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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七中“文革”死难者追记

作者 老周

1966年,我就读于广州市第十七中学,即将高三毕业,参加高考。可是,“文革”的狂飚骤起,击碎了我们求学的梦。千年恶魔肆虐中华,也涂炭了一个普通中学。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学校有三位教师的生命被吞噬,有七位学生的生命被夺去。

(一) 老教师何佩华之死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学校正式停课。之前大半年内,批判“三家村”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已经把火逐渐烧起来了,经历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人已经感觉到风雨欲来的气氛。六月初,市委派出的“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首先就把几位年轻女教师打成“狐狸帮”,再就公开了“内部掌握”的一个“四类分子”名单,包括“教导主任”和老教师在内共七位,他们马上被遣送回乡……

然后,学校接连多天批斗教师,历数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只见被批斗者辩解“这是我向党交心时说的……”两年后,我有机会见过教师档案,里面有教师1959年“向党交心运动”时的材料,封面书名“大西瓜” ,画着一个剖开的西瓜并散落的西瓜籽,寓意交出红心,剔除杂质。据说当时有个评比,交出的“黑瓜籽”越多,表明你对党越忠诚。结果,教师们入彀了,“大西瓜”一直在档案里躺着,“文革”一到,派上用场。

1966年8月8日,就是“十六条”公布的那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五十多岁的语文教师何佩华,早晨在离学校不远的登峰路口铁路上卧轨自杀。据目击者称:他身上带的一个伍分硬币,被火车压成杯口大……

没有任何涟漪,当天全校师生被驱赶到市委“报喜”,欢呼“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公布,两千多师生汇入全城的人的海洋。

至今,我也说不出何老师有何“问题”,并没有大字报针对他,他因何自杀?他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这样彻底。

(二) 教导主任庞乘风之死

1968年4月,教导主任庞乘风被以郑南进为首的学生活活打死。

1966年6月,“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为了“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一下子就把七个“内部掌握”的“四类分子”的名单抛了出来。这其中就有副教导主任庞乘风,随后,他们统统被押送会原籍。

1968年4月,有两、三位年老的“四类分子”,小心奕奕给“军训团”递交了“申述书”,叙说自己在原籍的艰辛,要求回城,这其中有庞乘风。这件事被部分“红卫兵”知道了,视作“翻案”,在校内刷上“不许庞乘风翻案”的大标语。

一天晚上,以高三级学生郑南进为首的“主义兵”,把庞乘风叫了去。一班人围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了,急忙从墙头拖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乘风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而这个在军训团发现庞乘风“申述书”,并在学校刷上标语的,正是本人。 我在《教导主任之死与我》一文中交代此事。

三)女教师杨爱梅之死

语文教师杨爱梅,是一位官太太,他的丈夫江帆,是“文革”前广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学校曾经通过杨爱梅老师,请来江部长,作“形势报告”,无非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之类。

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杨老师上台发言,义愤填膺的样子,我记得她把“牛鬼蛇神”念成了“牛鬼神蛇”。可是“文革工作组”一进校,就把她们几个谈得来的女教师打成了“狐狸帮”。随着运动深入,江部长被打成“黑手”,收入最凶险的“103队”,在粤北服罪。而杨老师则因为曾有在蒋政权电台当播音员的经历,被打入另册。

1968年7、8月连续四十多天封闭式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杨老师被揪斗。我见到她,丧魂失魄的样子,当初官太太的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她托我替她从家中捎来粮票,我找到她留在家中的三个未成年儿女,给办了,我离她家极近。学习班是个恐怖集中营,除了天天揪斗教师,还不时召开“宽严大会”,把“认罪态度差”的人冷然揪出,直接送到监狱。各校逐渐传来教师自杀的消息。

9月初,学习班结束,杨老师却选择在这个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天早上,我听军训团蓝干事说,杨爱梅自杀了,我赶到她家,尸体刚刚运走。蓝干事说,杨爱梅清晨时分自杀,就用一条小绳子吊在房间与阳台之间的窗户上,由于绳子太细,断了,杨爱梅掉了下来,待蓝干事赶到,犹有体温(当年绝无电话,所有联系要靠跑腿)。

真是可怜啊。杨老师与十三岁的女儿睡在一起,半夜爬起来就上吊,她怎么那么狠心!?世界对她,是怎样一种冷酷!她对这个世界,是何等的决绝啊!

四)物理教师伦毅的两次自杀

物理教师伦毅,在“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上两次自杀,竟然活了下来。

伦老师是带着毒药进学习班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是封闭式的,教工根本出不去。在“学习班”进行一段时间之后,伦老师喝下了毒药,被送到医院救治。

抢救过来之后,被直接送回“学习班”,接受批斗,此时多了一个罪名“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一天, 全体教工集中开会,伦老师因为体弱,一个人留在临时宿舍内。他竟然找来玻璃片,割开了肚皮,拉出了肠子……他再次被送到医院。
历时四十多天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结束,教工们回到了学校。由于三届小学生升上中学,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我参加了“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的筹备工作。

我带人到了医院,跳上了伦老师的病床,给他拍照。

伦老师闭上双眼,以此表示抗争……

下面就是当年到医院拍照的介绍信,文字是我亲笔:
(图一)

(五)学生程敬理等五人之死

2001年,我回母校参加校庆筹备会,学校书记指着教学大楼左侧的一块空地说:“这里真奇怪,种什么都不长,只能铺上水泥。”

我对书记说:“书记啊,这里怎么会长呢东西,这下面是个砖基础啊!”
书记说:“什么砖基础?”

我说:“烈士纪念碑啊!”

1967年8月11日,学校有五个红卫兵被打死,死难者一方在此处谋划修筑一个“烈士纪念碑”以事纪念,砖基础砌筑好之后,事情黄了。

1967年7月,广州武斗全面爆发。

1967年8月11日,学校的“红旗派”听说“中央文革”的代表刚下飞机就被绑架,急欲营救。他们出发前谋划到空军后勤部抢夺武器,结果空手而回。

在回校路上,汽车经过东风路省人委招待所大楼(如今广东大厦)前,遭到伏击,当场死五人,多人受伤。幸得十六岁的司机机警,蹲在方向盘下把车开了出去。

这五个死去的学生是:

程敬理 梁江平 李志林 冯伟军 罗干英

除了程敬理与我同届,是20岁的高三学生,其余全是初中学生,年纪最大的十七岁。

2005年,我参加小学同学聚会,见到了梁江平姐姐。我问:“‘文革’中你的一个弟弟没了,是吧?”她说:“是啊!他是我最好的弟弟啊,只参加一次活动,就没了……”

说者沉痛,听者泫然。

附(图二)

(六)学生陈安、林尤侠之死

1968年一月,听说清远县的“造反派”被围攻,广州的“红旗派”就派出人员去支援。1968年1月13日,我校的陈安、林尤侠被打死。

我听军训团的蓝干事说,陈安、林尤侠这天与他人闲来无事,竟然打起主意杀当地农民的狗来吃。被农民发现,围上来用锄头打死。蓝干事到殡仪馆看了,死得很惨,头破额裂,赤身裸体的。

死难者一方在学校操场召开“追悼会”,我们由于是不同的“派别”,紧张戒备,站在远处观看。有位不知是那个派别的学生,在厕所内无意中说了句“轻于鸿毛”,被一路追打,跑了过来,头破血流。

老实说,作为对立的“派别”,那时我为他们的死曾经兴高采烈过。今天,我为这些早萎的同辈人哭泣!

(七)结束语

岁月流逝,记忆也会淡忘。

今天,我写下此文,是想让后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生命。即使是我们,也快把他们忘却啦。这个学生死难者的名单,我是打了很多个电话,才搜集齐全的。

在刻意制造的遗忘面前,我们要留住自己的记忆。

因为,人血不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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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导主任之死与我

(“文革”忏悔录)

1968年4月初的一天,我在学校军训团蓝干事的桌面上见到一份《申述书》,是学校教导处庞主任写的。内容是为自已因“历史反革命”之罪名被押送回乡而作的辩解与要求。该教导主任的这一“身份”,在66年7月运动之始由“内部掌握”而被公开。

我当时20岁,66届高三毕业,因“史无前例”的到来而留校“革命”。见到这份《申述书》,立即与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右倾翻案”的论述联系起来,(当时报上宣传要“打垮‘二月逆流’为代表的右倾翻案风”),想到了“紧跟”。所谓“紧跟”,就是“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之谓也。一天晚上,我纠集了几个“战士”到教工宿舍及学校的当眼处,刷上了几条“不准庞**翻案”诸如此类的标语。然后煮糖水吃去了。

几天后,竟然传来了庞主任的死讯,他是被“主义兵”打死的。据军训团蓝干事说,头天晚上,“主义兵”把庞主任叫了去,一伙人围成一圈,伸手就打,打到半夜见人不成了,急忙从墙头拖了过去,扔回家里就跑了。庞主任当天晚上就咽了气。

这就把人打死了啊!?开始时我是感到了某种震惊。但是,在当时打死个“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一件完全不值一提的事,蓝干事压根就没有往上报呢,估计上头也不要求上报。我内心稍萌的“罪恶感”很快就平息了。

为首打人者郑某,我的同届邻班同学。郑某“根正苗红”,颇得“政治”眷顾,在校学生竟然去当过“四清运动政治学徒”;文革狂飚扫到学校,则荣任“文化革命工作队”队员之职。到了1967年,其母被“揪出”,据称是“叛徒”。郑某就从天上跌到了地下。同校如花似玉的妹妹,竟也因之精神失常。郑某,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犯下了弥天大错。

打人者郑某,下场亦甚悽惨。80年代初曾在某国有大公司机关工作,后因此事被揭发,受到了处分,隨后患上了不治之症,终年不及四十,他受到了上天的惩罚。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一个普通的中学也变成了“绞肉机”。二年多的时间里,“非正常死亡”的学生有七人,教师有四人。《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枉死的庞主任,打人者郑某,以及“有幸”降生在这一年代的人,哪一个不成了摆在圣人神坛前的“用草紥成的祭祀用的狗”(刍狗)呢?

我把这一秘密埋在心底32年,自已也从毛头小子到了望六之人。此事再不提起,将会湮灭在冥冥之中。假如不是我当时的无知,“主义兵”或者不会知道有人在“翻案”,事情有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虽然庞主任很难躲得过隨后“清理阶级队伍”的屠戮,但事情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清夜扪心,深感痛疚,我诅咒自已的过错,诅咒这一年代。愿庞主任在天之灵安息!

(以上文字发表于2000年6月2日《南方周末》,现稍加整理恢复)

这是一则“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故事的现代版。

80年代初,学校清查“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教师的情况,找到了我的一位同学,我也知道了。本来最清楚前因的我,最能说清情况了。但是,我怯懦的没有主动前去。虽然可以用“当时环境”作遁词,却实在是再一次对不住死者了。
在此一并忏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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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文革”忏悔录》目录

《“文革”忏悔录》之一:《被关在柜子里的邵老师》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695340
《”文革”忏悔录》之二:《迟到的忏悔:对不住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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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忏悔录》之三:《教导主任之死与我》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830529
《“文革”忏悔录》之四:《1968年纪事》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84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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