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期首頁

文革記事


王躍鋼

 

引言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時候,我的父母親是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的普通職工,當時北京對外貿易學院位於北京西郊的車道溝,我的童年就是在車道溝和後來外貿學院搬遷到河南固始的五七幹校中度過的。

我生於1959年。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時候我剛剛記事。要說明的是:一,我記不清這些事情確切發生在哪一年。二,我那時很小,是從一個孩子的角度看問題,難免有些走形。三,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中很少出現真實的姓名,雖然發生的事件都是真實的。

 

填表

第一次填表忘記是為什麼了,應該是在小學吧。反正是經常要填表。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出身」欄。第一次問父親:「家庭出身填什麼?」父親說:「填革命幹部或革幹。」我就一筆一劃地寫上「革幹」兩字。我當時很慶幸我的出身是革幹,如若是「反幹」可如何是好?不過,在我後來漫長的歲月裡,並沒有發現有人填自己出身為「反幹」的。據別人告訴我,13級以上的幹部的孩子出身是高幹,13級以下的幹部的孩子的出身是革幹。我以為高幹沒有革命兩字,所以我很為我的出身革幹而驕傲,我沒有意識到社會已經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

如果還要填家庭成員及親屬的出身可就沒那麼容易了。每次填父親的出身時,他都讓我填「中農」,這使我很不安,因為按照當時的說法是「貧下中農一條心」,你是中農,算什麼呢?父親總要解釋:「你爺爺是雇了工的,不過按照土改時的政策,因為我參加了革命,可以抵一個工,所以就算是中農,要不然,就要定為富農了。」父親的幸運並不能轉移到母親身上,我永遠感到倒霉的,就是要艱難地在母親的出身欄目中寫上「富農」兩字。我平時總是慶幸有一個比較縱容我的好媽媽,但每當填表時就會想「我媽媽的出身要是貧農,不,是雇農,該多好呀」!因為我聽大孩子說雇農比貧農更窮。

所以,當要填的表上只有自己的出身時,我就會到處拿給別人「秀」,如果表上有了父母親的家庭出身,交表時我就會匆匆忙忙把疊好的表迅速交上去,像是在扔一個燙手的山芋。因此,我的同學們大都知道我出身革幹,卻不知道我有一個出身中農的父親和出身富農的母親。沒有人教我這樣做也許是出於本能的自我保護吧。

我很慶幸自己出身「革幹」。我的一個同學出身是「小業主」,結果,我們怎麼看怎麼覺得他就是小業主,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小業主是什麼樣,反正這個倒霉蛋在整個小學期間的外號就是小業主。

 

驚恐之夜

文革剛開始的日子裡,外貿學院晚上經常舉行大會,燈火通明,人聲鼎沸,高音喇叭聲嘶力竭地叫嚷著。我記得,外婆經常帶著我和妹妹坐在鐵絲網包圍著的操場外面,遠遠看著如同白晝般的會場。後來母親告訴我,那是在開揪鬥大會,是真正的一邊往外揪,一邊批鬥的大會。只要主席臺上高喊「根據革命群眾揭發,xxx。」然後就會喊:「xxx在那裡?站出來!」。然後紅衛兵小將就就會衝上去,兩手被往後擰著連推帶搡揪上主席臺,馬上就會戴高帽,挂牌子。從此打入牛棚。

這樣的夜晚人人自危,誰也不知道災難落在誰的頭上。但我一點也不害怕,因為堅信我的父母是最革命的。也有的人不但不自危,還很興奮。像我的鄰居們每天都興高采烈地議論當天發生的新的暴行。

直到有一天我無法堅信我的父母不會被揪鬥到臺上去了。因為小夥伴們已經議論我媽媽的父親是歷史反革命,母親是富農,更可怕的是已經有人看到了我父親的大字報:「王治華是李秋野的大紅人」。李秋野是當時北京對外貿易學院院長,一個威信很高的幹部。但此時成了院裡最大的走資派。

長大後才知道,那樣的夜晚,外婆之所以帶著我和妹妹在郊區的黑夜中,坐在充滿蚊蟲的田野裡注視那群發瘋的人們,就是在擔心事情會發生在她女兒,女婿身上。

 

我的父親

我父親在抗日戰爭最慘烈的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13歲,經歷了抗日戰爭和國內「解放戰爭」,後來又參加了「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期間得了嚴重的肺結核,後來基本上是住院療養,文化大革命前剛剛工作不久,正是這場病使他逃過了文革這一劫,沒有像我認識的很多叔叔伯伯那樣被整肅,但是驚濤駭浪幾次從父親身邊擦身而過。從我記事起到我13、4歲,父親就沒笑過.

文革剛開始,經常開大會揪鬥反革命的日子裡,我的父母在家經常低聲爭論什麼,好像是母親勸父親如果被批鬥,不要反抗,而父親總是不屑一顧的樣子。有一次父親還大聲嚷嚷:「我才不讓他們這麼折騰我呢!」看來確實有將要批鬥他的跡象。

一天,院子裡的鄰居們又在議論外面揪鬥的情景,當說到造反派們如何侮辱人時,一個老實巴交的老門衛說:「真是醜死了,這些人以後怎麼見人呢?要是我早就投河死掉算了。」鄰居的阿姨馬上就跑到我家對媽媽說:「你可得勸勸老王,如果真的挨了鬥可別想不開.」

那年夏天很熱,人們多穿白襯衣或背心。因為那些造反派揪鬥人時總是用墨水在被揪鬥人的衣服上寫上「反革命」,「走資派」,「大流氓」之類,父親就總是穿著他唯一的一套深藍色嗶嘰制服在盛夏上班,說:「這樣他們就不往我身上寫字了」。

父親十二,三歲就追隨遊擊隊跟日本鬼子搗亂,他沒恐懼過,因為如若恐懼,他也可以向很多人那樣當順民,而不必在最慘烈的年代以少年之軀抵抗邪惡;後來反對國民黨,他沒恐懼過,因為如若恐懼他可以像他的老鄉們那樣,抗戰結束就回家務農,參加抗美援朝他沒恐懼過,作為獨子,他甚至沒有告訴年邁的雙親,-----他就沒想活著回來!但這次面對紅色風暴,他恐懼了嗎?年幼的我不得而知,但他肯定非常謹慎。記得父親給我訂下的規矩有:沒事不准進入外貿學院校園,他怕我亂撕大字報惹出麻煩;不准對「牛鬼蛇神」惡作劇,一再威脅我:如果讓他發現了我欺負那些「牛鬼蛇神」,就饒不了我;看到武鬥或批鬥,抄家等事情要躲遠一些,要盡可能的多多背誦毛主席語錄及文章,不許亂說話等。父親的這些要求,對我有很大的威懾作用。

父親在文革中沒有大紅大紫過,比如我的同學的父親,本來是一個普通幹部,不知怎麼突然紅了,開會坐主席臺,遊行走在最前列,但沒過多久,說是犯錯誤了,被下放了。我的父親沒有這樣大起大落過,所以我沒有流落到狗崽子的地步。應該說無論是父親,還是我們做家屬的,在如此國難中,已經十分幸運。

 

我的家人

如果要比喻,我們家在文革中就像一窩兔子,小兔子在外面無憂無慮地亂跑,兔子爸爸和媽媽整天提心吊膽還要出去找胡蘿蔔,老兔子只有躲在窩裡害怕,乾著急。兔子們知道他們一點自衛能力都沒有。

我和妹妹是小兔子。我們無憂無慮的在狂躁的環境中享受快樂的童年。妹妹是跳猴皮筋,我的生活內容更豐富多彩。父母像兔子爸爸和媽媽早出晚歸。而我外婆就是那只老兔子吧。最倒霉的莫過於外婆了。因為在我們家,甚至在我們院子裡,她的成份最壞.(也就是出身最不好)。文革開始不久,我們鄰居的一個初中女孩子參加紅衛兵了,一天從外面回來宣稱看到外面打地主婆了,打得很厲害。母親膽子小,加上情況的嚴重,便決定把外婆送回老家去。據外婆講:她回老家的路上,一路有人盤問:「是不是北京轟回來的?」還有紅衛兵讓她背毛主席語錄的,終於有驚無險,安全回到了老家。但每次大隊向五類分子訓話,外婆都要拿一個小凳子跟著去聽訓斥,六十多歲的外婆莫名其妙一個人在老家孤獨生活了很多年。

我的外公三十年代初參加共產黨,這在北方並不多見,據說曾任熱河省薊縣第一任宣傳部長,他的名字叫賈潤之。可能覺得有點犯上,在革命隊伍裡就另外起名賈鐵林。抗日時,他的部隊在冀東一帶小有名氣。好像他曾被日本人俘虜過,後來用金條買通看守帶著我外婆和我母親逃跑了,然後又找到了共產黨組織,繼續抗日。在內戰時期,他又被國民黨部隊抓獲,任命為薊縣反省院院長。後來他不幹了,不幹也無法得到黨組織的信任,就到一個小學當校長,鎮反時被軍事法庭判為歷史反革命。我外婆家是一個實際上很窮的富農。媽媽有個歷史反革命的爸爸,有個富農出身的媽媽。在這樣「史無前例」的年代,其內心的恐懼可想而知。好在媽媽為人老實,膽小怕事,非常謹慎,沒有得罪過人,又是個普通的工作人員,文革中沒有受到衝擊。我無數次看到過媽媽寫的日記或心得,現在想起來,母親的寫作水平仍然是初中水平,除了翻來複去寫「我一定要經受黨和人民的考驗,爭取早日加入黨組織,」就是:「這說明我的身上還有剝削階級的烙印,我一定要和自己的反動家庭劃清界限.」,黨和人民還真考驗她,先是四清有她,被派到劉胡蘭的故鄉文水縣搞四清一年多,然後又被派到東北的五七幹校,到1971年外貿學院在河南固始建立了五七幹校大本營時,我母親又直接從東北南下河南,南南北北的考驗了好多年也沒能加入黨組織。

母親內心的恐懼是無法描述的。她總是提醒我們在外面不要亂說話,不要得罪人,好像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給我們家帶來滅頂之災。只記得有一天她提心吊膽地看大字報時,突然耳朵內嗡的一聲,就什麼都聽不見了,父親帶她去醫院看了病,醫生說是著急上火,靜養一段時間就好了。母親的同事晚上來看她,只能用筆在紙上寫:「你要好好休息」之類的話。後來雖然能勉強聽到東西了,但直到現在她的右耳裡一直有一隻蟬在不停的叫,叫了幾十年,聽力很差。

我哥哥當時十五,六歲,即使不搞文革,即使在普通歲月,這也是個無反找反,有反必造的年齡。好在哥哥身上沒有我們折磨動物的那種天性,心地極純樸,一心想搞革命而已,也參加了一個什麼戰鬥隊,串聯,接受毛澤東的檢閱,批這個,鬥那個,後來據說批一個人批錯了,要被打成反革命。這可成了我家的大事,他給父親寫了信陳述冤案,還寄了張照片,好像有永別的意思。似乎父親讓他正確對待革命群眾的批判,再有就是不要參加任何派系,不參加武鬥,不去批判中央沒有點名批判的人。哥哥革命不成,差點成了反革命,可能也聽了父親的囑咐,疏遠了當時的急風暴雨,認真的去讀雜書了。後來我問他:你們那派批的是誰呢,惹這麼大的麻煩?哥哥說:「陳伯達」。當時的陳伯達是何方神聖?批他能有好果子吃嗎?後來陳伯達淪為階下囚,那是後話。但這不能證明哥哥們作的就是對了。在整個文革歲月裡,你追隨任何人,你批判任何人,都是拿你自己的生命-----至少是政治生命----進行賭博。

我還有一個表舅,當時也是二十出頭。文革開始,也是革命豪情萬丈高。他常到我家來,好像每次都介紹他們單位的階級鬥爭新情況,而且好像他們這一派總是處於下風,他總是不服氣。父親總是瞪著眼睛批評他,一再要他不能搞派系鬥爭,遠離武鬥。幸虧這個表舅很尊重父親,在單位裡漸漸作起了逍遙派。文革中我們家是幸運的,沒有任何人被批鬥,被打成5.16等等。文革結束後,也沒有人被列為三種人。

我的妹妹文革時才五歲。當時我們的紅小兵組織是外貿學院的幾個大學生組織起來的,有點校外學習小組的性質,後來也開始參加革命運動了,開批鬥大會,我們可以列隊進場,可以集體表演節目,更多的是舉辦學習班。最讓人驕傲的是紅小兵的左臂上有一個寫著「毛澤東主義紅小兵」的小牌牌。當時參加紅小兵的條件是家庭出身沒有大問題,年齡在6歲以上,我是在第二批發展大會上加入的。這可不得了了,妹妹自尊心特別強,看到別的孩子都帶著牌子,美滋滋的,她就一定也要戴一個。但她的年齡不夠6歲,負責人就不給她發牌,她就哭,哭著喊著要小牌牌,後來負責人就批評她有「牌牌思想」,是一種「機會主義」。為了戴牌牌,妹妹可積極了,到處給人表演革命歌舞,毛主席語錄背誦的最多,在我們家主持很多革命儀式,經常裝模作樣的幹好事,還經常打我們的小報告。即使這樣也沒能混入革命組織。心裡也鬱悶了很多年。

 

文革中的我

文革期間的我,除了父親很少給我笑臉外,我也沒什麼其他感覺。因為是停課鬧革命,相對現在的孩子,還多了些玩的時間。除了孩子們玩的正常的遊戲外,還有一些不正常的事情,比如用彈弓打鳥的同時,我們也打玻璃,打燈泡,甚至打人,最不可思議的是虐待動物,有時也免不了虐待人,比如朝反革命扔石頭,揚沙子等。

其實我小時候是個身體瘦小,性格懦弱的孩子。但這並不影響我向惡的方面努力。

身體瘦小,我可以欺負父母已經被打翻在地的同齡人,因為他們已經是狗崽子了。性格懦弱,我可以混在一大群人裡做壞事。我經常看著大孩子欺負那些右派。那些右派都是我認識的叔叔阿姨,現在回憶起來,我一定也跟著大孩子們對他們亂吼過,瞎嚷嚷過,甚至丟過石頭,揚過沙子,這可能不是什麼大惡,但就我的年齡來講,已經是罪惡滔天了-------我當時是6歲,我就亂吼,扔石頭,揚沙子,如果我16歲,誰敢說我不掄著皮帶抽打責罵我的老師?如果我26歲,誰敢說我不舉著長矛武鬥,如果我36歲,誰敢說我不權欲熏心,大造其反,篡黨奪權?如果我46歲,誰又敢說我不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寫黑材料出賣良心,誣陷他人以便自己蒙混過關?即使我56歲吧,難道我就不會恬不知恥地厚著我的老臉,佩戴著紅袖章,到處拍革命小將的馬屁,在土埋半截的歲數廉價地出賣自己的良心?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中學時代比小學時代還要混亂,也就是說文革的後期比初期還要混亂。小學階段還能學點東西,上了中學,除了運動,幾乎學不到什麼。課堂根本沒有秩序可言,誰都可以張口大罵老師,上著上著課,磚頭就從窗外飛了進來。窗戶上沒有一塊玻璃,只有到了冬季,才用大塑料布將窗戶框整個蒙起來,等到開春,塑料布又都爛了。學校裡每天都有打架的事情發生。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整天提心吊膽,不知道什麼時候一群壞孩子就會把你圍起來一頓毒打。女孩子更是毫無安全可言。我的一個小學同班的女孩子就是因為不堪天天受到騷擾而轉其他學校的。更有一些女孩兒,為了不受欺負,被迫委身於一個比較厲害的壞孩子,我知道的這樣的女孩就有好幾個。

 

牛鬼蛇神們

我很奇怪為什麼人一落難就會讓你感到他們是真的壞人了。牛鬼蛇神們一旦揪出來,你就會發現原來這個人從哪方面看都很陰險。比如一個叔叔吧,看起來笑呵呵挺好的,可是有朝一日他被宣佈成了特務,我就發現他真的是特務:總是沉個臉,總是邪著眼睛看人,總是在犄角旮旯裡藏著。

牛鬼蛇神包括了文革時一切遭到厄運的人們:地主,富農,歷史的,現行的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簡稱:地富反壞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美蔣特務,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屈指算算,中國大地上能躲開這一切的人和家庭,一定不多了。外貿學院除了李秋野是級別較高的牛鬼蛇神外,其他都是老師,一般職員和部分學生。這些人一旦被揪出來就成了沒有人格的另類。經常看到他們排著隊,穿的破破爛爛,手裡拿著鐵鍬,掃把,胸前或背後挂著寫有自己罪名的大牌子。他們的全部生活內容就是被人們羞辱,折磨和毀滅。革命群眾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如果想批鬥他們,隨時都可以拉過來一個開現場批鬥會,那就意味著一場辱罵,一番羞辱,甚至一頓毒打。他們吃飯前要列隊向毛主席請罪。

當大孩子們找他們的麻煩時,他們要麼自己躲開,比如趕快換個地方去掃地,如果躲不開就裝慫,讓幹什麼就幹什麼,儘快過關:有時候大孩子們讓他們背語錄,有時候讓他們唱牛鬼蛇神歌(邊唱還要邊表演),有的人為了討好革命群眾,自己編了羞辱自己的歌曲,大孩子們就更會把他們挑出來取樂,有時候還會揪住一個牛鬼蛇神開批鬥會,一幫孩子要人家低頭認罪,讓人家交待罪行。記得有一次他們在操場邊看到了一個何姓老師,就把他拉到操場上批鬥起來,這個老師的兩個女兒都是我的小夥伴,我就遠遠看著。可能這個老師一看都是孩子,就不太當回事,不認真回答孩子們,其實孩子們和這個老師之間的距離不到一米,但他們就惡作劇地讓他在操場上的烈日下曬著,而這些孩子們都躲到樹蔭下繼續批鬥,,。這個老師和我們家的關係很好,人很老實,不太會說話,比較內向,後來神經失常,死在醫院裡。

 

施虐

我看到的暴打事件有這麼幾次。一次是打一個流氓。那時的夏天,外貿學院旁的京密運河邊上會修一些更衣室,是用立柱兩側釘上兩層草編的涼席圍成的。有一天幾個女孩子更完衣離開之後才發現游泳衣忘記拿了,返回去取時,赫然發現一個人的胳膊從草席低下伸出,女孩子們大叫著跑出來,叫聲驚動其他人,人們就用大木棍從兩邊打這個人,這個人受不了了,自己爬了出來。身上只穿一條短褲。周圍的人一涌而上,拳打腳踢,人們都用最大的力氣來懲罰這個流氓,一邊打,一邊往外貿學院裡拖,當關到一個辦公室時,這個人已經沒有什麼氣息了。據說是外語學院的學生,利用沒人的時候跳進兩道草席中間偷窺,還進行拍照。後來外語學院派車把他拉走了,不知死活。

外貿學院有一個姓賈的清潔工,家裡比較窮,他在打掃宿舍樓的時候,也許是偷了學生們晾曬的衣服,也許是撿拾了掉在地上的衣物,反正是學生們說他偷東西了,結果就一邊遊街一邊毆打,還把一些襪子,女人的短褲等挂在他的脖子上。我認識的幾個十幾歲的大孩子,一邊跟著罵一邊打,常常是跳到他跟前,用盡全身力氣搧他耳光,很快就將他打的鼻青臉腫。那時候,遇到這樣的事好像中了頭彩一樣,人人都是虐待狂。

還有一件事是我聽說的,但我在屋外親耳聽到了屋內打人聲和被打者的慘叫。據說外貿學院的一個學生畫了一個山,山上寫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可能想表達毛主席壽比南山的意思,可是他畫的山不太高,而草書的萬字很像一個3字,紅衛兵就說他是畫了一個墳頭,墳頭上寫了毛主席三歲,這個人當時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紅衛兵小將們關到一個房間裡「革命」起來,我們在外面聽到的慘叫聲如同我們把燒紅的通條插進貓的肛門時的慘叫一樣,和虐待貓不同的是施虐者和受虐者都不斷地吐出人類的語句來,慢慢的,受虐者就不出聲了。

我的小學是北京紫竹院小學。當時我還沒入學,總是去小學玩。小學六年級有一個出身貧農的郊區農民的孩子高高大大,特別調皮,學習很差,免不了經常受老師的數落。文革一開始他可翻身了,戴著寬大的紅袖章,掄著寬大的大皮帶,把他恨的老師打的鬼哭狼嚎。有一次我去學校,看到他正帶著一幫爪牙要揪鬥學校的廚師,說這個廚師是隱藏的壞分子,這個廚師也厲害,躲在廚房裡就是不出來,革命小將們要衝進去,他就用開水潑,用大勺子打,紅衛兵就在外面學習地道戰裡鬼子的戰術:水淹。用好幾根自來水管子往裡面噴水。僵持了好長時間,我就沒耐心了,到紫竹院公園裡玩去了。後來,據有耐心旁觀的同學告訴我,紅衛兵小將終於把他揪出來了,讓他和校長賽跑,後面是一群小將們掄著皮帶抽打落後者,第一個回合結束後,又讓他和校長比賽在地上爬,這次打的更厲害了。據說把這個廚師打得都哭不成聲了。

我上小學的第一個老師,是一個說話略有口音的王姓中年女教師。第一天上課回來,院裡的大孩子問我:誰教你們呀,我就告訴了他,他說:「呵,是母老虎呀,上次我們還鬥她,讓她把屁股撅出來,我們用皮帶抽,把她給打得直叫喚。」說完就哈哈地笑。

我那時無數次或近或遠的看到很多批鬥人的場景。當大會主持宣布:把xxx,xxx,xxx,帶上來,或把xxx,xxx,xxx押下去時,只聽見一陣噪雜而又混亂急促的腳步聲,通常是兩個革命者押一個反革命者,革命者一人負責對付反革命的一條胳膊,比如左邊的革命者吧,他用一隻手使勁的揪住反革命的左肩的衣服拼命往下押,另一隻手又反握住反革命的手腕拼命往上舉,這樣使得反革命必須彎腰,舉臂,撅屁股,反革命的腰會疼,肩會疼,肘會疼,手腕更疼,因為,兩個手腕已經被對方反握成豬蹄形了。

 

恐怖的跳樓自殺風

我媽媽的一個同事叫羅覺民,我叫他羅伯伯。好像是個挺好的伯伯,不知道為什麼犯錯誤了。一天他所在的教材科大吵大叫,我們小孩子爬窗口看,原來是在批鬥羅伯伯。我聽到有人喊:「羅覺民,伸著你的狗耳朵聽著。。。。」然後就有叔叔上去揪他的耳朵,果真揪的很長,晚上回來聽大人說有人扇了羅伯伯耳光,我知道了這個羅伯伯原來是個壞伯伯。好像沒過兩天,我們正在學校的院子裡玩,就聽到有人在教學樓的頂層上在喊什麼,然後就看到人們都往教學樓前跑,我們也湊熱鬧地跑過去,透過人群,看到一堆衣服堆在地上,衣服裡面裹著個人,已經沒有了人形,下面滲出一片血。回家後才知道,跳樓的就是羅覺民伯伯,他跳樓前喊的是:「我要以我的生命控訴李秋野對我的迫害!」好像還有「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此時外貿學院的院長李秋野已經被打倒在地,剝奪了人身自由,每天白天前面挂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牌子被紅衛兵看押著勞動改造,晚上就被關押在一號樓2層的一個房間。沒多久,李秋野也跳樓自殺了,據說是白天他勞改時偷偷撿了大釘子,回到房間後就拿磚頭把釘子往頭裡砸,企圖自殺,這當然又痛苦,又無效。他又滿頭是血地往暀W撞,仍然死不了,結果就從二樓的窗戶上跳下去。二樓沒有多高,但他跳樓後,根本沒有人去搶救,可能流血過多而死。

另一個叫李國忠的叔叔也是從二樓跳下去的,也死了,這兩個現場我都看到了。李國忠叔叔下放的時候和我母親在一起。母親多次對我提起過:每當勞動改造休息的時候,這位李叔叔都會點上一根煙,然後從身上掏出妻兒的照片細細端詳,我不知道他有多麼不可饒恕的壞,但我知道他一定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父親。

我們放學回家,聽別的孩子講,我們的一個姓傅的同學的父親也跳樓自殺了。他爬到外貿學院最高的辦公樓頂跳下身亡。從此他的兩個兒子就成了另類,我只記得我們經常把他的小兒子的褲子給扒下來,沒幾天以後他們就轉學走了。

在這些人跳樓後,就會到處出現這樣的大標語:「xxx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xxx死有餘辜」.

其實,可能這些人都知道自己並沒有什麼滔天的罪行,他們只是看到被揪出來後的折磨太恐怖了,而且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去講道理,所以一旦被點名,就恐懼到極點,不惜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很多人熬過了那段可怕的日子,也可能被解放了,也可能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了。人也就活下來了,但,那是怎樣的煎熬呀。

我出國後,有一次在一個洋人的婚禮上,我與一個中年女人坐在一起。她很不理解中國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我也解釋不清楚。她就問我:「那麼,在那個時期,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呢?」我說:「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總是有人不斷的從樓上跳下去,跳下去,用這樣的方式殺死自己」,這個女士問我:「那麼,你們這個學校有多少人呢?」我說「一千左右吧」我突然發現,這個外國女士已經淚流滿面,嘴裡只是不停在問:「千分之四,千分之四。為什麼?為什麼?」

 

家庭裡的紅色儀式

那個時候全國流行早請示,晚彙報,學毛選,鬥私心,跳忠字舞等活動。因為平時父母在單位裡,我們在學校都已經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請示彙報了,在家裡就沒有什麼儀式。但星期天是個空白,我們家就在星期天的早晨舉行儀式。儀式由我妹妹主持,好像這個活動也是妹妹倡導並得到父親支持的。我們四人像四個虔誠的宗教信徒面對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畫像立正站好,父親和妹妹站前面,我和母親站後面,每人手裡握著世界上最無敵的武器----毛主席語錄。然後妹妹鄭重其事,略帶激動地學著播音員的聲調:「首先讓我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情敬祝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萬壽無疆!」,我們三人就跟著喊三遍「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妹妹又說:「敬祝他老人家的親密戰友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為了顯示林副主席沒有毛主席同樣的尊貴,人們只祝福他兩次「永遠健康」,我們在祝福萬壽無疆和身體健康的時候,右手握著的毛主席語錄要從心口的方向向天空揮舞,據說只有這樣我們的祝福才是發自內心的。然後,我們四人高歌一曲世界最強音「東方紅」,接下來妹妹要帶著我們讀幾條語錄,我最恨她念:「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如同掃地,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我總疑心這是針對我的。後面就是唱憶苦思甜歌,「天上佈滿星,月兒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冤伸。」曲調極為凄苦哀怨。唱憶苦思甜歌的時候,我老想笑,因為我媽媽老跑調,可是,我爸爸和我妹妹老是眼淚汪汪的,嚇得我也總裝著很難過的樣子。儀式舉行完了,就圍著桌子坐下,每人根據毛主席的教導彙報自己這段時間做了哪些好事或壞事,有沒有私字一閃念,如果有的話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我總是很慚愧不能像妹妹那樣把自己取得的成績說得頭頭是道。

 

憶苦思甜

學校裡經常舉辦憶苦思甜會,請一個苦大仇深的人作報告。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個人說他媽媽的胳膊被地主打壞了,爛了,長了好多蛆,他就每天給他媽媽往外挑蛆。還有就是窮人因為不認字,所以經常在賣身契上糊裡糊塗的簽了字之類,使我認識到好好學習的重要性,後來每當自己要簽字的時候,都要特別留心看看有沒有坑害自己的條款。每次聽憶苦思甜報告,會場都會哭得一塌糊塗,確實讓你更加珍惜自己眼下的好日子。不過,憶苦思甜之後的憶苦飯可就不那麼好吃了,通常都是當時發明的用糠摻菜葉做的窩窩頭,每次我都要偷偷跑到外面找個沒人的地方吐出來。然後再回到現場裝作特別愛吃的樣子大吃特吃。

我父親小腿肚上有一個乒乓球大小的疤,是小時候和狗開玩笑開過火了讓狗咬的。我聽了憶苦思甜報告後,一再問父親:「爸爸,你腿上的疤是不是你要飯時候讓地主老財的狗咬的呀?」,讓我痛心疾首的是父親總是說:「不是,我跟你說過好多次了,我沒要過飯」。但這並不影響我向我的小夥伴們吹噓我父親的腿上有一個疤是被地主家的狗咬的,就像我無數次地向小夥伴們吹噓我父親曾經是飛行員,經常開飛機上天和八國聯軍作戰一樣,其實,我父親只是一個空軍地勤軍官,在抗美援朝時負責接待蘇聯紅軍飛行員。

 

殘忍的遊戲

那時候,我的童年的遊戲內容主要是跟著大孩子到處跑,淘氣。現在回想起來,有些事情實在是很殘忍。

有時候,我們會捉住蜻蜓,把它們的屁股揪掉,然後插上一根細棍,讓它們飛走,名曰放飛機。有時候,我們捉到青蛙,把它的皮扒掉,內臟掏空,然後放在水裡看他還能游多遠,精白精白的青蛙只剩下頭,薄薄的後背和四肢,青蛙的頭上頂著兩個明亮的眼睛。有時候我們會突然把大飯廳的所有門窗都關上,如果裡面有麻雀,我們奔跑吶喊,最後捉到麻雀烤著吃。

最殘忍的莫過於殘害貓了。

看大孩子們殺貓是常事。殘忍的是在殺死貓之前,他們會把一根通條燒紅,然後一隻手揪住貓的尾巴,另一隻手將燒紅的通條插入貓的肛門,只聽一聲慘叫,只聞一股惡臭,貓立時斃命。據說這樣做可以讓貓的毛豎起來,貓的皮更值錢。

也曾把貓從四樓扔下來,也曾把貓扔進焚燒著的鍋爐,也曾把貓扔入臭水溝然後用石頭砸死。

這些遊戲一定讓人聽了毛骨悚然。靜下心來想一想,也只有在那樣殘忍的年代才會發生那樣殘忍的事情。在那樣的歲月裡,既然毆打,污辱,虐殺一個男人,或者一個女人,甚至一個老者都稀鬆平常的話,虐殺一支蜻蜓,一個青蛙,即或是一隻貓又算得了什麼呢?我當時因為小,所以除了「放飛機」自己幹過,其他的事都是看大孩子做,自己在旁邊看熱鬧。如果要比喻的話,就像日本人迫害中國人時,旁邊看熱鬧的漢奸。現在我已為人夫,為人父,我敢告訴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們的兒時做過這樣的遊戲嗎?

 

遊街

經常看到遊街的情景。有時候是鬥一個人,有時候是鬥一批人,遊鬥人數多時,經常用繩子拴在脖子上串成一串,極盡侮辱之能事,有戴高帽子的,有胸前挂牌子的,有敲破臉盤,邊敲邊喊的,有自報家門,述說自己罪狀的。遊鬥者,常常是邊走邊打,被遊鬥者常常是鼻青臉腫。

我曾看到過最殘忍的一次是遊鬥一個老太太。當時,在化工學校看到一群年輕人張牙舞爪的往一個宿舍樓奔去,說是要揪鬥一個老破鞋。一大群孩子興奮地跟在後面,像一群馬蜂。只看到這群年輕人進了樓道,一會兒連推帶搡地推出一個五六十歲的女人,脖子上挂了幾隻破鞋,算是宣布了她的罪名,頭上戴了一個巨大的高帽子,因為帽子太大,所以帽子實際上不是戴在頭上,而是扛在肩上,這樣她就根本看不見前面的路,她就被這群人擁著往前走,一邊走,一邊敲一個破盆,敲幾下,就喊一句「我是破鞋,我是不要臉的破鞋。」如果要是方向走錯了呢?這群人就會一腳把她踹過來。如果只是這麼遊鬥就很仁慈了,那群年輕人不會閑著,一邊走,一邊打,一邊走,一邊踢,再加上我們這群跟著起哄的「小祖宗」,又是揚沙子,又是投石塊。有的人跳起來,用雙腳踢她的背,像是在練空手道,她被踢倒了,年輕人就會勒令她爬起來,她就會趕快爬起來,自己把掉了的帽子重新扛在肩上。有的人嫌她敲盆聲音太小,就拿棍子狠敲一下臉盆,再狠敲一下這個可憐的女人的背,特別奇怪的是,總是有人把她的帽子摘下來,然後問她:「你說,你到底偷了幾個男人?」,這個可憐的女人一會兒說「三個」,一會兒說「五個」,接著而來的就是幾個響亮的耳光。她就會哭起來,趕快把高帽子戴起來。每當她被人踢倒,帽子掉下來的時候,每當她的帽子被人摘下來回答偷了幾個男人的時候,每當她被人打耳光的時候,我都能看到這個老女人鼻青臉腫的臉哭泣的樣子:頭髮亂七八糟地披在頭上和臉上,滿臉都是眼淚,混合著鼻涕和汗水,眼睛已經睜不開了。身上除了土就是他人吐的口水和痰。

 

兩派

文革開始後,外貿學院成立的第一個群眾組織叫「東方紅」,後來部分人士覺得東方紅太保守,又成立了新東方紅,簡稱新公社,以前的東方紅相對而言就是老公社,即使文革結束很久,派性組織造成的人們互相仇恨的心理還在起作用,我的父母親都是老公社的。好像還有很多比較小的群眾組織,我印象裡有一個大標語的落款是「沒完沒了戰鬥隊」。

好像新老公社並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武鬥,只是各自擁有自己的廣播站,互相攻擊,叫板,真正做到了「要文鬥,不要武鬥」。有一些人是兩派都要批判的,這些人就倒了霉,因為兩派會互相比著看誰鬥得狠,還會互相攻擊對方是「假批真保」,除了毛主席外,好像沒有兩派共同要保一個人的,也許我小不太知道。當然更多的情況是一派反對一個人,而另一派要保護這個人。那時有很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來外貿學院表演文藝節目,主要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有一個宣傳隊的一個節目是批判陳毅的,台下的一派是保陳毅的,就沖上臺去,扯斷麥克風的電線,把這個宣傳隊哄下臺,而且拒絕讓學校派車送他們回原單位,結果這個倒霉的戰鬥隊就步行回去了。為什麼沒有人保護這個宣傳隊呢?因為哄他們下臺的人一上臺就向在場的人宣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陳毅是好同志」。誰還敢吱聲呢?

 

武鬥

外貿學院沒有發生過武鬥,可它的鄰居北京化工學校就沒這麼太平了。這個學校也分成兩個群眾組織,其中一個叫新北化,另一個叫什麼就忘記了。軍隊進校勸架,支持了新北化,結果對立面不幹了,從外面邀請了一些革命組織,包圍了新北化的據點----一個教學樓。還記得當時這些人身穿軍裝,頭戴古代樣式的盔甲,個個手持紅纓槍,拿著盾牌,威武地圍著新北化的樓列隊跑步,邊跑邊喊:「血洗新北化,保衛黨中央」「血洗新北化,保衛毛主席」,我當時以為毛主席已經被新北化捉到新北化的樓裡了,外面的人來救他老人家,我當時還納悶,8341怎麼不上呀?

後來新北化被圍困像是長春城裡的國民黨軍隊,實在沒吃沒喝,趁著一個午夜逃跑了,留下的傳單說:他們是響應「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撤退長征去了。可他們一離開,對方就攻入他們的據點,然後就對外開放展覽他們的罪行。我也進去參觀了一番,那裡面所有的樓梯。走廊都裝上了厚重的大鐵門,一道道,一道道,還有他們的「反革命罪證」:廣播站,指揮所,牢房,印刷廠,處處是垃圾。

 

工宣隊

「工宣隊」的全稱叫「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根據老人家「工人階級也要佔領上層建築領域」的指示,各大專院校都派駐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些宣傳隊的成員多是工人中的普通一員。他們全面參與大學的管理。我的父親在文革後期是「教革處副處長」(即後來的教務處副處長),坐在他對面辦公的是毛毯廠的一位女工師傅,在處裡位於副處長的位置,處領導討論什麼事情她都參加。據父親說,這個工人阿姨很好,不多管事,總說自己水平低,提不出什麼意見,很負責地幫助父親接收或傳送文件。不是所有工宣隊員都這麼「低」水平的。一個進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員是這樣批判劉少奇的:「同學們呀,人有臉,樹有皮,沒臉沒皮劉少奇。」

 

何其毒也

有一次,我們一幫孩子聚在一個孩子的家裡玩,有人從外面拿回一疊傳單,大孩子就念起來,題目是:「何其毒也」,我當時還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記住了,因為大字報和廣播裡經常提到這個四個字。

傳單是一個男人寫的控訴紅衛兵小將折磨他妻子的故事。

只記得他妻子只因為是地主出身就被紅衛兵綁走了,他無法探視,只能送點東西,後來紅衛兵讓他去領人,他妻子已經沒有人樣了。他妻子告訴他,紅衛兵小將幾個人一起毒打她,用棍子,皮帶,電線,一邊打一邊往身上澆水,因為她在地上亂滾,紅衛兵就把她裝進一個麻袋繼續毆打,打得她體無完膚,奄奄一息。作丈夫的趕快把他往醫院裡送,醫院了一聽是地主出身,拒絕治療,跑了幾個醫院都是如此,作丈夫的只好接回家,在家裡自己用剪刀一點一點地慢慢剪開衣服,脫完了衣服等於脫了一層皮。沒幾天,這個無名女人還是死了。

我才知道人是可以這麼被打死的,我也才知道人是會這樣打其他人的。相比之下,父親對我的責打簡直不算什麼。

 

荒唐歲月

聽別人告訴我,外貿學院一個從國外回來的教授,每天早晨偷偷摸摸利用上班的時間把一卷包好的紙悄悄扔掉。那時候革命群眾的警惕性很高,有一個革命群眾開始跟蹤他。有一天,當他又把一包東西丟到護城河的橋下時,革命群眾當場人贓俱獲,以為獲得了他要轉移的情報。興高采烈地打開一看,是一包大便!原來,此君在國外生活多年,用慣了資本主義的抽水馬桶,回到社會主義祖國後,無法習慣我廣大革命群眾一起面面相對,彼此屁聲相聞的蹲坑,他就每天在自己的房間裡大便,然後用報紙包好悄悄扔掉。結果被批評為資產階級臭思想,幸好沒有打成美蔣特務。

我們看到很多人寫文章批判自己,而且經常自我醜化。有一個姓林的男老師會畫漫畫,他常常自己畫漫畫醜化自己,記得有一張漫畫是他要對著鏡子往自己屁股上貼膏藥,結果把膏藥貼在了鏡子上。

我小學二年級的同學王星,上學時總是戴著毛主席像章。有一次在玩跳繩時,他佩戴的瓷像章突然掉在地上摔了個四分五裂。小傢伙當時臉就白了,兩眼也直了,傻傻地看著地上的罪證問我們:「怎麼辦,怎麼辦呀?」旁邊一個同學說:「讓大同學看見了,肯定說你是反革命」。這一說嚇的他更是不得了。後來我們給他出主意,趕快先撿起來,用紙包好,回家交給大人吧。王星趕快蹲下撿起那些碎片片,用紙小心地包好。為此王星對我們心懷感激好長時間。因為類似的事情在文革中多少人被整得死去活來。

當時流行的小說是《歐陽海之歌》,可過一段時間此書就遭到了禁令。說是在《歐陽海之歌》的封面上發現了一個地主頭。此書的封面是歐陽海昂首挺胸抗住一匹直立的驚馬。就在驚馬後腿和肚皮形成的三角形裡,如果你要仔細看,就會看出圖形裡面藏著一個人頭像來。類似事情還有:一種煙斗牌香煙,煙盒面上的圖案是一個大煙斗,背景為很多煙葉,就是在煙葉脈絡上出了問題,你橫看豎看,可以看出歪歪斜斜的共產黨三字。當時我們覺得反動派既陰險又狡猾,他們怎麼能想出這麼費功夫的事情來攻擊共產黨呢?其實小孩子的天真怎能知道,這只不過反映共黨首腦疑神疑鬼的心理,四面八方包圍著假想敵。

那時候,在憶苦思甜會上,形容地主時人們總是講:天下烏鴉一般黑。有一次我們一群小孩子在院子裡玩,正好看到一群烏鴉從天上飛過,我們就跳著腳喊:天下烏鴉一般黑,天下烏鴉一般黑,天下的烏鴉一般黑……沒喊幾句,幾個家長就從屋裡沖出來把孩子揪回家,我媽媽也趕快把我叫回去,只見父親虎著臉問:「你們亂喊什麼呢?」我如實交待:「有一群烏鴉從天上飛過,我們就沖著烏鴉喊: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呀」,父親說:「你懂什麼呀,以後不許喊!」,突然轉身又問我:「是誰叫你們喊的?」我說:「沒人呀」,父親又問:「那麼,是誰先喊的」,我只好承認:「是我」。父親沒說什麼,不再追問了。我一直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喊這句話,到了現在,我也不太明白,不過,我知道了做人,是不能亂說話的,亂說話會有麻煩,亂嚷嚷更是會有大麻煩的。

小學六年級,教我們常識的劉老師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顯然她已經被文革整得不太正常了。那時候,早請示晚彙報已經不太流行,可她仍然堅持上課前向毛主席請示。如果在黑板上寫錯了字,她就馬上停下來,面對主席像誠惶誠恐地說:「敬愛的毛主席,我又犯錯誤了,我對不起你老人家.」,我們就在下面笑,而不懂得文革的恐怖陰影在人的心裡留下了多麼深不可測,塗抹不去的烙印。

 

後記

寫這些文字真不是件輕鬆的事情,有時候深更半夜回憶那些恐怖的情景我會感到毛骨悚然。但是我一定要寫下來。因為他們總是在折磨我。儘管文革發生時我還很小,但我說不清文革中所經歷的一切對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負面的東西一定不少,比如我的心理上有較為陰暗的一面,性格中有比較殘忍,暴戾的傾向,對人性的惡看得更多些。過份的恐怖歲月,那是一個怎麼想像都不誇張的荒唐年代。

任何一個我的同齡人或比我大的人一定經歷了或聽說過比我所知更恐怖或更荒唐的事情。可惜他們沒有記下來。比如我就聽說紅衛兵讓一個工廠的黨委書記和廠長面對面跪著互相抽對方的耳光。誰抽得輕了,就懲罰誰。這是怎樣的殘酷和荒謬?我還知道,北京的紅衛兵們把圖釘一排排釘在他們中學校長的額頭上,這又是怎樣的冷酷和野蠻?我們不是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古國嗎?在這場浩劫中哪裡還有文明的影子?我們的人民不是以善良聞名於世嗎?在這場國難中,善良又湮沒在什麼地方?我總在問我自己:中國究竟怎麼了?我沒有答案。

2005年2月初稿於奧克蘭

2007年3月修改於北京

第二十二期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