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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涼山詠歎調

(黃花崗雜誌來稿先刊)

 

大陸   張先癡

                                                                         

    編者按﹕當此“中國的西藏事件”已造成世界風潮之時,我們發表了張先癡先生的這篇文章。如果說,文中記敘了作者青春的血,人生的淚,毋寧說作者更記敘了大涼山彝族人民在1949年以後的淒慘命運,和中共北京洋教政權對大涼山彝族人民所犯下的血醒罪行。誠然,西藏、新疆、內蒙古各邊疆民族,包括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地區,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正因為如此,他們才首先是中國人;殺害他們,首先就是殺害中國人;然後才是殺害西藏人、新疆人、內蒙人和大涼山的彝族人……。但是,如果再加上半個多世紀以來被中共殺死、害死、逼死、餓死的八千萬漢族人民,中共一黨在我們的中國又該殺害了多少“中國人”?縱觀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歷史,有誰曾這樣肆無忌憚、瘋狂暴虐地長期殺害和專門殺害過我們“中國人”――即中國境內的各民族人民?答曰﹕唯有中共一黨,唯有中共北京洋教政權,唯有這一伙“心非我心、魂非我魂、人非我人”的中共“馬列子孫集團”……

唯有驅除馬列,才能還我中華!才有我們中國漢族人、藏族人、新疆人、內蒙人、彝族人,和所有各民族人民的安寧和幸運可言…

 

    

我已七十四歲,距蓋棺定論不過咫尺之遙,今天總結一下自己生命歷程中的左右是非,決不能說還為時過早。反思中我吃驚地發現,在我四十六歲以前的全部青壯年時代,經歷了三個非同小可的階段,那便是十六歲當所謂的解放軍,二十三歲被中共劃為極右分子並押去勞動教養修鐵路,二十八歲以叛國罪判刑十八年當了勞改犯,直到1980年我四十六歲服刑期滿的前夕,才被告知“屬於錯判,予以平反”

 

在這三個生死攸關的階段中,我都曾或長或短地滯留在四川省內一個名叫大涼山的彝族聚居區,在這個遠離現代文明的荒山野嶺裏,我用近二十年血雨腥風的歲月,在完成自己思想定型的同時,也見證了這個古老民族在共產暴政蹂躪下,怎樣變得面目全非,又怎樣一天天走向種族滅絕的險境。

 

為什麼讓我這個遠方遊子來見證這裏的沉重苦難,這究競是令人詠歎的巧合還是令人詠歎的宿命?為尋求這個答案,我便開始回顧自己三度滯留涼山的遭遇,陷入了難以言述的痛苦沉思之中。

 

十九歲,奉命“解放”涼山

 

由於中共的新聞封鎖,一般人都認為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大陸建政就意味著全國“解放”了,殊不知遠非如此。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正在四川重慶西南軍區通信團無線電營當報務員,1952年這個團就曾經派了三十名報務員即十五部電臺,配合主力部隊在四川阿壩,對抗拒“解放”的藏族同胞進行了一場血腥地鎮壓,緊接著1953年7月,又以同樣理由在鄰近的黑水殺戮了半年多。而我本人在1953年也和二十個同事共十部電臺一起赴命配合部隊“解放”大涼山。

 

我們這群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年輕軍官從重慶來到成都後,第二天清早便急忙去北較場四川軍區司令部通信處,領收發報機等通訊器材。下午,我趁同事們逛街的機會,特意跑到四川省圖書館,借來一本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的《涼山彝家》,這本小冊子是“萬有文庫”系列書中的一種,若干年後我打聽到該書作者李守義是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的教授,一位彝族問題專家,1956年我在整理彝族民歌時,為探討某些民俗問題還和他通過信。他在這本書中比較詳盡地介紹了彝族的社會結構和風土人情,還有作者在涼山實地考察中的見聞,一個重要特點是作者絲毫沒有渲染這個奴隸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似乎奴隸主(黑彝)和奴隸(白彝)之間,並不存在什麼“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總體印象,那是一個封閉落後的民族,它沒有成熟的市場,也沒有貨幣,還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態。好奇心和求知欲陪伴我熬了一個通宵將它讀完,隨後,在我們進入涼山的長途行軍中,書中那些令人大開眼界的奇風異俗,調劑了我們枯燥的行軍生活。

 

到涼山後,我被分配到公安十七團二營四連,駐紮在緊靠金沙江邊的雷波縣上田壩,這裏並非涼山腹心地帶,只是大涼山的周邊地區,但也不是彝漢雜居區。那時,中共中央對涼山的工作方針是“謹慎穩進”。上級解釋說,彝族從歷史上看與外部聯繫較少,國民黨事實上也從來沒有在這個窮山僻壤實現有效的統治,因為這個民族對外來的滲透非常敏感,要求各地慎之又慎地逐步向前推進。當時上田壩已有地方工作團,據說是得到當地頭人同意後才和部隊一起進駐的。

 

作為技術幹部,我比連隊的官兵佔有更多的自由活動空間,我的全部業餘時間都是在周邊彝胞家裏度過的,我學習他們的語言、歌曲和舞蹈。這裏居住的是沙馬家的安家娃子,其實就是贖了身的奴隸。有一位和善的彝族老大爺名叫沙馬格志,他是這裏的頭人即人們稱為首領的“頭面人物”,但其身份畢竟是奴隸,也就是中共的依靠物件。他有兩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兒,一個叫沙馬烏子,一個叫沙馬阿子,這兩姐妹一改彝族人長年不洗臉的習慣,在上田壩開了歷史的先河,成為洗臉的帶頭人。格志大爺見我對他的民族如此鍾愛,特意送了一個發音為“木直南樓”的彝族名字給我,他微笑著對我說:“木直是你的姓,南樓這個名字在彝語裏是老虎的意思”。在得到這位頭人的認可後,我這個名叫木直南樓的解放軍便在上田壩一帶東家進西家出的走家串戶。

 

彝族人十分好客,眼看過彝族年了,彝胞們會通宵達旦的跳舞唱歌,喝他們自己釀造的酒。這正是我收集民歌的大好機會,有一位在貿易公司工作的彝族朋友很樂意替我作簡單的翻譯,我記錄了幾十首民歌準備日後整理。其內容多為歌頌民族英雄,也有愛情歌曲,詞句優美感人,我從這些樸實無華的詩句中,認識了這個民族的勇焊與自尊,善良與慷慨,它使我更加喜愛它的藝術和創造這些藝術的人民。

 

本來是年輕男女們狂歡的日子,某夜,大夥卻嘟嘟囔囔地要一位老大爺唱歌,他是格志大爺的堂兄,名叫沙馬古迫,看樣子已近六十歲了。他沒有象年輕人那樣踏著舞步吟唱,而是坐在板凳上唱道:“過年了/這是先祖定下的日子/讓我們喝醇香的酒/這是祖先教我們釀的美酒/讓我們唱動聽的歌/這是祖先傳下來的歌。 過年了/快樂的孩子又長了一歲/過年了/優郁的老人更老了一年。”歌聲高吭淒惋感人。我不知道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或是古迫大爺即興創作,但我分明看見他佈滿皺紋的眼角,閃耀著兩顆晶瑩的淚珠。翻譯悄悄對我說:“沙馬古迫大爺不同意他堂弟與解放軍合作,兩兄弟鬧得很僵。”這使我想起他先前看到穿軍裝的我時,曾露出厭惡的眼神。

 

由於彝族內部各家支之間長期的冤家械鬥,槍枝彈藥成為整個民族視為寶貝的東西,他們利用“山高皇帝遠”的地理優勢生產鴉片煙,又用鴉片煙找周邊的地方軍閥換取槍枝彈藥,其操作方法與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在南泥灣生產鴉片煙異曲同工。但生產技術的落後決定了這裏的收穫畢競有限,能換得的槍枝彈藥也很有限,致使全涼山沒有一挺機關槍,誰有那麼多子彈任它傾瀉?彝族方面的軍事實力和其民族內部的紛爭中共也早已瞭若指掌,既然毛澤東以“人民大救星”自詡,他派兵進駐涼山也宣稱是來拯救這裏的人民。看來這裏的人民並不歡迎他的拯救,共產黨的軍隊首先就用軍事演習的方式向對方炫耀武力。對這個武器裝備落後得可笑的對手,用“殺雞焉用牛刀”一詞來比喻似乎也不過份。我所在的這個連隊,用一兩挺重機槍、三五挺輕機槍,若干枝衝鋒槍稀裏嘩啦一陣掃射,也就算一次象模像樣的軍事演習了。

 

指導員知道我和彝胞們過從甚密,讓我和那群頭人觀眾呆在一起,聽聽他們的反應。此時我在人群中發現了沙馬古迫,正嘟著他倔強的嘴唇蔑視著在高處發號施令的連長。突然間“唏裏嘩啦”地槍聲大作,頭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嚷道:“敗家子,敗家子!”因為傾瀉著的正是黃金般珍貴的子彈呀!

 

衝鋒號響起,有三顆紅色信號彈冉冉升起又緩緩落下,這時出現了一個意外效果,頭人們不知道是什麼新式武器從天而降,嘩的一下全都匍匐在地甚至哆嗦不已,我看見人群中獨有沙馬古迫象鶴立雞群般站在那裏紋絲不動,另一個站立不動的是我,我因為瞭解信號彈毫無殺傷力,而他卻是因為鎮定,非同一般的鎮定。

 

彝族也有巫師,稱作“畢木”,那是一種屬於男性的世襲的職業,也是這個民族能識文斷句的“文化人”。當彝族人需要詛咒他的敵人時,就會把“畢木”請來,讓他對著某只狗背誦一段經文,他們認為這樣便能使某種妖魔附在這只狗的身上,然後將狗打死,掛在仇人過往的路邊的樹上,據說仇人走了這條路便會象樹上那條狗似的死去,他們稱這個作法叫“咒路”。

 

軍事演習以後,彝族人非但沒有被武力威脅所嚇倒,而是把軍隊常走的路邊,全都吊起了一條條死狗,它說明彝族人已經把以“救命恩人”自居的解放軍視為自己的敵人。與此同時流傳著一個說法:解放軍將進攻大涼山。

 

仿佛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到通知,將和一些彝族家支舉行一次“鑽牛皮”儀式,如果用現代語彙來表述“鑽牛皮”的意思,它就象當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字儀式般煞有介事,只不過它借用的是彝族的一種古老的賭咒發誓的形式罷了:“鑽牛皮”那天,在一塊略大於藍球場的空地上,上田壩周邊的幾個家支的頭人,率領著一百多名彝族戰士,背著他們心愛的步槍,腰間纏著的子彈袋襯托出挺直的胸膛,一個個英武異常地坐在空地的一邊。與之對立的是一百多名駐軍官兵,他們也全副武裝地坐在空地的另一邊。隨即工作團團長和駐軍連長講話,內容都是三言兩語地表示彝人、漢人都應該團結得象兄弟般一家人;接著又有兩位彝族頭人講話,據說他倆談話的內容大意都是解放軍說永遠不會進攻我們,我們當然也不會打他。剛說完我發現沙馬古迫這個老小夥子從人群中站起來吼道:“別忘了祖先早已說過的話,‘石頭不能當枕頭,漢人不能交朋友。’”對這句不合此次“鑽牛皮”時宜的話,周圍的人也只是面面相覷地沒人阻止他,也許因為他畢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

 

與此同時,在會場的下方,三五個彝族小夥子正走向一頭黃牛,只見其中的一位用一把鐵錘在這只牛的兩角之間猛敲了一下,這牛便癱倒在地。幾個年輕人摸出小刀踴到牛屍邊,七手八腳地剝下那張血淋淋的牛皮,取來兩根竹竿分別從左右兩方將牛皮繃開又高高撐起,來到會場入口處,他倆各自舉著一根頂上掛著牛皮的竹竿,相距一米多面對面站著,頭頂上繃開的牛皮共同組成了一扇虛擬的門洞,締約雙方的頭面人物將從這個門洞、也就是這張牛皮下面穿過,也可能這便是“鑽牛皮”這個特殊名稱的由來。

 

這時真正的主角上場了,他是一位五十多歲滿臉皺紋的老“畢木”。他在門洞的一側站定,左手提著一隻剛剛被殺、喉管上還在滲血的公雞,右手舉起一把鏽跡斑斑的寶劍,大聲宣佈“鑽牛皮”開始。

 

按彝族民俗,參加明誓的雙方均派出各自的頭面人物參與此項儀式以顯示其誠意,我所在的連隊出場的有連長和指導員,地方政府出場的是工作團的正副二位團長,彝族方面有四位高大墂悍的黑彝頭人。這些頭面人物將依次走到“畢木”跟前,這時一位“畢木”身側的人將一杯酒湊過來,“畢木”朗朗有聲地吼著些什麼,事後有翻繹告訴我,他叫喊的是“誰要是違背今天的誓言挑起戰爭,誰就會象這只雞和這條牛一樣死去”。說罷,他把雞的喉管湊近酒杯,讓幾滴雞血滴進酒裏,依次走來的參與這項儀式的頭面人物,接過這杯血酒一飲而盡。這個一飲而盡的動作十分重要,據說歷史上有過在“鑽牛皮”的儀式上,因沒有城意不敢喝下這杯被“畢木”念咒過的血酒,為明誓的對方識破後,導致當場火拼的悲劇,這些禁忌在事前便向不瞭解這項儀式的漢族頭面人物曉以利害,這次“鑽牛皮”似乎一切順利。最後的程式是分食牛肉,當頭面人物依次聽“畢木”念咒後仰脖喝酒的時候,那三五個彝族小夥正料理著這一大堆牛肉,有的切割,有的燒烤,最後拾掇成彝族人認為已熟的“美味”,漢族人當然會大不以為然。

                                                                                                                                                                                                                                                                                                                                                                                                                                                                                                                                                     未熟的兩筐牛肉抬到會場,按一人一塊的標準分發給每一個與會者,不管你是否能咽下這些帶血的肉塊,無論如何也不能扔掉它,這也是一種不可違犯的民俗。

彝族有民諺說:“黑彝腦殼一般大”。這意思是說,所有的黑彝都是世襲的頭人,沒有一個黑彝能統管另一個黑彝,他們除接受血緣婚嫁帶來的同盟關係以外,不會接受任何發號施令者。整個民族沒有一個為全族公認的領袖人物,但他們有強烈的民族自尊,有誓死捍衛自己家園的信念,在這方面沙馬古迫的思想可算是全民族的主流意識。而另一方面,這個共產黨統治的極權國家,會允許你這些一個家支一個家支地擁有自己的武裝部隊和不受統治者管轄的地盤嗎?雖然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容忍了,這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事實上的存在,但“俱往矣”,“還看今朝”的“風流人物”毛澤東決不會允許它的存在!這便是鑽一萬次牛皮都不可能解決的根本問題。

 

1954年,中共中央下達了一個十人小組檔,該檔開始用“血仇分子”來定位某些有直系親屬被共產黨處死的“同志”,規定這類分子不能在要害部門工作,不能入黨。這類檔的貫徹執行從不含糊是党的光榮傳統。我這個從檔案中篩選出來的“血仇份子”便順理成章地調離涼山,也遠離了那個名為要害的部門,回到通信團並立即轉業到南充縣民政科工作,這時我終於明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只是共產黨喊的是統戰青年學生的漂亮口號,骨子裏卻絕對是磨刀霍霍地按階級報復的原則辦事。

 

1956年我奉命帶領南充縣的幾位“積極份子”到省會成都出席“四川省烈、軍屬、復員軍人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意外地碰到曾經也在上田壩工作團工作過的曾某,後來他被調到了雷波縣民政科也來參加這個會議,我從他滔滔不絕的“他鄉遇故知”的擺談中得知,我離開上田壩不久,解放軍便開始對“不願接受民主改革的叛亂份子”進行了堅決地鎮壓,戰鬥十分激烈,雙方的犧牲都極為慘重:“你過去的許多彝胞朋友可能都不在了。”他不無遺憾地說。還特別告訴我,我們都很熟悉的沙馬格志大爺,在去勸說重重圍困在碉堡裏的“叛匪”投降時,被碉堡裏射出的一發子彈打中心臟當場犧牲,事後被授予了烈士稱號。

 

兩個月後,我在《中國青年》雜誌的彩色封面上,看到了格志大爺的女兒沙馬烏子穿著彝族的百褶裙,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的巨幅照片。在封面圖片的解說中,知道她是以彝族月琴手的名義,代表中國青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了世界青年聯歡節。我心想,這位連簡譜為何物都不知道的彝族姑娘,除了能向這些“社會主義陣營”內的朋友們證明中國的“民族大團結”的冠冕堂皇以外,就很難去和那些“兄弟國家”的青年聯什麼歡。

 

就在這個時候,南充出現了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軍官學校的新單位,因為那時剛剛實行軍銜制,據說要把這些昔日的排級幹部、今日的少尉軍官加以突擊訓練,儘快地讓他們脫離半文盲土包子的尷尬,以便能和華沙條約締約國的軍官們站在相同的地平線上。沒想到就調來了三兩個公安十七團二營的軍官,甚至還有我當年所在連隊的排長,我們在街頭散步中邂逅,這又一次的他鄉遇故知讓我知道我們那位山東籍的連長和山西籍的指導員都先後陣亡。我不禁暗想:這兩位當年參加“鑽牛皮”喝過血酒的頭面人物真的被“畢木”的咒語擊中了嗎?

 

來人中的這兩位少尉,都是從所謂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中走過的倖存者,是負過傷、立過功的出生入死者,他倆都異口同聲地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頑固的敵人”。有一次,其中的一位前排長對我說:“‘彝匪’很殘忍,我們所有犧牲的人都會被他們把衣服、鞋子扒光。”我暗自驚歎這個細節和《靜靜的頓河》中、哥薩克與紅軍作戰時扒死人衣服的場景何其相似。我沒有對陳述者表示什麼,但我在心中暗想,彝族一個頂尖級的所謂富豪,他一生也沒有穿過一件棉衣,一雙膠鞋。在冰天雪地裏披著他們稱作“察爾瓦”的薄羊毛披風打著赤腳衝鋒陷陣該有多麼艱難,他們沒有被“階級性高於人性”的理論洗過腦,沒有侮辱死者的願望,但他們也怕冷怕凍。

 

我當時的思想水平並沒有發展到企圖判斷這場戰爭究竟誰是誰非的程度,但是我強烈地希望能從文學的角度來表現這個純樸善良的民族。事實上早在1954年春,我就寫過一篇反映軍民團結的體制內的“黨八股”在軍報上發表,四川軍區派來一位姑隱其名的攝影記者,準備為這篇“黨八股”拍一組照片,記者到上田壩以後,我這個“始作俑者”責無旁貸地當上他的“聽用”,便與他混熟。當他任務完成動身返回成都的前夕,我交給他一摞我搜集整理的彝族民歌,請他帶交給雜誌社發表,一個月左右後,我發現這些民歌都陸陸續續地署上他的名字在《四川日報》上刊出,只不過在他的姓名之後加了一個“輯”字,大意是把我的一份勞動“輯”成了他的成果,這個小插曲也讓我這純真的文學青年長了點見識,好在我手頭還存有事後我收集整理的一大堆類似文稿。

 

當涼山慘遭刼難時,我的“彝族情結”也在我的胸中湧動著,我在北京《民間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組彝族民歌,在《草地》雜誌上發表了《金沙江邊送別》的散文,1957年又發表了描寫一位彝族傳奇英雄的長詩《一朵巍峨的白雲》。這首六、七百行的長詩,在南充縣機關中引起轟動的原因並非詩的本身,而是它帶給我的幾百元稿費,它幾乎相當一個人一年的工資收入。還有一個意外效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中,這首詩在許多大字報中任毛澤東的真假門徒們亂潑髒水。

 

轉眼三十多年以後的1990年,我當時在四川省作家協會混飯吃,恰有機會去到今天的涼山首府西昌市,我此行的公幹便是找涼山作家協會主席吉狄馬加,辦完公事後我順口問了問這位元彝族詩人是否認識他同族的沙馬烏子,作為出過國的彝族婦女,她的知名度可想而知,馬加說:“當然認識,她已經退休,和她丈夫一起住在新華書店”。

 

三十七年後五十多歲的沙馬烏子對我已毫無印象,我問了問他父親的事,也問了她伯父沙馬古迫的事,她的回答把我驚呆了:“是我伯父親手殺了我的父親”。我又問他:“古迫大爺呢?”“他開槍射殺了我的父親以後,知道這場戰鬥的敗局已定,便登上碉堡頂層上吊自殺了”,她的聲音在顫抖。

過了一陣,我倆抬頭四目相對時,眼睛都被熱淚包孕。

 

 

二十六歲,“涼山月餅”拯救過我

 

 

1957年,反右運動結束前夕,時任中共南充縣委書紀的李家驥曾指著我的額頭說:“你張先癡如果不當右派分子,我這個南充縣就再也找不到右派分子了”。果真如此,二十三年後,當中共南充縣委下達紅頭文件宣佈:“張先癡同志原劃右派屬擴大化的結果,應予改正。”這份檔案讀罷,南充縣就當真沒有一個右派份子了。所以那位李書記的“英明論斷”似乎也有正確的方面,縱觀全國,55萬右派中,沒有被改正的右派就剩下寥寥無幾的那麼幾個,但中共中央對數學不感興趣,仍然說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至於擴大到什麼程度,中央文件沒有說,我只好佯裝不知。

 

不過當李家驥書記作為党的化身作出那個判斷時,張先癡得到的是極右份子的稱號,享受的是右派分子頂尖級的處分:管制五年,送勞動教養。管制的最高年限是五年,多判一天管制就只有抓進談虎色變的勞改隊了,該張先癡當年在反右運動時處境之險惡由此可見一班。

 

1958年3月,南充地區某批送勞教的右派份子在衝鋒槍的押解下送到了成都轉運站,幾天後便轉運到自貢市,最後跋山涉水步行到雲南鹽津縣的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名稱的山坳。勞教隊長命令道,你們將在這裏打通一座隧道,以便今後從內江開來的火車穿過這條隧道開往昆明。幾乎“脫胎換骨”地苦幹了一年半以後,才說這條線路設計有誤,下馬停建。近萬名勞教分子的汗水、難以數計的鋼材水泥都化為官僚們繳納的“學費”付諸東流。

 

與此同時,整個中國正轟轟烈烈地為所謂的三面紅旗交納一筆史無前例的“學費”,交罷學費老百姓便開始餓肚子,直到四千萬同胞被剝奪了生存權變成餓死鬼。一直享受著井下重體力勞動的高糧食定量標準的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減少糧食定量,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的副食品都在市場上消聲匿跡,饑餓象流行病一樣侵入每個勞教分子的腸胃。昔日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有的在打飯時混飯,有的半夜三更到廚房去偷東西吃,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用自己的尊嚴去作交換。

 

有小道消息在悄悄流傳說,我們這個四川省公安廳勞動教養築路支隊將轉移到大涼山裏的喜德縣去修成昆鐵路。類似這類人員大規模流動的舉措,勞教隊的幹部們守口如瓶,為了避免這些階級敵人趁人心惶惶之機搗鬼。正式宣佈這個調動的時間,通常是在出發的前夕,這些名為幹部實為專政工具一個個使盡全身解數,喋喋不休地“睜起眼睛說瞎話”地宣佈:“涼山裏的牛、羊肉根本不定量”“少數民族地區的糧食標準比漢族地區高六斤……”恨不得把大涼山烏鴉的羽毛也說成是彩色的。眾右派勞教分子剛剛被“陰謀陽謀”的語言魔術愚弄得暈頭轉向心有餘悸,他們象所有的專政物件一樣,唯一的生存空間就只有逆來順受的無奈。反正次日淩晨,押解的士兵早已荷槍實彈地在汽車邊站定,除了乖乖地依次點名報數然後擠進大卡車就別無選擇。

 

久別重逢的涼山,已是滿目蒼涼,經過所謂的剿滅叛匪,又所謂的民主改革,幾乎使每一個家庭都沉浸在失去親人的傷痛之中。而正在開展的“大躍進”運動對傳統耕作秩序的粗暴顛覆,使這個原本生產水平不高,僅靠粗茶淡飯維持生計的古老民族的元氣大傷,往日的歌聲歡笑再也聽不見看不到了,這種令我沮喪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悶之中。

 

到達涼山的第五天,便是1959年的中秋節,我幾乎忘掉了我生平度過的所有的中秋節,而這一個回到大涼山後的中秋節卻讓我沒齒難忘。因為那是大饑荒的年代,我們這群幹著揮汗如雨的重體力勞動的勞教分子,每頓飯充其量只能吃個半飽,忍受著饑餓的煎熬。那種年代的人最有轟動效應的新聞便是有關“吃”的新聞,那天有小道消息說,今晚每人將會得到兩個中秋月餅。對終日被饑餓困擾著的勞教分子而言,那包裹著冰糖白糖芝麻花生又厚又大的傳統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在分發月餅之前,“管教”幹事何體壽集合全隊勞教份子“訓話”(請注意這個只適用於專政單位特殊辭彙的含金量)說:“雖然你們負罪在身,國家本著人道主義精神,還是給你們每人配給了兩個月餅,但是……”他突然停止了講話,用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番,接著大聲問道:“張先癡來了沒有?”一貫將他們這類信口雌黃的假話視作耳邊風的我,正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裏裹葉子煙,我漫不經心地回答:“我在這裏”,聽到我的回答,這位“訓話”者簡直象餓狼遇到了山羊似乎精神為之一振,他提高了嗓門接著說:“這個月餅不准發給反改造分子張先癡!”自從出現了饑荒,共產黨對勞教分子的獎懲就新增了一個手段,如獎勵二兩飯或者扣掉兩個月餅都能給無產階級專政助一臂之力。我認為就憑這一點便應了毛澤東那句顛撲不破的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造出來”。剝奪吃飯權難道不是人間奇跡嗎?

 

當晚,除我以外,全隊的勞教分子用自己的伙食錢買下了兩個所謂的月餅。我通過“友情贊助”品嘗了這個玩意,它是用大涼山特產的蕎麥面合著糖精水烤制而成。只有在荒誕的毛澤東時代,才可能用這種粗制爛造的東西去敗壞中秋月餅的名聲。這種所謂月餅除了它的外觀是圓形的以外,再也找不到一點傳統月餅的特徵。幸虧這假冒偽劣的月餅是以政府的名義配發的,如果是我張先癡製作的,肯定會在我日後的判決書上增加一條罪行說:“張犯竟敢用劣質月餅來醜化我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云云。

 

這難道就是我重返涼山的“見面禮”嗎?它可是我魂牽夢繞的一塊土地啊,這裏是我踏上充滿荊棘的文學之路的出發點,她的人民珍惜親情友情、慷慨大度。只是他們今天被武力征服,新的統治者用打碎奴隸銬的神聖名義、卻用血腥的手段,給人民戴上了更殘酷的僚銬。狹隘自私的暴君對他治下的子民,正用他奪得的權力,征服每一顆渴望自由的心,連兩個劣質月餅都可以當作武器,這個黔驢技窮的執政黨,在它敗壞了月餅名聲的同時,也正在不遺餘力的敗壞著中華民族的名聲,這才是真正的悲哀所在。

 

因為氣候土壤和耕作習慣的關係,大涼山基本不種水稻,他們最大宗的農產品是洋芋和一種名叫“圓根”的蘿蔔,如果把這兩種塊根作物當作公糧交給了政府,還不說它們易於腐爛難於存貯,單憑它需要佔用的庫房面積就不知大到什麼程度。這一切因素綜合的結果是,吃粗糧的涼山地區在震驚世界的大饑荒年代,餓死的人比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西部平壩地區還少得多。而在連續三年大饑荒中最為饑荒的1960年,整整一年我恰好都在這個以粗糧為主食的貧困山區度過。我這個冒名木直南樓的假彝胞竟然也從中受益。

 

這事情說來話長,歷史上彝族的民風就是有飯大家吃,你走進任何一個彝族家庭,你都能得到吃他喝他的客人禮遇。很可能從所謂的“自然災害”到來之後,糧食的依人定糧和稀缺改變了他們這個傳統習慣。他們出門時也要用布口袋裝上兩三個直徑約十五、六公分的乾糧餅子,大多是用玉米和著洋芋塊蒸成。既然中秋節發的蕎面餅子都可以冒充中秋月餅,彝胞們裝在布袋裏的乾糧餅子,我將它稱為“涼山月餅”也決非溢美之詞。

 

如前所述,我所在的勞教中隊是一個隧道中隊。在涼山,這個中隊擔負的任務是打通一條根據彝族地名而取的爾普地隧道,全長五百多米。所有的鐵路動工之前,都必須先修一條簡易公路,以便運送水泥炸藥鋼材木材這些鐵路建設中必須消耗的物資,還得加上修路人員的生活必需品。我們修這條便道時,正是所謂大躍進的高潮期,一個人一天挖土方十方、甚至幾十方的牛皮喜報頻傳,結果都是些自欺欺人的假大空,凡是對這些假大空提出質疑者,一概以反改造分子論處。我們這個中隊以躍進速度砌成了一座公路橋墩,喜報還沒送到支隊部,橋墩卻已經垮塌,這類笑話層出不窮。

 

這條假大空公路便道載重汽車爬不上來,但人在上面行走則比那些崎嶇的山路方便得多。便道的終點是一個名叫兩河口的區政府所在地,那裏是通有等級公路的集鎮,也是附近彝胞外出和歸來的集散之處。我們搭建在爾普地隧道附近的簡易工棚,也成為彝胞們來來往往的必經之地,更妙的是這必經之地即非中隊部門口,也不在勞教分子宿舍的對面,而是在工棚的背後,這就既遠離了監管人員的所謂“革命警惕性”的監視,又避開了分化後的勞教積極分子相互監督的殺傷力,這就為我的“自由活動”提供了“地利”;三班倒的工時安排提供了“天時”;我初通的彝語是“人和”的橋樑。試想想,中國人在具備了天時、地利和人和這個祖傳的“成功三要素”以後還有辦不好的事嗎?

 

饑荒中不少勞教份子患上了水腫病,工程進展速度一落千丈,但每天上、下班卻仍在幹部監督下照常周轉。每次下班走出隧道,也是我們全天饑餓的高峰期,我常常坐在便道旁邊,耐心地等待過路彝胞的到來。見到來者後,我首先微笑著用彝語問道:“格沙沙?”在我所略知一二的外族語言中,彝語這種直奔生活主題的問好的方式可稱世界一流,格沙沙的意思是你快樂嗎?聽到我這句比較地道的彝語問話,他們先是一臉驚愕然後微笑點頭回答:“格沙”(快樂)。這時我會從他肩上掛著的布口袋的外觀形狀上,判斷裏面是否裝有“涼山月餅”,這沉重的象一個微縮鐵餅的東西,大體上一眼都可以看出口袋下部那沉甸甸的圓周,絕大部分彝胞出門都會自備乾糧,因為上飯館既需糧票又需現金,這兩種東西他們都極為稀缺。我還會進一步問:“偶分腳腳?”(“有‘涼山月餅嗎’?”)這時他們會下意識地看看腋下的布口袋,餓得心慌的我趕緊問:“烏烏?”(賣嗎?)彝族人沒有賣食物的習慣,他們會取出“涼山月餅”多數情況是分半個遞給我,有時是給一整個,我也會給一元錢給他,多數情況對方都不要,有時是十分感謝地收下。若要問這“涼山月餅”究竟多大,我只能這樣說,一個約等於我們一天的口糧。正是這些慷慨的“涼山月餅”,幫助我度過了饑腸轆轆的1960年,我避開了水腫病對身體的摧殘,健康地存活至今,“涼山月餅”功不可沒。

 

大約是1961年初,這座半成品隧道再度成為中共上交的“學費”,我們又奉命搬遷到旺蒼縣快活場,修築一條廣元至旺蒼的鐵路支線,九個月後我越獄逃跑,捕回後法院在判決書上寫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一條的規定,判處張犯先癡有期徒刑十八年”。對法律條文一無所知的我,為了證明自己並無智力障礙,強烈抗議這一無理判決,索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一讀究竟,見其第十一條赫然在目:“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者,處死刑、無期徒刑……”其實我從來遠離國境縣一千公里以上,怎樣偷越?然而上訴按慣例駁回。

不過,我的內心卻很清楚,此番逃跑確與“涼山月餅”不無關係。

 

三十一歲,記住涼山的死人溝

 

1964年,我判刑後第一個被押往的勞改隊是位於四川省崇慶縣內的萬家煤礦,在看守所餓了三年多,帶著一副餓殍般的骨架,來到這個吃四十多斤井下高糧食標準的單位,象所有當年在餓死邊緣上掙扎的底層中國人一樣,還以為誤入了可以脹飽肚皮的天堂,但勞改隊本質上就是個貨真價實的地獄,誰都知道,在真正的地獄裏,絕不可能設下一個名叫“天堂”的包間。

 

不久,一場瓦斯爆炸眼睜睜地奪走了九十九名犯人的生命,從煤井裏拖出來的屍體,橫七豎八地陳放在大禮堂的地上,屍體告訴我,他們為這裏的糧食高定量付出的代價是如此沉重。

 

正當我在餓死或者炸死的十字路口踟躕徘徊時,礦井裏又發生了一起電纜被割斷的所謂破壞事故,獄吏們絞盡腦汁難以破案,乾脆把判重刑的反革命犯從煤礦裏調走,去到那除了地球就無可破壞的荒山野嶺。就這樣我和三十多名才來到這座煤礦一個多月的反革命重刑犯,被押往大涼山裏的雷馬屏勞改農場,這個農場象中國所有的勞改隊一樣,早已臭名昭著。但身後那支衝鋒槍的主人的吆喝聲卻在暗示你,既然當了勞改犯,叫你去到那兒就得去到那兒,除非你準備被當場擊斃。

 

來到農場,第一個向我等新犯“訓話”的是農場管教科長邵廷章,他屬於“才子型”的專業獄吏,一個多小時的口若懸河,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是一個奇談怪論。他說:“雷馬屏農場是一座天然監獄,它周圍茂密的原始森林比高牆電網更有防止犯人越獄逃跑的功能……”

 

他的這番語驚四座的話,讓我茅塞頓開般悟出了一個道理,原來每個人的職業和興趣能對他判斷事物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一位旅行家眼裏,大涼山的原生態森林是一個珍藏在人間的旅遊勝地;這五彩斑爛的草叢山花交映出的畫面令一位元畫家留連忘返;而詩人則從泉水叮咚、翠鳥婉囀啼鳴中聽到了詩歌的音韻。最令人驚訝的還是這個為共產暴政幫兇的獄吏,他發現的卻是一座監獄,而且是天然的。沒幾年,這個獄吏晉升為這座關押著近萬名勞改犯的大型農場的一把手,我認為這個升遷興許和他的這個“發現”有著某種聯繫。

 

雷馬屏農場的名稱便是雷波、馬邊和屏山三個縣名的簡稱,意味著它跨越了三個縣的地盤,場部設在建場時期的涼山首府的雷波縣所屬的西寧鄉。這個厐大的絞肉機下屬三個分場和一個大隊,另外還有農科所、醫院、發電廠、為獄吏們的子弟所設中、小學校等等肝膽俱全應有盡有。自1951年建場開始,其人員不斷增加,規模也日益擴大,據說這種發展就是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象徵。

 

按這座農場的常規,凡從外地調來農場的犯人,必須先到一個名叫集訓隊的特殊中隊進行一番整訓。這個集訓隊另外還有個名字叫嚴管隊,它在大陸各個勞改隊都設有類似單位,用以對付各種類型的、需要加以嚴管的所謂反改造份子,重點是逃跑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光榮正確的共產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農場每年召開兩次公判大會也將從這個隊裏物色加刑和槍斃的物件。由於這個中隊關押的勞改犯非比尋常,獄方對這類人的懲治手段分外殘忍,捆綁吊打腳鐐手銬小監黑監運用自如。因受刑疼痛呼媽喊娘呻吟哭號不絕於耳,對外地調入農場的勞改犯是一種威脅警示,它似乎在說“老子這個農場的無產階級專政鐵拳可是重量級的!”

 

在集訓隊關了一段時間,我才聽這裏的老犯附耳透露說,這裏原來是一所監牢,專門關押五十年代“彝匪叛亂”的參與者。我定睛一看,這四周的高牆和牆頂上的電網、碉樓和架在上面的機關槍,與我前幾年被囚禁的看守所同出一轍。透露者還進一步證實:“這裏的彝族犯人前年才遷到西昌去了……”他似欲言又忍地頓了一下,接著說:“彝犯調走後,還留下一個彝族幹部,他探親走了半個多月,據說等兩天就會回來”。又過了一段時日,這個透露者大概看出我絕非告密者,這才把前文省略號內欲忍又言的話補充出來,他說:“原來這個監獄裏關了近八百名彝族犯人,遷走時只有七十多人,大饑荒年代餓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個消息給我的震驚不言而喻。

 

集訓隊也要出工勞動,和一般中隊不同的只是此間勞動必有獄吏在犯人身邊監督,各制高點皆有士兵荷槍警戒,犯人只能在這幾支步槍構成的交叉火力網內幹活;出工收工進出大門皆需依次大聲報數,崗樓上的哨兵點數驗收。某日帶班獄吏中出現了一個陌生面孔,有悄悄話說:“他就是彝族獄吏瓦貞木基”。在得知他是一個黑彝時我大吃一驚,這位五十多歲的奴隸主家庭出身的人怎麼進了公安部門?後來我才聽說,他們這個家支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他的一位元胞兄還是州政府的領導人之一。隨後幾天,我曾在他帶班勞動時,故意高喊幾句彝語想看看他的反,但他那張不苟言笑的臉只是對我怒目而視,與我記憶中的“涼山月餅”南轅北轍。直到某日他終於找到個藉口將我捆綁得死去活來,他卻在一邊咬牙切齒地說我說彝語是故意諷刺他是彝族人。勞改犯有一個最值得氣極敗壞的事,那就是被剝奪了申辯權,而且獄吏們還把申辯和狡辯視為同義詞。第二天,我本想手臂疼痛要求幹點輕活,瓦貞木基卻獰笑著問我:“你是不是想再來一次”?

  

後來通過若干時日的勞改實踐我才知道,在獄吏中,凡家庭出身是共產黨所判定為敵對階級者,他們為了顯示自己“左”得多麼可愛,對待他治下的犯人分外殘暴――最少在表面上看是這樣的。這位彝族獄吏瓦貞木基對待我等犯眾的大吼大叫、磨拳擦掌,都可以看出他不僅背叛了他出身的階級,更使我驚訝的是他還背叛了他的民族,否則共產黨的專政機關決不會把一個專政物件優待成一個專政爪牙。

 

瓦貞木基,這個自稱“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階級異己分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從周圍那些“鬥士們”冷嘲熱諷的話句裏,他已經知道,其胞兄已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晚,全體獄吏在隊部吃憶苦飯,而奴隸主出身的瓦貞木基憶什麼苦,吃什麼憶苦飯,他在那一碗粗糠雜草面前尷尬無奈地長籲短歎……

 

第二天,人們發現他吊死在臥室裏,中共對他統治機器裏的自殺者,不分青紅皂佰地定性為“背叛革命”。其實在漢族人中,類似瓦貞木基這種自己認為在跟著共產黨幹革命,共產黨卻判定他是反革命的悲劇角色,上至中央領導,下至平民百姓,可以千百萬計,他區區一個民族敗類瓦貞木基又算個什麼。

 

集訓了三個多月,當局在我身上似乎沒有發現更多的“恐怖症狀”,便分配到與集訓隊為鄰的通木溪中隊,這個隊的耕作區和集訓隊的田地犬牙交錯,其中一片名叫燒人溝的旱地,原來屬於集訓隊,在彝族監獄撤銷以後就劃給了通木溪中隊,它還有個地名叫死人溝。其實這類地名都是犯人們為便於劃分生產區域而擅自定下的。但同一地塊享有兩個地名的情況卻不多見。更何況這兩個地名的來歷都不是空穴來風任意杜撰。終於某月某日,我所在的班組被分配到這塊地種玉米,我才知道這燒人溝或者死人溝的血腥歷史。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來到這個農場,那時三年大饑荒早已遠去。但犯人們長年累月處在“長期吃不飽,短期餓不死”的生存狀態中。普通生產中隊的犯人可以在避開幹部目光的情況下,千方百計地開發食物來源以填充腸胃的空洞,集訓隊的犯人的一舉一動都在瓦貞木基之類和看守兵眼皮底下,他們的饑餓難熬應當不難想像。更何況彝族犯人服刑的年代正是1959年到1961年極度饑荒的歲月,沒有油葷沒有副食品,每月就那麼十多斤口糧能支撐多久?

 

彝族的風俗通行火葬,餓死的犯人就弄到這全隊海拔最低的山溝地段來焚燒,因為燒死人需要大量木材,在山上砍了柴往山下拖,顯然比往山坡上扛省力得多,饑餓中的人“省力”二字的重要性還需要證明嗎?就這樣,這個山溝地段就被喊成了燒人溝。誰知好景不長,在餓死的犯人日益增多的同時,活著的犯人也一天比一天瘦弱無力,沒人再能去山上砍柴拖柴,燒人溝不再燒人而簡化為埋人,火葬變成了土葬,燒人溝變成了死人溝。這也就是這座人丁興旺的彝犯監獄,在死去百分之九十幾的犯人後改成雷馬屏農場集訓隊的原因。

 

再說我到死人溝種玉米那天,一眼能看到荒草叢中,四處散落著各種各樣的死人骨頭,因為去埋死人的犯人也被饑餓奪走了挖坑的力氣,不可能深埋厚掩。我們在挖地時,除了挖出人體各部位的骨骼外,還能挖出些彝族特殊服裝“察爾瓦”的殘片,有的犯人從骷髏的牙齒的多寡來判斷死者的年齡,談論者的語氣十分冷漠。由於我本人的特殊歷史背景,我知道,這些都是一代民族英雄的遺骸,他們為了捍衛民族的尊嚴,敢於和武器裝備比自己精良到不知多少倍的敵人浴血奮戰,他們名為勞改犯實為戰俘,人類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還公然這樣虐待戰俘的,除了中國共產黨還有誰?

 

涼山周邊近十個縣,雷波縣有這所監獄,美姑縣呢?普格縣呢?喜德縣呢?涼山州管轄的眾多的縣裏,有多少個燒人溝、死人溝,那裏有多少根白骨、多少具骷髏正對著蒼天控訴……

 

 

後 記   民族大團結是假面舞會

 

我真想針對中共那口是心非的少數民族政策發出感歎,實際上今天大陸上的少數民族正在被同化或者消亡。雖然象藏族、維吾爾族這些地域比較遼闊、人口也比較眾多的少數民族,消亡的進程不是十分明顯,而那些人口較少、地域較窄的民族被同化的速度和同化的深度都是驚人的,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不願穿本民族的服裝,說本民族的語言。任何一場高等學校的招生考試,漢語是試卷上唯一使用的文字,老師們除漢語外也決不會用任何一種少數民族語言授課,這樣一代一代地發展下去,許多民族的語種將不復存在。

 

有人說,每年春節聯歡晚會上不是也有演員穿著少數民族服裝引吭高歌嗎!更有人說,你沒看見每年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上,那些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代表們在聽報告或者在小組會上發言嗎!中央電視臺還刻意為他們安排了鏡頭。

 

請相信,這類象徵民族大團結的場面全都是一場場“假面舞會”,曲終人散之後回到自己家裏,第一件事便是脫下花花綠綠的民族服裝,因為那只是道具,或者說是表演民族大團結的“假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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