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期首頁

 

論反右派與反右傾


――選自尚未出版的《從反右到文革》一書

魏 紫 丹

 

 

如果說整個大躍進,是毛澤東在浸透著百萬右派血淚的中華大地上,用以農民為主體的全民的赤血白骨,堆起來的一座標誌著個人野心的「豐碑」。反右傾則是毛澤東不承認大躍進的失敗,在廬山舉起屠刀,從彭、黃、張、周開刀,殺向那些要說穿「皇帝新衣」的300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殺威棒」。然後自欺欺人地宣稱大躍進取得了舉世罕見的「偉大成績」;接著又是一意孤行,「反右傾,鼓幹勁,繼續躍進」,使中國人民承受累累的惡果。當時留下的民謠有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總路線成了腫路線,全民皆浮腫,「連紅太陽都浮腫了」……「打腫臉,充胖子」,便成了大躍進惟妙惟肖的象徵。

李銳的書《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是對廬山這場腥風血雨的見證,就是對這段歷史的「實錄」(後面,我將以《實錄》簡稱此書,並對該書的引述也只標明頁數)

該《實錄》中,對反右傾與反右派相提並論的地方,達三、四十處之多。如在該書的第2頁上就指出:「他(毛澤東)還認為反冒進使右派鑽了空子」。而毛在廬山的每次講話,幾乎都要掛上一筆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作為陪綁,一則用以說明過去反右派的必要性,再則是用過去殺死的右派之「雞」,儆今日仍存活的右傾之「猴」。我們從中就可以察覺到兩個運動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

我的論述,將以《實錄》作為論綱,側重於談反右傾,並在此基礎上與反右派做比較,以期呈現其相關性與相似性,進而洞察歷史事件的本質聯繫,即規律性。

 

        兩個運動起因的同質性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業的成績。這是第一條。第二條,走哪一個方向呢?走這邊就是社會主義,走那邊就是資本主義。右派就是要倒轉這個方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條,要搞社會主義,誰人來領導?是共產黨領導,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右派說不要共產黨領導。我看這一回是一次大辯論,就是在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43)

「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套在反右傾運動上就是:

第一條,大躍進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彭德懷、張聞天等說的「有失有得,得不償失」,還是毛澤東說的「得多於失,失少得大」(頁216)

毛澤東對《李雲仲的意見書》批示說:他「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 『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的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 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有些地方簡直是 『有失無得』論」。(頁63)

 林彪批彭德懷說:他還說「有失有得」,哪里是有失有得呢?他說的其實主要是失。我們說主要是得,部分損失。所以他這樣倒過來說,是有文章的。(頁279)

毛澤東說對《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書的批語說:「但是據說你們都是頭號的馬列主義者,善於總結經驗,多講缺點,少講成績,總路線是要修改的,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的表現。」(頁272)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公報》說:「他們對於在黨的領導下,幾億勞動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污蔑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這是完全錯誤的,他們看不見黨領導下的一切人民事業,成績是主要的,而錯誤缺點則是第二位的,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而已。」(頁353)

不少工程師說:「煉鋼損失了23億,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如果拿這筆錢向外國買鋼,能把全世界年產鋼都買來。」一機部的工程師說:「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說產量可以翻一番,兩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眾說行,群眾是多數,你說不行也不行,走群眾路線的結果走錯了。去年發生的錯誤,沒有經驗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問題,有些人不懂裝懂。」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新元說:「不說真話,怕說真話,都是怕戴帽子。」章伯鈞,羅隆基,龍雲等,發表了許多尖銳的、諷刺的意見,即許多「右派反動言論」。章伯鈞說,58年搞錯了,煉鋼失敗了,食堂辦不起來了,大辦水利是瞎來。羅隆基說,物質供應緊張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現在人民怨憤已達極點。共產黨說唯物,實際上最唯心。龍雲說,解放後只是整人,人心喪盡。內政還不如臺灣。全國幹部數量,比蔣介石時代成百倍增加。陳銘樞說,供求相差驚人,幾年之內也難恢復正常供應。要是過去發生這種情況,早就該「下詔引咎」了。他們實行的不是列寧主義,而是史達林主義。于學忠說,共產黨的政策或冷或熱,大躍進的成績全是假話。天安門的工程,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頁59-60)

廣州軍區據42軍政治部報告,「少數團營幹部對經濟生活有抵觸情緒」。他們認為,「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問題,中央要負責任。」在少數連排幹部中,也有類似情況,有位排長聽戰士唱《社會主義好》這支歌(是頌揚「反右派」的歌)時,不耐煩地說:「算了,不要唱了,我看這支歌非改不可。」海南軍區一個指導員說:「什麼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長講怪話:「在公社勞動,還不如給地主幹活,給地主幹活有飯吃,還給錢。」講這些話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職稱。彙報材料中說,這些人「政治上一貫落後」,「有一人是反右派鬥爭時的重點批判對象」(頁57__58)

長沙一個郊區公社的調查報告說:「目前農村中(閒話)較多的是哪些人?」說主要是一些新、老上中農,對「拉平」意見多,要算帳;沒錢用,嫌工資少;懷疑大躍進成績,真正反對我們的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毛8月6日的批語說:「這同目前在廬山講閒話較多的人們是有聯繫的。」(頁269)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7、23」和「7、26」講話中說:「現在黨內外都在颳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臺?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一蹋糊塗,要垮臺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也認為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話。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頁165)

就在張聞天將要發言的早晨,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打電話關照,要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可是,張聞天還是冒險犯難,完全支持已遭非難的《議定記錄》稿和彭德懷的信,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發言。後來批鬥他時,說他的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小組會的發言,《簡報》一般只刊要點。這個「副帥」的《發言》,記錄稿就全文印發下來。批判時,有人讓秘書作了統計:全文8千多字,而講成績只有270餘字。用了39個「但」字(「『但』字以前虛晃一槍,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13個「比例失調」,12個「生產緊張」,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頁157)《發言》指出:比例失調是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共產風」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勞分配兩個問題;浮誇風和強迫命令是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所致,否則就扣「懷疑派」,「觀潮派」等帽子。將計就計缺點還應講具體後果,這樣才能取得經驗,針對後果提出糾正辦法。如鋼鐵指標過高,其他指標也被迫跟著上,造成全面緊張和比例失調;基建戰線太長,「三邊」(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做法,浪費太大,工程質量也太差;新增工人太多,招兩千多萬,人浮於事;企業產品不成套,任務朝令夕改,不能實現價值;原材料缺乏,經常停工待料;產品質量下降,技術水平下降,不注意設備維修,等等。從而造成大量資金和物質浪費,積壓,市場供應緊張,物質儲備減少,財政節餘用光,外貿出口不能完成等等惡果。「全民煉鋼」不單賠了50個億,最大問題還在9000萬人盲目上山,使農業生產受到損失,豐產也不能豐收。去年什麼事都提倡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寫詩」,搞得老百姓不勝其煩。(頁158)「主席常說,要敢於提意見,要捨得一身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頁162)

問題在於,這些話是不是實事求是?是不是真知灼見?和57年的右派言論一樣,這些59年的右傾言論,也都是濟世良言。可惜他們都遭受了滅頂之災!你可以不怕殺頭,或怕殺頭而緘口不言――這就是毛澤東給你的自由。但你可不能妨礙他「殺頭」的自由。從個性上說,他是鐵石心腸,嗜殺有癖;從政治上說,「肉體消滅」是他對待異己,對待異議的得力手段。這就是他總是親自下達殺人批量,殺人數字,殺人指標的根由。古今中外,殺人之多,無如毛澤東者。周恩來瞭解這一點非常透徹,他深知毛是個食肉動物,所以他在毛面前就像是老鼠見了貓,總是顫抖著忍忍忍:對,也忍;錯,也忍;忍至「忍無可忍」時,平平氣重新再忍。即便是這樣,他也仍未能逃脫毛利用癌細胞置他於死地的最終命運。(參看《晚年周恩來》)

毛澤東不僅大會批、小會鬥了張聞天,還給他寫了一封尖刻嘲諷、耍盡無賴的信;之所以稱他「無賴」,茲舉一例以明之:他不用他「倡導」的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指明人家哪里說得對,哪里說得錯,而是胡攪蠻纏什麼:「你這次安的是什麼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裡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儘是假的。」(頁267)說這樣下三爛都羞於啟齒的話,一般人都會感到有失身份,更何況是領袖對自己的高級幹部呢?

毛澤東對大會還說了如下的話:他們還不是右派……他們重復了56年下半年、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歡迎。(頁171-172)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科學院昌黎調查組,說食堂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頁173)我們不怕右派倡狂進攻,卻怕這些同志的搖擺。(頁197)

我劃右派後,下放農村(包括在農場勞動教養)20多年,似乎是證實了一句諺語:「要知朝綱事,鄉下問農民」。農民把毛「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比喻,用來戲說毛本人:「毛主席的十個心眼九個好,只有蓋在上面的一個心眼孬,所以,每逢一遇事,上前總是用上面的那一個,蓋在下面的九個總也用不到。」至於對毛說的成績是主要的,是基本的。農民的戲謔,簡直是「謔而虐」,庸俗之至了:「成績是雞巴(基本)上的,蛋(但)有缺點,是屄染(必然)的。」

第二條,「走哪個方向?」右派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右傾也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說:「他們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頁357)

 毛澤東說:「現在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倡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志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黨內外右派倡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頁196)

林彪說:「無論從他(彭德懷)的思想意識上,思想方法上,還是政治綱領上,都有另外的一套,而這一套是隱藏著的,沒有暴露的。他的世界觀就是一種經驗主義的世界觀,狹隘的經驗論的世界觀。經驗主義表現的另外的一種形態,就是實用主義。少奇也講他有另一套綱領,另一套作法。社會主義他是幹的,革命也是幹的,但是他有另外一套。共產黨他也是要搞的,但他是家長式的黨。他要用自己的面貌來改造黨。他自己的面貌是資產階級體系的反映,是要用資產階級思想體系來改造我們的黨,改造黨的路線,改造黨的作風。」(頁281-282)

第三條,「誰人來領導?」在8月16日通過全會公報和兩個決議的會上,毛作了長篇講話,其中說道:「在王明毛澤東之間,彭大約會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懷跟毛澤東較量呢,就會覺得與其是你,不如是我了。」(頁350)

《決議》指出:「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勝利,雖然註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滅亡,在這樣的條件下,彭德懷同志為首的高崗集團殘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迫不及待地利用他們認為『有利』 的時機興風作浪,出來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頁358)

毛澤東指斥彭德懷:「講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著中央領導機關,並非向省,更不是向群眾。這是我的觀察……。鋒芒是攻擊中央。你不承認,也可能承認。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表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頁236)「去年八大二次黨代會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頁237)「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後一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你要打無產階級的旗幟。」(頁240)「而且(說我)『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好傢伙,你們哪里肯聽我的那些昏話呢?」(頁272)

康生說:彭德懷和張聞天「他們的言外之意,是否有改換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或改換主席之意呢?令人懷疑。」(頁295)

以上三條是按著毛澤東反右派的思路,分析綜合出來的與反右傾在起因上具有同質性的幾個焦點。另外,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就是表現在反對個人崇拜上。這一點和反右派所涉及的國際背景是相同的。主要是蘇共20大所帶來的政治風潮:

 「周小舟和我(作者李銳)一樣,比較激動。他懷疑主席的這篇(7、23)講話,是否經過常委會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史達林晚年,沒有真正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這樣,終將導致黨的分裂。我們都同意這種看法。周惠也感到主席對一些問題的決定,反復變化太快。談到斯特朗的談話,當面稱讚主席超過馬恩列斯,而主席沒有答話。感覺多年來的順境,毛主席驕傲起來了。我認為主席確是喜歡高指標的,只喜歡柯慶施那樣一些吹牛說大話、奉承迎合的人(柯是個手拿大棒,隨時準備整人的人)。」(頁178)

彭德懷說:「第一書記說的算,別人說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現象。」還說:「什麼都是第一書記掛帥。」(頁203)

彭德懷在一次中央常委會和赴廬山的火車上,都談過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在火車上他還隨意跟人講過這樣的話: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的。(頁126)

彭真批評他「這次在火車上講匈牙利事變。」毛澤東馬上插話說:「思想之混亂可觀,我們怎能同匈牙利比?」(頁253)周恩來等也這樣說過。但是,「在主席處召開的大區負責人會上,有人說彭德懷就是納吉。」(頁204)既然不能同匈牙利比,那麼,說「彭德懷就是納吉」,這又是同哪個國家相比?這又說明,是誰的「思想之混亂可觀」?

8月1日的常委會上,毛澤東說彭:「從打擊史達林後,佩服赫魯雪夫。」

林彪說:「拋掉個人過分自信,拋掉個人英雄主義。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很遠,不要打這個主意……這樣大局面,理論知識,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頁252)

劉少奇接著說:「兩個歌子,反對唱《東方紅》。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對個人崇拜。黨章中毛澤東思想領導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原起草時,就不贊成寫毛澤東思想領導那一條。八大決定不要,又反對。」

彭真說:「反對個人崇拜,有無此想法?你有大功勞。但一切功勞離不開黨和群眾。否則,頂多當個唐生智,程潛。毛澤東的路線已經得到證明,基本上已證明路線的正確,也應服從。」劉少奇、彭真一唱一和:「彭的功勞也是來自這條路線。」。」(頁253)

毛澤東說:「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史達林晚年』,又是 『專橫獨裁』,不給你們 『自由』和 『民主』,又是 『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 『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頁272)

在全會閉幕的第二天,還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我們中國黨,中國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的領導,是不是最好的領導,最正確的領導?我看是可以這麼說的。」

劉說:在蘇共20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什麼「史達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20大以後,他就一貫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劉少奇引用了恩格斯《論權威》的文章,恩格斯說了「革命無疑問就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而反對權威的,「要麼是散佈糊塗觀念,要麼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劉少奇說:反對史達林「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雪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20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頁359-360)

劉少奇順從毛澤東的意圖,極力頌揚個人崇拜,使毛反右傾的陰謀得逞,這就鑄成了一個自掘墳墓的歷史上的大錯。使得個人崇拜,從延安整風,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直至文化大革命,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達到登峰造極。而這個「自掘」和「他掘」的墳墓,埋葬了從國家主席到平頭百姓們成千萬甚至上億的生命財產,和慘不忍睹的良知廢墟。

 

        二、兩個運動過程和手法的相似性

 

過程與手法是什麼關係呢?前者就是後者的展開式。反右派所施的陰謀詭計,毛澤東的流氓語言叫做「陽謀」,就是「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反右傾竟然與之相似到驚人的程度:神仙會相當於大鳴大放;彭德懷的信作為運動的「引信」,相當於那封給盧郁文的匿名信;對於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與章羅聯盟右派集團的劃定與栽贓,也是如出一轍,都是千古奇冤,都是絕對的憑空捏造。那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郭羅基也說:「想來羅隆基也找不到箭了,只好以手杖作代用品;折杖為誓,決不同章伯鈞聯盟。硬是拉郎配,把這兩個冤家結成『同盟』,完全是毛澤東一手操辦的。這是毛澤東的軍事原則在政治上的運用,他總是將他所要反對的政敵趕到一起,『聚而殲之』。在黨內亦然。1959年整 『彭、黃、張、周軍事俱樂部』,1966年抓 『彭、陸、羅、楊反黨集團』,都是這種策略的運用。」(《鄧小平和反右派——兼為章伯鈞、羅隆基翻案》)同時,他不僅都要強迫人家認「罪」,而且要承認四個「有」:「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決議》)。而後來的歷史又都被確鑿無疑地證實那所謂的「罪」和四個「有」,乃是毛澤東違背了自己親口吐出的「實事求是」和「不許放屁!」的準則,而作出的血口噴人。至於會上會下呈現的「一犬吠聲,十犬吠影」,「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的政治景觀,那是群眾運動與運動群眾中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結果,無論在反右派還是在反右傾中,往前推,肅反,反胡風……次次皆然。在廬山會議上毛的故伎重演,使我們看到了「似曾相識雁歸來」!著名報人右派分子徐鑄成 在《「陽謀」親歷記》中說:鬥爭的方法,也非常講究『技巧』。當集中鬥爭章、羅的時候,除積極分子外,已點過名的,也用種種方法威脅鼓勵他們參加批判、揭發,予他們以『立功贖罪』。這種一步步深入的方法,後來就成為 『文革』時 『揪出、火燒、油煎』直到『徹底打倒』的藍本。所以,我和巴金同志回憶文革的遭遇時,在好友葉以群被迫害致死後,他也不得不隨眾舉手,高喊『打倒反黨反社會主義自絕于人民的葉以群。』到後來,他自己也被揪出來了。這個滋味,我在1957年反右派中已嘗夠並深有體會的,經常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說出『供詞』,以便他們擴大鬥爭面。」

我在國內,幾乎聽到的是眾口一詞:「廬山會議,毛主席本意是要反左的,可彭老總的一封信……」這和整風轉向反右,人們的歸因又是何其相似乃爾!

首先我要據理力爭,我把神仙會比作大鳴大放,絕非牽強附會,因為毛澤東本人就是這樣做和這樣說的:「現在黨內外都在颳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一蹋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也認為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話。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頁165-166)

這裡再明白不過地把「江西黨校的反應」,「廣東軍區的材料」和羅隆基,陳銘樞的言論,統統一鍋煮,曰:「現在黨內外都在颳風」,「所有右派言論都出來了」。下面,還有幾個懸念:為什麼還想「把他們都請來」?來幹什麼?我想除了是大鳴大放,不會是別的。再則,為什麼「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趁你(毛)的心?難道要是不一蹋糊塗,你還會大失所望嗎?在反右之前,你在黨的會議上也是這樣說的。「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得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55)「我們還要讓他們倡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倡狂,對我們越有利益。」(同上,頁425)「他們越做得不合理,就會越快地把他們拋到過去假合作,假裝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反面,讓人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時他們就會把自己埋葬起來。這有什麼不好呢?」(同上,頁427)「凡是放得徹底的地方,鬼叫一個時候,事情就更好辦了」(同上,頁4860)「1957年,毛澤東談大鳴大放,說鳴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劉少奇後來發揮說,大家都聞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說,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陰謀是陽謀,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翹起尾巴了。劉加以發揮說:『賤嘛!』劉少奇並說,他本來是反對大鳴大放的,認為鳴放的後果不可收拾。後來也覺得放屁放得好。」(司馬璐《中共歷史的見證》頁557。)「我在這裡說過,人家批評起來,就是說火一燒起來,豈不是疼嗎?要硬著頭皮頂住。人這個地方叫頭,頭上有一張皮,叫頭皮。硬著頭皮頂住,就是你批評我,我就硬著頭皮聽,聽一個時期,然後加以分析,加以答復,說得對的就接受,說的不對的加以批評。」這時候毛澤東說的「加以批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這篇在上海幹部會上講話的題目:「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換成在廬山的語境,就是:「打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現在再來看看,毛要他的狂熱派們「硬著頭皮頂住」,即:「打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實錄》在「神仙會」一節中寫道:「研究黨史的人,一般以7月23日毛主席講話批彭德懷為界,將廬山會議分成前後兩期,前期是神仙會,後期為反右傾,也有將會議分成三個段落的(各半個月):7月2日到16日彭德懷信印發,為真正的神仙會;16日到8月1日,從糾『左』與反右的對立交鋒,突然轉到大反右傾;8月1日前為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到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大批彭、黃、張、周,最後通過保衛黨的總路線和反黨集團的錯誤兩個全會決議。為反右傾主義而奮鬥。」(頁19)這裡最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是:作者所說的「真正的神仙會」,是否「真正的神仙會」?

 且聽毛澤東說:「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我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麼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20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頁172)讀者:你現在可以從夢中猛醒了吧!毛澤東「硬著頭皮頂了」幾天?――「頂了20天」。那就是說,從一開始就「頂」的。並不像許多人(包括李銳)講的那樣,7月16日彭德懷的一封信,使毛澤東由反左轉變為反右。如果不看假像看實質,那麼,在廬山,一天也沒有過過那個欺世盜名的「真正的神仙會」的生活,有的只是你美麗的夢幻和毛澤東心裡的「我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神仙會只是、也正是相當於反右前的大鳴大放。至於隨後的發展,詳見拙文《毛澤東「引蛇出洞」考》。這裡就不再重復了。

 

        兩個運動惡果的遞增性

 

所謂「惡果的遞增性」,是指社會政治經濟,世道人心,每況愈下,一步比一步壞,壞壞相因,愈演愈烈。其表現,除了發表在上期的前文《反右派與大躍進」》中已表述過的「經濟上大躍退,赤地千里,餓莩遍野」外,還有如下三個方面的表現:思想上,個人崇拜的惡性發展;政治上,階級鬥爭的惡性膨脹;道德上,黨性獸性化的惡性發作。

 

1、思想上,個人崇拜的惡性發展

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作的政治報告和鄧小平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都表明了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的態度,甚至毛澤東也還假惺惺地說過:「赫魯雪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見《 赫魯雪夫談毛澤東》

右派在鳴放中,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是一致的,分歧在於一部分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產物,並且矛頭直指中國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種種惡果;另一部分則認為中國在這方面尚不嚴重。但是,只要你反對個人崇拜,就觸動了毛澤東擔心秘密報告會在中國重現這根神經,最輕微的條件反射也是,認為你是在指桑罵槐,是同著和尚罵禿驢。所以,凡是有反對個人崇拜言論的,不劃右派就很難了。反右派之後,毛就正面地提出,肯定個人崇拜的必要性,不過這時候對個人崇拜的最高發展,也只是要維護:從名義上講是「正確的個人崇拜」;「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也就是說,這個時候提倡的個人崇拜,表面上還不是無限制的,而是前面有個限定詞:「正確的」。至於「三忠於,四無限」,那是反右傾之後,60年代才行時的口號。

在廬山會議開始時,大家都本著對事不對人的公正態度,但求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總結經驗教訓,不是跟誰過不去。但毛出於要打擊和打倒「人」的目的,就提出了「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頁196)

「黨內右派在倡狂進攻。」毛主席一聲令下,「要劃清界限!」於是不管過去有沒有表過態,或講得重講得輕的,都起而踴躍發言,大家直接對著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頁202)所有這些「開火」,40多年後的現在,都已經大白於天下:對事的,全是是非顛倒;對人的,全是人妖顛倒。

――百團大戰是無組織無紀律。還有人提到會理會議。反對毛主席的軍事指揮問題。

――彭德懷,張聞天,李雲仲等共同特點,都是說黨內不能講話。

――彭德懷說,他批評的具體對象是冶金部,農村工作部和宣傳部。這三個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張聞天說「好大喜功」,這指的是誰?還不是毛主席。

――倡狂進攻已經到來,不僅是立場問題,動機不是為了黨的利益,而是別有用心,是要在黨內掀起一場鬥爭,反對總路線,攻擊毛主席。彭、張等看到氣候已經適合,認為抓住了辮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帳。

――而且還有個組織問題:此次彭德懷是元帥,張聞天是副帥。一封信,一個發言,都帶有反黨綱領性質。鋒芒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向黨的挑戰書。

――「第一書記說的算,別人說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不對的,是不正常的現象。還有 『什麼都是第一書記掛帥』。彭德懷這些話是講毛主席的,他對毛主席攻得厲害。他在小組會上還講過『脫褲子』,『要脫大家都脫。』」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與彭德懷是一根紅線串起來的。有的人還質問周惠:你是擁護總路線,毛主席,還是擁護周小舟?因為這時人們對周小舟的檢討很不滿意。周惠還為之說了公道話。

――「是否同國際朋友的影響有關係?」「是否到國外取了什麼經回來?」這一類所謂「裡通外國」的問題,也開始有人提了出來。

最為嚴重的是小組會外的種種議論和傳言,「湖南集團」和「軍事俱樂部」的說法傳開了。總之,空氣越來越緊張,人人都在磨拳擦掌,投入戰鬥。(頁202-204)

所謂的兩個「顛倒」,一個是「是非顛倒」:明明彭德懷作為政治局委員,所提的意見從內容到上書黨主席的方式,全然是正確的;大躍進是錯誤的,確實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僅是得不償失,而且是一場大災難。但結果呢,不但沒能糾正錯誤,反而是「錯誤的打擊正確的」。讓巨大的錯誤,釀成全民的災難。

 「錯誤的打擊正確的」(頁346),這句話乃是出自毛澤東之口,如果他是在說他自己,那就不存在「是非顛倒」了。問題在於,他反而說彭德懷是「錯誤的打擊正確的」。以此一斑,便可窺見「是非顛倒」之全豹。如果僅僅說廬山會議「把正確的說成是錯誤的」,那還不行,必須再補充一句話:「把錯誤的反而被說是成正確的」。這樣才能表明其「顛倒」得非常徹底;同樣的兩句話應該這樣說:「把被打擊的說成了是打擊者,打擊者反被說成是被打擊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廬山會議「是非顛倒」的性質說明白講透徹。

另一個「顛倒」,是「人妖顛倒」。林彪,康生,柯慶施,彭真,甚至包括劉少奇,周恩來等,都妖魔化彭德懷,向他身上潑髒水,說他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投機分子等等。閒話少說,讓林彪一類哈巴狗靠邊站,由其主子毛澤東親自出馬,來與彭德懷作一比較。試請讀者諸君來做一道選擇題:彭德懷和毛澤東,誰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投機分子?

所有對彭德懷的批判,都沒有指出他說的哪句話與事實相違,哪句話與道理相背,大致都是像彭真這類意見:「信是個綱領,一條路線,重點在後部分,目標是主席。」(頁253)林彪說:「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計委雖然有安排,但由於各種原因,難於決斷。』這個話就有伏筆。計委之上還有誰呢?領導經濟建設的當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這裡很顯然是影射毛主席。」(頁279)影射毛主席怎麼啦?問題的關鍵在於,他說的對不對?如果說的不對,不管影射不影射誰,都不對;如果說的對,影射誰也就無所謂了;別說是「影射」,就是「明說」又有何妨?毛不是說:「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頁196)嗎?可見,事態又有了新的更加惡劣的發展,只要把問題歸結到「目標是主席。」往下就萬事大吉了,再也不用分青紅皂白了;事態的惡劣在於,對個人崇拜的發展已到「對人,不對事」的高度。只要對毛的個人崇拜有絲毫不利,你的意見即便是對國家,對人民,甚至對共產黨有百利而無一害,那也是錯誤的,甚或是罪惡的;更有甚者定你為『十惡不赦」。這不是抽象的思辯,而是發表了正確意見的彭德懷的具體遭遇。至此,「對人不對事」就在全國蔚然成風;風吹樹,風滿樓,風起雲湧;直至舉國上下蠻不講理,只認定:「誰反對某個人,就砸爛他的狗頭!」

 

2政治上,階級鬥爭的惡性膨脹

        中國經過鎮反,土改對國民黨留下的黨政軍警人員的血腥鎮壓和對地主富農的圖財害命;經過三反五反,對農業手工業和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巧取豪奪,使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喪失了經濟手段和獨立人格,只有服服貼貼,別無出路。再加上接受史達林的「社會主義越勝利,階級鬥爭越尖銳」的教訓,黨的八大決議宣佈:現在「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頁341)就是說,不再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毛澤東對此耿耿,頗為不滿。「八大」剛散會兩三天,「國慶日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說:八大《決議》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說:『喲,《決議》已通過公佈了,怎麼辦?』當時毛主席只是提了一下,沒有說要改變或者採取什麼措施,所以中央將八大《決議》等檔照常發出了,事實上也沒辦法改了,來不及了,而且剛剛通過就改也不合適。」(《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訪談錄》(http://book.sina.com.cn)

 但是,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甚至直到五一節前夕,在天安門城樓邀集黨外人士座談,邀請他們幫助整風。他還執意騙人地宣稱:過去做的是階級鬥爭,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都是如此,是人與人開戰,人打人,花了幾十年的精力……從共產黨成立起,已有36年,精力都軋在這上面。現在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科學。不懂怎麼辦,要老老實實學。可能要同過去學習階級鬥爭一樣,需要花幾十年的時間。

反右派鬥爭,是毛澤東對主要矛盾認識發生逆向轉變的重要關節點。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毛澤東在1957年7月提出,「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2-425。)

1957年10月,在反右鬥爭取得勝利的形勢下,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2-425)從根本上改變了「八大」的方針。

1958年3 月成都會議上,毛說:「當前我國社會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一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餘及右派分子;二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和農村富裕中農。」這種說法,即便相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也是胡說八道。就以我這個教書匠來說吧,難道我的剝削行為就是在課堂教學時吞吸了國家的粉筆灰嗎?

在毛澤東看來,既然「當前我國社會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他們的反動思想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雖然經過1957年反右派鬥爭,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受到清算,但他們並沒有從歷史舞台上消失:通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時刻在製造輿論,準備復辟;他們必然要在黨內尋找其代理人。基於這樣的認識,從大躍進運動一發動,毛澤東就把對階級鬥爭的注意力逐漸移向黨內。在運動中開展的「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鬥爭,把社會上的種種對黨不滿同黨內不同意見聯繫起來(當時在幾十個省的省級幹部中,揪出了「反黨集團」和「右派集團」)(頁368)

  廬山會議的嚴重政治後果,首先表現為「階級鬥爭」理論的升級。毛澤東發動了對彭、黃、張、周等的批判,並對這場錯誤的批判進行了理論概括:「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20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頁366)

 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進一步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年年講、月月講。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在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驗時,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他還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1957年之後,把對敵的鬥爭,用於「朋友」,用於人民內部,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從根本指導思想上說均以「階級鬥爭為綱」。廬山會議以後,鬥爭的範圍逐漸以黨內為主,指向「戰友」。「四清運動」中提「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而且踢開黨委搞紮根串聯;「四清運動」尚未結束,文化大革命便馬頭接著馬尾,脫韁狂奔而來。

3道德上,黨性獸性化的惡性發作

    毛澤東言而無信,自食其言,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累累重重,比比皆是。就以他號召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來說,是他信誓旦旦,一再強調「言者無罪」,經過千呼萬喚,「黨外朋友」才出來的。可他一翻臉,上百萬人就成了向黨倡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他卻厚顏無恥地強詞奪理,說:「資產階級右派」「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8)先不說他說的「行者」,也只是男盜女娼式的欲加之罪的說詞;權且「硬著頭皮」接著往下讀:「另有一種右派,有言論,無行動。……」(同上)我要責問後來發表過名詩句「不許放屁」的毛大詩人:怎麼「無行動」,不是「行者」,「言者無罪」按說該對他們完全適用,他們也成「另有一種右派」了呢?這不是自打嘴巴嗎?同時也證實,我剛剛說的你「厚顏無恥地強詞奪理」,是實實在在的情況。在反右傾中,這種厚顏無恥,一如既往,甚至變本加厲。跟隨劉少奇參加過廬山會議的王光美回憶說:「後來會議上就開始批判彭老總了,說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小集團。因為黃克誠同志(當時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張聞天同志(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周小舟同志(當時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支援彭總的意見,所以他們也在被批判之列,說他們是反黨集團的成員。張聞天等同志曾來找少奇同志,說:這些情況我們上山后都給毛主席談過,毛主席還稱讚我們談的好,現在怎麼又批我們呢?少奇不知說什麼好,只說:『你們好好聽一聽大家的意見吧!』事實情況是,許多發言並不是討論他們發表的意見,而是算起歷史舊賬來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訪談錄》http://book﹒sina﹒com﹒cn可見,以「修養」而聞名於世的「少奇」,也是個沒有正義感的偽君子。但主要地講,從這裡你就看出了毛澤東是在搞什麼卑鄙齷齪的鬼名堂!他就是如此地對人對事施展跪計,坑蒙拐騙,陰狠毒辣,無所不用其極。他根本不把人之所以為人的起碼的道德準則放在眼裡!。「林彪,陳伯達,柯慶施,康生這類「風馬牛(看 『風』駛舵,拍 『馬』屁,吹 『牛』皮)幹部」(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37)小人得勢,飛揚跋扈,覆蓋全黨,使毛澤東思想無往不勝。

他們把反右派的手法,變本加厲地用在反右傾上,是非顛倒,人妖顛倒,憑空捏造,落井下石,這便是對會議的寫照。這不禁使參加會議的《實錄》的作者,喟然浩歎:「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頁319)

 我對這一句話作如下解讀:

「怎麼竟 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不出來講半句公道話,是由於不敢。為什麼不「敢」?是由於上層領導不講公道話,也不讓下面講。為什麼「我們黨最高領導層」也不敢?這就要歸咎於「我們黨最高領導層」之上的那個最最高領導了。這樣的領袖,這樣的黨,大家都昧著良心,不講公道話的嚴重的後果,就造成全國在反右派後出現的道德沉淪,世風日下,見死不救,落井下石的黨風,民風,雪上加霜,每況愈下。可是,會場上的實況,並非都如林彪,康生等的血口噴人,張牙舞爪地落井下石,而是還有另一種,是出於「關心」的落井下石:

    為了促動彭作檢討,主席讓聶榮臻、葉劍英去進行勸說。7月30日上午,兩位元帥來到彭的住處,在彭德懷後來寫的筆記中,記下了這件事和他自己當時沉痛的心情:「他們來勸我著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評不完全合乎事實(為什麼對不合事實的批評不能進行反批評,而使它首先起碼要合乎事實呢?――紫丹注,下同),只要於黨於人民總的方面有利(為什麼不合事實就會對黨和人民總的方面有利呢?如果為了維護這樣一個黨和人民的利益,就需要歪曲事實,或讓彭元帥把不是事實的東西硬要承認是事實,那麼,這個黨和人民又是什麼玩藝兒呢?),就不要管那些細節(恐怕這要算是鄧小平實用主義的「宜粗不宜細」的先聲!真是居心叵測。)他們說,你不是常講一個共產黨員要能任勞任怨難嗎?今天當著自己作檢討時,就要表現任勞任怨的精神。大約談有兩個多小時,最後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我非常感謝他們對我的幫助,決心從嚴檢查自己,但他們走後,我內心還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勞任怨的問題,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於人民和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結果,不會停止『左』傾,而會加深 『左』傾危險,比例失調會更加嚴重,以致影響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願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是我的罪惡。」

 8月3日在小組會上,聶榮臻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況:「我們都提到他的桀傲不馴,劍英同志說,毛澤東同志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時,都激動得掉淚了。」(頁205—206)「說時」,葉元帥「掉淚了」,自然這不會是「惡鬼的眼淚」;但不知,在文革中當「毛澤東同志健在時」,把彭元帥迫害得悲慘致死時,葉元帥是否也「掉淚了」?

可別大意了這位元帥,僅僅是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毛就不止一次表揚他:「那時靠劍英,不要忘記(劍英大功勞)這一條。否則,中央當俘虜。」(頁256)

關於「劍英大功勞」,司馬璐是這樣寫的:「9月9日,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說是截獲一則電報是張國燾給徐向前和陳昌浩的,電文中說:『望勸毛、周……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刻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決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這份電報的真實性,我當面問過張國燾,他說絕無其事,徐向前晚年答復廖蓋隆也說,他絕未見過這份電報。

「真實的歷史情況是,當時徐向前,陳昌浩率部進擊松潘以北,打開了北進的通路。毛派認為這是一個擺脫張派控制的最好機會,決定逃跑,要逃跑就得有個藉口,否則毛派要承擔分裂紅軍的責任,因此葉劍英編造了上述的故事。

「毛派逃跑前,毛澤東故意去看了陳昌浩,說了些張國燾的好話,葉劍英也對陳昌浩說:『我們同意南下,但在開拔前部隊需要收割糧食。』以此為藉口,使張派放鬆警惕。

9月10日黎明3時,毛派以收割糧食為名逃跑了……。後來張國燾說:『毛澤東玩的是 『金蟬脫殼』之計……

「毛派逃跑時,彭德懷臨危受命,擔任陝甘支隊司令員。毛澤東曾有詩贊彭:『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中共歷史的見證》頁509-510)

如果說在這裡我們看到毛澤東玩陰謀詭計是一貫的,那麼,時隔24年,這位一貫昧心以邀功的元帥,在這次掉眼淚中,「劍英大功勞」立得又是何其屙膿尿血啊!

你既然當了共產黨人,又想向上爬,幹這類屙膿尿血的勾當以立功,就成為中共黨員黨性的體現和晉升的必由之路了。

再看陶鑄是怎樣勸黃克誠去揭發彭德懷的。

陶鑄8月5日寫給黃克誠的信,勸說他站出來揭發批鬥彭德懷。信中寫道:「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斷然站出來與之劃清界線,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於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接著,《實錄》作者李銳先生評說道:「這種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于婦女貞節般的政治操守,當時確是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心態!為保衛毛澤東主席、黨中央,什麼事不能做呢?」(頁300)可惜這位「舊社會」的「女人」,「『貞節』之婦」――陶鑄小姐(當然非一人也,乃比比皆是也),「嫁了」一位「移情別戀」的負心漢,毛郎君。她雖然「講求操守」,可她的命運仍「是很可悲的」。在文革中,作為中共的第四號人物的陶鑄,和作為被「落井下石」的「錯誤已明若觀火」的「德懷同志」,卻是殊途同歸於被殘酷迫害而死。我勸讀者:暫且別說「活該」。因為說「活該」只是譴責了受害者同時也是迫害者的一面,說他罪有應得,就放跑了罪魁禍首的罪大惡極。罪魁禍首就可以逃之夭夭了;是別人「罪有應得」嘛,關我屁事!

陶鑄(實際是黨文化)把「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的包辦婚姻,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一而終」的一套封建倫理也拿來了。足見他們欺世盜名,喊破天的「共產主義道德」:毛澤東在會上說什麼「社會主義同志式友愛」(頁331);葉劍英的擠眼淚;統統是什麼貨色,什麼鬼名堂了,也無怪乎文革後出現信仰危機,現在無論共產黨內外,還是上下,都乾脆把它棄之如敝屣了。還有誰會信這套鬼話連篇?

劉賓雁把共產黨總的特點歸結為虛偽,殘酷,無恥三點。從道德層面,我把它歸結為偽善和真惡兩點。偽善集中表現為謊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共產主義精神;真惡集中表現為實際行動是「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頁235)。這是一個事物的兩面,即道德的兩面。因為道德就是要解決利己與利人的關係的。我還記得幼年上私塾時老先生的教導:「我不知:孰為君子?但見與人相處肯於吃虧者便是;我不知:孰為小人?但見與人相處總要沾光者便是。」

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推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道德信條時說:「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對立集團不適用。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己所不欲,要施於人,互相消滅,軍閥混戰一場,有什麼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資本集團與那一資本集團之間,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這一公司與那一公司之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無不如此。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孫中山)是暫時的,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求生存,擴大,這是己之所欲,難道要資產階級也擴大?恰恰相反,……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頁235)這裡我要提醒泛藍諸君:「同國民黨兩次合作(第一次是同孫中山)」,就打著「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的主意;現在你們熱衷於搞所謂 的「第三次國共合作」,是否要幫著共產黨消滅你們「國民黨反動殘餘」呢?或者是,你們得到了說話算話的保證:「保證你們偏安臺灣,永遠『殘餘』下去」呢?這對本題是題外話,但對「泛藍」卻不是多餘的話。

言歸正傳。這個問題就是毛澤東的基本道德觀,我們分作兩方面來說。他的道德主張的頭一方面是:「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而其道德主張的另一方面是:「對立集團不適用」,「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首先我要說明,這個「頭一方面」和毛澤東說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樣,是一貫騙人的假話,可劃入「偽善」的範圍。彭德懷直到受到處分後,仍是政治局委員,而且他的家庭出身又是貧農(就不提你毛澤東是富農了),與他這個「同一階級朋友之間」,應該是適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了吧!我們來試加論證。

要想公道,打個顛倒:假如你毛澤東是彭德懷,他是你毛主席。你向他提出合乎實際,並且是很中肯的批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如果他不但不承認你是正確的(當然,他後來出於佈置陷阱的禍心,才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反而席捲僂羅,對你大興問罪之師。這是你之所欲嗎?當然不是。但你現在做的,正是「適用」於對付敵人的原則:你所不欲,要施於他。大會對他的批判也都是昧良心之言,大的原則性的誣衊,已如前述。現舉一細微末節,如指責他:「你看風使舵」(頁249)。我不知道,在指責他的中央大員中能否找到一個比他更不「看風使舵」的人?哪怕僅僅是一個!自己一身白毛尾(讀音:YI),反說別人是妖精。即小見大:你們對朋友也來「己所不欲,要施於人」這一套,實屬偽善其外,真惡其內,喪盡天良,不識人倫的豬狗之所為。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對敵人就可以來這一套。這就涉及到這一問題的「另一方面」了。

這裡有一個正義標準,遊戲規則,公德和公法不容抹殺的問題。例如在抗美援朝(實際是援朝侵韓)的戰爭中,你不願敵人對你搞細菌戰,那麼,你之不欲,是否就應該「要施於人」呢?這是其一。其二,前蘇聯的檔案解密,已證明誣衊美國搞細菌戰是徹頭徹尾的無恥造謠。不僅此例,所有作為共產黨毛澤東起家,發家法寶的造謠,都是「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具體實踐。對內騙內,對外騙外,多少人受騙和繼續受騙啊!就算反右派與反右傾,如從道德層面說,還不都是一場騙局?

如果,按毛澤東的論證:「對立集團不適用。蔣介石與馮玉祥之間己所不欲,要施於人,互相消滅,軍閥混戰一場,有什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一資本集團與那一資本集團之間,也是你我要互相整垮,這一公司與那一公司之間,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無不如此。」那麼,這一原則將再也無任何存在的空間了。所謂「在同一階級朋友之間適用。」也成一句騙人的空話。而「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將要獨霸一切空間。例如,兩位兩隊賽球,甚至兩男爭愛一女也是這樣:你想贏不想輸,必然要對方不要贏要輸。問題是還有沒有遊戲規則?甚至在「兵不厭詐」的戰場,你也不能搞細菌戰,或施放毒氣彈以冒天下之大不韙吧!本來用毛如上舉例來論證孔子這個命題,已屬荒謬可笑,但對毛來說,事實早已如此,早已司空見慣;這裡只是再指出他荒謬的邏輯和他荒謬絕倫的行為的一致性而已。

1975年8月的一個晚上,毛在住所看香港電影《雲中落繡鞋》。電影故事是:某員外小姐,失足跌進後花園的枯井,井下又黑又潮,空氣稀薄,小姐生命危在旦夕。員外貼出佈告,誰能搭救,就將小姐許配為妻。兩個青年同時應徵,商量好合作,一個下井,另一個在上面接應;救上來後,由小姐選擇一個結婚。下井的青年把氣息奄奄的小姐放入筐內,井上的青年拉繩,把小姐救上來了。井上的青年當即用一塊大石頭將井口蓋上,抱著小姐去見員外,聲稱小姐是自己一個人救上來,於是得以和小姐成婚。誰知小姐上來時把一隻繡鞋落在井裡了,一日做夢,夢見天上落下她那只失落的繡鞋。以後果然是井下的那位青年死裡逃生,以拾到的繡鞋作為搭救小姐的證物使真相大白,和小姐完婚,而那個邪惡的青年則被趕走。陪毛主席看這部電影的有張玉鳳,孟錦雲,李師玲。毛看後問他們:你們說說看,兩個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幾個女青年異口同聲地說,那個陷害別人,欺騙小姐的井上青年太壞了。然而毛澤東的看法確是驚世駭俗的,他覺得井上那個青年更好些。「那個井下青年,對問題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早就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他太愚蠢了,還是井上的青年更聰明噢。」張玉鳳反對說,他太狡猾了,不老實。毛爭辯說:「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這是魯迅先生的見解,我很同意。」小孟說:「那他也不應該為了自己的利益去害別人呀!」毛堅持說:「就有一個小姐,他不去害,他能得到嗎?看來,他是太愛這個小姐了。這叫愛之心切,恨之心狠噢。相反相成。」――這是我從王若水書裡讀到的,這位哲學家曾與毛直接接觸過,並受到過毛的表揚和批評。他就此評論道:「那些虔誠學過《老三篇》和《毛主席語錄》的人讀到這裡,一定會感到震驚:毛澤東曾諄諄教導別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要做老實人;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原來是這樣!」(《新發現的毛澤東》,上卷,頁25-27)

對於毛澤東來說,「權」就是這位「小姐」,彭德懷就是那位「井下青年」,只是「井上青年」毛澤東太「勿毒不丈夫」了,他不是把石頭蓋在井口,而是「落井下石」!所以彭德懷再也沒有機會「死裡逃生」,以繡鞋為證了。當然劉少奇,林彪,陶鑄,賀龍……田家英,無一不是如此。如此之多的沉重的事實,確證了我的兩點論:毛澤東在道德上的「偽善」與「真惡」,兩點並存。

上面王若水提到《老三篇》:「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語,出自《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是為了紀念「死重於泰山」的張思德。可是,史料證明張思德是死於煉鴉片煙中。抗日期間,毛澤東和共產黨不搞抗日戰爭,卻對國民黨、實際是對中華民族進行亡國滅種的鴉片戰爭。他們必將以「民族的敗類,社會的蟊賊」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非但此也,且在廬山會上對彭的抗日義舉,累次大加撻伐。毛澤東竟如此振振有詞,寡廉鮮恥地用賣國主義統一全黨思想:「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頁223)這可是毛澤東不打自招,暴露了自己的賣國嘴臉。江澤民、胡錦濤繼承、捍衛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讓俄國多占地才愛國」,一傢伙把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眼眨也不眨地割給了俄國。當然這絲毫也無妨他們厚著臉皮大喊大叫「愛國主義」以行騙於國內外華人世界。賣國賊喊愛國,喊得自己血脈噴脹,這和貪污犯講廉政,講得聽眾掌聲雷鳴一樣,都是共產黨特有的政治景觀。

若就事論事,也就是就毛在婚姻愛情問題上貫徹落實「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原則,那麼,楊開慧這位「員外小姐」,就必須淪為恰似彭德懷式的「井下青年」的命運,而死於1930年;1928年的賀子珍小姐,1938年又淪為「井下青年」,雖得以「死裡逃生」,卻得了精神分裂症。至於江青,雖然她曾狐假虎威,權噪一時,但在夫妻關係上過的卻是「共產共夫」的生活。說到這裡,還得提起彭德懷對毛荒淫無度的反對。黃克誠這個舊社會嫁給毛澤東的「棄婦」,揭發彭德懷「對各地修房子不滿;反對唱《東方紅》歌;對喊毛主席萬歲不滿;調文工團,他罵蕭華和羅瑞卿同志,說是『選妃子』,實際是罵毛澤東同志。」(頁342)這就說明,根據黨性原則,為了捍衛「毛澤東同志」「選妃子」的戰略需要,就必須對彭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置之死地而後快。

具有良知的老共產黨員學者李慎之先生的「結論是:古今中外幾千年,除了最無恥、最殘忍、最不講信譽的特大暴君,誰能夠這樣幹?

「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著 『其樂無窮』地 『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毫無仁善之心,這只有從『土匪-軍閥-暴君』這個梯階爬上來的人才會這麼幹!這種人,不管對國家對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們也決不會下 『罪己詔』。

「慎之兄問我:你聽說過毛主席下過 『罪己詔 』麼?「我冥想了好一會,只得搖搖頭。

 「『是的,他從來也沒有認真地檢討過自己。』慎之兄說。」接著,他用馬克思的話來解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令人極其痛心的現象。馬克思的這幾句話是:『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係只能靠獸性來維持』。"(戴 煌:《以李慎之為榜樣,無鞭奮蹄至瞑赴!》)實在地說,黨性本來就是獸性,其所以說它「惡性發作」,是因為發展至今已經獸性「化」了。毛澤東給出定義:「化者,徹頭徹尾,徹裡徹外之謂也。」

總之:一個思想上,個人崇拜的惡性發展;一個政治上,階級鬥爭的惡性膨脹;一個道德上,黨性獸性化的惡性發作。只要具備了這三條,別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即便是發動一場世界大戰,也會在全黨、全軍裹挾下,全國人民聞風而動,高呼:萬歲,萬萬歲!高唱:「世界革命就是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呼號著「為了世界領袖毛主席,沖啊!」前仆後繼,勇當炮灰;爭先恐後,去「重於泰山」!

中共官方修史,謂「反右派」與「反右傾」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有少數右派分子發動向黨、向社會主義制度倡狂進攻,所以「反擊右派進攻」是有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後者,是彭德懷等同志指出大躍進中發生的問題,意見是正確的,所以反右傾是錯誤的。此中荒謬不經之處,不值一駁。我要著重指出的是,二者的本質不同在於:前者是以民主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反對一黨專政(共產極權主義);後者是以極權民主主義反對一人專權。「極權民主主義」是個什麼概念呢?表面價值是,領袖集體領導,實行黨內分贓。實質是:在中共的詞典上叫做「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猶如法西斯指導下的民主,說白了就是:水指導下的火。它的運行機制如下:「意見完全相同的時候,我完全服從你;意見不相同的時候,你完全服從我,並且接受我的興師伐異」。我們見到的,自殺或被殺者,臨死前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和蘇共布哈林死前喊:「史達林萬歲!」這就是極權民主主義者的典型示範。因為。「極權民主主義」導致「一人專權」是必然的邏輯。你承認「一」,就要接受「二」。這對目前的改良主義者有示警的意義。

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還存在一個共識,這就是,反右派和反右傾之後,黨內黨外都不敢講話了。這個話對是對,但不夠徹底,因為它忽略了一個現存的邏輯:不說話就是消極抵抗。說明你並沒有不講話的自由。所以人們,特別是共產黨員,更特別是幹部,更更特別的是左派幹部,都得變成毛澤東肚裡的蛔蟲,摸清他想說什麼,就更加「甚焉」地投其所好!文革的思想,戴帽子的邏輯,批判的話語,鬥人的手法,再加上上述的「三條」;文革不來才怪哩!

毛澤東說:「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375。)反右前,為本文的「文前時期」,我不去說它。從反右開始到大躍進,毛澤東經歷了「搗亂,失敗」的過程;從大躍進到反右傾,毛澤東又經歷了「再搗亂,再失敗」的過程;…… 直至文革,人民在「四五」運動中喊出「打倒當代的秦始皇!」毛澤東身敗名裂,人雖死,卻死不瞑目……這就是毛澤東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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