給我的印象還是極為深刻的。那時我還小,覺得她是戴著花環走來的。我目睹的第一次基層“選舉”是在1953年春夏之交,地點在重慶沙坪壩。儘管尚不夠法定年齡,但是,當學校大禮堂擴音器響起《歌唱祖國》的時候,我還是從足球場跑向會場門口,拉長頸子看熱鬧了,心中好不羡慕魚貫而入的同學們,他們將在“新中國”的首次“普選”中,投出“手中神聖的一票”了。主席臺上那個長方形的大票箱尤其令我難忘,它是用紅色金絲絨包裝的,箱棱皆由金箔粘貼,正中“投票箱”三個豎寫大字更是金光耀眼,加之教務主任孫錦教授立于其後“監票”,另兩名部隊轉業的女同學立于兩側“守票”(她倆都是黨員而且漂亮),身著沒有領章的軍裝也如花般美麗,與台前一排紅玫宛如珠簾壁合,從而把“民主選舉”首次寫入了我的心中。

 

那時節,聽得最多的字眼叫“神聖權利”。儘管人們只需在欽定的人頭上畫圓圈 ,有一畫一,有二畫二,有三畫三,有nn,既無差額選擇,也勿須認識被選者,反正畫圓畫滿就屬“有效選票”,既莊嚴也滑稽。但是,我看見“選民們”還是樂於屐行這個不無廉價之嫌的“神聖權利”的。我心中也無多大異議,甚至還很羡慕。

 

這是為什麼?原因很複雜,時空背景也很特殊。“普選”前,有一個“啟蒙報告”首先發揮了神奇作用。從西南軍政委員會調升中共中央任總書記的鄧小平作了一個關於“人大選舉要點報告”,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直播(咱們這些“未來選民”也沾光聽了)。有兩個要點我記得很清楚,他說,世界上的民主大致分兩類,一是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的最廣泛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這是真正的民主,只有以蘇聯老大哥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才擁有這種民主;其二、另一種民主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民主,以最兇惡的美帝國主義為代表,他們的民主選舉和叫嚷的民主自由,純粹是塊遮羞布,旨在掩蓋壟斷資本主義壓迫剝削廣大勞動人民的吃人本質。所以,選舉不能看形式,而要看實質。就拿蔣介石垮臺前在南京召開的“偽國大”來說,他們就連他們依附美國人的那塊遮羞布也不要了,除了污七八糟還是污七八糟。等等。

 

 當年,鄧小平秉承聖上旨意講的這些話,雖然不盡符事實與邏輯,但還是可得人心,甚至很得人心的。這又是為什麼?時值“抗美援朝”尾聲,“美帝”已被中、朝軍隊“打得進了板門店坐下來老實談判”了。之前,始於“跨過鴨綠江”的、舉國上下開展的“仇美、輕美、蔑美”教育運動已取得了顯著成效,加之“一邊倒/我們堅決一邊倒!~~”,和蘇聯人寫的“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進、前進、前進!/為光榮勞動/為世界和平……”的歌聲, 以及“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等等美好憧憬,莫說對“老大哥”的“民主”,就連“老大哥”放的屁也是香的;再加之“蔣匪幫啊/那個一團糟啊/一團糟啊、一團糟!……”等辱駡之歌也從未間斷,彌漫著“成則為王”的壩氣,具有無處不在的威懾力。在我的兒時記憶中,那次“偽國大選舉”也確屬“一團糟”。我父親為我姑父“競選”立法委員在重慶南泉片區拉票時,主要就是靠的一碗清湯素面,或一碗酸辣小面,讓農民拿著手中的選票任選一碗。而年長者見過的這類“一團糟”自然就更多了。所以,人們心中對國民黨的反感也就自然轉換成了對共產黨的崇拜,何況不少人都還跟在別人屁股後面唱過“山那邊有好地方”。而今,既然在“山那邊”創造過“好地方”的人們來了,而且還是提著畫圈“民主”來了——賦予“神聖權利”來了,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所以,在上述背景條件下,鄧小平的那個“啟蒙報告”就在中共當政的“民主史冊”上實現了“開門紅”,取得了空前絕後的巨大效果,它既像一束不敗的塑膠花,更像一個比黃連還有滋味的苦果子。

 

很有意思,我本人盼望的“神聖權利”並未按四年一度的“法定”章程如期獲得。它為1957年的“反右”讓了路。不過,全國“人大”還是召開了的,但不是換屆“選舉”,而是變成了批鬥“章羅聯盟”為首的“大右派”們的最高大戲臺,不僅迫使他們“請罪認罪”並“服罪”,而且還加蓋了橡皮圖章:保留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及龍雲等人的“代表資格”,授權國務院免去前三人的部長職務,和龍雲的國防委員等職。還拍了電影,叫《向右派鬥爭》,公映得異常及時。由於我已成了本單位最年輕的“極右分子”兼“青年右派頭目”,也被人“陪同”到影院去受了“教育”。在滿是驚嘆號的解說詞和打擊樂聲中,最為令我難忘的還是昔日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他先是閉門不見“聲討他的工農代表”,但在會間休息的一條向陽廊道上,他終於還是被這類“代表”拖住了,逼他面對面地“辯論”時,身架魁梧的老人則始終面帶笑容,半倚欄杆,間或啣著煙斗,以不屑的超脫保持著靈魂的高貴和錚錚鐵骨——他的禿頂與煙斗成了我心中的抽象畫。其次是章伯鈞,他雖十指插髮,呆坐無語,但他並不否定他曾經私下“放”過的一句驚世之語:“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大流氓”。此語價值千金,令我對他陪加尊敬。再次是羅隆基,他的表情既誇張也滑稽,一再信誓旦旦表白“把我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一點反黨野心”,繼後,“骨頭燒成灰”就成了一個流行詞,常常用到我們這些“小右派”身上,成了“抗拒改造”的同義詞,因為更形象。另外,該片中還有“負隅頑抗”的“全國青年右派總頭目”林希翎和譚天榮,林仍在臺上繼續抗辯,挽著袖菅,氣度不凡,委實不失巾幗形象;而戴著黑圈眼鏡的譚天榮則在台上面帶笑容,不乏輕蔑,這位“恩格斯學派”的領頭人還剛剛在“民主牆”上刷出了《救救心靈》的“反動大字報”。

筒而言之一句話,我曾經羡慕的劃圈“選舉”在1957年被攪了。

 

當時間推移到了整個中國面臨餓死的1961年,聖上裹著睡衣“帶頭兩年不吃豬肉”(即他尤為心儀的紅燒肉)時,他卻突然關心起“人大選舉了”。原來是他急迫需要“民主”這個道具了。而我則急迫需要向周圍工農大眾證明“右派”與“地富反壞”還是有區別的(完全不是滿足畫圈“選舉”的好奇心了)。在毛的“寬大為懷”下,已被踐踏得失去人樣的“右派”們還是享有聖上恩賜的公民權的,而且主要體現為選舉權。儘管沒有被選舉權,但是,這四年才可彰顯一次的瞬間“平等權利”乃是異常寶貴的,因為,除了這個瞬間,就是遙遙無期的“監督勞動改造”……嗨,誰知天有不測風雲,眼看就要觸摸到的“神聖權利”卻突然被宣佈剝奪了。起因緣於一雙鞋,禍因出於一張嘴。好不容易盼到的一雙膠鞋未及半月就斷了鞋底,一時叫我痛到了心尖子,因為這鞋是母親寄來的,更確切地說,是我苦命的媽在重慶二鋼(特種鋼鐵廠)基建工地上扛水泥包或抬條石掙錢為我買的,因此,我就忍不住對鞋的質量埋怨了一句“躍進貨”,沒料到,這個實事求是的質量點評價卻被人拿去告密立功了,我則落得了“誣衊大躍進”的罪名並被剝奪了選舉權——倒蝕了一把米。

 

好在這次全國“人代會”還是終於加蓋了一個不錯的橡皮圖章:“批准”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對毛在“天堂路”上向天下蒼生賜予的“忙時吃亁,閒時吃浠,瓜菜半年糧”等等,也是一個不錯的包裝。不久之後,他也得以吃夠了他心儀的紅燒肉了——儘管我仍然沒有摸到伸手可觸的“神聖權利”。

 

當時間漸漸抹去了人們臉上的菜色,“三自一包”使餐桌變得豐盛起來的時候,天下蒼生也歡歡喜喜地跨入了1965這個“普選年” ,而且我也終於親手觸摸到 “神聖權利” 了。其時,我們這個外業組正出差在江津白沙鎮,為確保每個符合“選舉法”的男女公民皆能親手投下這“莊嚴”的一票,隊上就把我們的關係立即轉到了暫住地,我也首次領到了選民證。投票那天,在一幅幅寫滿“籍貫、性別、年齡、姓名”的紅紙名單上,我終於找到自已的名字了,接著,就在印好名字的無差額的“選票”上逐一畫了圈,跟隨排成的單行的人們走向了紅紙包裝的投票箱(比金絲絨的包裝遜色不少),雖然不知選的是何人,但心中仍然漂浮著殘存的莊嚴感與欣慰感。此年距1953過去了12年。興許是毛澤東吃紅燒肉吃得發膩了,脫下睡夜後,他就在會上反復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鬥爭”和“一抓就靈”了,並痛斥了這幾年的“翻案風”和“單幹風”。聲色俱厲,黑雲翻滾。委實令人心悸。

 

1966年“文革”開始後,“民主選舉”這個道具就完全讓位于毛的“政治”了。為了實現他的目標,他就立即把他歷來推行的“民主”小道具換成大道具了,即“大民主、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簡稱“四大”。所以,從肉體上把“劉衛皇”徹底消滅之前,他就根本不屑於在1969年召開“人大”,按“憲法”和“選舉法”的程式規定,加蓋一個免去“國家主席”的橡皮圖章了。“紅太陽”的臉皮子已厚得不需任何遮羞布了,換言之,任何遮羞布也遮掩不住“紅太陽”了。幸好“劉衛皇”死前留了一句話: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此語力拔千鈞,值得中共的中樞神經永久銘記。而大可不必泡制《恰同學少年之類》的政治搖頭丸了。暴君就是暴君,罪魁就是罪魁,已無絲毫包裝餘地了。

當華夏大地已著實被“大破”得面目全非而奄奄難“立”,尤其更難“大立”時,毛還是不得不改用一下小道具了,他終於指令在1973年召開了八年未曾換屆的老“人大”。其時,我正有幸走出古蜀王陵,參加“涪江流域規劃”。當人們聽到周恩來抱病作了他今生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時,都不禁哭了,因為,其中猶如畫餅充饑的“四個現代化” 與滿目瘡痍的苦難現狀乃是相去十萬八千里的,令人憂心如焚,故才不吝淚水了。中國知識份子在民族危亡時的苦戀情節還是挺可愛的——我可證明。

 

1977年是災星殞落繼“四人幫”倒臺後的第一個“普選年”,鑒於“英明領袖華主席”執意推行的“兩個凡是”,畫圈“選舉”的聲勢及方式依舊,略有不同者有二:一是“選民”名單可用白紙張貼了;二是老弱病殘及住院病號皆有機會直接投票,因有不少小票箱紛紛端到他(她)們床頭,例外是極其個別的,諸如急救室的垂危患者。

 

1981年可就遇上麻煩了,畫圈“選舉”成了導火線,安嶶合肥中國科技大學首先在校園鬧開了。“東鳳吹,戰鼓擂,現在誰也不怕誰”。該校校長方勵之的話成了一面旗幟,上面寫著一句未曾著墨的話語:把民主權利還給人民。這本來是兌現“三中全會”政治承諾的最好時機,但卻被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壓制了。方勵之也成了替罪羊。但他的個人委屈卻也換來了些許好處。趙紫陽任總書記時明確承諾:一、進行差額選舉;二、逐步實行縣級以下直接普選;三、逐步“淡化党的領導”,党、政分開,各級黨委著重抓大政方針,管好党的自身建設。這是比較開明而英明的。儘管這還是屬於民主的幼年階段,但趙紫陽已是踩在地雷上面了。

 

1985年的確兌現了差額選舉,但二、三兩條的雨點仍很小。不過,那年的“兩會”尤其是“政協”,卻發出了空前的震聾發聵的異議之聲,不少有膽識的委員對民主權利、貪污腐敗、政治體制、新聞自由等提出了質疑和批判,首次為中國人的尊嚴爭得了一絲榮光。

 

1989年震驚全球的“六.四”被坦克圧碎之後,踩著趙紫陽背脊上臺的江澤民就真是一個莫明其妙的東西了,他與李鵬狼狽為奸,除了上述第二條不得兌現之外,還把第三條列為趙的“篡黨罪證”加以討伐了。從此,江就集党國大權於一身,實行了比一元還一元的“江核心”。於是,與之映照的19891993199720012005的“普選”就逐漸變得不如兒戲了。我因曾經長期倒楣的海外關係漸漸變得吃香起來,1989年夏,本單位還一度把我推舉為本行業的“區人大代表”候選人,後因我同情“六.四”並一再講過“欽定的畫圈選舉是對民主的侮辱”,故就被果斷刷掉了。這也好,免得違心參加假面舞會。

到了新世紀,“選舉”過場就被高度濃縮了,既不發選票也不公佈“選民”名單了,只張貼本“選區”的欽定人名就完了。這也好,既節約了紙張也節省了人力。假面舞會還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何況人們已經煩透了,也麻木了。

 

 當小道具完全勿須包裝之後,天下的明眼人卻看見了一個陳舊性的政治骨折,半個多世紀的“民主選舉”已是一顛一簸地走入死胡同了。但出路還是有的,我在前面把該說的意思都說了,倘再具體一點,乃當首先把1953年“啟蒙報告”的核心論點換個說法,即首先把頭足倒置的畸態顛倒過來,實事求是,如果人家的民主不是“遮羞布”,甚至還是一塊好料子,又何嘗不可先裁剪一塊用用?誠然,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五千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尤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與“人是生而平等的”這個普世理念乃是根本對立的。要從龐大而濃重的陰影中走出來確非易事,但卻必須走。其實,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雖然浩如煙海,但作個高度濃縮也只剩兩頁,第一頁是秦始皇,第二頁是毛澤東。所以,當下只需首先更正鄧小平對毛澤東“三、七開”的失實評價,線條細一點,實事求是,看看他二十七年的統治,除了給國家民族製造了巨大災難之外,究竟還有什麼值得傳承的衣缽!倘沒有,就當立即拋棄他的“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的權術教誨,兌現“立黨為公”,重溫重慶新華日報在1945年代表國人向執政黨要民主的幾篇社論(包括毛的《論聯合政府》),好好把“政改”提上日程,首先改變始於1953年的“真正的民主”所導致至今的畫圈“選舉”,甚至不發選票的“選舉”。至於說到“偽國大”的“一國糟”,包括用一碗酸辣面交換“選票”等等,那是發生在一個冠有半個外國名字的在野“政府” 即將推翻一個合法政權的時候,拿它與奪下江山后的“民主選舉”相比,在條件上則是毫無可比性的。如果硬要將它作為盾牌,執意堅持畫圈“民主”,那才是天大的笑話。

 

人心不可欺。民主與獨裁不在同一範疇。構建和諧沒有錯,但它不是“代表”與“委員”們同一模式的笑臉。這種笑臉在餓飯的北朝鮮更燦爛,薩達姆倒臺之前笑得也不錯。關鍵要看哪些人在笑,是不是我在抬屍隊抬的死者中的後裔倖存者在笑,是不是在不再髒臭的新屋中笑,是不是從心底發出的笑……

一句話,誰能首先將心中的大愛傾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他就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倘如此,倒在劫國大盜袁世凱槍聲中的憲政“教父”宋教仁先生也當含笑於九泉了。

 

                                                     2008321日寫於大陸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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