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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时期“人吃人”的考证

章 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大饥荒”,官方虽然承认“大饥荒”存在饿死人的事件,但是一直不敢正面承认出现“人吃人”的事件,然而我们仍然能从官方的报导中侧面了解到一些“人吃人”的事实。

由共产党官方新华社主编的《内部参考》一九六零年第三零三二期报导:据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贵州等地十一个县市的统计,今年以来,发现“吃人肉”案件十七起。其中甘肃十一起,宁夏、贵州各三起。在这十七起案件中。惨遭杀害的有十五人(内小孩十三人),掘吃尸体十六具。从作案的二十二人的身份来看,地富反坏分子十一人,反动道徒二人,中农二人,贫农三人,小商一人,家庭妇女三人。

他们为什么吃人肉?据初步了解,原因错综复杂。有的是发生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曾经有过“吃人肉”的野蛮恶习,如宁夏吴忠公社丁明礼、丁秀英夫妇,竟将自己的七岁女儿杀了吃肉。在审讯中,丁秀英供认:以前在娘家就吃过人肉,早知“人肉香”。还有的迷信吃人肉“可以治病”,“长生不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富反坏分子敌意趁春荒的机会,煽动吃人肉,制造恐慌,借以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贵州赤水县一名叫黄金安的地主(曾判过两次徒刑,释放后仍不悔改),去冬以来连续偷盗了三具尸体,到处散布他要吃人肉,其实他并没有吃。甘肃张掖市坏分子于兴发企图拉拢邻居祁桂香共同挖尸,并造谣说:“把人肉拿来吃了再说,这个坏年成,是饭堆里饿死人,火堆上冻死人,大小娃子都饿死了,你还想活吗?”

从新华社编的这封“不打自招”自供中,虽然记者是在为当时出现的“人吃人”惨案的现象进行辩护,但可以知道,“人吃人”惨案在当时是一个不争事实。

“人相食”是中国历史上灾害最严重时期的恶果。而我们翻开许多省的省志和县志,对一九六零年多有“人相食”的表述。诸如这类惨案,在三年大饥荒的时期许多地方都发生过。中国有句古话叫“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期由于饥饿对人们生命和生存造成的威胁,使人间的礼仪廉耻丧失殆尽,人们几乎经常看到一些衣不遮体的饥民抢夺别人手中少得可怜的一点食品,不少饥荒严重的地区卖儿卖女成为风气,抛弃父母子女的现象更习以为常,由于饥饿,成千上万的农户家破人亡。

那些“大跃进”苦日子的过来人,那些吃过“稻草淀粉”知道,人饿极了就会什么都吃的。那时候,公共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清汤寡水,见不到几粒米,漂着几片野菜。大人都饿的受不了,小孩子饿的只有哭,只有死路一条!野菜、草根、树皮、树叶、水藻、观音土、苔藓,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什么不吃!小孩子逮个老鼠都是好东西!挖到条蚯蚓,逮个毛虫,放到嘴巴里就吃了。真惨哪!那个稻草淀粉怎么吃?我告诉你,食堂把草纸浆挤出水,捏成粑粑,放在蒸笼上蒸一下,当成饭发下来,一餐大人两个小孩一个。比野草还要难吃多了,满嘴发涩,满嘴草,咽不下,卡喉咙,就着水往下冲,到了肚子里更难受,烧心烧胃,肚子疼。还得吃,什么都吃!尽有吃死人的,人都饿疯了,有的人就偷偷去刨新坟,挖出死人来吃。后来人死了就扔在路边,也没人埋了,就会有人去弄了吃了。也有的是自己家里人刚死,亲人就吃了他。你说?不惨!你问到吃人肉是什么感觉?这个话我们可不好说,以前我们这里有一句话,说是吃了人肉长丁疮。不过对饿的快死的人了说,人肉也是肉哇,吃了人肉还是有补养的吧?反正我们这里就有人活下来了。

人吃人的事,古今中外有之,却永远是令人惊心动魄的话题。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几乎都听说过关于吃人肉的种种可怕的传闻。当时,它被视为反政府的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一经查处将被处以极刑,散布此类传闻也有相当风险,因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极其隐秘地进行。孙二娘式的勾当极为少见,多半是在死人身上打主意,他们本无杀人之心,只是饿极了而已。同样的原因,在孩子身上打主意的人只有自食其子,连“易子而食”的安慰都得不到。在四川泸州专区曾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闻到肉香,又听隔墙有咀嚼之声,从墙缝偷看,见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发现弟弟没了踪影,回到学校便疯了。

吃人案由公安部门秘密侦破,判处情况绝对保密,因此尽管广为流传,却难以掌握准确的例证。为了不致让人感到它不过是流播和言传,作者引用当时记录在案的两件事,这是灌县一天之内同时发生的。

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现年四十一岁,地主成分……五一年丈夫病死,为逃避群众改造,五二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好……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一点五元一斤,共卖了十一斤十二两……事为食堂事务长黄荣太觉查,并在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鉴于潘素华抱有深入骨髓的阶级仇恨,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此毒手,为了及时有力的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丈夫死了,妻子将尸体挖出来吃,这本是饥荒造成的惨剧。但因为妻子曾是地主的寡妇,丈夫是贫农,就成为有计划、有步骤的阶级报复,这是当时流行的推理方式:阶级成分决定行为动机。似乎除此以外他们连人的基本需要都不存在。因此,他们若有不轨行为,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这反过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这使作者想起这年大肆宣扬的合江县著名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事。一个叫王文学的前地主在地里偷辣椒被他抓住,他一定要将王带到公社,王最后掐死了他。无论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王一旦被送到公社没有好下场。

如果你成分不算坏,就从思想上挂靠,总之,吃死人肉之类的事决不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干得出来的。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三十九岁。解放前男人外出当兵病死,解放后在四大运动、土地改革中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统购统销后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和两条道路斗争尖锐下,该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六日。)

因为能找到政治原因,县委才可能向地委报告。可以肯定,大量“政治影响不好”的事已经永远石沉大海。

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

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开始下降,一九六零年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五亿公斤。所有农产品的收获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连一九五一年还不如。但是一亿城里人需要粮食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他们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产量,把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粮食留给六亿乡下人。可以想象得到,留给农民的是什么。这一年以及未来的一年中,乡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了,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抢光了;有人说榆树叶无毒,所有的榆树就都变得光秃秃的。后来人们开始吃土。有些地方,发狂的人们开始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省凤阳县,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六十三起。赵夕珍和陈章英夫妇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刚好八岁。另一个妇女吃的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工作队将这些人捆送公安局,说他们破坏社会主义。

作家王立新八十年代中赴凤阳采访,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犁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一九六零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有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小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作者金辉写的《安徽省凤阳县一九五八 至一九六二年灾难实录》也纪录安徽凤阳“人相食”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  [拖拉机站王站长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晚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 一九五九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从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有上六七具尸体。(一九六一、八、九)

一九六零年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一九六一、一,⑶。)

一九六零年 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六十三人,关死三十三人。 (一九六一、一,⑴。)
一九六零年 ……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一九六一、二、一,⑴,)

人相食这种人间惨剧,并非安徽凤阳所独有。三年灾难时期,至少在中原大地河南、在黄土高原上,也有过同样骇人的悲惨。

作者沙青系《北京晚报》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协会理事,是近几年来北京文坛上比较活跃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他在在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写了一段甘肃通谓“人吃人”的故事: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人为什么吃人?几乎所有人在初闻此情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呢?

有人说,人饿到一定程度就迷糊了,神志不清。有人说,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活下去。为此,我询问了我接触到的所有人。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从一个曾经吃过人的人嘴里得知他之所以吃人的全部原因。

在甘肃六十年代确实发生了人相食现象。甘肃省委一九六零年底在逼迫向西北局做出的检查报告中,就反映一九六零年元月在甘肃发生了十一起人相食的事件,报告这样说:“今年元月,公安厅报告发生了十一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视,不作深入了解,即判断为反坏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厅再查,就没见下文”。

在甘肃省的静宁县,有一山村的奶奶吃掉了自己的孙子,老妇人先被拘留,后在纠正“左倾”路线时被释放,同时在这个县还发生过一起贫下中农子女吃掉富农子女肉的惨剧。历史应当永远记住人相食是人类的最大耻辱,但这种耻辱在极端饥饿状态下往往会现出,人类要消除人相食,必须首先消除极端的饥饿现象。

一九六零年春,贵州因“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三十五页。李景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为贵州省委书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为内务部副部长。)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四月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零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亲去遵义处理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一九六七年七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反联络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页。)金沙县一九六零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一九六零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零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有些人家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六十年代在全国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也曾发生过人相食的惨像。高晓岩在《民族大浩劫的前奏》一文中曾记述了刘少奇为人相食而痛心的事例。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毛泽东通知刘少奇见面,主要是要谴责刘少奇坚持包产到户的问题,刘少奇走到中南海游泳池,热情地问候毛泽东,毛泽东却声色俱厉地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激愤地说“饿死了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见,当时饿死人的,不仅仅是甘肃、贵州、安徽等省出现人相食的惨景,在其他省份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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