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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與文革的因果關係

(《從反右到文革》的結篇 )
魏紫丹

“因果關係”的語言運算式是:“因為……所以……”;它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例如,毛澤東為什麼要反右?因為他要鞏固黨天下。為什麼要鞏固黨天下?因為這是建立毛天下的必由之路。但是,又“因為”,反右再徹底,即便把右派殺個雞犬不留,也不能建成毛天下,“所以”,只有把他自己親手建立的黨天下、黨內的對手打倒,破字當頭,立(毛天下)才在其中矣!這就是文革的起因。當時,世人(特別是洋人)不解其中味,遂驚愕、困惑於一個領袖為什麼要癱瘓自己的黨、砸爛自己的絞肉機(公檢法)!當真以為他是個極端的理想主義者,要以大刀闊斧的氣派、豁出老命作最後一拼,打倒官僚主義、砸爛官僚機構,實現崇高的革命理想。現在人們認清了,正如張顯揚先生所揭破的:“我說了那麼多;中心的意思,就是決不要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進人家的思維模式。這裡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東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1 有 “活詞典”之稱的司馬璐先生,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把問題說得更是真切、乾脆、一針見血、一杆到底。他認為,“整個一部中共黨史,貫穿其中的就是‘以派系為核心,以路線為旗幟,以權力為目標’的鬥爭。”2本書《從反右到文革》,就是秉持這些真知灼見,據以立論的。

一, 文革不是反右的直接結果。

反右的直接結果是大躍進。這是有目共睹、眾所周知、不爭的事實。
“結果”往往是具有直觀性的,不像“原因”那樣、總是潛藏在事實背後。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原因,決不是如官方所說,他為了替中國人民著想,急於想改變祖國一窮二白的面貌;而是如一個右派分子說得那麼直白和精闢:“自己頭腦發熱、超英趕美,骨子裏想當地球球長。”

反右派作為大躍進的原因是雙重的,並且是間接的:一是反右後,知識份子中的右派成了罪人。由於產生了強烈的殺雞儆猴的效應,別說中間派、即便是左派也是噤若寒蟬,更有甚者,靠出賣良知、用科學去迎合荒謬、以苟且偷生,或取寵於當今。錢學森的例子,已臭名昭著,不提也罷。我在當時的報紙上,看到醫學家以人的生理構造,說明人具有大躍進的潛力,以腎來說,有“一個”就夠用了;“另一個”備而不用,任其累損也不致傷生。這和錢學森論證土地具有畝產幾萬斤的潛力,異曲同工而更慘忍。人文社會科學、文學藝術更是為大躍進喝彩叫好、興風作浪、推波助瀾。另一面是毛澤東,在打退右派“猖狂進攻”後,淫威升天、勢不可當,得志更猖狂。毛巍巍乎,蕩蕩乎,登高一呼:“公雞能下蛋!”天下黎民,萬眾齊應:“親眼見!”

這就是說,反右的直接結果是在中國造就出一個瘋子、幾億傻子。有了這個前提條件,才會有貽笑世人的:六億神州盡著魔;裝瘋賣傻砸鐵鍋。

昨日的功臣、開國的元勳、威名震世的彭大將軍,面對大躍進的失敗,對毛及邀寵者<躍進>的狂熱,潑了點冷水,便遭遇到滅頂之災。這便是廬山會議上、毛發起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把階級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這就開始有點文化大革命的味道了。不過,這還只是為揭開序幕而敲響的開台鑼鼓,是週邊戰,是為戰略決戰排除障礙、掃清道路。

反右傾是毛要掩飾大躍進的失敗,而不是右傾分子要為右派翻案,或與右派有任何干係。如果從原因上尋找因果關係,那將是比反右派與大躍進的關係更間接些。總的,一以貫之,至死未變的原因,是毛想當地球球長。具體原因,如上所述,反右後造成黨天下成為鐵打的江山,於是乎,共產黨和共產制度所固有的劣根性,便像癌細胞一樣惡性擴散;領袖一人專權達於極致。毛竟能和竟敢在反右傾中,像在反右派中玩弄、欺侮那些《與人鬥》中百無一用的書生那樣,玩弄、欺侮彭大將軍,並且又竟能使謊言戰勝實事,錯誤戰勝正確。可見毛澤東和整個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上、墮落到什麼地步!

“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結果是一頭碰到南牆上,大躍進變成了大躍退,遇上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政治經濟的總危機(套用共產黨的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的說法)。工業下馬、農業衰退,民有饑色、野有餓殍,風調雨順的三年竟餓死4600萬人。4毛澤東說是“非我也,天也。”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無奈,毛澤東只好在7000人大會上捏著鼻子作了一個假檢討:“凡是中央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且慢!先不說錯責歸誰;你這個下定決心“不下罪己詔”的毛澤東,總算紅嘴白牙地承認了“錯誤”二字。在這裏是承認了反右傾的失敗,隨即把被打成的380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來了個一風吹;連彭德懷也被說成“一個政治局委員給黨中央主席提意見,從內容到程式,都是允許的,正確的。”但毛決不給他平反;這在毛來說,又何患無辭?加之以莫須有的“裏通外國”之罪而已矣。

如果正本清源下去,首先是無可否認的、大躍進失敗了;其次就“株連“到反右派、也失敗了;這就會使毛澤東在一根根“失敗”的恥辱柱上碰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毛和鄧小平都曾沆瀣一氣、躊躇滿志地說過:“較量了,他們失敗了。”現在右派要秋後算賬,質問毛鄧:“到底是誰失敗了?”

我前面說毛是假檢討,其實,比假檢討還惡劣。王若水說:“毛澤東看清了黨內形勢:劉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懷的,是對‘三面紅旗’有所保留的,……實際上,毛澤東在大會號召大家講,不過是‘引蛇出洞’的故伎。”5你只用對比著看毛澤東在會上、會下的所作所為,就會佩服王若水真是有見地的了。

毛澤東在會上說:“有這麼幾天,我相信能夠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 白天 ‘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兩頓乾飯,一頓稀飯),大家滿意。我建議讓人家 ‘出氣’。不 ‘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 ‘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我們常委幾個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 ‘出氣’的問題。有什麼 ‘氣’出什麼 ‘氣’,有多少 ‘氣’出多少 ‘氣’,不管正確之 ‘氣’,還是錯誤之 ‘氣’,不掛帳,不打擊,不報復。”6

可在會下呢? 李志綏說:“他(毛)有一天跟我說 : "應該改成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乾一稀,完全放屁。" 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馬列主義。 ”7

果不出所料,會後即開始反攻倒算,反“三風”: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後又在十中全會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利用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造成天下大亂、亂中消滅異己、達到天下“大治”。他這一陰謀手法,很不得人心。現在人民正在苟延殘喘,很想過安靜的日子、休養生息。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從平常的鬧騰,漸漸變為一個簡稱“四清”的運動、目標對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中國城鄉全面展開。這個運動尚未結束,文革就馬頭接著馬尾,以雷霆萬鈞之勢,鬧得舉國上下全都驚心動魄、迅雷不及掩耳。時間從7000人大會、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我也是用“三風”來形容的:風吹樹、風滿樓、風起雲湧。但這也僅僅是從當時的“來勢”說的,至於真正的“來源”,毛是抱著葫蘆不開瓢。誰也不知道已經和將要發生什麼,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誰也不知道毛的寶葫蘆裏到底裝的是什麼藥。

從反右到文革,繞了一個如此複雜曲折、詭譎多變的大圈子,足以證明,“不能簡單而籠統地說,文革是反右的結果。”如同“不能簡單而籠統地說,反右是延安整風的結果(有此一說)”一樣。可以清楚地看出,文革決不是反右的直線發展、直接的結果:更不能說,反右是文革的彩排:至於說“文革會在1957年發生”,那就更是不可思議、墜入無稽之談了。

不過,倒是應該說,反右為文革創造了歷史條件;如同磚瓦石塊、水泥梁檁為蓋房創造了條件一樣。例如,大家都常說的、所謂“文革語言”,其實不過是“反右語言”的傳宗接代、或說是借屍還魂。如果因此就說反右是文革的原因,那就等於說磚瓦石塊就是蓋房的原因。而這就是,既不懂反右是幹什麼的、又不懂文革是幹什麼的。

二、反右與文革,根本是兩個範疇

從運動的目標、任務、物件、動力來說,這是兩個運動,不是一個運動。我們必須從“立異”上來確立二者各自的“質”的特性。當然我們還要注意到它們的聯繫,並且看到這種聯繫的因果性;儘管這種因果性不是直接的。形象地說,像是一團亂麻繞過很多圈子才將二者內在地聯繫了起來。概要地說,歷史的列車從反右、這個始發站開出;一路顛簸、搖擺、闖紅燈,經過許多中間站:大躍進、反右傾、繼續躍進、七千人大會、八屆十中全會、意識形態大批判(政治上反“三風”、經濟學上批“物質刺激、利潤掛帥”、哲學上批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文學藝術上批周穀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邵荃麟趙樹理的寫中間人物論、楊翰笙的《北國江南》、夏衍的《早春二月》(根據柔石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劇本)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等等)、由城市的五反運動和農村的小四清運動匯合而成全國城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後才到達 “終點”站:文化大革命;直至老毛一死、大亂方止。

朱 正 先生在《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 》”8一文中的立論,似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則這些中間站就都不會出現。文章中表明,這個立論是建立在李志綏先生的說法之上的: “今日我的後見之明是, 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那麼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發生。我們今天只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產黨整風,目標是 ‘反冒進’的那些領導。”9 但是,這樣說離開史實甚遠。

第一,1957年不可能發生文革

毛不可能用右派反右傾

朱先生發揮“整風目標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的觀點, 說: “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目的,……還有一個在《整風指示》裏沒有宣佈的目標,就是要跟黨內那些 ‘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由誰出頭來向他們提意見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10這樣說是屬於缺乏根據地、發揮想像力。

首先,在 “目標”的說法上,違背事實;

其次,在動力上, “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簡直是異想天開。

因“首先”屬於基本立論,所以我雖想論證從簡,但費些筆墨,仍是在所難免。對此,我認為,佔有資料,讓事實說話,比起只在腦子裏邊 “如果,那麼”地推演,更具有巔撲不破的性質。所以我在寫作拙著《還原一九五七》的時候, 惟恐言之無物,便在書中簡摘了如下的資料:

“反冒進”是什麼性質的事件?人民日報社論說是對右派做的 “可恥的內應”。毛認為是 “離右派只有50米”。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民主黨派,知識份子,尤其是右派分子,都是 “反冒進”的,而不是擁護毛澤東“反 ‘反冒進’ ”的,並且比“反冒進”派還更反冒進。

人民日報載, 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1957年(年代下同)5月16日發言: “希望領導上認真總結一下是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

22日,羅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 “保守”還是 “冒進” 這 個問題發言,他認為,從1956年以來主要是冒進,而不是保守。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哪個部的問題,而是全部的冒進。 張奚若`陳銘樞等指責毛澤東 “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長久地耿耿于懷,毛說,好大喜功,看是好什麼大,喜什麼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裏也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這種胡攪蠻纏的詭辯,令人難辨他是厚顏無恥而可惡,還是理屈詞窮而可卑?千萬別讓我們聽到如法炮製的狡辯: “是革命派的厚顏無恥,還是反動派的厚顏無恥?我們厚的是無產階級之顏,無的是馬列主義之恥。”

6月10日《瀋陽日報》刊出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說: “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例如農業合作化, “我們的農具同兩千年前沒有什麼兩樣,就這樣一窩蜂似的組織起來,很多是變相的強迫命令,幹部水平低、工作混亂、非生產人員增多、生產積極性降低(比單幹時)等毛病就在所難免。”

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報載: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言說: “黨內外的右派分子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個別缺點,大事向黨進攻。說‘500萬畝水地是人命換來的’,是‘秦始皇磨民’;說1956年各項工作都 ‘冒進’了,這些‘都是領導上的腦袋發熱造成的’;說批判‘甘肅落後論’是 ‘無的放矢’;說1956年春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是一個‘冒進’會等等……。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特別是經過了傳達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黨內清除了孫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陳成義(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梁大均(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情況大變,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邁進。1958年的水利工程六個多月的成績就等於1957年的十倍。原來準備十年基本上擺脫乾旱威脅的願望,現在看來,只要苦戰三年就可以實現。”

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報載:廣西反出的黨內右派集團,從1956年6月開始, “就打著 ‘反冒進’、‘反主觀主義’的旗幟,極力詆毀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取得的巨大成就,攻擊黨的領導,進行破壞團結的活動。1957年6月,中央宣佈處理因災餓死人事件時,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發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並進而全盤否定廣西的工作成績,認為黨在農村工作上‘犯了路線錯誤’,要求 ‘重新估計農村工作’,要省委 ‘肯定錯誤’。”

1959年,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問及 “你說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話對嗎?”毛答:“一切事物都有兩重性,這話也有兩重性,對,怎麼樣?不對,又怎麼樣?”李說:“如果說 ‘對’,那就意味著精神的力量是無限的,就是主觀唯心論。”這時毛看到旁邊有人在暗暗制止李達,便氣呼呼地說, “不怕,說吧,不劃右派!”由此可見,把反冒進的人和觀點,毛是將之劃歸於右派的。

毛澤東“認為反冒進使右派鑽了空子”。 “反冒進也促進了右派的進攻” 11。周恩來順著毛的思路,作檢討說: “反 ‘冒進’的錯誤是嚴重的,幸而由於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及時糾正,還由於這些錯誤受到黨內外幹部和群眾的抵制,同時,也由於資產階級右派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因此,才使這個錯誤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得到糾正,沒有繼續發展成為更嚴重的錯誤。1957年春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設成就,把1956年躍進中的某些缺點,擴大為 ‘全面冒進’,並進一步否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就, 在這個嚴重的階級鬥爭面前,我開始覺悟,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報告中,徹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 ‘冒進’的錯誤估計,堅決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轉折.這是從敵對方面得到的教訓。”12

這在在說明,民主黨派、知識份子是反毛澤東的冒進的。不管是工農業生產,還是農業合作化上的急躁冒進,還是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上的草率、粗糙,實在都不得人心,受到右派極力反對。起碼是在我的視野內,右派言論一面倒,都是“反冒進”的。是與反冒進的領導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是,右派才是反冒進的急先鋒,毛澤東怎麼會利用他們,他們又怎麼會去整 “那些 ‘反冒進’的領導”--自己在黨內的 “內應”呢?再說,毛認為,反冒進是右傾機會主義,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怎麼會利用右派去反右傾,而右派又怎麼會去反右傾呢?這恐怕正好是把事情說了個相反。毛澤東對這一點很清楚:只有反右派才是對反冒進的釜底抽薪,才是掃除了反冒進的社會基礎,唯其如此,反 “反冒進”才能奏功;同時,他對反冒進的人,也以 “右派”相預儆,相歸類--據毛說,兩者相距只有50米。這也是借殺右派之刀,殺向 “反冒進”者,而且使後者無還手之力。

朱先生在文中說: “毛在發動整風運動之時確實想要同時解決反冒進的問題;為了反擊向共產黨倡狂進攻的民主黨派人士,毛澤東不得不把反冒進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以求得黨內的團結一致。李志綏的回憶錄裏記下了當時林克(毛的秘書)的看法: ‘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 ”

據李志綏回憶錄中說的事實是,當時他離開了毛身邊。這些情況是他回來後林克和毛澤東告訴他的。所以他的 “今日我的後見之明”這個誤斷,是在受了林、毛的誤導的基礎上作出的;而是林、毛,才是這個讓世人迷惑的謬論的始作俑者。但李在回憶錄中把林說的這個話-- “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在回憶錄裏公之於眾,林給嚇得魂不附體,急忙作出聲明,矢口予以否認:

“李志綏還造了我的謠.他說: ‘我不在時林克跟毛接觸最多,他跟我談起他對毛的政治評估。林的看法, 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內求和解,以一致對付黨外人士。’這完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我從來沒有對李志綏說過這樣的話。在我的頭腦中,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對毛的這種 ‘政治評估’,因為這是違反事實的。”13

“毛澤東鼓勵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最初的目的是要用黨內黨外的批評互相結合的方法解決執政黨脫離群眾的問題,決非像李志綏所說從一開始就是搞 ‘政治圈套’,借民主黨派解決共產黨內 ‘權力鬥爭’。”14

不管真假,連林克自己都不敢承認的東西,朱先生怎麼能引以為據呢?雖然,即便林承認也並不能證明此論正確;但是,他的否認,卻是對此立論來了個釜底抽薪。

再者,就著朱先生認為, “他(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進問題。這筆賬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後的清算。” 我要問:難道文化大革命是管 “清算” “反冒進”的嗎? 王若水在《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的第八章中說:

“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書記參加,後來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會議的重點是反冒進。會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印發了周恩來(!!! --三個警嘆號是魏紫丹加的,是為了引起讀者特別注意,下同)、李先念(!!!)的反冒進言論作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更加嚴厲地批評反冒進,批評周恩來和陳雲(!!!)。”

再奇怪不過的是,為什麼這些我加上警嘆號的,毛澤東指名道姓批評的 “反冒進”的掛帥人物,竟然在文革中一個都沒有被打倒? 不止於此,還可由個別及於全面:作為文革綱領的 “516通知”裏,有提到 “反冒進”的問題嗎?沒有。它倒是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明文規定為右派。但關於走資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哪個是右派?都不是,都是左派,左得流油!在反右運動中都是打右派不手軟的英雄,否則,早就輪不到他當 “當權派”了。所以當時的右派(我是其中之一)是很樂於看到當地的走資派被打倒的,雖然自己的處境不但沒有減輕,反而由於文革,更給帶來“再踏上一隻腳!” 但總覺得自己是死豬不怕熱水燙了: “你們這些對毛澤東喊爹叫娘的左派,居然也有今日!”而當時的右派心理,基調是: “紅太陽曷喪?予偕汝同亡。”很希望人們能從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數以億計的人們受害中,認識到毛的作惡多端及其本質,確認毛澤東就是你、我、他、她___黨內的,黨外的,大家的,全民的,國際(起碼是匈牙利、越南和柬埔寨人民)的公敵。

再說, 如果按“流產”說,毛本意要整黨內那些 “反冒進”的領導, 本意不是要反右;就是說, 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流產”,將發生在此時。那麼,由此會產生出一個問題:毛澤東的本意此時不是要反右,那他要到什麼時候才反右?或是,永遠也不反右了?

其次,朱先生說: “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目的,……還有一個在《整風指示》裏沒有宣佈的目標,就是要跟黨內那些 ‘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知道,黨務系統在劉少奇手上,行政系統在周恩來手上,這些黨政機關的幹部都是他們的下屬,由誰出頭來向他們提意見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

好一個“衝擊的力量”!這個意思是否說,如果不是 “流產”, 當然文化大革命就提前到了此時。“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紅衛兵之類,成為文化大革命的) 衝擊的力量”呢?右派在文革中不是當對象、而是“充當衝擊”的動力,這雖有點黑色的滑稽,但,倒也 “複萌”了反右前、右派們一廂情願、自作多情的“故態”。我要說,這犯了一個實質性的錯誤:明明是毛踏著右派的屍體、發動文革,怎麼當初會是“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衝擊的力量”呢?
2, 57年發動文革條件不成熟

搞文革需要做的準備工作, 這時候 “八”字還沒一撇:文革是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 中國的赫魯雪夫是由蘇聯的赫魯雪夫派生的。這時候,還沒有與蘇共撕破臉皮,甚至是正處在表面的短暫的蜜月期中,非但不反蘇,而且把 “反蘇”列為劃右派的六項標準之一。就是說,誰要反蘇就是敵人,就是反動派,如龍雲等很多人由於反蘇而劃了右派。其次是毛與赫魯雪夫在爭奪對史達林的長子繼承權上,也還沒邁出決定性的一步,還在口是心非地堅持 “蘇聯為首”, 還在假惺惺地說: “赫魯雪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而後來才在中國把赫魯雪夫搞臭.即便這時,也仍然不具備發動文革的國內條件:一是劉少奇與周恩來尚未被離間開。二是黨政文武大權,毛尚未牢牢在握:這時候的國防部長是與他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彭德懷而不是 “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的親密戰友林彪; “三家村”一類“週邊”還沒有清除;對劉少奇的心腹幹將, “四家將”彭羅陸楊(彭真是政治局委員、首都市長,羅瑞卿是解放軍參謀長、公安部長,陸定一是宣傳部長,楊尚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首先需要打倒,做到 “打虎先扳牙”; 三則,需要進行輿論工作:一個觀點,一條路線,只叫少數人知道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騙;四則,對劉少奇雄厚的政治資本,要逐步 “剝筍”,予以剝蝕、剝奪。現在,毛終日盈於耳的是,舉國上下都在津津樂道: “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這也是他必須打倒又不能馬上打倒、而要真正打倒劉又必須把中國攪個底朝天的原因;五則,從最近解密的林彪日記披露,毛需要策劃於密室,吹風透氣,組織自己的人馬,並搜集對方材料,羅織罪名;六則,在反右前,重中之重的是國際波匈風潮的波及和國內工人罷工、學生鬧事、農民退社、知識份子追求 “解凍”,所以當務之急是鎮壓,是 “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倡狂進攻” 。此舉一則可濟燃眉;其次,殺雞給猴看,可收快刀斬 “亂”麻之效;其三,從此造成萬馬齊喑,進而達到指鹿為馬,毛便可最後做到真正100%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任意妄為,橫行無阻。難道毛在沒有做這些必備的工作之前,就率爾發動文化大革命,那不是 成了雞蛋碰石頭魯莽粗率的冒失鬼了嗎?

第二,毛懷兩個鬼胎

關於“反右 “與 “文革”,二者的聯繫與區別,學者們曾就此發表過很多意見。我把主流的意見綜合為兩點: 一曰 “預演”說,一曰 “序幕”說。

章立凡先生說: “‘反右’在某種意義上是“文革”的預演,只不過後者的破壞規模和烈度更加廣泛和嚴重。”15
朱正先生說: “反右派鬥爭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預演。”

邵燕祥先生為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一書作序說: “有人說反右派鬥爭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為不如說是序幕。”

最說得清楚的是李慎之先生的 “下一章”說: “反右派鬥爭的勝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壯志,直接孕育了大躍進。以後就是農業大放衛星,工業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紅遍全國。大躍進的失敗給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懼,不但直接導致了反右傾的鬥爭,而且促使他到處搜索‘躺在身邊的赫魯雪夫’,終於在1966年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過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下一章了。”16

我說: 毛澤東心懷鬼胎。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心中孕育的一對雙胞胎,也就是說不是一個胎兒,所以他們的呱呱墜地就會是兄先弟後,先後有序。這將形成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差。而其誕生決不可能是不分兄弟長幼之序, 不分“反右”與“文革”之別 ,只是或“流產”或 “成活”的同一個胎兒。我之所以說是”雙胞胎”,就是集內因外因,遠因近因,毛個人原因與共產制度的原因之大成,致使毛澤東在謀取政治霸權的道路上出現了兩隻攔路虎,都必須搞掉,並不是只用搞掉一隻,或搞掉這一隻就等於搞掉另一隻:一是必須搞掉中國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他說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17所以毛要再一次搞肅反,這回的名堂叫 “反右”,主意是搗毀中國式的 “裴多菲俱樂部”,抓出 “小納吉”。後來,毛在和來訪的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會談時說:“我們的右派相當厲害,右派在你們那裏就是納吉的群眾,是小納吉。”這個無形的俱樂部不僅在知識份子中有廣泛的基礎,而且由於共產黨搞的五大運動(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肅反--貫穿於各個運動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罪惡滔天,激起士農工商天怒人怨,所以危機四伏,一觸即發。毛要搞一次肅反運動,肅清的對象,黨內外都有,主要在黨外。這一點可從薄一波的回憶錄中得到印證: “反右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 ‘反右派就是肅反’, ‘新式肅反’,是 ‘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18又可與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相印證: “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19

另一個是要搞掉中國出現的反史達林主義、反個人崇拜的人,如果說得更具體的話,就是會在他生前公開指出其錯誤(如彭德懷),或身後作 “秘密報告”的赫魯雪夫式的人物,因為毛“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的史達林”20; 這個名堂叫 “反修”,主要在黨內。正如李銳在 《我對中國的情況不悲觀》中所說: “但是問題在什麼地方呢,兩件事情,一個是趕跑蔣介石後,老子天下第一, 對國內的事他倒也無所謂了,有人問他,假如魯迅在世,打右派的時候會不會活捉魯迅,會不會給魯迅打右派,他說照打不誤。這是國內的情況,在國外有列寧有史達林,中國要依靠蘇聯幫助,第一個五年計劃是156項,史達林的影響力可大得多了。但是問題在赫魯雪夫一作報告之後,毛澤東就覺得不同了,老子世界第一,天下第一,他領導世界革命,打遊擊也好,搞文化大革命也好,都有他一個要搞世界領袖的這麼一個來歷。當然對於史達林倒臺,他是又高興又猶豫,他知道自己為什麼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為赫魯雪夫……”

黨內黨外,內外有別。這就必須用兩個戰役來消滅兩隻老虎,畢其功於一役是絕對不現實的。所以毛澤東是吸取列寧對搞 “二月革命”與 “十月革命”的經驗,做到有先有後地掃除 “兩堆垃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1957年一舉掃除“兩堆垃圾”。何況毛澤東研究和處理矛盾的思想方法一貫是, 必須注重矛盾發展的階段性?以及,何況他一向的陰謀策略都是 “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呢?

所以我認為, 說“序幕”或說“預演”,決不是兩個簡單的比喻之爭的問題,也不是摳字眼,而是標誌著對歷史事件的兩種不同觀察的分歧。說“序幕”,說 “雙胞胎”,或說“兩隻攔路虎”,都是說反右派與文革是兩個在起因上,打擊對象上,預期目標上都有鮮明區別的政治運動。這樣的說法,明白無誤地顯示出是 “兩個範疇”,這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準確的。說“預演”,說 “彩排”, 按其本意,說的是和正式演出的全然一回事,全同的一齣戲。但反右派與文革,卻是劇本的不同部分, 是不同的場或幕;或說文革是歷史的下一章。總之,不是像“預演”或 “彩排”之與正式演出那樣同出一轍。所以, 說“預演”,說 “彩排”,不僅不準確,而且不能說是正確的,因為, 它混淆了兩個運動的聯繫與區別;更由於它扭曲了反映反右派鬥爭本質的 “起因”問題。

毛澤東自認為一生中幹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蔣介石,黨內贊成的多,反對的少;一件是發動文革, 黨內反對的多,贊成的少。何以如此?從 “立”講, 前者是建立共產黨的 “黨天下”,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後者是建立毛澤東的 “家天下”,毛要獨吞一切權力;從 “破”講,前者是”打倒反動派”,後者是 “鬥黨內走資派”。毛和斯諾談話中說得很明白. 斯諾說:“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到勝利的終止。”毛澤東說:“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 當然, “家天下”絕對必須以“黨天下”為基礎,但二者卻有不同的目標、任務、動力和物件。

討論任何一個問題,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確概念,否則就會出現歧義,出現雞同鴨講。範疇是最高的概念。所以,我們首要的和必要的是明確:反右派鬥爭是屬於哪個範疇?我認為,反右仍是毛澤東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倒蔣介石而不是劉少奇,是消滅反動派而不是走資派。毛澤東事先清楚,我們事後明瞭:反右派再徹底,也只能建立和鞏固 “黨天下”,為 “家天下”打基礎;毛澤東就算把右派殺個雞犬不留,也絕不能建成他的 “家天下”;只有搞文革,把黨內的對手打垮,才能建成毛氏家天下。所以,文革和反右是不容混淆的兩個政治範疇 。許多史家,缺乏分清範疇的史識,做起學問來往往如墜煙海 。朱正先生的“預演說”,正是把反右與文革混淆了起來,只見其表,不見其裏;只見其同,不見其異,尤其不見其 “大異”。其原因就在於混淆了 上述 “兩個範疇”。有了不正確的事實評價,其價值評價的錯誤也就在所難免了。所謂“價值評價”,是指:毛澤東是不是要真心實意、搞整風運動?是不是右派破壞了整風運動?到底誰是罪魁禍首,誰是受害者?此說有嫁禍於受害者、而為罪魁禍首解脫之嫌。

三,我們來審視,反右與文革的聯繫與區別

有了上面這些對前因後果的分析,現在再來講 “文革與反右的比較”這一問題,可以說已是水到渠成,迎刃可解。

(一), 一個目的,兩個任務

至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毛澤東在1967年5月1日,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談話中說: “在這我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麼?(當場有人答是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問題。”他的真正目的能見得人嗎?他說的 “挖修根”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難道是為“挖修根”而“挖修根”嗎?為藝術而藝術,藝術本身可以是目的,因為這已經滿足了藝術家的藝術需求。為挖修根而挖修根,就像為反右派而反右派一樣,只能是政治運動“形於外”的東西;而政治目的卻是那 “誠於中”的心懷鬼胎。他之所以發起各式各樣的大運動、小運動,並且,運動之中套運動,老毛不死、運動不止。這是毛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的表現。這是由於他直到嗚呼哀哉,也仍是“壯志未酬”,欲壑難填。對於毛澤東一生來說,“運動似乎就是一切”,其實這僅僅是表面現象;實際上,可把伯恩斯坦的話反過來說:“對毛來說,目的就是一切,手段盡可以殘酷、欺詐、無恥的。”毛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1,鬥爭的 “目的”,就是鬥爭的 “本質”

把反右派與文革比作先河後海,比做姊妹篇,比作一根藤上結的兩個苦瓜等。尤其這後一比喻,它更完美的地方在於進一步指出:兩者的連系是一根藤. 。“一根藤”又是指的什麼呢?這個問題就是王若水先生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第八章的題目所示: “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 這個答案也就是李銳先生在《我對中國的情況不悲觀》中所說: “都有他一個要搞世界領袖的這麼一個來歷。”也如前引張顯揚所說:“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 儘管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法,但如前所說的,“要當地球球長”,卻是一句最直白的大實話。還有,如陳奎德先生寫的《毛的晚年悖論及其遺產--文革三十年祭》一文中說的 “鑰匙”: “而成為 ‘世界歷史上第一人’的幻覺目標在這種心態下是順理成章的。我以為,這是理解毛在文革中一系列矛盾怪誕行為的鑰匙。”行了。我想讀者一定可以明白:所謂“一根藤” 就是指的貫穿毛一切行動始終的 “目的”。只有抓住這根藤,才可以洞悉藤上所有的瓜;只有掌握這把鑰匙,才可能打開所有的鎖。許多認識不到、或不願正視這一點的人們,結果都無法自圓其說、或乾脆自欺欺人。毛澤東說過: “……戰爭的目的就是戰爭的本質,就是一切戰爭行動的根據,從技術行動起,到戰略行動止,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戰爭目的,是戰爭的基本原則,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理原則,一點也離不開它。”21 毛澤東搞的所有政治鬥爭(戰爭只是其中之一個形式), “都是貫徹這個本質的”。反右派是貫徹這個本質,文革是貫徹這個本質,大躍進和反右傾是貫徹這個本質,老早的大殺AB團、延安整風也仍舊是貫徹這個本質。人們只見現象,如大躍進轟轟烈烈,風風火火,甚至連領袖在內都走火入魔。彭德懷以生命作代價,也只是揭示出: 所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亂象。毛為什麼對彭德懷竟然如被挖祖墳那樣大發其火呢? 陳奎德先生在《 文革前奏》中揭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本質: “他(毛)發動大躍進就是想自己自辟蹊徑,走出一條新的路,從而確立自己在世界歷史上共產主義運動霸主的地位。我想這個是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之音中文網》,記者: 李肅)應該說,他所以看得如此透徹,是由於他掌握住了理解毛怪誕行為的鑰匙。

當年赫魯雪夫對此也有所覺察。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要在15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20年到30年趕上美國;5月,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7年超過英國、16年趕上美國的口號;6月,毛澤東在薄一波的《彙報提綱》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 這樣一來,中國要超越的不僅僅是英國、美國,而且也跑到了蘇聯的前面,因而引起了赫魯雪夫的不滿。在莫斯科會議上,赫魯雪夫是贊成毛主席這個東風壓倒西風的觀點的,後來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他又反對了。他說,什麼東風,東風從哪裡來?東風是不是從你們中國來,是不是中國的風壓倒我們蘇聯的風。22

2,鬥爭的“任務”,就是鬥爭指向的“目標”。

在延安整風的時候,總目標很明確,就是為了取得並鞏固毛對黨的絕對領導權,整風就是整教條主義王明和經驗主義周恩來,實際是抹掉王明的領導權。這是主要任務。可是,還有個分目標,開始尚不明確,這就是知識份子,特別是來自國統區的,他們懷抱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理念,來到 “民主聖地”延安,卻發現這裏恰似一個封建小朝廷;而毛澤東也同時發現,這班知識份子,特別是文藝界的,對共產黨的專制心懷異趣,是一種腐蝕劑,對毛澤東的個人專權之路無寧也是一群攔路羊。當他看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時,說道,思想鬥爭有目標了。至於寫了《三八節有感》的丁玲,寫了《論同志之“愛”與“耐”》的蕭軍,寫了《還是雜文的時代》的羅烽,寫了《瞭解作家,尊重作家》的艾青;丁玲是發表這些文章的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對當時這些文藝界的次要目標,這次放過,但在十幾年後的反右派中,周揚卻按照毛定名單劃他們為右派。周揚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23 這裏能說明兩個問題:一個是,毛要反你,你就 “在劫難逃”。如不大適合這次運動的打擊對象,就要你 “削頭適帽”,這次一律戴右派帽子,其實丁玲自始至終是非常左的。另一個是,如果 “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答曰: “翻延安的老賬!” “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 當然更不存在 “猖狂進攻”了。這恰給那些說 “毛主席原本是好心好意要知識份子幫助黨整風,可他們乘機猖狂進攻,再加上黨內壓力太大,於是只好反右派了”的好心人, 予以一副清醒劑;對說此話以獻媚當權者的無恥文人 ,則是當頭一棒,迎頭痛擊。

反右派的總目標,是民主黨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前面我已作過系統論述,這是為了實行一黨專政而早已訂出的既定方針。這個目標具體到人,比如落實到章,章,羅,儲……諸君頭上,在奪取全國政權前後也許心裏早有個大譜,但也未必盡然。但是,有一點是必須明確的:僅只是反右派,達不到毛的最終目的。只有發動文化大革命, “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內反走資派,外反蘇修,代表人物是中外的赫魯雪夫。這樣才能覬覦國際共運領袖、世界革命導師的地位,達到“毛天下”(毛天下的“天下”是世界,黨天下的“天下”僅限於中國)的目的。 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言時說:“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 過了三天,周恩來的發言更善解毛意,明白無誤地把毛澤東的狼子野心道了出來。他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報》的通欄大標題是:讓毛澤東思想紅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報》“歡呼世界進入毛澤東思想偉大新時代”。10月4日,《人民日報》報導毛澤東接見來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時,稱毛澤東為“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毛澤東先後在廬山會議中提出“兩個司令部”或 “反對派司令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中更明確提出“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清楚地表明,反右傾與文革是同一個目標體系,具體目標包括彭、黃、張、周、三家村、四家店、劉、鄧、陶;與此殊途(!)同歸(!)的,先有小爬蟲關、王、戚、後有陳伯達、林彪、黃、吳、葉、李、邱等。比作下棋,每吃一個子,就是消滅一個目標:反右派吃的是車馬炮。文革吃的是士相帥。吃帥就叫做 “將軍”,所以也可說,前者為“吃子”;後者為“將軍”。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不把文革前的三大運動、五大改造、反右派或其他豐功偉績,當成終生的打倒蔣介石、建立黨天下後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因為,即便是反右派也沒跳出第一件大事(鞏固黨天下)的範疇。而唯獨把文化大革命,建立毛的個人天下,當成是第二件大事。所以,反右與文革,是屬於同一目的下的兩個目標、兩個任務、兩個步驟、兩個範疇:前者歸類為第一件大事,後者屬於第二件大事。

(二)一個陰謀,兩套路數

“一個陰謀”是指 “引蛇出洞”。毛澤東矢口否認 “人們說,這是陰謀”;自己說, “這是陽謀”,也叫做 “釣魚”或 “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但繞足圈子,又回歸到原點: “你講我陰謀就陰謀”。24這是貫穿於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一根紅線。那麼,什麼是 “兩套路數”呢? 1,反右派與反右傾是一套路數;2,文化大革命是另一套反其道而行之的、相反相成的路數。

反右是毛引蛇出洞,讓知識份子大鳴大放,激怒“三害”幹部,然後一聲 “反右”令下, “三害”彈冠相慶,以百倍的階級仇恨、千倍的窮兇極惡、瘋狂地發起“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運動;文革開始是毛遠離現場,逼蛇出洞,然後誤導“走資派”搞二次 “反右”,使其陷於不義,激怒 “革命群眾”,最後一招是貼出 “我的一張大字報”,鼓動紅衛兵造反派風起雲湧打砸搶, “砸爛劉少奇的狗頭!”--把文革的目標叫響。毛誘導劉鄧在北京 “東施效顰”,走他的“陽謀”之路,自己卻在南方竊喜: “入我彀中矣!”

可見兩者,毛施陰謀 的實質是同一個“引蛇出洞”;甚至文革中間打倒林彪,毛南巡吹風,敲山震虎,刺激林作出過激反應,以至狗急跳牆,這也是屬於“引蛇出洞”。關於陰謀詭計,關於引蛇出洞,文革專家宋永毅有一個很新穎,很形象,也很通俗的說法: “所以毛澤東這個人呀,他老是給人家當上。”25這是貫穿毛的一生的,當然也貫穿反右派,反右傾和文革.。如果抓住毛的這個本質,對毛的許多言行之謎,當可迎刃而解,至少不被誤導。

1,毛澤東在運用 “引蛇出洞”於反右派與反右傾中,其手法、其步驟、其主要情節可以說是如出一轍,一一對應。這在前面已有過細的說明,這裏不贅。

2, 文革初期,毛澤東 “隱居”起來,暗中挑動 “大亂”,跟李志綏說; “讓他們去鬧,我們先休息一下。”劉鄧到杭州向他彙報運動中的情況,劉鄧走後,他又胸懷禍心地說給李志綏: “讓他們去處理運動中的問題,我還在休息。”26

劉鄧趕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張派遣工作組。電告毛澤東,毛復同意.。

當學生與工作組的矛盾到不可開交時,劉少奇、鄧小平於1966年6月11日,在文革彙報會上指示李雪峰、吳德:打右派學 生 “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日,劉少奇批轉中南局和西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指出: “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 “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 “經過市委批准,可以鬥爭和戴帽”。27他們把毛澤東對右派 “引蛇出洞”的惡毒陰謀,來了個東施效顰。他們在 “引”學生的 “蛇”,卻不知道,這樣一來他們本身這條 “蛇”正好被毛 “引” 出了 “洞”。古人有言: “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佈派工作組是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貼出《炮打司令部___我的第一張大字報》: “……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無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責小巫: “又何其毒也!”

劉少奇搞文革,照搬的是毛澤東反右派與反右傾的老路數,這是毛澤東早已估計到的;他獨運心計,急轉彎,反其道而行之,使劉措手不及,落入陷阱。此其一。

其二,在反右派與反右傾中,凡是向黨提意見的,都被打入18層地獄;而在文革初期這樣做的愣頭青,都被捧為天之驕子,成為橫空出世、不可一世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小將。對此,我將和朱正先生(朱文放中括弧[]內)繼續交換意見:
[在1957年部署整風和反右的時候,最開始,毛並沒有想到學生。]

怎麼會是 “沒有想到學生”?只是毛認為, “這些學生娃娃們, 沒有經驗”,用不著 “引蛇”,蛇自會 “出洞”而已。毛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提出整風的講話中,三次提到學生上街、上訪、鬧事。在部署整風和反右之前,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中說: “在學校裏也出了些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分子乘機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臺,宣佈來一個 ‘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 ‘打倒法西斯!’ ‘要戰爭不要和平!’ ‘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 ‘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百萬人就是了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 這一 ‘家’也出來了。鄧小平同志去這個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幾萬人,我們就要專政。

“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莫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的地主、富農,城市裏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幾萬人……他們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 (紫丹注:所以必須引蛇出洞 )。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麼 ‘要殺幾千幾萬人’、 什麼 ‘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紫丹注:蛇不引而自出)。”28

是5月19日北京大學的學生貼出了第一張大學報,轟轟烈烈地掀起了他們自豪地稱為“五一九運動”之後,才(紫丹注:不是“才”,而是“早已”)引起了毛的重視。在5月19日以前,毛澤東寫的有關整風和反右的文件中都沒有提到學生,是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別的一些大學的學生們,出大字報,辦民主論壇,鬧烘烘,使毛澤東大傷腦筋,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在醞釀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回憶起1957年這些娃娃們為了自己認準的“理”而奮不顧身的勇氣,覺得可以用來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力量。於是所謂“紅衛兵”就應運而生。]

又是“用來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力量” !這裏多少有些扭曲了歷史。須知, “1957年這些娃娃們……認準的 ‘理’ “,正好不能用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甚至是要堵塞此路的。

筱敏在《素質何為?》 一文中,對此問題講得是很透徹,很清楚明白的:

    五十年代的學生寫道:

   “世界上沒有什麼不允許懷疑的問題;任何人都有探討一切問題並堅持自己見解的權利。”

   “為民主運動而鬥爭是作為黨領導的必備條件,是黨的責任,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賜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說民主是黨的恩賜與說生命是上帝的恩賜是同等的愚蠢。所以民主不能是給多少算多少,而必須充分而完整。”

   “胡風決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釋放胡風。作為一個公民,我來過問法律,這是正常。我的行為有憲法支持。”

   “由於過分強調了階級矛盾、仇恨,所以一些絕滅人性的東西無阻地發生了。……學生開始以無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領導對其階級性強的信任。無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強有力的工具了!”

   “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

   “正義萬歲!真理萬歲!民主萬歲!人身自由萬歲!”

   “我們都要走自己的路!”

   ……

   這些五十年代的青年學生,幾乎無一不是衷心擁護社會主義的,然而他們少有偶像崇拜,反對“大救星”的頌辭,反對愚民政策,拒絕盲目追隨,呼喚人道主義,……這些都是做人的優秀素質,更是知識者應有的文化素質。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我們再難從青年學生那裏看到這種素質了。

   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被稱之為規模空前的“大民主”運動,在這個巨大得令人眩目的舞臺上,紅衛兵一代以他們自身的素質能演出什麼樣的活劇來呢?我手裏有一本《文革大字報精選》,隨手翻開,滿目皆是這樣的文字:

  “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他的小兵。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什麼也不怕!”

   “我們的領導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我們的武器是戰無不勝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我們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手裏。”

   “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哪里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麼到現在還這麼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我們要把一切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東西統統打倒,砸它個稀巴爛!”

   “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積極行動起來,萬箭齊發,萬炮齊轟,……不把劉、鄧拉下馬,誓不甘休,不挖掉修正主義的總根子,死不瞑目!”

   “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29

這就是毛為什麼把這些silly boys?(流行的俗稱是傻逼青年,簡稱sb)用來當炮灰(炮灰而已!),而把50年代的青年劃做右派!到今天,令人咄咄稱怪的是,竟仍有人把sb與具有“北大519”精神的青年相提並論、同日而語!

後來的事實證明,凡是在運動中覺悟到受了騙,因而才又認準了1957年 “娃娃”哥哥們的 “理”的,隨後就都變成 了“現行反革命”,遭到殘酷鎮壓,甚至槍斃。其中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有 “一、二、三……號服務員”(即頭頭們),也有無名小卒。毛之所以利用他們當炮灰,一方面是由於朱先生說的下面的理由:[他們之中多是大學生、高中生,甚至還有初中生。他們更年幼無知、更輕信、更容易被煽感。他們不但不知道上下五千年的歷史,就連中共執政以來十七年的歷史也不甚了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從父兄的遭遇中感受到了社會的不公,但被告知這是受到劉鄧路線的迫害,於是他們起來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他們成群結隊,四處抄家,打死老師,破四舊,鬧得烏煙瘴氣。他們的這種種無法無天的胡作非為,都被稱讚為革命行動,受到鼓勵。在他們的衝擊之下,各地黨委在很短時期內就癱瘓了。“紅衛兵”做到了毛希望他們做的事。]另一方面,這是毛耍的政治流氓手段。當然毛也有自己的“苦衷”:作為一個整體,知識份子是不能利用的,他們的理性讓他們知道兩個司令部誰更壞些?再說,他們從右派的苦難歷程中得知:反對黨員個人就是反黨,更不敢設想反劉少奇了;黨內作為一個整體,也是不可利用的:毛的倒行逆施造成的天怒人怨與劉少奇卓有成效的善後措施,形成失黨心與得黨心明顯的落差。否則的話,他通過黨內路線鬥爭,通過黨的組織--常委會、政治局、書記處、中央全會……來處理,不更名正言順、成績最大、損失最小嗎?何必耍流氓無賴手段,用一群對黨內是非不明,對黨的路線鬥爭狗屁不通的乳臭未乾的孩子,來打得劉少奇爺爺鼻青眼腫呢? 孩子能解決好黨內的路線是非嗎?不讓他們好好學習 “雞兔同籠”與 “孔融讓梨”,卻教唆他們多行兇惡、邪惡、醜惡、打砸搶、刑事犯罪。毛澤東做得真夠空前絕後,斷子絕孫!除了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以外,還應該扭送到歷史審判臺上,嚴懲不貸。

(三)重新掀起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

從中共 “八大”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大作文章。和其他事物發展的辯證法一樣,它也經歷了一個 “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八大”,以及毛自己都否定了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宣佈要向自然開戰;反右(傾?)一來,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不僅重新掀起,而且愈演愈烈。這個過程突現出兩個特點:1,階級鬥爭對象,即階級敵人越來越多,多到人滿為患,卒致造成自己反而成了一小撮,陷於階級敵人的汪洋大海之中; 2,階級鬥爭的手法,集過去之大成,並且,比狠鬥兇、大發獸性、五毒俱全、十惡不赦、駭人聽聞而慘絕人寰。

1,第一個特點:鬥爭對象成汪洋大海

首先,把朋友、盟友變成階級敵人:從中共 “八大”結束階級鬥爭,重新確立國內主要矛盾,到反右派重提階級鬥爭,是起始階段,其標誌是,推翻八大決議, 又把階級鬥爭定為國內主要矛盾,而且階級敵人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從四類分子發展成五類分子,新增加了一個 “右派分子”,把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前的革命陣營(統一戰線)中的朋友、盟友, 原來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成百萬的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成員,劃為敵人,加入專政對象的行列,要與他們作你死我活的鬥爭: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 ;從數量上與素質上,壯大了 “階級敵人”的陣容。
其後,戰友、親密戰友,也都成了階級敵人,也都是對之從名義到實質,作極其殘酷的 “你死我活”的鬥爭:對右派的階級鬥爭,提的是 “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在黨內對戰友,除了是上述鬥爭的繼續外,又加了個 “兩條路線”的鬥爭,如對劉少奇的鬥爭是反對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裏引起思考的是,如果劉不搞那50多天的反資路線,是否文革的目標就不是他了呢?當然仍是他。宋永義說得好: “實際上工作組在北京也好,在全國也好,這個工作組是毛澤東批准派的……對毛澤東來說,他是有意讓劉少奇上鈎。如果說劉少奇不派工作組,他可以說‘你放棄黨的領導’。他8月份回來就整你放棄黨的領導。那麼劉少奇派工作組,去搞反右派,控制局面呢,他就說你是鎮壓群眾運動。不管怎麼樣,劉少奇一定要被打倒的,一定要被整死掉的。這個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劉少奇自己,以為可以避免,他抱幻想。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劉少奇實在是不瞭解他的老闆就是這個毛澤東。”更何況毛澤東1970年12月18號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說過,打倒劉少奇的決心就是在1965年1月那次(定23條)會議期間定下的。

在文革中,毛和江青都表示過,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使毛暗動殺機的。到現在為止,還未發現毛決意搞劉、在時間上比這更早的資料。

毛澤東放的文革第一炮,是炮打 “資產階級司令部”;遂使兩軍對壘,陣線分明:他和親密戰友林副統帥組成了 “無產階級司令部”。當“無產階級司令部”內、統帥要抹副統帥的權時,這可是個驚天動地的大轉折!毛澤東還是把“兩條路線”的鬥爭當作擋箭牌,並且煞有介事地胡謅出,到此為止、黨內共經歷了十次 “路線鬥爭”。

在文革中的階級敵人的隊伍,毛把它擴充再擴充,就成為了洋洋大觀,既有黨內的特務、叛徒、走資派,又有黨外的牛鬼神蛇、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合起來是九類: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還有知識份子臭老九。

至此,我們得知:什麼 “路線”不“路線”!只是打出的一個旗號而已。就像前引司馬璐所說: “‘以派系為核心,以路線為旗幟,以權力為目標’的鬥爭,貫穿一部中共黨史。 ”對階級鬥爭,也可作如是觀。在中國誰是什麼階級,全憑毛的一句話。可見毛對階級鬥爭的理論如不是狗屁不通,也絕對是兒戲到狗屁不如的程度!這僅是說的國內的階級敵人;國際的階級敵人也是水漲船高,毛澤東也予以擴大編制,除帝國主義外,把修正主義也招兵買馬進來,尾隨其後。對敵人的統稱,從前叫: “帝官封”,現在擴充為 “帝修反”。詩人毛澤東讓一切都富有了詩意,包括對階級敵人的命名;也包括把九千萬人上山大煉鋼鐵,說成是 “兩小無猜”、 “小土群”, 讓<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富有了詩意;還包括對全民挨餓,叫做 “低標準,瓜菜代”,讓全民餓肚皮也羅曼蒂克起來。當然他不會說“餓肚皮”、那樣索然寡味的話,而說的是“鶯歌燕舞”、這般詩意盎然的詞句。

2,第二個特點:鬥爭手法集過去之大成

其一, “四大”是階級鬥爭的新形式

[文化大革命當中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批鬥會,都是1957年經驗的直接繼承。]切不可囫圇吞棗地說: “都是1957年”! 這一年是正義與邪惡、道高一尺與魔高一丈相消長的一年! 所以應該涇渭分明地、區分這兩種水火不相容的“經驗”, 指明:是大鳴大放、知識份子 追求真理“經驗的直接繼承”;還是反擊右派,毛澤東背信棄義“經驗的直接繼承”?很明顯的事實,文革繼承的是後者,是邪惡!是魔焰高萬丈!

[毛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以後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祇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

毛曾說過這是右派的發明: “感謝右派, ‘大’字報是他們的發明。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並沒有講什麼大鳴,大放,大辯論,沒有這個 ‘大’字。去年五月,我在這裏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 ‘放’,百家爭鳴,那是一個 ‘鳴’,就沒有這個 ‘大’字。”30現在他又這樣說:是 “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極權統治下,人人皆無言論自由,而統治者毛澤東連胡說八道都有絕對的自由。無怪群眾這樣說: “毛澤東的嘴就是屄,逢說東就說西。”話雖不雅,但誰能說這不是事實呢?這和鄧拓在《三家村紮記--專治 “健忘症”》一文中諷毛的,文縐縐、很風雅的話,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拍即合之勢: “見過的東西很快都忘了,說過的話很快也忘了,做過的事更記不得了。因此,這種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甚至於使人懷疑他是否裝瘋買傻,不堪信任。”治病方法:古人用狗血噴頭, “一次不愈,則連治三次”; “現代西醫的辦法,是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擊病人的頭部,使之 ‘休克’,然後再把他救醒。” 由於毛澤東諱疾忌醫,疑心很大,如曹操然:曹殺華佗;鄧拓雖非毛動手所殺,但最終卻是被毛逼自殺而死。

在弄明白毛盜竊“四大”的知識產權之後, 我們接著說下去。毛領教了右派這件新式武器的厲害,於是採取了一向的做法:“奪取敵人的武器,武裝自己。”現在 “人民文革”論者主張揀起這件武器對付共產黨,是看到共產黨(特別是鄧小平)被這件武器嚇得發抖,因而認作是文革的亮點,其實是謬歸了。這是右派的發明,如果我們要繼承,就要在繼承 “四大”這種形式的同時,更要繼承當時右派利用 “四大”所發表的各種真知灼見的內容及表現出的勇氣;要堅決拒絕毛澤東在後來反右,以至文革時,利用 “四大”當打手,來進行栽贓陷害。 右派為之付出沉重代價的那些言論,如反對 “黨天下”、如 “實行法治”、如“人權萬歲!”……至今仍有時效,這是中華民族沉痛的悲哀,也是中共對歷史螳臂擋車、頑固不化的表現。所以,只有目標明確地反對極權統治( “極權”一詞是北大才女、右派分子林昭在中國首先使用的)、反對黨天下、矛頭或明或暗地指向毛澤東的,如林昭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才稱得起是真正的“人民文革”(名字不當,存而不議)。如果,例如是砸爛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三自一包”,堅決擁護毛澤東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一大二公”的集體經濟(人民公社),等等等等,諸如此類,那算是什麼 “人民文革”?這裏不存在好與壞的選擇,只有壞與更壞。“人民文革”的選擇是用 “更壞”代替 “壞”。文革中建立的政權機關 “革委會”好到了哪裡?難道不是更血腥統治、惡貫滿盈嗎?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採用這種革命形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對這幾樣是如此喜愛,後來甚至把這些作為一種公民權利寫入《憲法》之中。直到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才有了一個新說法。他說:“‘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

[他說的是“從來”,就是說,這個“四大”不論在反右派鬥爭中,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

鄧並不反對在1957年用“四大”反擊右派,他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指出:“實行大鳴大放大爭,擺事實,講道理,出大字報,開座談會和辯論會,這是最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所不能夢想的。這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團結群眾對敵人進行鬥爭的方法。”(這篇報告出於他不想讓人民看到他當年反右的嘴臉,故未敢收入文選;鄧對於反右做賊心虛,由此可見一斑)。同時也說明,他反對的是右派用“四大”向黨倡狂進攻;他反對的是在文革中--特別是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運用“四大”;尤其是1979年民主牆惹怒了他。實用主義的他也曾說過 “四大”的好話。現在他學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我們需要認清,他的關鍵在於:“四大”的矛頭指向哪里?並且,從民主牆的態勢看,他要想控制 “四大”的這個矛頭指向,已是不可能的了。這才使他對“四大”斷絕了想頭。

[從形式上來看,文化大革命跟反右派鬥爭相似之處甚多,祇是規模更大,持續的時間更長,受到衝擊的人更多,造成的破壞也更大。在這個意義上看,反右派鬥爭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預演。
[在1957年,毛澤東把他提出的“百家爭鳴”解釋為“兩家爭鳴”:“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祇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照這樣的解釋,所謂“兩家爭鳴”,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

其實,雙百方針從來都是假的,只有鄧小平解讀為 “滅資興無”才是符合無產階級專政的邏輯的。因為,既然兩家的關係是專政與被專政的關係;那還怎麼個“爭”法呢?合乎邏輯的結論只能是興一家、滅一家。

[這思想後來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了“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口號。可見就指導思想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延伸和發展。]

說反右是 “預演”,是 “彩排”,文革是 “正式演出”,已被證明是不對的。說 “延伸和發展”倒是對的。不過需要說明,朱先生所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 “指導思想”,全是表面文章,全屬男盜女娼。一則,所謂“無產階級”云云,根本就全盤是鬼話;二則,你即便把它當真話去執行,也仍是在劫難逃。就以批《海瑞罷官》說吧:吳晗是共產黨的忠實奴才,對歷史研究、獨尊毛的一套;古為今用,任意篡改。反右時極其喪心病狂,像警犬一樣聽從主子唆使。至於此一京劇的編寫,也完全是為了向主子搖尾邀寵、按著毛澤東的口徑寫的。毛所以向他開刀,根本不存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說該劇為彭德懷翻案云云,全屬子虛烏有。這是因為在毛的部署、或說“陽謀”裏,吳晗--三家村--四家店--劉鄧司令部。這是一環套
一環的;滾水潑老鼠,誰也跑不掉。整個地講,宋永毅先生以充分事實說明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政治路線上並無分歧。我用此例說明,所謂 “指導思想”,真的全是虛假命題,全是表面文章,全屬男盜女娼。在此,我這個右派還要向左派吳晗先生深表同情; 因為他死前頓悟到“悔不當初”: 1968年初他被關進監獄,滿頭白髮揪光,大口吐血,臨死前咬破舌頭蘸血寫下四字: “悔不當初”。31所以他能“立地成佛”。佛說,縱有彌天大罪,也抵不住 “悔改”二字。 =

其次,具體作法鬥狠逞兇、殘無人道

打砸搶抓抄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標誌性的作法。

“打”是共產黨開天闢地以來,所有運動,對敵我通用的家常便飯。至於在“打”中比狠:文革中把人捆綁吊打,打得皮開肉裂,剃陰陽頭,戴高帽,掛黑牌,坐噴氣式,推入屎尿坑裏淹死或活活打死,成批量殺人,滿門抄斬,人吃人;其廣度,遍及全國。土改中地主富農戴高帽,用牲口拖死,用亂石擊死,上望蔣台摔死;毛澤東反AB團,派遣親信李韶九等肅反人員發狂似地連續捕捉、審訊,使用地雷公、線香火、拷打、鐵烙、割乳、燒陰戶等各種殘酷、卑鄙的刑法(1930年12月段良弼給中央的報告)。李韶九大搞逼供信,不但下令打人,還親手掌刑。當時曾任中共安福縣縣委書記的汪安國回憶李韶九抓他AB團後審他的情況: “他擺出一副關公似的臉孔,大聲吆喝說,你是AB團嗎?快把你們的組織說出來!當時,桌上放了好些木棍、長竹片、烙鐵、繩索等刑具,我知道這是用來對付我的。當然我不能誤供我是AB團,於是,兩個大漢把我的上衣脫光,繼之李韶九親自動手,燒紅烙鐵在我背上腿上烙呀、燙呀,這我怎麼能受得了呢?我觀此情形知道,供認是死,不供認也是死,與其不供認受苦遲死,不如供得早死個痛快,就在這個思想支配下,供認了我自己是AB團。這樣李韶九才把我放下來。”就是這樣,李韶九在五天五夜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在省委省蘇(?)兩機關及政治保衛隊共破獲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槍斃省委交通和技術書記17人。第二天又槍斃24人,其中省行委7人.霎時間,江西省行委、省蘇政府機關和整個富田村野,烏雲密佈,腥風血雨,到處彌漫著紅色恐怖!老百姓驚恐不安,竊竊私語: “不得了啦,紅軍在殺紅軍,共產黨殺共產黨,湖南佬在殺江西佬……”

在反右派、反右傾中,據我所知,上層問題不大,下層、特別是反右傾,打得一塌糊塗。所謂 “上層問題不大”,就是說,也還是有問題.。比如在反右派中,毛在全國的規模上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對像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這樣的民主政治家,儲安平、丁玲、艾青、費孝通、錢偉長這樣的文人學士、科學家都給罵得狗血噴頭,分文不值。至於鬥小右派,拳腳相加、低頭罰跪,不如此作倒是例外。又如, “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32你要知道,這可是最高層的會,都是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一類的物件(?)參加的, 他們都 “有人甚至要打”,打的又是政治局委員, 國防部長 “彭總”。幸虧 “被少奇同志喝住”。可惜到了文革期間, “彭總”, “少奇同志”挨打時,就再也沒有人出來 “喝住”了。從這個 “打”上也可以看出文革對反右派、反右傾的繼承和發展了:如果沒有在反右派中造成的恐怖氣氛和毛所向披靡的淫威,那麼,隨便就栽贓陷害昨日功臣 “唯我彭大將軍”,是可以設想的嗎?同理,打倒那個毛澤東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的劉少奇,又是可以設想的嗎?當然,五類分子的挨打倒是可以設想的了;而不可思議的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長謝富治要員警同紅衛兵“取得聯繫”,“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幫助他們抄家。有員警問:紅衛兵打死人怎麼辦?謝答道:“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針對心有疑慮的人,謝說:“連周總理都支持。”33

相比之下,較之以往,文革把這種殘酷地打人的做法更普及、更上下通吃、更肆意妄為、更無法無天了。一切慘不忍睹的罪行, 在“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下,在中華大地上顯現出血染的我革你命的風采。毛澤東特別不可輕饒的罪孽是,讓青少年孩子們從打老師做起,幹這種“好人打壞人活該”的罪惡勾當!既害苦了上一代,又毀滅了下一代。

“砸” 的對像是“四舊”。我的一位也是右派的老師,是清皇室後裔,家有一些珍藏。他說,他的一幅畫,是鄭板橋的真跡,連同其他所謂“四舊”,都叫紅衛兵一火燒掉,別的再貴重的東西他說也可以不心疼。

每個家庭的損失雖說不小,但國家承受的卻是損失之總和。國家損失之大不僅使當代人扼腕巨歎,而且會使民族後代滴血不止。許多名勝古跡--軍閥大混戰、日本鬼子侵中國,都沒有遭到破壞,可是,都叫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給砸了個稀巴爛。有的是北京來的紅衛兵,如潭厚蘭領著砸孔府孔廟;更多的是當地紅衛兵,他們對一切都是熟門熟道,其破壞性之大,達到了無孔不入,無微不至。我記得當時的一張傳單上寫著,文革顧問陶鑄讚揚紅衛兵破四舊的景象,是把舊世界砸了個落花流水。我記得他說“落花流水”四個字,形象得簡直再現了現場。

現在文革的 “砸”,固是罪孽深重,罄竹難書,其實並非今日始,而是一向如此。浙江日報1957年6月27日載:有人揭發省文聯主席宋雲彬(右派分子)跟他說過:“土地改革搞得糟,文化事業慘遭破壞,許多民間藏書幾乎被燒光,這等於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龍泉拆塔事件後,這是共產黨破壞文物作風的沿襲。”

鑽屁股蚰蜒郭沫若,無孔不入,連宋雲彬也不放過。他發言的最大效應是刺激別人的嘔吐神經:“革命的破壞是在所難免的。經歷一次像土地改革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古書文物哪能沒有一點損失!中國地方大,文物多,保護起來,很有困難。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牆,在中國幾乎到處都有,往往一個小市鎮也有城寨。除了必須保存,可以保存者以外,我看有很多城牆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都動不得的思想,是一種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雲彬把龍泉拆塔事件誇大起來,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產黨破壞了,這樣看問題是不合邏輯的。”34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歷史和邏輯是一致的。文革中文物遭到浩劫是歷史事實,但卻不合郭氏“邏輯”。反倒郭的談話合乎了毛澤東夫子自道的邏輯:“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35

在反右傾中也有“砸”,這就是在全國城鄉發動的砸鍋煉鐵。革命就是“砸”,超出物質的砸,如砸碎國家機器;反右派中有“砸爛右派的舊法觀點”等;文革中砸爛公檢法,砸爛劉少奇的狗頭……

“搶”是文革的目的,在上為搶班奪權,在下為哄搶金銀財寶,文物珍品。它是通過打、砸、抄、抓的過程實現的。我的書藉、衣物櫃箱,桌椅板床,甚至連勞動的工具如平車等,都是在抄家時給搶去的。文革後也沒有歸還。我只慶倖小命猶存,至於身外之物就無所謂了。

追溯“搶”的歷史,共產黨革命造反,所到之處,無不燒殺搶掠. 共產黨的所謂革命,實屬完完全全、原原本本意義上的打砸搶抓抄。這是它的本性.只用舉出老百姓把共產黨叫做 “紅鬍子”這一史實足矣。 “鬍子”就是土匪, “紅”指共產黨。可見國民黨把共產黨叫做 “共匪”,是實事求是的,是有民意基礎的。 “搶”在文革中出現的新奇景觀是、毛澤東鼓動群眾組織搶解放軍的槍。這是他號召 “全面內戰”後,又要為“全面內戰”、搶班奪權提供物質基礎。正是,槍桿子裏出政權。

總計,文革中打砸搶抓抄的結果,葉劍英在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有部分性披露:(一)規模性武鬥事件,四千三百多件,死亡十二萬三千七百多人;(二)二百十五萬幹部被批鬥,三十萬二千七百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十一萬五千五百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三)城市有四百八十一萬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六十八萬三千多人;(四)農村有五百二十多萬地主、富農(包括部分上中農)及家屬被迫害,有一百二十萬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五)有一億一千三百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五十五萬七千多人失蹤。

其三,批鬥策略陰險,伎倆卑鄙,鬼名堂繁多

據我之見,反右派之後,毛批鬥人的策略基本上是故伎重演.其特點是老一套中耍花樣。反右派和反右傾同用一套“引蛇出洞”的策略;文化大革命仍是這樣,只是變了個小花樣, 在“引蛇出洞”前又加了個“引”字,成為“引 ‘引蛇出洞’ ”。意思是說,劉少奇所以搞“引蛇出洞”,是毛澤東“引”出來的,毛要用劉引出的蛇來咬劉。但等到毛領導文化大革命也像劉少奇 “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時候,他會怎麼辦呢? “外甥打燈籠__照舅(舊)”。不過毛可以毫不臉紅地說: “你講我不要臉就不要臉。劉派工作組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派工宣隊和軍宣隊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儘管工作組與工宣隊和軍宣隊的職能全然毫無二致。”

毛澤東鬥倒鬥臭鬥透右派所用的卑鄙伎倆,是集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中外酷吏史之大成。所以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不論從認識上的需要,還是從實踐上的需要,都具有深刻的意義。

由於個人身受,耳聞目睹的不同,在認知上就有不同的側重。例如著名右派林希翎就對 “株連法”就痛恨有加:
最“致命”的,是株連家人與子女:丈夫無端地受排擠,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鄰居的孩子的打罵,回家問母親:“媽媽,為什麼人家叫你‘大右派’、‘壞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麼東西?”林希翎說:“我這個在各種批鬥和毒刑前從未流過淚的戰士,在聽到我的愛子向我提出這種問題時,忍不住抱著他放聲痛哭了”,“雖然我在政治上從來不吃後悔藥,對我所走過的道路無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我都從來不感到遺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萬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饒恕的過錯),便是我悔不該結婚和生育啊!像我這樣當過‘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這個社會中政治上的‘麻風病人’,不可接觸的‘賤民’,還有什麼資格成家立業?有什麼權利當賢妻良母?!這真是作孽啊!”70問題是,這樣的株連,是制服林希翎這樣的不屈的反抗者,維護“專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71:這不僅是體現了一種倫理的殘酷性,更是體現了體制的殘酷性。36

右派李蘊輝在《追尋》中寫道:

總括這份(劃她右派的)材料形成的手法和思路是:(1)無中生有。如果是實事求是的,旁證又在哪裡?是幾個人作證?誰作的證?既然是定案,應該與當事人核實,為什麼不與我核實?(2)對某個黨員的意見,去掉其姓名、任職,籠統冠之以對黨的意見;把對局部做法上的意見冠之以 對全黨、全局的意見。這與“黨員即黨”的思想方法是分不開的。(3)無限上綱,什麼“乘整風之機”、“分庭抗禮”、“醜化”、“誣衊”、 “攻擊”、“否定”、“庇護”、“進 攻”,並據此羅織具體材料。(4)把對一件事的看法和言論割裂成幾條言論,即掐頭去尾, 並割斷了言論的背景,因而失去了真實性。(5)定案中把對組織、對個人交談的話,尤其是 10月份申訴的內容,也充實到定案材料中去,作為定罪依據。

華 憶 生在文章《滾爬血腥路》中寫道:

用信件、日記定罪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不僅反胡風集團靈驗,反右亦大顯神通。不僅擴大活學活用,全國皆以查日記、查信,斷章取義、左拼右摘誣以反罪,為每試必靈的抓右法寶,發展與充實了毛澤東的革命“三大法寶”。反右運動中,沒有鳴放,連日記、信件無問題,任何蛛絲馬跡皆無的人,為了湊足毛皇規定的數,被圈入右派另冊的也數不勝數。各地打手找出身不好的,不聽話的,有海外關係的,有舊歷史問題的,志願軍被美國俘虜送回國的等等,加以排隊法,排成一串,再用百分之五或超額乘人口總數,套那串候劃隊伍,線外者倖免。此法為共產黨慣用,評先進、勞模,漲工資,提職稱,殺反革命,不論好事壞事均是排隊加比例。劃右派,按此法套中者,莫須有罪名,戴右派帽,打入另冊,歸類賤民,或送“絞肉機”監管甚至奪命,或交群眾專政。像作曲家、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1950年中共鼓勵他由香港回國,他把長子送到抗美援朝前線,又獨自捐一架飛機。但後來卻以他從香港回來為罪名劃為右派,押送安徽勞改,餓死在勞改農場,屍骨無存。37
除此之外還有,如我在前面已提到的徐鑄成《“陽謀”親歷記》等,這些都是深受其害的現身說法。但我認為,在這方面作研究的學者所寫的文章,倒更具有綜合性和全面性。我介紹兩位:

一位是章立凡先生,在《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1957》一文中,指出:

這時的批判方法也頗堪玩味,有不少路數其實是開“文革”中“大批判”之先河,披覽之餘,茲擇其妙者分類列舉如下:
一曰移花接木法。此法源自古代幻術,你的原話是這個意思,經批判者移花接木,就變成了另一種意思。如原意是擔心思想改造要“脫胎換骨”的提法會加重被改造者的思想負擔,並被敵人用來作反宣傳;批判者吳大琨演繹出“抽筋剝皮”四字移接於後,指稱:章乃器說工商界在過“五關”之後,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剝皮”的最後一關。此話上達天聽,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談到右派抵制改造時也引以為據,並表示不解:“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剝他的皮?”(《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89頁) 二曰斷章取義法。前法是加法,此法是減法,取自古代刀筆猾吏。你的原話本意是完整的,經批判者掐頭去尾,截取一段,曲解成另一種意思。如前面提到的“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紅色”是形容詞,以修飾“資產階級政黨”,本意是強調民建的進步性;批判中刪去“政黨”二字,變成“紅色資產階級”,就可作為美化資產階級的罪證。又如原話是“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截去後半句就變成“定息不是剝削”,與原來的意思大不一樣。三曰無限上綱法。此法明清兩代文字獄常用,經過“文化大革命”更加發揚光大,家喻戶曉。你批評教條主義,就把你上綱到反對革命導師的教導;你批評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以黨代政,就扣上“反對黨的領導”的大帽子。大網彌天,羅織入罪。四曰整舊翻新法。此法傳自民間工匠,裁縫師傅用之最多。將你幾年來乃至幾十年來的文章翻出,割裂時代背景或曲解原意地加以詮釋,掛聯當前形勢,一番穿鑿附會,就足以證明你的反動立場由來已久。當時民建、工商聯曾為父親編過這樣的專輯。在我為他申請平反和編纂文集的時候,這幾本現成的小冊子倒是幫了我不少忙。五曰指鹿為馬法。此法襲秦代宦官趙高之故伎,似是而非,偷換概念。例如父親的文章談到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關係,認為:“歷史上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區別都只能是先進與落後的區別,不能設想,一個先進的階級可以領導一個反動的階級”;到批判時就被曲解為:“這就是說,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只能是先進的分子領導落後的分子,並沒有階級區別的存在”。經此加工,一段論述階級關係的話變成了“否定階級區別”。六曰無中生有法。《老子道德經》云:“世間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這是一種對萬物起源的哲學思考。而用此法整人者大都不明事理,更無道德可言,或捕風捉影,或憑空捏造。例如“章羅同盟”就是其典型傑作,章伯鈞、羅隆基在民盟內素不相和,被硬拉到一起,株連多人,鑄成冤案。父親與此事風馬牛不相及,但也有人造謠說他參加“章羅同盟”在全聚德的會議云云。七曰兜頭潑糞法。此法流氓潑皮慣用,只須將大桶糞穢向被批判者全身潑灑即可,不必多下考據功夫,最適於文化水平不高的批判者使用。諸如個人財產、鄰里糾紛、夫妻夜話、男女私情之類最宜入選,越是聳人聽聞,就越能達到使被批判者名譽掃地的效果。八曰亂棍齊下法。此法歷代公堂皂吏多用之。批判者倚仗人多勢眾,棒喝聲威,不容被批判者有辨解的餘地,敢有不服者,亂“棍”齊下,打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磐”,直到誣服為止。

帝王術講求“文武之道”。前面六法皆是文法,深文周納,以謀略取勝。後二法是武法,雖等而下之,但簡單易行,屢試屢驗。但充其量也只算得是文鬥中的武法,有別於“文革”中真刀真槍的武鬥。

此時的人際關係也最富戲劇性,諸如公報私仇、賣友求榮、夫妻反目、反戈一擊之類的例子層出不窮。這似乎也怪不得被毛澤東喻為附皮之毛的中國知識份子,大部分人都近於瘋狂地洗刷自己,與“賣友求榮”相比,“賣友求生”已算不得什麼人格上的瑕疵。其中最可悲者,是那種高壓之下聲淚交加的懺悔,與批判者“打落水狗”以自保的冷酷。批判的聲浪震憾著大大小小的泥塘,隨著鬥爭的“不斷深化”,邊緣的泥土不斷陷落,泥塘的面積不斷地擴大,站在塘邊呼喊的人們也紛紛滾落其中。誰無妻兒老小,一人入圍,全家罹禍。求生的掙紮,足以使人忘卻他不久前還為之驕傲的士大夫道德和知識份子人格。在轟鳴狂轉的國家機器面前,人類的生存本能戰勝了理智與良知。

另一位是,郭羅基先生在《鄧小平和反右派——兼為章伯鈞、羅隆基翻案》一文中指出:

要整得人不敢“翹尾巴”是有一套辦法的。例如,說章伯鈞“要成立政治設計院”,用的是加油添醋法。章伯鈞本人沒說要“成立”,《人民日報》社論加添“成立”一詞,就可以入罪了。說羅隆基“要成立平反委員會”,用的是移花接木法。羅隆基的發言一處說要“成立一個委員會”,另一處提到“平反”;《人民日報》社論把“平反”之花接到“委員會”之木上,於是構成罪名。“章羅同盟”,辯之者說無,攻之者說有;毛澤東斷定為有,用的是無中生有法。毛澤東批評《文匯報》編輯部是在“鳴放”期間鬧資產階級方向掛帥的。帥上有帥,就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35頁)這是上掛下聯法。此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廣為應用;上掛劉少奇,下聯走資派,上下一條線,打倒一大片。羅隆基說:“今年5月間浦熙修到東北視察去了。等到她視察回來,6月3日我又出國了。即使我真有意利用《文匯報》在整風期間擴大右派宣傳,事實上這個時期我也無法利用。”(《人民日報》1957年7月16日。)羅隆基大概沒有聽到周揚的“在劫難逃”的說法。他不懂得,掛不上也得掛,聯不成也得聯,這是階級鬥爭的需要。

整人的法術還有捕風捉影、強加於人、去頭掐尾、本末倒置、穿鑿附會、混淆黑白、偷樑換柱、向壁虛構、無限誇大、含血噴人、一棍打死,等等,等等,總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也是歷來搞政治運動的一套整人術,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更加發揚光大了。武則天的寵信來俊臣所撰《羅織經》,是製造冤、假、錯案的經典著作。用他的辦法來對付他本人,最後也不得好死。成文的《羅織經》已經失傳,不成文的《羅織經》卻長行不衰。共產黨的整人術繼承了中國歷史上的骯髒遺產;但共產黨的整人術比歷史上的焚書坑儒、深文周納、羅織經、文字獄都要高明,整了人還要他自打巴掌、自扛枷鎖,並對共產黨感激涕零。

一個人被徹底孤立之後,就對他進行全面揭發,窮追猛打,深入批判。這是第二步。搞運動是群眾性的審判,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則,先推定有罪,再搜集材料。然後一步一步逼迫批判對象認罪。章伯鈞起初承認“思想上犯了嚴重錯誤”,“為右派分子所利用”。6月15、16日,由各民主黨派組成的《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連續召開會議,檢查《光明日報》的政治方向。李純清質問章伯鈞:“你說你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你是不是右派?”章伯鈞被迫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也可以說是右派。”(《光明日報》1957年7月17日。)月3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安徽小組會上,批判“章羅同盟”。章伯鈞承認:“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羅隆基聯盟的,但沒有正式開過會,沒有明確的幾條綱領。”同一天,農工民主黨座談會上又批“章羅同盟”:
最後是定性戴帽,由本單位的黨委批准。是不是“反黨”?何以構成“反黨”?都由“黨”說了算。“黨”是原告,卻成了立法者,又兼法官。你反對我,我就宣佈你是反動派、剝奪你的發言權。這是一種簡單明瞭的專橫。反右派是一場嚴重破壞法制的運動。“黨”可以下指標,按百分比抓右派,周揚所提供的事實表明還有按名單抓右派。

這兩位專家所指出的作法,在後來的反右傾直到文革中,都得到廣泛的應用,並且愈演愈烈.僅以發生在反右傾後、文革之前,哲學家楊獻珍 “合二而一”案的株連情況為例,說明反右派的後果之惡劣,流毒之深廣。

在中央黨校受 “合二而一”冤案株連就有154人,他們被加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孫定國,被迫害跳入黨校人工湖冰窟窿裏自殺。哲學教研室講師黎明,下放農村勞動,在文革中被迫害,跳井自殺。那兩位寫《“一分為二”和 “合二而一”》文章的教員,一個被遣返到吉林省長春市,在一個菜店裏賣菜,一個被發配到偏僻的山溝裏勞動改造。

在全國,由於 “引蛇出洞”而被株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他們也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海軍航空兵學校有一教師,因寫了一篇關於 “合二而一”的稿子,寄到一家報紙,被報社轉回學校,這個教師被打成楊獻珍的 “孝子賢孫”,遭到批鬥,最後被開除軍藉趕回農村。廣東省有一個人寫了一篇同意 “合二而一”的文章,投到報社,被報社轉回原單位,這個人就成了 “楊獻珍的黑幹將”,被關押了好多年。其中最慘的一例,江蘇省一個五好戰士陳波,就因為寫過贊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竟至被處死碎屍、兇惡殘害,令人髮指。事過16年之後,楊獻珍劫後餘生,悲憤地對一位訪問記者說: “歷史上有過株連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效儒的故事.所謂十族,就是九族加上他的學生。而 “合二而一”受株連的卻遠遠超過十族。而那些受株連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無關係,我也根本不認識他們,不過僅僅因為寫過贊成 “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種各樣的迫害。” 這種人數多,時間長的大規模株連,可以說是 “史無前例”的。38

(四),反右與文革的來龍去脈,屬於同一根源

我們通過來龍去脈,思前想後,來作一新的總觀察:一點是自反右派後,所有能稱得上 “運動”的運動,都是具有反右性質的,而且都是從反左開始的;這使每一個運動的發起,都具有 “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陰謀性。另一點是,毛在反右派鬥爭中打倒了右派,取得了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大躍進旗開得勝,一天等於20年,在世界上出足了風頭;反右傾,彭黃張周應聲倒地;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以4600萬餓死鬼作代價換來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幾句假檢討,然曾幾何時,又掀起反三風(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毛最終還是反敗為勝;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成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從表面上看,毛節節勝利,最後已達到自己政治的最高峰;實在地看,卻是跌到自己的最低谷;每次勝利都是失敗;小勝小敗、大勝大敗,最後勝利意味著嗚呼哀哉,徹底完蛋.。實在地看,是否如此?例如被毛定為一生中最後一件大事的十年文革,卻被自己黨的《決議》定為 “十年浩劫”;如果一個政客的最後十年所作所為定為“浩劫“,那他還不是嗚呼哀哉,徹底完蛋,甚至死有餘辜嗎?其實哪止十年?反右派,劃100多萬知識份子為右派,不是浩劫嗎?反右傾,把380萬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鄧小平1962年5月說:這次運動被整的“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總有幾千萬”。不是浩劫嗎?大躍進,別的巨大損失不說,餓死4600多萬人,不是浩劫嗎?往前推,湖南農民運動,打土毫分田地,前前後後的土改運動,圖財害命,不是浩劫嗎?可以說,自從1921年,特別是自1949年以來的中共黨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民遭受浩劫的歷史。下面我們來就著反右與文革的比較,來進行追根溯源.。關於現實根源,二者同出一轍:國際上是蘇共20大及波匈事件,國內是中共八大及五大運動,三大改造所激起的矛盾。前已詳述,故爾,止於此,而單說歷史根源。現將之分述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和毛澤東個人的,這樣的三部分。

1,國際共運的:毛澤東自稱是史達林的學生,又自稱是是中國的史達林。事實正是這樣。他在專制理念與實踐上,倒真是源於史達林而勝於史達林。就以文革而論, 程曉農指出: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蘇聯就推行過“文化革命”運動。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在其政策話語裏,從蘇聯模仿來的“文化革命”一詞曾頻繁出現在重要的黨政文件裏。從1964年到1966年8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領域內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動也與蘇聯30多年前推行過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從1966年8月起,毛澤東將一場類似於蘇聯的“文化革命”轉變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產生了比蘇聯的“文化革命”更為惡劣、廣泛、深刻的後果。39

鄧小平說: “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40可見毛打內心裏不是不知道英美的民主制度優越於俄國人的共產制度。但,他要的是史達林的刀子。

所謂 “史達林這把刀子”,就是指史達林式的共產極權制度,也就是國家絞肉機。因為,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領袖個人專政,”所以這個共產極權制度就是毛達到自己個人專政的不二法門。他掌握了這個絞肉機,就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上面提到的那些大量的被害人,就是都被投進了這種機器裏. 。所謂 “絞肉機”,就是刀子的機械化,殺人的效率是很高的。毛澤東把它視為命根子。有些人把毛反蘇認作是他的民族氣節,甚至把他視作民族英雄,實在是天大的誤會。他反對的不是蘇聯,而是蘇聯和世界共運中的反史達林主義。毛始終堅持 “一邊倒”的原旨;現在的 “一邊倒”就是倒向史達林的屍體,維護他最黑暗、最殘暴的陰魂在中國不散、在毛澤東身上借屍還魂.。史達林的刀子並不是單個一把刀子,而是一台隆隆作響的絞肉機。毛反的是赫魯雪夫丟刀子,只恐怕蘇聯比史達林時代惡劣得次了點,這只能說明他拉時代後腿、反動透頂,與民族主義毫不沾邊。現在一些文革研究者,由於沒戳破這個 “反修”的鬼名堂,竟然把問題給說顛倒了,說文革是毛要反劉少奇所維護的史達林官僚主義體制。其實毛的“反修”,就是要維護史達林這把刀子,就是要 “反” 赫魯雪夫對史達林主義的 “修正”。

2, 中共黨內的:對共產黨搞領袖個人獨裁,鄧小平的說法是 “搞家長制”。不管從國際、還是國內,都非自毛澤東始,也不獨毛澤東然,單說中共領袖,即如鄧所說: “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制的。”41讓時間順延至今,你鄧小平是不是搞家長制的?他江澤民是搞什麼制的?問題是這樣做,中共黨既不是根也不是源,而是植根於,或說發源於莫斯科。因為,中共不是國貨,是共產國際、實際是蘇共的兒子黨.是老子黨一手培植起來的,其劣根性源於老子黨的遺傳基因。 還是鄧說的: “這種現象,……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 42 鄧小平說的“傳統”,在《詞典》上解作: “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和我說的 “遺傳基因”在大意上是不謀而合的。 這明明是應該歸咎於“黨文化”的。但許多人把它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難道中國傳統文化還要對“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負責嗎?辛灝年先生一語破的地指出: “他們(包括一部分黨外人士--紫丹注)硬要將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拉來為中共的犯罪現實作替罪羊罷了。”43 黨文化”是馬列文化、對中華文化是擇其劣者而從之,其優秀者批判之。我記不起是哪位左派人物曾說過: “中華文化越是精華,毒素越大。”

就以在批林批孔中批為 “黨內大儒”的周恩來說吧! 海內外都有人把周恩來死心塌地、助紂為虐的惡行歸咎於中國的君臣文化。可是,作為中華文化主流的孔孟學說,關於君臣之道是這樣說的:“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44(《論語》“八佾”卷“定公”章)可見是雙向的。更大膽的是,如君賊仁賊義,則殺之也無妨。“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45看來,當時林家父子搞的“571工程紀要”如果達成,真的把老毛殺了;代表中國文化的孟子會舉雙手贊成的。“黨內大儒”周恩來雖熟知這些,但因中馬列毒太深而不能自拔,從這方面看,也正如辛先生所說:“將馬列文化的孽根性說成是中華文化的孽根性。”從另一方面看,作為人類文化糟粕之總匯的馬列文化,它的子孫對中國文化的糟粕特別嗜痂有癖,還以“忠君”來說,不僅周恩來如此,全黨皆然,如對毛澤東的“三忠於,四無限”,就是最好的說明。按孫中山的意思,應該相反,不是人民對領袖,而是領袖對人民應該“三忠於,四無限”。孫先生說:“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民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當有人喊孫中山“萬歲”時,因他對擁戴皇帝的這一套表示深惡痛絕而堅決反對。可你知道嗎?在大陸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口號中,據李銳說,是毛澤東自己親筆加上“毛主席萬歲!”的。更別提文革時“萬歲,萬萬歲”的聒噪、不絕於耳了!用孫先生的言行對照毛的言行,方信辛灝年言之有物矣:“由中國的馬列子孫們專門揀拾我們民族文化中的落後成分,而製造出來的種種‘先進馬列文化’,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文化上的倒退,而且具有相當的欺騙性。”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與文化無關。這話說得不是全不對,而是不全對。文化大革命是大破古今中外優秀文化、大立黨文化(廣義地說,政治也含其內)。如此而已,孰曰非也?這就使人們看清了他們大規模的“焚書坑儒”之浩劫,對於書、儒,即便躲過焚、坑,也躲不過 “批”的居心所在。如果說,大陸存活的知識份子躲不過生不如死的洗腦運動,那麼,所有古今中外的書和知識份子幾乎都躲不過挨批、焚、坑、洗、禁,這一切都是為了破壞文化精華,樹立馬列糟粕。許多人呼籲,要復興中華文化; 復興中華文化,一不是刻舟求劍,二不是排外主義,而是遵循國父遺教:“發揚吾固有文化,並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訓致於大同。”即現代化。

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肆意嫁禍於中國文化.。試看與中國文化不沾邊的國際共運:被毛奉為教皇的列寧、史達林, “唇齒相依”的金日成父子, “天涯若毗鄰”的霍查,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波爾布特,……哪一個不是搞家長制的?哪一國的絞肉機不是機器隆隆,血肉橫飛? 波爾布特政權,竟能夠絞殺200萬人民,包括20萬華僑,而柬埔寨人口總共還不到800萬人呀!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大樹特樹的 “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甚至一個名叫 “彬彬”的女孩,也親聆最高指示,改名為 “要武”,而名實相符的後續行為,便是對老師和黑五類同學大開殺戒)那樣溫良恭儉讓”的血淋淋的黨文化!

還是鄧小平的胡說: “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46

這首先與眾所周知的事實不合,誰不知道他的專斷獨行的劣根性其來有自?跟遵義會議前,肉體消滅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英及富田事件大屠殺一脈相承的,遵義會議後的延安整風,殘酷鬥爭,冤殺無辜,不是鐵的史實嗎?其次,又與邏輯相背:說不通、怎麼後來會來一個突變呢? 問題的實質是,這段期間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毛派分子掌權,對主子的家長制逢迎有加;周恩來、李立三等這些原非毛派的分子,都已成為惡婆婆面前臨淵履冰的小媳婦;汝不見毛對周恩來等欺人太甚、至死方休嗎?待中共受蘇共影響,在八大上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把以他的思想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從黨章中去掉,他便一觸即跳;及至廬山會議,彭德懷站在非常正確的一面,又以非常正確的途徑 “觸”了一下,他便歇斯的裏地跳了八丈高。不過, 這倒凸現了延安整風,確實是 “不與黨外分享政權”的反右派鬥爭,和 “不與黨內分享黨權”的文化大革命,此二運動的淵源。

延安整風樹立毛在黨內政治上、組織上、意識形態上的絕對領導地位.使共產黨黑社會化,毛成為黑社會的黑老大。從此以後,所有毛時代政治舞臺上的紅角都是靠吹捧毛才得以固位和向上爬的.。劉少奇、林彪所以能當上接班人,是高舉、緊跟毛極左路線,助毛打倒敵手,製造個人崇拜,在一場全黨全民助紂為瘧的大競賽中、先後榮獲“冠軍”的緣故。不僅劉、林,周恩來也是如此.。你很難找出一個不是這樣的。

鄧小平在反右派、大躍進時都是副帥,是前線總指揮;他助毛消滅高崗、饒漱石聯盟;他誣陷 “小腳女人”鄧子恢;他是毛50年代瘋狂推行極左路線的最忠實的貫徹者;他為遮掩毛澤東、江青的醜惡往事(編按: 需加註)製造了 “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冤案;等等豐功偉績。這才得以爬上去的。

中共七大期間,中共當時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任弼石曾經說:“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

陳雲1941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 在9月到10月間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據薄一波記述,1959年初,毛澤東找陳雲等人談經濟工作。陳列出諸多困難,認為1959年度計畫難以完成。有人不贊同陳的意見,認定為是右傾。毛傾向於陳的意見,有心降低指標,故要他向下面講話。可是,陳雲沒有理解毛的意思,以為毛又要他做檢討,於是在2月1日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先講自己真實想法,然後重重自我批評,認認真真檢討了一番。47

陳雲此番舉動又把毛澤東弄糊塗了。毛說他本是贊同陳的,但不知陳後來為什麼要檢討自己。這個事情是否滑稽得讓人啼笑皆非? “啼”者,貴如陳雲這樣的領袖人物,在毛面前都給嚇破了膽; “笑”者,以敢講真話著稱的陳雲,竟被毛耍得像一隻馬戲團的猴子,不講原則,不講是非。

彭真,文革開始鬥他時,他還要丑表功,說 “毛主席萬歲”是他第一個喊出的。

柯慶施在成都會議上提出的 “迷信論、盲從論” ,這一令人聞之莫不掩鼻的臭論,應該說是文革前造神運動的最高峰。

毛澤東搞的禍國、殃民、毀黨的所有這些政治運動和罪惡行徑,都是共產黨自覺自願或不自覺自願,擁戴著他搞的。對共產黨來說,完完全全屬於 “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3, 毛澤東個人的歷史根源:上面我們從內因,外因,遠因,近因,制度的原因,個人的原因等各方面,對事情的來龍去脈作了探討與說明, 一般來說,至此足矣。但,特殊地說,毛澤東這個個體太特殊了,其特殊性可用一般細胞與癌細胞相比。劉賓雁一言以蔽之,曰:“毛澤東一手定乾坤!”所以,很有必要再強調一下這一部分。

毛澤東出於 “我要大”的動機,使他的一生呈現為 “三步走”,即他要當三次大救星: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他成為黨的大救星,黨的老大,官方語言為:“他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1949年, 他建立了“黨天下”,成了國家的老大,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並於1957年反右派鬥爭,鞏固了這一成果;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建立毛天下,在世界是要當世界革命導師、當世界人民的大救星、世界的老大,官方語言為: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是當代的列寧!

數之不可勝數的人,稱讚毛澤東少年立下救國救民的大志。但是,這就解釋不了他當上共產黨的領袖後,為什麼違背著黨內大多數人(上自王明、周恩來、彭德懷等,下至廣大黨員;黨外人士更別說了)的意志,不抗日、破壞抗日、在抗日期間 “讓日本多佔地”,奪得政權後向日本的侵略道謝呢?又,為什麼大種鴉片不惜讓我民族亡國滅種呢?這用 “救國”的動機能解釋得了嗎?至於殺死、餓死幾千萬,而活著的也是處於終歲恐懼、啼饑號寒之中,這用 “救民”的動機能解釋得了嗎?人民認為這是毛澤東的罪惡。鄧小平硬堅持說:這是毛晚年犯的錯誤,並且說:“不必照樣搬用過去的提法,說每個錯誤的根源就一定是三個,一定都有社會根源,思想根源,歷史根源。”48難道鄧認為毛的”錯誤”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嗎?我們追根溯源是為了弄清毛的獨裁到底是“哪裡來”的?我們每個知識份子,特別是右派分子曾無數次地被迫作思想檢討,並追查自己錯誤的社會根源、思想根源、歷史根源,這一套已經久練必熟,已成一技在身,現在正好在毛身上 “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身”。

毛恨自己的父親殘暴蠻橫、固執倔強、剛愎自用、是家長制暴君,用巴掌、拳頭、棍棒、打罵、訓斥,維持其統治。這就使毛自幼養成對人不僅缺乏同情、寬恕,而且時常懷恨在心。他雖反對其父,卻繼承了其父的全部秉性。這在心理學上講,是氣質具有遺傳性;在唯物論上講,是人是環境的產物;在辯證法上講,是對立的雙方又互相滲透。所以他的第一個戀人陶斯詠小姐,發現他的專橫殘忍的性格就離開了他。1940年代,在延安時,他效尤其父執棍棒揍他弟弟毛澤覃,弟弟爭辯說這是共產黨,不是毛家祠堂。但他終於把共產黨變成了毛家祠堂。1950年代,《人民日報》載:右派份子章伯鈞說,毛是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羅隆基說,毛這個人厲害狡猾,比歷代統治人物都兇。1960年代毛自稱 “馬克思加秦始皇”。1970年代在 “四五”運動中,毛在人們喊出 “打倒現代的秦始皇!”的餘音繞梁中,一命嗚呼。這該是毛形成個人專制獨裁,稱王稱霸惡習的家庭根源,歷史沿革吧!

1909年他16歲時. “我要大”的衝動,便流露在《詠蛙》一詩中:
獨坐池塘如虎踞,
綠蔭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蟲兒敢作聲!

看這首詩所呈現的神態,是否一個活托托的毛澤東?

過了九年,毛澤東25歲, “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出了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尋找到代表那個朝代的 ‘巨夫偉人’,其他不過是其附屬品的看法,表現了他的英雄史觀。”49

他一生的政治行為,是否正好貫徹了 “他的英雄史觀”:自己是 “‘巨夫偉人’,其他不過是其附屬品的看法”?
他強烈的 “我要大”的動機,促使他幹出很怪異的事情:凡是 “大”到接近他,成為二號人物,他都要打倒:劉少奇死時,白髮二尺長!林彪死於折機沉沙。林彪死後,周恩來為毛澤東的灰頭土臉撐腰打氣,毛曾向周表示過交權;但作為二把手的周、最後還是毛用癌細胞 “借刀殺人”,殺人不見血,給殺死了。(見《晚年周恩來》)可你不能不佩服周恩來的精明,他曾為林彪之死、使他失去 “擋風牆”而大哭過一場;當毛表示要給他交權時、他竟給嚇得小便失禁。兩起兩落的鄧小平又復出,毛想叫他當接班人,和所有接班人的下場一樣,他再一次被打倒,完成了三起三落的政治鬧劇。在這一點上,毛利令智昏,使得他都趕不上兔子的智商;兔子都知道與窩邊草共存共榮。

反右派和文革的發動,是毛澤東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表現。如果毛要是以作好中國的統治者,辦好中國的事情為滿足,那他就該想方設法以把中國治理得富強康樂為鹄的。事實相反,他搞得民不聊生,國無寧日;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這是為什麼?這叫什麼話?回答這個問題,長話短說,就是毛當世界領袖的壯志未酬,仍需人民勇當炮灰 。

他有多大的野心,就會遭到多大的失敗,中國人民就會付出多大的代價,我們的經驗教訓就會有多麼的沉重!許多人各抒己見,都在這方面進行了探索和總結。我本著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的自信,來略述我對作為個人的毛、一生的意義的看法。

我在拙著《還原1957》中寫道:毛陰謀一世,落了個 “贊成的少,反對的多”;一輩子以 “運動群眾” 為能事,而成就 “霸業”;到現在,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全國廣土眾民、山崩海嘯、風起雲湧,兵鋒直達黃龍府。 “四五運動”剛過,毛第二天給華國鋒、王洪文、汪東興說: “廣場、外地,都搞得火熱,悼念總理,要鄧小平上臺,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我是 ‘豺狼’的後臺。”據說,毛真的變成了他自己說別人的: “向隅而泣的可憐蟲”。他面對著自己過去的 “過五關、斬六將”,譬如,對著解放軍的入城式、群眾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他本該趾高氣揚,卻是淚流滿面兮、長歎息!周恩來的秘書說: “毛澤東晚年時,常常落淚,有時不能自已。陳永貴去看他,他握住陳永貴的手,講不出話,淚如泉湧。陳永貴也跟著痛哭不已。毛澤東請常年跟隨他身邊、勞累過度而住院的、護士長吳旭君看電影,看到解放軍入城,痛哭失聲,以致滿場哭聲,電影未能放完……”50《矛盾論》上說,矛盾向著自己相反的方面發展。玩弄群眾、運動群眾的毛,發展到了相反的方面,嘗到了群眾運動的滋味。 陰謀詭計、作惡多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政治性命。這就是必然的規律。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帝王豪情不見了; “我們是秦始皇的100倍!”不可一世的驕橫不見了;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浪漫主義不見了; 鎮反、肅反、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殺氣騰騰不見了…… 唯獨剩下了“俱往矣!”一切的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一生的為非作歹、都等待著歷史法庭的嚴峻審判。

毛澤東在廬山批周小舟時,曾說過這句 西諺:“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51如果從他一生中吸取個人人生教訓的話,那就是,要想 “笑得最好”,就要爭取做到 “與天和、與地和、與人和”,與萬物同笑, “笑到最後”。千萬別學毛,嘴巴說的是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實際做的是 “己所不欲,却施於人”;一心迷醉於鬥天、鬥地、鬥人中的“樂無窮”,直到鬥得 “不亦樂乎”!最終做了一個“哭到最後”、哭得最慘的孤家寡人。

李銳引用毛澤東的話說: “吾只對於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蓋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或謂人在歷史中負有繼往開來之責者,吾不信也。吾惟發展吾之一身,使吾內而思維,外而行事,皆達正鵠。吾死之後,置吾之身於歷史之中,使後人見之,皆知吾確然有以自完。後人知吾之完滿如此,也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悅,以其屬之後來,非吾躬與之實現也。”李銳緊接著,就此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這一段話,是不是可以看作毛澤東對人生態度的宣言,甚至看作他一生作為的預言呢?”52餘應之曰: “諾。汝觀彼之一生,其對何、對孰負責之有?--國乎?自毀長城;民乎?不勝其擾;黨乎?文革癱黨;社會主義陣營乎?鬩牆爭霸以分裂兮!種解體之潛因;家乎?鱷魚淚灑哭驕楊,始亂終棄賀姑娘,選妃神州荒唐事,共產共夫唯女皇。"____此非‘吾只對於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之妙諦歟? 嗚呼噫嘻!斯國、斯家而有斯賊也。”

李澤厚先生說:這樣一來, “以不斷運動、頑強奮鬥、克服‘抵抗’、實現自我為人生快樂,是青年毛澤東思想和行為的主要特徵”;“運動、鬥爭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53

這就是毛澤東“運動治國、運動治黨”,一切都要歸之於他的 “人治”的原委始末。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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