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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的人生传奇

大陸 张先痴

一句“金玉良言”

张伯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位英国首相的名字,此人在执政期中犯过许多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位鼎鼎大名的政治家。本文将写到的这位老先生,虽然也一字不差的名叫张伯伦,却是个劳改犯。只要提到劳改犯,谁都知道他是个中国人,因为这个中国特色的人类群体,除了毛泽东量身定做的中国共产党,谁能把他们“揪”出来?

1970年,时年36岁的我正在四川雷马屏农场通木溪中队服刑劳改,某日,从西昌黄连关监狱调来一批犯人,这种调动在劳改队司空见惯,按理不必大惊小怪,引起我特别关注的原因是我所睡床位的左侧新嵌入了一个陌生犯人。要知道,在险象环生、人人自危的劳改队,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身边安放一个“定时炸弹”。因为这里的劳改犯人睡的是一张横跨整间屋子的大通铺,分为上铺和下铺两层,不论上、下铺,犯人们都一个捱着一个倒在上面做自己的恶梦。这种安排最大的好处是便于贯彻“连坐法”,邻床的逃跑了,两侧的脱得了干系吗?

为了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我不得不对即将‘嵌’入我侧的来者加以审视,见他的年龄似已六十开外,满八脸皱纹和嘴里那稀稀拉拉的几颗芽齿可以为此作证,听口音他应该是西昌那一带的人,中队里操类似口音的西昌人不在少数,穿一身打满补丁的劳改服,表明他和我一样,也是劳改队的“老油条”。别忘了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有着论资排辈的传统,什么工龄、军龄、党龄无一不和一个人的身价紧密挂勾,劳改队虽然没有“犯龄”一说,但老犯们身上那股“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凌人盛气,还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地暗藏在举手投足之间。

当我俩都并排躺在床上时,我直接问他:“你怎么叫了这么个名字?”如果不是在劳改队,对一位长者这样提问就有点失礼,正因为劳改队尚有“行客拜座客”的袍哥遗风,他这位行客比我这位座客矮了一截,这种问话方式则无伤大雅。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唉,年轻时太狂了”。这是老犯之间谈话的经典句型,因为张伯伦清楚,能知道这个名字所含意义的发问者,决非没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一般刑事犯,如果不予理睬或者胡乱支吾塘塞,显然是对对方智商的蔑视,容易产生敌意为今后的朝夕相处留下隐患,作为一个过来人,用自省自责的口气给予正面回答,显然十分得体。

张伯伦的具体劳动是放羊,全中队只有不足一百只 供积肥用的山羊,他一个人料理就足够了,不可能编成一个班组,就让他编在水稻班、也就是我所在的班组里。这种“组织安排”最重要的目的是学习的需要。这里面有一种现象到发人深思,众所周知,不论哪个国家都有囚犯,而所有的囚犯都得按法律所判的刑期进行服刑,中国的囚犯实际上也是在服刑,但劳改队几乎用改造二字替代了服刑二字,官方公布的规范犯人行为的《劳改犯人守则》共七章四十二条,外加《五报告》、《十不准》这些连篇累牍的劳改“文献”中,没有一次提到过服刑二字,我认为这是一种故意的疏漏,是共产党刻意地用改造的概念替代服刑的概念,因为他们在骨子里排斥服刑二字中,所含有的刑期这个内容,改造就没有时间限制,事实上当年的劳改犯满刑后绝大多数都被安排“留队就业”继续改造,一直改造到死在这远离故乡亲人的荒山野岭。

共产党宣称劳改犯的任务是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结合,这种赎罪性的思想改造必需落实到每个劳改犯身上,落实到便于互相监督、彼此检举揭发的班组之中,一个人单独放羊的张伯伦又岂能消遥法外?

在劳改队,张伯伦从事的劳动是人人羡慕的,因为和他朝夕相处的山羊没有一头会检举他或者陷害他,放羊的劳动体力消耗不大,除了防止羊群窜入农田、损害农作物便不存在其它风险,更重要的优越性是便于偷吃农场栽种的粮食蔬菜产品,在常年吃不饱饿不死的粮食供应标准下苦苦挣扎的劳改犯,这种机会的魅力无穷无尽。但张伯伦并不珍惜这种机会,因为他毕竟是个食量不大的老年人,干的又是体力消耗较小的轻劳动,没必要去冒偷吃生产成品、违犯监规的风险。况且,象他那种体质又差块头不大,对大田生产的繁重劳动存有畏惧心态的人,决不愿意因违犯监规而失去干这个轻松工种的机会。

张伯伦寡言少语,很少与其它犯人说话,劳改队有“犯谚”说:“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根绞索”,这句“犯谚”从另一个角度为恐怖二字作了注解。没有人发现他和谁有较密切的交往,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我似乎很有好感,能证明这一点的理由是这样的:劳改队都是白天干活劳动,傍晚收工后吃饭,晚上学习讨论或者开批斗会,一般两小时后结束。劳改队常年的学习内容是人人过关的半年大评和年终总评,每次通过我的评审材料时,监管干部都会有预谋地发动全班犯人、有时甚至扩大到全队犯人对我的批判斗争,内容多半是揭发我的“反改造言论”,其实都是我对现实中的黑暗现象的揭露,这些日积月累的支言片语罗起来令监管干部们乘机“打击嚣张气焰”把我捆得死去活来,某夜,当我正在揉搓我红肿的胳膊时,我突然听见张伯伦在我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共产党不怕你乱说,就怕你不说”。他这句话倒真让我想起了那句“一切真理都是朴素的”的格言。

我想到1957年共产党整肃包括我在内的知识份子时,反复动员鸣放,什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又什么“闻过则喜”,把老祖宗的道德操守当作施展“阳谋”的广告词,在我们耳边“重复一千次”,难道不是“就怕你不说”吗?不幸的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提了些善意的意见,谁能想到这类意见都可以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倒打一耙地诬之为“向党进攻”的“罪行”。如果当年五十五万右派分子全都一言不发,反右斗争说不定只有另外换一个花招才得以开展。

从此,除了干活我不再多说一句话,,结果,甚至有人说我转变了。

我认为寡言少语的张伯伦对我颇有好感,就是因为他送了我这样一句金玉良言,还因为在劳改队说这句金玉良言将要承担常人难以估量的风险。

娃子“取比阿牛”

劳改犯张伯伦,1913年出生在家乡四川汉源县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根据我的经验,恒量地主大与小的简易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拥有田地的数量,另一种则是土改时家中被杀人数的多寡,这两方面张伯伦所属家族在当地都首屈一指。父母妻室全被枪毙, 张伯伦得以幸免于难,除了奇迹便别无它法。

1934年,在南京报考中央政治大学时,踌躇满志的张伯伦第一次用上令人啧啧称奇的张伯伦这个名字,这正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令全国青年热血沸腾的日子,爱国青年张伯伦从政报国的决心从此下定。七七全面抗战开始,张伯伦投笔从戎,在武汉直接转入了黄埔军校属下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半年后毕业即赴抗日前线。

抗战胜利后,张伯伦回到家乡,幻想在恬静的乡村生活中吟诗作画,修身养性。但在抗日战争中,蓄意避开正面战场以保存实力,待抗战后发动内战以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很快地打到张伯伦的家门前,1948年冬,张伯伦重返政坛,就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云南省干事长,此职务相当于共产党的省团委书记。

1949年,人称云南王的龙云搞所谓云南起义投共,张伯伦支身出走返回四川西昌,在这里,他应邀出席了高级军政会议,聆听了蒋中正总统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次讲话……听到这里,我乘机提出了在心中埋藏了多年的问题:“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在共产党手下?”张伯伦沉思良久,几乎是哽噎着说出一句令我振聋发聩的话:“蒋公太仁慈了”!

很可能他心中又想起他那位只知道相夫教子不问国事的妻子,一个只因说不出丈夫藏身之地即被枪杀的结发妻子,还有同时倒在血泊中的两位同族长辈。这时是1950年6月,是共产党占领四川后以“清匪反霸”的名义下进行的“初试锋芒”。

当时隐藏在深山中一个老佃户家里的张伯伦,几乎被接二连三家破人亡的坏消息击垮,更重要的是张伯伦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的土地改革、肃反、镇反意味着什么,残酷的现实告诉不愿作刀下鬼的张伯伦,摆在面前只有两条道路,要么自杀,要么逃到凉山里去当娃子,也就是当奴隶。

张伯伦家乡的汉源县便是包围着大凉山的县份之一,那里不少人能多少懂几句彝语,如果说上世纪中叶的中国真正有一个所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烛立王国”的话,聚居着几十万彝族同胞的大凉山应当之无愧。在带着原始色彩的彝语词汇里,根本就没有政府、保长、甲长之类的统治工具的名称,也没有纳税完粮的社会责任,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彝族社会,他们的人只分两种,奴隶即白彝和又称黑彝的奴隶主,此外便是少数被称为“毕木”的世袭巫师。

奴隶在凉山俗称娃子,对新世纪的人群解释奴隶的特性,唯一可比的参照系似乎只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劳改犯。即使如此比较,如果给劳改犯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虽然两者都失去人身自由,虽然两者都在远离城市的荒山野岭,但我坚信,百分之百的劳改犯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当娃子,为了证实娃子优胜于劳改犯,我不得不以一个名叫取比阿牛的娃子的亲身经历为证。

早年的凉山,除了买卖娃子、鸦片烟和枪支弹药外,几乎就没有别的商业活动,唯一能流通的货币便是银锭。只要是你单身一人在山间行走,到任何一家人家都可以得到免费的吃喝款待,但你必须自报家门说出你的家世渊源和来龙去脉,否则你肯定会被当作从某一个家支中逃出的娃子,自然地会有人检个便宜顺便把你卖到更深远的凉山内地,几番倒卖之后,我们刚才提到的取比阿牛,才被取比家支以一锭银子的价格买到家中,给他取名阿牛。这个中年娃子来到这个家支五年以后,终于得到奴隶主的信任,按惯例给他配发了一个女奴隶当老婆,免得他老是对着公鸡爬在母鸡背上时发呆。

1955年,中共组织的工作团随着共军部队一步步从凉山外围向纵深地区蚕食,到1956年忍无可忍的彝族人民终于爆发了全民族的大规模起义,毫无疑问起义的领导者是各个家支的黑彝。那是中共还未暴露出他的伪善面目之前,其声望如日中天的年代,加上双方军事实力的天壤之别和彝族家支间的历史冤仇的无法调和,最后共产党几乎用种族灭绝的手段将彝族中的黑彝斩尽杀绝……不过这已不是本文所能容纳的内容了。

回头再说“解放”了的娃子取比阿牛,他不再被允许种鸦片烟也就不能再吸鸦片烟,对早已吸烟上瘾的取比阿牛的自我戒毒简直苦不堪言,眼泪鼻涕倾流如泻,痉挛抽搐满地翻滚,看他难过成如此这般,他的妻子竞号淘大哭,但最后毕竞戒毒成功。

这时,寨子里有几个孩子上了学,学习汉语文字,他们吃惊地发现,取比阿牛伯伯竞然能读能写,孩子们的疑难问题也常常找他解答。一个彝族娃子能读写汉字简直象一条哑巴能开口说话般的特大新闻,传遍了附近的村村寨寨,恰好正在筹组中的乡政府缺少一个炊事员,须知这六、七个人的伙食团,也必须记个油盐柴米的流水帐,以便让乡干部们知道伺己该交多少伙食费用。这个特大新闻的出现,使这个肝胆俱全的乡政府正式组建完成,被调到乡政府当炊事员的取比阿牛每天烧水煮饭偶尔到区上去买点生活必需品,他那位彝族妻子也时不时到乡政府住上两三天。

当年彝族乡村干部,一般都是在县上办的干部训练班里经过几个月最多一年的培训,便匆匆下到基层进行工作,政治文化水平都低得可怜,甚至报纸文件上许多认不得的字还得问炊事员取比阿牛。当他们知道二十多年前当取比阿牛抓进凉山当娃子时,他早已是高小毕业的学生,暗地里对取比阿牛的记忆力无比佩服。

乡政府的干部中,有一位芳龄二十岁的女孩负责妇联工作,她在彝族干部训练班学习时,与一位男同学谈上恋爱,毕业分配时,该男朋友分在另一个区当秘书,在电话邮政都不通达的情况下,只有靠每周一次的机要通信员传送报纸文件时捎带一封爱情信笺。奈何这位乡妇联干部文化水平太低,不但无法写回信,甚至来信都不能全文读懂,这时她不得不求助于炊事员取比阿牛,而阿牛也尽心尽力的替她解读来信,代笔书写回函,充其量偶然接受妇联干部悄悄给他一包劣质香烟。

两年以后,这一对恋人终于喜结连理,那位原来的区秘书还幸运地调到取比阿牛这个乡当了乡长。公路也修通以后,县交通局决定组建一个常年维修公路的道班,似乎是为了答谢取比阿牛在这场书信恋爱中立下的汗马功劳,新上任的乡长正式推荐取比阿牛担任道班班长,成了县交通局属下的一名正式职工,阿牛班长当了个小芝麻官,首先按官场常规以权谋私,安排了他那个不懂汉语的彝族老婆当了道班的临时工。

道班班长取比阿牛就任以后,工作上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加上乡长夫妇和有关领导的大力举荐,1964年他被选为县劳动模范。下半年,他更成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公路交通系统的劳动模范,当年的《凉山日报》上,曾以《奴隶变成的公路养护神》为题,对取比阿牛的模范事迹作了长篇报道,在英模大会上,州领导亲自给他戴上大红花,颁发了奖状。取比阿牛在会上的长篇发言,从他悲惨的奴隶生涯到共产党帮助他翻身解放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更是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天花乱坠,赢得的暴风雨般的掌声雷动,当然在意料之中。

按中国惯例,会议结束前必有一次盛大的宴会,在开往宴会餐厅的专用交通车上,一个似曾相识的年轻人走到取比阿牛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冷笑着说:“你是张伯伦”。\

通车开到宴会厅门口,下车后的张伯伦并没有跨进宴会大厅,而是转身走向公安局,他去投案自首。

三个月后,张伯伦被凉山彝族伺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这件事还有必要作两点补充,其一是他那位奴隶妻子,曾经到西昌看守所去看望张伯伦,因他系未决犯,按看守所规定未被准许接见,也许她无论如何也弄不懂“未决犯”和“国民党”这类无比深奥的汉语词汇,而周围竟找不到一个可以解答这类问题的人,她只好选择一条蒙受冤屈的彝族妇女所走的抗争之路:上吊自杀。这是事发三年后张伯伦在西昌黄连关监狱服刑时,当年同在道班工作的一个因盗窃罪被判五年刑的老同事告诉他的。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8年,突然两个外调干部来到监狱审讯张伯伦,主要调查那个指着他鼻子冷笑的远房侄儿,问他在“潜伏”期间,是否和这个侄儿有过秘密联系?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期中被利用的所谓“造反派头头们”被判刑入狱,其中有人说张伯伦的那个“指鼻子侄儿”,时任某局局长,也是一个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的长辈无一不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甚至有的伪装成娃子长期在凉山里潜伏……可悲的是,这位大义灭亲的局长在高压下也走上上吊自杀、“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张伯伦暗自纳闷:“为什么爱我的和害我的人都去上吊”?

并非“军事政变”

有一个问题,我作为当事人如果不加以澄清,一千年以后的历史学家不知道会为查明这桩陈年旧案绞掉多少脑汁,因为他们不懂,为什么在残暴反动的毛泽东统治年代,监狱里没关押有为民请命、舍身取义的政治犯?而在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以前,他们却口口声声要求当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似乎这是个问题,却又是个简单得可笑的问题,那只是因为共产党违犯国际惯例,把通常意义的政治犯都改名为刑事犯,或者叫反革命刑事犯,这摇身一变的惊人效果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政治犯的国家,是地球上最为自由、极为民主的先进国家。就凭这个名称的改动,人们称中共是玩弄名词的高手就决非溢美之词。试想想,政治是一个中性词,革命是一个褒义词,反对革命的反革命会是好人吗?一切政治犯的原罪就此定了下来岂不一举数得?二十一世纪后,中共又悄悄地取消了自欺欺人的反革命罪,而“与时俱进”地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颠复国家政权罪”,训练有素的中共法官甚至可以判定随地吐痰也能违害国家安全,大吼大叫也能够颠复国家政权,这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名词魔术谁敢和中共当局一比高下?

劳改队在关押着大批镶嵌着反革命外壳的政治犯的同时,也还关押着许多偷、抢、骗、奸之类的一般刑事犯,这类犯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工农家庭出身的较多,而政治犯多数文化水平较高,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者为多。监管干部对这两类犯人的评价是这样的:“反革命和我们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一般刑事犯虽然也危害了人民,但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也常常用这些论调去蛊惑一般刑事犯,启发他们“擦亮眼睛,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给他们更多的“检举坏人坏事的立功机会”。

那时我已劳改了八年,早已练就了犁田耙田等农事基本功,同时练就的是煨煮烧烤等偷吃各类农产品的过硬本领,这才使我这人高马大的身躯腿粗腰圆力大无比,别说水稻班,就是整个中队,我也算名列前矛的全能劳动力之一。

水稻班有一个姑隐其名的班长,此人农耕技能颇为到位,出身贫农家庭,娶不起媳妇却欲火极旺,曾几度在田野路边诱奸放学归家的小女孩,家长们举报后他被判刑十六年,没几年他当上了这个班长。

劳改队的班长是劳改犯人“仕途”的顶峰――假如这种类似“维持会长”的劳改班长也能算作仕途的话。但有些犯人还对当这种“官”饶有兴趣,我们的这位班长就当得煞有介事地沾沾自喜,虽然他治下的是一群除了锁链就一无所有的穷犯人,但善于捞油水几乎是中国官员们的遗传基因,哪怕他是个疑似于官和非官之间的劳改班长。我们这位班长还是能从这群劳改犯中捞到一点点油水。例如某犯人生了病,在得到监管干部的批准后没有出工劳动,他最好能知趣地省下一个包谷粑的口粮悄悄送给班长,明天出工时兴许能干点轻活,否则他第二天收工时的的腰酸背痛显然就是为这个包谷粑的疏漏而付出的代价;犯人每月有两元零花钱,用以购买牙刷肥皂之类的日用品,班长难免会向你借走一元又常常会故意忘记还给你,你最好比他还忘记得更彻底。全班犯人中,即便我这个在体力和智力都不是他可以轻易征服的老犯,也被他“借”走了五角钱。其余班上的老弱残兵各犯,几乎无一不是他的冤头债主,特别是年老体弱的张伯伦,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搞农业劳动就离不开植物保护,也就是打打农药防治病虫害,这是一种季节性很强的劳动。我在中队就担负着这份差使,我背着的是一台机动喷雾器在庄稼地里东奔西走,经常能碰到蛇,那年头我体质特佳,惊吓过后,在找不到“凶器”的情急之中,我背着几十斤重的喷雾器甚至还能俯身下去逮住蛇尾,好一阵摔打就可将其治死,煮成一锅色鲜味美的蛇肉汤。张伯伦迷信生吞蛇胆可以养眼,我和他便按劳改队常规,达成以一只蛇胆换一个包谷粑的口头协议,执行以后竟间接地伤害了这位班长的利益,因为此前几乎每隔两、三天张伯伦都可以省下一个包谷粑给他,现在却以‘自由贸易’形式进入我的消化系统,他当然不满,但蛇胆和包谷粑的交易纯属市场需求的调整,而他吃张伯伦的包谷粑属于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变相勒索,在明哲保身的劳改天条保护下,没人为这个公开的秘密说三道四或者加以举报。

一连几天,我发现班长对张伯伦经常怒目而视,有两三次甚至斥责他没有把羊粪拾掇干净,精通劳改习俗的张伯伦当然知道班长所怀鬼胎,他也就暗自忍下,但这三番五次的刁难也使张伯伦产生欺人太甚之感,这个工休天,对着班长的恶意斥责,忍无可忍的张伯伦仿佛吃了豹子胆,竟然从嘴里咕浓出一句:“莫说那么多,不就是这几天没有给你上贡包谷粑嘛!”这一句直接刺进班长心莴的话点燃了班长的新仇旧恨,他一伸左手抓住正准备出门的张伯伦的衣领,用右手食指指着张伯伦的缺牙巴说:“你信不信老子把你这几颗牙齿打掉好弄来当‘P’日!”老实说,在劳改队我听见过犯人间的相互吵骂可谓多矣,但一个年轻犯奸污罪的犯人对一个老年犯人骂到如此恶毒的地步似乎还是第一次,更何况被骂者是我心有灵犀的忘年之交。说时迟,那时快,我竟然在铺上穿好了鞋纵身跳到地上,三两步就跨到他俩之间,出手狠狠一记耳光抽在班长脸上同时大声吼道:“你凭啥子借老子五角钱三个月都不还?”吼骂中又抽了他一记耳光。此刻班长已回过神来,扔开不堪一击的张伯伦与我正面交手,双方你一拳我一掌,象一般势均力敌的打斗一样,互有不在话下的破皮流血之处按下不表。
单说我刚才大吼的那句借五角钱不还的话,可又是一句颇有来头的劳改队经典句型。因为我和张伯伦同为反革命重刑犯,也就是监管干部们全神贯注盯着的重点犯人,而被我打耳光的是一个劳改班长,一个贫农出身的一般刑事犯,哪怕露出一丝我为张伯伦打抱不平的痕迹,好事者(可能是干部也可能是假积极的犯人)都可以把问题引伸成小集团或者相互勾结之类的严重问题,对我和张伯伦都很不利,特别对年老体弱的张伯伦更有威胁……

有幸灾乐祸者高叫:“犯人打架啦!”某干部闻声过来,吼道:“住手。”接着叫了个犯人的名字说:“到厨房去拿两根绳子来!”不由分说地将我俩分别捆在晒坝两边的两棵树上,按惯例,象这类双方只有皮肉小伤的犯人斗殴,还不至于将打斗者捆得死去活来,一切要待晚上学习会上再行论理。

从共产党对敌斗争的根本原则来看,他们对犯人之间的所谓“狗咬狗”内斗是暗暗高兴的,这样更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但用打架的形式出现却并不欢迎,因为可能导致伤亡或类似恶性事件甚至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所以当夜的学习讨论会上,主持学习的带班干部勒令打架双方作出检讨并接受犯众的批斗。

我首先主动检查,说三个月前班长找我借了五角钱,多次催要不还,我心想五角钱买他一记耳光也算出口气,因此首先出手打了他,是我严重的错误,今后一定改正云云。说罢有三两个犯人按明哲保身的原则对我提了几条不痛不痒的批评意见。其实据我观察此时干部也希望班长主动作个检讨走个过场,让犯众也假惺惺地提点意见,便将此次违犯监规的犯人打斗不了了之,因为打斗双方同为劳动骨干,第二天还得靠他们卖力干活,这种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当然也是我的愿望。
人人都期待班长开口,他终于说话了,谁也想不到他说出的竟然是一句最不知趣的话:“真没想到在劳改队还有反革命抽我这个贫下中农的耳光。”也许说话者本意只想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尚在干部面前讨好卖乖,但却得罪了班上那六、七位反革命份子,更何况这班长一贯在犯人中敲诈勒索、打击报复早已劣迹斑斑。被触怒的众犯你一言我一语揭露出他许多问题,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是他曾在背后说指导员象地主(该方姓指导员偏偏确为地主家庭出身),说带班的生产干事瞎指挥,对农业“懂个锤子”(该杨姓生产干事正好是农校毕业的中专学生)等等等等,越说越多。下学习的口哨早已吹过,干部只得宣布明晚继续。

爬上床铺后,我乘机在张伯伦耳边说了一句:“你千万不要提意见。”张伯伦回答:“当然”,我俩都知道,共同火力点的公开暴露也会增加自身被摧毁的危险。

经过第二天各路出工犯人的交头接耳,以及出于各种动机而打向干部的小报告,已注定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班长将变成一只过街老鼠的命运,当晚的学习会几乎成了对他的批斗会。会议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干部突然宣布将该班长调去饲养班喂牛,由张先痴接任班长,这个意外的结局便让我这个终生不带官运的凡夫俗子,登上了“仕途”的顶峰。实际上在往后十年的劳改期中,这个顶峰却让我这个苦命的劳改班长多流了多少身臭汗,干了多少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其所吃苦头用罄竹难书加以形容也并不过分,只不过那将是另外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永别了,张伯伦学长

好象是1973年某夜入睡前,张伯伦突然对我说,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驻古巴的大使名叫申健:“我肯定他就是我那个哥们,申姓本来就很生僻,加上这个单名,巧合的机率几乎为零”。“那又怎么样,你难道想他带你到古巴去当外交官吗?”我不无讥讽的这样回答他。不知趣的张伯伦还在絮絮叨叨的诉说他在中央政治大学时和申健的深情厚谊,说“申健家境贫寒,伙食费都由我提供,虽然我早已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却认为那只是他个人的信仰问题,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友谊,甚至他嫖妓女的钱都是我给他的……”听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张伯伦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脱口而出:“蒋公太仁慈了”。
没想到张伯伦会给申健写信,告诉他自己正在四川省雷马屏农场通木溪中队服刑劳改,更没想到这位大使把这封信转回了中队,要求干部对罪大恶极的张犯伯伦加强教育,敦促他务必革面洗心重新作人。管教干部在学习会上当众朗读了由一串串毛主席语录连接成的信,并告诫张犯伯伦丢掉幻想,安心改造。

这件突发事件一度使张伯伦灰头土脸,事后他也曾以自我解嘲的口气对我说:“我只是想试一试申健”。但我内心并不相信,三十多年后,重新反思张伯伦出这个洋相的真正原因,实在是那时他已年满六十,而所判十五年刑期还未及一半,他极担心自己会在劳改队结束余生,幻想在曾接受他恩惠的申健那里抓一根救命稻草,虽然拙劣了一点,但作为人类求生本能的反应,他并没有把这种反应建立在伤害同类以谋私利的基础上,在道义上并不存在多大问题。

此外,在张伯伦退化成取比阿牛的十几年中,事实上他过的是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原始生活,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才领教到共产党直接统治下的麻辣烫滋味,他不曾经历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一系列为强化共党极权统治而发动的一连串镇压运动。这些运动在打击中共臆想中的敌人的同时,也暴露了共产党残暴无情,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丑恶面目。或许张伯伦认为当了大使的老同学会念念旧情,给他一点点帮助,他不知道共产党强调党性建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人情人性的扼杀过程。当了大官的申健,只要承认与张伯伦存在过友情,就等于为自己刻意涂红的脸上抹上黑色的污渍,他如果会干这种傻事,早在他进入领导层以前,就已经在官场博弈中败下阵来了。

1975年中共中央宣布将释放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官员,名列其中的张伯伦得以获释,行前我悄声问他:“你感谢共产党吗?”他正色回答说:“不,我感谢国民党,如果共产党不是为了统战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他难道会释放我们这批行将就木的老人吗”?这是真正的张伯伦式的答案。后来据说这批“县团级”分别担任了各自家乡的政协委员,为这只并不美丽的花瓶里添加了一株纸质的花朵,张伯伦必为其中之一。

1949年5月,我们全家由武汉迁至重庆,8月我进入重庆江北县立中学就读高中二年级,创办《号角》文艺社,自任社长,替中共地下组织煽动的学生运动大张旗鼓地呐喊助威,为时任国民党高官的父亲所不容,于十一月中旬将我革出了家门,在走投无路的街头流浪途中,我偶然在一根电线杆上读到一则国防部高级政工人员训练班的招生广告,我脱下一件公子哥儿羊毛衫卖了几块银元,买了一张中华大学肄业证书,冒充十八岁的大学生前往报考,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录取入学,次日便乘坐训练班的汽车逃往成都,三天后当官的宣布,训练班停办,学员转入黄埔军校二十四期并前往该校报到。次日自成都皇城校本部出发,在川西平原上到处转悠到十二月二十日,奉此前被共军俘虏并完成洗脑的徐幼常少将总队长的命令全校“起义”,随即当上了共军,时年十六岁。

邓小平执政以后,加强了对台统战工作,还象模象样地搞起了个黄浦军校同学会,各省市县还分别成立了由当地统战部直接领导的分会或者联络组。据说北京的黄浦军校同学会并不承认二十四期学生为会员,又据说台湾的凤山军官学校在台湾重办了二十四期,间接地否认了大陆这个二十四期的存在。我们这批同学中有一些人怀着想被统战而不得其门而入的遗憾到处奔走呼号,总算得到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认可,于是乎有热心同学前来拉我入会,而我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共青团开除后,对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反动会道门”都心有余悸,深害怕加入后在某次阴阳谋运动中找个借口让我再受一次被开除的凌辱,故予婉拒。直到某次一位比我年长六岁的老兄,带来一页我十七岁时创作的诗作手稿,才扎扎实实地将我感动,这真是踏破铁鞋也难以寻得的人间真情。它同时也给我提供了教育我那位十九岁的儿子的一个铁证,我那句“一代不如一代”的老生常谈终于有了钢鞭材料。更何况它是分行排列的,据说它还是文学皇冠上的宝石,有个动听的名字叫“诗”。

令众军校同学愤愤不平的还因为被黄埔军校录取简直是每个人的历史污点,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我们被质问:“在国民党垮台的前夕,你们还要报考黄埔军校,难道不足以证明你们血液中的反动毒素严重超标吗?”没有人能回答这类经过化学检验而提出的问题,所以中共建政以后,这批才跨进军校大门的学生一直遭受着迫害,不过,除了迫害致死者外,没有人比我的遭遇更凄惨。但这些都不是我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由。唯一的理由是自我进入黄埔军校开始,那几位老兄就象对待自己顽皮的小弟弟一样关爱我,毛泽东死后,紧张的政治空气稍有缓解,老兄们相见时急于打听的竟然是张先痴在哪里?如今我能不珍惜每月一次在同学会上的敞开心扉吗?当年最小的老弟都已年逾古稀,留给我们的岁月究竟还有多少?

四川省黄捕军校同学会办有一份《四川黄埔》的铅印期刊,内部刊号,这份刊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发表每一篇作品时,在作者姓名之前要注明作者就读的是黄埔哪一期,迫切得到二十四期在黄埔同学会正名的热心同学希望我也写篇文章,以便在这本刊物上出现(24期)张先痴几个字,收有书为证的震撼效果。

还是脱不开老朋友的情,因穷困而爱钱的我竟破例给这份不发稿费的刊物投了稿,内容肯定不会跨越我:“真话可以不说,假话决不能说”的生活底线,文章题目叫《回忆抗战时期的童年生活》,发表在《四川黄浦》2005年第1期上。按常规我对这类“党八股”的刊物是不屑一顾的,它们唯一的价值不过是卖废品时为我增加五分钱的进账,只因为这一期上登有我一篇稿件就翻了一下,这刊物的彩色封底是几幅错落有致的国画,最上面的一幅的作者名叫张伯伦,后面是(黄埔战干团)几个小字,掐指一算张伯伦都九十二岁了,好家伙,他比当年我们在劳改队奉命齐声呼喊的“万寿无疆”还要“身体健康”。

在我准备写本文之前,我找了两位认识的学长(这是黄埔同学之间对长者的习惯称谓),打听成都黄埔同学会里有没有战干团的同学,他很快的找到了,是一位老大姐,拨通了老大姐的电话,她回答说:“我认识张伯伦,他去年逝世了,还欠我一幅画”。

2007-11-21于成都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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