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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亂與治

(大陸) 劉自立

一,民主的秩序意義和制度意義

民主了,就天下大亂了!一些人這樣說。他們從來沒有具體說出來,民主如何導致天下大亂——反倒是我們要說,民主制度一旦確立,不會天下大亂;非但不會天下大亂,反而會很快——雖然不是一朝一夕——就會實現民主制序而非進入無政府狀態。當然,民主啟動的時候,會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也就是說,民主制度確立之前,在確立和不確立的較逐期間,如果反民主方不作任何良性讓步,且出臺和民主勢力戰鬥或者鬥爭的政策和戰略,民主在其實現過程中也許要付出某種代價,包括一段時間的動亂或者混亂。但是,這絕非意味著民主制度本身是造成混亂的源泉,民主本身意味著混亂。我們的看法正好相反,民主實施以後,亂局會逐步消失,從亂到治的可能性確然存在。於是,把我民主不會亂和民主實施過程中付出較小代價,避免內亂外患,作為考量成為各種政治勢力明智選擇的要件——即便此間出現、類如共黨勢力頑強抗拒民主過程的可能,在潮流裹挾之下,這個勢力的式微,也是勢所必然的,無可挽回的——當然,如何真正啟動這個過程,還有待觀察和醞釀。這裏,首先對於民主確立以後的情形做出判斷。

首先,民主不是廢除國家(不像民主、科學的前主張者陳獨秀五.四前時期那樣認為,預消滅國家的無政府主義,乃是革命的道理——雖然他以後轉變到要爭取建設蘇聯式國家,接受蘇聯的指揮)。所有來源於民主國家和國家民主的前提,就是施行國家的繼續管理,且在統合民意的情形下,穩固和強化國家機器的統治,既施行國家的法治統治,也施行國家的軍隊統治——就像格老秀斯說的,可以鎮壓對於人權的侵犯。(見其《戰爭與和平的法規》)只是在施行軍隊國家化的過程中,使得軍隊脫離共產黨或者其他政黨的獨一指揮。也就是說,和軍隊配套的員警機器還是要正常運轉,不是任由無政府狀態投放街頭,聽任街道上來一個文革式打砸搶;相反,街道上不可以有任何政黨或者領袖唆使群眾施行民粹或者民主搗亂行為。國家機器可以鎮壓所有這些由亂而生的破壞民主行為。

任何政黨組織的遊行示威可以合法進行。就像現在法國的交通業罷工或者臺灣紅衫軍的遊行一樣,對於民眾和國家而言,這樣的群眾上街,將和沒有上街的群眾一樣,各司其是,互不干擾,社會生活照舊進行,且由員警甚至所謂武警維持秩序。我們設想,由於共產黨積怨甚多,民主以後的遊行示威活動將是非常普遍的一種公眾行為。估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這樣的活動幾乎會日日進行。各單位要有組織地支援和幫助這樣的遊行活動,並且在儘量不干擾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施行分班或者輪替制度,讓參與或者來不及參與的職工施行工作、遊行兩不誤。任何企圖破壞生產和正常社會活動者,都要施行懲罰甚至強行阻止之。

如果這樣的遊行示威牽涉全國範圍,這也沒有什麼可怕。各地民選的議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政府和員警機構,應該協調配合,把遊行示威的社會成本降低到最小限度。正常的反對者運動,可以允許,且應該得到支援。但是,他們只要不是武裝暴徒和有意搞打砸搶者,他們的各種政治主張,應該可以拿到報紙和電視臺上進行公開辯論,並且得到適時的記載,存檔。

如果發生跨越省市的大示威,大遊行甚至其他全國性運動,也要適時鼓勵,並且在國家機器的保護和監督下進行。不可以強行取締和鎮壓;也不可以不計社會成本地、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要在各種問題的及時解決中停止這樣的活動。

二,民主和專制勢力的戰爭與和平

殷鑒歷史,民主實施的歷史時期,也就是民主要建、未建時期,確是發生和平和戰亂兩種局面。用武裝鬥爭啟動民主,和答應改革,以後又有反復的歷史很多。前此,孫文革命,就是民主啟動以後,導致戰亂的一個證明。孫文賢讓袁世凱,是民主缺乏鐵碗和實力的證明。日本國也有幕府向改革轉變的和平——繼而戰爭的時期。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就有主動退讓的主張,且有人分析,他是為了保存幕府勢力之舉措——抑或二者兼有。伊藤博文事後曾經問及德川慶喜,何以要主動放棄。他的回答說,是為了國家大局考慮——他上奏天皇,說:

"臣慶喜謹考皇國時運只沿革,過去王政廢弛,宰相專權,保平之亂後,將軍執政。從那時以來,臣的祖先受天皇寵倖而執政二百有餘年,子孫相襲。現在臣雖任將軍,但政刑適當之處不少,今日的混亂形勢都是由於臣德薄所致,誠不堪慚愧。況當今外國之交往日繁,如果朝權不出於一途,就會使綱紀難立。如果改革從來之舊習,將政權歸還(還政于民,于維新——自立注),使天下之事都由聖上裁決(君主立憲——自立注),舉國上下同心協力,那麼一定可以和萬國並立。慶喜所能為國家做的就是這些,另外,希望能將這件事傳達到諸侯。謹奏。

慶喜 十月十四日 "(米久正雄著 《伊藤博文時代》)

(以後,發生改革派戳穿陰謀的倒幕府戰爭。徹底清除其勢力。)

歐洲歷史上,也有專制壓制和轉變革命——又導向實現一部分民主的拿破崙主義——涵蓋復辟時代的民主和文化宗教建設。

亂局,在民主,開明專制,革命和復辟之間旋轉不停,最後導致民主共和。這樣看來,民主時期的亂與不亂,和民主前時期的政治生態緊密連接,不可或分。如果中國的民主啟動導致某種動亂,其原因,也無外乎這樣幾中情形出現。一是,類似明治時期的日本民權主義運動,導致日本政治動盪,示威甚至暗殺成癖,社會極度不穩。但是,以伊藤博文為代表,加上文人中福澤諭吉等人的主導和爭取,最終在那個時期,建設了民主議會制度。使得民權和民黨鬥爭為之化解。這個民主化解民權的範例,有一部分轉向對外侵略,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日本人在這個時期,轉向民主或者開明的皇權統治和明治維新,確實是一個範例。這對於中國人和中共,是不是有所啟迪呢?因為,現在中國民權運動,好像複現了歷史上日本民權運動的種種情形——甚至內外條件或有同一性,都是要在經濟發展,對外開放中謀求國家興盛和實力崛起。日本人用法制和民主解決或者一部分解決了這個民怨沸騰之局面;另一部分則是對外侵略,轉移民視。(同上)

換言之,如果中國沒有伊藤輩這樣的政治改革家化解民權甚至民黨積怨,始終抵制和鎮壓民主維權運動,其結果是兩種:一種是鎮壓奏效,民怨被遏止,出現社會範式的老化和僵化,形成拉美效應和非洲效應,造成一種雖無反抗或者反抗無望,卻是極為畸形不公的社會,權貴和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一種是,民權運動因為衝破範式和大壩,如洪水猛獸,造成國家和社會全面瓦解和無政府主義,各種既得利益集團趁機興風作浪,軍閥割據和派系惡鬥——那麼,解決的辦法還是無外兩種——一種是導向民主體制,用民主瓦解動亂,取得各方勢力的彌和和妥協;一種則是形成再次的專制獨裁,施行"城頭變幻大王旗",造成歷史的無意義迴圈和倒退。這樣,在出現亂局的情形下,解決之道還是施行民主。

三,民主與專制軍事力量之間的抗衡

這個民主的具體實施,一是要化解屆時出現的軍隊勢力的分裂。二是要合併屆時出現的政治勢力的對局。軍隊勢力如何演變成為各方對局狀態,在眼下的政治環境中看不出來。我們著眼的是,一旦先行體制崩塌,各方勢力割據之狀態形成,也唯有建立國家化的軍隊——抑或在現有體制中爭取這種軍事力量,才可以解決兩種軍事力量命運對峙的課題。這個軍隊國家化的過程,當然必有一個民主人物走上前臺,統領全國政治勢力,且被人民認可之過程。這個過程,是不是要曠日持久地拖延下去,全看這個民主領袖的個人魅力和統合全國各派勢力的能力而言。但是,革命或者改革派生領袖,是一個歷史規律。如果沒有領袖,也會被製造出來。現在中國民運的無政府狀態,恰好緣於沒有做好這樣一個預期統合的政治建設。也就是說,民主可能性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民主領袖如何駕馭和掌控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武裝力量。如果他們沒有掌控對於反對民主勢力的武裝力量,這個民主勢力統合軍隊之問題,就難以解決。這也是民主勢力克制反民主分裂勢力的一個必要前提。換言之,如果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的統治崩裂——不管出於何種原因——他們中一部分軍隊勢力,分裂成為既得利益的保護者——這時,就看民主勢力,是不是適時掌握了支持民主的另一部分軍隊勢力——如果這個準備根本就不存在,就談不上我們所言之民主秩序的建立和建設。這個歷史細節的至關重要性,決定了民主可否實現的全部前提。

如果大面積的反對民主勢力操控了軍隊,這時,就不是民主是不是導致動亂,而是專制勢力必然壓制民主的問題了。

四,民主的法治建設帶來穩定

如果民主進程擊破了反民主勢力的軍事抵抗,那麼,"民主不會亂"的說法,就能實現。在此社會大面積和解的基地上,真正的和諧社會必致達成。比如,根據法律和勞資規定,施行勞資雙方的和解;根據政黨競爭,施行各黨關係的和解;根據社會和解政策,澄清和"平反"共黨時期留下的殘留的歷史和政治課題,如,平反六四。這樣的課題還包括,如何清理和整頓共產黨的權利,人員,財產和意識形態及其機構等等。屆時,真正的民主將會帶來真正的法治。而且執法將會更嚴,更公正,更公開。很多時間搞不清楚的問題或者課題,可以繼續爭論和研討,且等待全民共識甚至全民妥協和讓步。比如,公開太子党的財產來源,公開各省市共產黨領導人的財產等,且對之做出公正的裁決。

如果在民主早期,無法診斷財產合法性問題,可以留待"物權法"的進一步完備和修正。修正以後,再出臺關於這部分人財產是否可以保留之政策。也可在參、眾兩院,施行投票裁斷。這部分財產,包括他們輸出國外的那一部分——還需和外國政府切磋,和外國銀行切磋解決方法。如果全民多數認為,他們可以保留他們的、在共黨時期攫取的財產,各種執政黨和政府也可以施行某種程度的保護。如果全民要求取締之,就取締之。

五,言論自由帶來的社會穩定

為此,報紙上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也不應該視之為天下大亂。和前述街頭是不是會出現混亂一樣,黨禁、報禁一開,就會出現一個現象。民間黨派如雨後春筍,到處出現和成長——報紙,也是一樣,會出現幾千種、上萬種各種派系和觀點的報紙,雜誌,電臺和電視臺——如何因應這種"亂象",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在國家機器存在的前提下,報紙和政黨首先要服從排除武裝動亂的煽動性行為和主張——此外,一切可以積極討論和研討——同時,要倍加呵護剛剛產生的新的民主政權,且在報紙上宣講各種民主政策,介紹各種民主人物——含,很多帶有爭議的人物,允許他們集合他們的黨羽和媒體——一旦他們的做法越來越接近共產黨的方式,可以在容忍一段時間後,通過一人一票,將之選舉下臺——如果他們已經通過合法選票上臺執政、這個過程,也許要經過很多年。

對於這些人物的爭論,也可持續下去。但是,他們霸佔政壇的希望和選票最終會形成絕對反差,不可能永遠賴在臺上不走;隨著他們的下臺,民間很多抱怨隨之化解,希望會轉移到新的領導人身上。如此循環往復,日漸成熟於中國政體。(現在的異議勢力,有一部分,已經呈現其號稱民主,實為專制主義傳統作祟的面目——如,余、王二人打著基督教的旗號,施行瓦解所謂"政治層面"的種種祟行;其"獨立筆會"施行非民主程序排斥異己;在其掌控的網站上,施行專制主義取稿標準,拉一派,打一派,造成一個新的中宣部主義;打壓某些維權人士,造謠禍眾,暗合中共,暗通款曲,等等。如果這等人物走上前臺,或許,民主最初階段的改革,會成為那個時期民主選舉的一輪輪試驗,而經過兩、三年甚至更長時期,造成辯論後面目的澄清,而施行選舉,更換那些前民運人士,直到選出成熟服眾的民主領袖。)

六,自由媒體訴諸歷史真像的出臺

在報端上會出現算帳和平反的巨大聲浪。一波波重宿歷史真相的書報會鋪天蓋地而來,這種清算主義輿論,會很快瓦解共黨歪曲歷史和歷史人物的偽裝,使得文革,反右,六四等真相,大白於天下。所有這些報紙和網站的歷史辨正,很快就會清楚和清理共黨半個多世紀洗腦效應。人心將為之振奮,道德將為之再造,文化將為之復興。這個過程,將會大大加快反對腐敗反貪污的進程——並在這個基礎上,完備輿論監督和各國政黨之間互相監督的軟體和硬體措施。輿論自由的第一步邁出以後,將為更大程度上的政治研討,思想補白和道德重建,提供動力。這個過程,也望重塑《大公報》、《觀察》、《自由中國》等自由媒體的獨立精神;真正吸納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文化血液,結合中國儒家的孔孟子式傳統民主或者准民主,建立相容並包的文化民主和民主文化。造就陳寅恪大師關於唐朝盛世之中外文化磨宕和結合觀的新範例。

七,民主以後的財政廓清政策

在財政方面,各種政黨的經濟來源,不可以盜竊國庫,也沒有再行盜竊的任何可能性。所有政黨的經費只能有黨員提供。和國家財政部沒有關係。前此佔用的國家資源,要適時歸還,清理和做出統計。共產黨,也同樣沒有佔據財政資源主流的任何理由。這樣一來,關於党領導軍隊和指揮員警為其所用的經費來源,會被徹底切斷。包括他們施行武裝暴動的金錢來源,既不會收到類似歷史上共党來自蘇聯的捐款,也不可能一黨把持經濟,購買飛機大炮——這個不安定因素,隨著經費的國家化而被縮小到0。

此外,當然還有輿論和獨立媒體的介入,監督和揭發——因為獨立報業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在隨時監督各個黨派和團體的經費使用情況和輸入社會的情況,及時做出報導,遏止經費用於動亂。這些經費支持的黨派行為,可以歸結為,在法治的遵循中,施行國家制定的競選和競爭法,但是,不可以任由任何一個政黨,在獨佔據國家機器方面施行霸權。起跑線,只有一條。

這個黨派和報紙之間的競爭也許曠日持久,但是不會沒完沒了。估計時間要在一、兩年,兩、三年中,方可見出分曉。那時,主要政黨和主要報紙,將會呈現眼下歐美主要報紙和政黨之情形。出現兩、三個有影響或者有財力的黨派和報紙。其餘的報人和黨人,將會變成像是英國"水桶頭黨"人那樣,只好被淘汰的政治力量——也許根本說不上什麼力量。

八,共黨繼續執政的前提條件

如果共黨仍然執政,他的黨派性質,也必須發生本質變化。他不可以偷竊國庫為其黨款,他不可以領導軍隊視為其私器,他也不可以消滅其他政黨的存在。那樣,如果共產黨繼續執政,或可出現我們前此爭執之社會民主主義、那種政黨的存在,以取代現在的共產黨。我們看不出這樣的變動,有任何可以導致天下大亂的徵兆。如果共產黨延續這個公開化的進程,他們脫胎換骨成為社會民主黨人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這裏考量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共黨在某種轉型過程裏,沒有鎮壓其他反對黨和反對力量。使得近似國民黨的轉型出現在共黨身上——反之,如果這個党施行對抗民主轉型的暴力抵抗,他在民主時期到來時,很可能被定性為恐怖武裝力量而被徹底取締。那樣,當然就是另有一番情景。)這樣,除去一些苟且之人組織少許破壞活動以外,在國家機器的適時鎮壓下,這些反對民主派之力量,也會逐步銷聲匿跡。

關於軍隊國家化的進程,可以包括在民主化的進程當中。民主化時期的軍隊將領,因為他們對於民主的協進態度,很可能成為第一屆領袖國家軍隊系統的軍隊領導人。他們只是對於國家政權負責,而不對任何政黨負責。如果產生全國性大亂——由於某種前既得利益者群體和組織的煽動和策劃——軍隊將領,將在國家元首的統一領導下,排除這樣的、對於民主政體的破壞和干擾,並且毫不猶豫地動用員警維持秩序——甚而言之,如果出現反對民主勢力的某種割據狀態,國家元首也可視其情況做出處理——任由某地實行公投自決。就像加拿大魁北克或者東帝汶的選舉那樣——如果某種勢力挾群眾以令中央,則要適時適事區別對待,順應民意,做出正當的判斷——實行選舉或者其他民意檢測,用和平手段化解地方動亂。下策是,如果全國多處地域動亂,則要適時進行全國性選舉,選出和再選出全國性和地方性領導人。不得以任何藉口,使得某地乃至全國,出現地方割據和變相獨立——而排除某地正當選票過半,帶來的獨立或者自治。邦聯和聯邦制度的選項和施行原則,就是人權高於主權,而非相反。西藏,臺灣和新疆,也可如法炮製。如果選票決定了一切,一切,就無可逆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最大限度上,儘快施行全國,全民族,全地域和解共生,繁榮安定,使得社會很快回歸正常軌道。

再說一遍,軍隊系統和員警系統,將會比任何時期都更加嚴格和有力地保衛社會秩序,防止破壞國家利益的行為。軍隊中人可以和員警系統嚴密配合,打擊那些反民主殘餘勢力。這樣,在維護所有公民權利的前提下——在不可以阻擋任何遊行示威和合法抗爭的前提下,軍隊將會擔負起保衛民主國家的嚴酷職責,使得民主國家晝夜處於安全的生活狀態中,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影響和干擾。

九,民主是民生問題的解決前提

由於社會各個細胞實行了民選和公議,從上到下,全民的權益受到政府和議會的保護,這種細胞的健康狀況將是史無前例的,不必杞人憂天、不必擔心和葉公好龍的心理出現。任何佔據原先共產黨先機的團體和個人,不再具備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社會輿論上的優勢,從而使得現在被大量壟斷的各種資源,回歸全民。

這樣一來,由很多難以計數的騷亂引發的表面的混亂,很快可以因為自然和社會資源的公正分配而得到化解。這些領域當然包括金融,電力,電信,煤炭,交通,銀行……等等現在的壟斷企業。全國人均工資的分配,將會等同現在的歐美國家,佔據整個GDP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非現在的,只佔有百分之十上下)。

農民恢復了自身享有的土地所有權。他們將成為中國人中,首先獲益于民主政府的人群——這個農民人群的穩定,完全來源於他們的土地佔有。這個人群的穩定,將會帶動整個城市人員的社會穩定。在這個穩定的基礎上,大量餘留問題,將會在輿論和法治的軌道裏,逐步得到解決。

大量外國投資,將會一改他們南桔北梔的行為模式——將中國工人的工資,拉近其本國雇員工資水準。在廣大外資和獨資企業中——一如在廣大中國企業中一樣,及時成立不受國家和資方操弄的獨立工會。這個工會,將會大大方便言說和踐行,出現在農民,工人和公民面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他們為了謀得自身的勞方利益,不可能,也不願意使得城市和社會,進入另一次類似文革的動亂。他們合法合理的所有抗爭,將會掛鈎他們的利益、工資和勞保利益——他們會和資方行駛某種共同體利益的安全措施,以便使得某些不良的社會騷亂,被及時克服和排除。

工人和農民的新生的社會狀態,將會確保社會穩定;尤其是農民,這些佔據土地的人群,將會自覺地反對任何破壞土地佔有制度的侵害行為。那時,組織起來的工人,農民,市民,將不再是在共產黨"組織起來"——那種空泛口號下"組織起來"的人群,而是真正為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土地和工資、勞保利益而"組織起來"。任何企圖讓農民和工人取締他們組織的勢力,將會失敗。這些個大、小工會和農會,自當承擔各種社會安全的大任——就像解放軍在歷史上一度給人們帶來幻覺的那樣,那種護校,護廠,護田的組織,將會在歷史上再次出現——歷史將會說,歷史上的事情,也會發生兩次,但是,後一次,將是正劇而非鬧劇。因為,共党的"解放"和奴役是等一詞,而民主政體,具備"解放"行為唯一的政治內涵。這些民主精神和社團的作用,正好駁斥了民主導致天下大亂的說辭。這個真正的分田分地,也不再是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的夢魘和欺誷,而是社會公平分配到來的節日。(小而言之,當六四的小小改革,觸動了社會的健康神經,社會忽然進入井然有序之狀態。不是因為改革導致了失序,而是屠戮者把生命價值和普世價值一併消滅,遂導致全民絕望和絕望以後的無序狀態和道德與心靈淪喪。事情正好證偽了"專制不會亂"者的妄論。)

十,關於民主,革命和戰爭的解析

遠而說起,法國人和俄國人,是把革命變成殺戮——中國人也是——"解放戰爭",一個戰役,幾十萬人死亡。民主——嚴格意義上說乃是民粹——導致革命和殺戮,他們論說的前提何在?就在於革命前的皇權政府,如,路易王,和民主政府,如,克倫斯基不讓步嗎?換言之,英國光榮革命和現在天鵝絨革命,是不是一定要攝製暴力的前提呢?明鑒在前。共產黨不可不考。(關於國、共兩黨的互不相讓,還有很多"道理"可以陳述。歷史上,是共黨武裝起來危害國家,還是蔣介石訓政/專制,給了共黨一個可趁與合法之機;是國民黨開明專制留出民主小空間,還是共黨革命/極權取締民主;是蔣介石的專制,帶有他傾向的法西斯主義集之耶穌,孔孟之精神大成,還是毛澤東的帝師合一,實現了經濟的國有化和思想的國有化?)

現今,共黨政權是不是產生了多元化的政治體制,值得討論。一如前言,太子党和党閥權貴控制和佔據了幾乎所有的經濟資源、經濟財富;不要說政治資源了;從文化到思想,國家壟斷的性質昭然若揭,和蔣介石允辦獨立媒體,允有鄉紳體制,土地私有,產生天壤之別。至於少數所謂自由經濟體,其效忠政府,賄賂官員的現狀,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他們的尷尬和不獨立,不多元。……)

十一,社會革命,還是政治革命——中國民主化的革命或改良進程

革命和戰爭,從反面證明了共產黨的所謂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一種暴力行為。現在,主張這個黨會逐步尋求費邊主義的人們,似乎忘記了他們暴力起家的歷史。其實,考察一個黨實行什麼樣子的革命,其中一個主導的考量標準是,看他們是實行社會革命還是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如若不和政治革命接軌,不設立三權分力的政治前景預設,這樣的社會革命就會吞沒政治革命(見阿倫特關於極權主義的觀點)。中國革命,就是這樣一種以社會革命消滅政治預設的暴動。於是,接下來的革命,就是消滅社會——而完全違背了他們社會革命的初衷。到了文革,這種政治和社會革命皆死亡的大悲劇就此發生。事情的邏輯就是,任何不作預設的社會革命,只能導致"繼續革命論","不斷革命論"和"運動論",而無法收拾,如文革。

民主,如,法國革命,確實導致動亂,也正好是民主變形和走向死亡的證明。但是,導致革命死亡的專制,是不是暗含了開明和反對革命和皇權的內容,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考量。拿破崙專制和《拿破崙法典》,正好是改變暴力和革命的歷史呈現。如果拿破崙主義帶動了民主——暗含于專制和開明專制裏——民主和民粹作出了的區隔,民主或有展現,起碼,如,在拿破崙主義乃至俾斯麥主義、梅特涅主義裏,已經開展了民主元素的建立。如,選舉,私產法,新聞出版自由等。若是民主直接轉變成為民主之反,和獨裁極權糾合一體,那麼,不要說民主不成,開明,也就無望。其間的核心標準,也同樣是:私產,選舉,出版自由等措施,是否出現,是否制定、實施。

有人說,希特勒就是民選上臺——這無異是說,希特勒完成了民主全過程——但是事情剛好相反。

希特勒上臺和前此,歷史上蘇格拉底被殺,都是民主不完備之處。希特勒的問題非常清楚。他是民主絕對的扼殺者,而不是完成者。德國人在期待國家主義超越民主主義的時候,錯置了他們的選擇——卻無法認證民主本身的正確性,是一種錯誤。換言之,民主無法超越人權。如果說希特勒時代,德國人選擇了民主,其實不對,他們是選擇了民粹和獨裁。只不過那個程式看得像是民主——於是,這個假民主導致了民主死亡。這就是希特勒時代的悲劇和荒誕。

在蘇格拉底時期,事情完全倒置,卻是一個道理。人群去掉了一種異見分子,且是從投票決定——但是,他們不懂得保護少數,更是民主。

十二,民主不僅僅是多數決定

民主並不完全是仰仗少數和多數,這並不是民主的全部內涵。民主的建立還要看待和他配套的工程。制衡,新聞自由,結社自由,普選,等等——希特勒正好是在企圖抑或最後消滅了所有這些輔助元素,卻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當然,還有種族問題,猶太人問題——這是整個歐洲的歷史和文化錯置所在。

這些民主走形,並不就是民主範例。這一點,就像人們不能因噎廢食一樣,因為某些民主病,而排斥民主——何況是在21世紀,民主更趨完備的歷史條件下爭取之。

中國的民主轉型,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我們前述說過的未來中國民主時期,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如果可以成立,不能不從所謂歷史的眼光打量之。這個歷史的眼光是什麼呢?就是考量從極權到民主轉型時期的歷史狀態,社會狀態和統治階級的態度,將會如何!

一如前說,我們設想的民主,是在轉型以後,不是在完成之的過程裏。過程本身涉及轉型本身帶來的動盪抑或相反。這個時期動盪與否,與民主時期發生的、或者將要發生的事情邏輯地聯繫在一起。也就是說,轉型健康與否,取決於民主時期政治社會建設的嚴酷程度。如果轉型時期發生戰爭和金融崩潰等危機,民主復蘇時期的漫長,勿庸置疑。反之,就會比較不那麼困難。這一點,又取決於共黨的態度。如果他們無限期延緩民主進程,歷史的各種偶然性將會聚集而形爆發——很多我們難以預料的事情,將會發生——但是,陣痛會過去,即便在瓦礫上,人們也要面對民主——就像二戰之德累斯頓面對廢墟,並不能阻止新生活的建設。

動搖我們的"烏托邦"設計的唯一障礙,就是歷史偶然性和將會爆發的共黨殊死抵抗,乃至他們傾覆了所有社會再建的可能性。但是,阻止太陽上升,是徒然的。而改變空想的成分,就是完全回到現實。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開始!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即是,我們上邊說過的,民主國家機器的開始運轉,是要有前提的。也就是說,無法排建立民主國家這個過程本身產生的不確定因素。這裏有幾個可能性——而且都會被排除掉。一個是和平轉型。這個轉型說,已經排除。道理很簡單。一是,共黨的性質,既不是社民黨,也不是民主黨——他們這些所謂資產階級政黨和修正主義黨,可進可退,可在野,可上臺,是有伸縮性和可塑性的——共產黨,沒有;只有像我們前此說過,他們要改變,改變成為"可進,可退"之黨。這個可能性如何?六十年了,看得很清楚。這個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十三,民主改革的國際因素

二是,民主改革的外部因素。我們多次言及,民主革命也好,民主改革也好,是要澄清資本與之媾和的全球資本模式——無論是和清末之慈禧打交道,和軍閥,孫中山,或者和老蔣打交道,外國資本的首選,是針對中國的統一市場——第二,才是考慮他們的民主體制。這個問題很明顯。現實是,美國人也是第一關心中國的市場;同時又關注民主,人權。這個第一、還是第二的問題,其實延緩了中國民主進程。只有一變二,二變一,才是外部勢力磨合中國民主之道的優勢,而非相反

再是,暴力的革命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也很小。雖然,這裏存在百年來,由偉大的托爾斯泰提出的,"不以暴力抗惡"說,甚至包含了在托翁看來,人,可以不吃、不喝、不穿衣,也要排斥暴力,這樣一種荒誕主義虔誠(見其書《天國在你們心中》托爾斯泰)。我們卻在梳理了他的道理以後,完全不敢苟同——而世界歷史,也不是按照他的和平理想,和他的要實行"財產公有制"(這是他明明說到的——自立注)之主張、之理想來發展的——這裏存在的悖論是,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改革,都不是現今中國人的歷史選項——那麼,你在這個盲區如何行駛你的判斷呢?僅僅是打你右臉,你伸出左臉乎?拿走你的外衣,你還要獻出內衣乎?這個精神很難理解。

……

全部推演都歸結到一個關鍵點——在非民主轉向民主時期,會發生什麼事情——是拿破崙的炮轟議會,主張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面對皇帝,站在皇帝的立場上面對人民——還是期望華盛頓的個人品德般的歸隱;函,德川慶喜和孫文的妥協之道——抑或是始終進行甘地主義和托翁主義,而罔顧面前站立的,既不是憲政主義英國,也不是克倫斯基。這個選項殊難決斷。

我們的意思是,如果民主前時刻帶來的問題是一塌糊塗,就要以一塌糊塗為現實,做出判斷;以此作為處置問題的前提和認知,不可僅以幻覺為准。也就是說,如果國家機器,在民主機器和專制機器之間徘徊,久拖不決,那麼,偶然性因素的出臺,幾率就會更大。如果共產黨根本不尚任何下野和複出的"可進、退"之精神;如果工人和農人,沒有任何成立獨立工會、農會的可能性,政權始終不還政於民,他們無法期待明治維新時期出現的民主轉變於中國,從而走向革命和民粹;如果社會分配機制,持久支持少數權貴,致使國人貧富懸殊達致超高點,導致國人生存危機不得解決;最後,如果轉型叫囂為假,堅持不變是真,那麼,我們所言民主,就要面臨很多艱巨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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